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的氣息

DSC_03679月22日,一群掌握香港經濟命脈的華資大老闆,跟隨那位執政時一塌糊塗,被迫提早下台的前特首董建華,到北京見「領導」。而大學生組織一早已宣布9月22日開始罷課,抗議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所謂「普選框架」。

不知道北京最高領導層選這日接見香港的「大孖沙」,是否衝著學生罷課而來。但觀乎過去數星期,中國官媒和香港「左報」對學生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特別針對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朝的醜化新聞,說北京不重視學生抗爭的影響又不是。否則,那些「土共」組織如「反佔中聯盟」,如一些家長會,要使出「舉報」參與罷課學生的威嚇手段,向學生施壓。

無論如何,由學聯及各大專院校有關學生團體聯合組織的罷課行動,9月22日順利展開。在猛烈的陽光下,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坐滿一萬三千學生,現場採訪的本港和外國傳媒,網絡媒體不下數十個。大會的兩條直幡寫著「反殖抗篩選  自主港人路  」,撮要地講出這次據稱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學運的精神。

在講台上的學聯代表,更重提四十年前學生常呼喊的「反資反殖」口號。為什麼1997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後,到今天又「重拾」當年受左翼思潮影響的學生的說法?看看學聯的罷課宣言︰

「所謂殖民,是一套制度,更具體的講,就是一種利益與政權勾結乃至分配不公,卻又把市民大眾排除於政治之外的體制。殖民主義是一種深藏於人們的歷史經驗,化成心態,潛伏於我們社會結構之中,這種殖民觀並非獨立或主權移交就能消解。從這個意義上,直到今天香港依然未完成解殖。……

港英時代,為了防止港人不滿而同時維持殖民政府的管理,港英政府採納了『行政吸納政治』,把社會精英籠絡到到行政體制之內,為平穩的殖民政治服務。他們把香港人理解成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唯一考慮的就是物質條件。……

這樣的做法在當時來說深入民心。在八十年代其時,港人主體性未立,在殖民政府竭力維持高度『非政治化』的狀況下,整個社會並不存在很強的社會動員力量。不論對香港前途問題持甚麼主張的派別,都未曾在社會上有過有組織的反對抗議運動。在香港被排拒參與中英談判之後,香港的未來就被兩個大國草定下來。港人對回歸的恐懼一度存在,但在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下,回歸被視為一個現實開始慢慢被接受。八九年的六四屠城並未使港人排拒中國,反激發了香港人的民族認同,使大家更認為中國與香港之間命運是連成一體。那個時候,中國人的『身份政治』第一次進入到主流社會的思考當中。……

在『平穩過渡』的原則底下,中共自然樂見殖民時期『非政治化 』的制度設置,保障其政權的高度管治。過往行政吸納政治以『功能組別』的方式成為香港政制的設計,其衍生而成的『行政主導』、『小政府大市場』更被今天的港府奉為圭臬,成為反對民間要求更公義政治安排及分配制度的擋箭牌。『五十年不變』的講法最能捕捉這個精神。……強調港人的經濟身份,卻忽視了社會與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在回歸後,一度出現反對『非政治化』這脆弱共識的契機。零三年在社會不景氣及中共強推有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下,五十萬人在七月一日這『回歸』的『喜慶』日子上街遊行示威。這日子的大型抗爭意味的是對回歸過渡時的政治設置的挑戰。這種自發與及包容不同訴求的抗爭運動自然是一個令人可喜的新現象,……過度沉醉於這種七一的『年度想像』將掩蓋了公民社會力量不足的真象,讓社會沉迷於公民社會對政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假象之下。過去十年來七一遊行愈來愈不受政府重視,正是這個原因。我們以為自身掌握了政治主體性,但我們其實沒有推倒過去從殖民時期一直延續至今,向既得利益者傾斜的政經結構。我們並未完成解殖之路。

中共對香港民主化的態度清楚展現了那種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思維:香港是經濟城市,港人是經濟動物。作為一個經濟城市,其最大的功能就是為其主權國服務,有關對香港的政治設置也是有利主權國的管治術而已。這個理解最大的問題在於,經濟城市是無根無歸屬感的。一切有關城市的發展方向皆要以利益為最大考量。於是乎,功能組別固然並不民主,但建制派為之辯護的理由會是『保障資本主義的良好運作,『工商利益是香港基石』,以致他們在反對有關政治抗爭的時候往往會使用『破壞香港經濟』為名把之壓下去。尤其是在今天中國『天朝主義』的理解底下,香港的政治制度更加只是權宜之計,我們的政治制度要變得民主遂受到極大的阻力。……」

宣言概括地分析了為何政權移交,用中國式語言「回歸祖國」,卻亦未去殖的深層次原因。因而要繼續「反資反殖」。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慷慨激昂道︰
「……命運危機逼在眉睫,每一個香港人會否都撫心自問︰除了我們自己,誰可否決我們這代人的命運與未來?為什麼北京的一百七十個欽點的人大代表可以代為決定香港人的命運?得票只得689的僭建特首梁振英嗎?為什麼不是我們七百萬香港公決我們的前程?公義民主的政制若被否決,將如同宣告香港人未來三十年必須繼續活在中國政府與大財團的殖民與玩弄下。……」

為什麼中國政府與大財團結合就是把市民玩弄的「殖民統治」?同學們認為英國殖民統治者所建設的政制,港督行政主導,即殖民威權統治,立法局大部分議席非民選而是既得利益的代表,即所謂功能組別議席,全部被中國主權下的特區政府所繼承,並想方設法令這制度「千秋萬世」。所以並沒有脫離殖民統治的邏輯,所以要重提「反資反殖」。

