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椅子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香港時間晚上八時舉行,中環遮打花園數百人看大瑩幕直播。有線電視直播台及網上有直播。相信大陸政權會千方百計阻撓任何網上有關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消息,有心的網民想會千方百計的翻牆圍觀。

灰記抱恙,沒有到遮打花園,在家中看直播。最醒目是台上劉曉波的肖像,以及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阿格蘭身旁的空椅子。阿格蘭的致詞除了向劉曉波致敬,指他沒有犯罪,令人聯想起南非的曼德拉外,其實已十分照顧中國政府的感情,表揚中國的經濟成就,只是苦口婆心的勸導中國政府尊重基本人權,成就必更大,對世界和平必有重大貢獻。

阿格蘭又舉超級大國美國為例,指美國常被批評,包括入侵越南以及國內的人權狀況,例如有色人種的次等待遇。六三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時,美國的白人主流社會並不認同,但他相信獎項目對美國有色人種的抗爭是一種鼓勵,令美國逐步邁向種族平等(灰記認為離邁向種族平等還有一大段距離)。他亦批評美國以自由為名,利用反恐踐踏人權。

他這些說話明顯是要中共明白並非只針對中國的人權狀況,頒獎給劉曉波是要中國政府正視其簽署了的兩份國際人權公約,既然已接受了普世的人權觀念(灰記聽過溫家寶講過中國認同普世價值),必須身體力行,不能再以言入罪。只是中國政府並不領情,繼續抨擊諾貝爾和平獎是鬧劇,頒獎給劉曉波是干涉中國內政。

頒獎禮的高潮是阿格蘭把獎狀放在空椅子,然後六十年代挪威著名女星,演過瑞典名導演英瑪褒曼不少電影的麗芙烏曼,以英語朗讀劉曉波在審判時只能朗讀四分鐘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看她聽她控制得宜,卻不乏感情的表達,把一篇原已十分有感染力的平和呼聲,發揮得淋漓盡致,令不少在場者以及在電視旁的灰記動容。典禮簡單、莊嚴,亦很平易近人,充分顯示這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國家的高度文明。

 

挪威入夜後群眾和平示威,要求釋放劉曉波(國際特赦照片)

附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耳蝸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自由、和平、民間社會—被背叛的承諾

互聯網傳遞一首改自《國際歌》的《自由歌》,同一首音樂,配上不同的歌詞

誰來高舉自由的火炬?
誰來召喚那熱血的心?
顫慄的羊羊何時奮起?
劃破長夜的沉寂。
多少次被雨打風吹去,
嘗盡了恐懼的淒厲。
多少次命運瀕臨絕境,
前方埋伏汹湧的危機。

喊出自由的聲音,
信仰滲透到背脊。
洗浄大地污泥,
讓奮鬥的成傳奇。
拱起悲愴的良心,
自由公義在崛起。
衝破黑霧萬里,
將血淚都耗盡。

這首由關注底層民眾的大陸維權人士楊銀波,於十二月七日錄製而成的作品(音樂取自唐朝樂隊對《國際歌》的搖滾演繹),獻給十二月十日的「人權日」,「為了那些追求自由,捍衛自由卻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歷史上、當今的、未來的人而寫。」不過,這首搖滾樂已被大陸的網站刪貼封殺。

封殺的原因不言而喻,十二月十日「人權日」,是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日,身在獄中的得主劉曉波固然未能親自領獎,他的太太劉霞被軟禁,身處大陸的所有被邀約觀禮的嘉賓全部失去行動甚至通訊自由,更遑論出境。甚至一些跟劉曉波沒有關係的「敏感」/異見人士同樣遭殃。

共的一次鎖國行動,漠視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把中共認為有麻煩的人鎖於國內。

《自由歌》的歌詞,腐敗墮落了的中共官僚看了,覺得「反動」及「影響不好」也很自然,在「敏感」時刻要把它封殺掉也很自然。只是灰記在想,這首改編自《國際歌》的歌曲,搖滾化後的相同旋律,那些自命共產黨人的中共官僚,是否仍然熟悉,或已完全忘掉當中的意義?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英特納雄耐爾即INTERNATIONALE,國際主義的實現還很遙遠。打倒了舊世界的中國共產黨,卻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利益集團。中共為了抗拒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改變,例如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等的一些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民主的改變,一律打成西方價值觀,把自己及自己所統治的國家龜縮/倒退至只剩下大漢民族主義。

要進一步印證這些離馬克思以至當年歐洲共產主義者的奮鬥十萬八千里的中國共產黨人,只需再看十九世紀末,短命的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後,歐仁巴迪埃所作的《國際歌》第三、四段的中譯︰

(三)壓迫的國家、空洞的法律,
苛捐雜稅榨窮苦;
富人無務獨逍遙。
窮人的權利只是空話,
受夠了護佑下的沉淪。
平等需要新的法律,
沒有無義務的權利,
平等!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四)礦井和鐵路的帝王,
在神壇上奇醜無比。
他們除了勞動,
還搶奪過什麼呢?
在他們的保險箱里,
勞動的創造一無所有!
從剝削者的手裡,
他們只是討回血債。

十九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對勞動階層的剝削是赤裸而明顯。今日中共主導下的所謂「社會主義初階」,其實更類似十九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硬件和城市建設
當然先進很多,但由官僚權貴所操控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跟《國際歌》所描畫的景象何其相似!狄更斯、左拉以至高爾基等筆下的悲慘世界,不正是現在農民工的寫照嗎?

