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慕嫻的遠見及肺腑之言

此文貼出時,梁振英已在北京接受溫家寶的任命,不過其地下黨員的身份「疑惑」,不會因為他的否認而就此消失。

《我與香港地下黨》及邀請此書作者梁慕嫻來港的《開放》雜誌,今期再進一步指證梁振英的地下黨員身份。不過,早前被大陸官方網站「人民網」稱為同志的候任特首梁振英,煞有介事的在太平紳士「見證」下簽署誓章,堅決否認自己曾經加入過任何政黨。相信他會懶理這份主流社會較少關注的政論雜誌的「新證據」,反正梁和中共都覺得這個黨員身份危機總算過關,港人將信將疑也好,最重要是港人慢慢地、默默地接受中聯辦治港,地下黨治港的現實。

在梁振英多次否認自己地下黨員身份後,《開放》第11頁「中南海內慕」專欄寫道︰「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臉書(facebook)和推持(twitter)上說︰『多年以前,曾經負責香港中共地下黨工作的金堯如先生,在洛杉磯曾經親口對我說過︰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其實這句話金堯如生前對不少人說過,包括開放雜誌編輯蔡詠梅、現在台灣的時事評論員林保華、已去世的羅孚兒子羅海星等。……

金堯如生前為開放雜誌撰稿,常與蔡詠梅電話聯繫、聊天,十多年前有次蔡寫了一篇六十年代台海兩岸密使的文章,打電話向金請教港台地下黨問題。金堯如提到香港三梁(梁愛詩、梁錦松、梁振英)為中共地下黨員。他告訴蔡詠梅說,這是許家屯親自透露給他的。(灰記按︰直至八九六四後出走為止,許家屯實際是香港工委書記,即地下黨一哥,只有他知道當時所有香港地下黨員的名字)

而最早在香港公開質疑梁振英共產黨身份的是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練0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信報專欄指梁振英是共產黨幹部,隨後前香港立法局與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在信報也言之鑿鑿指「梁振英肯定是共產黨員」。(灰記按︰據一些同行說,李鵬飛曾透露梁振英曾親自打電話給他,否認自己是黨員)

因為最能證實梁振英共產黨員身份的還是許家屯,據說有港記前往加州訪問許家屯,但許家屯吞吞吐吐,不願證實。但也未否認。」

灰記相信,希望獲得中共「諒解」的許家屯,不會說出真相。如果中共給他一些甜頭,他甚至有可能幫忙否認也未定。畢竟許家屯只是中共一名官僚,因為「六四」站錯邊而要出走,並非甚麼「大徹大悟」的人,甚至與金堯如相比,也相去甚遠。老實說,如灰記這種年紀,對政治關注的人,早在十多年前梁振英說自己N屆不參選特首時,已經議論梁振英是否中共黨人,及估計他是中共培植當香港特首的人。這不是「馬後砲」,而是當時不少人的看法。而當時不少人,包括灰記都覺得梁振英這類人當道,非香港之福,想不到N年過得真快。

說回這期《開放》焦點之一的梁女士。灰記也重溫了梁女士的書,因為其實大部分都曾在《開放》閱讀過,雖然未必同意梁女士所有觀點,但仍然覺得梁女士願意說出她的經歷,以及提供她所了解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和鬥爭手法,彌足珍貴。正如《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所言︰「這些天,我將《我與香港地下黨》,不時拿來翻翻,常對照這場硝煙還沒有散去的香港特首之戰,覺得梁慕嫻對香港政局發展,確實比我們看得遠,看得透。例如她曾告訴我,她早就覺得阿爺(港人稱呼北京中央)原意就是選中C Y,梁唐之爭並不是中途才互換主跑和陪跑位置,唐原就是陪跑。她說,中央經過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曾蔭權的公務員治港,最後一定要回歸到「自己人治港」,才會放心。而唐英年揭露C Y主張用防暴隊鎮壓示威和縮短商台執照打壓新聞自由,顯示他在本質上、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上,是會接近港人治港的,……」

梁女士的書有兩篇關於特首之爭,都是寫於去年十月和十一月,即一般人認為梁振英爭取「入閘」,唐英年「坐定粒六」的時候。第一篇「梁振英︰地下黨員選特首」,梁女士早己「獨具慧眼」指出,梁振英並非無端端想入閘,也是勸退不了。

「中共多年前就處心積累要在香港實現『黨人治港』,蓄意培養梁振英成為特首就是一陰謀詭計的重要一環,所以梁振英N年前已經比任何人更早地備選︰建立個人形象,落區聯繫群眾,推銷政見等等。幾年間一路走來,無論民望有多低或被指地下黨員,他都沒有退縮猶疑過,這樣的韌性堅持,如果沒有中共在背後的支撐,他哪有膽子哪有能耐繼續備選?因此,無論大家如何勸退,他不會退出,因為選特首是黨的旨意,而不是他的個人行為。

中共之所以選擇梁振英,也許是他黨性特強非常聽話,也許是他根正苗紅得到信任,但最有可能的是在眾多出了檯面的地下黨員中,他的地下身份隱蔽得最好。因此我估計,中共不會有甚麼拍板,它早已拍皮,就是梁振英。……

