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奮強不歧視但也看不見

「我完全係歧視新移民」變成「我完全唔係歧視新移」,《蘋果》由「狙擊」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變成要為錯誤引述他的說話而要向他道歉。一日之間,《蘋果》由獨家揭發林奮強的歧視言論(在外國民主社會,公職人員如涉及歧視都幾乎要自動請辭),變成要向林奮強賠不是。而這位林奮強原本因政府加額外印花稅前偷步賣樓而聲名狼藉,成為梁振英、陳茂波之後,誠信備受質疑的特區管治團隊成員。

對於《蘋果》「敗給」沒多大說服力和誠信有問題的林奮強,灰記只能說一句咎由自取。不知《蘋果》高層會否反思因為過於「進取」,輕視新聞的基本專業操守的作風?灰記仍是那一句,很多人對《蘋果》「既愛且恨」,欣賞它經常對特區政府不留餘地,亦不怕得罪中共政權;欣賞它對人權自由有定的堅持,對弱勢社群算是比較關注和同情。但另一方面,對它的誇張煽情,對普通人私隱的不尊重,立場先行而輕視客觀事實,即跡近「造新聞」等的小報毛病,亦恨之入骨。

香港新聞界不是小報作風猖獗,就是明暗「依附」權貴和利益集團,小罵大幫忙,「關鍵時刻」加入建制合唱團,真正獨立、「客觀」的傳媒可算是稀有動物。無怪乎網上資訊發達的今天,有時尋求「真相」已不能單靠主流傳媒。例如元旦倒梁的堵路事件,主流傳媒的報道就失諸偏頗,總之堵路就是示烕者之錯,而不看警隊對付示威的手法可能是導致堵路的主因。

回到林奮強。雖然現在還他一個清白,沒有歧視新移民的言論,但並非表示他配當行政會議成員。他偷步賣樓,對事件前言不對後語的解釋,足以與梁振英、陳茂波並列「大話三劍俠」,在外國民主社會,三人應早已被迫自動請辭或被彈劾。他和梁、陳一樣,只是厚顏無恥;再加上畸型的立法會,全港大部分人投票支持的「泛民」祇佔少數,變作少數選民支持的建制保皇派成了多數,擔當保駕護航的角色;又再加上不少香港人仍然十分短視,即所謂醒目仔女作風,不堅持誠信等,一個「正常」社會所賴以維持的價值,只期望梁振英政權「做實事」給他們著數,令「大話三劍俠」仍然繼續在不同崗位主宰香港人的命運。

而這些主宰香港命運的所謂新「精英」階層,即使不理他們的個人操守及誠信問題,真的有能力「帶領」香港闖過困境嗎?好像梁、陳、林這類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發迹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新「精英」階層,大概都有一些共通點,就是輕看歷史及香港「獨特」位置的機緣巧合,以為有今日的「成就」全靠自己的才智和奮鬥。特別林奮強這類靠炒賣致富,梁振英這類依賴地產當道致富,以至陳茂波這類懂得鑽營劏房賺錢的人,除了自詡自己「眼光獨到」外,更為自己懂走灰色地帶,繞過法例法規而沾沾自喜。即主流港人引以為傲的所謂醒目仔女。

這類「新貴」雖然會飲紅酒,看歌劇,但絕大部分文化素養不怎樣,只是做著人有我有的身份象徵事兒。至於道德價值觀等,於他們更是虛無漂渺之事,錢始終是最實在最重要的東西。換言之,香港這類「精英」階層,不乏醒明仔女,卻欠缺當「領袖」應具備的更高層次的價值觀和遠見。至於梁振英的地下黨員疑惑,可能令他有一套比陳茂波和林奮強不同的價值觀,就是忠終於黨的價值觀。問題是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墮落至一個比香港金融地產霸權更霸道的權貴利益集團,「為人民服務」變成了虛無的口號。醒目仔加上如此這般的「地下黨員」性格,可以想像其「恐怖性」。

而這種思想匱乏,並不局限於新「精英」,舊「精英」可能跟英國人跟久了,習染一些英式派頭,平日可能講英語多過粵語,但說到更高層次的價值觀和遠見,同樣欠奉。就以被外國人追捧的「香港良心」陳方安生為例,二十多年前就曾被「揭發」用公司名義持有物業,方便避稅。灰記不記得當時的詳情,但仍記得當時的感受,就是覺得即使利用法律灰色地帶避稅沒有犯法,但身為港府的極高層官員,帶頭避稅,立下極壞榜樣。政府一方面叫市民奉公守法,卻任由有錢有「本事」的人鑽空子,那些商業機構也罷,政府高官也來參與一份,對那些老實奉公的星斗市民情何以堪。當時好像陳方安生對事件支吾以對,傳媒亦俾面,沒有窮追猛打。

換言之,無論新舊「精英」,無論政治傾向,著數攞盡的「醒目仔女」心態並無兩樣。不但如此,由於「我叻我奮鬥,所以我上位,你唔叻你唔奮鬥,所以你要係下面爭扎」的思想作崇,新舊「精英」其實對基層以至小康的困境,不會有多少同理心,口不說歧視,但心想生活困苦是活該。

林奮強說沒有歧視新移民,但對新移民和基層,以至年青人住租金不菲但環境普遍惡劣的板間房劏房,認為理所當然,想法跟副房屋及運輸局局長邱誠武一樣,都是「活該」,所謂劏房有其存在價值論是也。這種心底裏「鬼叫你窮,鬼叫你係新移民」的思維,其實又是「我叻我奮鬥,所以我上位,你唔叻你唔奮鬥,所以你要係下面爭扎」的延伸。如果他真的認為新移民(以至基層和年青人)是一等公民,如果他有基本的公義和人權觀念,就應該說一句板間房和劏房是香港的恥辱,而不是把劏房的存在合理化。

社會「新貴」和「精英」的傲慢和尖酸刻薄,屢見不鮮。灰記就N次聽過一些社會「精英」、公司高層,如何高談當年住木屋住臨屋大家「甘之如飴」,今日大家動輒伸手向政府要福利的「偉論」,而不是反思木屋區臨屋,以至今天板間房劏房應否存在,反思一個號稱先進富裕城市是否應該有百多萬接近赤貧人口。一些刻薄「精英」拿著高薪,卻對住公屋/領綜援人士百般「不是味兒」,甚至說上羡慕他們有福利的嘲諷話,令聽者側目。

這些香港「新貴」,祇看到自己「奮鬥」的成果,看不到香港社會富裕過程財團和上層的巧取豪奪,以及在經濟越來越集中和壟斷的環境,以往自力更生的條件大部分消失,亦看不到貧富差距的厲害,以及越來越多人墮進貧窮境地。於是林奮強仍然大講港鐵效率低要加價(希望《蘋果》記者不要引述錯誤),迷信極端自由經濟賺到盡的「哲學」(其實與是人人為己、著數攞盡的想法一致),卻沒有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的「真知灼見」。無他,無論是否出身基層,今日遠離普羅市民的身份和階級屬性,加上自以為,缺乏謙卑是的「人上人」思維,怎會「急市民所急」。

因此,林奮強說完全不歧視新移民也罷,完全不歧視窮人也罷,並沒有甚麼值得表揚之處,因為他這類人根本看不見新移民,看不見窮人,因為他這類人仍然貫徹短視的「醒目仔女」作風,只看有否鑽營機會,不看社會的不公義,不看今日財團權貴操控一切下市民自力更生的條件消失,因此覺得普羅大眾生活越來越艱難是理所當然。

