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不應干預中國司法獨立,因為它根本不存在!

要面對「獨特」的中國司法制度的當然不只一個艾末末,但他的案件的確引起了國際圍觀,不斷跟進報道。

艾未未的案件有新的發展。由艾的太太路青為法人代表的公司被稅局追討約一千二百萬元, 當中有約五百萬當局指為隱瞞不報的稅項,七百萬為處罸的金額。稅局的聽證會於七月十四日閉門舉行, 參與聽證會的只有路青、路青的代表律師夏霖及一名公司會計,取保候審的主角艾未未卻不用參加聽證會。

有線電視報道,北京地稅局門前佈滿便衣警察,行人不准停留。 而這類案件一般都會公開聽證。 路青的代表律師夏霖於聽證會後,向香港和境外記者(從電視看主要是香港記者,應該沒有大陸記者)說, 聽證會閉門進行毫無道理。對當局解釋說因為有涉及第三者公司的資料,屬商業秘密,所以需閉門, 夏霖說應該由第三者提出有此疑慮,而不是當局代第三者作出此決定。

夏霖還透露,三個月前被當局取走的文件及 帳目,當局沒有歸還,令他們無從按資料申辯。而法律規定,當局取走相關文件後,必須於三個月後歸還,當局沒有這樣做是不合法。記者問夏霖有否要求取回有關文件及帳目,他說對方回答說原件不在他們那裡。路青則說這對他們很不公平。

從以上的事實,幾乎可以得出「經濟犯罪」只是個晃子,所以必須閉門進行,否則容易露出馬腳。艾未未不用參加聽證會更使人莫名其妙,明明說他涉及逃稅等經濟犯罪, 為何有關逃稅的聽證會他不用出席?如果他的太太路青是當事人,為何先前沒有被拘留調查?這是甚麼樣的司法邏輯。 當局是否要先強行沒收艾未未他們一千多萬元以作「懲戒」,再看艾未未未來的行為表現,是否繼續獨立特行?除了涉嫌逃稅,艾未未 還涉及甚麼經濟犯罪?當局對外界好,對艾的家人也好,都欠了交待。而口口聲聲說別國干預中國司法獨立的中國政府,能起碼尊重他們自己的司法程序嗎?

灰記原來搞錯了,外國也干預錯了。中國原來是沒有司法獨立,這是中共的「偉大導師」毛澤東講的,被批評的正是當時的司法部。時為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要批判的是當時的司法部負責人董必武,只是沒有點名而已。當時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指司法部黨組「發生嚴重右傾錯誤的原因,主要是沾染了資產階級法律觀點」,具體批判內容如下︰

「……『既要堅持對敵專政,又要切實保護人民民主』是資產階級法律觀點,……會議強調人民法院要『為階級鬥爭,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實際上,會議批判的資產階級法律觀點,正是董必武提出的法律思想,特別董必武明確指出的『法院主要是搞好審判。公開審判是審判活動,是重心。』『法院的任務除了對反革命加以制裁,維護人民合法權益外,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通過審判活動教育群眾守法。』

「……會議批判『獨立審判』的觀點,認為就是『反對黨的領導』,是『資產階級舊法觀點借屍還魂』……『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中央的領導,而且要緊決服從地方各級黨委的領導,成為黨的一個馴服工具。』

「……司法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群眾路線,批評發言『過多地強調了法律程序的作用,助長了審判工作脫離群眾……司法幹部『死摳法律條文』對法有了迷信,使法成了自己的一個『緊箍咒』、『把法神秘化、偶像化,成了束縛自己對敵鬥爭手腳的繩索,有時還要強加於人,束縛兄弟們的手腳』。

(摘自《新史記》第二期「被批判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作者姚監復)

而董必武則強調法制不完備是嚴重問題,還說「革命的群眾運動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這可能帶來了一種副產物。助長人們輕視一切法制心理……」,認為加強民主與法制的建設可以使黨和政府的活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當然,在被毛澤東不點名批判後,董必武只有噤聲。而在「和尚打傘」的毛澤東「不斷革命」下,司法蕩然無存。

今天中共有更多的法律條文及司法機關,也不再搞「革命群眾運動」、「階級鬥爭」、「打擊反革命」,但天安門仍懸掛無法無天的毛澤東圖騰,胡錦濤和太子黨仍搞崇毛玩意,司法自然改革不了,不但沒有如董必武所說,維護人民合法權益,只繼續淪為中共鎮壓人民的工具,而且連董必武當年所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也做不到。

