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甚麼

四月廿一日,紅旗齊下,說是哀悼青海地震死難者。香港政府官員亦齊齊行禮如儀,哀傷之情,是否發自內心,特別曾特首在為死難者傷感,還是為自己創新低的民望悲傷,已無人深究。反正災難新聞無日無之,處身電子數碼年代的吾輩,時刻被來自四面八方的資訊衝擊,早已變得「處變不驚」,或曰感情麻木。特別處身傳媒者如灰記,很容易沾染傳媒「幸災樂禍」的心態,要時刻警醒,才不致讓同情心消失殆盡。

在哀悼死難者之前,傳媒舖天蓋地讚揚地震救災而不幸身故的黃福榮,特區政府更乘機「抽水」,曾蔭權及曾俊華等撰文表彰,要追封金英勇獎章,游說黃的家人把他安葬官方景仰園,但遭家人婉拒。黃福榮的三姐說得好,他是普通人,不會喜歡這種烈士光榮,救人只是本能反應。但願香港及內地政府傳媒在黃福榮身後的「造英雄」運動,不會煩擾他安息。

灰記對這些歌功頌德操作不以為然,還有另一原因。正如《蘋果日報》的李怡四月廿一日的文章所說,他並非中共所塑造的雷鋒,並不盲從政府及共產黨,對內地政府的監控欲及賤視人命的腐敗並非視若無睹。例如他在網誌寫到︰

「拍子跟我說,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唉,在中國做事就是這樣;那管它,反正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在這沒做壞事,你們喜歡查就查吧。
「教學樓(學生上課的地方)倒塌,但連在一起的宿舍只有裂痕,一層也沒有倒,為何會這樣?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

看到這裡,想起那些同樣質疑天災有人禍成分,希望為他人為自己討個公道的人,如追查逗腐渣工程的譚作人,如聲討毒奶粉的趙連海的遭遇時,更覺這些「造英雄」操作雙重標準的虛假。至於那些死難者,不見親屬朋友追思,只見中共的哀悼機器,中國加油的呼喊,卻從不見官員為豆腐渣工程道歉半句。胡錦濤早前訪問災區,說了你們會有房子住,有東西吃,仿佛人民的基本人權要中共施捨。難道這不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嗎?

救災救人本是文明社會正常運作一部分,受災的人民毋須感恩載德。但在中國這個「盛世」社會,明明是政府的玩忽職守,依然要人民歌功頌德。早前山西人為礦難又是一個例子。明明是對礦場的安全操作監管不力,造成一次又一次的礦難,拯救礦工是礦場管理者及政府的天職,但內地傳媒卻以「奇蹟」,「中央及時指示下,山西省政府領導出色指導下的救災成果」……等的拍馬屁新聞。而整個救災過程給人騷味多於一切的感覺。甚至有人質疑救災是否造假。本港NOW新聞便報道了內地網民的質疑。當然,在嚴密控制下,要知道山西礦難以及其他人禍的真相實在極為艱難,要尋求真相
的人更分分鐘要受牢獄之災。

在看似「莊嚴」的哀悼場面,卻看不到死難者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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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傳媒的沉默與香港記者的道德危機

艾曉明老師一篇充滿憤怒的文章,名為︰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主流媒體沒有興趣,卻令一些本地主流媒體的記者(包括灰記)反思記者與傳媒的角色。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屬境外記者,在採訪報道內地的敏感/負面新聞時,一般來說,都不會有內地記者被捕被判刑的風險。香港記者只要能夠成功完成到內地的採訪,基本上不需害怕新聞播出/刊出後,會有被內地當局秋後算帳的風險。即使在內地採訪被當局留難,頂多寫悔過書便放行,當然採訪任務也會泡湯,但不會如內地人一樣,有被當局懲治的風險。

最近本地記者在內地採訪譚作人案時被指藏違禁品/毒品,被覊留數小時;在鳥魯木齊採訪漢人抗議活時被公安毆打,是否代表香港記者的一國兩制保護傘消失?似乎未必,因為亦有外國記者報稱在內地採訪時被毆打,並由駐中國使領館提出抗議。這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受不了境外記者(包括香港記者)「揭瘡疤」行為,而所作的反應。

譚作人被拘捕檢控,罪名一大堆,艾老師從譚作人辯護律師處得知,訴訟過程中,譚的「罪名」涉及接受香港傳媒採訪,「詆毀」政府,所以希望記者接受她的採訪,澄清問題,或者對譚的案件有幫助。

港記被阻撓採訪,香港傳媒義憤填胸,傳媒機構及組織發表強烈聲明,當事記者接受採訪,詳談被阻經歷,有關傳媒甚至「邀請」自己記者在新聞節目中現身說法。而當艾老師發文指譚作人被檢控與接受香港傳媒採訪有關,到目前為止,灰記所知,沒有一家香港主流傳媒有興趣跟進採訪報道這則新聞。只有自由亞洲電台跟進事件,採訪了艾曉明和記協主席麥燕庭,然後作出了報道。