黃同志與梁同志

Benson Tsang 上載

灰記要為黃耀明「同志」喝采。facebook上瘋傳「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的現場照片,看過演唱會的好友,除了盛讚兒時偶像的歌藝和風采,也提到明哥表現出難得在香港娛樂圈一見的政治和社會意識。

「我不是地下黨的同志,我是同性戀者,gay佬。」明哥的出櫃宣言,更令好友非常感動。他的拍檔,歸依基督教的劉以達,沒有受基督教右派的狹隘思想影響,說「神愛同志,神也愛黃耀明。」而明哥上中學時,曾經是基督徒。

香港娛樂圈以至社會偽善,不用灰記多說。電影如有同性戀人物,不是被揶揄,醜化,便是被「可憐」的對象,很多時一廂情願的製造「攣變直」的虛假結局。至於社會層面,也不遑多讓,近年法例稍有進步,把男「同志」性行為非刑事化,但同性戀團體要求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家暴條例」,卻引起保守勢力大反撲,反映社會仍不能「平常心」看待同性戀,看待人類感情的「自然表達」,同性戀者仍被看成「病者」,需要「診治」。

雖說明哥有不少粉絲,有一定的「話語力量」,特別是在自己演唱會的「地頭」,可以暢所欲言。但畢竟他面對的主流社會由保守意識主導,出櫃的勇氣仍值得一讚。許是明哥的性小眾傾向,某程度能從「受壓迫者」的角度看事物,令他對主流社會的社教化,主流保守價值,有一定的批判。

灰記於九零年代初曾訪問達明一派,有機會跟明哥詳談,感覺他是香港娛樂圈少有具社會意識,對事物有自己一套堅實看法的人。還記得當時香港經濟熾熱,自信心爆棚,面對內陸,香港人看不起內地人,覺得香港「天下無敵」;面對世界,香港人覺得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了不起,香港保留了傳統中國文化精粹,也是另一種「天下無敵」。

灰記一向對大香港主義,以至大中華主義都不以為然,當時便就這種現象詢問他的看法。他說在某一個地方成長,因而產生對這個地方的感情很自然。他特別舉三藩市為例,說如果我生長於三藩市,一定也會覺得這地方很可愛,很獨一無二,因為你一生人只有幾十年,在一個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當時他還未到三十歲),這種經驗是獨一無二,對這地方有別人所沒有的感情是可以理解。但把這種感情無限擴大,而產生自大、排外的意識則絕不可取。

於是,話題轉到種族偏見和排外,灰記一向反對港人的種族偏見,「黑鬼」、「阿差」、「賓妹賓佬」這些貶詞,覺得很刺耳,於是也討教明哥。明哥亦從「受壓迫者」的角度,看到種族/排外主義其實往往被統治者用來轉化矛盾,例如經濟不好,便把少數族裔/外來者擺上枱,說他們搶飯碗,搶福利等。

二十多年後,法例上可能有所改進,例如「種族歧視條例」終於也立了法,但社會的意識似乎並沒有多大進步,香港很多人以「愛香港之名」,對少數裔族、外傭、新移民、內地人肆意妖魔化,為政府削減他們的權益福利喝采,卻不理最大的權益和福利剝削者,是現存官商合謀的政經結構。二十多年後,踏入中年的明哥,反壓迫的,反主流保守意識熾熱的心,沒有消減。除了出櫃時,鏗鏘有大力的宣稱,廿一世紀的今天,自己愛誰,不需要別人批准外,也表達對中港政治的看法,與別不同。

Benson Tsang 上載

Benson Tsang 上載

梁振英感情上是否明哥的同志?感情上規行矩步,奉行一夫一妻,生兒育女的梁振英,大概是異性戀者。當然,根據佛洛依德的理論,人類初生時性傾向混沌、糢糊,異性戀是社教化的結果,所謂文明須一定程度的性壓抑,包括不同性傾向的壓抑,至於這些壓抑是否過份,就成為很多文學、藝術,以至反主流政治論述的課題。以梁振英的「感情表現」(如果有的話),大概也跟大部分主流社會人士一樣,走循規蹈矩的路,把初生時任何「混沌」的情感大力壓抑,走核心家庭道路,所以不會是明哥的同志。

現在要談的是梁振英是否政治上的同志。先看看他對一些民主自由和社會議題的表態和表現。梁振英暗示,即使2017年普選特首,提名門檻不能低,為中共操控特首選舉留定後路;梁振英為求提高自己民望,不惜利用排外民粹情緒,未上台在「雙非」孕婦問題上指手劃腳,妄顧行政程序及法治精神;基本法23條是威脅港人自由的惡法,梁振英強調有責任為23條立法,說它不是惡法,時機成熟會立法。後為了「競選」需要,改口為社會有共識會立法。無論如何,其立23條的態度,顯然比唐英年的態度積極很多。至於被問及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意見,梁竟認為下令「六四」屠殺的鄧小平應獲和平獎。縱觀言論強硬冷血的梁振英,絕不是明哥以至大部分自稱進步人士的同志。

Benson Tsang 上載

餘下的,便是其地下黨同志問題了。說來也荒誕,在中共主政的中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此一中共地下黨組織竟也遭遇出櫃與否的問題。在港英時代,在1949年前國共交惡,共產黨被迫害的年代,中共處於地下狀態可以理解。但今時今日,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依然神秘兮兮的處於地下狀態,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及對香港人來說,都是極不公平的事。

就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為例,看他多次被追問是否地下黨員的表現,覺得他其實並不介意公開身份,只是要等「中央的命令」。又例如被前地下黨員梁慕嫻親自證實黨員身份的葉國華(曾任董建華的特別顧問),亦曾對沈旭輝說,是否公開身份,將來由「中央定奪」。

因此,中共地下同志,與性傾向「同志」雖然都有出櫃的問題,但性質很不相同。前者是缺乏人本精神的組織紀律,上頭一日不願香港地下黨曝光,即使這位黨員如何想出櫃,如何覺得當共產黨員是光榮的事,也不能向香港市民表白心跡。而後者純粹因為社會的偏見及壓力,包括家人的不體諒,而要隱藏自己的感情世界,是「弱勢」社群生存的無奈。

相比之下,中共強權在收回香港後,為了方便操控香港,仍然以欺騙手法,隱瞞實際上已經滲入政府高層以至社會各階層的地下黨勢力,不斷蠶食香港的一制。再看今時今日的中共,對人民,特別香港人民仍抱敵我觀念,喜歡自上而下黑箱操作,肆意踐踏黨員人格,其反人民性質是何等的嚴重。

Benson Tsang 上載

因此,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一日不向香港人開誠布公,地下黨員一日不出櫃,接受香港人的監督,一日香港人對如梁振英、曾鈺成、xxx等的這類「同志」,只能抱疏離、懷疑,以至反對的態度(因為他們缺乏自由意志,無論中共政策如何不合理,如何倒行逆施,也要遵守執行)。

因此,黃同志的問號打得好,梁同志是中共的同志,不是我們的同志。

梁振英「零配額」、「不保證」的問題

香港現在算不算「亂世」?所謂「亂世出英雄」,傳統思維是否令梁振英可以一展「英雄」,或「梟雄」本色?

