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撲不熄的火焰

唯色上載

藏人作家唯色在twitter貼上甘南州公安局於10月21日的藏漢兩文通告,上面寫道︰…(一)向公安機關檢舉、揭發、舉報有關策劃、煽動、操縱和蠱惑人心製造自焚事件可靠線索的人員,獎勵五萬元。(二)對近期發生四起自焚事件,能準確提供幕後操縱黑手的人員,獎勵人民幣20萬元。(三)公安機關對提供線索的人員絕對保密,負責人身安全。(四)獎金通過特殊渠道和方式予以支付。

但就在通告發出後第二天,10月22日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即藏人所稱安多拉卜讓的拉卜楞寺,六十一歲的牧民頓珠自焚,並高喊「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他當場被燒焦喪生,藏人僧俗把他的遺體送回他家中,舉行法會,敬獻哈達。

跟著10月23日,在該縣的武裝部前的大街上,58歲的牧民多傑仁欽點火自焚,當場犧牲。軍警企圖搶走他被燒焦的遺體,被藏人僧俗阻攔,雙方一度對峙。最終,他的遺體被藏人送回他家,敬獻哈達,舉行超渡法會。(見唯色《看不見的西藏》)

頓珠自焚(唯色上載)

唯色寫道,從2009年2月27日至今,已有六十三名西藏人自焚(境內六十人,境外三人),包括九位女性,已知其中五十一人犧生(境內五十人,境外一人)。僅今年十月,藏地已有六人自焚。

10月22日自焚的頓珠留下的遺言大致如下︰

經常呼籲拉卜楞寺人僧人和當地年輕人不要選擇自焚,要留住生命,為民族未來事業作出努力和貢獻。公開表示自己和老一代人曾在1958年和1959年期間,曾遭受中共政府的迫害和折磨,因此他和其他年事已高的人才應該選擇自焚等。

灰記曾在此寫過不少有關藏人自焚的博文,對西藏人/圖博特人為了自由而以自焚,以這個承受極度痛苦的自我了結生命方式表達信念,感到極度震撼和心痛。看到這些畫面的諸位,也不會沒有感覺。而這種「自焚潮」似乎沒有減退的跡象,由當初主要年輕僧侶為主,蔓延至較年長的牧民。面對藏人以自焚抗議現狀,中共政府除了諉過於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外,就是加緊控制藏人社區,軍警隨處可見。本來藏人就是為了失去自由而自焚,如此一來,只會更激起藏人對自由的渴望,因而更感到「絕望」,因而更多人自焚。

甘南州公安局的通知,正好反映中共的僵化強硬思維,令西藏人更加「離心離德」。這個通告註定徒勞無功,灰記相信自焚不是策劃、煽動、操縱得來,決定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以表達信念的人,是經過深思熟慮,甚至極痛苦的爭扎。如果當局期望利用金錢「引誘」藏人當線人,舉報計劃自焚者,然後及時把他們關押,即使成功關押計劃自焚者,但問題是,以甚麼罪名,關押多久?可能有人會提醒灰記,法律不能阻礙中共行事,但如此一來,只會更激化中共與藏人的矛盾,加深藏人的「絕望感」,激發更多藏人自焚。

多傑仁欽自焚(唯色上載)

這是一個讓人極傷感和沮喪的情況,西藏可能比中國內地更像一座監獄。有最近去過西藏的人在twitter留言,指為了不讓西藏人前往印度達蘭薩拉看望他們的精神領袖,已經停辦護照。就連落戶拉薩的漢人也辦不到護照,有人要活動希望恢復重慶的戶口。

另外,這名人士又說西藏很多武警把守的檢查站︰「旅途中唯一一次聽到武警說謝謝,是在拉薩西郊堆龍德慶縣的一個檢查站。那是一個娃娃臉的藏人武警,禮貌地檢查著身份證,始終笑容可掬,不過,他的另一隻手始終停留在衝鋒槍板機套上。在他身後的另一位漢人武警更年輕,沒有携帶武器,顯得手足無措的樣子,似是在見習。

「不止一個司機、導遊提到,檢查站"出過大事"。月前一位當雄(拉薩北郊)牧民因老爸生病急於開車南下往拉薩就醫,忘帶身份證,在檢查站不獲通融,折騰了三小時送到醫院不治。牧民悲憤下失去理智,事後回檢查站將武警刺死。這樣的檢查站幾乎立刻就讓人想起以色列紀錄片《檢查站》。從約旦河西岸到西藏,類似的人間悲劇仍看不到盡頭。」

中共現在只能靠軍警維持藏區的局面(唯色上載)

