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罪之城

七月一日「港版國安法」生效，香港正式「晉身」思想審查、以言入罪的社會，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香港官員及北京涉港官員不少人大常委「上身」，隨時隨地為「國安法」「釋法」，或法官「上身」，說這違法，說那犯法，震懾港人成了他們的新業務。至於被恫嚇的香港人自有不同的應對方法，表面上，一切如常，在這「武肺」第三波爆發，疫情急轉嚴峻之前， 忙於工作、忙於逛街消費的港式生活好像不曾改變，但其實不盡然。

持續了近一年的「和你shop」行動，在「國安法」下仍然沒有完全止息。這種「和你shop」行動是將港人喜愛逛商場的習慣結合示威抗議活動， 逛商場和抗議活動「融為一體」的港式抗議方式。 在香港未實施戒嚴/宵禁下，無論警權如何大，警察也不能隨便禁止市民逛商場，進入商場的市民可以乘機參與網上群組號召的活動，通常都是舉舉標語和呼喊一下口號的「和理非」活動，旨在提醒市民不要忘記抗爭、不要忘記被捕被判刑的「手足」，這些活動不是毫無風險，很多時會引來大批「防暴」警察截查，特別年輕人更容易受針對，不少被截查者受到警察暴力對待，被濫捕，甚至被檢控(不過，有時「和你shop」活動也會「順利完成」，沒有人被捕，市民喊畢口號順便逛商場)。

除七月一日數以萬計市民上街抗議「國安法」的實施外，上星期，灰記就目睹觀塘一商場有大批市民舉白紙抗議「國安法」以言入罪，但就不能避免被截查被捕，但參與者仍無懼地呼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句被港府定性為有港獨含意的違法口號，以抗議政權的「欲加之罪」。及至7月11和12日民主動力等機構所舉辦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聲稱或違法，初選前一夜，警察到負責電子投票工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所謂個人資料外洩，擾攘了一整晚，導至首日投票要延遲三小時，但仍無阻61萬香港市民前往全港二百多個民間票站投票，投票過程大致順利，政權在那兩天基本冷處理，警察和政權支持者沒有「反制活動」，大概因為有人不想「弄巧反拙」，激發更多市民出來投票。

不過，投票完成後翌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行政長官和中聯辦先後發表類近聲明，指初選破壞選舉公平、洩露個人私隱、涉嫌違反限聚令，35+聲稱進入立法會後否決財政預算案，實行「攬炒」，「該等行為已涉嫌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即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擾、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中聯辦更警告不容「外部勢力」操控香港事務，支持查處有關「違法」行為。然後是港澳辦於十四日登場，指「初選非法操控選舉、挑戰基本法國安法、想推翻港府奪權。戴耀廷是外國勢力代理人」。最後選管會也要發聲明，但措辭相對溫和，只表示初選非立法會選舉的一部分，提醒留意「國安法」罪行條文。

正如舉辦初選的有關人士如戴耀廷、區諾軒、鍾劍華等在記者會所言，建制派自己都有就選舉協調，民建聯就搞過初選(其實每逢選舉，中聯辦在幕後「指揮」建制陣營進行選戰，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物)，為何提供一個初選平台讓民主派選民選擇參選人，會造成選舉不公。事實上，前往投票的61萬市民，在立法會選舉都只會投給無論「泛民」、「抗爭派」、「本土派」的非建制候選人，不會影響建制派的選情，說破壞選舉公平，又是「欲加之罪」。

