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甚麼

四月廿一日，紅旗齊下，說是哀悼青海地震死難者。香港政府官員亦齊齊行禮如儀，哀傷之情，是否發自內心，特別曾特首在為死難者傷感，還是為自己創新低的民望悲傷，已無人深究。反正災難新聞無日無之，處身電子數碼年代的吾輩，時刻被來自四面八方的資訊衝擊，早已變得「處變不驚」，或曰感情麻木。特別處身傳媒者如灰記，很容易沾染傳媒「幸災樂禍」的心態，要時刻警醒，才不致讓同情心消失殆盡。

在哀悼死難者之前，傳媒舖天蓋地讚揚地震救災而不幸身故的黃福榮，特區政府更乘機「抽水」，曾蔭權及曾俊華等撰文表彰，要追封金英勇獎章，游說黃的家人把他安葬官方景仰園，但遭家人婉拒。黃福榮的三姐說得好，他是普通人，不會喜歡這種烈士光榮，救人只是本能反應。但願香港及內地政府傳媒在黃福榮身後的「造英雄」運動，不會煩擾他安息。

灰記對這些歌功頌德操作不以為然，還有另一原因。正如《蘋果日報》的李怡四月廿一日的文章所說，他並非中共所塑造的雷鋒，並不盲從政府及共產黨，對內地政府的監控欲及賤視人命的腐敗並非視若無睹。例如他在網誌寫到︰

「拍子跟我說，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唉，在中國做事就是這樣；那管它，反正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在這沒做壞事，你們喜歡查就查吧。
「教學樓（學生上課的地方）倒塌，但連在一起的宿舍只有裂痕，一層也沒有倒，為何會這樣？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

看到這裡，想起那些同樣質疑天災有人禍成分，希望為他人為自己討個公道的人，如追查逗腐渣工程的譚作人，如聲討毒奶粉的趙連海的遭遇時，更覺這些「造英雄」操作雙重標準的虛假。至於那些死難者，不見親屬朋友追思，只見中共的哀悼機器，中國加油的呼喊，卻從不見官員為豆腐渣工程道歉半句。胡錦濤早前訪問災區，說了你們會有房子住，有東西吃，仿佛人民的基本人權要中共施捨。難道這不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嗎？

救災救人本是文明社會正常運作一部分，受災的人民毋須感恩載德。但在中國這個「盛世」社會，明明是政府的玩忽職守，依然要人民歌功頌德。早前山西人為礦難又是一個例子。明明是對礦場的安全操作監管不力，造成一次又一次的礦難，拯救礦工是礦場管理者及政府的天職，但內地傳媒卻以「奇蹟」，「中央及時指示下，山西省政府領導出色指導下的救災成果」……等的拍馬屁新聞。而整個救災過程給人騷味多於一切的感覺。甚至有人質疑救災是否造假。本港NOW新聞便報道了內地網民的質疑。當然，在嚴密控制下，要知道山西礦難以及其他人禍的真相實在極為艱難，要尋求真相
的人更分分鐘要受牢獄之災。

在看似「莊嚴」的哀悼場面，卻看不到死難者的尊嚴。

主流傳媒的沉默與香港記者的道德危機

艾曉明老師一篇充滿憤怒的文章，名為︰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主流媒體沒有興趣，卻令一些本地主流媒體的記者(包括灰記)反思記者與傳媒的角色。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屬境外記者，在採訪報道內地的敏感/負面新聞時，一般來說，都不會有內地記者被捕被判刑的風險。香港記者只要能夠成功完成到內地的採訪，基本上不需害怕新聞播出/刊出後，會有被內地當局秋後算帳的風險。即使在內地採訪被當局留難，頂多寫悔過書便放行，當然採訪任務也會泡湯，但不會如內地人一樣，有被當局懲治的風險。

最近本地記者在內地採訪譚作人案時被指藏違禁品/毒品，被覊留數小時；在鳥魯木齊採訪漢人抗議活時被公安毆打，是否代表香港記者的一國兩制保護傘消失？似乎未必，因為亦有外國記者報稱在內地採訪時被毆打，並由駐中國使領館提出抗議。這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受不了境外記者(包括香港記者)「揭瘡疤」行為，而所作的反應。

譚作人被拘捕檢控，罪名一大堆，艾老師從譚作人辯護律師處得知，訴訟過程中，譚的「罪名」涉及接受香港傳媒採訪，「詆毀」政府，所以希望記者接受她的採訪，澄清問題，或者對譚的案件有幫助。