現在回頭一看,可以看到中共長期計劃利用地下黨改造香港的奸計脈胳。首先,是地下黨不公開,欺負港人及特區曾蔭權政府像瞎子摸象,不明真相,任由它在這十多年間加速滲透。其次,承諾2017普選,作出談判,政改妥協,都是為了穩住陣勢,爭取時間在2012年選出一個地下黨員特首,最後,企圖五年內將可一舉把整個香港吞併掉。五年後的普選將由著他們隨意操弄,香港這塊自由之地在五年內將失陷,烏呼哀哉!」(第281-282頁)

果然五個月後,臨近三月廿五日前一兩星期,全港傳媒都陸續報道,京港兩地共官積極向選委遊說/施壓,一定要梁振英當選,民間才開始反應,「不要豬不要狼」運動才出現,22萬不滿中聯辦肆無忌憚操控選舉,干預民間投票的市民,走出來表態,超過八成不要梁振英,超過五成投白票,反對小圈子選舉。但已不能對那些自願也好,被迫也好歸了邊的選委起任何作用。而梁的文章,已在五個月前呼籲選委投良心一票。

「現在關鍵的是那1200名選委的良心了。各派崇尚自由民主人士應要提高警惕,爭奪每一個選委會的席位。不要以為小圈子選舉無關重要便無所作為。這是一個決定香港生死命運的小圈子呀!民主派的二百席選委,在關鍵時刻要適當地運用。……選委會中肯定有良心存在,拒絕中共要投票給梁振英的指令是唯一可以救香港的方法。……」(第283頁)

只是有良心,有自由意志的選委不過半,阻止不了梁振英當選。梁女士似比很多資深政論家、政壇人士,包括李鵬飛更看得準中共,幾個月前已知道中共屬意梁振英,而這些人則深信唐是在爆僭建醜聞後才被放棄。

今天梁振英當特首成定局。然而,梁女士幾個月前的前瞻性觸角,的確高於很多資深政界人士及工商大賈。她在十一月寫的「自由有無與多少的選舉—關於香港特首選戰的幾點觀察」,就已預告唐英年招架不住梁振英,請大家千萬要注意。而唐梁之爭亦是中共樂見的局面。

「在這裏,我大膽推斷,如果是雙英對決,除去二百位泛民選票不計,當餘下的一千人接到中共指令要投票梁振英時,大多數會依指令照做而讓梁當選,因唐英年實在太不濟。這樣,香港就進入被地下黨員管治的時代。但若是梁范對決的話,則可有變數,大多數人會違抗中共指令,讓范徐麗泰當選。畢竟心裏非共抗共旳港人是大多數,只要他們不會願意被一個地下黨員來管治而選擇范徐麗泰,……」(第286頁)

灰記對范徐麗泰素無好感,覺得她也是「識時務」的「變色龍」,但她的能力的確比唐英年高得多。也可能是她能力高民望高,又只是統戰對象,還不是完全自己人,所以北京不准她參選,影響「大局」,很多同行都聽聞她是被北京勸退參選的。梁女士看穿了這是中共的「高招」,以無能的唐英年讓香港人覺得別無選擇,無奈要接受梁振英。那時候,唐英年還未有僭建醜聞呢。

灰記同意梁女士的分析,如果那個不是唐英年,而是其他較有能力,起碼表達能力好一點的人,中共未必能如意把梁振英推上特首「寶座」。問題是老謀深算的中共,看中「望子成龍」心切,但完全不顧自己兒子如何不濟的唐翔千夫婦的自私,也了解工商大賈的吃慣免費政治午餐的慵懶,以及一般的選委看風駛,唯唯是諾的沒骨氣,把扶不起的阿斗捧成「大熱門」。

造成今天的局面,除了怪中共要操控一切的權力欲,要怪還是怪香港統治精英權貴階層,為了坐享免費政治午餐帶來的制度性利益傾斜,即所謂地產金融霸權,依賴中共阻撓民主進程,依賴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的蔭庇,沒有能代表自己階級,又經得起直選考驗的政治力量,到頭來被中共完全架空。至於廣大庶民應如何反應,是否應如社協主任何喜華那麼樂觀,期望梁振英「穩中求變」,或如聲稱代表基層,中共嫡系組織之一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的所謂給「大和解」一個機會?