至於洩露資料，完全是無中生有，因為投票者不會輸入姓名，只輸入部分身份證號碼，也不會輸入住址和電話號碼，何來洩露個人私隱？若當局認為有票站違反限聚令，為何不即時執法？過去很多日子警察都十分積極執法，以制止市民聚集示威抗議，為何這次不「果斷」執法？其實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出，只要市民保持1.5米的距離，無論多少人聚集都不會違反限聚令(當然警方可用嚴苛的「公安條例」控告非法集會)，過去只是警察濫權濫發告票而已。再說到否決財政預算案，一直以來，對政府、議員提出的法案，以至財政預算案，議員都可以隨個人或政黨的意願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這是立法會的職能，亦是議員根據《基本法》行使的職權。希望取得多數議席，利用否決權去逼令政府讓步，答允訴求，這是民主政治的實踐，因為你擁有多數的民意。為何有了「港版國安法」，議員行使職權，作出民主政治實踐，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對財政預算案投反對票為何是「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擾、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呢？難道要將立法會「人大化」，將香港議會變成橡皮圖章(其實一直以來由建制/保皇勢力佔多數的立法會，與橡皮圖章已分別不大，只是民主派還可以表達異議吧了)。而一個純粹本地某一政治陣營(說它反對陣營也好，被打壓陣營也好)的活動，硬扯上外部勢力，這一切不是「欲加之罪」，又是什麼？

香港「太上皇」中聯辦已開口「支持查處有關違法行為」，港府收到order後會否針對民主派初選作出一連串拘捕/檢控行動，拭目以待。一般認為，即使沒有拘捕行動，部分(還是全部？)初選候選人被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則幾可預期。

這種思想審查，並不局限於針對政治活動，就是大家平時可以自由看的書、電影……聽的音樂，現在開始要由政權把關，決定你可以看什麼、聽什麼，公立圖書館已將數本官方認為有問題，違反「國安法」的書籍下架，成為禁書；教育局局長禁止在學校播放香港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路透社訪問了一位獨立出版商，將新書內的「革命」二字改為「示威」，指無奈作出自我審查，以免觸碰「紅線」。原定七月中舉辦的香港書展(現已延期)，主辦者也提醒參展商不要展示/出售有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書籍，至令有書商實行自我審查，放棄出售有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書籍。

電影方面，灰記最近亦近距離見證電檢處利用行政手段，令一齣電影不能於藝術中心上映。事緣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製作了一齣名為《709伙伴》的紀錄片(灰記是製作人之一)，準備在過了去的7月9日，709大抓捕五周年的當晚於藝術中心古天樂影院舉辦籌款首映，因為涉及在影院售票，須事前將影片送電檢處檢查。香港電影檢查制度自1988年實行電影三級，電影由一級適合所有年齡人士觀看，到三級只限年滿18歲人士觀看，但已鮮有禁止電影上映。

電影約六月中送檢，電檢處六月底依然沒有告訴送檢結果(一齣不涉性和暴力，不涉黑社會或社會道德爭議，只是講述中國大陸維權律師及其周邊人物的紀錄片，影片很多接受訪問的人香港傳統傳媒都訪問過，實在不明為何要評級如此困難)。因為距7月9日放映已相當近，關注組的職員遂向電檢處查詢，電檢處說要職員補交資料，並諸多刁難，關注組最終於7月3日決定撤回電檢申請，取消放映。

其實前年709三周年，關注組也曾在藝術中心放映《709彼岸》，題材也是涉及流亡海外的維權律師家屬，並沒有如今年的遭遇，影片順利獲通過放映。今年電檢處雖無明文禁映，但行事違反常規， 不禁令人想起「國安效應」。

這件事由英文《日本經濟新聞》披露，受訪者包括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和劉慧卿，灰記也有接受探訪。在與日本記者交談間，他多次問到怎樣面對新環境，怕不怕。灰記也只能說，想得多的話，可能連跟他說話也有風險，因為不知會否有一日被打成「勾結外國勢力」。事實上，「國安法」下，身處香港的外國人也不能倖免，外國駐港新聞機構也憂慮隨時觸犯「國安法」，《紐約時報》已決定將在香港的部分運作遷往韓國首爾。

