奸與蠢的背後

肥佬黎的壹傳媒把唐英年和梁振英比作豬狼,暗中挺唐,看出肥佬黎憎恨共產黨的商家佬本性。老實說,把唐梁比作豬狼是侮辱了動物界,違反動物倫理,概豬一點不愚蠢,只是活在人類的滛威下,無奈任人宰割吧了。人類不懂感恩,卻把真正愚蠢的唐英年,與大智若愚的豬相提並論,成何體統。至於還多少能自由自在於大自然生活的狼,與人無由,卻偏偏要跟很多人認為城府極深,即所謂奸的梁振英比較,奈何奈何。

為何不乾脆直稱一個蠢一個奸?難道人類虐殺食用動物還不夠,死後還要來個扣帽子,把無辜的動物牽扯進人類的不堪。

言歸正傳,不理兩人的性格資質,富二代唐英年代表香港傳統華資大戶及權貴,可能傳統殖民地官僚也是他的支持者。梁振英背後是傳統左派,即所謂「土共」以及一些被壓制的商人、專業人士及失意官僚等。粗略說,唐梁代表了本地官商權貴和中共傳統力量兩大陣營。然而,在中共以華資大戶、公務員以及「愛國愛港」(即傳統左派)力量三結合的治港班底,奉行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維護商界利益的治港政策下,兩個陣管有多大區別呢?

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蘋論以「梁振英是『董建華二世』?」為題,配合報紙頭版的大標題「董建華皇朝復辟」。其希望讀者聯想因為民望極低,治港能力備受質疑未能完成兩屆任期的董建華,勾起港人對梁的戒備,甚至反感,顯而易見。

董建華初任行政長官,的確有鴻圖大計,希望解決香港一些結構性問題,例如不希望經濟只依靠地產金融,因而提甚麼港甚麼港的構思。他亦希望解決住屋問題,推出每年建屋八萬五計劃,政策極具爭議性,也缺乏全面諮詢和深思熟慮,只憑「長官意志」而硬闖。現在回過頭來看,他確實曾經有心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甚至不惜觸動大地產商的利益。而傳聞八萬五計劃是梁振英出謀獻策。一向鼓吹「小政府,市場大哂」的肥佬黎,董梁的大政府主義自然不是他的一杯茶。所以情願暗挺那個扶不起的阿斗唐英年。

不過,有學者在面書上留言說︰

「好似蘋論這種『倒董腔』,放在今時今日,究竟會幫助地產霸權,還是會打擊地產霸權?你我都搞不清楚。這種只認出『敵人』,卻分不出左右的就是『民粹』。民粹當年勝利了,收割的卻只有蓋在「新自由主義」面紗下的地產霸權。這是以為可以由民粹帶來民主的人的教訓。」

又說︰

「梁董聯繫以至絕大部份地產商的缺場,只說明了當年倒董的最大推手是地產商,而不是上街的民眾。上街的人間接有助回復地產霸權的主導地位,經曾唐而夢想延綿萬世。這是歷史的吊詭,不能不反思而繼續沉醉於民粹浪漫。至於梁營是否反地產霸權的真正盟友,倒是另一個問題 …….」

學者的留言驚醒灰記,讓灰記重新思索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高呼董建華落台是否進步的社會運動,還是民粹的浪漫。不過想來想去,覺得倒董或有負資產人士和不同大地產商的認同和支持,卻不等於董建華是反地產霸權的最早推動者。當年不同大地產商對董建華的不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滿他偏心單一大地產霸權,即李嘉誠家族的地產霸權,包括平賣土地給長實,包括數碼港明益李澤楷等。而面書亦有人提醒學者「翻睇西九的討論(當年董堅持單一招標),地產商的確係背後做咗好多野。」證明老董成為富二代,始終也要照顧地產霸權利益。

曾蔭權上台是否比董建華更照顧地產商利益,也許是吧,但是否有本質上的分別?曾蔭權最大的失誤是無心解決住屋問題,但住屋問題的確是香港最最深層次矛盾,要解決的確要觸動大地產商,以至眾多業主的利益。唐英年固然不能寄予希望,梁振英的親基層姿態亦有可能是永不兌現的期票。

不過,貧富懸殊下飽受通脹之苦的中下層人士,對能言善辯(特別對著一個阿斗),很早便願意接觸基層的梁振英較有好感亦很自然不過。問題這是在中共強力操控的特首小圈子出現的選奸還是選蠢的塘邊鶴遊戲。

灰記在想,今天大家無奈地議論著誰做特首沒有那麼災難性的時候,會否重拾反廿三倒董的鬥志,因為八年來香港的言論空間不斷收窄、公民權利不斷受打壓。這是大陸的政治高壓大氣候的「邏輯」伸延,不管誰當特首。
 

種票與選舉操控

區議會懷疑種票事件,政府為何要冷處理?

無論董建華或曾蔭權的管治,沒有帶來絲毫進步,卻把香港由英國移植過來,其實十分脆弱的法治、公平等觀念逐步蠶食。星島報業銷量「督數」案,董建華政府說,因為前星島集團胡仙僱用大批員工,對她提出檢控會令很多人失業,所以不提起訴,是視法治如無物。同時也側面反映這個政府偏幫財團的邏輯思維,即是大財團老闆可以視法律如無物,生意做得越大,越壟斷市場,便可以為所欲為,因為如觸犯法例,因僱用大量員工而不愁被起訴。當然,如李嘉誠等的特大財閥,法例也會偏幫他們,原本製訂的反壟斷法,經過改頭換面(當然要建制派議員的大力配合),變成動不了壟斷財團一根頭毛的《競爭法》。這些大財閥可以繼續擠壓中小商戶的生存空間。

好了,小市民質疑政府行政霸道和行政疏忽而千辛萬苦提出司法覆核,是一套嚴謹法律程序,卻被曾蔭權政府及保皇黨說成濫用司法程序。例如港珠澳大橋環評司法覆核、外傭司法覆核。幾年前,反對政府賤賣公共資產、反對領匯上市而提出司法覆核的慮少蘭,亦被政府及傳媒妖魔化。總之,行政霸道及財團壟斷是當今的遊戲規則,香港和大陸均如是。

種票事件政府冷處理其實跟這種霸權壟斷思維有直接關係。在政治上對中共唯唯是諾的特區政府,一方面配合北京不斷阻撓香港的普選進程,而當北京秘密與民主黨談判搞出了一個「改良」區議會方案,區議會選舉的意義變得非同凡響,中共透過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操控區議會議席遂成了一項重要政治操作。於是曾蔭權不惜食言,繼續維持委任議席,最遲去到2020年。更重要的是要奪取大部分區議會直選議席,有助奪取更多超級區議會(立法會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議席。因為參選人必須為民選區議員及由十五名民選區議員提名,才由市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

