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中綠島的想像

猛如洪水的國民教育,連同港式填鴨教育,貽害莘莘學子。灰記在講「心儀」多年的綠島前,必定要再詛咒卑劣不堪的國民教育。灰記以為,國民教育毫不必要,特別是還有言禁和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國民教育是罪,而偏偏香港的宗主國就是一個充滿言禁和各式各樣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

灰記終於有機會到「心儀」已久的綠島走一趟。這個在台灣東面,坐落太平洋的小島,景色的確優美,吸引主要來自台灣本島的遊客,參與不同的水上活動。當然,灰記並非只為了欣賞綠島的景色,更沒有參與任何水上活動,而是希望「重溫」歷史,「感受」一下這美麗小島殘酷的一面,探訪那幾座曾經禁閉一個又一個政治犯的監獄。

島上的居民說,不喜歡現在的喧鬧,很緬懷綠島過去的恬靜。這令灰記想起青少年時代已熟悉的《綠島小夜曲》所描寫的靜,「…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姑娘喲妳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雖然現在的說法認為《綠島小夜曲》並非描寫綠島,但這首歌曲卻曾與被迫「滯留」這小島的人扯上關係,其中一個在此坐了23年牢的政治犯高鈺鐺,出獄中風後曾託家人傳話說自己是《綠島小夜曲》的作曲者,但不久去世,死無對證。

而曾在綠島坐過政治獄的柏陽,在2001年造訪曾坐牢九年的綠洲山莊(七零代以後,大部分的政治犯都在此服刑,現在成了人權紀念公園,供遊人重溫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也提到《綠島小夜曲》的創作傳說。

「…當時政治犯送到綠島後,被迫苦勞,圍起一圈鐵絲網,以咕咾石砌屋,並在其中挖一鴻溝區隔男女囚犯。其中的一對不知名的囚犯,不知是夫妻還是情侶,偶以字條互訴情衷。一天,其中一人寫了一首詩想要拋過鴻溝給對方,不幸紙條掉進鴻溝,兩人極為恐懼,先後失蹤。紙條由管理員撿起後,呈送警備總部秘不外宣。由於詩文內容優美感人,更無怨恨之詞,內部人員深受感動,口耳相傳,六○年代遂由名作曲家周藍萍譜為「綠島小夜曲」。至於這首詩的作者,是男方或女方,迄今不詳。…」(《「綠島小夜曲」的著作權保護》)

不過,現在台灣人都傾向相信這是一首並非描述綠島的情歌,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呀搖 …」 在白色恐怖時代,這兩句歌詞亦曾被審查,懷疑暗喻台灣國民黨政權像一條在黑暗中搖搖欲墜的船,作曲作詞人周藍萍和潘英傑被有關單位多次查問,不過,這是首純粹的情歌,任憑情治人員如何有想像力,怎也查不出作曲作詞人有任何反政府的「陰謀」。

然而這首沒有任何反政府「陰謀」的美麗情歌,一度成了禁歌以後,反而是很多流亡海外的台獨異議者的精神歌曲,甚至被形容為台灣國歌。灰記則曾長時間想像,一個又一個被關押的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內,夜幕低垂的時候,想著自己未必能活著出去,偷偷啍著這小曲︰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的向妳傾訴… 這綠島的夜已經  這樣沉靜姑娘喲 妳為什麼  還是默默無語 」把心愛的台灣,把想念的愛人…統統寄情於歌詞之中。

在攝氏35度的高溫和猛烈的陽光下,灰記和朋友在碼頭坐環島公車,車上就只有我倆,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來到座落離太平洋沿岸不遠的綠洲山莊,現在變成人權紀念公園,以前的監獄變成人權博物館。在公園近海處的其中一塊巨石,就寫上蔣介石最愛的題字「毋忘在莒」(比喻要收復國土),大門的右邊赫然看到四個大字「滅共復國」,「愛國」宣傳味道極重。