再回到本文的主角梁慕嫻。她在同一文章寫道︰「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構思了一個『聯合執政統一戰線政府』的稱號。這個提法明顯地是以中共為主導一方,去招攬各方人等包括泛民主派加入政府。只有共產黨全面執政了,才會想著如何去統戰各方勢力,這與一向有人提出的『執政聯盟』或『八黨聯盟』的平起平坐,共識共存,帶有根本不同的意義。鄭耀棠說得太露骨了,等不及了。

情形就像1949年毛澤東全面掌握中共政權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假意組織聯合政府,招攬一些民主人士做做官一樣,……」(第285頁)

更何況,現在中共強調是建制派,或梁女士所稱建制派與幹部隊伍的大和解,與泛民無關。但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告訴大家,這是招降︰

「六. 記得儲安平(灰記︰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民主黨派人士,前《光明日報》總編輯)說過︰『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有』『無』的問題了。要知道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意志。』現在香港面臨的選擇是︰如果中共間接統治,這個自由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若中共直接統治,則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現在香港是梁女士所言,中共透過地下黨直接統治香港。可能不少人都抱著中共遲早全面接管香港的心態,覺得誰當特首也沒分別,這些人甚至還期望梁振英有所作為,令地產霸權稍為收歛。灰記已講過很多次,梁振英並非代表基層,而是代表中共/大陸權貴、香港新興地產及專業勢力等。只要看看其政綱其實與唐英年沒有分別,甚至民生政策更保守虛浮便可見一斑。而他執政的問題是對自由,甚至「民主」的重大威脅。

灰記看過不少中共「反右」的書本,對中共49年建政後,幾年間如何輕易收拾已是囊中物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走向一黨獨裁,以及在缺乏制衡下如何禍國殃民,很有體會,覺得過來人梁慕嫻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

其實今天的香港「非共」力量處境不會比當年的民主黨派差,起碼有個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承諾。只是太多只顧眼前利益,對中共唯唯是諾的選委,太多善忘的香港人,太多怕民主爭論很煩很沒效率的「現實主義」者,造就中共透過推舉「有能力」的自己人上台,如此這般地進一步直接掌控香港。此時此刻,梁振英/中共治港已是「災難」,更災難的是很多香港人還是不願覺醒,不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轉變不會是一朝一夕),而是麻醉在中共家長式的「關愛」語言中,甘當強權下的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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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反英抗暴」

四月一日的「反中聯辦治港」大遊行,橫額口號眾多,其中街工的黑旗白字,寫著「反英抗暴」,頗有意思。這個「反英抗暴」,指的當然是反梁振英,抗暴的意思,灰記理解為,中共的粗暴操控小圈子選舉,無所不用其極,必須反抗;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未來可能的23條立法,進一步打壓自由等的暴政說不。

港共元老吳康民這類愛黨人士,其所屬的傳統「左派」/「愛國」陣營的選委,被中共/ 中聯辦一聲令下,全部歸邊投梁振英一票,不能亂說亂動,自然對過萬市民衝著中共在香港的官方代理怒吼,看不過眼,說四月一日的示威煽情。灰記不知吳老是否也覺「反英抗暴」的標語煽情?概「反英抗暴」是港共及「左派」人士於六十年代,反港英政府的一大搞作,如今被用作反梁振英新政府的標語,是何等諷剌的事。

「反英抗暴」或曰「六七暴動」,是傳統「左派」對殖民統治最大規模的抗議騷動,為時幾個月。由新蒲崗人造膠廠罷工引發的「抗爭」/「暴動」,港英政府強力鎮壓,「左派」組織及群眾的誓不罷休。結果造成五十二人死,約八百人受傷,包括「左派」群眾、警員、及市民等。亦有大量「左派」人士被捕,坐牢……。

關於「反英抗暴」,很多人講過。早前回港反梁振英當特首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在她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亦有講到六七年的這場暴動,提供了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審視這重大歷史事件。

梁女士是那時百多個跟港英鬥爭的鬥委會的其中一個小頭頭,負責帶領「官津補私」的學生。她以過來人身份反省「暴動」,並向港人及受她影響而參與「暴動」,而蒙受損失的人道歉。她反省的其中一點的,就是「左派」內部是完全受大陸「文革」當權派的影響,做了很多扭曲人性的事。

「……往後,香港『左仔』的大集會,都緊跟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走,進行『鬥私批修』和『階級教育』,『官津補私』也不例外。在大會上或座談會中,學生都把自己的私心,甚至性生活都『鬥』了出來,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誰『鬥』得最『徹底』,就最革命。好像把自己脫光衣服,擺在大家面前,供人欣賞,才算英雄。……」(第9頁)

除此之外,一些探貧問苦的活動,也是姿態多於實際,目的就是要證明「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

「……曾組織學生到香港仔涌尾訪問,那裏住了許多艇戶,生活困苦。又曾組織學生訪問盲女阿彩,協助她改善一下生活,一位學生看過艇戶的窮困生活情況後說︰『看看,這麼眾多的窮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們,毛主席真偉大!』這位單純的學生真的就如此相信了。唉!我當時是多麼地高興他的『覺悟』呀!這是我們進行愛國教育的典型事例。那時的香港,還未經歷七十年代的起飛,貧苦大眾的悲慘生活的確使我們心靈震動,但我們沒有如劉千石先生那樣成為改革社會的工作者,因為我們訪貧問苦並不真要改造社會,為窮人做點事,而是一種手段去發展愛國勢力,去達到毛主席英明偉大的目的。……」(第9-10頁)