一個基本上失去「話事權」的曾蔭權政府,一個久不久出口術的梁振英準政府。政府政策「混亂」,政府向立法會爭取撥款,興建受爭議垃圾焚化爐議案,一些建制派議員,甚至個別泛民議員反對撥款的理由,竟是候任特首梁振英對焚化爐有保留,或未知環境局局長有否與下任特首就此問題溝通。而不是因為焚化爐污染空氣,影響市民健康,政府應著力搞好源頭減廢等,真是荒謬之極。

身為議員,理論上就是監督政府,「為民請命」,如果覺得焚化爐是必須,就要贊成撥款,到時候梁振英政府要改變政策,便是下任政府要處理的問題,而不是現在揣摩梁振英的心態。灰記亦對焚化爐有保留,覺得政府必須搞好源頭減廢,所以立法會否決撥款原來是好消息,但這些建制派議員,以至個別泛民議員的「揣摩上意」心態卻又是一個壞消息。

一些議員對這位候任特首的「恭順」,似配合整個社會對他的「喝采」。早前梁振英忽然「威武」,替私家醫院決定,2013年不接收「雙非」孕婦,並警告「雙非」父母,不保證「雙非」嬰兒出生後可取得香港身份證。據一個民意調查,訪問了千多人,超過八成支持他的言論。

「雙非」問題引發部分港人對內地人的不滿,其後更演變成「反蝗」行動,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矛盾激化。這些矛盾最突出的影像是專招待內地人的名牌店涉歧視港人,被示烕者包圍;一些內地人的「缺德」行為被曝光;內地孕婦闖急症室,一些本地孕婦要睡在走廊等。其後,曾蔭權除呼籲香港社會多點包容。這一點,灰記不會因人廢言,覺得他的說話恰當,至少希望為矛盾降溫。反而這位候任特首梁振英,早前處心積慮要選特首時,不理自己行政會議召集人身份,經常跟政府唱反調,以討好市民,但在中港人民矛盾的問題上卻「失語」,原來是有「後着」。

本來曾蔭權政府已跟內地政府商討堵截闖關的「雙非」孕婦,廣東省政府亦承諾大力打擊非法中介人。本地法庭甚至重判一位中介人教唆罪入獄。「反蝗」的支持者,如文化導師陳雲還對記者說,如果不作出「反蝗」論,不「罵娘」,中港政府不會有行動,覺得「反蝗」策略成功。亦即是說,現在「雙非」衝急症室問題已經得到正視。

「反蝗」爭議期間,已有不少論者提過,其實成功闖急症室的「雙非」孕婦去年一千一左右,而三萬個來港產子的「雙非」孕婦都是經合法預約的,需要付出三萬多,以至十多萬的費用,並非霸佔床位和服務。灰記亦在「理性的多餘」討論過這問題。根據醫管局的數據,公私醫院的分娩病床有約七、八萬張,本地每年有約四、五萬孕婦分娩,還有三萬多個床位。大部分本地孕婦都在公立醫院分娩,她們確受到「雙非」問題的影響。而醫管局在社會壓力下,由07年有一萬個「雙非」預約,減至去年的三千四。但醫管局強調,公立醫院優先服務本地居民,而看來公立醫院絕大部分病床是服務本地孕婦。反而不少妻子是內地人的香港人,不滿要跟「雙非」一起排隊爭那餘下的三千多個配額。這是另一須處理的社會問題。

近年政府減少對公營醫療的承擔,令公營醫療人手減少及質素下降。曾蔭權政府提出醫療產業,又說研究搞醫療保險,「鼓勵」更多市民用私院服務。這些所謂改革,對基層當然不利,一般中產也未必負擔得起高昂的私院費用,所以越來越多市民希望政府加強對公營服務的投入,這是後話。但既然政府要把醫療產業化,鼓勵拓展私營服務,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私院希望多些客源十分自然。所以近年不少內地人來香港享受私院服務,是醫療產業化的必然結果。

當然,私院用地是政府以優惠價錢批出,須先服務本地市民。因此,要削減「雙非」孕婦在私院的配額(公院現只剩三千多個),關鍵是否佔用了本地孕婦在私院的床位,令本地孕婦不能在私院分娩。「雙非」每年佔用多少私院原應優先服務本地孕婦的床位,這些都很容易找出數據。但現在一句「雙非」零配額,即私院由2013年起,只准服務本地孕婦,是否要推翻曾蔭權政府的醫療產業政策?為甚麼私院其他服務又不拒絕內地人呢?邏輯在那裡?

看梁振英的醫療政綱,「公私營雙軌發展‧不論貧富‧病有所醫。檢討醫管局的管理及人事及工時制度、成本效益及服務水平;善用公私營醫療資源,研究外判服務,資助長期病患者在公私營醫療系統兩者之間選取服務。」其實沒有任何要改變政策的意思,連承諾加強公營服務也沒有。換言之,梁振英的說話,完全是要取悅那些反「雙非」的市民。但即使如此,是否要13年私院即時停收「雙非」孕婦,如果在沒有妨礙私院服務本地市民的大前提下,政府憑甚麼不准私院接收內地孕婦?

問題去到梁振英的第二句話,不保證「雙非」嬰兒拿到身份證。換言之,梁振英是要以「強硬手法」處理「雙非」問題。但這些「強硬手法」是甚麼,對香港法治是否造成又一次衝擊?因為基本法24條規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人享有居港權,梁振英憑甚麼「不保證」基本法賦予這些嬰兒的權利?誠然,「雙非」問題牽涉到人口政策/移民政策、香港出生率不足如何補充人口等的問題,必須從詳計議。

灰記再把梁振英政綱的人口政策,相關的部分列出︰「制定人口政策,落實人力資源規劃工作。……評估“雙非”孕婦和兒童對各種服務的額外需求,提出應對方法。」過去香港政府沒有就人口政策諮詢公眾,梁振英要做的是上任後加快這方面的討論,從而制訂切實可行的方法。很多反「雙非」的人覺得不應該任由「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而令其子女取得居港權。這可以討論。

但灰記對「雙非」嬰必定對香港造成負擔的言論有一定的保留。可能他們部分會在香港讀書,但為何把在香港讀書看成一種負擔,難道教育下一代不是政府應盡的責任?難道「雙非」兒童長大後必成香港負擔?。至於說領取綜援,因為她/他的父母不是香港人,不可能領取綜援。她/他如要領取綜援,必須有一領取綜援的「監護人」。這些「雙非」嬰的父母會否為了那一二千元的綜援,把自己的兒女寄養於一個領綜援的人的家中,灰記不排除有這樣的父母,但會普遍嗎?

不少「雙非」父母在內地有工作或生意,他們來香港生育一是為了逃避內地的一孩政策,二亦是覺得香港是一個比內地有法治及自由保障的地方,為兒女買一個保險。正如不少內地人投資移民香港,為的是香港可保障他們的人權、自由,包括他們的財富。

是的,就是所謂核心價值,法治、自由、人權這些東西,令香港有其吸引力。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基層生活越來越困難;香港環境擠迫,工時過長,生活壓力大,這些都需要改善。但灰記接觸過不少移民香港的內地人,覺得即使香港生活壓力大,非常辛苦,但回想在大陸生活沒有安全感,經常受公權力隨便欺負,覺得香港的自由、法治很「可愛」。

弔詭的是,這些香港人和內地人都珍惜的「核心價值」,這位被中聯辦送上特首位置的梁振英,似乎看成糟糠,至少並不看重。私院為賺錢收「雙非」孕婦可以詬病,但為何現任政府要和私院磋商,而梁振英可以一聲零配額?梁今天可以叫私院「雙非」零配額,明天又可否叫某企業不做某種生意,某大專院校停辦某些學系?梁振英搏得全城掌聲的「零配額」,是否預示他的行政霸道百倍於曾蔭權?