灰記對香港主流傳媒的沉 默覺得十分困惑。如果此事發生在香港,某人接受採訪,被香港政府檢控,罪名是詆毀政府,相信這是一宗傳媒爭相跟進的新聞。當然,香港政府和官員一般都不會對「失實」報道和被訪者的「誹謗」提出檢控,她會作出「澄清」,傳媒會就她的「澄清」再作跟進,絕不會保持沉默。而當事的傳媒機構負責人不是被追訪,就是為自己的採訪報道的「不偏不倚」作出辯護。

為甚麼過了深圳河便「闊佬懶理」?覺得艾曉明這位知名的內地社會活動家對記者和傳媒的「指摘」無稽?覺得譚作人被捕與採訪完全無關?覺得譚作人沒有詆毀內地政府?覺得艾曉明的文章香港觀眾/讀者與趣不大,沒有新聞價值?

曾經採訪譚作人的傳媒機構,負責人又怎樣想?因為艾曉明談的對象只是記者,所以事不關己?不過,麥燕庭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曾向被艾要求採訪的港台《鏗鏘集》的編導了解,該編導說自己是公務員,要向上級申請,但艾只來港兩天,時間來不及。此事證明港台有關監製,以至更高層的角色。他們大可找艾曉明以及譚作人辯護律師了解情況,如有需要就譚作人被控「詆毀」政府作證,灰記認為有關傳媒機構有責任挺身而出,至少花些少氣力了解事件。

當然,很多人會說,內地的現實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為甚麼要大聲疾呼,要求內地當局「公開、公正、公正」審訊程翔?因為程翔是香港記者而感到憤怒,譚作人是內地被訪者而感到無奈?

主流傳媒沒跟進,本地行家終於作出了回應,十一月八日《明報》的副刊「星期日雜誌」,刊登了譚蕙芸的回應文章,題為︰原諒我們要站遠一些—香港記者對艾曉明教授的一些回應。這位行家竭力為不願接受艾教授訪問的記者辯護。

老實說,灰記初看艾老師的文章時,也有很大的疑問。為何要拍一套紀錄片採訪採訪過譚作人的香港記者?這樣一套紀錄片對譚作人案件有幫助嗎?灰記與同行傾談,疑問為何譚的辯護律師不找記者作證?如果要當證人,記者是否有道義責任?灰記認為即使有風險也有道義責任。至於如果灰記是當事記者,會否甘冒好像艾未未被毆打的風險而「慷慨就義」?人性總是軟弱,灰記也不敢直接了當說我願意!

不過,同行提醒灰記,現在內地一些公共知識份子會製作影片,會撰寫文章,會有網上討論平台,就社會事件表達意見。如果事件引起廣泛的討論,可能會迫使政府改變一些作法。好像鄧玉嬌案,好像許志永案……熟悉內地情況的艾老師,是否希望藉製作紀錄片討論譚作人案而引起內地公眾關注?如果是,香港記者應否接受採訪?

譚蕙芸和她引述的那位採訪過譚作人的港台記者,以及採訪譚作人案被阻撓的記者都認為否,因為︰

1/記者知道,「一旦接受了艾曉明的採訪,不但未必可以救出譚作人,後果可能是,被中聯辦港澳辦等機關,理解為「反動」行為。內地政府可以利用這事,進一步限制香港記者在內地的採訪空間。記者接受維權人士訪問,可以被指是「逾越了採訪工作範圍」,變成入罪的「話柄」。從此記者要再進中國採訪,機會就更渺茫了。

亦即是說,香港記者不參與艾的報道,因為他們考慮得更遠。除了艾曉明譚作人,還有其他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等待發聲的機會。香港記者接受了艾曉明的邀請,是明顯地和她站在一起。以後,連內地其他的邊緣人士在香港出鏡的機會也會減少。

2/有記者擔心,若今次接受艾曉明訪問,公開同情譚作人,會給觀眾留下一個印象,好像記者早已有判斷︰「下次我再報道譚作人案呢,觀眾便會想,你是站在譚作人的一方」,他相信,香港的觀眾,仍是希望記者可以比較客觀中立,留空間給觀眾作是非判斷。

灰記對這些道理有不同的想法。首先,主流傳媒客觀中立,獨立作者公信力受質疑,未必是金科玉律。香港的媒體有政治勢力以及財團的背景,觀眾未必不清楚。獨立作者必然偏頗,也是主流的偏見。所以灰記不同意記者接受艾曉明的採訪,便表示認同艾曉明的紀錄片,便表示在參與社運。正如某某接受某報章/電視台採訪,並不表示某某必然認同某報章/電視台的報道立場。況且艾老師文章只是要記者道出真相,不是要記者公開同情譚作人。

