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報道,最高法院日前認定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平民集體自殺與軍方有關,最終判定大江並未損害他人名譽。
76歲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1970年出版的作品《沖繩筆記》中寫道,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平民在日軍的強迫下集體自殺。對此,當時的沖繩慶良間列島守備隊長等人以名譽受損為由,於2005年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大江及出版社岩波書店停止出版此書。在一審、二審判決認定平民自殺確與軍方有關之後,原告方繼續上訴。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決定駁回原告的上訴請求。
此案的焦點在於軍方和守備隊長是否向居民發出了自殺命令。最高法院未就此做出判斷,僅認為「原告的上訴理由是對事實的曲解,並不符合民事訴訟中的上訴條件」。大江在東京霞關的司法記者俱樂部會見記者時表示:「沖繩基地問題如今正迎來戰後的最大轉折點。(最高法院)在此時做出這一決定,這是莫大的鼓勵。」
94歲原告為前日軍少校、座間味島的守備隊長梅澤裕和已故原日軍上尉、渡嘉敷島守備隊長赤松嘉次的弟弟。原告認為《沖繩筆記》和1968年出版的家永三郎(已故)的《大平洋戰爭》中有關集體自殺的內容「使自己被認為沒有人性」。
1945年3月,54.5萬美軍攻打堅守沖繩島的日軍,這是二戰中最後一次大型戰役,持續了3個月,共有20萬人喪生,包括12520名美軍官兵、94136名日軍和94000名當地平民。在此次戰役中遇難的沖繩島平民,多數人是被日軍屠殺或強迫自殺,並不是死於美軍炮火之下。
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中學教課書明確記載了日軍士兵強迫沖繩平民自殺的歷史,當地居民擔心這段歷史會被遺忘。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藤 岡信勝曾要求刪除日本中學教課書中有關日本入侵亞洲國家的內容,包括強迫婦女充當慰安婦以及當地男子到日本工廠礦井當勞工等罪行。2007年,藤岡信勝又 要求刪除中學教課書中有關日軍強令沖繩平民自殺避免被美軍俘虜的內容,宣稱當時日軍根本沒有下達過這樣的命令。
沖繩縣博物館內,有一件雕塑作品,描繪當年日軍士兵用刺刀押7位平民集體自殺的情景,其中包括一個懷裏抱著孩子的婦女,上面還刻著「日本士兵屠殺平民,強迫他們殺死對方,然後自殺」的字樣。
沖繩戰役期間,從美軍戰艦炮火下逃生的日軍士兵霸佔平民藏身的山洞,自己潛藏起來,強迫平民出去自殺。日軍還根據守島日軍司令部的反間諜命令,殘忍殺害了上千名沖繩平民,原因只是他們堅持說本地方言,來自其他地方的日本人聽不懂。
當年幸運逃生的沖繩女居民回憶稱,她當場聽見日軍士兵如何強迫當地居民自殺,嚇唬島上居民說,一旦落入美軍之手,他們的下場將非常悲慘,特別是年輕貌美的姑 娘,要求他們自殺以免遭美軍侮辱。日軍向當地居民分發用於自殺的手榴彈。她說:「我們坐在一起,然後把手榴彈扔到地上,卻沒有爆炸。我們曾多次試著用日本 士兵給的手榴彈自殺。」(《文匯報》)
以上這段新聞,令灰記想起沖繩的和平祈念館及大江健三郎仗義為沖繩人執言的可敬。灰記訪問祈念館時最感震撼是閱讀沖繩人要為皇軍犧牲的紀錄,而這個原本周旋於中國和日本的島國琉球,十九世紀末才被日本吞拼。主流日本人一向瞧不起這些百多年前才「歸順」的邊民,不會同情他們的苦難。大江健三郎反其道而行,不但對呈敗像的日本不願及早投降以減少無辜傷亡,反而為了天皇體制的虛榮而白白犧牲近二十萬日軍及沖繩平民,看不過眼而提出批判。他對日軍要求沖繩平民為日本天皇作出無謂犧牲更為反感,還對沖繩要求獨立的聲音給予道義上的支持。