至於「不保證」則更是踐踏法治,一味靠嚇,為的是利用中港矛盾,港人的一些「民粹」思維提高自己的聲望。灰記在此只能說,為梁振英「零配頍」、「不保證」喝采,期望「強人」治港的港人,是在加速把香港一制的「優勢」和自治,推向墳墓。

梁慕嫻的遠見及肺腑之言

此文貼出時,梁振英已在北京接受溫家寶的任命,不過其地下黨員的身份「疑惑」,不會因為他的否認而就此消失。

《我與香港地下黨》及邀請此書作者梁慕嫻來港的《開放》雜誌,今期再進一步指證梁振英的地下黨員身份。不過,早前被大陸官方網站「人民網」稱為同志的候任特首梁振英,煞有介事的在太平紳士「見證」下簽署誓章,堅決否認自己曾經加入過任何政黨。相信他會懶理這份主流社會較少關注的政論雜誌的「新證據」,反正梁和中共都覺得這個黨員身份危機總算過關,港人將信將疑也好,最重要是港人慢慢地、默默地接受中聯辦治港,地下黨治港的現實。

在梁振英多次否認自己地下黨員身份後,《開放》第11頁「中南海內慕」專欄寫道︰「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臉書(facebook)和推持(twitter)上說︰『多年以前,曾經負責香港中共地下黨工作的金堯如先生,在洛杉磯曾經親口對我說過︰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其實這句話金堯如生前對不少人說過,包括開放雜誌編輯蔡詠梅、現在台灣的時事評論員林保華、已去世的羅孚兒子羅海星等。……

金堯如生前為開放雜誌撰稿,常與蔡詠梅電話聯繫、聊天,十多年前有次蔡寫了一篇六十年代台海兩岸密使的文章,打電話向金請教港台地下黨問題。金堯如提到香港三梁(梁愛詩、梁錦松、梁振英)為中共地下黨員。他告訴蔡詠梅說,這是許家屯親自透露給他的。(灰記按︰直至八九六四後出走為止,許家屯實際是香港工委書記,即地下黨一哥,只有他知道當時所有香港地下黨員的名字)

而最早在香港公開質疑梁振英共產黨身份的是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練0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信報專欄指梁振英是共產黨幹部,隨後前香港立法局與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在信報也言之鑿鑿指「梁振英肯定是共產黨員」。(灰記按︰據一些同行說,李鵬飛曾透露梁振英曾親自打電話給他,否認自己是黨員)

因為最能證實梁振英共產黨員身份的還是許家屯,據說有港記前往加州訪問許家屯,但許家屯吞吞吐吐,不願證實。但也未否認。」

灰記相信,希望獲得中共「諒解」的許家屯,不會說出真相。如果中共給他一些甜頭,他甚至有可能幫忙否認也未定。畢竟許家屯只是中共一名官僚,因為「六四」站錯邊而要出走,並非甚麼「大徹大悟」的人,甚至與金堯如相比,也相去甚遠。老實說,如灰記這種年紀,對政治關注的人,早在十多年前梁振英說自己N屆不參選特首時,已經議論梁振英是否中共黨人,及估計他是中共培植當香港特首的人。這不是「馬後砲」,而是當時不少人的看法。而當時不少人,包括灰記都覺得梁振英這類人當道,非香港之福,想不到N年過得真快。

說回這期《開放》焦點之一的梁女士。灰記也重溫了梁女士的書,因為其實大部分都曾在《開放》閱讀過,雖然未必同意梁女士所有觀點,但仍然覺得梁女士願意說出她的經歷,以及提供她所了解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和鬥爭手法,彌足珍貴。正如《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所言︰「這些天,我將《我與香港地下黨》,不時拿來翻翻,常對照這場硝煙還沒有散去的香港特首之戰,覺得梁慕嫻對香港政局發展,確實比我們看得遠,看得透。例如她曾告訴我,她早就覺得阿爺(港人稱呼北京中央)原意就是選中C Y,梁唐之爭並不是中途才互換主跑和陪跑位置,唐原就是陪跑。她說,中央經過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曾蔭權的公務員治港,最後一定要回歸到「自己人治港」,才會放心。而唐英年揭露C Y主張用防暴隊鎮壓示威和縮短商台執照打壓新聞自由,顯示他在本質上、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上,是會接近港人治港的,……」

梁女士的書有兩篇關於特首之爭,都是寫於去年十月和十一月,即一般人認為梁振英爭取「入閘」,唐英年「坐定粒六」的時候。第一篇「梁振英︰地下黨員選特首」,梁女士早己「獨具慧眼」指出,梁振英並非無端端想入閘,也是勸退不了。

「中共多年前就處心積累要在香港實現『黨人治港』,蓄意培養梁振英成為特首就是一陰謀詭計的重要一環,所以梁振英N年前已經比任何人更早地備選︰建立個人形象,落區聯繫群眾,推銷政見等等。幾年間一路走來,無論民望有多低或被指地下黨員,他都沒有退縮猶疑過,這樣的韌性堅持,如果沒有中共在背後的支撐,他哪有膽子哪有能耐繼續備選?因此,無論大家如何勸退,他不會退出,因為選特首是黨的旨意,而不是他的個人行為。

中共之所以選擇梁振英,也許是他黨性特強非常聽話,也許是他根正苗紅得到信任,但最有可能的是在眾多出了檯面的地下黨員中,他的地下身份隱蔽得最好。因此我估計,中共不會有甚麼拍板,它早已拍皮,就是梁振英。……

現在回頭一看,可以看到中共長期計劃利用地下黨改造香港的奸計脈胳。首先,是地下黨不公開,欺負港人及特區曾蔭權政府像瞎子摸象,不明真相,任由它在這十多年間加速滲透。其次,承諾2017普選,作出談判,政改妥協,都是為了穩住陣勢,爭取時間在2012年選出一個地下黨員特首,最後,企圖五年內將可一舉把整個香港吞併掉。五年後的普選將由著他們隨意操弄,香港這塊自由之地在五年內將失陷,烏呼哀哉!」(第281-282頁)

果然五個月後,臨近三月廿五日前一兩星期,全港傳媒都陸續報道,京港兩地共官積極向選委遊說/施壓,一定要梁振英當選,民間才開始反應,「不要豬不要狼」運動才出現,22萬不滿中聯辦肆無忌憚操控選舉,干預民間投票的市民,走出來表態,超過八成不要梁振英,超過五成投白票,反對小圈子選舉。但已不能對那些自願也好,被迫也好歸了邊的選委起任何作用。而梁的文章,已在五個月前呼籲選委投良心一票。

「現在關鍵的是那1200名選委的良心了。各派崇尚自由民主人士應要提高警惕,爭奪每一個選委會的席位。不要以為小圈子選舉無關重要便無所作為。這是一個決定香港生死命運的小圈子呀!民主派的二百席選委,在關鍵時刻要適當地運用。……選委會中肯定有良心存在,拒絕中共要投票給梁振英的指令是唯一可以救香港的方法。……」(第283頁)

