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分裂/自治/民主,蘇格蘭的啟示

蘇格蘭獨立公投最近成了不少人的關注點,西藏女作家唯色在互聯網上流露對蘇格蘭人可以自決命運的艷羨,她在印度的同胞,公投前幾天千方百計向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達希望西藏自由的意願,被印度警察驅趕。而公投前一天,更有一西藏青年自焚,是09年來第一百三十二名自焚者。

差不多同時間,在中國新彊鳥魯木齊的法庭,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本土赫提,正面對「分裂國家罪」的審訊。而過去他的言論只是為了增加漢人對新疆維吾爾人的了解,為了提醒中國當權者不要繼續那種把愈來愈多維吾爾人推向極端,推向對立面的強硬而「愚蠢」的「少數」民族政策。有興趣可看看他在維吾爾在線寫過的《中國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嗎?》。

曾在六月進行民間公投的香港,近八十萬人透過電子及實體投票,表達對真正意義的普選特首訴求,北京於八月底以嚴格篩選特首候選人的普選框架作回應。憤怒的香港人回以罷課及「佔領」中環。香港人堅持非北京「欽點」特首候選人的普選訴求,堅持中共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北京視為擺脫中央控制的「港獨」活動。而不少香港人亦以艷羨的目光看蘇格蘭公投。

獨立/分裂/自治/民主,此刻糾纏不清,而蘇格蘭公投所給予的啟示則是,今時今日,成熟的民主制度,已經可以以在地人民自由表達意願的公投方式,而不是以戰爭的暴力方式作為手段,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整合與分離,以至重大的政治爭議,因而值得世人,特別是覺得自己「與別不同」的中國人,以至與中國人這身份糾纏不清的香港人深思。

其實近幾十年來,以和平方式決定一個民族命運,一個國家內不同民族的離合,蘇格蘭並非先例。法裔為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1960年代末成立了魁北克人黨,自此長期爭取獨立。

灰記七十年代末留學加國時,適逢魁北克人爭取獨立之聲極盛,1980年魁北克人更首次就魁北克人黨提出的議題作公投,議題是魁北克人是否願意與聯邦政府及其他省份就 ‘sovereignty-association’ ,即政治上脫離加拿大獨立,經濟上繼續與加拿大保持聯繫的訴求,展開談判。

除了鼓吹魁北克民族主義的魁北克人黨,一些法裔魁北克人亦受1960年代盛極一時的歐美理想主義左翼思潮,以及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成立共產主義組織如加拿大工人共產黨,如In Struggle。他們標明自己是馬列主義者,有別於親蘇的加拿大共產黨,他們把加拿大看成緊跟美國的二流帝國主義國家,以及根據馬列主義原則,反對民族壓迫,支持民族自決。

不過,這些共產黨組織與鼓吹獨立的魁北克人黨不同,並不主張獨立,而是希望透過民族自決的討論/爭議,令法裔魁北克人「認清」民族壓迫的來源︰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全球分工,即帝國主義中心對「邊陲」地區的利用和剝削,加拿大於美帝國主義者而言,是「邊陲」地區,魁北克於加拿大而言是「邊陲」地區。除此之外,也有階級壓迫,即美國工人階級受到美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加拿大工人受到美帝國主義及加拿大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而作為「邊陲」地區的魁北克,當地工人就受到美帝、加拿大以及魁北克的資產階級的三重壓迫。

作為共產黨人,這些法裔魁北克人鼓吹加拿大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推翻加拿大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加拿大。他們「告誡」那些感覺被英裔加拿人歧視、欺負的魁北克「同胞」,不要受狹隘的民族主義「迷惑」,被魁北克資產階級利用來建立一個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魁北克國。因此,他們不稱自己為魁北克共產黨,而是聯合加拿大其他地區志同道合的人,組成全國性的共產黨。他們的機關報 Forge、In Struggle,都是法英雙語發行,並非只用法語。