可能很多中國人會抗議這位twitter客把中藏的關係,同以巴關係相提並論。但也許在西藏人的內心深處,被外來民族殖民統治的感覺,跟佔領區內巴人被外來民族殖民統治的感覺非常類近。而西藏人可能比巴人更「絕望」,因為巴人好歹也有一個聯合國認可的立國想像,而西藏人想真正自治都不可能。

這種不可能會不會隨著中國十分艱難的變革,如果終於成功的話,而有所變化?無人敢肯定。不過,中國大陸改革/異議人士來港出版的《陽光時務》,這一期介紹了流亡德國的中國異議作家廖亦武,前往達蘭薩拉探望十二年前流亡印度的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提及對西藏人自焚的關注,反映愈來愈多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儘管仍屬少數,明白,至少試圖了解西藏人及其他民族現今的處境,理解大家正共同面對一個僵化強硬,只講集團利益的政權。這種認識也許對推動中國十分艱難的變革十分重要,因而這種認識也許是對痛苦地結束生命的西藏自焚者些微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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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的聲音

日本共同社報道,最高法院日前認定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平民集體自殺與軍方有關,最終判定大江並未損害他人名譽。

76歲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1970年出版的作品《沖繩筆記》中寫道,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平民在日軍的強迫下集體自殺。對此,當時的沖繩慶良間列島守備隊長等人以名譽受損為由,於2005年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大江及出版社岩波書店停止出版此書。在一審、二審判決認定平民自殺確與軍方有關之後,原告方繼續上訴。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決定駁回原告的上訴請求。

此案的焦點在於軍方和守備隊長是否向居民發出了自殺命令。最高法院未就此做出判斷,僅認為「原告的上訴理由是對事實的曲解,並不符合民事訴訟中的上訴條件」。大江在東京霞關的司法記者俱樂部會見記者時表示:「沖繩基地問題如今正迎來戰後的最大轉折點。(最高法院)在此時做出這一決定,這是莫大的鼓勵。」

94歲原告為前日軍少校、座間味島的守備隊長梅澤裕和已故原日軍上尉、渡嘉敷島守備隊長赤松嘉次的弟弟。原告認為《沖繩筆記》和1968年出版的家永三郎(已故)的《大平洋戰爭》中有關集體自殺的內容「使自己被認為沒有人性」。

1945年3月,54.5萬美軍攻打堅守沖繩島的日軍,這是二戰中最後一次大型戰役,持續了3個月,共有20萬人喪生,包括12520名美軍官兵、94136名日軍和94000名當地平民。在此次戰役中遇難的沖繩島平民,多數人是被日軍屠殺或強迫自殺,並不是死於美軍炮火之下。

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中學教課書明確記載了日軍士兵強迫沖繩平民自殺的歷史,當地居民擔心這段歷史會被遺忘。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藤 岡信勝曾要求刪除日本中學教課書中有關日本入侵亞洲國家的內容,包括強迫婦女充當慰安婦以及當地男子到日本工廠礦井當勞工等罪行。2007年,藤岡信勝又 要求刪除中學教課書中有關日軍強令沖繩平民自殺避免被美軍俘虜的內容,宣稱當時日軍根本沒有下達過這樣的命令。

沖繩縣博物館內,有一件雕塑作品,描繪當年日軍士兵用刺刀押7位平民集體自殺的情景,其中包括一個懷裏抱著孩子的婦女,上面還刻著「日本士兵屠殺平民,強迫他們殺死對方,然後自殺」的字樣。

沖繩戰役期間,從美軍戰艦炮火下逃生的日軍士兵霸佔平民藏身的山洞,自己潛藏起來,強迫平民出去自殺。日軍還根據守島日軍司令部的反間諜命令,殘忍殺害了上千名沖繩平民,原因只是他們堅持說本地方言,來自其他地方的日本人聽不懂。

當年幸運逃生的沖繩女居民回憶稱,她當場聽見日軍士兵如何強迫當地居民自殺,嚇唬島上居民說,一旦落入美軍之手,他們的下場將非常悲慘,特別是年輕貌美的姑 娘,要求他們自殺以免遭美軍侮辱。日軍向當地居民分發用於自殺的手榴彈。她說:「我們坐在一起,然後把手榴彈扔到地上,卻沒有爆炸。我們曾多次試著用日本 士兵給的手榴彈自殺。」(《文匯報》)

以上這段新聞,令灰記想起沖繩的和平祈念館及大江健三郎仗義為沖繩人執言的可敬。灰記訪問祈念館時最感震撼是閱讀沖繩人要為皇軍犧牲的紀錄,而這個原本周旋於中國和日本的島國琉球,十九世紀末才被日本吞拼。主流日本人一向瞧不起這些百多年前才「歸順」的邊民,不會同情他們的苦難。大江健三郎反其道而行,不但對呈敗像的日本不願及早投降以減少無辜傷亡,反而為了天皇體制的虛榮而白白犧牲近二十萬日軍及沖繩平民,看不過眼而提出批判。他對日軍要求沖繩平民為日本天皇作出無謂犧牲更為反感,還對沖繩要求獨立的聲音給予道義上的支持。