綠洲山莊,不經意以為是甚麼風景區,但其實真正名稱是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於1972年建成,綠洲山莊只是對外的稱謂,反映冷戰時聲稱「自由世界」一員的中華民國,對自己有大量政治犯,其實亦有所忌諱。但解決的方法不是開放言禁、黨禁,而是自欺欺人地掩飾。這個監獄山莊,囚禁過很多大家熟悉與不熟悉的台灣人,柏陽、施明德、施明正(施明德哥哥,響應弟弟獄中絕食而死)、呂秀蓮、陳水扁、李敖、陳映真、姚嘉文 、王幸男、陳菊、余登發…當中不少後來成了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人,陳水扁和呂秀蓮更曾當選台灣總統和副總統。

雖然這些政治人物,部分後來被指腐化墮落,或者以權謀私,如陳水扁,或者到大陸向中共獻媚,如李敖,但他們都曾為台灣的自主、尊嚴以及民主化而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灰記在想,強制的國家主義和一黨獨裁,企圖利用政治灌輸和政治迫害製造虛幻的國家認同及國民身份,只會引起反彈。特別對著經歷不同國家統治,但有著自己獨特歷史,經常要為生存而奮鬥的台灣人,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台獨或台灣人自決其實是台灣近代發展必然的步伐。

在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灰記又看到監獄遺址的牆上,已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然後,灰記再漫步到離感訓監獄不遠處的新生訓導處的遺址,這是五十年代瘋狂反共年代,關押/改造政治犯和共軍戰俘的地方。

在那個國民黨戰敗據守台灣的日子,面對對岸新成立,朝氣勃勃的中共政權(中共專制、腐敗、墮落、迫害異見人士則是後話),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國民黨政府,把共黨分子、左傾分子、甚至只是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關押於這個新生訓導處勞役、洗腦,高鋒時有二千政治犯集中於此,當中有近百女士 。當局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強迫政治犯在身上刺上「反共抗俄」的口號。五三年曾發生「再叛亂案」,處決十幾人。

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早已在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表露無遺,那時只是國民黨「光復」台灣一年多。由當局查禁私煙引發的群眾起義,罷工罷市,官民衝突,令國民黨的統治陷入重大危機。國民黨最後派軍隊鎮壓「叛亂」,屠殺大批台灣人,民主化後,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向受害人道歉,建立紀念館,有名有姓的遇害者10324人,實際死難人數已不可考。「二二八」事件,台共/ 中共地下黨亦有參與組織武裝鬥爭但失敗,不少共產黨人被捕被處決。這是國民黨瘋狂反共的背景,但實際上,國民黨專制、腐敗、無能的統治,對本省人以及原住民的歧視,經「二二八」後,已播下台獨的種子。

諷刺的是,參與「二二八叛亂」的台灣共產黨人,其實是配合在大陸的中共,希望有朝一日「解放台灣」。多得台灣的民主化,令親共左傾的作者可以著書立說,灰記正閱讀台灣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藍博洲寫的《台共黨人的悲歌》,內容由一九六八年元旦一件自殺事件講起,當時仍未成為政治犯的柏陽,一月底在《自立晚報》連續三天寫了關於一個名為楊揚的年青人的自殺事件。原來這位年青人在旅館自殺後,檢察官召柏陽往驗屍,因死者留有給柏陽的遺書(楊揚是他的讀者)。內容如下︰

「柏老︰

以你老的盍(蓋)世聰明,大約不難想像,我是誰了吧!現請你馬上轉告華銀那個劉啟光小子,當年在夏(廈)門的朋友的孩子自殺。吾父自被執法以來,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

