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傳媒、支聯會及民主黨一輪歌功頌德的緬懷活動告一段落後，一月廿二日，一個由獨立媒體主辦，名為「承傳抑或批判？從司徒華一生檢視香港民主運動」的小型討論會，三位五六十後的講者，黎則奮、馬國明、羅永生，與主要為八十後的約三十位聽眾就司徒華legacy的正反面作交流討論。
講司徒華的legacy，灰記不得不提有線電視那五集名為《大江東去》的司徒華回憶錄。一家商業傳媒，以五小時的播出時間，讓一位民間人士臨終前訴說他的一生，的確是創舉。在傳媒競爭中，有線的創舉亦令其在司徒華逝世的報道中領先，不少文字傳媒均取材於有線的司徒華回憶錄。不過，灰記對回憶錄的觀感是，如果作為司徒華的親友、學生和追隨者，看他的回憶錄一定深受感動，亦人之常情。但作為第三者看這位公眾政治人物，則覺老人家決心要為自己立碑，而中國人立碑的心態就是「隱惡揚善」。觀乎回憶錄，老人家似乎站在「永遠正確」的位置說話，竟看不出臨終前絲毫的猶豫和反思。
在討論會上，當年有份創立支聯會的黎則奮Q仔指，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司徒華叫停六月七日的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是沒有「政治智慧」和「道德承擔」。而他是當面指摘司徒華，結果換來大批司徒華的追隨者的聲討。Q仔稱，司徒華曾激動地要罷工罷市罷課三天，是在張文光勸阻下，大家才同意減為一天。在回憶錄中他說原不同意罷工罷市罷課，但看見市民情緒需要宣洩，才同意罷工罷市罷課一天。然後港府高層說大陸派了一千人來香港進行破壞，他怕香港被搞亂才決定取消行動，還特別透露，現在大擦中共鞋的陳文鴻呼籲擠提中資銀行是搞亂香港。
究竟是三天還是一天，現在「追究」無從。其實灰記以為，在那個非常時刻，大家受情緒牽動，說話「過了頭」亦平常事。關鍵是司徒先生是真的一向處事「冷靜」還是刻意遮掩/忘記自己「衝動」的一面？如果是後者，為何要遮掩/忘記自己的「衝動」，如此人性的一面？說「衝動」其實也不盡然，Q仔說當時中國國內形勢很混亂，鄧小平躲避了兩星期才露面接見「平亂」部隊。如果香港能做到孤立鄧李揚政權，包括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經濟上的孤立(陳文鴻的擠提中資銀行是其中一個方法)，內地的改革派取代屠城派並非天方夜譚。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但被司徒華指摘搞亂香港的人當時是有一套形勢分析，希望結束中共強硬派的統治，這種想法是否過於天真是另一回事。而如果Q仔記憶正確，司徒華亦曾表現得「進退失據」，並非如回憶錄般氣定神閒。
黎則奮指司徒華缺乏「政治智慧」、和「道德承擔」，是因為港府所謂中共派了千名人員來港搗亂，很可能是一個藉口。因為大屠殺以後，港人悲憤之餘，情緒亦高漲，皇后大道東新華社對面竟日有千計甚至萬計市民在討論民主自由，這種前所未有的自發性民主討論，讓港英政府擔心遲早挑戰其管治，必須阻止這種「群眾情緒」的蔓延。
灰記不知道中共是否真的派人員來港，將來解封的檔案可能也不會有所披露。但Q仔的質疑也有他的理據。第一，中共那時自顧不暇，怎麼會想到要搗亂香港？第二搗亂香港對中共有何好處，鄧小平要屠殺不也是為了「穩定局面」嗎？第三，如果司徒華他們如期舉行罷工罷市罷課，舉行和平示威集會，強調和平反搗亂，百萬計的人在街上和平集會，相信即使一千人來了，也不敢輕舉妄動，況且港英政府既然通知了司徒華，香港警方應掌握他們的行蹤，隨時採取拘捕行動。不過，無論事實如何，司徒華(好像李柱銘也有份)以立法局議員身份，聽到港府說中方派人來搗亂甚至進行暗殺而取消了六月七日的大行動。
灰記當時不知道Q仔他們的政治分析及內部爭論，聽到司徒華他們取消罷工罷市罷課以及和平集會的呼籲，甚感失落，覺得這樣把民憤壓抑下去會打擊港人難得的政治熱情。還記得當日無心工作，甚至乾脆不上班，在街上遊走、觀察，發覺跟灰記一樣失落的人很多很多，新華社對面的民主討論沒有中斷，人群不絕。如果大行動如期進行，場面將是極其壯觀。如果果真進行了大行動，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歷程會否不同？但歷史沒有如果。