「反英抗暴」過了近三十年,被中共以誘捕,以「間諜罪」被軟禁於北京的「左派」報人羅孚,回港後為「六七暴動」的過激行為,向香港市民及當時被迫害的「左派」群眾道歉。梁女士亦乘時以給羅孚公開信的形式,寫了「地下黨應出來道歉」的文章(收錄於《我與香港地下黨》),除了自己鄭重道歉,還要求當年策動這場暴動的幕後組織,香港工委出來道歉。

「……那時候,我和你一樣,也參加了『鬥爭』,當了一名小頭頭。在青年學生社團『學友社』裏,領導官津補私學生參加鬥爭,高喊『粉碎奴化教育』。由最初的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演變成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我們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思想受它的控制,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參與了那些無聊的『鬥爭』。……」(第18頁)

不但如此,中共地下黨還發動「城市遊擊戰」,擺放真假土製炸彈,燒死反共播音人林彬及其黨堂弟,嚇怕了一般市民,令大多數人轉而支持港英的鎮壓行動。「反英抗暴」失敗,但中共地下黨不作檢討,也不向受盡牽連的「左派」群眾講過明白。

「……上級的傳達︰『鬥爭路線錯誤了,要停止一切行動。』我想︰錯了?原因何在?為甚麼發起?為甚麼失敗?多少人受害?誰應負責?這些問題當時完全沒有解決。多年後把全部責任推給四人幫,……(第18頁)

那麼,誰錯了?從『六七暴動』開始時群眾的訴求看,它與天星小輪事件,盲人工廠工潮,反貪污捉葛柏等運運動有共同的一面,就是『反殖』。根源都是對港英統治,社會不公的不滿。……所不同之處是『六七暴動』由中共發起和領導,其他則是一群有理想,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社會精英自發的運動。中共硬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加在運動中,把群眾反殖的激情和行動扭轉,用以印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推動行動無限升級,引起市民反感而反去支持力。中共並不真心反殖,是否鬥垮港英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以民族主義的招牌吸引群眾參加,達至發展中共勢力,發展地下黨員的目標。」(第19頁)

回看歷史,六十年代西方左翼及自由主義青年反建制,把哲古華拉、毛澤東等看成革命導師,香港的「左派」群眾對毛澤東思想著迷也很正常。關鍵就是西方反建制青年,支持全球反殖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反越戰,支持阿、非、拉的獨立運動。偏偏香港這個殖民地鬧不起獨立。中共香港地下黨及親共團體所發起的「反英抗暴」運動,是受澳門「一二三」事件影響/啟發,澳葡政府向中共澳門地下黨及親共團體屈服,同意道歉。從此,澳門變成澳葡政府與中共澳門代理共治的局面。香港「左派」希望複製澳門的「革命成果」,所以有「英國人不低頭,便要走頭」的口號。

但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人,政治意志和能力遠比沒落的葡萄牙人強,當知道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便採取強硬手段對付親共「左派」,最終因為「左派」的過激行動,嚇怕了佔大多數的中間市民,「左仔」從此成了負面標籤。而英國人亦汲取教訓,逐步改善管治,收買民心。七、八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代成長,投入社會,關始意識自己除了中國人以外的香港人身份。一些學運、壓力團體以至獨立左傾分子,對社會改革提出訴求,對英國殖民主義反感。

說到這裡,灰記不得不提七十年代的「國粹派」(學運多數派,由中共地下黨動員吸納)與「社會派」(較有獨立思考的少數派)之爭。梁女士的書也有涉及七十年代的學運,不過,她認為「國粹派」並不愛護中國國粹,而是「親共派」。

「……當時『親共派』學生乘保釣運動之勢崛起,並在運動的高潮中,搶奪運動的領導權,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提出『認中關社』的口號,『認中』就是『認識中國』,舉辦中國週及回國參觀學習活動,包括井崗山,韶山,延安以及廣州等地。『關社』即『關心社會』,曾進行訪貧問苦等階級教育活動,從中認識『共產黨解放中國貧苦人民』之偉大。其實質是利用這兩個法寶進行親共意識型態教育,以達發展組織的目的,並不具備改革社會的雄心壯志,也並無參與社會鬥爭運動的意欲,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第163頁)

換言之,經過「反英抗暴」一役,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親共派」,了解到黨對香港「長期準備,充份利用」的政策,已不會真心進行反殖鬥爭。曾是學運「社會派」一員的Q仔曾經為抗議七五年英女皇訪港而與「國粹派」爭論,「國粹派」當然以大局為重等的理由,「勸喻」不要抗議英女皇訪港,但那些有自由意志的學生及青年,認為英女皇是殖民地的象徵,反殖必定要抗議其訪港。當時有獨立的進步刊物,曾經以反英女皇作為封面,被港英政府控告,結果也不了了之。

而七六年毛澤東死,四人幫倒台,震動「國粹派」及整個「左派」。但原本這些人大都並非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嚮往社會主義祖國」的民族主義者,加上組織上依附中共,很快便擁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當八十年代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港人缺席的談判,「左派」更不會提反殖和社會改革,他們跟依附殖民政府,及樂於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本地工商界,竟然成了阻撓反殖和改革的共謀,直至今天亦如是。在中英兩個「巨人」的夾縫中,對中共專制獨裁有所抗拒/警惕的民主派及民間團體,以至自由派及獨立左翼人士,扮演了推動社會改革/民主進程的角色,但舉步維艱。