港記被阻撓採訪，香港傳媒義憤填胸，傳媒機構及組織發表強烈聲明，當事記者接受採訪，詳談被阻經歷，有關傳媒甚至「邀請」自己記者在新聞節目中現身說法。而當艾老師發文指譚作人被檢控與接受香港傳媒採訪有關，到目前為止，灰記所知，沒有一家香港主流傳媒有興趣跟進採訪報道這則新聞。只有自由亞洲電台跟進事件，採訪了艾曉明和記協主席麥燕庭，然後作出了報道。

灰記對香港主流傳媒的沉 默覺得十分困惑。如果此事發生在香港，某人接受採訪，被香港政府檢控，罪名是詆毀政府，相信這是一宗傳媒爭相跟進的新聞。當然，香港政府和官員一般都不會對「失實」報道和被訪者的「誹謗」提出檢控，她會作出「澄清」，傳媒會就她的「澄清」再作跟進，絕不會保持沉默。而當事的傳媒機構負責人不是被追訪，就是為自己的採訪報道的「不偏不倚」作出辯護。

為甚麼過了深圳河便「闊佬懶理」？覺得艾曉明這位知名的內地社會活動家對記者和傳媒的「指摘」無稽？覺得譚作人被捕與採訪完全無關？覺得譚作人沒有詆毀內地政府？覺得艾曉明的文章香港觀眾/讀者與趣不大，沒有新聞價值？

曾經採訪譚作人的傳媒機構，負責人又怎樣想？因為艾曉明談的對象只是記者，所以事不關己？不過，麥燕庭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曾向被艾要求採訪的港台《鏗鏘集》的編導了解，該編導說自己是公務員，要向上級申請，但艾只來港兩天，時間來不及。此事證明港台有關監製，以至更高層的角色。他們大可找艾曉明以及譚作人辯護律師了解情況，如有需要就譚作人被控「詆毀」政府作證，灰記認為有關傳媒機構有責任挺身而出，至少花些少氣力了解事件。

當然，很多人會說，內地的現實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為甚麼要大聲疾呼，要求內地當局「公開、公正、公正」審訊程翔？因為程翔是香港記者而感到憤怒，譚作人是內地被訪者而感到無奈？

主流傳媒沒跟進，本地行家終於作出了回應，十一月八日《明報》的副刊「星期日雜誌」，刊登了譚蕙芸的回應文章，題為︰原諒我們要站遠一些—香港記者對艾曉明教授的一些回應。這位行家竭力為不願接受艾教授訪問的記者辯護。

老實說，灰記初看艾老師的文章時，也有很大的疑問。為何要拍一套紀錄片採訪採訪過譚作人的香港記者？這樣一套紀錄片對譚作人案件有幫助嗎？灰記與同行傾談，疑問為何譚的辯護律師不找記者作證？如果要當證人，記者是否有道義責任？灰記認為即使有風險也有道義責任。至於如果灰記是當事記者，會否甘冒好像艾未未被毆打的風險而「慷慨就義」？人性總是軟弱，灰記也不敢直接了當說我願意！

不過，同行提醒灰記，現在內地一些公共知識份子會製作影片，會撰寫文章，會有網上討論平台，就社會事件表達意見。如果事件引起廣泛的討論，可能會迫使政府改變一些作法。好像鄧玉嬌案，好像許志永案……熟悉內地情況的艾老師，是否希望藉製作紀錄片討論譚作人案而引起內地公眾關注？如果是，香港記者應否接受採訪？

譚蕙芸和她引述的那位採訪過譚作人的港台記者，以及採訪譚作人案被阻撓的記者都認為否，因為︰

1/記者知道，「一旦接受了艾曉明的採訪，不但未必可以救出譚作人，後果可能是，被中聯辦港澳辦等機關，理解為「反動」行為。內地政府可以利用這事，進一步限制香港記者在內地的採訪空間。記者接受維權人士訪問，可以被指是「逾越了採訪工作範圍」，變成入罪的「話柄」。從此記者要再進中國採訪，機會就更渺茫了。

亦即是說，香港記者不參與艾的報道，因為他們考慮得更遠。除了艾曉明譚作人，還有其他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等待發聲的機會。香港記者接受了艾曉明的邀請，是明顯地和她站在一起。以後，連內地其他的邊緣人士在香港出鏡的機會也會減少。

2/有記者擔心，若今次接受艾曉明訪問，公開同情譚作人，會給觀眾留下一個印象，好像記者早已有判斷︰「下次我再報道譚作人案呢，觀眾便會想，你是站在譚作人的一方」，他相信，香港的觀眾，仍是希望記者可以比較客觀中立，留空間給觀眾作是非判斷。

灰記對這些道理有不同的想法。首先，主流傳媒客觀中立，獨立作者公信力受質疑，未必是金科玉律。香港的媒體有政治勢力以及財團的背景，觀眾未必不清楚。獨立作者必然偏頗，也是主流的偏見。所以灰記不同意記者接受艾曉明的採訪，便表示認同艾曉明的紀錄片，便表示在參與社運。正如某某接受某報章/電視台採訪，並不表示某某必然認同某報章/電視台的報道立場。況且艾老師文章只是要記者道出真相，不是要記者公開同情譚作人。