同學們比泛民政黨走得更前,就是揭示這個特區政權的特質,是北京專權者擁有最終操控權,是香港財團再加上紅色資本既(暗地裡)又競爭又合作的產物,說它是殖民地遺留產物也可,說它是中式封建產物亦未尚不可,或者索性稱之為「封建殖民」。

看著那群到北京「面聖」的香港「大孖沙」的「卑屈」身段,香港最大財閥面對習近平那種「必恭必敬」,也可解讀為封建餘毒。果然中共也不再客氣,習近平要說出以前中國領導人不便說出口的心裡話︰「希望香港在我們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在我們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帶領下,廣大香港同胞繼續推動香港取得各方面的發展。」那種「君臨」的「天子」心態表露無遺。

而有趣的是,《新華社》其後的新聞稿,卻將習近平的原話改為「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以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下」,原先的「領導」不見了。(《蘋果日報》9月23日報道。)是習近平說漏了嘴,怕影響不好而改稿?還覺得很多香港人依然天真?無論如何,習近平是一個強硬獨斷的人,要牢牢操控香港,要香港大財團識做全部歸順,全力配合此後的共產黨地下黨治港,才能延續利益,似不待言。

背後全力支持梁振英當特首的董建華當訪京團長,曾高調「唔妥」梁振英的李嘉誠現在乖乖坐在董的身旁,聆聽習近平的訓話,象徵意義不用多言。曾被譽為「老好人」的董建華,不甘被胡溫轟下台,藉推舉梁振英而希望能在香港事務指指點點,仍然搞中國人「躹躬盡瘁」的那一套。他的私心,中港政治的黑箱作業,只會令香港更走向沉淪。

而這群沒有腰骨的香港資產階級,失去了現在只是權宜被利用的港英高官(秘密入黨者除外)的「服務」,頭上多了港共指指點點,以及紅色資本的競爭,心裡心裡如何盤算?但無論如何,正如同學們所言,無論舊殖民資本還是新殖民資本,都是對香港平民百姓的盤剝。新殖民資本帶來中國更赤裸的掠奪風氣,香港人的日子將更難過。

因此,一萬三千名學生的不妥協,不認命,正好回應北京人民大會堂那個企圖「塵埃落定」的接見場面,那套天朝政治文化「君臨式」宣示。學聯宣言結尾部分如此說︰

「香港與其他殖民地最大的不同,在於在殖民前這裡不存在一個充分的文化及政治社群。我們要建立主體性,就需要發掘香港自身的本土經驗,從過去的殖民歷史中提取資源。因此,不論是中國還是英國,以致種種的多元與邊緣,混雜與主流都是香港之為香港的特色。這種雜種性(hybrid)正是香港的主體根源。排拒任何一方都是對自身構成的一種扭曲以至傷害。

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明白不合作運動與過去那種不造成實際挑戰的抗議運動的差別。我們不是在政權的框架下反抗,我們是在挑戰整個框架。罷課的作用其實也在於此。罷課從來都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而是一種抗爭的手段,以學生傳統的感染力去號召更多的市民起來抗爭,把政治運動的戰場移到整個社區之中,不再局限於議會。在連結起整個社群的時候,我們發掘那些構成香港而又被忽視的種種文化資源,繼而凝聚起足夠力量去挑戰整個的政權,去述說一個有歷史意識的香港敍事,到這個時候我們就離解殖走近一步。」

學生所言「不論是中國還是英國,以致種種的多元與邊緣,混雜與主流都是香港之為香港的特色」,這種嶄新的「本土意識」,令灰記想起蘇格蘭獨立運動中的非建基於種族「純粹」的「公民民族主義」,兩者推許的多元和包容性,都是有別於近年在歐洲、中國、日本以至香港出現的,建基於仇外,建基於自己的「種族」最優越的「右翼民族/民粹主義」,並針對資本主義的「階級壓迫」來審視現存的政經秩序。

蘇格蘭人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下,獲得了決定自己命運的一次公投機會,不論結果如何,都傲視中國東方專制主義的野蠻。特別是罷課第二天,傳來新疆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為了替自己的民族說幾句公道話,為了提示中國政府不要踐踏憲法,踐踏民族自治,結果換來被判無期徒刑的重罰,令人憤怒。

9月22日,學生表明除了立足香港,也要關注中國國內的公民維權運動,灰記希望學生更擴闊視野,放眼新疆、西藏、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全都與自主自治vs大一統集權有關。香港學生/香港人要自主命運,要真正的民主,就等於新疆、西藏、內蒙古要真正自治一樣,都被中國政府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分裂主義」活動。

9月22日,百萬大道仍充滿香港熟悉的自由氣息,但這種自由氣息,在一些7月2日被捕同學,以及早兩天被檢控(因六月反東北規劃被捕)的講者發言時所提,政治檢控作為威嚇手段的提醒下,蒙上陰影。

而這些自由,其實只在1980年代開始,英國人知道要「光榮撤退」之後,需要加速本地化所衍生的A貨解殖的產物。這塊經濟至上的「東方之珠」,1980年開始也要社會、政治、文化上「貌似」其他西方先進城市,所謂人有我有,但都是A貨,勞工法例是A貨,社會福利是A貨,民主更是A貨,唯一較實在的是在英國人的政治意志下,香港的廉政、法治和自由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成了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得來「容易」,基礎不穩,面對東方專制主義的衝擊,岌岌可危。

9月22日,有同學提到台灣、南韓的威權高壓年代,呼籲同學/香港人要有心理準備面對自由並非必然的日子,要有心理準備被捕又被捕的日子離自己不遠。他沒有提到「六四」,提到要付出流血代價,是自己沒有這種意識,還是不想嚇怕其他同學,不得而知。

但無論如何,9月22日,校園氣息開始變化,香港氣息開始變化,但香港人要改變的決心有多大,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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