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左派」與宗教

在面書,常常看到一些開口「革命馬克思」,閉口「革命馬克思」的活躍留言者,對任何事物的結論都是必須「依靠革命的工人運動」或「依靠真正革命的馬克思左翼運動」云云。老實說,自命左傾的灰記看到這些「教條術語」也實在吃不消。當然,在這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灰記又是該死的自由派,小資溫情主義者了。

這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令灰記想起當年與加拿大的毛派組織的一些交往。這些朋友現在都已是長者,不知他們是否還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還是覺得理想幻滅?灰記還記得相熟的幾位朋友很「單純」,也很有承擔,例如當中就有至少兩三位學歷頗高的黨員,為了走進工人階級隊伍當組織者,放棄白領工作,當起藍領產業工人來。

當時灰記廣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位曾經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西班牙人跟灰記也很稔熟,因灰記的關係,與這群毛派朋友也有幾面之緣。他問灰記,為甚麼加拿大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都來自信奉天主教的法語區?灰記說不知道。他說,跟他們談過,發覺他們都是原來信奉天主教的,現在就以馬克思主義替代宗教。他說,共產革命也罷,宗教也罷,歸根究底,是信仰問題。早前灰記與朋友新春聚會,也輕輕提到共產黨與基督教組織的類同,有朋友說起那些團契的交心活動,跟共產黨無異。灰記插咀,所以共產黨最忌宗教,因為大家都是「改變人類心靈的偉大工程」。

談起強迫信仰,今時今日,政教合一的國家已不多,除了小部分以伊斯蘭教治國的政權,如伊朗、沙地阿拉伯等,大部分人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信奉宗教。而以「馬列主義」作為「宗教」的國家也寥寥無幾,只剩中國、朝鮮、古巴和越南。這些國家中,相信朝鮮「政教」合一做得最徹底,把「馬列主義」和東方專制王朝的傳統結合得「天衣無縫」,金氏統治者成了實際的天子,只是包裝了極庸俗的「馬列主義」術語吧了。而金氏王朝居然能逆世界的大潮,今天已是第三代,比中國秦朝還厲害(秦朝到了秦二世便滅亡),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與金氏王朝「唇齒相依」的中共政權,除了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極致外,顯然比較像個「現代國家」,但共產黨對宗教的恐懼與防範之心並無稍減,要嚴控宗教,特別是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來自西藏的藏傳佛教,因為中共深明「宗教狂熱」的力量。此外,眼見「馬列主義」已失去宗教作用,便代之以「愛國主義」,即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句題外話,由中共系統「脫隊」而出的法輪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中共最感難以應付的「宗教」組織。

回到當年的「紅色邂逅」。當年這些朋友的確也把打算「吸納」的對象分類,灰記被定為「進步人士」,加上非當地人,不打算久留,所以並非他們大力發展的對象。而灰記少年時期曾到過大陸探親,目睹大陸的一些「現實」非左派書本上描述的那麼光明,覺得這些毛派份子對中國的想像實在太過一廂情願,後來便漸行漸遠。

不過,「共產革命」話語的宗教力量的確不能忽視。即使灰記只是短暫與這些毛派人士「過從甚密」,也感染了他們漠視生命和自由的「革命世界觀」。魏京生於七十年代末,寫了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觸怒了中共老太爺鄧小平,被判刑二十年,是典型的以言入罪,但因為魏京生揚棄「馬列」語言,甚至有自由主義傾向,灰記竟然也認為魏京生是「反革命」,覺得他只是個人主義,沒有為工農群眾「無產階級」服務,所以雖覺判刑過重,也認為「罪有應得」,被同學指摘無人性。

而中共支持的赤柬,七十年代推行瘋狂的「共產主義」實驗,把數以十萬計城市人放逐到農村,最終暴政導致數以百萬計人死亡。灰記也曾為赤柬辯護,覺得西方社會誇大死亡人數,隱然認同「革命必須有代價」。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死的是一百萬人還是三百萬人,都是活生生的個人,赤柬犯下了反人類罪行。當年灰記也被朋友譏為「極左」。

諷剌的是,幾十年後的今天,同樣的情況幾乎重複。話說去年初艾未未被失踪,香港人遊行聲援,面書上聲援艾未未的留言此起彼落。但自命清醒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卻不以為然,說艾未未只是西方的寵兒,說雖然不支持中共的做法,但不要為艾未未「造神」。其實聲援的人很多都是說言論自由是的基本權利,必須捍衛,沒有要追奉艾未未的意思。

當然時代不同,中共早已取消了「反革命罪」,但沒有停止鎮壓異己,只是大力祭起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民族主義大旗」,作為對付異己的意識型態武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也「甘之如飴」。於是艾未未成了「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馬前卒」,甚至艾所聲援,被四川當局無理拘禁的譚作人,甚至拍錄像追查豆腐渣工程的艾曉明老師,一律被label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幫閒。

更有甚者,當時溫家寶回應失去兒女的家長要討回公道的呼聲,信誓旦旦的要徹查豆腐渣工程,最終不了了之。四川地震究竟有多少枉死的寃魂?至今仍縈繞多少家長心中?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卻竟代中共官方總結四川地震是純粹特大自然災害,傷亡無可避免。還以日本地震海嘯,官方也隱暪實情,質問為何厚此薄彼。

其實沒有人要厚此薄彼,也沒有人盲從西方社會,只是果然「革命世界觀」「改造人類心靈」幾十年來並無二致,「馬列主義」以集體之名,所謂最終為全人類解放的社會,「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過渡,以保存「革命成果」,繼續漠視生命與自由。

說到這裡,灰記又想起那位不少港人熟悉的甘浩望神父,這位宗教人士原來也是對「文革」有憧憬的理想主義者。經常掛在咀邊便是嚮往一個「新天新地新社會」。然而這位甘神父與那些在面書上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有基本的不同,他雖然固執/執著,卻沒有高高在上,真理在我手中的傲氣,經常與香港及大陸的貧窮弱小在一起,亦捍衛基本人權,包括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這也許是宗教的一些正面影響,例如寬容、憐憫、謙卑等,所謂宗教的慈悲,令甘神父雖受毛派馬列主義影響,卻少了仇恨與戾氣。最經典是他一直以來進行一項mission impossible,就是搞簽名運動,要求中國廢除死刑,這是神父的宗教情操蓋過「馬列主義」者常有的鬥爭意識。這可能是宗教與「革命左派」結合的其中一個最好的示範。

灰記自認缺乏「革命理論」根基,不敢再多批評那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但作為一個崇尚多元及希望人類身心得到最大解放的人,便十分抗拒那種唯我獨尊的霸氣,不管來自宗教、「革命運動」以至現存既得利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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