只是有良心,有自由意志的選委不過半,阻止不了梁振英當選。梁女士似比很多資深政論家、政壇人士,包括李鵬飛更看得準中共,幾個月前已知道中共屬意梁振英,而這些人則深信唐是在爆僭建醜聞後才被放棄。

今天梁振英當特首成定局。然而,梁女士幾個月前的前瞻性觸角,的確高於很多資深政界人士及工商大賈。她在十一月寫的「自由有無與多少的選舉—關於香港特首選戰的幾點觀察」,就已預告唐英年招架不住梁振英,請大家千萬要注意。而唐梁之爭亦是中共樂見的局面。

「在這裏,我大膽推斷,如果是雙英對決,除去二百位泛民選票不計,當餘下的一千人接到中共指令要投票梁振英時,大多數會依指令照做而讓梁當選,因唐英年實在太不濟。這樣,香港就進入被地下黨員管治的時代。但若是梁范對決的話,則可有變數,大多數人會違抗中共指令,讓范徐麗泰當選。畢竟心裏非共抗共旳港人是大多數,只要他們不會願意被一個地下黨員來管治而選擇范徐麗泰,……」(第286頁)

灰記對范徐麗泰素無好感,覺得她也是「識時務」的「變色龍」,但她的能力的確比唐英年高得多。也可能是她能力高民望高,又只是統戰對象,還不是完全自己人,所以北京不准她參選,影響「大局」,很多同行都聽聞她是被北京勸退參選的。梁女士看穿了這是中共的「高招」,以無能的唐英年讓香港人覺得別無選擇,無奈要接受梁振英。那時候,唐英年還未有僭建醜聞呢。

灰記同意梁女士的分析,如果那個不是唐英年,而是其他較有能力,起碼表達能力好一點的人,中共未必能如意把梁振英推上特首「寶座」。問題是老謀深算的中共,看中「望子成龍」心切,但完全不顧自己兒子如何不濟的唐翔千夫婦的自私,也了解工商大賈的吃慣免費政治午餐的慵懶,以及一般的選委看風駛,唯唯是諾的沒骨氣,把扶不起的阿斗捧成「大熱門」。

造成今天的局面,除了怪中共要操控一切的權力欲,要怪還是怪香港統治精英權貴階層,為了坐享免費政治午餐帶來的制度性利益傾斜,即所謂地產金融霸權,依賴中共阻撓民主進程,依賴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的蔭庇,沒有能代表自己階級,又經得起直選考驗的政治力量,到頭來被中共完全架空。至於廣大庶民應如何反應,是否應如社協主任何喜華那麼樂觀,期望梁振英「穩中求變」,或如聲稱代表基層,中共嫡系組織之一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的所謂給「大和解」一個機會?

再回到本文的主角梁慕嫻。她在同一文章寫道︰「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構思了一個『聯合執政統一戰線政府』的稱號。這個提法明顯地是以中共為主導一方,去招攬各方人等包括泛民主派加入政府。只有共產黨全面執政了,才會想著如何去統戰各方勢力,這與一向有人提出的『執政聯盟』或『八黨聯盟』的平起平坐,共識共存,帶有根本不同的意義。鄭耀棠說得太露骨了,等不及了。

情形就像1949年毛澤東全面掌握中共政權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假意組織聯合政府,招攬一些民主人士做做官一樣,……」(第285頁)

更何況,現在中共強調是建制派,或梁女士所稱建制派與幹部隊伍的大和解,與泛民無關。但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告訴大家,這是招降︰

「六. 記得儲安平(灰記︰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民主黨派人士,前《光明日報》總編輯)說過︰『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有』『無』的問題了。要知道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意志。』現在香港面臨的選擇是︰如果中共間接統治,這個自由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若中共直接統治,則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現在香港是梁女士所言,中共透過地下黨直接統治香港。可能不少人都抱著中共遲早全面接管香港的心態,覺得誰當特首也沒分別,這些人甚至還期望梁振英有所作為,令地產霸權稍為收歛。灰記已講過很多次,梁振英並非代表基層,而是代表中共/大陸權貴、香港新興地產及專業勢力等。只要看看其政綱其實與唐英年沒有分別,甚至民生政策更保守虛浮便可見一斑。而他執政的問題是對自由,甚至「民主」的重大威脅。

灰記看過不少中共「反右」的書本,對中共49年建政後,幾年間如何輕易收拾已是囊中物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走向一黨獨裁,以及在缺乏制衡下如何禍國殃民,很有體會,覺得過來人梁慕嫻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

其實今天的香港「非共」力量處境不會比當年的民主黨派差,起碼有個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承諾。只是太多只顧眼前利益,對中共唯唯是諾的選委,太多善忘的香港人,太多怕民主爭論很煩很沒效率的「現實主義」者,造就中共透過推舉「有能力」的自己人上台,如此這般地進一步直接掌控香港。此時此刻,梁振英/中共治港已是「災難」,更災難的是很多香港人還是不願覺醒,不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轉變不會是一朝一夕),而是麻醉在中共家長式的「關愛」語言中,甘當強權下的順民。

關於「反英抗暴」

四月一日的「反中聯辦治港」大遊行,橫額口號眾多,其中街工的黑旗白字,寫著「反英抗暴」,頗有意思。這個「反英抗暴」,指的當然是反梁振英,抗暴的意思,灰記理解為,中共的粗暴操控小圈子選舉,無所不用其極,必須反抗;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未來可能的23條立法,進一步打壓自由等的暴政說不。

港共元老吳康民這類愛黨人士,其所屬的傳統「左派」/「愛國」陣營的選委,被中共/ 中聯辦一聲令下,全部歸邊投梁振英一票,不能亂說亂動,自然對過萬市民衝著中共在香港的官方代理怒吼,看不過眼,說四月一日的示威煽情。灰記不知吳老是否也覺「反英抗暴」的標語煽情?概「反英抗暴」是港共及「左派」人士於六十年代,反港英政府的一大搞作,如今被用作反梁振英新政府的標語,是何等諷剌的事。

「反英抗暴」或曰「六七暴動」,是傳統「左派」對殖民統治最大規模的抗議騷動,為時幾個月。由新蒲崗人造膠廠罷工引發的「抗爭」/「暴動」,港英政府強力鎮壓,「左派」組織及群眾的誓不罷休。結果造成五十二人死,約八百人受傷,包括「左派」群眾、警員、及市民等。亦有大量「左派」人士被捕,坐牢……。

關於「反英抗暴」,很多人講過。早前回港反梁振英當特首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在她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亦有講到六七年的這場暴動,提供了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審視這重大歷史事件。

梁女士是那時百多個跟港英鬥爭的鬥委會的其中一個小頭頭,負責帶領「官津補私」的學生。她以過來人身份反省「暴動」,並向港人及受她影響而參與「暴動」,而蒙受損失的人道歉。她反省的其中一點的,就是「左派」內部是完全受大陸「文革」當權派的影響,做了很多扭曲人性的事。

「……往後,香港『左仔』的大集會,都緊跟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走,進行『鬥私批修』和『階級教育』,『官津補私』也不例外。在大會上或座談會中,學生都把自己的私心,甚至性生活都『鬥』了出來,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誰『鬥』得最『徹底』,就最革命。好像把自己脫光衣服,擺在大家面前,供人欣賞,才算英雄。……」(第9頁)

除此之外,一些探貧問苦的活動,也是姿態多於實際,目的就是要證明「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