無論如何，司徒先生他們有份喝停了一次極大規模的動員，可能是香港史無前例的一次，也可能是扭轉香港民主運動形勢的一次。也許他是順應主流港人的想法—香港不能亂，也許是不想港人失去「理性」，也許是低估市民的覺醒和渴求。但他至死也沒興趣討論那次「路線」之爭(據Q仔回憶，老人家把大家的爭論提升至路線之爭的層次)，讓大家錯過一次檢討歷史的機會。
如果說叫停八九年六月七日罷工罷市罷課是基於對政治形勢的分析，是不願「激進」路線得逞，八十年代初開始，直至九十年代初劉山青被內地釋放為止，司徒華未曾為這位因為聲援內地民運，到內地串連而身陷囹圄足足十年的港人奔走過，甚至今天常見的聲援行動一次也沒有做過，則只能解釋為對政見不同人士的硬心情，對內地政府的反應的精密計算。
提出劉山青在內地入獄十年，司徒華視而不見而感到不解的正是羅永生。當年他在中大學生會任幹事，是少數聲援和關注劉山青命運的人，他不明白司徒華為何整整十年也不為劉山青哼半句聲，直至九十年代初劉山青刑滿獲釋後才在張文光陪同下，帶著鮮花往紅磡火車站，搶先在傳媒的鎂光燈下迎接劉。當時一些曾經聲援、關注、企圖營救過劉山青的人，不屑司徒華他們那天的「抽水」舉動。
羅永生提到司徒華的認知問題，在場的江瓊珠馬上指出，司徒華並非認知問題，而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決定。在社運和政治圈，國粹派與托派的不和由來已久。司徒華在情感上傾向國粹派，處事作風亦甚受毛派影響，對托派無好感及處處防範，甚至抵制。而劉山青當時正是一個托派青年。另外，當時香港前途問題開始擺上枱面，司徒華等民主派支持民主回歸，希望和中共建立良好互信關係，至少不希望做一些激怒中方的事。而當時中共仍然封殺托派，司徒華選擇對劉山青事件沉默，正如江瓊珠所說，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決定。
而此事上，司徒華以至眾多民主派受人非議之處便是缺乏民主人士應有的道義和胸襟。即使劉山青是不受歡迎的托派分子，即使他往大陸串連顯得過於天真魯莽，但基於支援內地民運的大原則，基於反對中共政權專制反民主的大原則，聲援營救劉山青是自稱民主人士應有之義。
劉山青事件絕對是司徒華一生的政治污點，但他在回憶錄隻字不提，在生前也沒有公開說過任何道歉的話。倒是他教協的「接班人」張文光，當時在《信報》寫了一篇名為「對劉山青事件的懺悔和覺醒」的文章，提到八九民運才令他覺醒，才覺得不參與營救劉山青「是一種陝獈的門戶之見，我看不到彼此思想分歧背後所共同擁有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人性、真誠，和對祖國同胞的熱愛和關切，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和追求。」
為劉山青落力奔走的一位神職人員是甘浩望神父，他曾為此而絕食。司徒先生臨終前，這位神職人員曾到醫院探訪，不知司徒先生有否提起這件往事，有否表示悔意？
九十年代初以後，司徒華與劉山青，以至梁國雄等托派人士有過比較「友好」的關係。劉山青甚至曾加入民主黨，但終於因政見和處事方式的歧異而分手。江瓊珠認為司徒華也是審視過形勢才向「政治對手」伸出友誼之手，包括八九後香港的政治氣氛，包括他剛與中共當權派決裂。
十多二十年過去，中共政權依然強硬，甚至變本加厲，而晚年的司徒華亦回歸「國粹」/愛國的起點，回歸保守，也許是為了保守他的名節，也許他最介懷的依然是「反中亂港」的指控。他對「五區公投」的出爾反爾，他對梁國雄所代表的「激進」路線的排拒，他對公投所引發的「群眾動員」的「亂局」的擔憂，在在反映他不願意真正與大陸政權決裂。他有份創立的民主黨最終願意與中共及特區政府妥協，解決了香港一場政治及管治危機。
而司徒華的離去亦「適得其時」，成了「左中右」，官方以及民間主流均高度評價的人物，一個被評價為真正愛國主義者的人物。
不過，正如討論會上黎則奮所言，一個真正追求民主自由公義捍衛基層弱小邊緣利益的人，應不受愛國民族主義之惑，才能打破思維的局限。特別在今天，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政權以愛國民族主義作旗幟，包括毫不羞恥地祭起曾被他們打倒的孔子旗(在天安門豎立孔子像，在全世界成立孔子學院)，企圖再次消費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以大一統意識型態麻醉人民，灰記只能選擇告別司徒華的愛國主義，告別他所屬的時代。
灰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