灰記更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共認為種票效果良好,下次政改,中共會著特區政府建議擴大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代替傳統功能組別議席,既可美其名逐步邁向普選,又可維持建制議員為大多數的為香港官商權貴護航的議會。因為民主黨與等「溫和」泛民已經落水,他們聲大大的說區議會功能組別有普選成份,量變可達至質變,很難拒絕這建議。到時如果超級區議會議席由現在的五席加至十席,甚至二十席,區議會自然成為兵家必爭的之地。而現在區議會的形勢是建制及穩形建制約佔四分三議席,泛民約佔四分一議席。從中共必須操控選舉結果的思維,希望建制派進一步壟斷議席很自然不過。

雖然特區政府已經相當配合,建制派提出的一些地區改善,會盡快回應,建制派亦有無限資源提供小恩小惠給居民,而在幾千人的細小選區,這些所謂地區工作有一定效用。但畢竟這不是如大陸的地方人大代表選舉、或村代選舉,官方可公然威迫利誘,甚至阻撓獨立人士參選,讓官方屬意的候選人當選(即使如此,仍有個別獨立候選人當選)。區議會以往一向都是公平公開的選舉,建制派佔優但不是包贏。

在保險系數要高的「指導思想」下,利用單程證輸入親建制人士,利用種種旁門左道方式,企圖操控,至少影響選舉結果便不在話下。幾年前爆出民建聯聯同中聯辦提出為居權人士取得居港權,條件是居權家長們要遊說若干人在選舉中投票給民建聯,便足見中共為操控選舉而挖空心思。因此,利用種種方法種票,利用種種方法送人去投票(有人拍攝到建制派的競選助理公然對被送來的婆婆指示一定要投給她的老闆)便不難想像。

因此,特區政府不願嚴肅處理種票問題,曾蔭權說每次選舉之後總有落選的人不舒服,要投訴,見怪不怪,為的就是在掩飾中共、特區政府、建制派聯手操控選舉的操作。

現在民協正式提出投訴,一些泛民區選以些微票數落敗者亦正考慮投訴。只是市民似乎反應不大。看來政府會採取得過且過,拖得就拖的手段,希望種票事件逐漸被淡忘。只是明年立法會選舉很快有到來,泛民為了自身的利益,會繼續追究,因為種票事件一日陰魂不散,對泛民的選舉操作有利。無論如何,作為市民,眼見香港的法治與公平不斷萎縮,如果對事關自己權利的選舉公正公平也愛理不理,還有何指望?

賽德克,八十年前震憾的影像

又是說影像,說的是電影影像,超過八十年前的影像。

電影以台灣阿凡達作宣傳,減少灰記觀看的欲望,幸而好友堅持要看,才不至錯過這套有關台灣一段重要歷史,以及灰記甚感趣趣的台灣原住民的可觀電影。灰記要不厭其煩再說一次,台灣的民主化雖然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在促進言論自由、文化多元、歷史反思方面做得比香港和大陸好。而香港官方的壓制言論(如「惡搞」/二次創作形事化及港台撤換敢言主持吳志林森等),以及去歷史(拒絕制訂檔案法及對碩果僅存的歷史建築的故意保護不力)正有加劇趨勢。灰記作為生活於此地的人,實在感到痛心和憤怒。

說回電影,這部轟動台灣,拍攝過程極艱苦,顯示台灣人身分認同與驕傲的《賽德克巴萊(上)太陽旗》,以十九世紀末日本佔領台灣,原住民反抗被壓迫被「馴化」,最終導至一九三零年的原住民殺害日本人的霧社事件為題材。除了開頭青年莫那魯道(後來霧社事件的發起人)打獵和與其他部落的爭鬥片段給人荷李活《阿凡達》的娛樂獵奇感覺外,整套電影都有很多令人思考的地方。而生長於殖民社會的灰記,最感興趣自然是受侵略、受外來文化支配下的生存狀態。而電影最可貴之處是呈現這些部族的抗爭精神之同時,並沒有迴避這些原始部族獵頭傳統和部落主義。而獵頭傳統和部落主義並沒有妨礙電影呈現賽德克族人的血肉,令人反思所謂「文明」與「野蠻」的問題。

在清朝統治台灣時,賽德克原住民的居地並不屬清朝統轄範園,他們與清國劃定界線稱之為隘勇線,也就是國界之意。他們可以在自己的領土自由自在地過狩獵生活,與漢人的接觸就是在邊界相互貿易,這些在電影開首時亦有所舖陳。甲午戰爭失利,清朝被迫同日本簽署《馬關條約》,放棄對台灣統治。日本亦順理成章成為台灣的統治者。雖然清政府放棄台灣,當地的漢人仍不甘被日本人統治而作出抵抗,被軍力遠為龐大的日本人鎮壓下去。

日本人不同滿清政府,希望「開發」山區,決定深入山區,賽德克族馬赫坡部落(首領為莫那魯道)以及其他部落抵抗不果,從此置於日本統治下,告別狩獵生活,成為伐木工人。電影的下半部就是圍繞在被統治,被外來文化支配,甚至同化下,賽德克族人在成為低等日本人還是保持自己的民族驕傲之間拉扯。他們最終如年邁的莫那魯道所言︰「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 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發動對日本人的獵殺,兒童婦女也不放過,即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霧社事件。而他們深知此舉必惹來日本統治者的大報復,但情願肉身被消滅,靈魂得自由。

電影中,亦是歷史中有兩個改了日本名字,當了日本警察的賽德克人,一個叫花岡一郎,一個叫二郎。他們曾有一段關於身份認同危機的對話,大意就是感嘆自己賽克德人也不是,因為族人把他們看成日本人,日本人也不是,因為日本人還是把他們看成「生蕃」,只不過是受了「教化」的「生蕃」。當其中一人為兩面不是人而傷感時,另一人說,也許二十年後,到了他們孩子長成後,便不會有此煩惱。真是種族清洗的殘酷註腳。

其後,莫那魯道一再質問其中一人,如果你死後,想被送進日本神社還是回到自己部族的神靈,還對他說,你師範大學畢業,比任何一個日本人警察學歷都高,可是你的職位和薪水呢,是最低的。如灰記般曾經在殖民地生活過的人,相信對莫那魯道的說話會有很深的體會,英國人的傲慢,日本人的傲慢,英國人的殖民主義,日本人的殖民主義,對被殖民的人來說,那種屈辱沒有兩樣。不同的是,台灣原住民的「主體性」今天終於被台灣社會認同,起碼在電影裏。而香港人在述說跟英國殖民主義的拉扯時,仍只能在中國最終主權這個框架下進行。而目前為止,亦沒有電影以香港人作為主體,認真地講述他們如何從這百多年的殖民歷史走過來。