大江健三郎這種勇於直面自己國家的霸權和冷酷,堪稱異見者的典範。他這類「少數」站在被侵略民族,站在本國被歧視族群(沖繩人、廣島人)一邊說話的人,需要承受來自日本主流社會的壓力,但為了勇敢面對真相,他沒有畏縮。他曾因為拒絕接受日皇頒受勳章而遭右翼分子恐嚇。

大江曾於「六四」期間,表達站在爭取自由的中國作家一邊的決心,在九四年領取諾貝爾文學獎致詞時說︰「我曾為韓國詩人爭取政治自由而絕食,天安門事件以後的今天,我仍為那些失去表達自由的優秀的中国作家們的命運擔憂。」不過,作為左翼作家,他對「社會主義」中國始終有情意結,因而被中國自由派人士批評,說他越來越不敢批評中國。

無論如何,作為日本的異議作家,大江健三郎能揭露自己國家的醜惡,其獨立自主的勇氣依然值得尊敬。而中國在追捧大江健三郎的同時,其實並沒有真正讀懂,或不敢閱讀大江堅決站在「少數弱勢邊緣」一方的人文精神。

大江對沖繩人的同情,很容易令人想起西藏的情況。西藏比沖繩更晚近被別國併吞(有趣的是,前身為琉球沖繩在十九世紀還是清朝的屬國,琉球國王登基由清朝派官員主禮;而西藏亦接受清朝派遣駐藏大臣。但除了這些形式外,琉球和西藏基本上是獨立於天朝的國家),西藏人被後來的宗主國中國統治所受的不公和苦難,主流中國的書寫不會有所記載。

近年西藏女作家及其中國人丈夫王力雄對這個「邊陲」地帶的真實情況多所披露時(在內地被屏閉的《看不見的西藏》博客可以看到很多主流傳媒不會報道的西藏消息,很多都是中共對西藏人的信仰和表達的殘酷鎮壓),但他們的書寫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他們甚至受到中國官方監控,限制離境,是隨時可能失去自由的異議作家。

中國官方既然相當禮待大江健三郎,其實也應學習日本政府對待異議作家的做法,就是容讓異議作家發聲, 才是「和諧之道」。以沖繩獨立為例,當地仍有約10%的人民希望獨立,日本政府並沒有對他們作出任何鎮壓舉動,對大江健三郎聲援沖繩獨立也沒有標籤為「沖獨」分子,因為一切在言論自由的範疇。可能中國政府會反駁,絕大部分沖繩人現在都沒有獨立的意向,日本政府自然毋須緊張。但中國政府不也說絕大部分西藏人擁護新中國,只是一小撮受「達賴集團」利用的西藏人在搞事嗎?既然藏獨那麼不得人心,為何不能容忍那些對中國主流社會起不了作用的的異議聲音,以顯示中國政府的胸襟和自信?

好了,藏獨聲音後面有西方反華勢力,唯色、王力雄等異議作家是西方的寵兒(艾未未等也是西方的寵兒),中國政府自有他們「維穩」的理由。可是,在日本右翼,甚至主流心中,大江不也是中國的寵兒嗎?在中日關係欠佳的今天,大江絕對可被標籤為反日媚中。但他儘管是爭議性的日本作家,依然沒有被剝奪說話的權利。最近他批評日本政府多年來瘋狂發展核電,是對廣島、長崎原爆死難者的背叛,也是非主流的聲音。

雖然很多左翼人士批評資產階級民主虛偽,不能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階層的意願。但資產階級的人權與自由,始終是人類進步的成果。在資產階級社會做一個非主流人士或異見者當然並不容易,甚至可以導致三餐不繼,即所謂經濟的懲罰。異見者往往要在孤立無援中掙扎,但憲法賦予了他們說話的自由,讓他們繼續發聲。中國聲稱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難道就連這小小基本人權保障的成果也發揮不起來?。

灰記不相信個人基本權利不保的社會,「大眾的福祉」會受到尊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國情」、「西方忘我之心不死」,藉口而已。



活佛與主教,無神論者眼中的刺?

