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左派」與宗教

在面書,常常看到一些開口「革命馬克思」,閉口「革命馬克思」的活躍留言者,對任何事物的結論都是必須「依靠革命的工人運動」或「依靠真正革命的馬克思左翼運動」云云。老實說,自命左傾的灰記看到這些「教條術語」也實在吃不消。當然,在這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灰記又是該死的自由派,小資溫情主義者了。

這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令灰記想起當年與加拿大的毛派組織的一些交往。這些朋友現在都已是長者,不知他們是否還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還是覺得理想幻滅?灰記還記得相熟的幾位朋友很「單純」,也很有承擔,例如當中就有至少兩三位學歷頗高的黨員,為了走進工人階級隊伍當組織者,放棄白領工作,當起藍領產業工人來。

當時灰記廣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位曾經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西班牙人跟灰記也很稔熟,因灰記的關係,與這群毛派朋友也有幾面之緣。他問灰記,為甚麼加拿大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都來自信奉天主教的法語區?灰記說不知道。他說,跟他們談過,發覺他們都是原來信奉天主教的,現在就以馬克思主義替代宗教。他說,共產革命也罷,宗教也罷,歸根究底,是信仰問題。早前灰記與朋友新春聚會,也輕輕提到共產黨與基督教組織的類同,有朋友說起那些團契的交心活動,跟共產黨無異。灰記插咀,所以共產黨最忌宗教,因為大家都是「改變人類心靈的偉大工程」。

談起強迫信仰,今時今日,政教合一的國家已不多,除了小部分以伊斯蘭教治國的政權,如伊朗、沙地阿拉伯等,大部分人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信奉宗教。而以「馬列主義」作為「宗教」的國家也寥寥無幾,只剩中國、朝鮮、古巴和越南。這些國家中,相信朝鮮「政教」合一做得最徹底,把「馬列主義」和東方專制王朝的傳統結合得「天衣無縫」,金氏統治者成了實際的天子,只是包裝了極庸俗的「馬列主義」術語吧了。而金氏王朝居然能逆世界的大潮,今天已是第三代,比中國秦朝還厲害(秦朝到了秦二世便滅亡),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與金氏王朝「唇齒相依」的中共政權,除了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極致外,顯然比較像個「現代國家」,但共產黨對宗教的恐懼與防範之心並無稍減,要嚴控宗教,特別是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來自西藏的藏傳佛教,因為中共深明「宗教狂熱」的力量。此外,眼見「馬列主義」已失去宗教作用,便代之以「愛國主義」,即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句題外話,由中共系統「脫隊」而出的法輪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中共最感難以應付的「宗教」組織。

回到當年的「紅色邂逅」。當年這些朋友的確也把打算「吸納」的對象分類,灰記被定為「進步人士」,加上非當地人,不打算久留,所以並非他們大力發展的對象。而灰記少年時期曾到過大陸探親,目睹大陸的一些「現實」非左派書本上描述的那麼光明,覺得這些毛派份子對中國的想像實在太過一廂情願,後來便漸行漸遠。

不過,「共產革命」話語的宗教力量的確不能忽視。即使灰記只是短暫與這些毛派人士「過從甚密」,也感染了他們漠視生命和自由的「革命世界觀」。魏京生於七十年代末,寫了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觸怒了中共老太爺鄧小平,被判刑二十年,是典型的以言入罪,但因為魏京生揚棄「馬列」語言,甚至有自由主義傾向,灰記竟然也認為魏京生是「反革命」,覺得他只是個人主義,沒有為工農群眾「無產階級」服務,所以雖覺判刑過重,也認為「罪有應得」,被同學指摘無人性。

而中共支持的赤柬,七十年代推行瘋狂的「共產主義」實驗,把數以十萬計城市人放逐到農村,最終暴政導致數以百萬計人死亡。灰記也曾為赤柬辯護,覺得西方社會誇大死亡人數,隱然認同「革命必須有代價」。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死的是一百萬人還是三百萬人,都是活生生的個人,赤柬犯下了反人類罪行。當年灰記也被朋友譏為「極左」。

諷剌的是,幾十年後的今天,同樣的情況幾乎重複。話說去年初艾未未被失踪,香港人遊行聲援,面書上聲援艾未未的留言此起彼落。但自命清醒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卻不以為然,說艾未未只是西方的寵兒,說雖然不支持中共的做法,但不要為艾未未「造神」。其實聲援的人很多都是說言論自由是的基本權利,必須捍衛,沒有要追奉艾未未的意思。