當然,這些「激進」左翼人士,在魁北克也好,在加拿大也好,都屬極少數。灰記當時較多接觸的工人共產黨,全加拿大加起來也只有約一千五百個黨員,比起加拿大三大黨進步保守黨、自由黨、新民主黨,以至鼓吹獨立的魁北克人黨相去甚遠。他們派人參加1980年的全國以至地方議會選舉,得票率極低,反映在歐洲大陸有深厚傳統的社會主義思潮,在北美很難生根。

灰記還記得一件小插曲。工人共產黨參選其中一個選區包括唐人街,住的大部分是華裔居民,他們逐家逐戶宣傳政綱,宣傳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理念,其時灰記亦義務替他們當翻譯,向不懂英語的華人解說。其中一戶新移民原來來自中國廣東,由一位年青人應門。當我向他們說同行的加拿人是共產黨人,他錯愕的表示不知道原來加拿大也有共產黨,而且還能公開活動和參選。我說他們不但是共產黨,還很崇拜毛澤東,欣賞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他苦笑說對政治沒興趣,移民加拿大也是為了逃避政治,那時距離剛結束的「文革」「恐怖政治」只有幾年。

1980年魁北克人黨的獨立訴求亦被六成魁北克選民投票反對。大部分魁北克人還是以「務實」態度面對民族自決,支持維持現狀。無論共產黨人所鼓吹的工人階級政權,以至法裔民族主義者鼓吹的魁北克資產階級政權都以失敗告終。

不過,畢竟民族主義比跨民族的無產階級感情更容易被一般人受落,魁北克人黨成功於1995年再提出公投議案,這次的議題是你是否希望魁北克獨立於加拿大,公投結果雖然仍是否決,但相比十五年前,獨派支持度大增至49%,反對議案的選民佔51%。

魁北克獨立運動有起有跌,至今仍是不少法裔魁北克人的理想。而那些細小的共產主義左翼組織,則繼續吃力地鼓吹突破民族主義的工人團結,以對抗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剝削。

回到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有評論認為,蘇格蘭獨立運動雖然爭取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但與近年在歐洲興起的右翼民族主義有所不同,並不講求民族優越和純粹,少有排他性。主張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並非一個純蘇格蘭裔的政黨,移民/出生當地的有色人種也可加入,甚至有穆斯林黨員當選議員。

台灣一個公共博客平台「菜市場政治學」,就刊登了一篇題為《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特色:公民民族主義》的博文,作者是在英國讀博士的沈智新。沈在文章翻譯並引用倫敦政經學院(LSE)發展學副教授Elliott Green所寫的一篇文章〈蘇格蘭民族主義因為其公民而非種族內涵而與其他分離運動不同2〉,介紹蘇格蘭獨立運動所鼓吹「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有別於「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他們宣稱蘇格蘭民族並非由血緣所定義,而是在於成員自願依附於蘇格蘭,並參與蘇格蘭的公民生活。SNP的這種主張贏得蘇格蘭少數族裔人士的熱情支持,亞洲裔蘇格蘭人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比例甚至高過蘇格蘭的其他人口。這次公投中,「非裔支持蘇格蘭獨立」(Africans for an Independent Scotland)、「英裔蘇格蘭人支持獨立」(English Scots for Yes)、「亞裔蘇格蘭人支持獨立」(Scots Asians for Yes)等團體存在的事實,就是主張獨立的Yes陣營,能夠獲得種族上不是蘇格蘭人的蘇格蘭居民支持的明確證據。

……這場獨立公投中,非白人蘇格蘭居民有權投票,但居住在蘇格蘭以外的英國其他地區的蘇格蘭人,並不被允許投票。也就是說,那些不住蘇格蘭的蘇格蘭裔人們(包括現任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和前首相Tony Blair)是沒有投票權的,反而非蘇格蘭裔的蘇格蘭居民(包括來自大英國協和歐盟的非英國籍人士)是可以票的。這種排除非居民的選舉資格認定,在在強調蘇格蘭民族主義的公民內涵:居住在蘇格蘭的決心比血緣和出生地更重要。」