「……曾組織學生到香港仔涌尾訪問,那裏住了許多艇戶,生活困苦。又曾組織學生訪問盲女阿彩,協助她改善一下生活,一位學生看過艇戶的窮困生活情況後說︰『看看,這麼眾多的窮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們,毛主席真偉大!』這位單純的學生真的就如此相信了。唉!我當時是多麼地高興他的『覺悟』呀!這是我們進行愛國教育的典型事例。那時的香港,還未經歷七十年代的起飛,貧苦大眾的悲慘生活的確使我們心靈震動,但我們沒有如劉千石先生那樣成為改革社會的工作者,因為我們訪貧問苦並不真要改造社會,為窮人做點事,而是一種手段去發展愛國勢力,去達到毛主席英明偉大的目的。……」(第9-10頁)

「反英抗暴」過了近三十年,被中共以誘捕,以「間諜罪」被軟禁於北京的「左派」報人羅孚,回港後為「六七暴動」的過激行為,向香港市民及當時被迫害的「左派」群眾道歉。梁女士亦乘時以給羅孚公開信的形式,寫了「地下黨應出來道歉」的文章(收錄於《我與香港地下黨》),除了自己鄭重道歉,還要求當年策動這場暴動的幕後組織,香港工委出來道歉。

「……那時候,我和你一樣,也參加了『鬥爭』,當了一名小頭頭。在青年學生社團『學友社』裏,領導官津補私學生參加鬥爭,高喊『粉碎奴化教育』。由最初的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演變成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我們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思想受它的控制,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參與了那些無聊的『鬥爭』。……」(第18頁)

不但如此,中共地下黨還發動「城市遊擊戰」,擺放真假土製炸彈,燒死反共播音人林彬及其黨堂弟,嚇怕了一般市民,令大多數人轉而支持港英的鎮壓行動。「反英抗暴」失敗,但中共地下黨不作檢討,也不向受盡牽連的「左派」群眾講過明白。

「……上級的傳達︰『鬥爭路線錯誤了,要停止一切行動。』我想︰錯了?原因何在?為甚麼發起?為甚麼失敗?多少人受害?誰應負責?這些問題當時完全沒有解決。多年後把全部責任推給四人幫,……(第18頁)

那麼,誰錯了?從『六七暴動』開始時群眾的訴求看,它與天星小輪事件,盲人工廠工潮,反貪污捉葛柏等運運動有共同的一面,就是『反殖』。根源都是對港英統治,社會不公的不滿。……所不同之處是『六七暴動』由中共發起和領導,其他則是一群有理想,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社會精英自發的運動。中共硬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加在運動中,把群眾反殖的激情和行動扭轉,用以印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推動行動無限升級,引起市民反感而反去支持力。中共並不真心反殖,是否鬥垮港英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以民族主義的招牌吸引群眾參加,達至發展中共勢力,發展地下黨員的目標。」(第19頁)

回看歷史,六十年代西方左翼及自由主義青年反建制,把哲古華拉、毛澤東等看成革命導師,香港的「左派」群眾對毛澤東思想著迷也很正常。關鍵就是西方反建制青年,支持全球反殖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反越戰,支持阿、非、拉的獨立運動。偏偏香港這個殖民地鬧不起獨立。中共香港地下黨及親共團體所發起的「反英抗暴」運動,是受澳門「一二三」事件影響/啟發,澳葡政府向中共澳門地下黨及親共團體屈服,同意道歉。從此,澳門變成澳葡政府與中共澳門代理共治的局面。香港「左派」希望複製澳門的「革命成果」,所以有「英國人不低頭,便要走頭」的口號。

但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人,政治意志和能力遠比沒落的葡萄牙人強,當知道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便採取強硬手段對付親共「左派」,最終因為「左派」的過激行動,嚇怕了佔大多數的中間市民,「左仔」從此成了負面標籤。而英國人亦汲取教訓,逐步改善管治,收買民心。七、八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代成長,投入社會,關始意識自己除了中國人以外的香港人身份。一些學運、壓力團體以至獨立左傾分子,對社會改革提出訴求,對英國殖民主義反感。

說到這裡,灰記不得不提七十年代的「國粹派」(學運多數派,由中共地下黨動員吸納)與「社會派」(較有獨立思考的少數派)之爭。梁女士的書也有涉及七十年代的學運,不過,她認為「國粹派」並不愛護中國國粹,而是「親共派」。

「……當時『親共派』學生乘保釣運動之勢崛起,並在運動的高潮中,搶奪運動的領導權,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提出『認中關社』的口號,『認中』就是『認識中國』,舉辦中國週及回國參觀學習活動,包括井崗山,韶山,延安以及廣州等地。『關社』即『關心社會』,曾進行訪貧問苦等階級教育活動,從中認識『共產黨解放中國貧苦人民』之偉大。其實質是利用這兩個法寶進行親共意識型態教育,以達發展組織的目的,並不具備改革社會的雄心壯志,也並無參與社會鬥爭運動的意欲,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第163頁)

換言之,經過「反英抗暴」一役,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親共派」,了解到黨對香港「長期準備,充份利用」的政策,已不會真心進行反殖鬥爭。曾是學運「社會派」一員的Q仔曾經為抗議七五年英女皇訪港而與「國粹派」爭論,「國粹派」當然以大局為重等的理由,「勸喻」不要抗議英女皇訪港,但那些有自由意志的學生及青年,認為英女皇是殖民地的象徵,反殖必定要抗議其訪港。當時有獨立的進步刊物,曾經以反英女皇作為封面,被港英政府控告,結果也不了了之。

而七六年毛澤東死,四人幫倒台,震動「國粹派」及整個「左派」。但原本這些人大都並非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嚮往社會主義祖國」的民族主義者,加上組織上依附中共,很快便擁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當八十年代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港人缺席的談判,「左派」更不會提反殖和社會改革,他們跟依附殖民政府,及樂於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本地工商界,竟然成了阻撓反殖和改革的共謀,直至今天亦如是。在中英兩個「巨人」的夾縫中,對中共專制獨裁有所抗拒/警惕的民主派及民間團體,以至自由派及獨立左翼人士,扮演了推動社會改革/民主進程的角色,但舉步維艱。

今天主權移交多年,但「反殖」其實並未完成,當年「反英抗暴」的旗幟仍然適用,只是對象由英殖民統治者,換成中共及其親密代理人梁振英吧了。而當年對付「左派」群眾的公安惡法,消除了部分,但代替了英國人的中共代理,會千方百計的利用強硬執法,政治檢控對付示威人士。而23條立法,則是最終欲消滅反對聲音的一步。

反倒退還是反改革?

