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 The Messenger 與被習以為常的帝國陰暗面

看《封鎖新聞線》(Kill The Messenger) 這類美國「傷痕」電影,除了好奇作為美帝國意識型態,或曰美國夢製造工場的荷李活,會如何呈現美國的陰暗面外,也有點「懷舊」原因。無他,雖然灰記離毛派「激進」政治愈來愈遠,但對中美洲尼加拉瓜革命(Revolución Popular Sandinista)多少還有點「情意結」。

有「情意結」的原因很簡單,拉丁美洲人民渴望擺脫美帝的「魔掌」,渴望「獨立自主」愈來愈見希望。近年不少拉美國家的左翼政黨紛紛透過民主選舉上台執政,拉美國家亦懂得相互聯結以抗衡美帝的霸道。而當年尼加拉瓜的革命和轉型或多或少啟發了後來拉美國家的「民主改革」想象吧。

拉美的左翼民主改革,即透過民主選舉上台執政,實施不同程度,成功與失敗的改革,正好反駁中共及被「洗腦」的憤青們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中國,如果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那麼學習比你「落後窮困」的拉美國家吧!民主自由並非西方的專利。這亦是灰記對拉美,對尼加拉瓜的「情意結」所在。

70年代末灰記在外國就讀大學變得左傾的時候,正藉尼加拉瓜桑地諾游擊隊推翻獨裁者索莫查(Somoza),建立由桑地諾全國解放陣線(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所領導的革命政權,成為繼古巴之後,第二個在美國「後花園」建立起來的左翼政權。

灰記在此要扯遠一點,講講所謂「自由」的「反共堡壘」的迷思。灰記未到外國受「激進」左翼思潮衝擊前,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右派少年,國民黨/「自由中國」的擁護者。還記得中學時很喜歡到油麻地與佐敦之間(可能是西貢街)的一間已忘了名字的右派書店流連,閱讀「自由中國」在台灣如何「實踐民主自由」,對抗「萬惡」共產主義的書籍,偶而也會閱讀中南美洲「友邦」的「民主經驗」(當時很多親美的所謂「民主」國家仍與中華民國保持邦交),對這些國家的領袖甚有好感。其中一個就是索莫查。

猶記得1970年代初,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在聯合國的席位後,因「國家風雨飄搖」而頗感失落的灰記,在《香港時報》頭版讀到尼加拉瓜總統索莫查「雪中送炭」,「適時」訪問中華民國,與總統蔣中正會面,然後兩國如何如何合力對抗共產主義,捍衛自由世界的報道時的「激奮」。灰記後來當然知道這兩名高喊捍衛自由世界的統治者,都是自己國內的大獨裁者,而拉美那些所謂「民主」國家都是名過其實,甚至實行高壓統治,統治者都是由美國扶植的附庸。

更「有趣」的是,蔣介石父子政權,在繼位者蔣經國1988年逝世時,已經統治了台灣接近五十年。蔣經國生前也曾想過死後把總統之位傳給下一代。而索莫查於1979年被推翻時,其家族亦已統治了尼加拉瓜超過六十年。所謂「民主自由」國家」竟與封建皇朝無異,而美國政府完全無視這些矛盾,只要符合它的帝國運作便「隻眼開雙眼閉」。否則,即使你是「貨真價實」的民主政權,也沒有好下場。

在尼加拉瓜革命前幾年,智利民選的左翼總統阿倫弟因為要推行不合美國胃口的改革,觸動了美商的壟斷利益,美國經濟制裁不果,於是在中央情報局幕後的慫恿和合謀下,1973年智利軍方發動政變,執政不到三年的阿倫弟在總統府被亂槍打死,親美的皮諾切特上台實行軍事獨裁。灰記在加拿大認識的拉美同學,就有兩個是逃避皮諾切特的恐怖統治而流亡加拿大。