灰記很期待看《賽德克巴萊(下)彩虹橋》,看看這部由台灣原住民作主體的電影的結局。原住民的語言,原住民的思想感情能在大銀幕展現,原住民尋根,提出身份認同問題不再是禁忌,是台灣社會進步的證明。灰記當然不會美化現在台灣原住民的處境,賽德克族在霧社事件後幾乎被滅族,被迫遷離原居地。而其他部族的原住民在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如今是國民黨政權)重新統治台灣後,亦難逃逐步被同化的命運。

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台灣原住民因為是被同化的一方,一向有自卑感,很多時不願意透露自己的真正身份,《賽德克巴萊》電影上映,令原住民重拾自信,有人甚至穿上民族服裝往看此片,很多人開始對自己部落歷史產生興趣。這是很令人欣喜的現象。

不知怎地,灰記又想起四川藏地那位自焚的阿尼班丹曲措。不知何時能有西藏人在藏地公開以自己的語言,訴說自己的歷史,包括對中共統治抗爭的歷史。

四十年後,震憾影像重現

面書上有人轉載西藏女作家唯色在twitter上載的影片,影片是由中國偷運出境。唯色留言說︰「11月3日自焚的阿尼班丹曲措是第十二位自焚的境內藏人。已傳出她自焚的視頻︰她全身裹著火焰邊走邊呼喊達賴喇嘛,在街上人們尖叫聲中倒在地上,一位藏女子向火焰中的阿尼拋撒哈達…成千上萬的藏人圍聚在康道孚靈雀寺,向自焚的阿尼敬獻哈達。

然後唯色再在twitter說︰「看這個視頻時,一直在哭。 。 。向你,阿尼班丹曲措深深地頂禮!」這是一段讓人心靈震撼的視頻,看的人情緒不可能不受牽動。一個被火焰包裹著的活生生的人!

是的,是一個被火焰包裹著的活生生的人。灰記四十年前在報紙上,以至電視上都看過這些令人震憾,甚至不安的畫面。他們是越南的僧侶,以這種自我犧牲的慘烈形式,表達反戰的訊息,表達捍衛宗教自由。灰記現在還記得那些盤坐地上被火焰包裹的活生生的人︰他們由向自己身上灌油點火,至被燒成黑色的整個過程,只是短短幾分鐘的事情(可能經過剪接),看過以後很難忘懷。

侵略越南的美國,在本國人民反戰浪潮以及深陷越戰困局下,早已在七五年撤軍,北越和越共席捲全國,宣布解放越南。越戰亦是當代美帝國最大恥辱之一。 當年那些自焚和反越戰的越南僧侶,一方面,被親美的南越政府以至美軍視認北越和越共的同路人,另一方面卻被北越和越共視為美國和越南的「間諜」。

四十年後,越南人和美國人「化敵為友」,越南政府的黨內民主和政治改革比中國搞得有聲有色,對宗教的壓制看來亦已逐步放鬆。當年很多被放逐的僧侶均可以回國,例如一行禪師和真空法師,他們還可以在越南公開演講。越南的僧侶再不需要為了人民和國家的苦難而自焚。

想不到四十年後,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四川境內,藏人佛教僧侶/僧尼為了民族和宗教自由而自焚,那種同樣震撼,以至令人不安的畫面再度出現。在同一個片段,數以千計藏人點起燭光,手執哈達,為自焚者祝福,然後是中國武警進駐抓人。顯示自焚激起藏人的義憤,團結藏人的同時,也進一步觸怒中國政府,加強鎮壓。

可能最令中國政府不解的是,這些自焚者呼喊著他們從未謀面,被中共視為禁忌的達賴喇嘛。這位於五十二年前被迫離開故土的原西藏宗教領袖及統治者,其影響力並未因為中國長期統治西藏及四川藏區而消減。西藏年青人亦沒有因為接受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而把達賴喇嘛視為農奴社會的專制獨裁者,把他看成惡魔。他仍是大部分西藏人心中的尊者。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的僧侶以至平民,比越南的僧侶更早被放逐。他們跟越南人不同,不是被自己的政府放逐,而是被一個外來政權放逐。幾十年過去,矛盾的雙方仍沒有和解跡象,主要原因是中國已經憑武力控制藏人地區,西藏人再不能主宰自己命運,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二等公民。

從零八年西藏「騷亂」到這兩年的僧侶自焚事件,中國政府每次處理的手法是派駐軍警鎮壓,加強「思想教育」。換言之,是進一步禁錮西藏人。這種禁錮必須要運用龐大的武力維持,但相對六百萬西藏人,擁有龐大軍警系統的中國政府要如此做並不困難。這也是中共繼續採取強硬路線,不與西藏流亡政府談判的重要原因。

看來這些令人震憾和不安的影像會繼續出現,繼續激發西藏人的悲憤和團結。但在漢人世界,以至國際社會能起多些作用,則極不好說。會有多少漢人看到這些影像後,反省藏、漢關係,反省中國政府在藏地推行的新殖民主義?灰記只能寄望年輕一代能抱更開放心靈看事物,反對中共的新殖民主義,或曰種族清洗/滅絕政策。

 

與老友記同行

長者老友記,所謂七老八十,周身病痛。為何一大群老友記要拖著疲弱的身軀,或是坐著輪椅,走到街上,高聲呼喊「等唔切」?

這已經不是認識問題,而是立場問題。「老有所養」依然是各家自掃門前雪嗎?沒有子女又如何?子女沒能力供養又如何?被子女遺棄又如何?當這個社會越來越不讓家庭小工商業、個體小企業生存,只管把每個人變成大機器的小螺絲時,怎能期望家人互相扶持,個人自救?

對於無數拾紙皮,靠一個月千元生果金及些微儲蓄過活的長者,這個冷血政府可以視而不見。一定要長者山窮水盡,透過嚴苛的資格審查才施捨她或他每月二千多元生活費。有子女的,不管子女有否能力供養,關係是否和諧,都要子女簽署不供養證明才施捨,是對長者的侮辱再侮辱。這便是這個刻薄社會對待窮人的態度,年青時剝削他們的勞動力,年老時剝削他們尊嚴。

由眾多民間組織及各大泛民政黨參與組成的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社會基礎不可說不廣泛。換言之,大部分市民均同意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以代替剝削尊嚴的綜援、供金保險融業狎玩的強積金。至於政府說的個人儲蓄,並不包括貧窮人口,因為如果能有餘錢儲蓄,就不叫做基層市民,不叫窮人了。老實說,今時今日生活壓力之巨大,夾心階層要儲蓄也不容易。

一個非黨派組織的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為何獨缺建制政黨及組織?遮打花園集合地點,出現的建制頭面人物只得一個,就是很可能競逐明年「超級區議會」的陳婉嫻。她逗留不過五分鐘。究竟建制派的民建聯和工聯會的立場如何?工聯會怎說也是聲稱關心勞工及基層權益,為何不參與聯席?民建聯要緊貼香港政府,所以變得如曾蔭權一般見識,覺得全民退休金「不設實際」?難道他們動用龐大資源搞蛇齋餅糉時,看不到長者貧窮問題嚴重,並非這些為了換取選票的小恩小惠可解決?