灰記更認為，即使沒有譚作人事件，主流傳媒負責人/記者就現有新聞觀、就媒體生態，接受不同獨立媒體，如網上電視台/電台的採訪，促進了解，絕對不是甚麼有違客觀中立的事。

從事獨立媒體與主流傳媒的分別，於灰記而言，第一是前者多為無償行動，後者是一種生計，所以前者須找尋另外的生計才能支持繼續從事獨立媒體工作，必須有很大的信念和社會承擔才能「攞苦嚟辛」，因此往往未必能持久，也不如主流傳媒記者可專注採訪事務 。獨立媒體缺乏主流媒體的觀眾層面。不過，在網絡時代，亦不會沒有觀眾和讀者。

獨立媒體一般沒辦法如主流媒體一樣，可以專訪官員，建制內的有影響力人士，所以形式上會給人不夠「客觀中立」，因為有某些在主流傳媒經常出現的聲音不會在獨立媒體出現(但是否表示獨立傳媒作者必定偏頗，不能隨便下結論)。

不過，其自由度亦是後者望塵莫及，好像最近深圳吉之島三名內地僱員來港絕食爭取勞工賠償，主流媒體記者即使有心，也未必能採訪報道，因為編輯覺得這不是新聞，但獨立媒體記者可以即時拍攝短片上網，讓公眾了解絕食者的訴求和故事。換句話說，獨立媒體可以填補很多主流媒體的空白。並非一句獨立媒體記者也是運動參與者，因而缺乏公信力可以解釋掉。

至於接受艾曉明採訪會給當局藉口限制到內地採訪的空間，灰記存疑。最關鍵依然是傳媒負責人對採訪報道內地不公不義事件的態度，如果他們越來越不想觸碰大陸敏感題材，前線記者如何希望「爭取公義」，依然動彈不得。如果負責人開綠燈，總會找到採訪敏感人士、邊緣人士的途徑。

作為主流媒體一員，灰記承認艾老師的要求是「前所未有」之舉，對主流記者以及傳媒是一種衝擊。灰記絕對認同譚小姐文章的誠意，也理解譚小姐希望艾教授明白香港主流媒體運作的苦心。但即使「艾曉明，譚作人，香港的記者，不也是在爭取公義嗎？……香港記者相信，採訪譚作人和艾曉明，純粹採訪你，我已經作出了一個編採抉擇，就是讓你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可以傳開去。……」但譚作人和艾曉明等內地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承蒙香港記者的垂青之餘，他們發聲要冒著比香港記者大百倍的風險，所需的勇氣和代價並非走大陸線的記者可比。譚作人是因為向香港傳媒發聲而身陷囹圄，至少官方的其中一個說法是這樣。

灰記認為，艾曉明的文章儘管對香港記者不客氣，卻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與內地受訪者以及任何發聲者，面對不成正比的風險所造成的不平等/差異，香港記者和傳媒應如何面對？

有經常到內地採訪的同行對灰記說，每次採訪都小心奕奕，即使受訪者拍心口說談話內容可全部出街，也要小心選取。如果有人說坐牢也要發聲，則令他心理負擔更重。因為即使為了「公義」，被訪者一旦遭殃，良心絕不會好過。他亦認為艾老師提出的問題值得香港的記者和傳媒深思，期望兩地的有心人可以加強溝通和交流。

灰記以為，那種不平等/差異對香港記者的確造成道德危機困局，即使接受艾老師訪問不是最佳的面對方法，也不能置身事外，譚蕙芸的回應只是一個開始。

去國

跟朋友說，今年十月一日很想離開香港，朋友說短短兩三天假期，不如到內地或澳門休息，我說不想在那段期間身在任何一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然後一大堆建議，台灣、東南亞……。

高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共產黨，今年要大事慶祝掌權六十年。現在中國經濟強大，當權者少不免要炫耀一下「豐功偉績」(這也是歷代帝王的虛榮)，大閱兵少不免，勞民傷財也少不免。最最讓灰記噁心的，是為了這個盛大慶典，借口濫捕濫判，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劉曉波、譚作人、許志永，還有更多更多名不經傳的。他們都是依照憲法賦予的權利爭取權益，維護權益，但遭遇無法無天的對待，不是進看守所、監獄，便是精神病院。

