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香港

這樣「久違」的標語，還以為身在大陸，感覺非常超現實。好友把這幅攝於九龍城的照片貼上facebook，也引起一陣圍觀。「是否精神病院？」、「老左紅拳」、「Haha 毛澤東思想都係講笑咁講 jei」、「我最怕「萬歲」(!!!!)這兩個字, 圖騰快死」……

灰記馬上搜索網上有關天安門廣場的照片，看到毛澤東像兩旁的標語，一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另一邊為「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沒有「毛澤東思想萬歲」，也不知大陸還有甚麼地方掛有「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文革時，天安門廣場多了「偉大的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壽無彊」等的標語。

灰記童年及少年時，在香港看到的，除了「偉大的毛主席萬歲」，還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在土瓜灣工聯會總部的外牆，在旺角新華銀行的外牆，在佐敦裕華國貨公司的外牆，在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的外牆……。幾乎每個左派機構都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且十分認真。

還記得年前訪問一位左派學校畢業生，年紀比灰記稍大，現在於大陸做生意，說自己對政治早沒有興趣，但他卻收集了大量與毛澤東有關的物品，包括大量毛章、紅寶書(毛語錄)、畫冊(包括六七年「反英抗暴」的圖集)。

他還在學校的畢業週年紀念「粉墨登場」，搞「棟篤笑」，講的內容也離不開毛澤東的語錄，說現在毛澤東的政治雖然過時，但他的一些語錄仍然相當「受用」，然後對著在場的學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究底是你們的。」一些學生半懂不懂，一些學生聞言鼓掌。然後，他說︰「毛主席說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勞逸適度。是不是很合乎現代養生之道？」；「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是不是很勵志？」；「還有，『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是不是很有道理？」……

這位左校舊生，前毛派分子，回憶當年崇拜毛澤東的狂熱歲月，亦說得忘形。「那個時候林彪、四人幫搞早請安、晚匯報，學校也跟著做。早上一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晚上一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還有林副主席萬歲。還有要把老三篇背得滾瓜爛熟。」所謂老三篇就是毛澤東寫的三篇短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灰記問他覺不覺得當時自己很儍，他說不會，當時人人都是這樣，是認識問題，不覺得儍。問他有沒有後悔，他亦淡定的回答，發生了就發生了，人人如是，沒有甚麼好後悔。灰記忘了有否問他對「八九六四」的看法，只記得他說，作為生意人，如今最重要社會和諧，搞好經濟，大家有飯吃，看到中國亦慢慢進步，大家給它時間。他的想法，和建制及主流社會沒有兩樣，從以前的極度政治化變成現在極度非政治化。不過，灰記深信，非政治化亦是一種政治。

現在「毛後」時期的「非政治化」是政治，毛澤東時期的極度政治化當然更是政治了。灰記從網上重溫當年毛派及大陸青年學生唸得滾瓜爛熟的老三篇。

《為人民服務》是悼念一個意外死亡的紅軍張思德，「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是全篇悼文的主旨所在；

《紀念白求恩》是悼念到中共解放區當醫生的加拿大共產黨人白求恩(Norman Bethune)，他因為血液感染而死。毛澤東讚揚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

《愚公移山》是抗戰勝利後，鼓動中共黨員和民眾奪取政權之作，「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甚麼挖不平呢？」

這三篇短文，灰記印象最深是《紀念白求恩》，蓋灰記短暫親毛派歲月是在白求恩的故鄉度過，當時為了表示對這位無私的加拿大醫生的尊崇，特別選擇入住以他名字命名的學生宿舍。那時候「文革」已經過去，鄧小平上台，開始調整中國的對外關係，主力搞好同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為了統戰需要，除了透過加中友好組織，播映中國拍攝的《白求恩大夫》，還讓加拿大人到中國拍攝新版本的Norman Bethune。灰記當時看了《白求恩大夫》，覺得是典型的中國宣傳片，英雄一定是品格完美、無私奉獻。然後，聽到執導新版本的加拿大導演說，要還原白求恩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不會隱瞞他大男人主義、好色及酗酒的一面。