所以外國的確不應干預中國的司法獨立,因為它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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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聲的「取保候審」

艾未未可以回家休養,很多人(包括灰記)都會替他高興,但不代表中國打壓維權/異議人士告一段落。雖然被失踪的艾未未工作室人員相繼獲釋,但仍有無數出名及不出名的維權/異權人士,因為中共對「茉莉花革命」的敏感,無故被失踪。這些人依然音訊全無。

相比之下,在國際上,特別在歐洲藝術界享有盛譽的艾未未的確是幸運,幸運是因為中共雖然強硬批評西方在艾未未被扣留事件「指指點點」,是粗暴干預中國司法獨立,卻在溫家寶出訪歐洲前,突然讓艾未未「取保候審」,是「投鼠忌器」,避免歐洲傳媒以至官員追問艾未未被扣留事件,是變相向「國際社會」壓力讓步。

這次也讓步可以看成溫家寶,這個被視為中共當權派唯一鼓吹政治改革「異議者」的勝利—他能夠利用出訪歐洲說服黨內的強硬派把艾未未釋放,也可算是做了件「實事」,儘管是極個別的,極不完全,跟他鼓吹改革的豪言壯語不成比例的「實事」。不過,這件「實事」又能多大程度洗刷他的影帝形象呢?

說回艾未未的「取保候審」。艾未未回到其工作室草場,只是簡短地回答記者採訪。主要內容都是抱歉,我現在的情況不能接受採訪。據悉其「取保」條件是不得離開北京,至少一年內不能透過媒體、Twitter等管道向外發言。亦即是說,先前經常在網上發言批評政府,接受媒體採訪(主要是境外媒體)批評內地情況的艾未未以禁聲換取人身自由。

相信這亦是中共官方對待艾未未這類維權/異議人士的不成文規定。即對外口口聲聲說艾未未逃稅證據確鑿,卻不提起訴,還說因為他認罪態度良好,又有慢性病,所以准以取保候審。目的就是給艾未未這類異見人士一個金剛箍,不許亂說亂動,否則隨時再把你關起來。所以艾未未母親接受有線電視採訪時說希望快些結案︰「他們早應該結束這個案子了,該應麼辦便怎麼辦,他再這樣下去的話,就太過份,太沒有人道了。因為你把人抓進去這麼久了,你又不放人,你又不立案,那是甚麼回事呀。所以我想也該這樣處理了。我兒子他畢竟是個好人,他是為老百姓說話。」他為老百姓說話,艾母點出了事件的關鍵。

除了「取保候審」禁聲,還有「剝奪政治權利」的禁聲,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監三年半的維權人士胡佳,快將刑滿出獄。不過,其太太曾金燕希望遷往深圳,遠離北京,也被當局無理驅離深圳。

曾金燕對記者說希望胡佳出獄後和家人過一點寧靜的生活。但這種寧靜也是被迫的。因為胡佳人身獲得自由後,因為被剝奪政治權利一年。而在大陸政治權利無所不包,當然就不准發言及接受採訪了。而即使過了這一年,胡佳,以及早前被釋放四川維權人士黃琦,如要繼續為百姓說話,維續維權的話,即使沒有「剝奪政治權利」這金剛箍,也有中共「維穩」人員更多的「點子」,隨時有再被軟禁,再被失踪,再被判刑的命運。

無論口口聲聲的依法辦事,還是無法無天,中共都是要禁聲,因為他們害怕為老百姓說話的聲音,會震碎那座「豆腐渣」維穩大廈。

附錄︰

有線電視播出艾未未的一段錄音講話,他說,「真的很感動,香港真是一個華人社會,但是確實又是一個非常有理性、非常有良知的一個社會,我覺得很感動,每個人的每一點、每一點的付出,這不是僅僅是為個人,而是為了信念,社會應該走向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就是這些,我不能說太多,因為我不能接受採訪,但是有必要表示尊敬和表示感謝。」