以往,感謝你的鼓勵,特此為謝!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獎劵兩張,請柏老核對。

楊揚(思中)上」

《台共黨人的悲歌》由這封遺書開始,追尋楊揚父親張志忠和母親季澐,由「光復」以後,到五十年代初先後被處決,中間的活動印記。張志忠,原名張梗,台灣嘉義新港人,二十年代往廈門讀中學,接觸台共人士蔡孝乾等,三十年代往上海與反日活動,後赴延安加入中共,參加新四軍。日本投降被中共派往台灣,以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委員及武裝部長身份,整合台灣的親共力量。「二二八」事件後負責組織武裝力量,對抗國民黨,失敗後,欲再整合軍事力量赴山區打游擊不果,潛伏兩三年後,與妻子季澐先後被捕。季澐於五零年底被處決,張則於五三年被判死刑,整個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亦被搗破。張志忠雖被刑訊迫供,始終沒有出賣同志,是一名硬漢子,於五四年被處決。而楊揚自幼成孤兒,由叔父養大,因出自共黨家庭飽受歧視而性格「怪異」,最終自殺了結不幸和短暫的生命。而張志忠幼女素梅亦不幸於中學畢業後,罹患腸癌病故。

為理想為革命犧牲的人,那個年代真是不勝枚舉,與獨裁專制底下堅持信念而犧性的人一樣,都屬可歌可泣,為人類留下珍貴的「身教」。

我們看看台共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主張︰

(一)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愛國民主的統一戰線
(二)打倒獨裁賣國的反動政府,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
(三)沒收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財產分配給貧民及失業者。
(四)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執行耕者有其田。
(五)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員的待遇。
(六)反對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統制,發展中小工商業。
(七)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和託管的陰謀。
(八)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

再回到那兩句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其實台獨主張並非由民進黨開始,而是在日治時期由台灣共產黨提出。這個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台共,在政綱上寫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及「建立台灣共和國」。而一九三一年中共台灣支部取代台共,亦沒有放棄台獨主張。另外,於三二年在廣州成立的台灣民主黨亦主張台灣獨立,「本黨根據民族自主的精神,推翻異民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而以建立台灣漢民族的台灣民主國為目的」。

而這種民族自決的主張,亦受到當時國共兩黨支持。「1927年,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於黃埔政治部講演<孫中山和台灣>時,說到:『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虐待的情形,委實和高麗並無兩樣。

『所以,我們主張台灣民族應該獨立。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應該採取的路線,是聯合與台灣同一境遇的朝鮮,及我們東方被壓迫民族,對抗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

至於中共,也始終強烈支持台灣獨立運動,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專欄作家史諾(Edgar Snow)提及:『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之後,如果朝鮮人,想要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我們對他們的獨立鬥爭將加以熱烈的援助。對於台灣也是如此』。(「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

其實作為共產黨人,支持民族自決是很自然的事,蓋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前已有「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的構想,後來更撰寫理論,支持民族自決,「殖民地社會中的弱小民族承受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本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為了動搖帝國主義的根本,必須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時完成階級和民族的雙重革命。列寧的最高提示也成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台獨起源—從列寧民族自決論到台共綱領」)

當然蘇共,以至國共當掌有政權,或即將掌有政權時,都變成講一套做一套。民族和地方「自決和獨立」都成了「死罪」,一切都要服膺於一個大國的主體意識之下。灰記在想,1947年時的張志忠,是否仍記得台共的台獨綱領,還是到了延安參加中共以後,慢慢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成了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作為共產黨人,當時的張志忠,是否仍是「赤誠」地相信,共產黨人掌權後,真能「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真能「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還是早已習慣由上而下的組織命令和鐵一般的紀律?灰記又在想, 如果當時中共成功「解放」台灣,今天台灣是否還有民主化的希望?中共更「有效」的一元化統治,會否更能壓平島內所有「噪音」,不管來自老台共、原住民、自由主義者…?當然,歷史沒有如果。

最後,灰記回到「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的結尾部分,

「日治時期的台獨思想,有一值得觀察之處,即對中國並不採取敵視態度,島內外種種脫離日本的台獨行動,有些甚至還奠基於對中國的認同之上,且這種認同,非但是漢裔種族文化上之認同,而且還含有政治上的認同。

