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穩的經濟與政治

有機會跟一些內地同行交流,不用提出問題,對方已滔滔不絕地訴說「盛世」背後的制度性荒旦。其中一個熱談的話題是為何越維穩越不穩。

內地同行舉一個例子,某地區一向較平靜,沒有發生甚麼大事,最多是某市民投訴住房環境差。突然上級要下撥維穩經費,誰不要經費,地區領導自然樂於接收。有了維穩經費便要派人工作,找維穩對象,於是便想到這位投訴住房環境差的市民,派員跟蹤、監聽等,不在話下。後來發覺他與三兩個人經常聯絡,坐在一起偶然會罵罵政府,於是把維穩網絡擴大,跟縱、監聽他們幾個人。如此這般,很多並非存心跟政府過不去的人,從此便成了監控對象。

不單人成為了監控對象,被監控的人常去的茶室、咖啡店、書店等也要被監控。可以想像,維穩經費就是如此這般的越搞越龐大。

有香港的行家問,大陸近年多了很多群眾性事件,其中會不會是地方政府故意挑起,以「爭取」更多維穩費。大陸行家說不排除這可能性,但中共官員也要講政績,如果群眾性事件鬧大,也會影響仕途。不過,他補充,現在連一些國有大企業也設立了維穩辦,反映「維穩」這個利益紐帶已從國保公安系統延伸至不同企業及部門。內地同行還說,一些企業老總半開玩笑的說,可以動員企業的職工搞工潮,拿取多些維穩經費,然後跟員工分掉那筆錢。

怪不得現在維穩費已超過軍費。除了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維穩一旦成為一種工業,便有其內在運作邏輯,那些從事或兼職任維穩工業的大小幹部,便有了誘因要把行業做大做強,自然覺得社會越亂越好,維穩對象越多越好。

中共捨難取易,以短視的維穩手段,替代法治及體制改革等艱難但長遠較能解決矛盾的方法。在人民利用合法途徑爭取應得權益已變得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維穩工業的發達,只會把越來越多公訴政府人士、上訪人士變成監控對象,令他們走上維權和異議的不歸路。為了表示維穩的必要,監控並不足夠,一定的時間便要抓一批,判刑一批,以示這些維權和異議人士的確「威脅國家安和社會穩定」,然後理所當然的繼續維穩。

可以預期,人民不能利用合法途徑爭取得權益和公義,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得不到制度性的緩解,再加上這個只會把越來越多希望爭取合法權益和公義的人推向對立面的維檼操作,社會只會在維穩工業膨脹下變得越來越動盪,整個大陸變成警察國家,離和諧社會越來越遠。鄧小平那句「穩定壓倒一切」成了咒語。

不單內地遍佈維穩辦,聴聞香港的中資機構也有設立維穩辦。灰記在想,中聯辦一定有維穩辦,否則不會動輒把市民一些合法的抗議活動說成搞亂香港。連司法覆核,這個市民上訴公權力失當的合法行為,也動員「左派」及親建制報紙批評為成政治化、干預政府行政主導、別有用心等,如先前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以及最近外傭居留權司法覆核等。

香港社會矛盾日形尖銳是不爭事實,但香港多少有法治和表達自由作為活塞。但如果港府不認真去解決制度向財團富人傾斜的深層次矛盾,再不堅守一國兩制的防線,讓內地維穩工業輸入,甚至習染內地官場文化,香港的動盪可期,香港利益受剝奪的普羅民眾如大陸民眾般,一是委曲求存,一是走維權的艱險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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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的淚光

土瓜灣致命塌樓悲劇發生後,特區政府的猛將,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在二月四日激動發言,眼泛淚光。先聽聽她的感言︰

「我發電郵給行政長官,我告訴行政長官,我和我的同事感到非常難過。難過當然是因為這事造成人命傷亡,但難過亦因為我們過去多年的努力,香港樓宇安全結構的意識仍然相當薄弱,如此嚴重的事故,仍然在香港這國際都會發生。

「塌樓不單是失修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在這些失修最嚴重的舊樓裡,住了香港最弱勢的社群,是最需要我們特區政府關懷。

「政府內部要更加一致,更加齊心,更加有決心,才可以徹底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灰記有點疑惑,是林鄭月娥政治手腕了得,還是立法會少了社民連三位反政府議員。這麼一件嚴重事故,立法會居然沒有人要求成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責任。還讓林鄭感言一番,說甚麼我們過去這麼多年的努力,香港的樓宇安全意識仍然相當薄弱。這樣明明為自己開脫的話,議員傳媒不予挑戰,讓她輕輕帶過自己的責任。

林鄭的政治手腕當然比她的其他同僚厲害,至少比搞高鐵的鄭汝樺高明,連保育戰士馮炳德也大讚她願意接觸市民。三年前她親臨皇后碼頭與本土行動成員見面,然後推出很多保育動作,好像很願意聽取民意。不過,灰記很懷疑,即使由林鄭處理高鐵撥款問題,結果也是一樣,因為多做幾次親民騷,改變不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就是特區統治集團、佔全港GDP七成的超級富豪、建制精英所組成的有形無形聯盟,與佔人口大多數的中下階層,甚至部分中產階級矛盾益發尖銳。

問題關鍵是她及她所服務的政府,以及統治階層的發展主義思維,是造成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天星、皇后的公共空間一定要被摧毀,代之而起的是摩地大廈的又一個商場,有錢才消費得起的一個商場。