在推特上看到西藏自由女作家唯色在其博客的新貼文「趕明兒,見到一個活佛,一定要問︰您有證書嗎?」,顧名思義,是講「中國特色」活佛產生形式的荒謬。原來四川省宗教事務局在十二月廿四日向藏傳佛教活佛頒發證書,一共有二十名「愛國愛教」活佛及五名轉世活佛接受頒證。

 

照片來自四川文明網

參與「見證」活佛「誕生」的高級官員包括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李崇禧,省委常委兼省统戰部部長陳志光。而主持頒證儀式則同是中共官僚系統的省宗教局官員。儀式完畢後自然有高官的講話,亦即訓話。

例如李崇禧強調,「我省廣大藏傳佛教界人士特别是廣大活佛在促進藏區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中發挥了积極作用,绝大多數藏傳佛教界人士是愛國愛教的,是黨和政府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基本力量,黨和政府對廣大藏傳佛教界人士是充分信任的。全省藏傳佛教界人士要继續弘揚爱國愛教的優良傳统,積極配合黨委、政府宣傳贯徹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维護藏區社會和諧穩定。」

陳志光則告誡活佛們,「廣大藏傳佛教界活佛要牢記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做一個守法愛國的中國公民;要珍惜藏區歷史最好形勢,做一個心持菩提的利樂僧人;要認清國際國内基本形勢,做一個遠见卓識的代表人士;要正视活佛這個崇高榮譽,做一個名符(副)其實的信教群眾的心靈上師。」

 
 

照片來自四川文明網

灰記不知道這些西藏活佛是否懂聽漢語(不懂聽的應該有藏語翻譯),聽到這番訓話之後內心深處有何感受。作為宗教人士,他們理應遵守的是宗教的教義及所屬寺廟的規章傳統。他們落到此地步,是自願還是被迫?

 

灰記不懂宗教,但至少知道西藏的佛教傳統深厚,活佛的認可有他們一套歷史悠久的傳統,絕對不是中共官員口中的「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即使是要愛國,也不是愛中國而是愛西藏。至於要配合這個六十年前入侵西藏的政權,積極配合黨委、政府宣傳贯徹黨的藏傳佛教政策,不談半句中共對西藏宗教的大肆破壞,對灰記這個無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已經充滿黑色幽默,對西藏人來說,相信想更是哭笑不得。

先不指那些為黨為政府服務的赤裸強姦宗教自由的說話,「做一個心持菩提的利樂僧人」、「做一個名符(副)其實的信教群眾的心靈上師」也是肆意貶低宗教地位的侮辱說話。一來一個無神論者向宗教人士講心持菩提,講心靈上師已經十分荒謬,更可況這些無神論者早已背棄自己的理想,毫無半點人文關懷,賤視人民,特別是「藏區」人民,有甚麼資格教訓那些在藏人心目中本有崇高地位,被藏人誠心尊敬的活佛。

灰記幾可斷言,那些不肯積極跟中共合作,拿不到活佛「證書」的出家人,可能在藏人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只是這些更關懷其受壓迫人民的活佛,若要接觸和維護他們的人民時,隨時可能被抓捕。果洛藏族自治州藏傳佛教事務條例,當中第四十八條便規定︰「……活佛默認、袒護、縱容、支持教職人员聚眾閙事、非法集會的,由縣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收回其《活佛證》,不得以活佛身份從事佛事活動和社會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共產黨作為無神論政黨,中共政權作為世俗政權,本來沒有半點問題。問題是中共這個傲慢政權,只能讓人民「膜拜」它,不能「膜拜」宗教,所以對宗教特別忌憚,因此要加倍控制。但另一方面又要全世界接受中國人有宗教自由的「事實」,否則就是于涉中國內政,強加西方價值於中國,這才是問題所在。

對被它武力「征服」的西藏/圖博特人(Tibetans)固然如此,即使是對中國宗教人士也絕不手軟,不過,這些宗教人士多為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奉者(相信伊斯蘭教也不會相差很大,特別新疆有信奉回伊蘭教的維吾爾人也被諸多限制和防範),統戰部屬下宗教局管理三自愛國教會(管基督教)及天主教愛國會(管天主教),理由又是排除西方影響,要自主自強等套話。

就以基督教為例,親官方的說法是三自教會是鑑於西方基督教會宗派林立,每多紛爭,影響了中國的分支也如是。三自教會是基於這樣的背景統合各不同宗派的基督教會,同原來的西方國家的教會脫離了關係,基督教在中國更富有「中國特色」,不受西方的意識型態的影響。

只是這麼多年來,仍然有基督教人士希望與原屬的海外教會保持聯繫而被政府打壓,還有很多家庭教會的出現,因為很多教徒不信任三自教會。無他,因為三自教會並非獨立自主的組織,而是隸屬宗教局的半官方組織。最讓人感到好笑的是,這個三自教會不敢統計教徒人數的增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若教徒人數增長得快,怕被上級怪罪。

