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同志與梁同志

Benson Tsang 上載

灰記要為黃耀明「同志」喝采。facebook上瘋傳「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的現場照片,看過演唱會的好友,除了盛讚兒時偶像的歌藝和風采,也提到明哥表現出難得在香港娛樂圈一見的政治和社會意識。

「我不是地下黨的同志,我是同性戀者,gay佬。」明哥的出櫃宣言,更令好友非常感動。他的拍檔,歸依基督教的劉以達,沒有受基督教右派的狹隘思想影響,說「神愛同志,神也愛黃耀明。」而明哥上中學時,曾經是基督徒。

香港娛樂圈以至社會偽善,不用灰記多說。電影如有同性戀人物,不是被揶揄,醜化,便是被「可憐」的對象,很多時一廂情願的製造「攣變直」的虛假結局。至於社會層面,也不遑多讓,近年法例稍有進步,把男「同志」性行為非刑事化,但同性戀團體要求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家暴條例」,卻引起保守勢力大反撲,反映社會仍不能「平常心」看待同性戀,看待人類感情的「自然表達」,同性戀者仍被看成「病者」,需要「診治」。

雖說明哥有不少粉絲,有一定的「話語力量」,特別是在自己演唱會的「地頭」,可以暢所欲言。但畢竟他面對的主流社會由保守意識主導,出櫃的勇氣仍值得一讚。許是明哥的性小眾傾向,某程度能從「受壓迫者」的角度看事物,令他對主流社會的社教化,主流保守價值,有一定的批判。

灰記於九零年代初曾訪問達明一派,有機會跟明哥詳談,感覺他是香港娛樂圈少有具社會意識,對事物有自己一套堅實看法的人。還記得當時香港經濟熾熱,自信心爆棚,面對內陸,香港人看不起內地人,覺得香港「天下無敵」;面對世界,香港人覺得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了不起,香港保留了傳統中國文化精粹,也是另一種「天下無敵」。

灰記一向對大香港主義,以至大中華主義都不以為然,當時便就這種現象詢問他的看法。他說在某一個地方成長,因而產生對這個地方的感情很自然。他特別舉三藩市為例,說如果我生長於三藩市,一定也會覺得這地方很可愛,很獨一無二,因為你一生人只有幾十年,在一個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當時他還未到三十歲),這種經驗是獨一無二,對這地方有別人所沒有的感情是可以理解。但把這種感情無限擴大,而產生自大、排外的意識則絕不可取。

於是,話題轉到種族偏見和排外,灰記一向反對港人的種族偏見,「黑鬼」、「阿差」、「賓妹賓佬」這些貶詞,覺得很刺耳,於是也討教明哥。明哥亦從「受壓迫者」的角度,看到種族/排外主義其實往往被統治者用來轉化矛盾,例如經濟不好,便把少數族裔/外來者擺上枱,說他們搶飯碗,搶福利等。

二十多年後,法例上可能有所改進,例如「種族歧視條例」終於也立了法,但社會的意識似乎並沒有多大進步,香港很多人以「愛香港之名」,對少數裔族、外傭、新移民、內地人肆意妖魔化,為政府削減他們的權益福利喝采,卻不理最大的權益和福利剝削者,是現存官商合謀的政經結構。二十多年後,踏入中年的明哥,反壓迫的,反主流保守意識熾熱的心,沒有消減。除了出櫃時,鏗鏘有大力的宣稱,廿一世紀的今天,自己愛誰,不需要別人批准外,也表達對中港政治的看法,與別不同。

Benson Tsang 上載

Benson Tsang 上載

梁振英感情上是否明哥的同志?感情上規行矩步,奉行一夫一妻,生兒育女的梁振英,大概是異性戀者。當然,根據佛洛依德的理論,人類初生時性傾向混沌、糢糊,異性戀是社教化的結果,所謂文明須一定程度的性壓抑,包括不同性傾向的壓抑,至於這些壓抑是否過份,就成為很多文學、藝術,以至反主流政治論述的課題。以梁振英的「感情表現」(如果有的話),大概也跟大部分主流社會人士一樣,走循規蹈矩的路,把初生時任何「混沌」的情感大力壓抑,走核心家庭道路,所以不會是明哥的同志。

現在要談的是梁振英是否政治上的同志。先看看他對一些民主自由和社會議題的表態和表現。梁振英暗示,即使2017年普選特首,提名門檻不能低,為中共操控特首選舉留定後路;梁振英為求提高自己民望,不惜利用排外民粹情緒,未上台在「雙非」孕婦問題上指手劃腳,妄顧行政程序及法治精神;基本法23條是威脅港人自由的惡法,梁振英強調有責任為23條立法,說它不是惡法,時機成熟會立法。後為了「競選」需要,改口為社會有共識會立法。無論如何,其立23條的態度,顯然比唐英年的態度積極很多。至於被問及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意見,梁竟認為下令「六四」屠殺的鄧小平應獲和平獎。縱觀言論強硬冷血的梁振英,絕不是明哥以至大部分自稱進步人士的同志。

Benson Tsang 上載

餘下的,便是其地下黨同志問題了。說來也荒誕,在中共主政的中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此一中共地下黨組織竟也遭遇出櫃與否的問題。在港英時代,在1949年前國共交惡,共產黨被迫害的年代,中共處於地下狀態可以理解。但今時今日,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依然神秘兮兮的處於地下狀態,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及對香港人來說,都是極不公平的事。

就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為例,看他多次被追問是否地下黨員的表現,覺得他其實並不介意公開身份,只是要等「中央的命令」。又例如被前地下黨員梁慕嫻親自證實黨員身份的葉國華(曾任董建華的特別顧問),亦曾對沈旭輝說,是否公開身份,將來由「中央定奪」。

因此,中共地下同志,與性傾向「同志」雖然都有出櫃的問題,但性質很不相同。前者是缺乏人本精神的組織紀律,上頭一日不願香港地下黨曝光,即使這位黨員如何想出櫃,如何覺得當共產黨員是光榮的事,也不能向香港市民表白心跡。而後者純粹因為社會的偏見及壓力,包括家人的不體諒,而要隱藏自己的感情世界,是「弱勢」社群生存的無奈。

相比之下,中共強權在收回香港後,為了方便操控香港,仍然以欺騙手法,隱瞞實際上已經滲入政府高層以至社會各階層的地下黨勢力,不斷蠶食香港的一制。再看今時今日的中共,對人民,特別香港人民仍抱敵我觀念,喜歡自上而下黑箱操作,肆意踐踏黨員人格,其反人民性質是何等的嚴重。

Benson Tsang 上載

因此,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一日不向香港人開誠布公,地下黨員一日不出櫃,接受香港人的監督,一日香港人對如梁振英、曾鈺成、xxx等的這類「同志」,只能抱疏離、懷疑,以至反對的態度(因為他們缺乏自由意志,無論中共政策如何不合理,如何倒行逆施,也要遵守執行)。

因此,黃同志的問號打得好,梁同志是中共的同志,不是我們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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