那些富得在瑞士銀行擁有億計民脂民膏的中式資本主義權貴官僚(維基解密資料),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可以「國際化」,但國際主義理想免談,《零八憲章》以至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是簽署國)所包含的普世公民基本權利免談。

臨近和平獎頒獎,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被外國記者問得不耐煩,索性板起面孔訓人,說甚麼休想藉提問詆譭中國形象。又說公道自在人心,國際主流社會不認同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頒獎不能改變劉曉波是罪犯的事實云云。真有大國崛起的氣焰。還是中國千年不散的天朝氣焰?或是自卑又自大的表現?

雖然仍然強制大學生修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這個天朝不敢再仰仗馬列主義,不敢跟隨前蘇聯設列寧獎般,設馬克思、毛澤東、甚或鄧小平和平獎抗衡諾貝爾獎,反而求救曾經被他們打倒的「孔老二」來挽回天朝些許面子。當年緊跟中共的前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劉銳紹,便在《明報》大批這種為我所用的無恥作風︰

北京搞孔子和平獎,再一次呈現出地地道道的為我所用、政治私利壓倒一切、任意扭曲歷史和真理的霸氣。這令我在腦海中即時跳出1973年發動的瘋狂大批判情景——排山倒海的「批林批孔」運動,把孔子批判得體無完膚,說他是「頑固的維護奴隸制的典型反動代表」,並稱讚秦始皇    消滅儒家學說、「焚書坑儒」做得好。那個火紅的年代,幾乎令天下人都相信孔子是個大壞蛋,我當年也參與其中,批判過孔子的一些主張(例如「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但我後來在學習班裏提出「孔子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因此被認為「思想有問題」、「劉夫子保護孔夫子」。我在新聞界的別名(夫子),就是這樣得來的,不是因為我有孔子的學養,而是因為我與孔子同樣思想不純。

我深深記得,當年人們批判「孔老二暴政不仁」,並舉「孔子殺少正卯」為例,大書特書。如今,舉辦孔子和平獎的人則稱讚孔子宣揚博愛,遠勝「製造炸藥來為人類作出貢獻的諾貝爾」,所以諾貝爾不配有和平獎。這種無限上綱的說法令人強烈感到文革鬥爭意識的嚴重後遺症。諾貝爾發明炸藥,原意是為人類發展著想的(開山劈石不需浪費人力),但後來被人用作其他非正當用途,怎能以此貶低諾貝爾和平獎的價值呢?而且,中國人早在唐朝就發明火藥,成為中國「四大發明」之一,這樣能否說中國人不配有和平獎呢?

劉銳紹所講那個舉辦孔子和平獎的人,可能就是評委會主席譚長流。此人的水平,跟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姜瑜不遑多讓,充滿大漢沙文義,或曰天朝意識,說甚麼中國十幾億人,幾千年文化,有詩經、楚辭,挪威幾百萬人的小國怎能指指點點。

不過這個「孔子和平獎」也真搞得一塌糊塗,得獎人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其辦公室說不知情。然後連戰沒有出現,便不知在那裡找來一個六歲女孩代領那十萬人民幣獎金。

當然,為了對應諾貝爾委員會的非官方性質,這個孔子和平獎評委會也聲稱是「民間組織」。只是,對「國情」稍有認識的人,也會清楚,沒有官方的祝福(背後策動),涉及和平獎這樣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活動,沒有一個「民間團體」可舉辦得起來。果然,發出採訪頒獎禮邀請函的正是文化部。

 

除了「民間」孔子和平獎,中國駐挪威機構亦發動當地華人「自發」抗議劉曉波獲和平獎。如此種種急就章的舉動,以及氣急敗壞的言論,似乎看不到大國的自信和從容。而內地的真正的民間聲音不是被封殺,便是只能在小範圍的網絡流傳。而中共最新的氣急敗壞舉動是禁止六人或以上聚餐,以防有人為劉曉波「飯聚」。

 

當年巴黎公社及《國際歌》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工人翻身,公眾積極參與管理的社會仍未出現。但當中所追求的言論表達自由、輿論監督、平等投票權等公民權利,已被越來越多的社會所接受。拉丁美洲「落後」國家一些左翼政權,如委內瑞拉、波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均由人民用選票推舉上台。委內瑞拉的查維斯政權雖然推行了不少有利基層民眾的政策,受到歡迎。但當他提出總統終身制,並付諸公投,眼睛雪亮的人民亦以選票向查維斯說不。

 

西方價值不適合中國那套辯辭已變得越來越蒼白。況且,中共未執政前也曾信誓旦旦的鼓吹民主自由,並利用民間組織,傳媒宣揚其政治主張,抗衡國民黨獨裁統治。

 

因此,今天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那張空椅子,象徵的正是中國人被背叛了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