今天主權移交多年,但「反殖」其實並未完成,當年「反英抗暴」的旗幟仍然適用,只是對象由英殖民統治者,換成中共及其親密代理人梁振英吧了。而當年對付「左派」群眾的公安惡法,消除了部分,但代替了英國人的中共代理,會千方百計的利用強硬執法,政治檢控對付示威人士。而23條立法,則是最終欲消滅反對聲音的一步。

Say no to 一黨政治,say no to 黨委治港

理大投票站(Kel Chan照片)

這兩天,會否有數以萬計,以至十萬計市民投票表態,向中共欲「欽點」梁振英做特首說不? 三月廿三日港大民意計劃的民間全民投票,被黑客襲擊,惹起市民極大憤怒,很多人,包括灰記,索性走到投票站親自投入抗議的一票。facebook 上不少朋友留言,指中共實在欺人太甚,連這個不影響「選舉」結果的民間「玩意」也「不讓」進行,先是郝鐵川惡言相向,然後黑客襲擊,真是忍無可忍,怎麼不方便也要表一下態,表達對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入夜後大圍投票站情況(姜必楷上載)

大家感到氣憤的不單止是小圈子選舉,更是中共的幕後,甚至不避嫌的公然操控。又有消息說中共大員劉延東南下深圳向小圈子選委「照肺」,要求投票給梁振英。當然,這些消息不會被證實,但大家又不可能不相信。已經是小圈子的了,還要操控,然而,正因為是小圈子,才好操控。但無論如何,中共破壞「一國兩制」,觸犯選舉條例,總之無法無天。

可能有人會說,董建華和曾蔭權不也是這樣「被選」的嗎?這次又有甚麼大不了。這次的確很不同,這次傳媒形容為「建制派」撕裂;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稱是中共在港幹部隊伍,與傳統建制派(工商界加公務員)爭奪治港權;前港英首席議員及前港區人代李鵬飛則形容為中共黨爭的延續,胡錦濤的團派佔上風,江系及太子黨失利,香港工商大孖沙支持的唐英年也跟著「冇運行」。當然三種分析並不必然排斥。

面對如此複雜險要的政局,面對這影響七百萬香港人的亂局,大家可如何應對,特別這只有1193選委的小圈子選舉。首先,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局面,特別對自稱有進步及關注基層的人來說。唐英年所代表的大金融地產既得利益,「本質」上的確與廣大市民有極大矛盾。但大家必須認清在背後操盤的中共,為甚麼在商家和公務員治港後,最終選擇黨員/幹部治港?黨員/幹部治港又意味跟先前有甚麼不同?

先從中共的行事作風說起,自從2003年數十萬港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田北俊陣前抗命,令中共及董建華政府不得不很不情願的收回成命。在這裡,也不得不一提田北俊及自由黨,灰記對此君絕無好感,也了解自由黨是機會主義政黨,但他們的確了解香港人對自由等「核心價值」的重視,最終也以自由意志向中共說不。據長毛回憶,當時有「泛民」議員準備接受經修訂方案,田北俊和自由黨的倒戈才令這些動搖的「泛民」議員「歸隊」。

中共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亦認定香港人「養唔熟」,必須加緊部署,「接管」香港。至於為何找曾蔭權代替董建華?灰記不是甚麼政治評論員,不想猜測。但觀乎走勢,中共欲透過中聯辦搖控公務員似乎越來越明顯。但問題是這群高層公務員及公務員系統是從港英時代留下來的,不能如中共的黨委體制,黨領導指揮一切般得心應手,所以最終都要「黨人治港」。而挺唐的江系這次在中共高層鬥爭處下風,只是令「黨人治港」提前實現吧了。

至於「黨人治港」與「大孖沙」治港有何「本質」上的區別?灰記只能說,必須認清共產黨並非甚麼為工農及基層謀幸福的政黨,而是奉行黨國資本主義的專制主義政黨。在中共治下的大陸,不會比香港的資本主義更少剝削,看大陸的福利比香港更少便知一二。 最關鍵是它專制的本質,它不但經濟上要壟斷,政治上更要全面控制,所以要一黨專政,要黨指揮一切。這是中共自己人比較商人,以至公務員治港的根本區別。

灰記明白不少港人對地產霸權,對壟斷經濟十分不滿,期待這個經濟格局可以改變。梁振英在競選初期亦投市民所好,擺出關心基層的親民姿態。但只要大家留意,唐梁的政綱其實分別不大,到後來,梁振英為了討好工商界,便減少先前對基層承諾。因此,中共自己人梁振英做特首的話,最多只會是富豪大執位,更多的中資進入本地,港共利益集團有更多油水,香港的經濟格局不會有甚麼改變。改變的只會是政治,不是政治的改革,而是政治的倒退。因為地下黨治港,便等同大陸的黨委治港。香港人自由萎縮是可以預期。(唐英年是二世祖,但並不會捏造事實,他大爆梁振英要出動防暴隊對付示威者及縮短商台牌照的言論,指梁是強硬鷹派是可信的。)