在新的政府總部前,約三百位示威人士,當中包括老中青三代,再三發出呼籲,不同民間團體和泛民政黨代表均有發言。民間團體多屬基層組織,如女工協會、勞協、地區發展組織、家務助理協會、同根社(新來港婦女組織)等,她/他們的發言簡單直接,講出了低收入家庭的困境,沒能力儲蓄。婦女除照顧家庭及還要打散工幫補生計,但賺錢僅夠每月開銷,難奢談儲蓄及供強積金。而所謂基層透過教育往上流的神話,在當今殘酷激烈,需要大量額外金錢「培育子女成材」的教育戰場下,已被認為不切實際。

除了教育,社會上流的機會亦一去不返,因為香港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時期」並非可不斷複製的模式,而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偶然「機遇」,亦是透過廣大勞工的血汗才能製造成功的香港神話。而踏入廿一世紀,資本主義的神話亦接近幻滅,再造經濟繁華的「技倆」越來越貧乏,但經濟衰退的苦果永遠對平民百姓,貧窮人士打擊最大。這是為何香港要求社會保障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坐擁巨大財政盈餘和儲備的政府必須回應的巨大社會議題。

泛民政黨代表說會推動議會內對全民退保的討論,迫令曾蔭權政府作出回應,但以弱勢泛民之力,又如何可迫令曾蔭權回應。看來沒有一個全民社會運動,這個政府不會就範。一向支持灰權的灰記,只能以「樂觀」心態看全民退保運動,因為「大勢所趨」,越來越多人會明白「自力更生」的社會環境根本不存在,大家在權貴財團操控壟斷的經濟及社會秩序下,做足一世「工奴」也難「安享晚年」。唯有起來打破這種經濟及社會壟斷,奪回原屬於廣大市民的經濟及社會資源,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其中一大步。

 

可愛的「老人政治」

THINK PROGRESS

這幾天,網絡上其中一個熱點是一張相片,一位女性長者滿面泡沫,在旁兩名青壯男子左右扶持。這位84歲長者名Dorli Rainey,是美國西雅圖市民,她被警察噴射胡椒噴霧。為何她要被警察如此暴力對待,原來她到「佔領西雅圖」現場聲援,示威者準備離開時卻被警察施加暴力。

Dorli Rainey是位政治/ 社會活躍份子,曾參與美國民權、婦解運動。如今反對金融貪婪,以至反對資本主義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蔓延全國,亦吸引了這位退休人士。她十月曾去首都華盛頓參與了幾天集會,這次到堵路的現場看望她眾多朋友,示威者堵塞前往象徵美國霸權好戰的導彈基地公路,希望引起國人對美國窮兵黷武的反思。

她在接受網上傳媒訪問時反駁一些主流傳媒的抹黑,說參與「佔領」的並非吸毒者和流浪者,也沒有打算長期堵路,而在場警察亦知他們快要離開。被噴胡椒噴霧後,她在示威者協助下坐巴士離開。她說在巴士上獲得很多人問候,然後談起「佔領」運動,很多人親眼見到一個參與者的遭遇,反駁很多主流傳媒的負面報道,或填補主流傳媒對此運動的漠視。看了她的遭遇,香港的「溫和」人士也許要反省下支持香港警察強硬執法和堵路是暴力的論述。

她批評美國和納綷德國一樣,沒有真正的自由媒體,主流媒體一是講統治者要人民聽的說話,一是低俗娛樂化,不再關心真的政治及社會問題。灰記認為香港的情況也差不多。

然後Dorli說了一番令很多如灰記這類行將退休人士深思的話,她說自己很敬重的一位剛過世的修女,叫Jackie Hudson。修女多次參加過反戰活動而被監禁,她的座右銘是,無論你做甚麼,要從你的安逸中走前一步。Dorli說自己正在實踐「從安逸中走前一步」。「很多人為自己對世事的冷漠辯說,我已退休,我只管看電視和吃糖果。但一定要有人走出來告訴大家正在發生甚麼事,無論高盛如何欺騙你的錢財,市議會會有甚麼發展計劃。有些議員竟承認沒看過環評報告。」

Dorli身體力行看很多一般人都不理會,但影響大家的議會文件, 為的是要「告訴大家正在發生甚麼事」,絕對稱得上是可愛的政治老人。

其實無論美國和香港,不單是退休人士,很多市民都對世事冷漠,能像Dorli這類有獨立思考,而熱心投入政治及社會運動的人往往佔少數。不過,香港也有一些如Dorli一樣老而彌堅的人,其中一群是長年關注基層及長者權益的七老八十人士,組織了基層發展中心。她們當中有很多人認識的慮少蘭,慮少蘭曾因為反對政府賤賣公共資產,反對領匯上市,提出司法覆核而被主流傳媒肆意抹黑醜化。幾年過去,現在證明當時香港人的短視,為了貪圖些許利益(放售股票圖利),卻進一步容許政府引進大型壟斷機構,以股東之名,為謀厚利而妄顧基層居民及小商戶的生活以生計,瘋狂加租,引入大型連鎖店等。

幸而盧少蘭婆婆畢竟在內地也曾經歷嚴酷的政治運動,香港的小小抹黑行動怎會令她退縮。她仍然是基層及老人權益運動的「中堅份子」。十一月二十日為「國際長者日」,盧婆婆及眾多長者參與的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發起示威活動,於早上九時三十分遮打花園集合,遊行至政府總部,抗議曾蔭權不理民間強烈訴求,信口開河,在毫無理據下,拒絕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等收工的曾蔭權(他退休當然是無憂無慮),明明現在強積金、綜援金及自願儲蓄的所謂三大支柱,根本無助越來越多的貧窮長者,及行將退休的基層以至中產人士,卻如錄音機般重覆這越來越站不住腳的論調。為長者爭取人人每月三千元的退休金,其實是極其卑微的要求,根本談不上甚麼福利主義。只是這個短視自私的政府,以及眾多中毒太深的「自由市場」膜拜者,置眾多貧窮長者的苦困於不顧。