香港人聽到艾未未的說話,應更加清晰自己的角色︰盡一切能力支援內地維權/抗爭人士,盡一切努力捍衛香港作為中國最自由的基地。

沒有毆打辱罵的虐待,被革命吞噬的人權

身邊的朋友偶而會天真地問道︰「艾未未會否人間蒸發?會否被虐至死?」灰記會一本正經地回答︰「今時今日不會如此吧。又不是無法無天的年代。」

不過,灰記想深一層,一些外界不關注,不知名的被拘維權/異見者命運如何,真的不好說。艾未未因為是國際關注的焦點(本地一些「馬列主義者」稱艾為西方的竉兒),中共始終有所避忌吧了。果然,中共在扣留艾四十三天以後,忽然讓其太太路青在一不知名地點與他短暫見面。《蘋果日報》訪問了艾未未工作室前志願工劉艷萍,劉說在兩名公安監視記錄下,艾對路青說沒有被毆打、辱罵,吃飯和睡覺都正常。艾未未的母親高瑛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也說看來艾未未健康情況還可以,還說當局應沒有虐待他,因為他是一個有話語權的人,出來會講的。中共安排見面的舉動,據說是為了粉碎早前傳聞他被虐待,甚至有形容他如維權律師高智晟般受到酷刑,「認了罪」。

但灰記又再想深一層,「澄清」了艾未未身體沒有受虐待,不等於他沒有受精神虐待。無了期的拘押,不讓他知道自己所犯何罪,本身就是一種精神虐待。如果他被單獨扣押,精神虐待的意味更濃。因營救民運人士而被內地收監的港人羅海星(已故)曾說過,單獨囚禁是一種精神虐待,嚴重的可導致精神失常。他在未被立案前曾被單獨因禁,一星期左右便開始有幻聽,幸而那段日子不長。他說坐牢時即使見不到隔璧的囚友,也千方百計在獄吏不覺時與他們溝通,目的就是不讓自己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艾未未現在也跟羅海星當年未立案前的情況一樣,孤立無援,日子越久,精神虐待越嚴重。

這種精神虐待源於革命黨人對法治的賤視,起初以為革命精神可以戰勝一切。後來便發展成無法無天的地步,一句「反革命」可置人於死地。現在中共已不是革命黨,但處事方式依然如革命黨般自以為是 ,雖沒有「反革命」罪,卻也沒有恪守自己制訂的法律,也是一種無法無天。

仍然對中共抱有善意的夫子劉銳紹也看不過眼,寫了《期期艾艾+沒完沒了=詞窮理屈》,批評中共的胡作妄為。中共傳媒揶揄聲援艾未未的西方國家,說不弄清清楚艾未未觸犯了中國法律便胡亂發聲,是干預中國的司法獨立。但事實是中共也在踐踏司法獨立。「可以看到,即使中國自己制訂的法律,官方也沒有執行。《刑事訴訟法》第69條,對於重大案件,公安機關頂多扣留嫌疑人37天(灰記︰現在是44天),就要決定是否正式逮捕,起訴或釋放,但顯然官方沒有依法而行。

此外,中國也是選擇性執法,按《刑事訴訟法》第64條,公安應在24小時內讓嫌疑人通知家人或所屬單位,但這條有利於艾未未的法例,當局並沒有執行。」

當局即使讓路青短暫會見艾未未,但至今並未正式通知其家人拘留了艾未未。不單如此,「……但按《刑事訴訟法》第96條,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諮詢。可是,當局連艾未未的下落也不透露,明顯剝奪了他的權利。」

至於說西方國家藉口干涉中國內政,劉銳紹說只能怪中共自己製造事端。「如今,歐美國家冷手執個熱煎堆,真沒料到中國如此慷慨,製造艾未未這張好牌給他們乘勢而上。美國尤其高興,它在制訂今年的人權報告書時,還來不及把艾未未事件放進去,但希拉里已急不及待在記者會上加入艾未未這張牌。近日,中美進行人權對話,以及戰略和經濟對話,美國借勢『靈魂附體』,中國雖然以兩國的經濟利害抗衡,但已陷於被動之境。這能怪誰呢?只怪決定扣留艾未未的人。」

「西方藉人權干涉中國內政,企圖改變中國」,這是中國官方,以至不少「愛國」人士,每逢西方國家聲援被捕被判刑中國維權/異見人士的一致反應。而這些被捕被判刑的政治犯,也往往被視為親西方,甚至是西方「和平演變」中國的棋子。