幾年後,在加拿大的校園,灰記與這兩位同學,以及來自其他拉美「民主」國家的流亡學生,一起興高采烈「迎接」尼加拉瓜的革命成功。其時一位因為反對索莫查統治而流亡加拿大,在灰記就讀的大學教書的尼加拉瓜學者,在校園慷慨陳詞,訴說在索莫查及其統治集團不斷壓榨下,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後一小撮富人在首都馬拿瓜(Managua)保安最嚴密的地區過著如何奢侈的現代化生活,儼然另一個世界。

然後這位學者出人意表的宣布,革命政府已委任他為臨時駐加拿大大使,希望加拿大人多多關注百廢待舉的尼加拉瓜。灰記依稀還記得有人質問這位臨時大使,尼加拉瓜會否步古巴後塵,成為獨裁的共產國家。這位學者大致回應說,尼加拉瓜的革命政權主要由農民、商人、教會人士組成,馬克思主義者只佔一小部分,最急切要做的是土地改革,讓農民分享土地,改善生活。因為大部分土地都被前獨裁執政集團及大地主壟斷。

後來證實這位學者外交官所言非虛,尼加拉瓜雖然親蘇及親古巴,但並沒有走古巴以「無產階級專政」之名,實行一黨專政的教條「馬列」黨國主義舊路。尼國於1984年舉行民主選舉,桑地諾領袖奧爾特加(Ortega)以超過六成選票當選總統。然後1990年、1996年及2001年的總統選舉,都由偏右政黨勝出,桑地諾在野。到了2006年及2011年的大選,桑地諾再次勝出,奧爾特加再度擔任總統。

這位學者外交官所講的土地改革亦逐步完成,農民分得土地,大地主的壟斷終結。革命亦帶來教育及文化改革,短短五個月,全國識字率由不到五成升至接近九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0年特別嘉獎尼加拉瓜的掃除「文盲」運動。

不過,在美帝的「後花園」實行有利大部分基層人民的改革是「原罪」。革命剛成功,屬於民主黨的總統卡特警告桑地諾不能「輸出革命」。1980年,共和黨的列根上台擔任總統後,和70年代初推翻智利民選阿倫弟政權的共和黨總統尼克遜一樣,因仇共情結而對桑地諾政權極度反感,為了阻止拉美的左翼革命浪潮,首先就要消滅尼加拉瓜這個初生未穩定的革命政權。於是除了對尼加拉瓜實施貿易禁運外,由中央情報局在與尼國北部接壤的洪都拉斯和南部接壤的哥斯達黎加訓練右翼游擊隊(contras),游擊隊的成員大多來自索莫查的「國民警衛軍」,目的是顛覆尼加拉瓜革命,推翻桑地諾政權。

真人真事改編的Kill The Messenger講的就是一名記者把美國中情局、右翼游擊隊與加洲黑人社區毒品泛濫串連起來的「警人揭露」,以及他為此而付出代價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Gary Webb(由Jeremy Renner扮演),是加州《聖荷西水星新聞》,一份地方報的記者,經過一年的深入調查,主要透過三名毒販的證詞而寫成名為Dark Alliance:The Story Behind the Crack Explosion的系列報導。三名毒販分別是加州黑人社區的大毒梟Ricky “Freeway” Ross,以及兩名尼加拉瓜人 Oscar Danilo Blandón Reyes, 和 Meneses Cantarero。

電影對Meneses Cantarero(由Andy Garcia飾演)的背景沒有什麼著墨,對美國試圖利用右翼游擊隊顛覆尼加拉瓜革命亦沒有怎樣觸及,這種「去政治化」的處理很多時亦是荷李活「傷痕」電影的局限。

查實Meneses Cantarero在革命前是尼加拉瓜的大毒梟,其家族與索莫查家族關係密切,其一名兄弟是馬拿瓜的警察首長,其餘兩名兄弟是效忠索莫查的軍人。其實美國緝毒署早在尼國革命前已有他的檔案,但因他與索查家族關係密切,革命後,他與一些和索莫查政權有密切關係的貪腐和罪惡分子,獲美國政治庇護,並成為在美最大的尼加拉瓜毒梟,Oscar Danilo Blandón則為其工作。 兩人利用部分販毒得來的錢,資助尼國右翼游擊隊。Meneses還兼任右翼游擊隊的「保安及情報」主管,而Blandón則成為美國緝毒署的線人。