但盧少蘭等會竭而不捨地爭取,越來越多步入長者之齡的人會步入她們的行列,終會令這坐擁巨資只知搞大白象工程的政府「就範」。她們的老人政治,跟曾蔭權及幕後操控香港的李嘉誠等,只為私利的老人政治相比,可愛得多。

從動物倫理到政治論理

中大的新亞書院的圓形廣場坐了約三百個學生,大部分相信是內地學生,聆聽台灣學者錢永祥講動物解放和道德進步,另一位講者是大家都熟悉的梁文道。

在位於半山的青葱校園,在朗日斜陽映照的美麗黃昏,幾百人(以至透過網絡在內地收聽的群眾)細心聆聽及討論看似「不吃人間煙火」的人與動物關係的議題。但錢先生懇切的言詞,流露一位致力人類進步事業的學者,經過深刻反省的體會,教人動容。

由如何減少動物為了人類的過度享受而遭受的「不必要痛苦」,到對整個畜養及屠宰工業的「不人道」及過度宰殺的討論,氣氛熱烈。對灰記這類曾與貓和狗長期相處的人,動物的感情、智慧和感受喜悅痛苦的能力不容置疑。盡一切可能善待動物,就好像盡一切可能善待其他人一樣make sense。

除此之外,如錢先生在接受內地學者崔衛平訪問時所說︰「動物倫理學若是能提醒人類,對于"非我族類"如動物者的感受有所意識,便將是一件極大的教育成就:人類的道德敏感度將可望提升,對于"異類"的包容能力將可望擴大。不必諱言,今天我們對于其他人類的感受不是已經習于麻木了嗎?對于其他異己人類的包容不是早已經不耐煩了嗎?有鑒于此,動物倫理學這種道德教育的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在香港政治進程裹足不前,以及政治倫理及水平不見寸進,讓人不覺有點氣餒的今天,在遠離繁囂的校園一角,望著充滿期待的青春面孔,迎面涼風不禁讓灰記「懷舊」,思想感情回到青葱歲月。

事後再看錢永祥的另篇訪問,感慨良多。這篇訪問的題目,「動物解放」變成「台灣的政治轉型」,道德進步依然是關鍵點。作為曾經擁護中華民國,以能參加雙十國慶為榮的灰記,看到作為外省人的錢先生所談數十年來台灣的政治變遷,自然有一份「親切感」,感到「親切」倒不是因為灰記依然奉中華民國為道統,而是對曾經抽象地視為「國人」的台灣人一路走過來的足跡,一種不容易解說的「情感糾纒」。

說「情感糾纒」其實也不準確。灰記對那枝「青天白日滿地地紅」旗已沒有多少感覺,雖然仍然認為它比五星紅旗好看;對兩蔣更沒有特別的偏好。反而錢先生提及的《自由中國》、《文星》等雜誌,以至雷震、殷海光、李敖,倒是灰記早已熟悉的名字,也涉獵過他們的一些文章。那是中學時期,台灣留學回港的地理老師的「啟蒙」影響,「中華民國」並非如當時香港右派報張所吹噓的、是民主、自由、均富的樂土。當時老師曾說過,台灣的確是寶島,風景優美、自然資源不缺,但被蔣氏政權糟蹋了。那時灰記還是第一次知悉綠島是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以及《綠島小夜曲》並非純綷一首情歌。當然,灰記由盲目反共到左傾也有一個過程,那是後話。

錢先生在訪問中也提到左翼思潮在台灣近數十年的缺席,完全是因為蔣介石把自己在大陸的失敗歸咎於控制輿論以及清洗「異端」的力度不夠,於是五十年代變本加厲的白色恐怖把關注基層的左翼/共產運動消滅,當中大批人被監禁及被槍斃。錢先生提到,台灣由於要清洗左翼文化,中國近代文學只能看朱自清、徐志摩,高中時在書店接觸到魯迅的小說,屬禁書(被發現藏禁書可被判刑),才知道中國大陸三十年代有左翼文學傳統,衝擊極大。

這事令灰記想起中學時啟蒙老師介紹魯迅小說,而學校雖屬親台,採用的國文教科書的編輯卻有左派背景,至少是同情中共者,裡面亦選了魯迅的《孔乙己》,灰記到現在還記得讀到這篇短文時的震憾。而《阿Q正傳》、《祥林嫂》、《祝福》等更成了灰記的課外讀物。當然還有茅盾的《林家舖子》、巴金的《家春秋》等,這是香港「可愛」之處,所謂「半吊子」的自由傳統,與當時台灣及大陸的各走極端,前者消滅左翼文化,後者則把大部分的文化視為資產階級文化而鏟除,的確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也許是不大需要代價爭取回來的自由,香港人一般不懂得珍惜,不會去捍衛以至發揚這個多元、紛雜的文化匯聚平台,而任由短暫的經濟的利益蓋過一切。

再回到台灣,正如錢先生所言,台灣佔人口超過八成的本省人是二等公民,族群意識為抗爭提供動力,而台灣的威權政治(特別是蔣經國上台以後),「與希特勒的法西斯體制或者蘇聯式的極權體制仍有性質上的差別。雖然國民黨也有主管意識形態的文化宣傳的部門,但國民黨算不得一個革命政黨,其組織形式、意識形態也都沒有貫徹列寧式的原則。國民黨當然是党國體制,可是由于自居為民主政體以與共產黨對抗,它的國先于黨,政治獨裁却沒有社會專政,在党國體制之外,仍然存留著一個相當廣闊的社會空間……」

由黨外運動,到民進黨之創立,到今天台灣有著基本的民主自由格局,台灣人艱苦卓絕的奮鬥,的確值得一記。當然台灣民主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例如左翼政治力量的缺席,對基層的關懷不足,以至香港建制及「溫和」泛民都無限誇大的「議會暴力」。但錢先生的回應很值得香港的建制及「溫和」泛民,甚至一些自視永遠正確的「革命導師」嘴嚼。

「臺灣的民主運作,可以批評的地方很多,至于在議場裏打架,則是政客的廉價表演,不必太理會。他們只是民主化的受益者,並不是民主生活的主體所在。一般而言,我很喜歡用"集體學習"這個概念形容臺灣的民主發展。臺灣的民主化已經三十年了,最激烈的衝突是八十年代,那時候滿街在打,似乎敵我鬥爭。可是回頭看看走過來的這幾十年,我覺得這是臺灣社會的"集體學習"過程。你即使不到街頭去游行,看新聞也都是這些事情,大家都在耳濡目染,在學習民主應該是怎麽一回事。臺灣社會經過了這幾十年的衝突,其實學到了很多東西。學什麽?學習社會中成員的相處之道:對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歡他、認同他,不用覺得他是我的同志、同胞等等,這都是很多餘的。你只要把對方當成一個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民主化的過程,讓臺灣人學到了一些很起碼的相處之道,人與人之間比較平等、尊重、容忍,在我看來就是學習民主生活的結果。」