灰記更認為,即使沒有譚作人事件,主流傳媒負責人/記者就現有新聞觀、就媒體生態,接受不同獨立媒體,如網上電視台/電台的採訪,促進了解,絕對不是甚麼有違客觀中立的事。

從事獨立媒體與主流傳媒的分別,於灰記而言,第一是前者多為無償行動,後者是一種生計,所以前者須找尋另外的生計才能支持繼續從事獨立媒體工作,必須有很大的信念和社會承擔才能「攞苦嚟辛」,因此往往未必能持久,也不如主流傳媒記者可專注採訪事務 。獨立媒體缺乏主流媒體的觀眾層面。不過,在網絡時代,亦不會沒有觀眾和讀者。

獨立媒體一般沒辦法如主流媒體一樣,可以專訪官員,建制內的有影響力人士,所以形式上會給人不夠「客觀中立」,因為有某些在主流傳媒經常出現的聲音不會在獨立媒體出現(但是否表示獨立傳媒作者必定偏頗,不能隨便下結論)。

不過,其自由度亦是後者望塵莫及,好像最近深圳吉之島三名內地僱員來港絕食爭取勞工賠償,主流媒體記者即使有心,也未必能採訪報道,因為編輯覺得這不是新聞,但獨立媒體記者可以即時拍攝短片上網,讓公眾了解絕食者的訴求和故事。換句話說,獨立媒體可以填補很多主流媒體的空白。並非一句獨立媒體記者也是運動參與者,因而缺乏公信力可以解釋掉。

至於接受艾曉明採訪會給當局藉口限制到內地採訪的空間,灰記存疑。最關鍵依然是傳媒負責人對採訪報道內地不公不義事件的態度,如果他們越來越不想觸碰大陸敏感題材,前線記者如何希望「爭取公義」,依然動彈不得。如果負責人開綠燈,總會找到採訪敏感人士、邊緣人士的途徑。

作為主流媒體一員,灰記承認艾老師的要求是「前所未有」之舉,對主流記者以及傳媒是一種衝擊。灰記絕對認同譚小姐文章的誠意,也理解譚小姐希望艾教授明白香港主流媒體運作的苦心。但即使「艾曉明,譚作人,香港的記者,不也是在爭取公義嗎?……香港記者相信,採訪譚作人和艾曉明,純粹採訪你,我已經作出了一個編採抉擇,就是讓你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可以傳開去。……」但譚作人和艾曉明等內地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承蒙香港記者的垂青之餘,他們發聲要冒著比香港記者大百倍的風險,所需的勇氣和代價並非走大陸線的記者可比。譚作人是因為向香港傳媒發聲而身陷囹圄,至少官方的其中一個說法是這樣。

灰記認為,艾曉明的文章儘管對香港記者不客氣,卻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與內地受訪者以及任何發聲者,面對不成正比的風險所造成的不平等/差異,香港記者和傳媒應如何面對?

有經常到內地採訪的同行對灰記說,每次採訪都小心奕奕,即使受訪者拍心口說談話內容可全部出街,也要小心選取。如果有人說坐牢也要發聲,則令他心理負擔更重。因為即使為了「公義」,被訪者一旦遭殃,良心絕不會好過。他亦認為艾老師提出的問題值得香港的記者和傳媒深思,期望兩地的有心人可以加強溝通和交流。

灰記以為,那種不平等/差異對香港記者的確造成道德危機困局,即使接受艾老師訪問不是最佳的面對方法,也不能置身事外,譚蕙芸的回應只是一個開始。

去國

跟朋友說,今年十月一日很想離開香港,朋友說短短兩三天假期,不如到內地或澳門休息,我說不想在那段期間身在任何一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然後一大堆建議,台灣、東南亞……。

高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共產黨,今年要大事慶祝掌權六十年。現在中國經濟強大,當權者少不免要炫耀一下「豐功偉績」(這也是歷代帝王的虛榮),大閱兵少不免,勞民傷財也少不免。最最讓灰記噁心的,是為了這個盛大慶典,借口濫捕濫判,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劉曉波、譚作人、許志永,還有更多更多名不經傳的。他們都是依照憲法賦予的權利爭取權益,維護權益,但遭遇無法無天的對待,不是進看守所、監獄,便是精神病院。