至於以梵蒂岡教廷為領導的天主教,中共更不放心。所以一定要掃除梵蒂岡的影響力,一如掃除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影響力一樣。方法就是把宗教儀式及宗教人員牢牢控制,於是有「非法」祝聖主教的鬧劇。本來梵蒂岡為了息事寧人,很多時也會追認或共同祝聖他們認為也可以接受的神父當主教。但中共近來變本加厲,「非法」祝聖之外,又強迫主教、神父參加官方主導的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為此而強行帶走或通緝主教。總之就是要盡力切斷神職人員與梵蒂岡的關係,令身在梵蒂岡的教宗越來越忍無可忍。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曾如此說過),還是「人類的救贖」,有興趣的人可以繼續研究和爭論。但發展至今天的現代社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有一套理性處理信仰問題的方法,就是政教分離及信仰自由,即是政權不受某宗教的支配,也不支配宗教,信不信教由人民自己決定,沒有人可以強迫。信仰自由同表達自由、言論自由等都是不可分割的基本人權。因此,中共要支配宗教,搞顛倒的政教合一,由無神論者去操控宗教組織,從而希望操控教徒的思想,是逆歷史的潮流而行。

共產黨人相信/堅持無神論,無可厚非。如果他們真的對自己的「信仰」有信心,對自己聲稱服務的人民有信心,歷史的發展會證明他們正確,傳統宗教會基於人民的「覺醒」而自然消失。其實,假使有朝一日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社會終可實現,自由自在自主的人類如果有人仍然選擇宗教,又何嘗不是一件美事,何必把宗教當成眼中的刺呢﹗

反侵略與民族自決

近日釣魚台的紛爭,掀起中、港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八年抗戰、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日子(日本佔領香港)等,在老一輩以及有涉獵這頁慘痛歷史的中國人和香港人心中,的確刻骨銘心。受異族侵略、勞役、統治、剝削是何等痛苦的事。

灰記屬戰後第二代,從父母輩親身經歷以及歷史書籍,對日本當年軍國主義的暴行,有一定的認識和批判。灰記年輕時,父母常對沒有經歷過戰亂和被侵略的第二代說,你們真的幸運,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確,生長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那段經濟起飛以後,大英帝國準備「光榮撤退」的政治寬鬆時期,不能不說比較「幸福」,特別同大陸受毛澤東主義奴役的人民相比。不過,作為反殖民統治者,灰記沒有一些港人要懷念英人統治時期,懷念末代港督肥彭的心結,反而不恥英國殖民統治者,包括騷王肥彭的虛偽嘴臉。

其實任何帝國/殖民主義者,都覺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其他民族,日本人、英國人如是,中國人/漢人也不例外。古代直至上世紀初,中國的統治者以天朝自居,看不起人民,看不起外族。只是外族,特別歐洲日本船堅砲利,清廷一次又一次被迫割地賠款,但依然不肯放棄「朕即天下」的帝國空想。俱往矣,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軍事強大,中共政府雖在貿易糾紛時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同時亦為「大國崛起」而沾沾自喜。

「大國」究竟離帝國多遠呢?近代中國積弱而受外侮,中共建政後,在國際上的確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是很多中國民族主義者「看不見」中共高壓統治的原因,特別是那些海外華人。獨立自主是很多國家,很多民族的願望,今日眾多亞非拉民族從歐美諸國殖民佔領下,總算達成獨立的理想,建成民族國家。不過,仍有不少民族依然未能獨立自主,其中一個同中國有關的民族是西藏。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漢人,對西藏被中共軍事佔領,被殖民統治作出聲援。當然,這些聲音對比於漢人主流,依然是微弱的聲音。畢竟能夠超越民族/愛國主義的人始終佔少數。而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民族受壓迫下,可以抛開民族仇恨,由爭取西藏獨立,轉移尋求在中國的主權下實行藏人治藏,這種超越民族主義的識見,卻得不到只剩下民族主義(漢族大一統主義)可銷售的中共善意回應,依然被妖魔化,更不時被中共的藏族官員辱罵。不過,灰記可肯定,這些辱罵達賴喇嘛的藏族官員,一定被普羅藏人唾棄。這些藏族官員的嘴臉,令灰記想起香港殖民地時期的一些「高等華人」,比英國人更英國人的嘴臉。

如果能夠抛開中國民族主義思維(即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那一套)和中共八古(解放軍入藏解放農奴的那套宣傳),西藏被中國軍事佔領及殖民統治這個事實不難看到。即使中共現在聲稱依然信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支持民族自決。列寧也講過蘇維埃聯邦內的民族有自決權,可以自由離開這個聯盟(當然蘇聯後來食言,更對各加盟共和國實施斯大林主義式的專制統治,直至蘇共倒台後,這一馬列主義對民族自決的支持才得以實現,真是諷刺!)如果中共真的是共產主義者,便應讓西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中國大陸,要有真正獨立於官方意識型態的有關西藏地位的學術研究,簡直是喙木求魚。幸而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有相對的學術自由,可以有較客觀的學術研究。灰記最近發現,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和公法研究中心,於兩年前出版過一篇名為《西藏是否應有民族自决的權利?》的專題論文論文的作者是一位十分關注人權的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他是一位英籍香港人,香港人權監察的創辦人。灰記相信,香港雖云有學術自由,但漢族學者仍然視拋開官方意識型態研究西藏政治地位為禁忌,所以要有勞這位「老外」律師仗義執言。