除了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義」,亦有不少評論認為蘇格蘭獨立運動是對英國新自由/新保守主義當道的政治現實的反彈,針對的更多是金融資本坐大所造成的巨大貧富差(有錢的可以輕易錢搵,無錢的繼續當工人奴隸),傳統產業被「虛擬」的創意產業所取代,只有少數創意新貴藉互聯網產業發大財,傳統國營產業如醫療的逐步私有化對平民生活的打擊等。

少數人得益的新自由/新保守主義的經濟模式對青年人的打擊,香港人也不陌生。而這種向傳統產業工人宣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由戴卓爾夫人於1980年代強推,卻由聲稱為工人打拼的工黨繼續「發光發熱」。以「有型有款」新工黨領袖形象出現的貝理雅,以右傾政治取向取悅選民,成功執政,以創意經濟取代傳統產業,繼續推行私有化以及偏坦金融財團的經濟政策,亦成功繼續出賣工人階級以至年青人。

而傳統較左傾,工黨支持者根據地蘇格蘭,愈來愈多人對工黨的墮落,以至英國政局的苦無出路而思變,支持蘇格蘭獨立的人以為如果獨立,蘇格蘭人可以有較大空間掌握自己的命運,不用受英國政府的政策影響。例如一位在蘇格蘭長大,來自香港的選民羅倩棱對《蘋果日報》記者說,「貧富懸殊嚴重,繼續留在英國,醫療制度極可能私有化,大學教育可能要付費,『我很樂意繳多一倍稅款,令有需要的人得溫飽』。」

這位支持蘇格蘭獨立的選民認為這次公投十分重要,如果贊成獨立勝出是一次難得的突破,會永遠改變蘇格蘭。不過,在英國政府答允下訪更多權力,以至獨立後經濟可能變壞的恐懼下,55%蘇格蘭選民投否定票,選擇留在英國。不過,兩年前民調支持蘇格蘭獨立者只有兩成多,兩年後投贊成獨立票的選民有45%,證明近兩年來愈來愈多蘇格蘭人對英國政局的不滿。

無論蘇格蘭還是魁北克,民族政治脫離不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中心對不同等級的「邊陲」地區的利用和剝削,以及要面對「階級壓迫」—資產階級壟斷經濟所造成的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公。但無論英國以至加拿大的資產階級政權,都有足夠的自信讓受壓迫的民族政治自決,顯示民主國家的優越性,也是人類的進步吧。

說起人類的進步,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潮亦曾擔任推動歷史進步的角色,不少人仍認為這角色還未過時,例如他對資本主義的「透徹」的剖析,不少人覺得還很有現實意義。不過,理論還理論,馬克思主義,以至被譽為進一步推展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聲稱馬克思信徒的共產黨人,當取得政權後,都背棄所有這些原則。大大減弱馬列主義的「光環」及「現實意義」。

以民族自決為例,列寧曾經寫過很多支持民族自決的文章,甚至蘇共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時,也基於民族自決原則,白紙黑字寫明各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進出蘇維埃聯邦的權利。而後來者中國共產黨,在未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前,多次表明支持西藏、新疆、蒙古、台灣獨立。

當然,蘇聯在史太林完全掌握權力之後,這名曾被列寧痛罵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的格魯吉亞人,完全背棄共產黨人對「少數」民族地區,包括他老家格魯吉亞,有民族自決權,有權自由出入蘇維埃聯邦的承諾,搞他的民族壓迫,貫徹他鐵腕獨裁、無情鎮壓異己的統治手段。

至於中國共產黨,除了外蒙古於中共建政前在蘇聯「慫恿」下,於1945年透過公投成功獨立外,其餘內蒙古、新疆、西藏都成了有名無實的自治區,而且中國漢人的殖民問題非常嚴重,對當地民族文化、自然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掠奪,都到了令當地人產生仇恨的地步。