相對的,中國對台獨亦不排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支持贊同的。

雙方之所以如此,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有幻想,希冀先以台獨為策略性的過渡,最終,仍希望能回歸中國。

至於中國,在沒有能力幫助台灣,解除日本殖民統治之時,能鼓勵台灣獨立,脫離日本掌控,對中國自然有利,故也樂觀其成。」

好一句「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大幻想」,這個所謂祖國,除了抽象迷糊,往往充滿欺騙性,最重要是在地人民的親身經驗和選擇,尤其當大家看到,國家原來是一小撮人壓迫大多數人的工具時,有甚麼馨香。由綠島開始,台灣人的痛苦經驗,台灣人所發展出來的自決意識,是對盲目的「國民教育」和一國意識最有力的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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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侵略與民族自決

近日釣魚台的紛爭,掀起中、港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八年抗戰、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日子(日本佔領香港)等,在老一輩以及有涉獵這頁慘痛歷史的中國人和香港人心中,的確刻骨銘心。受異族侵略、勞役、統治、剝削是何等痛苦的事。

灰記屬戰後第二代,從父母輩親身經歷以及歷史書籍,對日本當年軍國主義的暴行,有一定的認識和批判。灰記年輕時,父母常對沒有經歷過戰亂和被侵略的第二代說,你們真的幸運,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確,生長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那段經濟起飛以後,大英帝國準備「光榮撤退」的政治寬鬆時期,不能不說比較「幸福」,特別同大陸受毛澤東主義奴役的人民相比。不過,作為反殖民統治者,灰記沒有一些港人要懷念英人統治時期,懷念末代港督肥彭的心結,反而不恥英國殖民統治者,包括騷王肥彭的虛偽嘴臉。

其實任何帝國/殖民主義者,都覺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其他民族,日本人、英國人如是,中國人/漢人也不例外。古代直至上世紀初,中國的統治者以天朝自居,看不起人民,看不起外族。只是外族,特別歐洲日本船堅砲利,清廷一次又一次被迫割地賠款,但依然不肯放棄「朕即天下」的帝國空想。俱往矣,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軍事強大,中共政府雖在貿易糾紛時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同時亦為「大國崛起」而沾沾自喜。

「大國」究竟離帝國多遠呢?近代中國積弱而受外侮,中共建政後,在國際上的確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是很多中國民族主義者「看不見」中共高壓統治的原因,特別是那些海外華人。獨立自主是很多國家,很多民族的願望,今日眾多亞非拉民族從歐美諸國殖民佔領下,總算達成獨立的理想,建成民族國家。不過,仍有不少民族依然未能獨立自主,其中一個同中國有關的民族是西藏。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漢人,對西藏被中共軍事佔領,被殖民統治作出聲援。當然,這些聲音對比於漢人主流,依然是微弱的聲音。畢竟能夠超越民族/愛國主義的人始終佔少數。而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民族受壓迫下,可以抛開民族仇恨,由爭取西藏獨立,轉移尋求在中國的主權下實行藏人治藏,這種超越民族主義的識見,卻得不到只剩下民族主義(漢族大一統主義)可銷售的中共善意回應,依然被妖魔化,更不時被中共的藏族官員辱罵。不過,灰記可肯定,這些辱罵達賴喇嘛的藏族官員,一定被普羅藏人唾棄。這些藏族官員的嘴臉,令灰記想起香港殖民地時期的一些「高等華人」,比英國人更英國人的嘴臉。

