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異見者

經常批評自己政府的美國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早前訪問中國,受到歡迎。中國官方媒體因其反美國政府立場而歡呼,甚至稱他為最偉大的異見者。香港主流媒體對喬姆斯基及左翼觀點沒有興趣。只有屬於非主流媒體,對中國持批判態度的《開放》雜誌,刊登了大陸異見人士余杰對喬姆斯基的批判文章,《西方左派越過文明底線》。由中國的異見者批判美國的異見者,相當有趣。

灰記在談論余杰的批判前,先引述喬姆斯基在訪華前接受《南方都市報》訪問時對異見者的看法︰「每個社會都有異見者,他們在社會的邊緣,批評權力的運作,試圖找出制度的本質,呼籲道德和正義。這樣的人通常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懲罰。在一些社會他們被謀殺,在另一些社會他們被送去監獄,被排斥邊緣化。他們從來沒有受歡迎過。如果哪個異見者在自己的社會中非常受歡迎,那麼你應該懷疑他。」

不知道余杰是否同意這個講法,但他批評喬姆斯基以異見者自居,「但是,他難道不知道自己最受中共當局的歡迎嗎?對這種歡迎他毫無驚惕和和反思。對在美國媒體上廣泛報道過的劉曉波因言獲罪的遭遇,他不聞不問,不是偽君子又是什麼呢?真正的異見分子不是喬姆斯基,而是劉曉波。」灰記溜覽網頁,似乎真的看不到喬姆斯基對劉曉波,以至中國異議者有過任何關注和評論。在這點上,灰記同意余杰所講,如果自認異見者,應該對全球異見者的命運有所關注。

灰記總認為,西方的左翼人士,對美國及歐洲(主要是西歐)二、三百年來對全球侵略,殖民統治,以至軍事政治和經濟支配,感到悔疚,真心希望受西方壓迫的民族可以獨立自主。中國在一些西方左翼人士眼中有一定「魅力」,所謂「一窮二白」的中國要走自己的路,獨立於美歐支配的世界秩序,就算現在走資也不是對美歐唯唯是諾。他們欣賞持獨立意志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點中國做到了。更重要的是,他們總寄望有不同力量,可以突破美歐支配的世界大局。所以對劉曉波、余杰以至很多中國異見者崇尚他們揚棄的西方世界觀,不會認同。

但不認同還不認同,作為左翼人士,為的是追求讓更多人,特別窮人,享有尊嚴的生活,享有民主自由。 中國的異見者無論如何不合左翼人士的胃口,至少是作為民眾,爭取說話的權利,向權力說不。他們的爭取自己權利的同時,也是在擴闊民眾的空間,在一黨壟斷高壓和權貴支配所有資源的現實下,絕對有進步意義。中國異見者的孤獨與苦難至少應受到喬姆斯基的尊重。說過異見者會被謀殺、判監、邊緣化的他,沒有主動提出對中國異見者的看法,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不過,喬姆斯基對美國的批判,仍然值得參考,並非如余杰所說,只擁抱獨裁政權。

灰記自命左傾,「啟蒙」之後,對美國政府在全球指指點點的霸權氣熖非常反感,從七十年代中留學外國時已有閱讀這位美國左傾教授對自己國家猛烈批判的文章,對他揭露美國「把玩」被視為自己「後花園」的拉丁美洲印象深刻。

那個時候,灰記有不少來自拉美的難民同學,不少是逃避智利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的迫害,訴說受虐的親身經歷,這些同學均認為自己已算幸運,很多人被殺害了。皮諾切特是在美國撐腰下以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統阿倫弟,只因為阿倫弟左傾,實施對窮人較有利的政策,觸動了美國財團及當地權貴的利益,而阿倫弟最終亦被殺害。亦有來自阿根廷、鳥拉圭的同學訴說因為批評政府受迫害而逃亡,當中有些曾受酷刑,而這些國家當時是被美國稱為民主的友好國家。因此,當余杰批評喬姆斯基擁抱獨裁政權,其實有欠公允。

當然,喬姆斯基對赤柬的「辯護」,歷史證明了他的錯誤。如果他沒有認錯,確實又是一重大缺失。喬姆斯基以至很多左翼人士均曾說過,西方傳媒在資料上一般不會弄虛作假,但有選擇性。但赤柬為了「共產主義」實驗,百萬計人民喪失性命,沒有任何可辯護的餘地,余杰罵他罵得對。灰記當年也為赤柬辯護,被朋友指極左,缺乏人道精神。朋友的指摘現仍銘記於心。

其時中共為了牽制親蘇的越南,支援赤柬極左政權,亦要間接為百萬計死者負責。當然,對中共政權來說,自己治下死數千萬「同胞」也沒有認真懺悔,死二三百萬柬埔寨人又算得了甚麼。但美國亦有以化學武器及秘密轟炸,造成的人命傷亡及後遺症,西方主流傳媒卻少有報道。這一點恐怕余杰未必了解,了解多了,也許會對美國介入印支半島是為了捍衛自由世界這些口號多一點思考。

即使作為異見者,喬姆斯基也不會把美國體制抨擊得一無是處,值得中國的黨國人士深思︰「這個體制有很多好的方面,我們在保護言論自由方面是領先世界,這是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這個選舉制度本身充滿瑕疵。」他所指的選舉制度的弊端,就是基本上意識型態類近的民主共和兩黨壟斷選舉,兩黨背後有不同財團的利益。總統參選人都是要服膺這些利益才獲青睞。換句話說,中國是赤裸裸的權貴太子黨壟斷權力,美國的是資產階級壟斷權力。當然形式上,中國政府的認受性不能跟美國相比。而形式也會影響到內容,就是人權在美國的確得到較大保障。但普羅市民的聲音仍然缺席。