如果不帶民族主義偏見看夏博義的文章,可以得出西藏人有民族自決權的結論。而夏博義亦認同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自決不一定意味著獨立。在許多情况下,在一個大國中實施自治對雙方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自治一方既可以作爲大國的一部分,享受大國的國防、外交關係和經濟機會,又可以保留當地的法律、習慣和文化,避免受到外來干涉。香港就是一個好例子。12

達賴喇嘛已經多次說明,他希望西藏在中國的管治下享有自治,但是有關自治必須是具有真正意義的自治。基於他在藏民中的權威性,只要他在任何公投中明確表示支持自治,那麽藏民大概也會支持。

然而,除非中國政府改變思路,真正的自治不會是一個選擇。這一點從中國官方發言人對達賴喇嘛措詞嚴厲的批判和抹黑中可以看出來。

(12 香港自治的程度顯示了所謂“西藏自治區"所缺乏的自治。香港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對自然資源的控制權、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出入境政策,以及由選舉—儘管只是部分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以上提及的各項,都是西藏缺乏的。)

除非中國政府容許真正的自治,西藏的自决就意味著獨立。中國可以長期用武力壓制藏人,但由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例子可以看出,對於無可置疑是一個民族的人民來說,即使幾百年的壓迫都不能滅絕對民族自决的渴望。」

民族主義偏見當然並非只有中國才有,好像日本的民族主義偏見也造成別的民族的重大災難。而好像纐纈厚、大江健三郎等能深刻反省日本民族主義禍害的日本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日本人對日本軍國主義,跟大部分中國人對西藏現況,都是人云亦云,甘願被極端民族主義者所利用。相比之下,在日本的民主體制下,反省日本民族主義的著作還是可以出版發行,例如支持沖繩人有民族自決權的大江健三郎,其《沖繩劄記》可以出版,沖繩人仍然可以公開要求獨立,比中國主主權下的西藏人所受的強力壓制,任何有別於官方意識型態的有關西藏的書寫均被禁止公開出版的高壓環境文明一點。

最近北京有一個名為《烈日西藏》的展覽,由民間策展人及藝評人栗憲庭策展,主要展出藏族藝術家的作品,反映西藏人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官府容許展覽舉行,是對西藏藝術的「敏感性」無知,還是一種「寛鬆」的表現?)

藏族作家唯色在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寫道︰「這次畫展以“烈日西藏”為題。從“發生發聲”到“烈日西藏”,其表述已由表及裡,意味深長,豐富多樣,並且在欲語還休之間傳達出無法忽略的某種生理感受, 正如舉辦畫展的栗憲庭先生所體會的,這是一種“切膚之痛!”而這讓我想起前些年看過的一部講述前蘇聯時代的電影,片名Burnt By the Sun 被譯為《烈日灼身》或《毒太陽》。我反覆看過多遍,那種被烈日灼傷的痛並不只有蘇聯這樣這樣的國家才會施加,所有的極權制度都會施加给人民同樣的痛,所以我們 感同身受。」

但願這些聲音不會被民族主義偏見以及專制統治所掩蓋,能讓更多人聽到。

邊陲的聲音—西藏話篇

網絡發達,高壓統治也遏止不了消息流傳。廣州的撐粵語集會的消息,「少數民族」也收到了。西藏人唯色為自由亞州電台專題撰文,寫了《如果藏人也上街挺西藏語》(文章可在「看不見的西藏」博客看到),道盡中共聲稱自治的「少數民族」比廣州人惡劣得多的語言及文化環境的悲哀與無奈。

唯色提到,零二年她還在體制內,參加一個由官方主辦的「少數民族」詩歌筆會, 當場聽到一個北京官員說,多年前人大委員長萬里已說過,本來沒有文字的就不必有文字了,有文字的也讓它消失,統一用漢字好了。而這個官員向著在場的各個「少數民族」詩人,高聲說十分贊同萬里的意見。唯色為京官的霸道而感震驚,並開始關注有關問題。