至於說她的保育行動,將灣仔和昌大押變身成高級餐廳,又是有錢才能享用的歷史建築。灣仔利東街,以及更多的舊建築的摧毀,讓路予大型地產項目,與由本土行動激發,逐漸形成的社區參與、社區關懷的保育思維距離甚遠。

林鄭以及這個政府,其實可能最介意是國際都會、世界級城市的名聲受損,因為這幾個字是她所代表的統治精英的情結所在,在他們心中,這幾個字由金錢財富、經濟數字以及不成比例的巨大建築物堆砌而成,裡面沒有平民百姓蹤影。

所以當她說出「塌樓不單是失修問題,亦是社會問題。在這些失修最嚴重的舊樓裡,住了香港最弱勢的社群,是最需要我們特區政府關懷」時,灰記也不知如何反應,難道要把她當成政府的良心,忽然知道這個社會有偌大的弱勢社群存在,需要她們這些高官們關心?

失修問題當然是社會問題,住在市區殘破舊樓的絕大部分是低收人士。因為市區的工作機會較多,超過十小時的工作,幾千元的收入,便只能租住舊樓的板間房或套房。這並非今天才發生的事,不少人住在天台屋己經二、三十年,甚至住天井僭建的房子。說他們安全意識薄弱,也許是吧,但他們有其他選擇嗎?

林鄭說再不加快重建步伐,每年會多五百棟舊樓。但加快了重建步伐,那些住在舊樓,儲蓄所剩無幾,希望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社區渡過晚年的公公婆婆;那些只能在市區做低收入工作的基層市民,又會變成怎樣?那些公公婆婆可能被發配陌生偏遠的地區,因為不能適應而加快死亡步伐;那些被趕至偏遠地區的基層市民,失業的前境擺在面前。

灰記不知林鄭是因為自己負責的部門出事,「英明」受損,還是真的為無辜死者及無助弱勢而淚光顯現。如果是後者,她必定要反思自己的政府究竟在做著甚麼事情。為甚麼這麼多舊樓日久失修?為甚麼重建會令更多基層市民無助?

如果她不反思這些深層次問題,然後高喊政府各部門要齊心決心徹底處理問題,恐怕只會造成更大的災難!

不是「八十後」的問題,是屁股的問題

「八十後」被傳媒炒得熾熱,年青人又再次成為需要剖析的對象,需要解釋的問題。踏入中年,在社會上有一定位置的人,疑問年青人為何不循規蹈矩,為何不為自己的個人前途奮鬥,要關注/投入與自己無關的事物。他們似乎忘記了,可能自己當年也曾反叛過,也曾是理想主義者。

幾年前的天星/皇后事件,就有成年管理階層說年青人怎會對天星/皇后有感情,懷甚麼舊。其實懷舊/集體回憶是特區政府,以至主流傳媒有意無意轉移視線的用詞。查實更多年青人投入天星/皇后運動,不是要懷舊,而是要找尋香港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脈絡。天星和皇后碼頭一帶,曾是很多抗爭行動的現場,由六十年代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以至後來無數的社會行動。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灰記便在天星碼頭參與過反思中共統治的活動。

天星/皇后抗爭期間,不同年代的活躍份子聚在一起交流,分享不同時代的抗爭經驗。大家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儘管回歸中國,香港的管治者並沒有揚棄殖民時代思維,用吸納分化的手段,化解不同聲音,並沒有真正採納民意,特別是基層弱勢的意見。

所不同者,在全球化的巨浪下,客觀現實急速變化,大資本家大財團的經濟壟斷越來越厲害,財富越來越集中。「自由市場」的神話逐漸爆破,基層以至中產自力更生的土釀越來越萎縮。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依然固我,重富輕貧,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自然產生強力的批判意識,自然對政府強烈不滿。

其實天星/皇后之前,反世貿行動已經揭開新世代抗爭的序幕,發展至今天反高鐵、廢除功能組別的抗爭,年青人的參與越來越多,在在說明統治者只求公關過骨,例如大玩完全欠缺基層社區參與的所謂保育計劃,並不明白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年青人,對單一的地產「仕紳」化,巨無霸建築加大型基建,只有大財團才能染指的發展模式,感到越來越不對路,越來越反感。

然而,無論特區政府,以至大陸的統治者,都迷信這種單一發展模式,權貴結合的意識型態同路人/利益集團,必盡一切捍衛既得利益,所謂所處位置決定思維,或曰屁股決定腦袋,因此不理年青人及其他反高鐵人士停一停,諗一諗的理性訴求,反而由內地官員、特區政府、財團、專業精英、建制派政客組成的「巨人聯盟」,高姿態反撲,誓要讓高鐵撥款盡快通過,誓要一顯管治聯盟的權威,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活現。

針對「八十後」的言論,向中共投誠的劉迺強要特區政府強硬鎮壓反叛青年,親中共工人貴族(可能是地下黨員)鄭耀棠搬出中共恫嚇,說青年人的「激烈」行為讓中共震驚,親中共政治公關顧問(可能是地下黨員)程介南亂抛以巴衝突比喻,把與警察衝突的年青人說成恐怖份子……,在在說明這些人因為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所佔據的位置,而完全缺乏反思,只看到年青人這樣那樣的不足,看不到這個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死胡同,無以為繼,最最受影響是那些have not者。

不過,正如《國際歌》的歌詞︰「……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是否能當家作主是另一回事,受壓迫的人最終必定起來反抗。而在每個時代,都不會缺少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無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