現在,其實這種情況不是已開始了嗎?中聯辦官員郝鐵川不是打電話向悍然向挺唐的《信報》施壓了嗎?中聯辦官員不是向港府及議員施壓,不要成立專責委員,用特權法查梁振英的「西九門」事件嗎?港共陣營元老吳康民,早前在唐梁互揭陰私時,已抨擊《信報》挺唐及反共,警告在香港反共沒前途。然而,今時今日要真正實現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卻只能背負反共的罪名,因為若不抗拒中共操控一切,何來高度自治?道理就是如此簡單,拒絕中共步步進迫,即使這樣做被稱為反共。

如果梁振英上台,類似的事件只會有增無已,或者不用施壓,傳媒老細迫於形勢會乖乖「投誠」也未定。3月23日,《東方日報》的頭版刊出梁振英「治港」專訪,把梁及《成報》把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專欄文章,由唐梁不選改成選梁,令劉憤怒發聲明譴責,又把支持白票或選唐的劉健儀文章抽起。在在都說明一些傳媒為了自己利益或在中共壓力下要製造挺梁報道。

不過,民間社會沒有就此認命,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舉行的民間全民投票,投票人數踴躍。如果白票效果明顯,便清楚顯示香港人對中共操控的小圈子選舉以及黨委治港說不。若港人能再接再厲,三月廿五日萬計市民到會展反對小圈子選舉,將可給中共一個更強烈的訊息。至於能否影響會場內的選委,灰記不敢說。目前看來,在中共威迫利誘下「歸邊」的選委越來越多。但亦有選委公然違抗中共「旨意」。

這次不得不提自由黨,他們的表現有點像零三年反廿三條一役。這次在「阿爺吹雞」後堅守不投梁振英底線,情願觸怒北京,不投唐英年也投白票。灰記當然不會天真地以為他們為了「正義」向北京say no,而是工商界這次真的感到中共出爾反爾的「厲害」及利益受到重大威脅。也不排除這些選委對黨委治港有很大戒心,同樣感受到香港人所珍惜的自由。這些如自由黨的選委到底有幾多?是否足以阻止梁振英當選,促成流選,暫時看來比較悲觀。

觀乎醫學會那十多個醫生選委未能堅持「核心價值」而投梁,灰記擔心這些「識時務者」為數不少。加上泛民不能達成一致,拒絕進場投票,很可能有「二五仔」為了短暫利益暗投梁振英,只要有十個八個這類人,也很影響大局。看來要重現零三年「七一」,民氣迫令田北俊及自由黨轉軚反廿三條的局面,令選委堅持「核心價值」而拒投梁,以至扭轉大局的機會不大。

然而,不認命的香港人,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百折不撓的向一黨政治,黨委治港說不。這兩天民間全民投票投白票;三月廿五日萬人圍會展反對小圈子選舉;如果梁振英當特首,示威遊行不斷,公民社會團結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梁慕嫻痛苦的覺醒

「我反對地下黨員當特首,這名地下黨員就是梁振英。」說這話是一位滿頭白髮的婆婆,名為梁慕嫻。她在自己著作的《我與香港地下黨》的新書發布會,鄭重說出這兩句話。不知怎地,這位女士,令灰記想起司法覆核公屋商場私有化的盧少蘭婆婆。當年盧婆婆在眾人沉醉領匯上市可以賺一筆之際,她向市民發出警報,公共資產私有化只會進一步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影響基層市民的生活。結果,今天大家大罵領匯沒有企業良心,卻對這頭猛獸莫奈何。

今天這位早於七十年代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拖著孱弱的身體,於特首「選舉」前一星期回到闊別多年的香港,為的是向大家發出這個警報。可能有人會說,她憑甚麼?是的,她並非甚麼「大人物」,只是一位於加拿大退休的香港人。但她有一個身份,令大家不得不留意她的說話,思考她的說話—她是以一個過來人身份,中共在香港的前地下黨員,發出至誠的呼籲,反對港共治港。

記者問這位前地下黨員,為何如此上心,要專誠跑回來這個闊別多年的城市(她於八九年「六四」期間曾回港聲援國內民運),反對梁振英當特首?她說起來還有點激動。她說自己十分後悔加入中共,當年為了服從組織領導鐵的規律,做了不少違心的事,傷害了一些人。特別六七年「反英抗暴」,地下黨的盲動瞎指揮,令多少左派民眾斷送前程,不去說對普通港人生活的影響。她強調自己沒有跟中共「深仇大恨」,沒有受過委屈,更沒有受過很多內地共產黨員所受過的殘酷迫害,她是逐漸覺醒的。

覺醒以後,眼見「九七」過渡,香港變天,這位梁女士以為香港主權已歸中國,中共既然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於港英時代的地下組織應完成「歷史任務」而解散。但梁女士善良的願望當然落空,中共不但沒有關閉地下組織,更一直不停滲透香港各界各層面,包括特區政府,而且英國人不在,中共的滲透當然更為得心應手。