今天,到過台灣的人,可能都會跟灰記有類似的感覺,台灣人的權利和義務意識、參與社會運作的意識,簡單而言,就是公民意識,在所有華人社會是最高的。這是台灣人付出血的代價所換取回來的。香港聲稱爭民主的人,投身政治的人,卻從來不敢思考代價的問題。這次區議會選舉結果後,泛民不是檢討自己的不足,為下一輪爭取普選抗爭作準備,而是排除「異己」。而被某些泛民大哥大姐如劉慧卿、張文光不點名批評的「長毛」,在接受無線電視記者訪問時,對泛民的「犬儒」心態有精釆的論述。他說如果甘地還在世,泛民他們一定把他開除。

灰記只是覺得這群泛民議員有點像以前台灣的萬年國大代表,以及大陸的民主黨派,就是只懂循規蹈矩,行禮如儀,這種思維和態度是不可能推進香港民主。邏輯很簡單,泛民聲稱的不公平秩序,例如功能組別不能代表廣大民意,只能代表小部分商界利益,卻把持一半議席。如何打破這個秩序?他們的方法是不斷口頭爭取,等待北京首肯。看看台灣,開放黨禁報禁之前,很多人不惜坐牢也要組黨辦報,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因為政府及議會都被國民黨壟斷,那時議會還未有全面直選,亦未開放總統選舉,黨外人士仍是少數派。他們議會內外,訴諸肢體政治,方法未必最好,但他們要突顯的是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國民黨繼續壟斷政權和議會。灰記甚至以為肢體政治只是表面,還有其他公民抗命的行動,努力不懈的抗爭,最終迫令國民黨開放選舉,實現政黨輪替。

但經常把「理性、和平、非暴力、不講粗口」掛在嘴邊的泛民,是否認為台灣的黨外運動是非理性?即使認為他們的肢體政治「太暴力」,即使覺得「長毛」擲雞蛋不守規矩(灰記拒絕把擲雞蛋歸類為「議會暴力」,曾被雞蛋擲中的美國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說,被擲雞蛋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並說為市民有這樣的表達權利而高興,這是他熱愛美國的原因之一)。有否想過自己永遠循規蹈矩,是助長不公平的制度千秋萬世,助長真正的議會暴力的不斷產生—即小圈子的功能組別,可否決有益於大部分市民的議案;即有大多數市民授權的泛民,永遠成為少數派,的幫凶?

回到錢永祥的動物倫理。錢先生說,人類之所以對動物所受的苦難視而不見,是因為人類把動物看成他者/異類,但這種觀念有機會逐步改變,正如以前南非以至北美白人把黑人看成低等人類/異類,對他們的苦難漠視以至施加暴力。正如男人把女人看成差一等,以至剝奪她們很多的權利,到今天仍未能實現男女平等。

而香港的政治以及社會的排他性亦值得關注,例如「不理三七二十一」,便把新移民及外傭看成搶飯碗搶福利的「蝗蟲」,皆因外傭及新移民被視為次一等的異類。聲稱爭取民主自由的泛民,不敢高舉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旗幟,反對把人分類分化,不敢挑戰政府及建制派煽動民粹,製造仇恨的道德墮落,直斥其非,卻跟真正議會暴力(擁抱不公平不公義的秩序)施予者及維護者,即建制派政客一般見識,把有人民授權的議員如長毛視為「爛仔」,分門別類打擊之。實在是本末倒置之極。

灰記當然不是呼籲泛民議員拋頭顱、灑熱血,但如果溫和理性等於規規矩矩,對荒謬不公秩序表達激憤等於暴力,泛民又離建制有多遠?動物論理是尋求限制減少施加動物的種種暴力,同理,政治倫理也是尋求限制減少施加少數弱勢(不等於人數少,當年台灣的本省人及南非的黑人,以至香港大部分無權無勢的市民,都是政治上的少數弱勢)的種種暴力,抗爭的對象是施暴者,通常也是既有秩序的建立和得益者。請泛民諸君三思再三思。



當內地人企圖「護法」,香港人卻主動放棄法治

被當局拘押了一段時間後獲「保釋」的藝術家艾未未,被當局罸款一千多萬人民幣,理由是「逃稅」。但一如既往,當局沒有提出確實證據,由艾未未太太路青為法人的公司,被抄去的帳目和文件,全不獲退回,作為被告的艾未未根本很難知道何以被罸千多萬元。

博訊圖片

Now寬頻報道,大陸網民發起的借錢運動,總共籌集了八百多萬。路青準備利用這筆錢作擔保金,希望能申請覆檢,但因為沒有先例,不知能否成事。Twitter所推的消息,有大約三萬名平民願意當艾未未的債主,有些很貧窮的訪民捐出一元,雖然實際的幫助不大,但人民合力要幫助艾未未循法律途徑討回公道的象徵意義重大。當然面對這個連自己所訂的法律都不尊重的政權,艾未未他們能申請到覆檢的機會殊不樂觀。不過,當局要藉罸款弄得艾未未「焦頭爛額」的企圖暫時也不能得逞,也彰顯了人民集體行動維權的威力。

另一個在當局不講法律的情況下,公民要彰顯人權公義的例子,是公民探訪陳光誠運動。山東失明維權人士因為替村民維權,最終弄至身陷囹圄,被放監後仍未能自由,被軟禁在家,不准他說話,不讓他醫病,甚至不讓他的女兒上學以刁難。 關注陳光誠的網民發起到其家鄉山東臨沂作家訪的運動。結果被當地警察以至便衣人士毆打驅趕,有人甚至被打傷,但並沒能阻嚇探訪人士的決心。

博訊照片

最新例子是44名探訪人士整車人被當地警察一整車人押送往交通部。探訪陳光誠行動引起外國關注,但亦被官方《環球時報》的評論員文章,批評為把中國偏遠落後農村法治實踐的偏差無限擴大的做法,把外國一套人權普世價值強加地方傳統觀念仍濃厚的偏遠落後地區等。不過,無論身處北京的艾未未與身處山東的陳光誠,以至很多的訪民、維權人士,都是中國法治不彰的犧性者。

內地很多不贊成暴力革命的改革者,都鼓吹從法治開展社會以至政治改革,在在說明法治的重要。這是內地經歷斯大林/毛澤東主義「無法無天」慘痛經驗過來的人的深刻體悟。不過,香港一些馬列青年不甚欣賞法治,認為香港的法治是資產階級法治,是為有錢人而設的法治。灰記也認為香港的法律對有錢打官司的人有利,窮人因為沒錢,要訴諸司法公義很困難,也同意促進政治社會以至法律改革,令法律不再維護財團,資產階級的壟斷利益,甚至認同有人不惜公民抗命,以對抗不公義的法例,如反對鉗制人權的《公安條例》及23條等。但仍覺得進步人士在推動改革之餘,不能輕言放棄法治傳統。否則可演變成內地的「人權災難」