回想灰記那段親毛日子，很大程度是一個來自「落後」殖民地區，在帝國/次帝國中心的「次等」人，希望擺脫歧視，希望得到肯定，希望尋找精神慰藉/追尋理想的「必然」選擇。毛澤東對西方左翼的魅力，作為華人/中國人，不會不受觸動。灰記還記得在校園看到西方人拍攝有關The Great Proli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紀錄片，看到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計學生和群眾，人人高呼「毛主席萬歲」，個個淚流滿面的畫面，所受到的震憾。

一陣日子，灰記閱讀不少「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著作，如《矛盾論》、《論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論》，雖然覺得毛澤東偶像崇拜有問題，但亦接受一些解說，不是他要這樣做，是林彪做的。還記得那時看了一本講毛澤東為何搞「文革」的書，叫The Long Revolution，是由毛澤東在美國的「御用文人」Edgar Snow寫的。

這位「解放」後，中美交惡時期能到中國同毛澤東見面，在天安門城樓看檢閱的美國記者，在書中提到個人崇拜的問題。老毛回答他說，個人崇拜的確不好，但作為手段，能凝聚群眾奔向革命，也有可取之處(大意)。這位毛澤東的「崇拜者」在書中流露了一些不解，但亦受毛的「不斷革命」論所俘擄，覺得中國這個古老國家，有些辦事方式不為西方人理解並不出奇，充滿替「文革」辯護的筆觸。可是根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這位在美國替中共及毛澤東說盡好話的「中國友人」，在毛澤東心中原來只是一個美國間諜 。政治的詭異，莫過於此。

幸而當時灰記並非身處只能有一種聲音的「革命」中國，而是生活在「腐敗黑暗」的資產階階級社會，有的是較多元聲音，左翼團體及理論也五花八門，並非毛派唯我獨尊。很快灰記便受到其他左翼以至非左翼理論的衝擊，對毛派清教徒式的「革命」世界觀很快便吃不消，因而漸行漸遠。

而毛澤東和中共的問題，跟很多宗教，甚至「邪教」類同，就是要求信眾/普通黨員和群眾，乖乖實踐「革命」理論/教義，例如老三篇的「教誨」，「為人民服務」要不怕犧牲，要做一個如白求恩醫生一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推倒兩座大山，建立中共政權。為了「革命」/「真理」，黨員群眾/信眾必須要犧牲，領袖和黨/教主永遠正確，神聖不可侵犯。總之不要懷疑，只要信。而通常這些一元化/獨裁領袖及邪教教主，都是講一套做一套，毛派是清教徒式的共產黨員，毛澤東的私生活卻是多姿多采，共產黨的官員(由延安時期始)已形成特權階層。

「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問題，不是毛澤東的思想有沒有道理，《矛盾論》有沒有道理，老三篇有沒有道理，而是毛澤東和中共一點也不能被質疑，只能學習，只能永遠膜拜。更重要的是，儘管很多人至少一段時期，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投地，對中共由衷的擁護，但除非你不是生存在中國，否則，一旦你有所懷疑，即使你心裡不有一百個不同意，你只能說服自己接受毛的思想，擁護中共，所謂要清算自己的落後思想，挖到靈魂深處，連陽奉陰違的自由也沒有。

客觀地說，毛後中國人的自由的確是多了，至少可以陽奉陰違，至少今時今日可在互聯網上表達一百個不同意，是否即時被刪除是另一回事。但那種沒有了「領袖魅力」的一元化統治，家長式的作風令人憎厭。再加上資本主義化以後的更嚴重社會不公，官商侵吞公共資產，變賣國土圖利；官員特權越演越烈，貪腐越來越嚴重，對人民仍採取控制防範，以至打壓的統治方式。沒有了毛時代的「理想」，卻仍抛不掉毛時代的專制。

而中共為了一黨之私，雖口頭否定「文革」，但始終不肯徹底清算中共一元化體制、「文革」和毛澤東，毛像仍懸掛於天安門城樓，象徵毛澤東陰魂不散。毛式的「戰鬥格」隨時會再被利用，曾獨霸重慶的薄熙來，推出唱紅打黑便是例子。而中共中央對付黨內「異見」的方法並非透過黨內民主、法治，甚至不顧黨紀，仍是毛式的專制和權術。