喬姆斯基又舉南美玻利維亞為例,指該國的總統選舉,能牽動以原住民為主的廣大低下層民眾積極投入選舉過程,爭論政策和議題,最後選出一個來自基層的原住民勞工當總統,這才是對普羅大眾有積極意義的民主。也許中國的自由主義異見者並未必認同這種民主觀,余杰亦指喬姆斯基指中國雖然沒有制度形式上的民主,但社會層面上有不同程度的公眾參與,並非事實,是討好中共的說法。但左派老學者能在中國的媒體談論不同形式的民主選舉,始終可讓大陸民眾開闊眼界。

中國的異見者深受「左」毒之苦,對西方左傾異見者批判自由主義,認同中國某些成就,不以為然,甚至反感,也許是人之常情。灰記以為,即使要清算「共產主義」的害,也要思考一下為何美國在世界很多地方不受歡迎。另一方面,那些把喬姆斯基看成同路人的黨國主義者,會否思考,為何這位說了很多美國政府不中聽的話的學者,沒有受到迫害,甚至他被不滿他言論的人威脅時,政府派拆彈專家為他拆開懷疑郵包炸彈,保障他的生命安全,而不是把他扔進監獄?

你們應當悔改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這好像是基督徒必須認同的說話。灰記不是基督徒,所以這說話對在下沒有多少影響力。不過,宗教教人謙卑,倒時常能警醒灰記。當然是否經常做得到是另一回事。

如果將「天國近了」改成「國慶近了」,將「你們應當悔改」改為「你們應當愛國」,對灰記這個中國香港人的影響又如何?灰記寫了那麼多反中共(其實只是反對他們與國民黨無異的黨國思維,以及專政觀念),反愛國的文章,那麼目中無國族,是否最終要受到審判?是否真的要悔改?

宗教教人謙卑,灰記要反問自己是否過於自以為是,不懂百多年來的「國恥」,不懂中共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可貴,不懂欣賞「新中國」的成就。一篇又篇為中共,或曰新中國說話的「建國感想」,都異口同聲指中共即使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新中國依然是歷史之選擇,甚至是近千年來最好的時光,就算不喜歡中國共產黨,也要認同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獨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兩者又可以如何分開?)。

灰記再三思量,出生在香港一個大陸移民家庭並非自己選擇,父親反共也非自己的選擇,小小年紀已經領教「愛國洗禮」,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崇拜蔣總統,愛的是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香港人曾經可以自由公開搞不同的國慶活動的「美麗」,可參看安徒的《未完成的民族國家》)。直至到北美求學,開始懂得獨立思想,接觸左翼思想,中華民國成了反動國民黨,蔣總統成了大財閥、大獨裁者,取代的是為無產階級打拼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

不過,畢竟灰記的左翼洗禮並非來自事事緊跟中共的香港「愛國陣營」,而是來自北美,以至拉美、非洲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多了點國際主義,少了點民族激情。 多年以後,雖對中共早已沒有幻想,但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依是灰記所嚮往,所以以色列軍方血洗加沙令灰記憤怒,令灰記走進香港僅有的抗議行列;美國小布殊單邊霸權主義,強侵伊拉克,灰記亦加入抗議行列。

對灰記而言,階級的壓迫不比異族壓迫更溫柔美麗,以「革命」之名,「愛國」之名,剝削勞動者,破壞自然生態,屢見不爽,中共執政前三十年就以奴役人民見稱,一個工農政權,竟然因為自己的專制領袖一言堂的空想主義,和盲動政策,冷血餓死幾千萬人;一個聲稱永遠正確的政權,為了消滅異己聲音,鬥臭、鬥倒、鬥死數以千萬計人。事過境遷,要公開評論,書寫這些慘痛歷史依然關卡重重。而那個比蔣介石更得心應手的獨裁者毛澤東,依然被中共膜拜,官方不曾為自己執政為人民帶來的災難,表示愧疚。

改革開放後,個人多了自由,但絕大部分基層並沒有享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農民工可以訴說一個又一個被僱主榨乾血汗,拖欠薪金的故事。香港以至中國大陸,階級壓迫越來越嚴重,權貴結合的資本主義,完全缺乏制衡的國家資本主義,對基層普羅市民是另一個大災難,「愛國」口號改變不了事實,只能迷惑民眾。

今日,外國沒有人不相信中國政府已經強大,中共依然要展示最新型的武器,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這種舉措對現今反核反軍備競賽的全球公民社會來說,相當礙眼。而中共為了耀武揚威,不惜把住在北京城的平民百姓當成疑犯,限制出入,儼如戒嚴,遊客也不能自由遊玩,外國記者採訪巡遊綵排被粗暴阻撓,異見人士被捕或被牢牢監控,上訪人士嚴厲禁止上京。

不說其如何勞民傷財,這種以武力製造歌舞聲平,表面和諧的舉措,與歷代封建皇朝所作所為何其相似,以往一些「識做」的皇帝也會大赦一番,變相與人民「和解」。無神論的中共,從來缺乏謙卑,除了死不認錯,死要面子,死抓政權和利益不放之外,還剩下些甚麼?

那些現在北京成為「上賓」的觀禮團成員,大部分是大聲疾呼,小聲和應,要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士,當中不少是愛國「有著數」人士,也有個別有機會被吸納的民主派成員,當他們看到如臨大敵(視人民如大敵)的慶祝場面,會否有所思考?還是甘於陶醉於表面歌舞聲平,以及「上賓」的高一人等的待遇?

灰記三思以後,即使「國慶」已到,也無從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