唯色又提到跟一位西藏老作家談起這問題,得出的結論是中共認為,西藏人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識越強,思想越「反動」(這也可應用於信奉伊斯蘭教的新疆維吾爾人。)她亦提到六十年代從美國回西藏,一心一意希望為西藏現代化努力的札西次仁(他為此而坐過中共的黑牢),依然希望以溫和的態度在中共容許下辦學(他在西藏的貧困村落辦學),教授有現代意識的藏文,但眼見舖天蓋地的漢化現象,為藏文所面臨的危機而憂心忡忡,於三年前上書「西藏自治區」人大︰「學習使用藏語文,建立藏語文教學教育體系,不僅是建設現代化人才的需要,也是藏民族起碼的人權,是實現民族平等的根本條件。」灰記能從這幾句說話感受如札西次仁等對西藏文化有深厚感情,並不排斥中共統治的人心中的悲痛與無奈。

一本名為《西藏是我家》的書,詳述札西次仁由印度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到美國留學,有機會在當地落地生根,卻選擇在中共「極左」的六十年代回到西藏,一心一意希望為家鄉現代化作貢獻的故事。此類「溫和」西藏人不抗拒中共統治,也不抗拒與漢人和平相處,但希望在這個現代化過程,西藏語言文化由藏人自己承傳。只是,這種主張也不見容於中共。因為「大一統」漢化政策才合專制的中共胃口。

「其實誰都渴望生活在能夠自由地捍衛自己的語言如同捍衛自己家園的土地上。」不知唯色這句說話在中共專權者的眼裡,是否已經走到「分裂」的邊緣。她在文末引述曾在藏地當過老師的才嘉啦在推特上的反話:廣州數千心集會遊行挺粵語「和平」落幕;假如在西藏,數十人遊行挺藏語會立即逮捕,打入黑牢,罪名︰藏獨分子搞分裂。為何相同的事件會是不同的結果?因為藏區是自治地方,有特殊的待遇吧了。

才嘉啦指的是七月廿五日那次散步。八月一日是廣州公安如臨大敵,粗暴的抬走示威者。至少數十人被警車載到東校體育場,蹲著面壁,不斷重覆被問話,晚上再分散被帶到不同分區的公安局,有人回到家裡已是深宵三時。不過,廣州人這些屈辱,的確比敢於「鬧事」的西藏人輕微得多,畢竟廣州人還是漢族,還未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地步。所以才嘉啦還是對的,就是因為你是異族才給你「自治」,就是因為給了你「自治」,才把你卡得更死。

想起文化人梁文道早前在一個名「從邊陲看中國」座談話會的一番話。他「調侃」說,中共應學習滿清皇帝,擺出尊重西藏宗教及政教領袖的姿態,還說清廷成功統治中國就是懂得在漢人面前尊孔,在藏人面前尊佛。灰記以為專制的滿清皇帝尊佛恐怕與他們並非中國人/漢人的政權有關,即所謂要對漢、藏「分而治之」。而那時代西藏的高寒地區,交通不便,生活條件惡劣,要全面「征服」及長期佔領西藏,對大清皇帝來說並非很伐算的事情。因此藏清可以簽訂協議,清朝派遣象徵性的駐西藏大臣,顯示一下清朝「天威」,西藏人大可把這個大臣看成鄰國派來的大使。大家各取所需,不似現在,中共直接統治漢人殖民威脅藏人的文化價值,大量開採當地珍貴資源衝擊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而對中共領導來說,可能他們正沾沾自喜,除了「繼承」大清帝國侵略回來的領土(包括新疆等),大清帝國以至中華民國做不到的,即全面「征服」西藏了,他們做到了!

中國全面「征服」西藏在五十年代開始。起初中共也跟西藏噶厦政府簽訂了十七條,但當解放軍完成了軍事部署,當中共的黨組織開始滲透西藏社會,中共的專制統治便得以有效在這高寒地帶實現。中共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的「階級仇恨」思想未能在藏地生根,西藏人無論上層還是基層,依然信佛,即使是體制內的藏族中共幹部,不少內心深處還是尊崇達賴喇嘛的。灰記以為,專制主義的邏輯十分簡單,既然不能成功改造你們,便只能殖民,用漢人把西藏漢化「在所難免」。

其實在強大的中國面前,西藏人也已面對現實,除達賴喇嘛再三強調不尋求獨立的中間道路之外,最近盛傳「激進」的藏親會也放棄獨立主張,尋求高度自治。只是,專制主義的邏輯容不下真正的自主和自治。一些人,包括梁文道,都認為中共不是鐵板一塊。不過,時間否能等待,在中共的專制愚昧把所有溫和主張的人都推到對立面之前,民族和政治有真正和解的機會?殊不樂觀。