外蒙古起初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但蘇聯解體後亦逐步走向民主,周旋於俄羅斯與中國兩個大國之間,有一定限度的自主空間。但內蒙古、新疆、西藏等的民族命運,令人擔憂。

book說到這裡,灰記要講講中國人「與別不同」的國家觀,引伸可能就是「與別不同」的民主權、自治觀了。
最近灰記看了兩本書,一本是曾在香港、台灣、美國、日本教學的中國學者葛兆光所寫的《何為中國》,另一本是今年過世的中共退休藏人幹部平措汪杰所寫的《平等團結路漫漫  對我國民族關係的反思》。

前者分析中國大一統天朝觀念的形成,以至於今揮之不去「以我為主」的天朝意識的「來龍去脈」,後者在一國及體制內,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大膽批評中國的民族政策如何背離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憲法。

兩者都實事求是的指出,以漢人為主體的中國人,曾經兩次嘗到亡國的滋味,一次是被蒙古人統治,另一次是被滿人統治。不過,前者從中國漢人的角度,得出晚清積弱有被列強瓜分的危機意識,令民國以後的當權者都承受不起「割疆裂土」導致「喪權辱國」的責任︰

「…儘管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曾有放棄滿蒙的想法,但正如我前面所說,誰也承擔不起『割疆裂土』導致『喪權辱國』的責任,所以中華民國的政治領袖們,無論孫中山還是袁世凱,只能維持多民族、大疆域的國家;儘管學者們也曾認同來自歐洲的『民族國家』的理論,但傳統『大一統』的帝國理念仍然影響深刻,學術界仍然沿著慣性使用着傳統的『中國』或『中華』概念。可以說,恰恰是日本的帝國主義政治意圖,刺激了中國學者重新檢討有關民族、國家的議論,並且重新建立起保全中國的立場。

從民國肇建到五四運動,『中華民族』這個觀念在內憂外患中被廣泛認同,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新的危機刺激下,就出現了強調『中華民族是整個的』,試圖不僅從法理上,而且從學術與思想上『納四裔入中華』的趨向。」(《何為中國》 85頁)

愈近日本侵華,學術界這種「中華民族自古是一體」的心態愈重,甚至一些研究不同「少數」民族文化與習俗的社會學家如費孝通等,也被批評可以刺激民族分化。到了一九四二年,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蔣介石發表《中國的命運》,更索性把「中華民族」說成「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何為中國》 109頁),完全否認有不同民族的存在。

那個時候,膽敢支持民族自決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訪問時,就講過在逃避國民黨追剿的「長征」途中,曾接受過西藏人的糧食援助,是中國唯一一筆外債。

而針對蔣介石的對「中華民族」的解說,毛澤東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作嚴厲批評︰「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他們對於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清朝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思想和錯誤政策。」(《平等團結路漫漫》 181頁)

當然,歷史證明,中共奪取政權前講一套,奪取政權後做一套。平措汪杰作為中共黨人,不得不在書中推崇「新中國憲法莊嚴明確地規定了廢除傳統的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壓迫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體現了今天的中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五十六個兄弟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為實現共存共榮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大家庭而奮鬥的事實……但這個『中國』與歷史上歷代的『中國』根本不一樣,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平等團結路漫漫》 182頁)

但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何曾有過中共信誓旦旦要落實反獨裁以及民主自由的人民共和國的內容,更遑論民族平等、團結、互助了。

看看幾個民族自治區的情況。新疆部分地區在1930和40年代曾獨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時,支持新疆獨立,但1949年取得政權後,名義上新疆自治,但實際上共產黨在新疆實行軍屯,建立一個又一個中國人/漢人的軍事社區,名義上是支援新疆開墾,實際上是殖民。現在新疆漢人已佔起過四成,首府鳥魯木齊更以漢人為主。

西藏在共產黨執政前實際上獨立,1950年中共出兵藏東,佔領昌都,以武力逼迫西藏噶夏政府簽署「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承諾西藏一段時間內保持「一國兩制」,達賴喇嘛地位不變等。但1956、57年由共產黨/中國漢人主導急風暴雨的「民主改革」殺入藏人社區(實則是土改,將西藏人,包括普通牧民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四川、青海自治州內的西藏人起來反抗,被血腥鎮壓,大批人逃往仍未實行「民改」的西藏。1959年3月,西藏人於拉薩起義,藏人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出走印度,西藏「一國兩制」告終。