一些在面書上活躍的香港「馬列主義者」竟也落俗套,附和這套說法。自由主義者劉曉波固然被視為西方意識型態的旗手,被內地一些人視為有「新左」傾向的艾未未,也不能倖免。皆因他的藝術受西方藝術界歡迎,其藝術作品也在外國賣錢,所以「大賺外國人的錢」的艾未未好像有了原罪,做甚麼都是為了可被利用作為反華宣傳工具。於是調查汶川死難學生名單被視為找碴子,因為官方早已公布死難學生有二萬多人,「艾未未調查了兩年,還查不到二萬多個名字。」不管艾未未希望「發掘」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名字,讓人追思/紀念的逝者,而不是一堆數字。

於是調查豆腐渣工程是為別有用心的西方傳媒作宣傳,因為日本地震當地政府不也封鎖消息,不讓外界了解真相,為甚麼只針對中國?而且至今也查不出任何豆腐渣工程。不管大陸官方如何極力阻撓追查豆腐渣工程,如何迫害追查豆腐渣工程的人。以至得出的結論是那麼強烈的地震,任何建築物都會震毀,大量傷亡無可避免。艾未未以及那些維權人士只是找碴子,為不懷好意的帝國主義者服務。

灰記不希望本質化任何人,例如馬列主義革命黨人便是硬心腸,只相信暴力革命而輕視人命。但曾經短暫受毛派思想影響的灰記又不得不承認,當自己自命革命前衛時,便會輕易指這人「反革命」,那人「反革命」。灰記由此可以想像,當一個革命者有了權,而權力得不到制衡時,絕對有可能為了「真理」和「理想」整人殺人。歷史屢見不爽。但願這些香港「馬列主義者」不會如當年灰記般「走火入魔」,不自覺地視人權為西方資產階級玩意,不自覺地附和中共當權者。

老實說,西方國家今天打人權牌,雖然難免虛偽,總比當年利用船堅砲利侵略別國進步得多。中國當局還是不要再抱殘守缺,自暴其短。

香港要塗鴉

香港早前鬧出了警方重案組追緝「塗鴉少女」的笑話。其實也不能當作笑話。把這種威嚇性的執法行動,聯繄到大陸當局對維權及異見人士的強力威嚇手段,包括大規模的監控、軟禁、抓捕、判刑等,香港警方的「小題大作」,便讓人感到不安。

香港管治當局為向大陸政櫂靠攏/效忠,千方百計收緊香港人的表達自由。限制示威路線/區(特別涉及往中聨辨示威活動),以至政治檢控頻繁,在在都顯示港府與大陸當局在「維穩」操作上的趨同性。差別只是香港還有法治和民間社會,令港府不能為所欲為。

正是這位「少女」為了不滿大陸當局以國家暴力手段,剝奪一位藝術家的表達自由,率先在鬧市創作了多個「誰害怕艾未未」的塗鴉,以示對艾未未的支持,挑動了香港警方的「維穩」神經,引起媒體及社會的議論。

「少女」曾接受社運活躍分子葉寶琳的訪問,「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與塗鴉少女對談」(刊在《明報》),詳細講述自己「挑戰法律」的原因︰

「他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作品有些似達達派。他也是一個真誠的人,沒有定義自己為英雄。我以前有留意他的作品,例如太陽花籽、人魚世博和騰飛,都是對現實的自我詮釋,再廣泛傳播。但我反而更欣賞他的公民紀錄,他勇於在一個好錯的環境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在四川地震後,我試過跟朋友去災區做義工,其實也不是什麼貢獻,只不過是和當地小朋友玩,但看見一片頹垣敗瓦的土地,令我更明白艾未未收集死難者名 單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官方說法是假的,但他身在內地的處境,他做和我們在香港行動有不同後果。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應該知行合一,內在價值和行動應該一 致,他可以付出這代價和風險,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其實中共政府在茉莉花事件期間瘋狂抓人,也是在告訴人民一件事,就是不可以出聲,否則就要被消失,叫人安守本份。在香港,我們還可躲在法律後面,警方多少也要依法,我們也至少有網路自由,所以香港要有良心角色,告訴內地朋友,你們是有人支持的,不是孤獨的。」

「我通常都會選地下來塗,目的為美化醜陋的石屎地,為這牆或地給予訊息。其實我去的地方也有些挑釁性,如國金中心和星光大道,我就是特地選多內地遊客去的地 方,也希望那些在國金中心上班的政治冷感銀行家看。但想不到很快就比保安發現,我半夜四時多在星光大道塗,回家後一直睡不著,就六時多回去拍照,那時塗鴉 已被工人蓋著了。」