既然想得多會變成什麼也不敢做，倒不如多點「平常心」，因為欲加之罪，防不勝防。無人能預計這座「加罪之城」會否及何時演變成「無聲之城」，或是只許為權力唱讚歌的「一言堂」社會 ，因為無法估計多少人繼續拒絕沉默，多少人拒絕加入權力讚歌，以至告密者的行列。但無論如何，面對逐步失去自由的「新常態」，這種「平常心」能堅持多久，也是很實在的考驗。文研學者羅永生接受《明報》訪問時，指港人可借鑑東歐集團國時期捷克的經驗，做一個忠於自己的人：

「當時捷克『正常化』的趨勢，人愈來愈放棄問自己這些問題，造成一種風氣，連最後一點都守不住。」要堅持問什麼？「你是否活得忠誠於你自己，活得consistent。所謂身分、自我認同，就是關乎你是否始終如一，對不對得住過去的你。這對我有很大啟發，世界亦然，人們開始出賣自己時，世界就會淪陷。當有很大力量把我們推向另一邊，做不到大事，便守住位置。哈維爾也告訴我們要關心身邊的人，互相支持，當時很多地下文化都是各自圍爐，但圍得來有公共性，不是敏感事全然不談，只關心私人問題，不是幾個朋友聚埋日日打麻將不理世事。勇氣，就見於這些貼身的事情上。」

其實說到借鑑經驗，更貼近的倒可能是中國大陸的維權/抗爭社群，灰記對日本記者說，5年前709大抓捕，律師群體被大規模鎮壓(好像大陸的「國安法」在這年實施？)，五年後，仍然有不少曾被打壓的人繼續發聲，當局並未能完全滅聲，看著709(或者其他抗爭者)的社群的不屈不撓，香港人為何要主動選擇噤聲。

所謂「顛覆」與「分裂」

「港版國安法」下的香港日常

中共以「港版國安法」的「天羅地網」圖震懾港人，不容「分裂」國土、「顛覆」國家政權，講吓都有罪。與此同時，俄羅斯駐華使館發文慶祝其遠東地區行政中心和軍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引起一些中國網民強烈不滿，指俄國侮辱、挑釁，在中國人的心上灑鹽，有人高喊「毋忘國恥」，有人要求微博刪文。而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這位對西方「敵視」中國口誅筆伐，對香港「反共反華勢力」經常「亮劍」的戰狼，面對俄羅斯「侵佔中國領土」，並向中國人民「炫耀」一事，一改戰狼本色，只苦勸網民接受海參崴是俄羅斯領土的事實，不要被「反俄勢力」煽動利用，影響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一向聲稱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決心維護領土完整的中共政權， 在俄羅斯「贈慶」下，亦只有尷尬地沉默。

符拉迪沃斯托是俄文譯名，中文名字為海參崴，原為清國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國於1860年與沙俄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將海參崴割讓給俄國。為什麼此事令中國政府尷尬呢？因為中共自從決定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不再提什麼「共產主義革命理想」，代之而起就是鼓吹民族／愛國主義(歸根究柢都是鼓吹愛黨)，近年對付異見者，也是多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例如2015年709案眾多律師都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分裂國家」(例如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以「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等罪名，代替以往的「反革命罪」。

中共以國家／政權至高無上、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代替毛時期的「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的意識型態，要求人民以愛黨愛國代替革命，對「顛覆」、「分裂」等行為零容忍(其實犯案者很多時只是批評中共不合理政策的學者和民間人士，或者是要求中共尊重自己制訂法律程序，認真履行辯護責任的人權律師)，對人民近年要求「收回」俄羅斯佔領土地的呼聲，卻未能顯示其跟收回香港主權一樣的「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更有甚者，這些俄國佔領了百多年，包括海參崴在內的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是近年在中共與俄羅斯協議下，再次確認為俄羅斯領土。曾經被中國當局以「間諜罪」收監的本地時事評論員程翔，於十多年前「揭發」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與俄國簽訂「秘密協議」，放棄追索那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程認為即使中國要索回「領土」幾近不可能，也須向國人清楚交待，據聞程翔被大陸當局收監亦與此有關。灰記也很納悶，江澤民大可如當年鄧小平對待釣魚台主權爭議 ，與俄羅斯政府暫時擱下爭論，為可要主動簽約放棄追索，是否抵不住俄羅斯政府主動要求？實在耐人尋味。現在急於「亮劍」，急於顯示「中國強大」的習近平，心中滋味又會如何 ？無論如何，以上事例清楚說明，有能力「分裂國土」，或曰「賣國」者，往往都是執政者/執政集團而不需被追究(至少是執政者/執政集團仍在台上時)，但這些罪名卻往往成為令平民百姓噤聲的咒語。

