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之多餘?

灰記這類自以為理性的人,今天有著前所未有的挫敗感。身邊的好友扮演了鞭策者的角色,指出灰記為學者周保松辯護的文章,對那些深刻感受資源被外來者「侵佔」的人,包括本地孕婦、低下階層以至本地學生,都不會起疏導作用,而只會讓人感到自己身在安全地帶說風涼話,所謂「針拮唔到肉唔會痛」。身邊的好友當然不是蝗蟲論的支持者,但她不客氣指出,灰記以及一些學者自以為理性和進步的話語,在很多人心中只是一些迂腐「知識分子」的囈語,因為他們不想再聽甚麼「道理」,因為他們覺得「道理」解決不了問題 。

不過,「道理」或曰爭論還是要繼續,不管大家願不願意聽。二月四日下午城大的講學廳,擠滿了百多人,大家都想聽聽力撐蝗蟲論的文化導師陳雲,以及香港左翼「老鬼」長毛梁國雄的兩場辯論,講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講中港關係。

陳雲開宗明義說沒有新的東西補充,只會重點重複他的《城邦論》觀點。灰記極簡化的覆述,大意是香港自清割讓予英國後,便與中國內陸各走各路,漸行漸遠。而中國最大的不幸是給中共統治,香港九七前還有英國人作緩衝,化解一些來自大陸的影響。九七後特區政府已起不到緩衝作用,港人只能站起來全力抗拒中共,包括其治下的「低一等」的文化,體現於來港大陸人的一些「劣行」。而中共會利用單程證,自由行等吞噬香港,唯有靠港人團結起來保衛這個城邦,才免於被中共吞噬。

長毛人盡皆知,也是鮮明地反對中共專制。不過,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性質,香港及內地同受帝國殖民統治者的欺壓。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上海五三慘案,工人被在租界被殺,激發起全中國的抗議,香港這殖民地的華工聯合廣州工人進行省港大罷工,抗議帝國主義者的暴行,以反證香港和中國百多年來並非各走各路,而是有著共同的命運。

長毛與陳雲同台較量。

提起共產黨上台後,香港的作用。陳雲指周恩來(是按毛澤東的意思)提出「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政策,解釋香港並非中共特殊眷顧,而是有其利用價值。引伸到今天,香港對大陸仍有巨大的利用價值,而非一味向大陸求施捨。不過,長毛多了一層分析。中國自從加入世貿以後,已全面參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競逐,在大陸統治者和權貴眼中,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更形重要,即大企業可以來香港上市集資,吸收外匯,而香港的華人大資本家大財團亦跟內地的權貴連成一起。當然不同的利益集團有明爭暗鬥,反映於現在建制派唐、梁之爭。長毛要強調的是,香港統治階層以及他們服務的所謂金融地產霸權,和大陸的權貴階層已經分不開,中共及大陸權貴集團已在香港,而香港權貴集團也早已進入內地,受壓制和盤剝的不單是香港廣大平民百姓,也包括更廣大的內地百姓。排拒也備受壓迫的大陸民眾,並不能擺脫中共權貴們的幽靈。

一、兩場的討論,當然不可能弄清問題,解決爭議。但開展這些討論是有益的,至少陳雲最終被迫也好,自願也好說出「我最緊要就是反對中共,其他都係次要」。而也有左翼人士蔡建誠提出要正視基層面對不公平及感受外來威脅的心理/情緒,不能不回應他們對「雙非」孕婦,自由行等問題的負面看法和感受。他把自己的一些建議於網誌整理為︰結合本土與左翼,對抗「資本」與「國家霸權」,是左翼回應「族群矛盾」的開始。

無獨有偶,面對「族群撕裂」的危險,不少有心人都在facebook發表有意思的看法,對灰記而言,真是及時雨。例如Edwin Chau寫了「完全錯置的雙非爭議」,對聚焦理解「雙非爭議」很有幫助。例如被傳媒大力渲染的雙非闖急症室,導致本地孕婦深受影響的報道,他就有一個冷靜的觀察,說每年有約九萬嬰兒出生,當中有四成是經預約的內地人嬰兒,無預約闖急症室只佔他們當中的3%。