被問及是否擔心重案組接手查案,「少女」答得從容︰

「是家人朋友較擔心,自己反而是覺得『食得咸魚抵得渴』,做了一件事,就要為這件事付出代價。處於這個社會,享受得了這個社會給我的權利/資源,我的義務就是為自己一些影響到其他人的行為付出代價。我也不是打算挑釁警方,即使我現在開始對香港執法有懷疑,但對司法仍有信心。可惜的是,現時警方選擇性執法,將『對社會影響幾大』的判斷權力交予警方和這個非民選政府,而非獨立法律,這才是我擔心的地方。」

很多西方城市街頭處處見塗鴉

「少女」率先以塗鴉這種抗爭/反叛意味甚重的街頭藝術,聲援艾未未,效果非常明顯。內地個別城市如合肥、廣州亦先後出現艾未未塗鴉,很可能是透過互聯網知道香港塗鴉事件而受啟發;香港不少藝術家對「塗鴉少女」很鼓舞,亦積極展開一連串聲援行動,包括423藝術大聲行;跟著有人接力在全港不同地區繼續艾未未塗鴉(其中一個原因是以行動回應警方的威嚇)。

不過,香港社會對藝術的偏狹概念,令不少人「誤解」塗鴉的意義,因而討論停留在是否合法、會否「教壞細路」、是否美觀的層次。而這跟如何理解表達自由又有密切關係。灰記甚至認為中國人社會對「規矩」的「潔癖」,限制了表達自由,亦影響了創意。

塗鴉在世界很多地方已經是一種藝術表達方式,至少是被容忍的行為。擧個例子,灰記在葡萄牙里斯本,便見到塗鴉處處,嘆為觀止。

這些塗鴉包括圖像、字句、標語,不一而足,塗在無數建築物外牆,甚至廣場的雕像上。灰記不認識葡萄牙的法例,不知道塗鴉是否違法,看來即使法例不容許,當局也不會執法,更不像港府那樣必除之而後快(特別如艾未未這類跟政權過不去的政治塗鴉),弄至塗鴉「氾濫」。

但不耍以為當中沒有政治塗鴉,灰記就看過左翼共產標誌、革命標語、反核標語以及在遊客區用英文寫的「遊客都是恐怖分子」標語。反映當地對塗鴉這種象徵反叛、針對資本主義的行為的高度寬容,這跟香港和中國大陸成強烈對比。

至於為何中港政府都對塗鴉如此敵視,是中港兩地都有市容潔癖?但中港兩地很多地方的市容不見得比葡萄牙整潔美觀,甚至是相反。灰記總覺得在越來越單調的城市外牆塗上色彩和生氣是好事,即使塗得不好也無傷大雅,但中港兩地只祟拜象徵財富的巨無霸大廈,只愛象徵消費的廣告外牆,只看到櫂力和財富在背後的精密計算,看不到自發隨意的空間書寫。

這種心態灰記只能解釋為櫂與錢對城市空間的掌控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為的就是要市民循規蹈矩的生活,不去質疑這種掌控和秩序是否合理和公義。而「獨立特行」的人往往打破這看似自然,至少覺得別無選擇的秩序,因而讓權力以至被權力磨服的人感到其存在的理所當然受挑戰,而加以排拒,特別在強調服膺權力和秩序,「維穩」、「和諧」壓倒一切的中港社會。

灰記不會天真地認為西方社會沒有權錢問題、壓迫問題,看看它們塗鴉處處便知到處處都有憤怒和不滿。但他們至少不拿城市「潔癖」當一回事。那句「遊客都是是恐怖分子」,大多數可以去旅遊的人不會認同,但想想消費主義席捲全球對本土經濟的破壞,想想香港所謂地產霸權對本土經濟的摧殘,小市民被剝奪生計,作為消費者的中產階級豈能置諸度外。

香港不正是齊來反地產霸權,當中多元的訴求不也指向公義和合理。「公義和合理」不也是「獨立特行」者如艾未未,如「塗鴉少女」,以至異見人士……所追求的理想。觀乎此,自命講求「公義和合理」的人,那有不支持艾未未塗鴉以至一切挑戰權錢秩序的行為。