Meneses於1990年因携帶750公斤可卡因被尼加拉瓜當局拘捕並在當地服刑,影片安排的情節是主角飛往尼加拉瓜,賄賂監獄人員得以和這名大毒梟見面。

電影還加插了由Ray Liotta扮演的中情局僱員John Cullen,毫無先兆地出現於主角面前,誠心「懺悔」,訴說自己為了愛國加入中情局當臥底,混在拉美的左翼圈子,與左翼青年建立友誼,甚至超友誼關係。然後這些滿懷理想的青年一個個不知所蹤。然後他「語重深長」的說,其實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的國家有「開放的選擇」。Liotta再進一步訴說自己後來參與販毒活動,暗示與中情局有關,然後又「語重深長」地指權力如脫繮野馬(大意),暗示中情局「胡作非為」不受監察。

這個情節是完全虛構,真實事件並無名為John Cullen出現過。而Dark Alliance系列報道最具爭議的地方是Gary Webb找不到中情局人員作證,也沒有具體證據指中情局涉及與右翼游擊隊有關的販毒活動。

不過,灰記反而對這個虛構情節感到興趣。這也許是導演的「夫子自道」,在反共意識嚴重,左翼被妖魔化的主流荷李活世界,難得有人肯為左翼理想主義說句話。但願這也反映美國社會的走向,即愈來愈多人意識到美帝國意識型態的灌輸,「扭曲」了對世界以至美國社會的認識。事實上權力部門如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派臥底滲透「激進」組織進行破壞,亦被證實發生過很多次。

再來到電影的「核心」部分,即Gary Webb因為報道了令權力部門難堪的” inconvenient truth”,而被主流傳媒杯葛,終身不被任何傳媒錄用,並於2004年吞槍自殺的故事。整齣電影抱同情的視點,甚至有點把他「英雄化」。不過,大致上主角「沒落」的過程與現實相距亦不太遠。

美國全國性的大報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在這系列的爭議性報道出現後,並沒有就報道所指涉的中情局與游擊隊和毒䲷的關係,以及最重要的,黑人社區受這發生在外國的「政治性」毒品禍害(毒䲷把在拉美種植的毒品運往美國出售)再作跟進,反而集中力量指出Dark Alliance不專業和倉卒立論之處(例如整個報道沒有中情局的官方回應),而中情局亦樂意安排人員接受採訪,反駁Gary Webb的指控(但其實由始至終他都沒有明言中情局涉及販毒或知情)。於是,Gary Webb由揭露權力部門黑幕的敢言記者,很快就成了不專業,缺乏誠信的陰謀論者。

而這齣以Gary Webb為題材的電影於他死後十一年公映時,《華盛頓郵報》的調查報道主管再次撰文重申當年他們反駁Dark Alliance的論點,並「勸喻」有志從事調查報道的年輕記者不要為了當一時的「英雄」而妄顧專業,發掘事實要講求客觀和搜證云云。

時下香港很多人因為來自中國的權力部門/「強力」部門的「胡作非為」而充滿危機感,有很多關於主流傳媒主動配合權力運作,或被收編的「陰謀論」,灰記當然不會以「陰謀論」來看待當年美國主流傳媒對Dark Alliance的取態。不過,中情局前年發布了一篇內部文章“Managing a Nightmare: CIA Public Affairs and the Drug Conspiracy Story”,闡述中情局如何處理這次公關災難。而令中情局最安心的是,主流傳媒對對Gary Webb的敵意遠遠超過對中情局的質疑,於是中情局不需要做什麼「公關化粧」,事件便輕易由中情局的公關災難變成了Gary Webb的個人災難。

然而,Gary Webb並非無中生有,與中情局關係密切的右翼游擊隊涉及販毒亦非新鮮事物。早在1985年美聯社記者Robert Parry 和 Brian Barger已作過尼加拉瓜右翼游擊隊販毒以支付軍費的調查報道,美聯社起初拒絕發布他們的報道,後來勉強讓他們繼續跟進,而絕大部分傳媒亦沒有跟進。最終Barger被迫離開美聯社,Parry亦被通訊社禁止再跟進事件。據說列根主政的白官幕後有施壓。