對於中共這些粗暴拙劣的技倆，「偏安」於兩制的一邊的一些人，如灰記之流可以寫文章宣洩一下，但對活在專制恐怖主義陰影下，以至被專政的內地人，又有多少意義？但灰記始終認為，向當權者的倒行逆施說不，是最起碼的義務。所以某些泛民戰戰兢兢，揣摩「阿爺」底線，企圖配合上面所謂循序漸進(實則循例拖延，等候歸順)，他們所謂繼續爭取(實則蹉跎歲月，戀棧議席)的政治改革遊戲，實在沒出色之極。總辭又如何，失去議席又如何，沒有關鍵少數又如何，保守勢力把持立法會通過了保守的政改方案又如何？問題是要彰顯決心，向由中共主導的政改諮詢鬧劇說不。(延伸閱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386)

灰記越來越相信「中國沒民主，香港沒民主」，而香港的價值又不在於拼命與大陸融合。而為了這些所謂融合，為了盲目的發展主義，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十大基建」紛紛上馬，包括那效用令各方質疑，令菜園村村民失家園，令地底生態受顛覆，耗資六百五十億的廣、深、港高鐵。香港的官僚向大陸同行亦步亦趨，同樣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要留名百世。(內地官員有實際利益，在項目繁多的工程中飽私囊；香港則多屬為資產階級財團服務。)

可幸香港還有民間社會的活動空間，尚能對政府的種種作為發出抗議聲音(其實大陸亦越來越多群眾性事件，表達對貪官污吏，粗暴統治的不滿，不過大陸民眾表達不滿的代價要比香港高得多) 。這種空間分隔了兩個制度，不過沒有分隔兩地的人民。灰記理想地以為，經營這個空間是兩地人民的默契，例如越來越多內地人來參加「六四」和「七一」活動，越來越多兩地的民間交流，又例如最近前央視記者杜婷和在內地長大的香港人劉楨楨，在旺角舉行座談會，聲援被捕的許志永，還利用TWITTER向內地直播。在在都顯示公民及人權意識把兩地民間社會拉近。最新消息是許志永獲「保釋」候審，中港兩地民間的關注相信對許志永的「保釋」起一定作用吧？

香港這個空間不僅是香港人的最後防線，也是內地人珍而重之的自由空間。但願這份共識會越來越強烈，以至共同爭取兩地真真正落實民主自由，人權最終得到保障。到時候，不會再有借「六四」、「國慶」等的名義，國家機器肆無忌憚地進行花樣百出的侵權行為。

除了為「大典」舖路的肅殺，灰記預期今年的「十一」會強力銷售廉價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作為自命思想左傾者，灰記特別抗拒民族主義，歷史上異族，國與國之間固然有互相交戰，死傷枕藉，但war at home的情況不會更少。中國人互相殺戳，統治者勞役人民的殘酷程度﹐並不比外國入侵者低。每次國家統一，都是以血流成河，百姓受難為代價。一方面口口聲聲說台灣同胞血脈相連，另一方面把導彈對準台灣，對準二千多萬血肉之軀，還指摘主張台獨人士把二千多萬台灣推向災難深淵，這就是赤祼祼的強權邏輯。

談到統獨問題，灰記又要提到當年的加拿大工人共產黨，七、八十年代法裔的魁北克人獨立情緒高漲，工人共產黨雖和中共關係密切，卻並不如中共一樣，堅決反分裂，而是尊重魁北克人民的意願。而這種尊重魁北克人意願，不以武力解決統獨紛爭的共識，並沒有助長分裂意識，加拿大至今依然「領土完整」。即使魁北克人真的選擇獨立，加拿大人也不會把魁克人說成國家分裂罪人。所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只是中共，以及所有強權統治者迷惑人心的「鴉片」。作為左翼人士，應該更擁抱國際主義，人道主義，以及站到低下階層一邊的階級意識。

說到這裡，灰記有以下自白︰灰記曾經現場觀看香港對外隊的國際足球賽事，當現場奏起外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灰記都不其然的站起來，有時受現場氣氛和「民族感情」的感染，也會哼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灰記唯有自我解釋為對義勇軍進行曲創作人的致敬，是落後國家人民被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蹂躪的怒吼，而不是對大國崛起的亢奮。事實上，義勇軍進行曲的填詞人田漢，就是在文革期間，被這個大國的國家機器迫害致死。

據聞中共一面倒鼓吹民族主義的同時，內部重提高舉馬列主義旗幟。如果他們真正相信馬列主義，就更應多體會馬克思所寫的《國家的消亡》的含意，更應領會人民自治的巴黎公社精神以及《國際歌》的無疆界精神。是的，作為左翼人士，應該把《國際歌》作為自己的「國歌」，以工人無祖國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為了進一步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決裂，灰記想過在「十一」那天拒絕站在中國領土之上，以示對中共政權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的濫捕濫判的抗議。但又想到「十一」黃金周周邊的國家滿是度假的中國人，愛國的中國人，為大國崛起而亢奮的中國人，不免有點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