這些陰暗的政治權術，仍是中共依賴的統治術，而這種統治術亦正加快侵蝕香港社會。紅色特首梁振英流露的專斷作風，又喜歡利用民粹，輕視議會的制衡，漠視程序公義等，在在都反映他深受這些中共樂此不疲的陰暗政治權術所影響。

因此照片中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雖然予人不合事宜地「懷舊」的感覺，但結合今日中國，以至香港的政治狀況來看，它卻像夢魘般「陰魂不散」。

六十年前光影

戲院內小孩佔了不少，電影雖屬兒童不宜，看來卻只有兒童才可能受感染，如果他們不覺得故事沉悶難懂的話。

教書的好友，詢問學生會否看這套《建國大業》，學生異口同聲說「唔睇呀，明知假嘅。」導演說要利用明星效應，引起年青人對歷史的興趣，看來不很成功，起碼在香港不成功。因此，除了內地人(戲院內不時有普通話高談闊論)，那些家長陪同觀看的小孩子，便成了這套電影的主要傾訴對象了。

老實說，影片雖然拍得用心，但對歷史多少有點認識的人，看到影片一些人物的舉指，不是搖頭，就是失笑。只有如「白紙」般的小孩，才有可能受「感召」。而導演安排「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花叢背著小孩，看來也是要給這些對歷史還屬無知的小孩，再次塑造「親爺爺」的形象。為甚麼說再次塑造呢？經過1949年以後，殘酷的土改、反右、人為饑荒、文革等無數政治運動及災難，毛澤東的「親爺爺」，以至「神聖」形象，在上一兩代人心中都破滅得七七八八了。「人民的總理」周恩來為求自保，在毛面前唯唯是諾，亦越來越被人看不起。

多讀一點歷史，也知道毛周自遵義會議後逐步形成的「主僕」關係，毛澤東的霸道也非「建國」以後才形成，中共的內鬥從二十年代暴力革命開始，已層出不窮，片中的毛澤東與周恩來親如手足，毛澤東大度、寬容、有愛心、尊重不同意見，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導演說要引起年青人對歷史的與趣，是要他們對越來越多黨內外人士，透過越來越多的原始資料所寫的史實，還是官方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八股宣傳呢？

老實說，作為一套軟性宣傳片，導演可算是克盡己職，片名《建國大業》已注定導演要跟隨中共官方已有的立場講故事，即挑起內戰的是好戰的國民黨反動派(而非國共兩黨其實都想雄霸中國)，順應民意的共產黨終於可以奪取政權，還歡迎各民主黨派共同為「新中國」奮鬥。

唯一可以走位的地方是對某些人物描寫的分寸，例如大反派蔣介石可以多點人性化，他的兒子蔣經國更可以正面處理，以配合近期與台灣國民黨修好的政策。民主黨派可以佔多些戲份，如民盟的張瀾，民革的李濟深，以至共產黨同路人宋慶齡等。還可以多著墨那個中共「用完即棄」的政治協商會議，以顯示共產黨的寬宏大度。

還有一些小「驚喜」，如文革後期與毛澤東鬧翻，「逃往」蘇聯時墮機死亡後，一直被官方妖魔化的林彪，在片中出現了。林彪是中共軍事人才，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林彪居功不少。五五年「高饒反黨事件」的主角高崗亦在片中出現，大右派羅隆基也出現了。看來官方的意識形態有所鬆動。

不過，在中共一黨專政的大陸，要拍一套不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的歷史片始終不可能，更何況是六十年「國慶」獻禮電影。所以灰記不會怪責導演的官方視點，還要稱讚導演有意或無意的「曲筆」，例如在國民黨大陸政權逐步崩潰時，蔣介石對兒子蔣經國感嘆道︰「國民黨腐敗到了骨髓。」頗有借古諷今的意味。而其實今天的中共如果願意正視歷史，是有條件和空間，逐步實行當年承諾的民主憲政的。