至於這百多萬平方公里，原屬女真/滿州人的土地，如何轉到俄國手上，又成為「中國人的痛」，便要重溫一下遠東近代史。我們學習的中史，固然是中國漢人中心的「大一統」歷史，崇尚統一的王朝，而以朝代劃分的歷史，亦充滿問題。例如元朝，明明是蒙古人消滅中國漢人政權，殖民統治中國，中史書卻硬要把蒙古統治者說成中國皇帝，把元作為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時成吉思汗建立的橫跨歐亞帝國已呈分裂)，說成中國一個王朝，以製造中國不曾被殖民統治的神話，清朝亦然(當然這不是說歷史上漢人王朝從沒有侵略其他民族，總之，漢人王朝與其他民族時和時戰，所謂的中國領土也非自古如是，經常有所變化，自不待言)。十七世紀女真/滿州人打敗明朝漢人政權 ，入主中國漢地後，實行殖民統治，不在漢地，與中國漢人不同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受到不同的對待，地位都比漢人高得多。篤信藏傳大乘佛教的清國皇帝和皇親國戚，都對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十分尊崇，把他尊為國師，清國皇帝所派的駐藏大臣實際是達賴喇嘛與清國皇帝的聯繫人，對西藏沒有實際管治權(到了晚清，皇帝不再尊崇佛教，更覬覦西藏珍貴資源而萌佔領之心，因而發生趙爾豐強行「改土歸流」，屠殺大量藏人的事件)。

清國直接統治的漢人(中國人的主體)，清初時曾激烈反抗，被殺者無數，臣服者必須剃頭留長辮，棄漢服而改穿旗服，成為二等，以至三等臣民。即使到了晚清，統治者並沒有因為入主中國二、三百年而真的「漢化」，他們仍堅持自己滿人的身份認同，視滿州為故土。

再回說那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人之痛」，清國康熙皇帝於1689年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清國與俄國在遠東邊界。到了十九世紀，清國國力衰落，不但遭西方列強「欺凌」，俄國亦乘機威逼清國簽訂不平等的《暖暉條約》、《北京條約》，將其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據為己有。雖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曾經說過要放棄那些佔領得來的領土，那時清國已亡，民國則步入「軍閥割據」，孫中山念念不忘要「武力統一中國」的年代(並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因此不會自然不會向蘇俄提出收回領土要求，並容許國共雙重黨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大批黨員， 直至1927年蔣介石「清共」)，中國人內鬥自顧不暇，也顧不得那些遙不可及的「領土」。而因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蘇俄遠東唯一大港，對俄國人而言具有極大的戰略價值，怎會輕言放棄。

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漢人推翻清國，建立中華民國，原本鬧革命時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等人，基於可「繼承」清朝比明朝大兩倍領土的「政治現實」，宣布實行「五族共和」，建構「中華民族大家庭」，但西藏人、新疆維吾爾人、蒙古人，以至滿洲人的意願並未得到諮詢，更遑論取得他們的同意。事實上，在「紛亂」和充滿「外憂內患」的民國，並沒有事實的「五族共和」，西藏基本是獨立國家，1930年代共產黨逃避國民黨追剿時，藏人曾提供援助，毛澤東後來稱之為外債，共產黨當時聲稱，基於共產主義原則，支持西藏人民族自決；蒙古人追求獨立建國，亦在蘇聯和中共(中共鬧革命時全靠蘇聯支援，要聽蘇聯話)支持下，1946年外蒙古(蒙古人稱北蒙古)，以公投方式，在97%蒙古人贊成下獨立建國，先後得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清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亡國後在日本人扶植和監督下，於滿人的故土(現中國東三省)建立滿州國(中國人稱偽滿)，直至日本戰敗投降，滿人故土再歸中國，溥儀在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下，被改造成中國人。