內蒙古在中國抗戰後期,曾追隨外蒙古,成立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中國共產黨派其蒙古人幹部鳥蘭夫率團往內蒙推動自治運動,遊說其同胞放棄獨立。中共建政,鳥蘭夫成為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及政府主席,算是有點「民族自決」的味道,當然,因為鳥蘭夫是共產黨信得過的「自己人」。鳥蘭夫後來升官至北京中央,內蒙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中共統治特色是共產黨黨委書記是最高權力者)基本上清一色中國人/漢人擔任。

而本文較早前已指出,西藏、新疆、內蒙都同樣遭受中國漢人的殖民之害,包括掌權者為漢人,大量無節制的漢人移民,漢化嚴重,民族文化及語言的逐步失落,經濟主要由漢人操控,自然資源無節制的被開採,主要是漢人得益等(《平等團結路漫漫》一書有大篇幅的著墨)。平措汪杰以「新殖民地」來形容這狀況︰

「記得八十年代中央召開西藏工作會議時……平時言談謹慎的阿沛(灰記按︰當時西藏自治區政府最高領導之一,曾是西藏舊政府的官員,1951年與中共「談判」十七條的首席代表)說︰『有人說有些漢族同志不是把西藏當作自治區,而是當著自己的殖民地……『殖民地』這個詞聽起來很刺耳,也有一些人不願意聽,但關鍵在於其含義和事實。民族地區逐漸成為『新殖民地』的說法,不只是阿沛所反映的,在不少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中,也早有各種各樣類似的議論和評論,更不要說外國媒體。」(《平等團結路漫漫》 203頁)

作為西藏共產黨始創人(後來自願被併入中國共產黨),平措汪杰雖然身陷共產黨一元化(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大一統)體制內,但基於西藏民族意識,以及身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執著」,在書中苦口婆心地不斷強調馬克思、列寧對民族自決的支持,希望中共中央正視「民族問題」的嚴重,糾正政策的偏差,還以「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與蘇聯解體對中國的教訓」 作臨終前「最後的忠告」︰

「強大的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十分珍貴,尤其是對歷來與俄國相連、相好,並曾幾乎『一邊倒』地以蘇聯為師的多民族的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國,雖然當今幾乎隻字不提,但根深蒂固的大漢主義嚴重性、危險性和危害性豈不是更大、更嚴重?

……當年蘇聯當局在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因推行大量移民等各方面加速俄羅斯化的政策而造成各種民族矛盾和糾紛,從而最終導致聯邦共和國解體的慘痛教訓。……

多年前,在美國和西方世界的一些書刊上,對中國未來可能的版圖劃分有這樣的猜測︰一是藏獨,二是疆獨,三是西北的回回國,四是大蒙古國,五是東北的滿州,六是中原本部佔全國三分之一的漢族地區。……歷史的演變,往往使事情因陰差陽錯發生在意料之外,有可能性的反而往往不成,不可能的卻總以某種形態出現。」(《平等團結路漫漫』 195頁)

葛兆光的書對現代中國,以及「納入四裔」的得失沒有著墨,在其結語的一章,把漢人觀點的中國人「與別不同」的國家觀,在「中國崛起」的新局面下,作出如此的審視︰

「平心而論,某些『天下主義』和『天朝心態』,如果在一個開放時代,當然有可能轉化為接受普世價值和普遍真理的世界主義,並且在『多元一體』的狀態下擁抱『共識』,在保衛自身文化傳統的同時,接受其他民族或國家提供的好的制度、文化和思想。但是,如果它在貧弱時代的危機心態中,或者崛起狀態下的自滿心態下,也有可能繼續沿襲『鄙薄四夷』和『唯我獨尊』的民族主義,引申出通過現代化來富國強兵,從而爭霸天下的雄心,也因此會成為在文化上阻隔內外和你我的障礙。