想起看過龍應台寫的，被大陸禁制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想起這書，是因為歷史很多時只講台前人物，只講勝者觀點，官方觀點，只講大歷史。但受歷史影響的廣大小人物卻鮮有發言權。《大江大海》至少訪問了一些基層人物，在內戰、抗戰、太平洋戰事時的生活面貎。

完全同意龍應台希望胡錦濤在十月一日，以勝利者身份、為內戰無數的死者，無數顛沛流離的人，說聲對不起。也順帶為中共執政的嚴重失誤說聲對不起。當然，缺乏謙卑的中共和胡錦濤不會聽得進這些話。

「希望要由前人的悲慘歷史中深切認知戰爭的悲痛，這不是解放軍與國軍的勝敗，而是『國家的悲劇』」。灰記國家觀念不強，所以情願將「國家的悲劇」，改為「人民的悲劇」。

要歸順的循序漸進，還是要揭示專制本質的原地踏步？

「不要說我在此作出驚人的預測，實際上泛民主派多年來的吵嚷是為香港政治的民主進程幫倒忙。他們的所作所為，提高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警覺，認為如果不能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將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十分不利。」

中共地下黨的其中一位元老吳康民又發炮了，以上的一段話刊於九月十四日《明報》論壇版，題為「吳康民﹕『泛民』對政改是促進還是促退？」的文章，抨擊泛民總辭爭普選的做法。這段話可能道出了中共以及它的追隨者的心聲，民主只能是走過場的形式，關鍵是被選的人，無論是特首還是議員，都是要信得過的人(特首必定是，議員起碼要過半數是，越多越好)。

中共建政前，一方面與國民黨打內戰，爭天下，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傳媒宣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中共席捲大陸前夕，與各民主黨派合力制訂《共同綱領》，此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最根本大法。大法第十二條對政權產生的規定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间，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机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這就是六十年前中共對全國人民的民主承諾。當然，歷史證明中共赤裸而粗暴地破壞自己的承諾。 越來越多歷史資料顯示，於一九三四年遵義會議後，逐步在中共黨內掌權的毛澤東，從頭到尾都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爭取民主是口號，打內戰奪政權才是核心。

 毛澤東的中共和他的繼承者，與獨裁蔣介石的國民黨都不相信民主，不願接受人民監督，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是天大的謊言。所以每次中共說某某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其實只是傷害中共的感情，同理，愛國就是要愛黨國不分的中國共產黨，這點再多說也嫌「長氣」。

 所謂「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說穿了就是要一個愛中共，起碼聽中共話的特首，和一個識時務的立法會。換句話說，有志角逐特首、立法會議員的人，都要想清想楚，我是否「阿爺」接受的人，怎樣才令阿爺接受。至於那些選民，在投票時也要想清楚這個特首候選人是否中央接受(對不起，相信中共不接受的人不可能成為候選人，如果有普選形式的話)，想清楚這個立法會議員是否識時務者，不「忤逆」「阿爺」(不過，現在長毛、毓民等逆反份子都選了入立法會，增加直選比例並非形式，而是有中共不能控制的後果，所以立法會普選是更遙遠的事)。

要大陸民主黨派及人民歸順，中共很在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把黨外批評聲音消滅，把民主黨派完全壓服，收編在中共的體制下當花瓶。但在全世界越來越重視人權、民主、自由的今天，在一國兩制，中共暫時只能間接操控的香港下， 要民主黨派和香港人乖乖歸順，對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來說，畢竟是新生事物。

二零零三年，中共希望藉廿三條立法，在法律上規限港人的自由，包括中共心目中的逆反組織活動空間，從而令歸順的過程快一點。但出乎意料之外，港人作出強烈反彈，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遭遇一次滑鐵盧。

二零零四年，立法會直選議席已循序漸進地增加至一半，再循序漸進地增加直選議席，中共恐怕不能間接操控立法會，因此當機立斷，不惜踐踏自己一手制訂的《基本法》，火速叫停立法會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違反自己曾經作出的承諾，如同違反自己在《共同綱領》作出承諾一樣，拖延真正意義的普選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原因是香港人「養唔熟」。