如果能夠抛開中國民族主義思維(即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那一套)和中共八古(解放軍入藏解放農奴的那套宣傳),西藏被中國軍事佔領及殖民統治這個事實不難看到。即使中共現在聲稱依然信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支持民族自決。列寧也講過蘇維埃聯邦內的民族有自決權,可以自由離開這個聯盟(當然蘇聯後來食言,更對各加盟共和國實施斯大林主義式的專制統治,直至蘇共倒台後,這一馬列主義對民族自決的支持才得以實現,真是諷刺!)如果中共真的是共產主義者,便應讓西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中國大陸,要有真正獨立於官方意識型態的有關西藏地位的學術研究,簡直是喙木求魚。幸而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有相對的學術自由,可以有較客觀的學術研究。灰記最近發現,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和公法研究中心,於兩年前出版過一篇名為《西藏是否應有民族自决的權利?》的專題論文論文的作者是一位十分關注人權的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他是一位英籍香港人,香港人權監察的創辦人。灰記相信,香港雖云有學術自由,但漢族學者仍然視拋開官方意識型態研究西藏政治地位為禁忌,所以要有勞這位「老外」律師仗義執言。

如果不帶民族主義偏見看夏博義的文章,可以得出西藏人有民族自決權的結論。而夏博義亦認同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自決不一定意味著獨立。在許多情况下,在一個大國中實施自治對雙方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自治一方既可以作爲大國的一部分,享受大國的國防、外交關係和經濟機會,又可以保留當地的法律、習慣和文化,避免受到外來干涉。香港就是一個好例子。12

達賴喇嘛已經多次說明,他希望西藏在中國的管治下享有自治,但是有關自治必須是具有真正意義的自治。基於他在藏民中的權威性,只要他在任何公投中明確表示支持自治,那麽藏民大概也會支持。

然而,除非中國政府改變思路,真正的自治不會是一個選擇。這一點從中國官方發言人對達賴喇嘛措詞嚴厲的批判和抹黑中可以看出來。

(12 香港自治的程度顯示了所謂“西藏自治區"所缺乏的自治。香港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對自然資源的控制權、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出入境政策,以及由選舉—儘管只是部分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以上提及的各項,都是西藏缺乏的。)

除非中國政府容許真正的自治,西藏的自决就意味著獨立。中國可以長期用武力壓制藏人,但由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例子可以看出,對於無可置疑是一個民族的人民來說,即使幾百年的壓迫都不能滅絕對民族自决的渴望。」

民族主義偏見當然並非只有中國才有,好像日本的民族主義偏見也造成別的民族的重大災難。而好像纐纈厚、大江健三郎等能深刻反省日本民族主義禍害的日本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日本人對日本軍國主義,跟大部分中國人對西藏現況,都是人云亦云,甘願被極端民族主義者所利用。相比之下,在日本的民主體制下,反省日本民族主義的著作還是可以出版發行,例如支持沖繩人有民族自決權的大江健三郎,其《沖繩劄記》可以出版,沖繩人仍然可以公開要求獨立,比中國主主權下的西藏人所受的強力壓制,任何有別於官方意識型態的有關西藏的書寫均被禁止公開出版的高壓環境文明一點。

最近北京有一個名為《烈日西藏》的展覽,由民間策展人及藝評人栗憲庭策展,主要展出藏族藝術家的作品,反映西藏人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官府容許展覽舉行,是對西藏藝術的「敏感性」無知,還是一種「寛鬆」的表現?)

藏族作家唯色在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寫道︰「這次畫展以“烈日西藏”為題。從“發生發聲”到“烈日西藏”,其表述已由表及裡,意味深長,豐富多樣,並且在欲語還休之間傳達出無法忽略的某種生理感受, 正如舉辦畫展的栗憲庭先生所體會的,這是一種“切膚之痛!”而這讓我想起前些年看過的一部講述前蘇聯時代的電影,片名Burnt By the Sun 被譯為《烈日灼身》或《毒太陽》。我反覆看過多遍,那種被烈日灼傷的痛並不只有蘇聯這樣這樣的國家才會施加,所有的極權制度都會施加给人民同樣的痛,所以我們 感同身受。」

但願這些聲音不會被民族主義偏見以及專制統治所掩蓋,能讓更多人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