……就是在接受全球文明的前提下,能否協調『全球化』和『中國性』、『普世價值』和『中國色彩』?……如果不能,那麼很麻煩的就是,當傳統的『天下』觀念被激活,『朝貢』想像被當真,『天朝』記憶被發掘,也許,中國文化和國家感情反而會變成對抗全球文明、對抗區域合作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情緒,那就真的引出『文明的衝突』了。」(《何為中國》  177、178頁)

無論「納入四裔」的傳統中國國族想像,以至「漢族為主體的五十六個兄弟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為實現共存共榮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大家庭而奮鬥」的共產中國國族想像,來來去去都是中國人/漢人的視點,缺席的是「少數」民族作為主體的自主。簡單一點,你中國/漢人要「納入四裔」,有否問過滿、蒙、藏、新疆維吾爾人是否願意被納?你中共希望「實現共存共榮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大家庭」,有沒有問過其他民族是否願意加入這個大家庭?

而無論英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對蘇格蘭的民族自決的文明態度,以至經典馬列主義對民族自決的堅決支持,在在都說明現在中國政權名不副實的「封建性」。如果說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漢人中心主義大一統思維,是對「中國危急存亡」的一種「緊急」回應,今日聲稱要實現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產黨政權,死抱天朝想像的同時,連古代盛世時那種非掠奪性的「有容乃大」文化自信也缺席,實施的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義,要與舊帝國主義者一較長短?

因此,如果因為「國家安全」考量,未經平等協商,以及人家自主決定,或曰民族自決,強行把「四裔」納入中國版圖,由此而來衍生的「國家安全」問題,絕不能怪罪堅持民族自決的力量,更無道理稱人家為「分裂勢力」。

回到香港,這個曾經處於中英夾縫的前殖民地,因為其曾經有過現在已逐漸褪色的國際性,換來中英聯合聲明所衍生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承諾。中國漢人為主體的香港人,郤多少有著與深圳河以北的中國漢人不同的文化素質和價值觀,思維較接近西方現代文明。

不過這種港式現代文明價值亦充滿缺憾,中國傳統文化的家長式思維,殖民地威權統治塑造的順民心態,一直如幽靈般纒結香港人,近年不少年青人提出要解殖,針對可能是大部分香港人習慣殖民統治,沒有反殖傳統,對1997年後,愈來愈明顯中共式「新殖民主義」「逆來順受」。

即使被稱為反對派,有廣泛代表性的泛民,都服膺「希望有計傾」的諮詢式民主爭取,害怕與當權者「決裂」。而1997年後泛民面對的,並非希望匆匆「去殖」,留下寛鬆開明統治形象的英國人,而是習慣粗暴變臉的極權中共操控的特區「買辦」政權,17年以後的今日,中共已按耐不住,「買辦」政權於兩年前變為「自己人」政權,而中共更赤膊上陣,以國務院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人大常委的「普選框架」,以「國家安全」之名,粗暴粉碎「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所隱含的民主自治,扼殺香港人三十年來所渴求的民主自治。

香港人在失望之餘,在艷羨的蘇格蘭人民族自決之餘,在強烈表達向中共表達不滿之餘,必須認清天朝封建專制大一統與掠奪性「新殖民主義」結合的「恐怖」思維的「毀滅」性。

也許蘇格蘭「公民民族主義」所顯示的包容性,以及對向平民大眾更肆意掠奪的新自由/保守主義的反抗,對香港人的「抗爭」有所啟示,就是警惕極右仇恨思維生根,警愓傳統中國家長式思維,以至殖民式醒目仔女「買辦」心態滲透抗爭運動,以及反省掠奪式, 並非以人為本的發展主義經濟模式的禍害。

與此同時,放眼受「新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地區,放眼受「封建專制」統治的中國漢人地區,為未來「不可能的卻總以某種形態出現」的政治局面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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