當然時代不同,中共早已取消了「反革命罪」,但沒有停止鎮壓異己,只是大力祭起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民族主義大旗」,作為對付異己的意識型態武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也「甘之如飴」。於是艾未未成了「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馬前卒」,甚至艾所聲援,被四川當局無理拘禁的譚作人,甚至拍錄像追查豆腐渣工程的艾曉明老師,一律被label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幫閒。

更有甚者,當時溫家寶回應失去兒女的家長要討回公道的呼聲,信誓旦旦的要徹查豆腐渣工程,最終不了了之。四川地震究竟有多少枉死的寃魂?至今仍縈繞多少家長心中?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卻竟代中共官方總結四川地震是純粹特大自然災害,傷亡無可避免。還以日本地震海嘯,官方也隱暪實情,質問為何厚此薄彼。

其實沒有人要厚此薄彼,也沒有人盲從西方社會,只是果然「革命世界觀」「改造人類心靈」幾十年來並無二致,「馬列主義」以集體之名,所謂最終為全人類解放的社會,「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過渡,以保存「革命成果」,繼續漠視生命與自由。

說到這裡,灰記又想起那位不少港人熟悉的甘浩望神父,這位宗教人士原來也是對「文革」有憧憬的理想主義者。經常掛在咀邊便是嚮往一個「新天新地新社會」。然而這位甘神父與那些在面書上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有基本的不同,他雖然固執/執著,卻沒有高高在上,真理在我手中的傲氣,經常與香港及大陸的貧窮弱小在一起,亦捍衛基本人權,包括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這也許是宗教的一些正面影響,例如寬容、憐憫、謙卑等,所謂宗教的慈悲,令甘神父雖受毛派馬列主義影響,卻少了仇恨與戾氣。最經典是他一直以來進行一項mission impossible,就是搞簽名運動,要求中國廢除死刑,這是神父的宗教情操蓋過「馬列主義」者常有的鬥爭意識。這可能是宗教與「革命左派」結合的其中一個最好的示範。

灰記自認缺乏「革命理論」根基,不敢再多批評那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但作為一個崇尚多元及希望人類身心得到最大解放的人,便十分抗拒那種唯我獨尊的霸氣,不管來自宗教、「革命運動」以至現存既得利益秩序。

誰是異見者

經常批評自己政府的美國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早前訪問中國,受到歡迎。中國官方媒體因其反美國政府立場而歡呼,甚至稱他為最偉大的異見者。香港主流媒體對喬姆斯基及左翼觀點沒有興趣。只有屬於非主流媒體,對中國持批判態度的《開放》雜誌,刊登了大陸異見人士余杰對喬姆斯基的批判文章,《西方左派越過文明底線》。由中國的異見者批判美國的異見者,相當有趣。

灰記在談論余杰的批判前,先引述喬姆斯基在訪華前接受《南方都市報》訪問時對異見者的看法︰「每個社會都有異見者,他們在社會的邊緣,批評權力的運作,試圖找出制度的本質,呼籲道德和正義。這樣的人通常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懲罰。在一些社會他們被謀殺,在另一些社會他們被送去監獄,被排斥邊緣化。他們從來沒有受歡迎過。如果哪個異見者在自己的社會中非常受歡迎,那麼你應該懷疑他。」

不知道余杰是否同意這個講法,但他批評喬姆斯基以異見者自居,「但是,他難道不知道自己最受中共當局的歡迎嗎?對這種歡迎他毫無驚惕和和反思。對在美國媒體上廣泛報道過的劉曉波因言獲罪的遭遇,他不聞不問,不是偽君子又是什麼呢?真正的異見分子不是喬姆斯基,而是劉曉波。」灰記溜覽網頁,似乎真的看不到喬姆斯基對劉曉波,以至中國異議者有過任何關注和評論。在這點上,灰記同意余杰所講,如果自認異見者,應該對全球異見者的命運有所關注。

灰記總認為,西方的左翼人士,對美國及歐洲(主要是西歐)二、三百年來對全球侵略,殖民統治,以至軍事政治和經濟支配,感到悔疚,真心希望受西方壓迫的民族可以獨立自主。中國在一些西方左翼人士眼中有一定「魅力」,所謂「一窮二白」的中國要走自己的路,獨立於美歐支配的世界秩序,就算現在走資也不是對美歐唯唯是諾。他們欣賞持獨立意志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點中國做到了。更重要的是,他們總寄望有不同力量,可以突破美歐支配的世界大局。所以對劉曉波、余杰以至很多中國異見者崇尚他們揚棄的西方世界觀,不會認同。