中共打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 內蒙古(蒙古人稱南蒙古)、新疆、西藏等以「自治區」形式劃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不過，都是有名無實。內蒙古雖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蒙古人鳥蘭夫主政，但受諸多制肘，在大量漢人移民開墾土地下，他希望保留蒙古傳統畜牧業都受到很大阻力(大量開墾草原造成今日內/南蒙古沙漠化)，他在共產黨體制下希望爭取蒙古人較大自治空間十分徒勞，他雖貴為副總理、內蒙自治政府主席，文革時仍逃不了被批鬥，「罪名」是「反社會主義」、「破壞國家統一、策劃民族分裂」等，其時更發生清理內蒙古人民黨事件(內人黨在民國時十分活躍，曾爭取南蒙古獨立並與北蒙古合併，在烏蘭夫誘導下解散，很多人隨烏蘭夫加入中共)，三十多萬被指內人黨的幹部、群眾受逼害，萬多人被殺害。

至於西藏，這博客都多次提到，1951年，中國軍隊攻入藏東昌都，西藏噶廈政府在「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但因中共急於 「改造」西藏社會而引起藏人激烈反抗，最後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出走印度，西藏的「真正」自治告終。至於新疆，在中共軍頭王震實行的漢人軍屯政策下，自治談何容易。 

有名無實的「民族自治」，到近年更出現強迫漢化的眾多悲慘／荒謬事件，如由中國官方確認西藏「轉世靈童」、西藏活佛要由中共宗教局認證、藏人推動藏語教育被打成「分裂分子」、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被集體改造、女子被迫與漢人通婚，至於母語及傳統文化的消失則更不在話下。換言之，對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還有被「同化」，表面上看不出差異的滿洲人)而言，無論「五族共和」，還是「民族自治」都是中國政府說了算，而為何共產黨原來支持的民族自決會變成「民族自治」？其實都是沒經過「少數民族」的同意，只是統治者在政治、軍事、經濟的強勢下，「少數民族」被逼就範而已。而「民族自治」因為是統治者有效地執行的政策，其實比「五族共和」是更深廣的民族壓迫，以至被中共統治了數十年的自治區，接受官方洗腦「民族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反而主動追尋自己的民族身份，追求自由。2009年開始，陸續有藏人，當中有很多是年輕人，自焚抗議(估計至2019年，有155名藏人自焚)，很多都是因為失去宗教自由、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回西藏而感絕望。而一些維吾爾年輕人則訴諸「恐怖主義」，以表達不滿。

當然，在中共「愛黨愛國主義」的灌輸下，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少數民族」/邊陲地區的「動盪」與「分離」，必定是外部勢力的指使、唆擺，正如近年以至去年港人廣泛參與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都被中港的當權派描述成外國敵對勢力背後策劃的「反華陰謀」，一切與執政者的錯誤政策無關。執政者與被「洗腦」者都不脫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從不會設身處地去理解「他者」的想法，展開對話，尋求共識，不但如此，即使有人願意放棄獨立，追求民族自治，例如多年來十四世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道路，即西藏在中國主權下實行真正自治，都被中共看成陰謀詭計，無他，正如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所言，專制主義者不會容許真正自治，因為你真正自治了，他們又如何專制呢！在專制，以至極權主義者眼內，容不下別人分享半點權力，要牢牢死抓所有權力不放，這種統治邏輯，自然把一切看成你死我活，將一切推向極端，最終只能是暴力氾濫的玉石俱焚。