「實際上，中央是希望泛民主派在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進步中逐步採取合作態度。12年來，中央已經有幾次開放泛民主派議員去廣東和四川參觀訪問，同時也就在於觀察民主派的變化。但觀察的結果，是收效甚微。公眾對立法會的運作也表示失望，這從民調中對立法會和某些議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可知。」

 中共與其在港代理人經常一廂情願，要民主派「識做」，「聽聽話話」，「好好睇睇」。老實說，很多民主派亦天真地表現克制，即使不是「聽聽話話」，也盡量做到「好好睇睇」，政府拿來的法案，民主派的主流基本上都捧特區政府場，絕大部分都贊成通過。

吳老說公眾對立法會運作失望，恐怕有更深層的原因，就是立法會根本廢了大半武功，對政府監察只淪為口水戰，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這是中共一廂情願，企圖將他們在大陸「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即黨和政府主導一切的那一套，拿來香港，但畢竟土壤不同，變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把這一切都算到民主派頭上，顯然不符合事實。

「2005年的大進一步的政改方案，被泛民綑綁式的投票加以否決，連所謂「煲呔針」都被綑綁。功虧一簣，終於只能原地踏步……

「我過去是不抱樂觀態度的。認為既然2005的方案都被否決，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政改過渡方案為泛民接受。而且根本上泛民並不想通過任何過渡方案，只一味想使特區政府難堪。

 「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

 「一個可能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會因而提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將不會取消。另一個可能是，人大常委會乾脆推遲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理由是既然沒有中途方案，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普選必須推遲。 」

這幾段是全文的玄機，在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心中，所謂循序漸進，其實是天荒地老的進程，零五年比雞肋還乏味的政改方案，在吳老心中原來已是大進一步！其實零五年的方案，是計算建制派可以獲取更多議席而設計出來的方案(功能組別由區議會互選立法會議員，在現時委任議席及鄉事派的當然議席滲進下，建制派幾乎可以穩奪全數五個新增議席。)

灰記敢斷言，以後如有循序漸進的方案，也是以建制派，即是歸順的人獲得更多議席來作主要考量，如果泛民不願墮進陷阱提出反對，便要負上原地踏步的罪名，此乃吳老心中進一大步的政改方案的「陰毒」之處。不單如此，中共更可名正言順的繼續拖延普選，就如吳老上述的scenario。

當然，泛民總辭、變相公投的搞作，最終可能得個桔。但對民主還有多少祈盼的人，參與其事最重要是表達一種憤怒，至少要讓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知道，不要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在香港還有自由的空間，表達對高度自治的堅持是應有之義，而這種高度自治只能在真正普選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才能實現。

而內地開始有人提出回到《共同綱領》，要求中共兌現早已封塵的承諾，他們不想做順民，但他們這樣做，隨時會招致牢獄之災。

 

在香港，不願做順民的人依然有免於牢獄風險的表達機會，輕易放棄的話，對自己，對內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是一種「背叛」。

 

毛澤東教訓

早前大陸《新京報》報導︰湖南省地方標準「毛澤東紀念像」的制訂工作已完成前期調研，現已進入起草階段，預計年內頒布實施。據說這是針對毛澤東故鄉韶山紅色旅遊熱出現的大量粗糙失真、材料低劣的毛像，而採取的補救措施。

九月四日，香港有六百多個「達官貴人」，包括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民建聯議員陳鑑林、李慧琼，還有甚懂曝光的的立會新貴梁美芬等，浩浩蕩蕩參加中共掌權六十年的「共和國之旅」，到被稱為革命搖籃的井岡山朝聖。官方稱毛澤東在此建立革命根據地，為日後中共革命成功的起點。未知他們會否順帶到韶山朝拜一下毛的故鄉？

「建國六十年」，不止大陸，香港亦有舖天蓋地的慶祝活動。特區政府和社會「賢達」等「識時務者」值此表達心迹，討好主子。當然還有不少黨國不分的單純愛國市民，為「大國崛起」而亢奮。