「少數」的聲音

日本共同社報道,最高法院日前認定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平民集體自殺與軍方有關,最終判定大江並未損害他人名譽。

76歲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1970年出版的作品《沖繩筆記》中寫道,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平民在日軍的強迫下集體自殺。對此,當時的沖繩慶良間列島守備隊長等人以名譽受損為由,於2005年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大江及出版社岩波書店停止出版此書。在一審、二審判決認定平民自殺確與軍方有關之後,原告方繼續上訴。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決定駁回原告的上訴請求。

此案的焦點在於軍方和守備隊長是否向居民發出了自殺命令。最高法院未就此做出判斷,僅認為「原告的上訴理由是對事實的曲解,並不符合民事訴訟中的上訴條件」。大江在東京霞關的司法記者俱樂部會見記者時表示:「沖繩基地問題如今正迎來戰後的最大轉折點。(最高法院)在此時做出這一決定,這是莫大的鼓勵。」

94歲原告為前日軍少校、座間味島的守備隊長梅澤裕和已故原日軍上尉、渡嘉敷島守備隊長赤松嘉次的弟弟。原告認為《沖繩筆記》和1968年出版的家永三郎(已故)的《大平洋戰爭》中有關集體自殺的內容「使自己被認為沒有人性」。

1945年3月,54.5萬美軍攻打堅守沖繩島的日軍,這是二戰中最後一次大型戰役,持續了3個月,共有20萬人喪生,包括12520名美軍官兵、94136名日軍和94000名當地平民。在此次戰役中遇難的沖繩島平民,多數人是被日軍屠殺或強迫自殺,並不是死於美軍炮火之下。

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中學教課書明確記載了日軍士兵強迫沖繩平民自殺的歷史,當地居民擔心這段歷史會被遺忘。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藤 岡信勝曾要求刪除日本中學教課書中有關日本入侵亞洲國家的內容,包括強迫婦女充當慰安婦以及當地男子到日本工廠礦井當勞工等罪行。2007年,藤岡信勝又 要求刪除中學教課書中有關日軍強令沖繩平民自殺避免被美軍俘虜的內容,宣稱當時日軍根本沒有下達過這樣的命令。

沖繩縣博物館內,有一件雕塑作品,描繪當年日軍士兵用刺刀押7位平民集體自殺的情景,其中包括一個懷裏抱著孩子的婦女,上面還刻著「日本士兵屠殺平民,強迫他們殺死對方,然後自殺」的字樣。

沖繩戰役期間,從美軍戰艦炮火下逃生的日軍士兵霸佔平民藏身的山洞,自己潛藏起來,強迫平民出去自殺。日軍還根據守島日軍司令部的反間諜命令,殘忍殺害了上千名沖繩平民,原因只是他們堅持說本地方言,來自其他地方的日本人聽不懂。

當年幸運逃生的沖繩女居民回憶稱,她當場聽見日軍士兵如何強迫當地居民自殺,嚇唬島上居民說,一旦落入美軍之手,他們的下場將非常悲慘,特別是年輕貌美的姑 娘,要求他們自殺以免遭美軍侮辱。日軍向當地居民分發用於自殺的手榴彈。她說:「我們坐在一起,然後把手榴彈扔到地上,卻沒有爆炸。我們曾多次試著用日本 士兵給的手榴彈自殺。」(《文匯報》)

以上這段新聞,令灰記想起沖繩的和平祈念館及大江健三郎仗義為沖繩人執言的可敬。灰記訪問祈念館時最感震撼是閱讀沖繩人要為皇軍犧牲的紀錄,而這個原本周旋於中國和日本的島國琉球,十九世紀末才被日本吞拼。主流日本人一向瞧不起這些百多年前才「歸順」的邊民,不會同情他們的苦難。大江健三郎反其道而行,不但對呈敗像的日本不願及早投降以減少無辜傷亡,反而為了天皇體制的虛榮而白白犧牲近二十萬日軍及沖繩平民,看不過眼而提出批判。他對日軍要求沖繩平民為日本天皇作出無謂犧牲更為反感,還對沖繩要求獨立的聲音給予道義上的支持。

大江健三郎這種勇於直面自己國家的霸權和冷酷,堪稱異見者的典範。他這類「少數」站在被侵略民族,站在本國被歧視族群(沖繩人、廣島人)一邊說話的人,需要承受來自日本主流社會的壓力,但為了勇敢面對真相,他沒有畏縮。他曾因為拒絕接受日皇頒受勳章而遭右翼分子恐嚇。