而只要放棄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放眼一些民主國家的實踐，就知道所謂「顛覆」與「分裂」一樣可以透過文明方法處理，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成熟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都沒有免於被「顛覆」的權利，每四年或五年，執政黨都要面對被選民轟落台的「合法顛覆」風險，但下野並非世界末日，只要繼續努力爭取選民認同，幾年後又有機會重新上台。胡錫進口中的中國伙伴俄羅斯，其總統普京雖然為自己度身訂造了一個永續參選/連任的機制，但不管俄羅斯是否實行公平選舉，至少表面上普京都要面對全國選民，由他們公投決定永續參選制度，每幾年也要選民投票讓他連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要永續連任國家主席，取消十年兩任的限制，卻只由共產黨/習近平控制的一百六十多名(？)「全國人民代表」作決定，人家余文生律師批評一下「終身制」，就被秘密審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近日另一位批評習近平的北京學者許潤章又被公安帶走，這是自信的表現嗎？

至於說到「分裂國土」，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會視和平鼓吹脫離中央/聯邦獨立為非法行為，美國不時有人鼓吹德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獨立，甚至焚燒美國旗，但這些都是憲法容許的言論自由；日本沖繩近年因反對美軍基地而興起獨立運動，以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國會／地方議會、市長候選人沒有被取消資格，一些人更當選議員，至於鼓吹／討論沖繩獨立，反對美軍基地更是當地報紙雜誌的日常，不會觸犯日本國安條例；即使西班牙憲法法庭裁定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推動獨立公投違法，西班牙政府拘捕了加泰地方政府首長，但這些官員，以至地方議會的獨派議員，參選時並沒有被取消資格，加泰人公開鼓吹獨立，只要是和平行動，一樣不會觸犯西班牙的國安法；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人黨，由1980年代開始，曾幾次於執政時就是否留在加拿大聯邦舉行公投，雖然聯邦政府不承認公投結果，也不會「喊打喊殺」、「拉人封艇」；至於最經典是近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英國政府與蘇格蘭地方政府達成協議，會承認公投結果，最終多數蘇格蘭人投票決定留在聯合王國。在民主制度下，鼓吹獨立並非什麼洪水猛獸，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區，其人民都會理性思考去留的利弊，不一定都「民族主義」上身，支持獨立/分離。

以上的種種事例證明，人權、民主、自由當今已成普世價值，在重視和實踐這些價值的地方，並非國家政權至上，政權要獲人民授權和監督，不同民族可以提出獨立要求，人民的這些民主權利也不會令國家大亂，這是那些抱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的人永遠不會明白，或永遠假裝不明白的，因此，只要有人批評政權兩句，他們便如臨大敵，更莫說提出獨立訴求了。而「港版國安法」的出現就是這種世界觀的極至表現，有人批評這是中共不顧一切的「攬炒」，即玉石俱焚，把香港與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看齊，把原本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變成有名無實的「自治區」，為近年經常擔憂「亡黨亡國」的中共埋下多一枚政治「炸彈」。

現在中共「紅二代」的「有識之士」不也提出警告，習近平主催的政治冒險主義，與美歐為敵，中美劍拔弩張，果真發展成戰爭，中國一旦戰敗，從清國「繼承」而來的「民族地區」必然四分五裂。也有「紅二代」規勸中共為自己為中國也好，不要再實行洗腦/愚民統治，由容許講真話開始，朝野合力逐步推行溫和改革，步向民主，避免又一輪「打江山、坐江山」，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這些對統治者溫和的忠告是否來得太遲、太無力？

在「國安法」下不安的思緒

一個衝著全港七百萬人人權自由而來的港版「國家安全法」，市民不但完全不獲諮詢，有份通過法例的香港人大代表，原來在「必須」投贊成票時並沒有機會詳細看過條文，至少港區人大常委唐英年如是說。這是「國家至上」的極至表現，不要問，只要贊成，只要相信國家相信黨！