四月一日的「反梁振英」、「反西環治港」遊行後,聽到一位在大專界當行政的友人說,其任職的院校,不少人都希望梁振英當選,道理十分簡單,就是覺得香港是一個悶局,需要有所改變。一些工商界政黨中人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稱自己及唐英年所代表的是保守意念,梁振英所代表的是改革意念。他甚至對記者說,擔心梁振英會帶來大政府「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革。自命站在左傾/「進步」一方的灰記,聽後不禁語塞。難道反梁振英就是反改革?灰記此刻又想起已故「泛民」大老司徒華生前對香港局勢的分析,簡單而言,就是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沒有民主,香港的鬥爭焦點是反倒退。現在是反倒退還是反改革?政治果真弔詭。

過萬遊行人士當中,的確有不少因恐共而來,「我愛香港,不愛共產黨」是其中一個叫得最響的口號。打從唐英年指控梁振英說過要用防暴隊和催淚彈對付示威者,及建議整頓商台後,民間不斷強調要捍衛「核心價值」,連那位高調挺唐的最大「大孖沙」李嘉誠,在梁當選後,也大談香港的「核心價值」,即所謂法治和自由,是資產階級罕有的政治表態,仿佛資產階級要同民眾站在一起,仿佛這是香港人從來就享有的權利,仿佛殖民統治等同法治和自由。如大家沒有善忘,「泛民」的一些「元老級」人物,如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在325前夕呼籲選委投給民望極低的傳統資產階級代表唐英年,說情願唐做特首,也不要梁做特首,理由也是香港「核心價值」vs梁振英所代表的中共強硬意識型態。

但所謂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近三十年的「新生事物」,而香港的資產階級並沒有為建立這些「核心價值」,付出過任何代價。殖民地的高壓統治,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本地民權意識逐步提高,港英改變統治策略後才逐步改變。香港的所謂人權、法治和自由,是在殖民統治者要撤退的二十年光景才慢慢建立,基礎其實一點也不鞏固。

四月一日,除了例行巡遊,一群青年為主的示威者留在中聯辦外,有人與警方對峙而被對著眼睛施放胡椒噴霧,有人展開討論,當中有人對「五十年不變」提出質疑,向現場示威者提香港是否要變得更民主,更注重人權?是否要改變現在官商勾結的政經格局?要改變又如何改變?灰記認為這些問題十分make sense,也許亦是只得一句「反倒退」的主流泛民為何越來越脫離「群眾」,特別是被年青人「唾棄」的根本原因。

年青一代的質問,香港「如何走過來」及「如何走下去」,曾經歷香港十分被動及緩慢的「民主自治」道路的「老餅」,包括灰記這類「積極觀察者」都有責任作出更多回應。灰記的這個博客,書寫了不少灰記所有限認知的香港歷史,算是略盡綿力履行責任,往後亦如是。

說到資產階級與「核心價值」。灰記要介紹學者安徒所寫,四月一日登於《明報》的後325文章「百年夢醒恨狠來」,對香港資產階級從來習慣與統治者同謀的買辦性格有很獨到的描述︰

「……香港的世家大族,那些原先依靠香港本土而發迹成長的本地資產階級,一直以來都活在上面所說的那種童話世界,安於現狀。因為一百多年以來,急劇的歷史及政治變動,都在香港身旁擦身而過。無論是晚清、民國還是共產時期,香港都為他們提供了屏障,把歷史和政治的危機轉化為他們致富的『機遇』。他們藉資訊之利,懂得看準形勢,聯通華洋內外。他們沒有太大的政治野心,但在政治上卻曉得長袖善舞之術,不計意識形態。於是,他們既能與蔣介石握手,與毛澤東親和,也能與鄧小平共舞。……」

對他們來說,除了因文革影響而造成的社會動盪(所謂「反英抗暴」),有短暫的衝擊,以至89年「六四」北京屠殺,有短暫的恐慌。但眼見中共逐步走資,又恢復生意人實用主義的目光,很快便與血腥政權修補關係。

「於是乎,他們樂於親共,樂於愛國,樂於北進,也樂於成為建制派,高歌和諧及融合的種種主流論調。他們滿有自信,錢可通神。沒有了英國的殖民主義,中國一樣可以把殖民主義體制的優點,高度發揮。沒有了自由主義架構規範的資本主義,同樣可以在共產黨的支配底下,把資本主義建設得更為有效。……

香港本地資產階級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冷淡、疏離,甚至抵制,其根源實來自他們出身自『買辦階層』的軟弱性。而其軟弱性,又根源於他們歸根結柢的雙重依賴性,一方面是依賴於殖民主義體制,另一方面是依賴於國內官僚資本主義的庇蔭。他們不是沒有政治意覺,而是從不敢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

無怪乎香港的民主進程的最大阻撓者,除了中共,就是香港資產階級。地下黨的浮面,梁振英成為「真命天子」,讓這群工商大賈如夢初醒,終於明白吃慣免費政治午餐的代價。

「或者,直至今天,我們的本地資產階級才認識到,共產黨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有力控制那些進行統治的力量,而是它也能早早地安排和培植,那些反對這些統治的力量,隨時候命。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這場特首選戰不單打散了『建制派』的團結假象,也瓦解了回歸以來經營了十多年的管治霸權,及終結了本地資產階級和共產黨之間超過二十年的蜜月。以後,無論有多少人會被梁營重新安撫,重新納入新的建制力量陣營,肯定的是,『牧羊犬』的『狼』相畢露,將會是一個無法癒合的創傷。」

安徒寄言香港的資產階級,經過這次「建制派分裂」,經過這次中共在港的實際「奪權」,如果真的覺悟及對歷史有承擔,便應擔起過去西方資產階級曾經擔當過的進步角色,並願意為此而付出代價。

「在選戰後期,唐英年狗急跳牆地也大聲支持香港雙普選。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本人是否轉投民主派,而是本地資產階級是否有決心推動民主改革,深切認識到資本主義的長遠利益,並不在維持一個由保護殖民特權而延伸的後九七體制,而是認識到,曾經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資產階級,其進步性在於敢於與王朝角力,抵制封建貴族的復辟,推動自由主義的意識啟蒙。在今日,如果唐英年、田北俊等人,也真有他們所說的一股良知力量,推動他們去揭露曾經意圖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言行,那他們亦應知道,敢於忤逆王權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優良傳統價值,也是今日維護香港抵禦黨國支配大趨勢的『本土利益』所在。

為着草根民眾所切身感受到的黨國圍城危機,香港近年先後發展了重點不同的『本土主義』,然而無論是哪種路線,都深懼資本與黨國的合謀,出賣本土利益。如果本地資產階級今日也能分擔一點草根民眾那種被黨國圍城的焦慮,進而積極發展出一種另類選擇(例如布爾喬亞版的『本土主義』?),令人不致走向仇富抑商的民粹主義結論,並為野心家所利用,那今天『唐營』敗選的教訓,在歷史上最終怕也會有公正的評價。」

究竟有多少有「遠見」的資產階級代表,在黨國選戰後的招安政治中站穩陣腳,願意犧牲一點經濟,以至政治利益,讓草根民眾,以至對官商勾結的政經格局感覺壓抑的中產人士,感到他們「愛港」並非只為了盡攬利益,願意建立一套比現在更進取,較合乎多數人利益的資產階級意識型態,以取代只求保守現存壟斷利益,以對抗逐步強勢進場的黨國官商壟斷利益,灰記不敢過份樂觀。

對於四月一日為數不少的年青人,以至灰記,香港資產階級的保守落後性,勾結政權以謀取最大利益已深入民心,難寄予厚望,這亦是唐英年民意戰敗於梁振英的主因。而「泛民」無甚作為的「反倒退」例行公事,亦越來越不能滿足求變的市民的期望。現在面對更有組織力,更強大意志的對手,「泛民」如果仍希望有所作為,實在要有比光喊「核心價值」,光喊「狼來了」,光銷售恐共情緒,更堅決、更具體的行動綱領,否則「反退倒」只會變成了「反改革」,因為「泛民」最終跟資產階級一樣,不會為捍衛「核心價值」,為推動改革而付出任何代價 。而歸根究底,香港的真正的「核心價值」就是「走精面的短視」,沒有為「長遠利益」付出的打算,也許是時候清算這個「核心價值」。