以港珠澳環評司法覆核為例,政府一句有人濫用司法程序,政客及部分市民便不理法援以至司法覆核程序的嚴格,沒有人可以濫用的事實,而攻擊訴訟人及協助她的公民黨;外傭居權官司為例,為了一些並無客觀理據的數據如數十萬人即時湧港,便歇斯底理的指罵協助外傭打官司的律師為「禍港狀棍」,視香港司法制度如無物。甚至有建制派政客說不能為了法治而損害香港市民的長遠利益,把法治精神這個一般市民均認同的珍貴價值與抽象的市民「長遠利益」對立起來,是極其誤導的講法。而市民的xenophobia,就是是政府及部分建制政客的刻意誤導,刻意矮化司法制度而催生的。

相信大陸那些希望法治改變社會的人,看到無論香港政府、政客和市民如此賤視得來不易的法治,會覺得很無奈,甚至痛心,因為他們當中一些人也寄望香港人堅持法治可以作為大陸的借鏡。

當大陸有公民極圖「護法」,香港卻有人主動放棄法治原則,這是很值得深思的現象。

重整民主路?

灰記遇到一位已脫離公民黨的學者,談起公民黨區選失利的問題。這位學者指公民黨太被動,被建制派以兩單官司挑起的右翼情緒弄得進退失據,不敢清晰表達堅決維護人權,包括外傭的人權的決心。他認為,即使公民黨清晰無誤的撐外傭爭居權,未必會比現在的結果相差很遠,但就可以堅定自己的支持者的信念。當然這只是「馬後砲」,現在實情很難驗證。但公民黨一定要檢討自己政治路線,是為了選票向民粹屈服,靠右走,好像民主黨一樣,還是堅持一種包容少數、弱勢、「異類」的良性民主政治,一定要痛定思痛的搞清楚。

說到這裡,又聽聞泛民「割席」,主流泛民要「清理門戶」,要跟「暴力政治」劃清界線,還說要建立新聯盟。灰記以為,這種以「暴力政治」作劃分的做法,是服膺建制和主流所設下的論述,而忽略了民主派的深層次矛盾。所謂「暴力政治」,除了是個別立法會議員說話時青筋暴現,一年三幾次向官員擲物外,還有甚麼?「堵路」對某些市民帶來不便(任何示威遊行都是如此),在主流傳媒喧染下,可能造成反效果,但談不上「暴力政治」。親建制的極右「愛護香港力量」的排外狙擊行動,算不算「暴力政治」。為何「主流」泛民不敢挺身而出直面這種有可能發展成法西斯主義的民粹主義呢?

老實說,今時今日,民主派還自稱民主派,真的要反省一下,大家還有甚麼法寶推進民主。「五區公投」及通過政改方案,已反映民主派的兩個明顯不同取向︰公民黨、何秀蘭、李卓人等跟社民連(後來黃毓民、陳偉業退出他們有份創立的社民連,與其他人合成人民力量)一樣,在政改方案投下反對票,認為民主黨跟中共私下「談判」後,提出而被中共接納(香港政府在其中已沒有任何角色可言)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沒有走近普選一步,反而會令功能組別千秋萬世。

這是民主派在爭取道路上的嚴重分歧,如果說公民黨、何秀蘭及李卓人等希望以大局為重,或礙於民主黨是泛民最大政黨,仍希望「忍辱負重」,拉著民主黨,不希望讓民主黨再走退無可無退的妥協路線,又怎可能掉下社民連,以至人民力量。如果因為有人一句「暴力政治」,「長毛掟嘢」便要跟人民力量以至社民連割席,是政治上輕重不分的幼稚行為。公民黨及反政改的泛民如果因為劉慧卿不喜歡人說粗口,而輕輕把他們所反對的民主黨的「妥協路線」抛諸腦後,實在是糊塗之至。

當然,公民黨等,如現今發覺當初反政改付出了沉重代價,要向「務實」的民主黨民協等走近,便必須清晰無誤的向支持者說明白,放棄「抗爭路線」,回到「溫和務實」道路。否則這種只為選舉協調的權宜整合,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那個掛在泛民嘴邊的關鍵少數(即藉對政改方案有三分一少數的否決權,同港府及中共「周旋」)已被民主黨打破。泛民要在明年爭取不少三分一議席的意義必須重新檢討,與「暴力政治」劃清界線並非問題的核心。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向傳媒說,是人民力量狙擊民主派,破壞民主派的大團結,早已自絕於民主派。灰記要提醒他,是民主黨背著「盟友」跟中共秘密談判,才是破壞民主派的大團結。人民力量在區選的「左傾冒進主義」對社民連造成的衝擊遠比民主黨為大,不要以為自己是泛民第一大黨便以老大哥自居。當然,黃毓民指民主黨缺乏民主胸襟,衰過共產黨的說法,也要自我觀照一下。

是不同意「五區公投」的梁耀忠對民主黨公民黨等的「清黨」行動有清醒的回應,「街工梁耀忠對『泛民割席』事件表示憤怒,點名批評民主黨和公民黨『無風起浪、多餘、吵吵鬧鬧』,形容事件是『攞嚟講』,並質疑他們並非靜下來做好自己的事。他形容,各團派合則來、不合則去,指如不想合作的話,只要在活動前不邀請對方參加便可,不必說明要割席。對於公民黨有意在稍後與各泛民黨派整合,梁亦不表同意:『為何要傾?一向都不傾,大家都做自己的事。』他希望泛民日後不要再吵吵鬧鬧,而是看未來如何可做得更好。」

至於常被民主黨劉慧及張文光批評的梁國雄有如下回應︰「如果你想割席的話便割,我不做議員不會死,你不做議員會死的話,便繼續做你的議員!」

「……自己無能力控制事態發展︰『我是弱勢,你要割就割,我可以點?』他表示,自己由○四年起成功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一向都靠自己與包括前綫、民主黨、公民黨等競爭,『泛民幫到我甚麼?他又指,自己對得起『主流泛民』,舉例說公民黨從未參加的支持外傭申請居港權示威遊行,自己每一個都有參加,『我有幫他(公民黨)頂』。」(星島日報)

「整合」民主派的兩大始作俑者,民主黨與公民黨真的要停一停,想一想,前後奮鬥了那麼多年,如果為的純然是選票,其實離建制派及其背後強大的選舉機器有多遠?