「據報導2011年有1656個雙非衝閘(急症室)個案。但其實,據政府報告*指出,其中更有約3成並非無預約的雙非孕婦而是”已預約在公立醫院分娩的個案, 但未能及前往已預約的醫院分娩。” (另,報告有點語意不明到說25%是單非個案,但不清楚是否在那3成之中,因單/雙非暫時一同處理)

那麼餘下,真正的問題,是那全年約1100個衝閘的雙非個案。在我看來,分娩資源衝突,基本上是:這不有預算之內的1100人為甚麼癱瘓了本地醫院分娩服務的故事。

你當然會問:不,一直以來的問題不是那3萬多個雙非嬰兒(灰記按︰四成)嗎?……釋法/修法不就是衝着他們而來嗎?

但要搞清楚,他們從來不是堵截的對象。因為實情是,那3萬多個,佔96%的雙非個案,全部都是有政府認可的預約。即是,他們都是經政府人口/商業政策許可之下入境的,In the name of “發展醫療產業"。(灰記按,非本地孕婦公立醫院每個收費3萬9千,私立醫院則不論是否本地人,都要上十萬。)

 ……到最後,單非/香港市民沒有床位,問題在哪?必然是醫管局估算錯誤。

不難想像策劃下的那些壓力測試,把可能性較低的因素都計漏了,並把整個系統的負荷量用到盡。或者,政府會估錯數,已經是常識吧?在這個有系統的規劃之下,應該在不影響本地人的情況下,最大化來港分娩這門服務商品的利潤應該可行。計到盡一盡。

……然後,本地生育率的波幅、那約一千個的衝閘的個案,加起來竟然超越了系統的負荷量。無床位、人手不足,有親身經歷的媽媽們最清楚不過。如果一開始,條數無計到盡,保留一些從管理角度上inefficient的buffer空間/床位,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減少私立的配額,會否構成在香港人最"自豪"的自由不干預傳統之下的罪行:干預市場又或應否由市場自行調節(加價,認錢唔認來源),這些問題,我留給睇緊既你地自行判斷了。至少某意義上,販賣居港權是相同符合香港的商業邏輯的。

減少配額可以直接大幅度減少雙非數量,這一點是明顯的,政府亦急急腳作出改動中。當然,還有完全停止接收的選擇,不是沒有人提及但私立醫院會否放棄此一大財源,是一大問題。

簡單來說,販賣居港權,才是要堵塞的漏洞。誰是(香港方面)賣家,我想應該很明顯了。但必須指出,釋法/修法會同時完結這門生意。雙非如不獲居港權,這方面的collateral damage,好像被忽視了……。

反(返)回衝閘問題。2011年的確有上述約1100宗這樣的個案但邊境阻攔的功效是否被忽略了?根據入境處去年的數字,前線人員成功阻攔了1930名無預約登記的非本地孕婦入境成功率超過60%。相當不錯。還有,要記住,這是近日曾四招之前,現在他們開始增加注視度及人手了。

今天民政署亦出手了:”民政署巡查東區、油尖旺區、深水埗區及荃灣區共43個處所,掃蕩專門接待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月子公寓」,打擊無牌經營旅館活動”成效如何,不能太早下定論,但至少,要解決問題,不乏政策選擇,純粹是政府的判斷問題。

至於"缺乏人口政策的清晰指標/執行能力/高度自治性的問題",只需翻看一下中央政策組的文件,應該可以略知一二。我的睇法是:有,政府是有清晰的人口政策,只是後果完全不是港人所希望的境況。政府亦早已預期內地孕婦來港生子。應該說,那是計劃的一部份(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opulation policy)︰給(吸)納內地有經濟能力的優秀人才來港,配額只是實際操作。

例如,中策組06年十二月開”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議”特首、劉兆佳、立法會議員等都在對人口發展問題,早有人提出內地孕婦問題,但着眼點卻是收費問題“但有部份委員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近來的趨勢,可能有助解決香港的人口老化 和低生育率問題。待這些兒童適齡入學,可考慮讓他們來港,因為香港必須有穩定的人才供應, 才能作持久的發展”。這只是確認更早之前的人口政策方向: 本港生育率、吸引內地專才、人口質素等與中港各自的Governmentality有關,不在此深究了。