 

325之後

三月廿五日之後,有人覺得叫喊「狼來了」叫多了,叫得非理性了。facebook甚至有教師文化人留言,對舖天蓋地反梁聲音覺得很膩,對互聯網上的「恐狼」聲很不以為然。

KELVIN NG 照片

灰記覺得反梁振英是應有之義,因為他代表中共/中聯辦更明目張膽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踐踏一國兩制,為何不能反?熟悉大陸的時評論員劉銳紹對同行說,梁振英當選後高調走訪中聯辦,就是要把西環(中聯辦)管治中環(特區政府)合理化,就是要香港人慢慢習慣。他批評這樣做會令一國兩制更被削弱,令特區政府獨立性更成疑,梁振英管治更困難。他是從中共管治的角度去看,覺得這樣做「愚不可及」,但灰記從香港人立場看,覺得十分可惡。

另外,facebook的一些惡搞圖,把他跟毛澤東和希特拉等量齊,倒實在抬舉了他,梁振英只是中共的馬前卒吧了。「恐狼」其實出於恐共,灰記雖然覺得恐共無補於事,但卻「情有可原」。中共源自斯大林主義的毛式專制獨裁,對中國人民恐怖統治造成的災難,多讀一點歷史,也不會沒有感受。

今日中國沒有了毛澤東的「無上權威」,換上「現代化」的面貌,但中共骨子裡的專制,對人民的不信任,對異議聲音的敵視,開動起專政機器維穩時,平民、異議者遭受的苦痛一點不輕。輕則被驅趕,被監視,重則秘密拘禁和判刑。在這種專制統治下,人民心生恐懼是正常的。所謂恐怖統治,不就是要人民懼怕而噤若寒蟬。但今天看來,大陸人民也不再默默忍受,中共的維穩統治並不完全見效。

但作為專制主義者,中共要收緊對香港的統治是時間問題,這次中共完全不避嫌,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威迫利誘推其同路人梁振英上台,其要「更好」利用香港之心昭然若揭。換言之,新政府實施的政策,可能越來越考慮「國家」利益(分分鐘是中共官僚權貴的利益),甚至不惜犧牲香港利益。認清這個事實,就只有靠香港未完全受蠶食的自由空間,跟中共及其代理人作抗爭。

換言之,這次可能是繼「九七」的又一次的「改朝換代」,以中共及梁振英的強硬作風,「強勢治港」。梁振英的鷹派作風,城市大學的教職員相當清楚。有同行訪問教職員工會主席馮偉華,馮指他當校方董事會主席時,打壓工會不遺餘力,有人停電不讓工會於晚上舉行集會;工會發電郵質疑誰為了「擦鞋」而出此下三流手段,結果換來每個工會執委收到律師信,說他們誹謗董事會,諷剌的是,工會根本沒有說過是董事會做的。更甚者,馮偉華任教科系的系主任也收到警告信,而系主任根本與工會沾不上任何關係。最讓人感到氣憤的是,校方竟然收回工會用了十多年的辦事處。無怪乎這位新任特首,在城大教職員最近一次民調的評分如此低。

當然,有人會疑問,馮偉華是泛民中人,可能會誇大梁振英的負面形象,但原來有「左派」中人私下向灰記同行透露,愈熟悉梁振英的人,愈對他難以信任。灰記不排除這反映中共地下黨的內部不同系統的互相猜忌,概中共內鬥之殘酷,很多過來人都書寫過。但無論「左派」內部,以至非共人士都對梁振英為人有所保留,則是一個警號。正如那位現在頻向梁振英送秋波的變色龍葉劉淑儀,被自由黨的周梁揭發,曾說過「梁振英會害人」。灰記倒不因人廢言,覺得葉劉這句話並非無的放肆,甚至是對梁振英最傳神的描述。不過,灰記不會輕信葉劉跟著說的那句,「我不會害人」,這位權力欲甚強的政客,未必不會不為了「上位」而不害人。可惜很多人卻忘記了她03年硬推23條的嘴臉,把她捧成最受歡迎的議員。

說回梁振英,總之其為人跟現在不斷「親民」的作風有很大不同,則肯定是事實。就以街工為例,差不多一年前,他們邀請當時公開說「當仁不讓」,但民望極底的梁振英討論屋屋及民生問題,梁單人匹馬赴會,表現誠懇,還說公屋建屋量不足,要建多些公屋,一年一萬八千個單位也不夠。但當他知道中共屬意他當特首後,為了安撫地產界和工商界,政綱不再提要大量興建公屋,民生政策甚保守,相比唐英年的政綱也不見得進取。

而他當選第二天,街工往請願,他三次遇到街工請願者,也不願接情願信,變臉速度之快,讓人嘆為觀止。當然有人會說,唐英年以至曾蔭權不也是不理民意,政客就是如此。是的,所以灰記跟很多市民一樣,反對唐英年和曾蔭權的同時,也反對梁振英。而街工的區議員更對記者說,曾蔭權等不理市民,大家心裡有數,不會有期望。而梁振英是起初要製造一個親民形象來突圍,難免令人有「過橋抽板」之感。

不過,當日力撐梁振英「入閘」的社協主任何喜華有不同看法。可能梁振英應承他3月31日到深水埗跟基層市民舉行論壇,令何覺得社協仍受重視。但灰記對梁振英有「偏見」,覺得他這一連幾天的「親民騷」,最重要的目的是消減民間團體及「泛民」四月一日「反梁振英」、「反西環治港」遊行的「聲勢」。選擇何喜華的社協,是因為社協沒有反小圈子選舉,沒有批評他民生政策大縮水,沒有質疑他反自由的意識型態。三月廿五日的反小圈子選舉遊行,很多基層團體都有參與,獨欠社協。灰記相信四月一日,甚至七月一日的遊行社協也不會參加。

跟很多同行一樣,灰記絕不懷疑社協服務基層的誠意,不過,一些重大的民生政策,如全民退保等,必須民間團體通力合作爭取,一些對抗反自由的行動,例如反23條等,必須民間團體互相支援,才能結成捍衛自由的聯盟。何喜華說會繼續監察政府,但願他不會因為社協可能受新政府更多資助,而減少批評政府民生政策的不是,甚至對新政府壓制自由的舉動視而不見。如果梁振英最終「過橋抽板」,社協也有義務將其真面目公諸於世。

社協對梁振英的態度,又令想起facebook上,那位教師文化人。他說︰「……梁振英要做野爭民望,採強硬手腕,難道大家真係唔想睇下佢點對付班土豪劣紳,撐林鄭對付丁屋僭建,處理雙非問題,以及令四大地產商收斂一下,難道這不是大家想見的嗎?大家心知肚明,特區政府此時此刻執政就是需要效率,日日睇住班得個講字既議員係度吵鬧,真係仲未煩夠咩?」

這也許是不少港人的心態,正所謂「有能力」的人「帶領香港」,懶理梁振英代表的中共及不同的上層利益。灰記總覺得,如果有越來越多人認為民主煩亂,民主沒效率(更可況香港是向工商界傾斜的半民主議會,基層利益往往被犧牲,爭取全面普選,是維護基層大眾的利益的第一步。而如預期普選後(如果爭取到的話)的議會會更吵鬧,這是民主的代價),可能意味越來越多香港人接受威權主義,這正中中共的下懷,所謂一手硬一手軟,胡蘿蔔加棍子。香港離順民政治究竟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