2020年6月30日，香港不同傳媒報道，指消息稱全國人大早上閉幕前通過港版「國安法」，稍後中國官方喉舌才證實人大全票通過「國安法」，但沒有公布條文（中國當局直至深夜才公布條例細節），而到通過時也沒有資格看到條文的特首林鄭、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以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卻要開記者會大讚「國安法」如何如何穩定社會、港人自由無損云云，活像一齣黑色鬧劇。

這是一條凶猛的法例，因此香港的抗爭者以惡法形容之。公布條文後，本地法律學者張達明更形容法例比他最壞的想象還要壞。很多論者已先後論及法例對香港的人權自由有何嚴重影響，如以言入罪；如「國安法」凌駕《基本法》，令《基本法》形同廢紙；如大陸國安可在港執法，而不受香港法律規管；如長期拘押、秘密審判；如「特殊」案件，被告送回中國大陸審理等，都是港人十分陌生和懼怕的。

港版「國安法」就像向香港人投下「天羅地網」，無處可避。因此，灰記一些平常並不積極討論政治的朋友 ，在灰記詢問下，也發表意見，「啲官成日話你唔犯法驚乜嘢，大佬呀你而家收窄緊我自由，我平時做開、做得嘅嘢，而家做犯法噃。咁你聽日話唔准我地出街，我地以後都唔出街吖？」惡法和苛政一樣，不用什麼法律專家、政治學者，普通人都能明辨。

而所謂「天羅地網」，就是2014年中共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現在終於透過港版「國安法」落實，香港人在中國主權下的一些微妙的自主空間迅速消失，因此有人，包括外國政要，稱香港的「一國兩制」壽終正寢，亦有人形容現在香港是「二次回歸」，社會瀰漫著一遍恐懼和絕望的氣氛。灰記作為香港一份子，心情當然也不會好到那裡。

自然地，不少朋友打算移民，一些已實際行動，更有一些是「二次移民」 ，去了外國入籍後回流香港，現在又要再到外國生活。而英國政府宣布，「為了履行對香港的道義責任」，准許持英國(海外公民)護照持有人到英國停留及工作五年，再居住多一年可申請公民身份，一些國家如澳洲亦打算接收來自香港的難民，未知這會否掀起另一次移民潮。

香港從來都是難民/移民社會，「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這裡的人來來去去本來十分自然，只是這次可能的「移民潮」多少帶有一份沉重感，因為經過這幾年，特別是經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這塊土地的身份認同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他們不惜以身犯險，被拘捕、被暴打、被性侵、被檢控收監，不一而足。在政權愈來愈高壓，表達自由愈來愈受限制下，他們喊出「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以及「民族自強」等口號，這些也是這次「國安法」特別針對要取締的口號(7月2日香港政府發聲明，指「反送中」運動最多人喊叫的口號之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含有港獨、分離和顛覆的含意，違反「國安法」，香港人的言論自由進一步受踐踏)。

「港獨」旗幟近幾年經常在遊行集會看得到，去年「反送中」運動也屢屢看到這些旗幟與美國旗並列，然而，灰記記憶所及，這些口號在去年「反送中」運動並沒有人叫喊，是近幾個月才出現。灰記猜想叫喊此口號的人是因為覺得中共違背了「一國兩制」的承諾，香港只能自尋出路，又或者認為香港年間急速的「敗壞」，正好引證「一國兩制」從不可信，只能「獨立」於「一國」。