灰記倒是好奇，在大陸統治階級壟斷的資本主義發展得如火如荼之際，又來「毛澤東熱」。官方亦一改八十年代初的口徑，不再批評把國家經濟推向瀕臨崩潰邊緣的毛式統治，轉而論說毛澤東時期所作所為，為鄧小平改革開放奠下基礎。一些中共地下黨人在香港開始宣傳這種論述，甚至暗視文化大革命也有積極意義。

說中共前三十年的統治，為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打一下基礎，完全不顧事實與邏輯，為的當然是對外宣揚中共一家親，以顯示這個專制政黨的「合法性」、「延續性」。「四人幫被捕」明明是中共的一場「宮廷政變」，是否定毛澤東及他的追隨者/接班人(即「四人幫」)的政治路線的一次政治反撲。

鄧小平以至劉少奇曾是毛派悍將。把毛澤東推上「神壇」，除了林彪，劉少奇也要負主要責任。鄧小平五七年堅決執行毛澤東的「反右」鬥爭，無情打壓「奉旨」批評共產黨的黨內外人士，因為政治上他也是一個毛派專制主義者。

劉、鄧與毛澤東的分歧在於毛澤東經濟上天馬行空的瞎指揮，與劉、鄧希望利用技術官僚搞經濟有根本矛盾。毛澤東相信「人定勝天」，劉、鄧多少還尊重經濟規律。所謂政治經濟，政治也是經濟，經濟也是政治，他們註定與毛澤東矛盾日深。

毛澤東後來把劉少奇看成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要肉身上把他消滅，是歷來專制獨裁者的心態展現，就是只許別人奉承、歸順，不許忤逆。五十年代中，蘇聯大獨裁者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成為黨總書記，發表秘密報告，力數斯大林殘酷統治的種種不是，最後導致斯大林被鞭屍。

不管毛澤東是否真的以為，劉少奇會在他身後作出「忤逆」他的事，但把這個黨內第二把手視為死敵，卻被歷史證明。他發動文革可能有種種冠冕堂皇的「革命道理」，但主因是要打倒劉少奇，以及與劉同路的一大批黨內政敵。劉少奇究竟犯了甚麼淊天大罪？不外乎比較尊重經濟規律，不外乎在蘇共批判斯大林後，反對搞個人崇拜。

劉少奇確不如毛澤東。他在中共瞎搞三面紅旗，餓死幾千萬人後，向毛澤東動氣說，死這麼多人，要上書的。劉怕成為歷史罪人，反映劉多少還崇敬天意，擔心自己身後的聲名。毛澤東可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甚麼也不相信的「獨夫」。為了表示自己永遠正確，死多少人在他心中並不重要。據說毛曾講過，如果發生核子戰爭，地球死去一半人，還剩一半人，可以迎來社會主義。那個鄧小平，據聞在「六四」時也說過死二十萬人保廿年江山的話。

如果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必須視人命如糞土，灰記只能說是人類悲劇。

那群朝聖者在井崗山會看到如瑞士般美麗的自然環境，但到處林立的髮廊酒家(或者為了今次六十周年大典而全被整頓)，卻一點也不像「革命聖地」。當地的嚮導一定會大談毛澤東的豐功偉蹟。但這群超齡的學生，也許早已知道，也許不願知道，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毛澤東為了建立自己的山頭，奪取黨內領袖地位，早已對「同志」大開殺戒，例如在二十年代製造AB團事件，大批被指AB團(即反對布爾什維克–俄共多數派)的人被殘殺。而相信死者當中很多都未曾聽過甚麼是布爾什維克。

至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弄得人人自危，被無端刑訊迫供的人無數。諷刺的是，整風運動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合作，打擊馴服周恩來(即所謂經驗主義代表)，和王明(即所謂教條主義代表)的政治手段。結果周恩來被馴服，王明七十年代死於蘇聯，之前未曾向毛澤東表示歸順。

這些毛式恐怖手段，相信很多老共產黨人刻骨銘心。但這些老共產黨人很多都已不在，部分願意反省共黨統治本質的，如李銳等，都已進入垂暮之年，難以對抗胡錦濤刻意製造的崇拜毛澤東熱潮。

