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的阿古智子,左翼的人文關懷

「很高興中野區議會通過保留舊監獄的大門建造物,讓學生和民眾有機會學習日本歷史的陰暗面。」

日本人與香港人不同,不會隨便聘請外籍家務助理幫忙家務和照顧子女,東京大學學者阿古智子身兼母職(她工作忙的時候,丈夫也會照顧獨生兒子),兒子就讀的小學因學生人數太多,會於舊監獄遺址重建較大的新校舍,保留唯一仍存在的監獄大門成了阿古和一些建築師近一、兩年來的社會活動。

這座監獄建於1915年,曾經監禁過不少政治犯,包括著作《蟹工船》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於阿古而言,一個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它的幽暗過去不能在小學生的喧鬧和寂靜中,就此消聲匿跡。特別這監獄曾經禁閉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好戰與瘋狂的人道理性聲音,以及戰後左翼人士和共產主義者的反對聲音,當中充滿值得當代日本人認知和反思的歷史。

也正正因為如此,當地的右翼政客竭力反對保留監獄大門,表面理由是大門太古舊,敵不過地震,會對學生構成危險。當阿古她們努力爭取支持時,執政自民黨某國會議員的秘書經常在學校家長會散播謠言,說學校家長一致同意拆除大門(其實家長從來沒討論過)。當阿古向校長建議舉行會議討論大門事件,怕事的校長不同意,卻因怕得罪國會議員,不阻止該名秘書不斷發表拆大門的言論。後來阿古獲得包括大學教授等六十名區內人士簽名支持,成功遊說新任區長同意,並獲該區議會通過保留大門,這位議員秘書又在家長會大發雷霆,還誣蔑阿古她們,說保留大門只是少數懷有政治目的的人的搞作。據在場的阿古戰友的轉述,該名秘書,自持來自執政黨,態度傲慢無理,水平低劣。阿古向灰記轉述此事時仍顯得激動。

灰記有點羡慕阿古她們,校長怕事也好,執政黨黨員水平低劣也好,日本始終有個民主制度,議會也有一定的權力,中野區議會通過的議案,執政自民黨如何不高興,也要實行。「日本社會其實很保守,一般人的心態是維穩,不喜歡爭論」,阿古是少數對日本充滿批判的左翼,關懷少數被打壓的聲音,關注中國人權。

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劣跡斑斑,甚至犯下反人類罪行,而香港傳統左派從無獨立思想和人道關懷,只懂緊跟共產黨的步伐,用愛國作藉口,合理化一切「國家行為」,近年最惡名昭昭的是前特首梁振英的血腥發言,「國家殺人是不會被法律追究」(大意),充份顯示這些中式「左派」視黨國如上帝,視人命如草芥。有這樣的反面教材,加上香港從來都是崇尚資本主義的反共社會,無怪乎香港人對左翼充滿誤解和偏見。

同被稱為左派,阿古和工聯會、民建聯那群黨國嘍囉情懷未免相距太遠。面對國家的錯誤政策、政權對人民的打壓,阿古和她的左派朋友不會噤聲,甚至因而被右翼抨擊不愛國。相反這群黨國嘍囉如譚耀宗、鄭耀棠、黃國健…何曾為受打壓的中國人出過半句聲。最近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佳士勞工爭取權益被打壓,一些聲援工友的「毛左」學生被政府拘留、監控,國際上一群左派學者包括喬姆斯基和齊澤克等,聯署杯葛在中國舉行的馬克思大會,之前,社民聯、職工盟等亦曾到中聯辦抗議,聲援工友和學生,聲稱代表勞工權益的工聯會未敢哼半聲。然後,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拘捕持有加拿大護照的中國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工聯會的陸頌雄等急不及待走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積極為一個中國大公司的「太子女」,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的資產階級富二代發聲,卻完全把在中國內地受欺壓的勞工抛諸腦後。在這些共產黨嘍囉心中,國家主義或曰黨國主義代替了階級矛盾,黨國權貴就是他們效忠的對象。當日共產主義者高喊的「工人無祖國」和「國際主義」,對著這群共產黨嘍囉,簡直如對牛彈琴(對不起,灰記又得罪了牛牛,牠們可能甚懂音樂)!

是的,縱使今天「工人無祖國」已成絕唱,但人權無疆界的國際主義仍然是不少自命左翼人士的座右銘。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正好體現日本左翼超越國族主義的人文關懷。對她來說,日本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前者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感情,以及對中國能朝自由民主方向發展的希冀;後者是利用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作宣傳,宣揚和鼓吹敵視中國的日本國家主義。

這些來自日本右翼的惡意中國人權關注,令灰記想起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宣傳和教育,「中國人貧窮愚昧落後,需要先進日本統治和教化」。想不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表面富裕強大,中國人總體愚昧落後的印象依然揮之不去,但善意關注中國人權的阿古,不管中國人總體給人什麼印象,從在日本駐華大使館擔任農村扶貧項目,到成為東京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把中國農民/上訪人士/異議者/維權律師當成朋友,真心地關懷他們的命運,盡力施以援手。她在東京的小屋,就經常接待/收容來日的中國友人和他們的家屬。這是實實在在的國際主義精神,在現今排外右翼思潮當道的世界,彌足珍貴。

談到排外右翼思潮,灰記禁不住要講一段小插曲,阿古曾經收容和協助過的一位維權律師的兒子,可能因為父親受中國政府打壓,坐共產黨的牢,留學日本幾年,竟然產生了類近日本右翼的思想,支持日本右翼的國家主義,事事日本人優先。他的這些思想讓阿古十分困惑。灰記除了覺得他未免想得太天真外(日本一旦極右當道,首當其衝可能就是他這些留日中國人),也聯想到某些港獨本土派的心理。這一切中國共產黨要負最大的責任,黨國/狹隘民族主義造就敵對的右翼民族主義,令仇恨升級。

而在右翼聲討中共的大合唱,以及中國人總體形象相當負面的現實中,阿古卻能從那些在專制獨裁下不屈不撓的中國友人身上學習。「若果我沒有接觸中國異議者/維權律師/家屬,以及從他們的經歷感染到他們的力量,我未必會參與爭取保留中野舊監獄大門的運動。」觀察阿古,每次提到受中國政府打壓的朋友,都會感觸/感動至雙眼變紅,甚至眼泛淚光,如此感情真摰的人,灰記實不多見。

而作為參與過709大抓捕拍攝的灰記,完全明白阿古的感觸與感動,那些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家屬在極度高壓逆境下的承擔與所受的折磨,實非生活在較自由的日本,和仍然有自由空間的香港的人所能想像,灰記在她/他們身上學習到一樣十分重要的東西–縱使時局如何低迷、灰暗,總能有所堅持。

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也感動了她的父親。她說每次回大阪探父親,都會談到她的中國友人,去年《709人們》在大阪放映,她父親還到社區中心觀看。這次灰記到大阪拍攝阿古的「中國心」,也順帶拍攝了她父女的對話。原來這位長者記憶力很好,雖然記不起維權律師的名字,卻知道片中有些律師已獲釋,如李和平,還特別問到一位被長期關押的律師近況,那位律師就是王全璋。問阿古父親是否支持她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她說支持但同時擔心她到中國是否安全,特別看了《709人們》之後。

這位長者對中國最大的心願,就是盡快改善人權,為了中國人民,也為了他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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