但不認同還不認同,作為左翼人士,為的是追求讓更多人,特別窮人,享有尊嚴的生活,享有民主自由。 中國的異見者無論如何不合左翼人士的胃口,至少是作為民眾,爭取說話的權利,向權力說不。他們的爭取自己權利的同時,也是在擴闊民眾的空間,在一黨壟斷高壓和權貴支配所有資源的現實下,絕對有進步意義。中國異見者的孤獨與苦難至少應受到喬姆斯基的尊重。說過異見者會被謀殺、判監、邊緣化的他,沒有主動提出對中國異見者的看法,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不過,喬姆斯基對美國的批判,仍然值得參考,並非如余杰所說,只擁抱獨裁政權。

灰記自命左傾,「啟蒙」之後,對美國政府在全球指指點點的霸權氣熖非常反感,從七十年代中留學外國時已有閱讀這位美國左傾教授對自己國家猛烈批判的文章,對他揭露美國「把玩」被視為自己「後花園」的拉丁美洲印象深刻。

那個時候,灰記有不少來自拉美的難民同學,不少是逃避智利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的迫害,訴說受虐的親身經歷,這些同學均認為自己已算幸運,很多人被殺害了。皮諾切特是在美國撐腰下以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統阿倫弟,只因為阿倫弟左傾,實施對窮人較有利的政策,觸動了美國財團及當地權貴的利益,而阿倫弟最終亦被殺害。亦有來自阿根廷、鳥拉圭的同學訴說因為批評政府受迫害而逃亡,當中有些曾受酷刑,而這些國家當時是被美國稱為民主的友好國家。因此,當余杰批評喬姆斯基擁抱獨裁政權,其實有欠公允。

當然,喬姆斯基對赤柬的「辯護」,歷史證明了他的錯誤。如果他沒有認錯,確實又是一重大缺失。喬姆斯基以至很多左翼人士均曾說過,西方傳媒在資料上一般不會弄虛作假,但有選擇性。但赤柬為了「共產主義」實驗,百萬計人民喪失性命,沒有任何可辯護的餘地,余杰罵他罵得對。灰記當年也為赤柬辯護,被朋友指極左,缺乏人道精神。朋友的指摘現仍銘記於心。

其時中共為了牽制親蘇的越南,支援赤柬極左政權,亦要間接為百萬計死者負責。當然,對中共政權來說,自己治下死數千萬「同胞」也沒有認真懺悔,死二三百萬柬埔寨人又算得了甚麼。但美國亦有以化學武器及秘密轟炸,造成的人命傷亡及後遺症,西方主流傳媒卻少有報道。這一點恐怕余杰未必了解,了解多了,也許會對美國介入印支半島是為了捍衛自由世界這些口號多一點思考。

即使作為異見者,喬姆斯基也不會把美國體制抨擊得一無是處,值得中國的黨國人士深思︰「這個體制有很多好的方面,我們在保護言論自由方面是領先世界,這是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這個選舉制度本身充滿瑕疵。」他所指的選舉制度的弊端,就是基本上意識型態類近的民主共和兩黨壟斷選舉,兩黨背後有不同財團的利益。總統參選人都是要服膺這些利益才獲青睞。換句話說,中國是赤裸裸的權貴太子黨壟斷權力,美國的是資產階級壟斷權力。當然形式上,中國政府的認受性不能跟美國相比。而形式也會影響到內容,就是人權在美國的確得到較大保障。但普羅市民的聲音仍然缺席。

喬姆斯基又舉南美玻利維亞為例,指該國的總統選舉,能牽動以原住民為主的廣大低下層民眾積極投入選舉過程,爭論政策和議題,最後選出一個來自基層的原住民勞工當總統,這才是對普羅大眾有積極意義的民主。也許中國的自由主義異見者並未必認同這種民主觀,余杰亦指喬姆斯基指中國雖然沒有制度形式上的民主,但社會層面上有不同程度的公眾參與,並非事實,是討好中共的說法。但左派老學者能在中國的媒體談論不同形式的民主選舉,始終可讓大陸民眾開闊眼界。

中國的異見者深受「左」毒之苦,對西方左傾異見者批判自由主義,認同中國某些成就,不以為然,甚至反感,也許是人之常情。灰記以為,即使要清算「共產主義」的害,也要思考一下為何美國在世界很多地方不受歡迎。另一方面,那些把喬姆斯基看成同路人的黨國主義者,會否思考,為何這位說了很多美國政府不中聽的話的學者,沒有受到迫害,甚至他被不滿他言論的人威脅時,政府派拆彈專家為他拆開懷疑郵包炸彈,保障他的生命安全,而不是把他扔進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