梁女士為了提醒香港人這個「殘酷」的現實,於九七年開始斷斷續續為《開放》雜誌寫有關她所知的香港地下黨員的故事,灰記亦於這幾年經常看到她寫的文章。其中一篇代一位在南非逝世的前黨員宋樹材所寫的遺言,名為「痛苦的覺醒」,也可以觀照梁女士的「痛心疾首」。宋樹材有這樣的反思︰

過去,我只是一個傳聲筒,一個木頭人,沒有靈魂,我的生命有何價值?我因家貧,願為貧苦大眾獻身,也願為國家犧牲青春歲月,是我自願的選擇,我不怪任何人。但是,我很內疚,因為太積極工作,影響了很多人,令他們走上一條不正常的道路。知道他們生活過不好,我很難過。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起。我願意承擔責任說一聲『對不起』。

我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雖然我積極工作不是為了自己,但錯誤的積極,就是錯誤,我自己要承擔。

葉國華(灰記按︰葉當過宋的領導,亦曾是董建華的特別顧問,是地下黨員「上位」「飛黃騰達」的一個)是一個無情無義,麻木不仁,沒有操守,不擇手段,手段卑劣的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對有用的人就盡量使用,對無用的人就要消滅,比國民黨還差。

我希望中共可以和平變革,但我又感到無能為力,很無奈。」

由為工農打拼起家,但奪取政權後「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中共過去幾十年的違反「人性」的專制統治,對歷史稍有涉獵的人都會明白這些中共過來人「痛苦的反思」。而這些過來人大都是當年懷有理想熱誠的人,即如宋樹材所言︰「願為貧苦大眾獻身,也願為國家犧牲青春歲月,是我自願的選擇。」

這個由蘇聯培植的政黨,原本希望帶領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但受斯大林主義的獨裁專制影響,加上也擺脫不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唯上及「帝皇」思想,最終成了一個要嚴密控制黨員以至被統治人民的思想和行為的專政機器。所謂黨性高於人性,中共在大陸弄至很多黨員(當然也包括大量非黨員)家破人亡,而這種黨性起初是以「無產階級無私的感情」作包裝,任何個人感情都可以被批成「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包括夫妻母子父女等的感情。宋樹材因為沒有黨的生活支援,在香港這塊還可以自由「搵食」的地方自力更生找生計,竟被批「資產階級思想」,與太太阿珍因此幾乎被這個地下黨拆散,幸而他們身處香港,才「倖免於難」。且看宋如何回憶︰

「自調離學友社後,阿珍被安排去了《青春週刊》(前身即『青年樂園』)工作,月薪只一百八十元。阿珍的組織關係轉至『青樂』那邊,與我並不同一黨組。結婚之後,有一次,她的黨組領導通知阿珍回廣州參加學習班。我送她一程,在火車上,阿珍和盤托出,說這次的目的是批判我的落後思想,要求阿珍與我劃清界線,不要讓我拖後腿,令我非常震驚憤怒,他們是要阿珍離開我呀!我明白這件事一定是葉國華把我的思想狀況向上級打了報告,由更高一層黨組安排並責成『青樂』那邊執行,我遂決定隨阿珍同到廣州,黨領導知道事情敗露,旋即宣佈取消學習班。回港後,我質問葉,他卻推說不知情。我有冤無處訴!

一九七二年我脫黨了。地下黨曾以多種建議來『挽救』我,如提出去銀行或回漢華工作,也把我的組織關係轉給盧壽祥(編按:漢華中學教師,地下黨領導人,後調新華社。)他建議送我去北京。我完全沒有答應,我對共產黨失望之極,我的心已死。我決心自己奮鬥,闖出一條血路。自七七年起開始讀書,七九年參加會考及中大入學試。又申請轉入津校,由助理書記做起最後當上政府的繕校員,成為公務員直至退休,生活開始逐漸安定。」

梁慕嫻對記者說,為何反對地下黨員當特首,就是因為地下黨員必須聽命於領導和組織,所謂「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完全沒有個人意志。而諷剌的是,今天中共要員與巨富為伍,當國企的CEO,過著unbelievable 的資產階級奢華生活,但黨組織「鐵的紀律」沒有改變。「我是過來人,知道當中共黨員的恐怖,所以必須提醒香港人。」梁女士千叮萬囑在場記者,要告訴港人,特別是普羅市民,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當特首的分別。「曾蔭權不是共產黨員,是香港仔。即使他要逢迎北京,但沒有組織關係,如果他有足夠自由意志,可以向北京說不。李鵬飛不是說過,特首在關鍵問題應該為了港人向北京說不嗎?事實上,曾蔭權亦懂得為自己利益與北京討價還價,所以北京也覺得他並非好使好用,要找自己人來做特首。」

