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六四」集會

應不應參與「六四」集會，中共/建制24年來不斷有人企圖製造輿論，要求港人放下「心結」向前看，甚至反駁屠城之說，但這些言論只會引起反效果，動員更多人出席悼念「六四」死難者的晚會。但今年的反對聲音卻來自理論上反對中共的城邦論者/城邦派。

城邦派導師陳雲這兩年不斷強調香港人要「顧掂」自己，就必須要摒棄中國情結，不要被中國綑綁。不但如此，為求自保，要排斥影響香港人利益的內地人，所以要反「蝗」、反「雙非」…，不要投入支援內地異見者/民運人士，概大陸有民主未必有利於香港云云。

另一邊廂，今年支聯會的新口號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友人看是針對中共/建制派「愛國受港」、「愛國愛黨」等的口號。不過，於灰記來說，口號達至的效果卻適得其反，既然中共領導人都口口聲聲以民為本，支聯會的口號不是和中共、香港建制，以至激進建制力量如愛港力「出自同門」嗎？被城邦派揶揄是活該的。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接受《蘋果》訪問時亦承認與民情有距離︰「想搶番個話語權，重新演繹，清洗愛國等於愛黨嘅睇法，我哋仲以為天經地義，市民嘅反應始料不及，原來我哋同民情係有距離。」話說回來，當年香港人支援大陸民運，掉念六四死難者，雖然立足香港，雖然是香港本土政治啟蒙的一頁，但這種政治啟蒙卻是由內地八九學生運動所引發，與內地的關係沒法抹殺。灰記在此博客就曾寫過，六四是香港人一次身份認同的「歷程」，六四把香港人和中國人重叠，是香港人最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亦是香港人與中共政權最疏離的時候。

24年過去，香港人不再有英國人的「庇護」，直接生活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現實中也有十五年了。在中共專制主義的鳥籠下，香港人是否可以「顧掂」自己，大家心裏有數。正如，不少論者已講過，中共對香港的干預，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滲透」越來越明顯。去年中共把「地下黨員」梁振英推上特首「寶座」，中聯辦不避嫌地顯露自己在香港的「太上皇」架勢，在在都提醒香港人中共的鳥籠不斷收緊。與港英時期不同，特區政府的緩衝角色已越來越蒼白，一國兩制被蠶食已是不爭事實，沒有所謂不要被中國綑綁的事。換言之，不論香港人主觀願望如何，要直接面對中共政治操作是不能擺脫的現實，沒有河水不犯井水這回事。

24年前，香港人以中國人的身份，全力投入聲援中國民主運動，不少亦如陳雲所言，把民主夢寄託於中國的民主運動。然而，民主夢被中共軍隊無情的槍聲打破，造成無數「六四」寃魂。「六四」屠殺跟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的轉折沒有兩樣，南非1976年的索偉托屠殺，南韓1980年光州屠殺，起初南非種族隔離主義政權和南韓獨裁政權壓制死難者家屬和人民悼念，但人民以不同方式悼念/記憶，經過長期抗爭，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統治，南韓於八十年代末逐步建立民主政權，兩國人民和政府都繼續紀念事件。

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都不能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要公正評價八九民運，追究屠殺責任仍然未可預期。因此，即使香港人與中國人這身份不再那麼重叠，但作為一個人，感情上、道義上有責任繼續悼念「六四」，繼續支援中國內地維權/民主事業，就是如此簡單。更何況把民主夢寄託於中國民主運動仍是不少港人的「心結」。而正如天安門母親之一張先玲所言，六四燭光晚會是民主的明燈，對「六四」死難者家屬也好，對中共政權不滿，對民主有希冀的人也好，香港人的繼續堅持，對他們精神上的鼓舞作用至為重要。

至於說「平反六四」，不一定代表中共會改革，不一定有利於香港。問題是，如果「六四」得不到正名，一切可能改革也無從談起，君不見中共連死難者家屬正常悼念活動也如臨大敵，設法限制/禁止，這樣的政權，如何能改革？難屬不能取回基本人權，公開悼念寃死者，講甚麼看前看也是廢話。至於改革還是中共維持現狀對香港有利？城邦派與建制派觀點竟如此接近。於灰記而言，即使中共維持專制對香港有利，寄望維持香港現狀「不被中國綑綁」的人其實相當自私，為了自己的一時安逸，不顧內地人民遭受腐敗專制之苦。更何況，中共權貴專制集團與香港財團精英合流對廣大香港市民是有利還是有害？這幾年越來越嚴重的官商勾結、財團霸道所造成的民不聊生，大家不會沒有體驗。

因此，即使支聯會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很迂腐，很愚蠢(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丁子霖語)，即使台上某些人的「聲嘶力竭」讓人難堪，維園集會的重要性依然。大家固然不必愛國，港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議程，但中港人民不同程度面對同一政權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政權一天不認錯，不順應民意，不改革，香港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當然，每年參加了「六四」集會，不等於自由民主會從天而降，就如張女士所言︰「……你說甚麼馬上要有作用嘛，要拿個槍子幹革命嗎？以暴易暴嗎？燭光集會的力量不會一下子出來，維園的燭光是中國民主道路的明燈，參加的人越多，這個燈就會越亮，民主的路就會越走越寬，對天安門母親來說，維園紀念集會有非常大的意義。」

最後要說說，，如果總是狹隘排他地思考問題，總會發展成極端主義，管他是本土還是愛國大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