灰記並沒有叫喊過這些口號，因為從來不相信民族主義，不相信中國民族主義，也不相信香港民族主義，覺得這種充滿排他性的意識型態很容易走向極端，歷史的教訓比比皆是。最近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就說過，國家、國族主義是過時的東西，現在更重要的是全球70億人的共同命運(大意)，事實上，資本主義走到今天，貧富差距之巨大、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猖獗，套用共產黨的術語，「階級壓迫在國族主義的外衣下變本加厲」，加上資本主義無節制的發展，對地球產生無可挽回的破壞，有識之士呼籲思考另類出路(不一定是共產主義)，正常不過。共產黨在鬧革命的時候不也曾「擁抱」國際主義，高喊「工人無祖國」、「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現在中共要走黨國/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將黨等同國，然後大肆灌輸民族主義，要求人民膜拜共產黨，實在是一種墮落。

說回香港，因為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擴張，垂老的清國不敵如日方中的大英帝國，這塊彈丸之地成了英國人對華貿易的基地，現在很多香港人懷念英國殖民統治，懷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英國準備光榮撤退前的「黃金歲月」。但英國人對香港百多年的統治並不總是「美好」，白人優越主義／種族隔離(華人曾被禁止住港島半山區)、殖民統治的專制本質等很多華人都領教過，華人要經過很多年的爭取才能改善待遇和地位。

但事物總是兩面，以至多面的，這塊彈丸之地，一方面華人長期被當成二等公民，另一方面卻又成為近現代動盪中國的避風港，甚至是革命啟蒙中心，孫中山在香港讀書受啟蒙，以至在香港設立革命組織的故事已經很多人講過； 然後民國時期，鬧革命的共產黨人也曾利用香港逃避國民黨的追捕，或在香港進行秘密聯繫等；及至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逃避共產黨統治的人、逃避饑荒的人，以至後來逃避抓捕的民運人士/抗爭者，都以香港為家或以香港為暫時避難所。

另一方面，共產黨亦清楚香港這塊特殊地方有其他中國城市不可替代的價值(至少曾經如此)，因此毛澤東曾經訂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而相信鄧小平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時，其中一個盤算也是對這塊土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百廢待舉，不依賴香港不行。

而英國及後來代替英國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國，也視香港為窺視、探聽、接觸共產中國的橋頭堡。香港人就是在這些大國的夾縫中，微妙地享有一些自主空間，遊走於大國間的搏奕，即使主權回歸中國，仍然享有大陸人不曾享有的人權和自由。老一輩的民主派，如何俊仁、李卓人等，會認為香港因為歷史的原因，享有較多自由和空間，道義上應該關注、聲援中國大陸的抗爭者，所謂大陸苦難的同胞。事實上，香港不但是中國大陸抗爭者的支援中心，有一段時期，香港的抗爭亦啟發了大陸的抗爭，因此被中共視為顛覆基地，現在的「國安法」也有針對香港人顛覆中共政權的條文，以至一些一向從事關注大陸工人權益、聲援大陸抗爭者活動的朋友，也有所擔憂，估算可如何繼續以往的活動，但與大陸抗爭者站在一起的初心不變。

灰記對「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以及「民族自強」等口號之所以感到疏離，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香港獨立」的訴求，是源自希望與中國切割、對中國人身份的厭惡，以至對中國內地抗爭的不聞不問、事不關己的心態。這種心態與灰記所認同對大陸抗爭者的道義責任相違背。

在「國安法」君臨，香港人不再能在大國政治的夾縫中，微妙地享有一些自主空間，對大陸抗爭者的道義責任，會變成與大陸抗爭者一起面對同一，至少是類近的殘酷政治現實，灰記認為這樣更應關注，以至學習大陸抗爭者長期在「國安法」(以前是「反革命罪」)的羅網下如何存活，在所謂「二次回歸」的新常態下尋找自己的位置。

2020年7月1日，雖然整個城市瀰漫恐懼不安情緒，仍有成千上萬香港人，在佈滿警察、水砲車和裝甲車不斷巡邏的街道上，於充斥著水砲和胡椒噴劑的街道上遊走，靈活多變地反對「國安法」，反對加諸香港人種種的不合理限制。也許從今以後，香港人慣享的言論自由，包括上街的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香港人從過往微妙自主空間所發展出來的遊走精神，應不輕易就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