長毛梁國雄亦短暫在場,為這位長者撐場。他說自己未必完全同意梁女士文章的觀點,但對梁女士出於正義感,說出她所知有關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活動,是十分難能可怪。他認為梁女士寫的文章直接講出事實,比司徒華《大江東去》的遮遮掩掩,可觀得多。而這位長毛議員亦身體力行,響應梁女士反對地下黨治港的號召(其實長毛經常質問一些疑似共產黨員是否地下黨,反對港共治港與梁女士如出一轍),於三月十九日為選委而設的特首答問大會,捧著紙製「六四」坦克,高聲質問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結果當然被在場保安帶走。但由於各大傳媒均直播這答問大會,長毛的質問全港市民都聽得到。

論壇之後,港大民意調查,梁振英的支持度進一步下滑到不夠三成六,比答問大會之前四成四明顯下跌,不知是否與梁女士的揭發及長毛的質問有關?但至少顯示越來越多人認清他的真面目。

至於有人質疑沒有真憑實據,怎證實梁振英是中共黨員?梁女士說,既然是地下組織的成員(因為中共與國民黨決裂後,處於地下狀態;港英時期也是非法組織),便不會公開承認。她入黨手續是在廣州進行,填了表格,便要宣誓不能暴露自己及自己同志的身份。她說,所有黨員資料都存於大陸,要待中國民主開放,共產黨不再一黨專政才有機會公諸於世。但她說,梁振英於八十年代能接替曾任新華社副社長的毛鈞年,這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已能推算他是地下黨員。因為以中共一貫作風,一些位置必須由黨員做,接替的人一定是黨員。而秘書長這位置接觸很多中共機密,必須是自己人擔任。在場的《開放》雜誌社長金鐘補充,他曾經在北京見過梁振英的入黨介紹人。梁又補充說,梁振英的否認不代表甚麼,葉國華明明是她的領導親口證實的地下黨員(當時組織派葉國華來她擔任主席的外圍組織學友社「鍛鍊」),她把他揭露,但他依然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

除了推算,梁女士說實質行為也反映了梁振英是共產黨員,例如何俊仁質問他和唐英年對「六四」看法,他繼續為自己曾說過下令血腥鎮壓的鄧小平應拿諾貝爾和平獎辯護,說他帶領中國改革開放有功。而唐英年雖也沒有正面回答,但他所說明白香港人的感受,會保證港人可以繼續表達這種感受。梁的表現是中共意識型態,唐則較有人味。

而灰記不排除梁振英為了上位,而以強硬姿勢取悅其中聯辦的領導。社運人士陳景輝在facebook回應,梁振英有否建議縮短商台續牌年期及講過要出動防暴隊留言說,梁振英的言行不能當機密,必須讓公眾知道,反映香港人必須有警覺性︰

「港式高官和政客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一,粱振英是否建議防暴、催淚彈,是否縮短商台牌照,並不是甚麼機密,我們香港人有必要知道。有人問,為什麼之前不爆?因當時梁不是未來特首,現在是我們知道的關鍵時候。梁振英不是很開明嗎?他不贊成香港人有權知道?任何香港人都應該維護如此攸關生死的知情權。其次,葉劉最無誠信,之前參選特首之時,就話唐梁係爛蘋果,今日一變臉,又想做政務司長,做人地下屬。仲有,她不是民選議員嗎,怎麼突然在保密問題上,既話公眾知情權無絶對,又維護做官的私隱呢?!
⋯⋯
最後,提名梁振英的前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一方面指控唐唐違反保密原則,但另一方面他又說梁沒說過出防暴。但所謂“沒說過” 之說,難道不是以否定的方式在“披露”行會資訊嗎?!」

梁振英在自己陣營及企圖「投誠」的政客前高官「護航」下,可以繼續否認一些難以拿到白紙黑字真憑實據的「指控」。這亦是梁振英以及梁營在選戰慣用的技倆,也是中共過去及現在不斷違背承諾的技倆。狡辯及不斷抹去/竄改歷史,企圖操控資訊。在大陸他們操控主流媒體下,大致上做得到集體遺忘,年青人不知歷史真相。但互聯網的發達,這種技倆越來越受挑戰。

在香港,這種技倆客觀上較難行使,例如梁振英以至港共中人在「六四」時,「良心」一刻講過的說話,不能隨心所欲的抹掉。

然而,主流港人主觀上的善忘及犬儒,卻令這種狡辯「洗底」的技倆能百試不爽。很諷刺,也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強推23條失敗掉官的葉劉,現在竟成了最高民望的議員。而這個不惜上位的前官高,毫無原則,正如陳景輝所言︰「葉劉最無誠信,之前參選特首之時,就話唐梁係爛蘋果,今日一變臉,又想做政務司長,做人地下屬。」現在她希望投誠梁營,不惜一切維護梁振英,指摘唐英年。葉劉的表現,令灰記想起金鐘在新書發佈會所言,以前大陸一些非共人員,為了取得中共信任,言論比共產黨更「激」更「左」,打落水狗特別落力。

灰記還是那一句,香港人如果仍認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有意思,在「關鍵」時刻,能否拒絕善忘及犬儒,向中共地下黨治港說不,不再陷入「有能力」的人「帶領香港」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