對於中共這些粗暴拙劣的技倆,「偏安」於兩制的一邊的一些人,如灰記之流可以寫文章宣洩一下,但對活在專制恐怖主義陰影下,以至被專政的內地人,又有多少意義?但灰記始終認為,向當權者的倒行逆施說不,是最起碼的義務。所以泛民主流戰戰兢兢,揣摩「阿爺」底線,企圖配合上面所謂循序漸進(實則循例拖延,等候歸順),泛民所謂繼續爭取(實則蹉跎歲月,戀棧議席)的政治改革遊戲,實在沒出色之極。總辭又如何,失去議席又如何,沒有關鍵少數又如何,保守勢力把持立法會通過了保守的政改方案又如何?問題是要彰顯決心,向由中共主導的政改諮詢鬧劇說不。(延伸閱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386)

灰記越來越相信「中國沒民主,香港沒民主」,而香港的價值又不在於拼命與大陸融合。而為了這些所謂融合,為了盲目的發展主義,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十大基建」紛紛上馬,包括那效用令各方質疑,令菜園村村民失家園,令地底生態受顛覆,耗資六百五十億的廣、深、港高鐵。香港的官僚向大陸同行亦步亦趨,同樣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要留名百世。(內地官員有實際利益,在項目繁多的工程中飽私囊;香港則多屬為資產階級財團服務。)

可幸香港還有民間社會的活動空間,尚能政府的種種作為發出抗議聲音(其實大陸亦越來越多群眾性事件,表達對貪官污吏,粗暴統治的不滿,不過大陸民眾表達不滿的代價要比香港高得多) 。這種空間分隔了兩個制度,不過沒有分隔兩地的人民。灰記理想地以為,經營這個空間是兩地人民的默契,例如越來越多內地人來參加「六四」和「七一」活動,越來越多兩地的民間交流,又例如最近前央視記者杜婷和在內地長大的香港人劉楨楨,在旺角舉行座談會,聲援被捕的許志永,還利用TWITTER向內地直播。在在都顯示公民及人權意識把兩地民間社會拉近。最新消息是許志永獲「保釋」候審,中港兩地民間的關注相信對許志永的「保釋」起一定作用吧?

香港這個空間不僅是香港人的最後防線,也是內地人珍而重之的自由空間。但願這份共識會越來越強烈,以至共同爭取兩地真真正落實民主自由,人權最終得到保障。到時候,不會再有借「六四」、「國慶」等的名義,國家機器肆無忌憚地進行花樣百出的侵權行為。

除了為「大典」舖路的肅殺,灰記預期今年的「十一」會強力銷售廉價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作為自命思想左傾者,灰記特別抗拒民族主義,歷史上異族,國與國之間固然有互相交戰,死傷枕藉,但war at home的情況不會更少。中國人互相殺戳,統治者勞役人民的殘酷程度﹐並不比外國入侵者低。每次國家統一,都是以血流成河,百姓受難為代價。一方面口口聲聲說台灣同胞血脈相連,另一方面把導彈對準台灣,對準二千多萬血肉之軀,還指摘主張台獨人士把二千多萬台灣推向災難深淵,這就是赤祼祼的強權邏輯。

談到統獨問題,灰記又要提到當年的加拿大工人共產黨,七、八十年代法裔的魁北克人獨立情緒高漲,工人共產黨雖和中共關係密切,卻並不如中共一樣,堅決反分裂,而是尊重魁北克人民的意願。而這種尊重魁北克人意願,不以武力解決統獨紛爭的共識,並沒有助長分裂意識,加拿大至今依然「領土完整」。即使魁北克人真的選擇獨立,加拿大人也不會把魁克人說成國家分裂罪人。所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只是中共,以及所有強權統治者迷惑人心的「鴉片」。作為左翼人士,應該更擁抱國際主義,人道主義,以及站到低下階層一邊的階級意識。

說到這裡,灰記有以下自白︰灰記曾經現場觀看香港對外隊的國際足球賽事,當現場奏起外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灰記都不其然的站起來,有時受現場氣氛和「民族感情」的感染,也會哼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灰記唯有自我解釋為對義勇軍進行曲創作人的致敬,是落後國家人民被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蹂躪的怒吼,而不是對大國崛起的亢奮。事實上,義勇軍進行曲的填詞人田漢,就是在文革期間,被這個大國的國家機器迫害致死。

據聞中共一面倒鼓吹民族主義的同時,內部重提高舉馬列主義旗幟。如果他們真正相信馬列主義,就更應多體會馬克思所寫的《國家的消亡》的含意,更應領會人民自治的巴黎公社精神以及《國際歌》的無疆界精神。是的,作為左翼人士,應該把《國際歌》作為自己的「國歌」,以工人無祖國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為了進一步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決裂,灰記想過在「十一」那天拒絕站在中國領土之上,以示對中共政權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的濫捕濫判的抗議。但又想到「十一」黃金周周邊的國家滿是度假的中國人,愛國的中國人,為大國崛起而亢奮的中國人,不免有點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