從廣州話到西藏話

「丟哪媽,頂硬上」。灰記最近在網上和報上常看到這兩句話。據說這是明末名將袁崇煥在扺抗清兵時的粗口名言。灰記雖然不講廣東粗口,也不得不承認廣東粗口和俗言傳神、生鬼。當然,有語言潔癖的劉慧卿和黃碧雲可能不同意。

不過,這兩句原本刻在袁崇煥雕像下面的名言,最近被廣東官府派人清擦掉。擦掉袁崇煥的粗口名言有何象徵意義?有不少廣州人認為這是一連串抬普通話,壓廣東話的舉動。最重要的跡象是日前廣州市政協正式提議,為了提供良好的語言環境,在亞運期間廣州電視台的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改以普通話為基本播音用語,以方便國內外到訪者。

只是在亞運期間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廣州人是否過於敏感?據反對建議的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指,其實現在廣東省內的電視台,很多均已用普通話廣播,包括廣東衛視。即使要配合亞運期間的「友好姿態」,可以讓廣州電視台增加普通話頻道而非剝奪聽廣東話的機會。

更甚者,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由北京派來的廣東話事人,聲稱要教化廣東人,首先就是要「推廣普通話」。灰記真的不明白,普通話這個官話還不夠普及嗎?是否要由它取代當地語言才算普及。灰記的經驗是廣州以至華北以外的非普通話語系地區,電視台必有普通話頻道,官方場合一定講普通話,普通話的通行率非常高。難道這樣還不足夠,要非普通話語系消聲匿跡不可?

這次「廣州話普通話之爭」可能還有更深層次的矛盾,因為廣東話的重要性不在於其粗、俗語傳神,而是它是中國最古老的語言之一,甚至是保留得最完好的古漢語。換言之,地處邊緣的南粵地帶,反而有更深厚的語言文化傳統,並非汪洋所講,廣東人需要普通話的教化。

北京最牛的歷史老師袁騰飛對廣東話及普通話的分析可作參考。作為反大漢主義者,灰記對種族及語言融合並不反感。普通話成為中國的通用語言實有其合理性,漢語揉合阿爾泰語系,不同民族「合力」創造一種共同語言更能代表中國多民族的面貎。不過,除了同,也有異,中國偌大的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語言十分自然,也必須捍衛其異,才能稱得上多民族多元文化。

但近幾十年來的歷史說明,在專制能力上,極權程度上前無古人的中國共產黨,其大一統、一元化的統治哲學卻不容許有實際意義的異。因此,即使廣州人神經過敏,以捍衛最古老漢語作為反抗大一統、一元化的統治是有其現實意義。

從網上看到,有廣州人號召穿白衣靜坐,暫定的口號有「我愛廣州,我講廣州話」,還有「光復廣州」,後一句話令灰記想起早前香港五區公投陳偉業喊過的「解放香港」,當時灰記以為這是政客的煽動「擦槍走火」,想不到內地一樣有「光復廣州」這種刺激中共神經中樞的口號。不知到時靜坐的市民是否真的會喊這口號?

說回捍衛母語及當地文化。廣州人講廣東話,愛嶺南文化;西藏人講西藏話,愛西藏文化;蒙古人講蒙古話,愛蒙古文化,天經地義。問題是廣東話尚未至瀕危,西藏話和蒙古話已經逐步被普通話取代。如果說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西藏人和蒙古人正被逐步滅掉靈魂!

不單是自己的母語,西藏人所遭受的文化摧殘,可能並非這些廣東話捍衛者所能理解。近年,有個別在紅旗下長大的漢人,在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後,抛棄了「解放農奴」的宣傳,多寫西藏各階層人士的心聲。最著名的是與西藏人唯色結了婚的王力雄,還有曾在拉薩當過《西藏文學》編輯的朱瑞。

她今年面世的新書名為《傾聽西藏》,是以一顆漢人「贖罪」的心,聆聽境內外西藏人的心聲。另外,李江琳寫了《拉薩1959》,從官方非官方的資料,從境內外西藏人的回憶,盡可能「客觀」地勾劃當年的「西藏叛亂」。未知敢於反對普通話霸權的廣州人,會否多些聆聽難得聽見的西藏聲音,以開放的心靈思考另一個邊緣地帶的故事?

同是邊緣地帶,廣州人會否以古漢語的繼承者自居,心態反而更加中原,更看不起周遭的「外省人」,乃至「少數」民族,而忘記了祖先可能早己夾雜了西南諸國民族的血統?由於英殖民統治者有意無意的「放任」,沒有跟隨台灣人和大陸人要講國語/普通話的香港人,會否反思母語在真正意義的自治中的作用?能否抛開功利主義的想法(一味追求可讓自己子女有前途的語言,英語第一,遲點可能普通話也成為追逐之列),嘗試了解曾被應許自治的西藏人,被迫學習外來語言,母語被忽略的痛苦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