面對龐大的選舉機器

區選過後,一些社運進步人士感到有點失落,例如希望把民主規劃及保育議題帶進地區議會的土地正義聯盟、基層左傾政黨社民連,全部落敗。至於其他泛民政黨,整體議席稍為減少。人民力量承認狙擊行動失敗,民主黨依然是泛民最大政黨。當然人民力量及部分選民已把民主黨定性為建制政黨,但灰記仍覺得民建聯、工聯會才是真正的建制派,因為他們就是中共的嫡系。即使說民主黨是「妥協」、「投降」民主派,好歹也是民主派。不過,如某學者在面書上形容,「右傾機會主義」的民主黨和「左傾盲動主義」的人民力量已勢成水火。灰記也只能說聲無奈。

至於備受外傭官司影響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把區選失利歸咎於中共幕後操控的龐大選舉機器。他在電視機前說對方要多少票有多少票,惹起不少同行議論。不單如此,他所說專業人士很難兼顧地區工作,亦令人不以為然,甚至覺得公民黨這群大狀始終難放下身段,接受街坊政治洗禮。

梁家傑反省不足是不爭事實,不過,香港人面對的是一台龐大的機器也是事實。龐大的選舉機器,加上在港珠澳及外傭官司針對性「右翼民粹」言論操作,的確是對這個企圖向「左」一點靠攏中產政黨的重大考驗。公平說,公民黨到目前仍沒有完全改變立場,如民主黨般提出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只是刊登廣告對未能釋除市民對外傭官司的疑慮表示歉意。

然而,公民黨這種沒有明言支持外傭爭取居港權,又沒有明言反對外傭有居港權,是否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如果公民黨明言支持外傭爭取居港權,會否是「政治自殺」,灰記不敢妄下判斷。但公民黨沒有因為選舉的壓力,要面對龐大的選舉機器,完全向「右翼民粹」屈服,如「民粹」電台主持人周融一般見識,與為外傭打官司的黨員李志喜劃清界線,仍然值得一記。

說到這裡,灰記不禁要介紹一篇傳統左派過來人,學者兼資深報刊編輯練乙錚的文章《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內有對區選結果及泛民分途有有趣的分析。不過,最吸引灰記的是練先生對傳統左派淪落至搞右翼排外民粹的無情鞭撻︰

「反觀是次傳統左派在外傭居港權問題上的表現,直令人唏噓。回想七十年代香港左派做中間群眾啟蒙工作,總是喜歡用『北美華工血淚史』為起點,證明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帝國資本主義有久遠的罪惡淵源。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間,以合法非法途徑到美、加等地的金礦和鐵路打工的華工,的確受盡來自白種人工會、民間、政客、資本家、州、省政府乃至聯邦政府的壓迫、剝削和歧視。就程度而言,今天在港外傭 所受若干負面待遇,和當年的華工比,顯然輕微得多,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就法律限制的性質、社會上甚或多數人對待外傭態度背後的價值取向、左派工會的立場以及對看法不同的其他少數工會的激烈仇視而言,則幾乎雷同。」

灰記先前寫過《外傭的命運》及《外傭與華僑》,均有提及北美華工受美國當地人排斥的血淚。練先生學術根底遠比灰記深厚,比較今日香港外傭,與當年北美華工的命運,深入細緻得多。例如他把今天香港工會和當年北美工會,以至今天的律師、政黨與當年的律師、政黨的行徑比較,令人深嘆歷史的不斷「循環」,人類意識進步之舉步維艱︰

「……到了金礦產量漸漸衰竭,華工陸續回流大城市當各類雜役或家傭之時,白種人工會便率先向華工發難,攻擊華人以超低薪搶走美國人工作機會;眾多一向高唱『工人無祖國』口號的左派工會當中,亦只有國際產業勞動者組合(IWW)肯為華工權益打拚。其後華工境況日壞,加州勞工黨主席Denis Kearney成為攻擊華工急先鋒,大力促成一八八二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排華法(Chinese Exclusion Act)及其後的幾個加強版,以及加州等地通過的禁止華人與美國白人通婚法。

不少這些法律,當時就被法律界人士認為違憲;排華法實施二十五年裏,超過一萬名華工因犯各種惡法被判遞解出境,但絕大部分打贏官司推翻遞解令。袞袞政客之中,以共和黨聯邦政府參議員George F. Hoar最顧公義原則,努力不懈反對排華法,大聲疾呼批評該法無異於『把種族歧視合法化』(可幸他沒有因此失去參議院席位,反於一八八八年當上該黨總統候選提名大會主席)。排華惡法於一九四三年才廢止,所有華工亦因此取得歸化權。拿這段歷史與香港作類比,幾乎可以將當時美國國內民情及正反面人物和團體與今天香港反外傭居港權爭議中的作完整一一對應!」

從傳統左派陣營走過來的練乙錚感嘆道︰

「面對香港外傭居留權問題,贊成反對退一步容或見仁見智,但傳統左派及其背後支持者在此問題上,採取了與其原來意識形態截然相反的機會主義立場,因此不能再以「華工血淚史」包含的真確歷史材料攻擊美帝國資本主義如何萬惡而振振有詞了,反正二者用的口號都不是法治公義而是本地人利益優先。如此價值混淆真假難分,試問一眾像筆者那樣『喝中共馬列奶水長大的』香港知識分子,又情何以堪?」

練先生的文章,以及學者梁啟智的《外傭居港可每年帶來987億?》,均是對文化導師陳雲力挺右翼民粹主義,批評香港左翼人士替中共維穩的有力反駁。請參閱陳雲的《半吊子的左翼,不自覺的維穩》。

灰記亦同意練先生所言,即使建制利用龐大選舉機器,試圖壟斷議席,但也有其他政黨以至新進左翼人士(有別於傳統左派)值得學習的地方,「綿密細緻持久的群眾工作。通過這種工作,群眾得到實惠,或者起碼覺得政黨關心自己;這的確是了不起的成績。」

這的確要歸功於香港的「半吊子」民主自由傳統,同是中共系統,在大陸和在香港做的是完全兩回事,「大陸在資本主義一黨專政之下,金與權結合,黨總體上蛻變成各級當權者進行利益掠奪的工具,黨員幹部趁機發財惟恐不及,哪有時間和意願去為群眾服務?在香港則不同,面對真正的民主政治競爭,本地左派不得不抖擻精神,不然便會全軍覆沒,處於這種形勢,左派反而懂得利用本身特長和所擁資源優勢幹出成績。」

因此,即使香港議會如何「不濟」,代議政制如何「偽善」,仍然值得參與其中,不應因為面對龐大的選舉機器而不努力尋求突破,爭奪民意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