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老兵

有線電視最近播出了幾位七零年代初的「激進」青年的「想當年」專題故事,名為「社運先鋒」。當中有兩位曾以70社運老兵名義,絕食聲援三個多月前的反國教運動,他們是侯萬雲和岑建勳。另外一位是以講故事形式聲援反國教的雄仔叔叔。事隔四十年,當年的「熱血」青年與今天的「熱血」青年聚在一起,繼續為改革社會奮鬥。

七零年代,一些有別於傳統左派及受其影響的國粹派的青年,由於受到西方反戰反建制的思潮影響,加上對當時香港殖民社會不公平/腐敗現象的不滿,除了辦雜誌,如70年代雙周刊,介紹新思潮及外國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更希望透過行動改變社會。「吊詭」的是,當時美日在流球群島(沖繩)地位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把沖繩撥歸日本,但保留在沖繩的美軍基地,順帶也把釣魚台/島歸日本管轄。這引起在美國的台灣學生的不滿和抗議,今日貴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就是當年在美國發起保釣運動的學生青年之一。據70其中一位成員侯萬雲回憶,當時70年代雙周刊的核心成員吳仲賢(已故),提出可以利用保釣運動上街,挑戰殖民統治。侯接受電視記者訪問時說,當時根本不知釣魚台在那裏,也不在意對它的爭論,只是希望鼓動香港人的民族情緒,起來反對英國人統治,目的不是保家衛國,而是反對殖民統治。這與當時中共默認殖民統治,充分利用香港的政策完全不同。

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突然被警方拘捕,拘捕的原因竟是與半年前向到訪的胡錦濤抗議有關。這件事,連同近年警方強硬對付反政府示威者,令人再次感到時光倒流。七零年代,香港公安法非常嚴苛,據侯萬雲回憶,三個人聚在一起穿同一款服裝(除了校服及制服),都有可能被干涉,甚至控以非法集會。他們提出「保國土、爭人權」其實就是一種爭取集會自由的抗法行動。七一年是保釣行動的高潮,也是抗法行動的高潮,不斷有保釣示威,不斷有人被捕,侯萬雲亦曾被捕。他對記者說,被捕後判守行為,守行為期間再示威被捕就要入獄。但他不理會,守行為期間照樣上街,幸好沒有再被捕。

那份70年雜誌應該是香港抗爭史的重要文獻,除了報道當年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反貪污捉葛柏、保釣示威,也揭露當時的社會問題,如童工、木屋區、貧窮等。對英國人極不客氣,例如有一期以英國米字旗做封面,然後畫了一個小孩在旗上小便,以示抗議。侯萬雲對記者說,當年同情香港基層的英國人葉錫恩女士,對雜誌侮辱英國旗表示反感,覺得自己 受到冒犯。反而殖民政府對此並沒有追究。年前另一位70核心成員莫昭如對記者回憶過,曾經有一期封面向英女皇開玩笑,結果觸怒殖民政府,準備提出起訴,最終不了了之。

正所謂爭取自由從來不易,香港人雖然沒有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但現在市民享有相對大的集會自由,也是前人努力的成果。不但保釣運動有人被捕,以後的民間抗爭,如七四年的新蒲崗工廠區反加價示威,雄仔叔叔(阮志雄)等因向工人宣傳亦曾被捕。這次被捕,雄仔叔叔也曾在他的獨腳戲《麵包與黑玫瑰》中「演出」過。令灰記感意外的是,當時雄仔叔叔是拿紅油擲向警員,以抗議警員拘捕他的同伴。結果法官只判罸款,還把保釋金當作罸款。相比之下,今日雖云集會權利受保障,但警方動輒控告示威者襲警,不少示威者因此而被判坐牢,時代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話雖如此,當時示威權利並未確立,雄仔叔叔回憶道,特別涉及與工人有關的示威活動,警方會強烈打壓。他之後就有人被判入獄。即使麥理浩實施新政,但殖民惡法並沒有消除。七十年代末就有不少支持艇戶上樓的人被捕,判守行為。現在任教嶺南大學的陳順馨就是其中一個被捕者。她年前向記者回憶,他們打算上港督府請願,但接載請願者的旅遊巴在海底隧道的銅鑼灣出口已被截停,洋警官帶同警察上車,然後整車人駛往中央警署直接拘捕。

因此今天的集會自由,當中曾經有幾代人付出被捕甚至判刑的代價。香港迅速在二十年左右實現集會自由,其實也同英國人撤退有關。特別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後,香港人所表現的政治覺醒,英國人也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準備「光榮撤退」。英國人的確精明,知道要留下好印象,就是放鬆管治,迅速民主化,這就是彭定康於92年來香港當港督的背景。

這次英國的「光榮撤退」,與二戰後它被全球反殖浪潮所唾棄的確不可同日而語。先前的英國殖民地,當地人民以主人家的身份,透過流血或不流血的抗爭,向英國人說再見,好歹建立了主權國家。香港的情況則不同,殖民地的人民,對英國人有較曖昧的「感情」,面對一個專制的未來宗主國,面對一個剛血腥鎮壓人民的冷血政權,絕大部分香港人情願與英國人「合謀」,支持彭定康短命的民主改革,而不惜得罪未來的宗主國。雖然明知沒有「直通車」,未來要在新宗主國的「鳥籠」下,捍衛/爭取那脆弱一國兩制所承諾的高度自治與自由。

因此,無論殖民地時代,以至九七以後,香港人基本上並沒有以主人的身份爭取民主/社會改革。七零年代的反殖社運,是否一次較具主體意識的運動,正如岑建勳所言,土生土長第一代自覺爭取自己的權利?無論如何,四十年過去,由於宗主國的專制主義與香港人某程度享有及嚮往的自由格格不入,香港無法與中國「自然」融合,香港人受不了中國家長式的「關懷」及威嚇,因此,香港的反抗運動,在中國政權越來越「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只能變得更「激烈」。

如果說四十年前是土生土長一代,首次以香港為家的反抗運動,今天的反抗運動是繼承那種以香港為家的精神。建設香港的家園,廣大的市民應該有更多的話語和參與權,這種參與和話語權要體現於施政者的認受性和對市民的問責。在現在的鳥籠制度下,體現不了這種認受性和問責性,於是只能透過抗爭方式,市民走上街頭捍衛自己的話語和參與權。

四十年前,土生土長的社運分子不單關心身處的家園,也關懷不同地區受壓迫的人民,所謂國際/世界主義精神,他們曾經為南非人對抗種族隔離政策、孟加拉人爭取獨立、越南人反抗美軍暴行……而吶感。今天的社運老兵,也抱著同一心情,他們反對中共專制政權,但絕不敵視大陸人。他們看出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命運相通的地方,比不同之處為多,無他,大家都面對一個專制的政權。而大陸維權的抗爭絕不比香港的反抗運動少,這是中港人民最大的命運共同點。

當年逃港的大陸「同胞」受到港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體諒,當年的大陸「同胞」為香港社會付出不少血汗。今天在「中港矛盾」激化,反「蝗蟲」聲高漲下,年青人一代對社運老兵當年的理想主義,是否有所體會,還是因日常生活的「壓迫感」,而把他們歸類為只講「理想」的「老左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