近年的毛澤東熱，亦是對社會不公、道德墮落、貪腐等的一種反彈，這點很多人已談論過。

灰記倒想重溫，六、七十年代的激進青年，大批受這位當時「偉大」的「革命導師」的啟發(另一位一定是哲古華拉)。不單青年，一些左翼中、老年也受他的影響。在西方，他曾是很多人的「偶像」。

香港現在舉行法國新浪潮導演尚盧高達的電影回顧展，高達在六八年法國反建制運動高潮時，拍過不少「革命電影」，《中國女》和《東風》都是受當時中國文革熱潮的啟發而拍攝的。不過，高達畢竟並非入世未深的青年學生，對毛式激進政治、矛盾論等也作出調侃式的討論/質疑。或借用毛澤東的說話，如「美帝是紙老虎」搞吓笑。

因為文化差異所產生的神秘感，因為理想主義，因為美國發動侵略戰爭，因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令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小部分人對毛澤東傾倒。毛派政治也曾盛極一時。今天，這些人起碼已是五、六十歲，很多已步向長者行列，仍然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死硬派，恐怕少之又少。但是否就要「覺今是而昨非」，全面否定當年所批判的東西，變成一個新自由主義者呢？

灰記想起一位老人家，這位出生於中國四川的加拿大牧師，曾經當過蔣介石的顧問，後來成為中共及毛澤東的忠實支持者，他叫文幼章(James Endicott)。灰記大學時代遇見他時，他已是八十一歲的灰髮長者。那時候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路線，他對此很有保留。

這位在中國出生和生活過的傳教士，一生堅信共產主義，對中國有深厚感情。他為了在自己的祖國加拿大宣揚共產主義，曾被傳媒形容為第一號人民公敵，曾被他所屬的教會驅逐，曾被政府威脅要告他叛國。在他心目中，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環伺下，中國的革命得來不易，所以對中共及毛澤東的很多作為，要從資本主義圍堵社會主義的大形勢下分析。因此，「六四」後，他雖然起初同情學生，後來卻認為軍隊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的小型「政變」。

文幼章沒有活到見證中共越演越烈的權貴資本主義。這位畢生信奉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西方人，他「錯愛」中共和毛澤東相信是出於對理想主義的執著，就如香港的甘浩望神父，依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有未實現的理想主義成分。

這些理想主義者的說話，有時與為中共辯護的「貴人俊傑」近似，但灰記似乎明白前者的心境，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必須堅持，窮人翻身，人類的平等自由依然是值得追求的價值。後現代資本主義的犬儒世界，用複雜虛玄的文字，嘲笑理想主義，嘲笑一切事物，最終其實是在擁抱現存制度。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毛澤東所代表的理想主義的確不容易打破。文幼章曾對灰記說，晚年的毛變得很形以上(metaphysical)，弄不清他在搞甚麼？說時露出神秘笑容。當時灰記對中共的所作所為知道不多，沒有繼續追問。

灰記也不清楚，文幼章對中共的殘酷統治所知多少，知道後是否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圍堵社會主義解釋掉。今時今日，灰記這類自命左翼人士，可以理直氣壯的批判中共偽社會主義。不過，如果有人問理想主義要多少人命作代價，灰記驀然語塞。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灰記唯有寄望這句話的落實。

又來《建國大業》

中共要宣揚自己的「豐功偉績」，總會在大時大節推出歷史宣傳片，例如《開國大典》等。今年趁掌權六十年，又出品電影《建國大業》。不過此片鬧出一些「風波」，原來片中的多位演員擁有外國國籍或居留權，因此惹來內地網民聲討，說要罷看此片。另一邊厢，台灣民間亦有人提出杯葛《建國大業》，不是為了演員是「外國人」，而是因為這是一套統戰電影。

 灰記倒鼓勵做通識老師和學生看看這類官方宣傳片，然後討論一下官方眼裡的歷史與有較獨立視野的人所書寫的歷史有何異同，算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前提是通識老師也要做做功課，讓同學可以接觸非官方的歷史視野，否則便只會淪為「愛國教育」(即愛黨教育)。說愛黨教育絕不誇張，所謂黨國黨國，以黨治國，以黨替國。灰記對愛國主義已經受不了，等而下之的愛黨主義便更嗤之以鼻。