大江健三郎這種勇於直面自己國家的霸權和冷酷,堪稱異見者的典範。他這類「少數」站在被侵略民族,站在本國被歧視族群(沖繩人、廣島人)一邊說話的人,需要承受來自日本主流社會的壓力,但為了勇敢面對真相,他沒有畏縮。他曾因為拒絕接受日皇頒受勳章而遭右翼分子恐嚇。
大江曾於「六四」期間,表達站在爭取自由的中國作家一邊的決心,在九四年領取諾貝爾文學獎致詞時說︰「我曾為韓國詩人爭取政治自由而絕食,天安門事件以後的今天,我仍為那些失去表達自由的優秀的中国作家們的命運擔憂。」不過,作為左翼作家,他對「社會主義」中國始終有情意結,因而被中國自由派人士批評,說他越來越不敢批評中國。
無論如何,作為日本的異議作家,大江健三郎能揭露自己國家的醜惡,其獨立自主的勇氣依然值得尊敬。而中國在追捧大江健三郎的同時,其實並沒有真正讀懂,或不敢閱讀大江堅決站在「少數弱勢邊緣」一方的人文精神。
大江對沖繩人的同情,很容易令人想起西藏的情況。西藏比沖繩更晚近被別國併吞(有趣的是,前身為琉球沖繩在十九世紀還是清朝的屬國,琉球國王登基由清朝派官員主禮;而西藏亦接受清朝派遣駐藏大臣。但除了這些形式外,琉球和西藏基本上是獨立於天朝的國家),西藏人被後來的宗主國中國統治所受的不公和苦難,主流中國的書寫不會有所記載。
近年西藏女作家及其中國人丈夫王力雄對這個「邊陲」地帶的真實情況多所披露時(在內地被屏閉的《看不見的西藏》博客可以看到很多主流傳媒不會報道的西藏消息,很多都是中共對西藏人的信仰和表達的殘酷鎮壓),但他們的書寫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他們甚至受到中國官方監控,限制離境,是隨時可能失去自由的異議作家。
中國官方既然相當禮待大江健三郎,其實也應學習日本政府對待異議作家的做法,就是容讓異議作家發聲, 才是「和諧之道」。以沖繩獨立為例,當地仍有約10%的人民希望獨立,日本政府並沒有對他們作出任何鎮壓舉動,對大江健三郎聲援沖繩獨立也沒有標籤為「沖獨」分子,因為一切在言論自由的範疇。可能中國政府會反駁,絕大部分沖繩人現在都沒有獨立的意向,日本政府自然毋須緊張。但中國政府不也說絕大部分西藏人擁護新中國,只是一小撮受「達賴集團」利用的西藏人在搞事嗎?既然藏獨那麼不得人心,為何不能容忍那些對中國主流社會起不了作用的的異議聲音,以顯示中國政府的胸襟和自信?
好了,藏獨聲音後面有西方反華勢力,唯色、王力雄等異議作家是西方的寵兒(艾未未等也是西方的寵兒),中國政府自有他們「維穩」的理由。可是,在日本右翼,甚至主流心中,大江不也是中國的寵兒嗎?在中日關係欠佳的今天,大江絕對可被標籤為反日媚中。但他儘管是爭議性的日本作家,依然沒有被剝奪說話的權利。最近他批評日本政府多年來瘋狂發展核電,是對廣島、長崎原爆死難者的背叛,也是非主流的聲音。
雖然很多左翼人士批評資產階級民主虛偽,不能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階層的意願。但資產階級的人權與自由,始終是人類進步的成果。在資產階級社會做一個非主流人士或異見者當然並不容易,甚至可以導致三餐不繼,即所謂經濟的懲罰。異見者往往要在孤立無援中掙扎,但憲法賦予了他們說話的自由,讓他們繼續發聲。中國聲稱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難道就連這小小基本人權保障的成果也發揮不起來?。
灰記不相信個人基本權利不保的社會,「大眾的福祉」會受到尊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國情」、「西方忘我之心不死」,藉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