大江曾於「六四」期間,表達站在爭取自由的中國作家一邊的決心,在九四年領取諾貝爾文學獎致詞時說︰「我曾為韓國詩人爭取政治自由而絕食,天安門事件以後的今天,我仍為那些失去表達自由的優秀的中国作家們的命運擔憂。」不過,作為左翼作家,他對「社會主義」中國始終有情意結,因而被中國自由派人士批評,說他越來越不敢批評中國。

無論如何,作為日本的異議作家,大江健三郎能揭露自己國家的醜惡,其獨立自主的勇氣依然值得尊敬。而中國在追捧大江健三郎的同時,其實並沒有真正讀懂,或不敢閱讀大江堅決站在「少數弱勢邊緣」一方的人文精神。

大江對沖繩人的同情,很容易令人想起西藏的情況。西藏比沖繩更晚近被別國併吞(有趣的是,前身為琉球沖繩在十九世紀還是清朝的屬國,琉球國王登基由清朝派官員主禮;而西藏亦接受清朝派遣駐藏大臣。但除了這些形式外,琉球和西藏基本上是獨立於天朝的國家),西藏人被後來的宗主國中國統治所受的不公和苦難,主流中國的書寫不會有所記載。

近年西藏女作家及其中國人丈夫王力雄對這個「邊陲」地帶的真實情況多所披露時(在內地被屏閉的《看不見的西藏》博客可以看到很多主流傳媒不會報道的西藏消息,很多都是中共對西藏人的信仰和表達的殘酷鎮壓),但他們的書寫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他們甚至受到中國官方監控,限制離境,是隨時可能失去自由的異議作家。

中國官方既然相當禮待大江健三郎,其實也應學習日本政府對待異議作家的做法,就是容讓異議作家發聲, 才是「和諧之道」。以沖繩獨立為例,當地仍有約10%的人民希望獨立,日本政府並沒有對他們作出任何鎮壓舉動,對大江健三郎聲援沖繩獨立也沒有標籤為「沖獨」分子,因為一切在言論自由的範疇。可能中國政府會反駁,絕大部分沖繩人現在都沒有獨立的意向,日本政府自然毋須緊張。但中國政府不也說絕大部分西藏人擁護新中國,只是一小撮受「達賴集團」利用的西藏人在搞事嗎?既然藏獨那麼不得人心,為何不能容忍那些對中國主流社會起不了作用的的異議聲音,以顯示中國政府的胸襟和自信?

好了,藏獨聲音後面有西方反華勢力,唯色、王力雄等異議作家是西方的寵兒(艾未未等也是西方的寵兒),中國政府自有他們「維穩」的理由。可是,在日本右翼,甚至主流心中,大江不也是中國的寵兒嗎?在中日關係欠佳的今天,大江絕對可被標籤為反日媚中。但他儘管是爭議性的日本作家,依然沒有被剝奪說話的權利。最近他批評日本政府多年來瘋狂發展核電,是對廣島、長崎原爆死難者的背叛,也是非主流的聲音。

雖然很多左翼人士批評資產階級民主虛偽,不能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階層的意願。但資產階級的人權與自由,始終是人類進步的成果。在資產階級社會做一個非主流人士或異見者當然並不容易,甚至可以導致三餐不繼,即所謂經濟的懲罰。異見者往往要在孤立無援中掙扎,但憲法賦予了他們說話的自由,讓他們繼續發聲。中國聲稱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難道就連這小小基本人權保障的成果也發揮不起來?。

灰記不相信個人基本權利不保的社會,「大眾的福祉」會受到尊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國情」、「西方忘我之心不死」,藉口而已。



今天我們都是藝術公民

遊行的焦點草泥馬

四月廿三日,不管是二千五還是一千,藝術公民大聲行走出了「新天地」,在西洋街南,在彌敦道上,在廣東道上,在文化中心一帶,傳達了平民百姓十分珍惜言論和表達自由,香港這個訊息還稱自由的窗口尚有未完的歷史任務。

面書上有參與示威的朋友寫道︰「咋天遊行,最難忘的是廣東道的一段,正在享受購買名牌樂趣的自由行朋友,才是我們對話的對象。當我們用上發音奇特的普通話大大聲說:『釋放艾未未』時,他們就問艾未未是一個人名嗎? 為何要釋放 ……哎…香港除了有名牌的櫥窗外,我們真要堅守資訊外放的窗口角色。」