雖然,Parry和Barger的調查報道在美國主流社會並沒有帶來太大的反響,而且記者生涯亦受打壓。但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因而展開聽證,由現在貴為國務卿的民主黨人克里主持這個特別聽證會,並於1989年發布了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NARCOTIC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的報告。報告指有足夠證據顯示游擊隊涉及販毒,美國政府知情,但由於不想影響對尼加拉瓜的戰爭而坐視不理(至於除了知情,有否美國權力部門的人涉及其中,可能永遠是個謎)。換言之,Gary Webb只是於十年後重拾這個被忽略的新聞,再作深入調查吧了。

從Gary Webb,以至Robert Parry 和 Brian Barger的遭遇,大致可看出,沒有如中國的中宣部掌控傳媒下,美國主流傳媒與官方的「默契」,或曰意識形態「一致性」,當「捍衛自由世界」,或曰「捍衛美國利益/國家安全」的「努力」,因權力部門的一些「出軌行為」破壞了一直被宣傳的「民主、自由、人權」想象時,主流傳媒的把關人會特別謹慎,特別「體諒」官方,對暴露陰暗面的人特別苛刻。而事實上,除非出現不計後果,來自權力部門的whistle blower(但她/他也可能被抹黑而失去可信性,甚至有可能乾脆被滅口),要真憑實據指控權力部門的「出軌行為」幾乎不可能,舉行聽證會也難以了解真相,而且往往是「馬後砲」的修補,因為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兩黨長期壟斷了政權,大家都有執政機會,不會認真到令自己政黨執政時「綁手綁腳」。當然有事後監察總聊勝於無。

而只要黑暗的事發生在遠離美國的「黑暗世界」,只要美國權力部門不在美國「胡作非為」,美國人亦大都漠不關心。可能基於要「捍衛國家安全」、「捍衛自由世界」的「必要之惡」的迷思,也可能基於「天下鳥鴉一樣黑」的犬儒心態。因此聲稱世界民主「中流砥柱」的美國,其權力部門陰謀推翻別國的民選政府,如智利的阿倫弟政府、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政權(1984年大選勝出,但右翼游擊隊仍然進行破壞,直至1990年偏右政權上台時才停戰),美國主流傳媒和主流社會都不關注。

至於反共游擊隊販毒禍及加州黑人社區,為何也引不起美國主流傳媒及主流社會的關注?灰記只能推測,被美國人從非洲「買」回來的「黑奴」後代,也被視為遠離美國的「黑暗世界」的他者(美國依然是種族/階級問題嚴重的社會)。就好像遠離美國,包括中國的「美國貨」離岸血汗工場一樣,工人如何被剝削也難引起美國主流社會的關注一樣。

對了,「外判」黑暗,「外判」踐踏人權的暴行這不就是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聰明之處」嗎?美國的權力部門/「強力部門」如中情局已經在世界各地「胡作非為」了幾十年,害人無數,所持的理由也是為了「國家安全」,這一點和緊隨美國之後的第二,或第三帝國中國(因為還有俄羅斯)完全一樣。所不同者,美國政府聲稱威脅其「國家安全」者多數遠離美國,而中國政府要對付的多屬其國民。

再回到Ray Liotta的「懺悔」,一切源於權力如脫繮野馬。權力部門其實如同革命黨,未腐敗墮落前,「理想主義」蓋過一切,為了「理想」可以不擇手段,即使腐敗墮落權力的運作蓋過一切後,被揭露後亦不乏「自圓其說」的「道理」如「國家安全」。一旦「道理」也站不住腳,便千方百計令人習以為常。而對抗權力腐敗唯有眾人的驚覺,拒絕習以為常(這齣電影的出現也算是拒絕習以為常的表現吧),這比幾年投一次票要困難得多。這亦是有了「民主自由」,卻非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依然必須顛覆的「常態」,這亦是非教條「馬列」的左翼,在崇尚自由民主之餘,對西方的殖民/資本帝國,特別是美國,一直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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