 以共產黨觀點拍攝的《建國大業》，必定大事吹噓自己如何有節有理，如何代表人民，如何希望國民黨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順應民意，走和平憲政，不要掀起內戰，最後在蔣介石冥頑不靈，依然要發動內戰下，共產黨別無選擇，與日落西山的國民黨政權決一死戰，在全國人民支持下，把獨裁腐敗的國民黨蔣介石打敗，建立新中國。這是中國這頁近代史的主流看法。

灰記當然沒興趣去替獨裁者蔣介石翻案，但共產黨把自己描寫成和平渴望者也絕對不盡不實。中共的誔生是與蘇聯脫不了關係，在蘇聯的資助下，中共要走的是暴力革命道路。正如毛澤東的名言，槍桿子出政權。所以除了二十年代首幾年短暫時間，在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高層相繼加入國民黨，作為共產黨活動的掩護。

國共的暴力和軍事鬥爭，從蔣介石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後無日無之(二七年屠殺共黨份子當然是蔣介石的罪行)。即使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蔣介石被迫與中共共同抗日，但雙方依然是貎合神離。因為國共領袖骨子裡都認為只有依靠武力才能掌控中國。 所以中共單方面指摘蔣介石是戰爭販子並不公平。 就以抗戰為例，蔣介石固然有他的個人盤算，難道毛澤東和中共就沒有嗎？歷史證明，抗日的主力是國民黨，而中共在抗戰八年逐步發展實力，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已成獨霸一方的勢力，實力足以「逐鹿中原」。

中共其實表裡不一，一方面對外指罵蔣介石不抗日，要建立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內部則是另一種說法︰

 「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沖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

「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國是蔣介石的國，我們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人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才對我們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日本人佔領全中國，到時候我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方針。」(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

這句「十分宣傳」的確可圈可點，現在很多「老左」、「老愛國」都是當年在共產黨呼召要救亡、救中國，才跟共產黨走的。毛澤東可能比其他共產黨人如王明，更聰明。王明以至周恩來等都較信服斯大林把持的第三國際的訓令，盡量配合國民黨抗日戰略，被毛澤東指摘為「右傾投降主義」。而斯大林在德軍入侵蘇聯後更重視中國這個戰場，期望共產黨配合國民黨對日抗戰，牽制日本(因為日本一旦侵佔中國，蘇聯便會被德國和日本東西夾擊)，讓蘇聯可集中精力對抗入侵的納粹德軍。但毛澤東對第三國際陽奉陰違，目的是為了他已掌握實權的中共保持元氣，甚至伺機發展。

至於，誰對誰錯，那一種取態才更符合普羅人民的意願，更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到中共不能再壟斷歷史解釋權時，或許有更公允的評價。

 如果以「成敗論英雄」，毛澤東的確高瞻遠矚，帶領共產黨武力奪取中國政權，所以即使他在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二十多年間，製造如此多人為災難，在中共黨內心依然有極崇高地位。所以根據以黨治國，以黨代國的邏輯，也要中國人民對他膜拜。所以毛澤東紀念堂，毛澤東畫像依然䇄立不倒。

 然而，今時今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講的是非執政的共產黨人)都在反思，列寧式的先鋒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方式，如何保證人民的意願得到尊重？誰去監督這個先鋒黨？如何防止壟斷黨權和政權。蘇聯與中國的慘痛經驗，讓人再反思如何看待人類累積的集體智慧，講求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共產黨人/革命黨人，往往要和被他們推翻的舊社會完全決裂，由舊社會過來的人與物都幾乎沒有任何值得借鑑的地方，甚至必須改造或打倒。所以必須把舊社會描繪成黑暗地獄。

民國時代當然有種種的不是，但緊握大權的中共在「建國大業」的宣傳需要下，舊時代的非共、反共人物，舊時代的一切事物，必然醜惡無比。至於這是否符合史實，則不在他們考慮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