「這個行動意義實在很大,我們為沉默無骨氣的藝術館做了應該做的東西,更活化了辛亥革命的起動能力,革命不是發生在藝術館裡,而是在街上,而是在人群裡!」

這次遊行,大家學懂了一樣東西—不要輕易向警方無理限制妥協。事綠警方於遊行前一兩天通知遊行要於遠離行人道的馬路快線進行,但參與遊行人士覺得這樣限制示威人士與旁觀市民近距離接觸毫無道理,亦打破以往遊行路線在行人道旁慢線的慣例。在市民堅持下,警方僵硬了十多分鐘,最終在市民的壓力下,不再堅持無理的要求。這個越來越似維穩辦的警察部們,以為藝術家都是怕事怕越雷池半步的人,在他們第一次舉辦示威遊行時先施下馬威,結果在人數眾多的示威者堅持下自討沒趣。

事後,「藝術公民」的一位核心成員收到警方的口訊︰「昨天,有警察和我說,因出發時有人放波(他說不反對通知書列明不可放波,和遊行人數超越原先申請人數300多人(原先申請人數600人)所以向我作出口頭警告並會轉交刑事組調查,或会或不会起訴…我說那些人不小心放了手,小心就唔会困在招牌裏,他說他也这样想(暗笑),另外,我說多出的300多人不是我呼招而來的,他們都是因警察而來的,不要算在我們身上,不是白色恐怖嗎?大家都笑了起來!(公安法就是…….)」


希望市民會明白,越多人願意發聲表態,國家機器越不敢輕舉妄動。而整個遊行過程亦充分顯示,人民有表達空間,心情會舒暢一些,警方願意合作維持交通秩序,不會有甚麼混亂感覺。起初的一點「混亂」完全是警方的無理要求所至。

沿途不斷舉起手機、相機拍攝的內地自由行朋友,如果大膽一點把照片放上網,讓更多內地人看到,憲法所訂明的言論表達自由其實並非甚麼洪水猛獸,人民行使這些權利不會引起甚麼混亂,反而是官方過份強調維穩的歇斯底里,才是動亂的根源。

看到一對內地中年男女加入遊行隊伍,女的還高聲用普通話說︰「為了更美好的中國,請大家加入。」灰記不期然受觸動。在物質的誘惑面前,在高壓所製造的恐懼面前,內地人更多的選擇沉默、冷漠、遺忘,還是最低限度選擇保存記憶?

藝術站出來

「……表達自由不但是藝術創作的必要土壤,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構成元素。我們相信,所謂創作自由和表達自由,意味著公民可以無恐懼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說出自己的看法,表達自己的立場。我們反對一切的審查形式。

我們想以一國兩制下僅存的起碼表達自由,為其它不能暢所欲言、基本人權不得保障的人們發聲。同時,在回歸13年,香港本土的表達自由也在緊縮中,以各種藉口包裝的政治打壓已經降臨到我們身上。捍衛國內的言論自由,就是捍衛我們自身的言論自由。

……

「藝術公民」期待未來的日子,更多人會與我們擕手,共同發出多元而堅定的聲音,做自由的人,幫自己幫別人。」

這是剛成立的「藝術公民」的宣言的一部分,標誌部分香港藝術工作者明白藝術也是政治,願意站出來參與政治事件,為被失踪的艾未未發聲,不僅因為艾未未是他們的藝術家同行,更重要的是言論和表達自由不分你我,愛好自由的人,均有責任捍衛這種經常被政權剝奪的自由。

這群藝術工作者的政治行動,打破了香港藝術界建制的沉默。香港藝術界建制曾經追捧在國際上知名度甚高的艾未未,認同他的藝術成就。但艾未未因為進行的藝術活動,涉及社會調查及維權事件,不為大陸官方所容,最終以被拘押,香港的藝術建制連發出關注聲明也久奉,在藝術表達受到官方踐踏時,竟沉默是金,怕得罪權貴,影響自己發展的前景,心態實在可憐。

無論如何,「藝術公民」終於站出來,參與政治活動,壯大公民社會捍衛自由的隊伍,在大陸政權加強打壓異議聲音,在香港政府為迎合中共統治思維而不斷收緊表達自由的今天,別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