 總之,認清問題吧!就只有一句。」(灰記按︰為方便閱讀,段落經整理及加了部分符號)

Chau的文章提出一個視點,有效對應被鼓吹右翼民粹者忽略及有意扭曲的,就是香港政府及利益團體並非毫無計劃,被迫回應,或根本沒能力解決一些迫切的社會問題。雙非孕婦問題是沒有宣諸於口的人口政策及產業利益輸送的一環,其核心「精神」是有錢人的後代才能來港定居,因為四萬到十多萬的分娩費及來港的其他開銷,並非一般人負擔得起。小部分付不起錢要冒險闖急症室者,只是這個龐大的「優生學」人口政策及醫療買賣操作的不方便洩密者。

灰記在此只想提醒那些把資源被分薄、租金昂貴、樓價飆升、物價高漲、都市面貌變遷,總之任何「負面」東西都歸咎於內地蝗蟲的人,這些他們形容的「侵略」是有著特區政府和本地不同既得利益集團的積極籌劃、參與,當中亦有不少香港人自願參與及得益,是否要把這些在中港日常互動中得益的僱員和小老闆也一概打為為「侵略者」服務的「港奸」呢?正如有同行facebook網誌寫道︰

「但請各位,冤有頭債有主,內地人來港消費(雖然我都見到眼冤),是你香港的旅發局日日在內地大賣廣告,吸引內地人來香港這個購物天堂花錢的;內地孕婦來港生育(不計小部份非法入境衝急症室走數的個案),是你香港的私家醫院和私家醫生倒履相迎、奉為上賓,港府合法批准入境產子的。出了問題,怎能怪在他們身上?當然,行為不文明,可以當面指正,遇上部份人不聽勸告,還惡言相向,可以揭露批評,但不等於要一竹篙打一船人。

 舉個例,一間餐廳只能容十個客,貪心的店主招呼了二十個客入去,搞到怨聲載道。先到先得的客人,不去怪店主,反而持刀追斬後來的食客,豈非咄咄怪事?」

她寫的「萬蝗之蝗—香港人?」,也值得反蝗人士參考。

灰記無意在此再推銷中港民眾有著對抗中共強權的共同命運的「老餅嘢 」,因為蝗蟲論者的精神導師陳雲先生講明對內地維權人士和民主派不信任,說我們南方人跟北方人不同,跟他們合作會吃虧,辛亥革命便是一例子。灰記覺得問題去到地域主義已經沒有甚麼好談,但亦想借用長毛的發言作一些提醒,利用歧視/仇恨操作推動群眾運動是極危險的事,「今日就針對蝗蟲,聽日就可以針對綜援人士。……當年納粹希特拉都係話冇咗猶太人先可以令德國人團結,屠殺猶太人的結論,都係咁樣嚟。」

他警告,反蝗論是一把雙刃劍,「你可以反大陸人,大陸人一樣可以同樣理論反你,最終香港自己受害。」(《蘋果日報》)

那些在網上準備「誓死」捍衛「我城」的「城邦勇士」們,在作出進一步行動前,在可能「引火自焚」前,會否再想清楚?還是覺得長毛這類「老餅」迂腐,覺得「理性」之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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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War

高舉Class War—階級鬥爭的紅橫額,年輕人再起動,遊行至金融、地產財團集中地中環示威。他們是回應那個資產階級二世祖,不懂民間疾苦的唐英年的「訓話」,所謂80後「剛愎自用」、「車毀人亡」等胡言亂語。

超過二百人不純然為了唐英年。因為除了唐英年,還有梁振英,甚至范徐麗泰,他們當中誰做特首,都只會聽命於北京及那個主要由財團、服務財團的專業「精英」、傳統政治勢力所組成的選委會。他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回應壟斷資本、公共資產私有化、貧富懸殊等對基層市民,甚至對大學畢業生也極為不利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

示威者直面大地產商為主的資產階級財團—遊行到幾個大地產商的總部,以及服膺他們利益的特區政府—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高唱《國際歌》,向資本主義全球化說不。這些青年是不折不扣的左翼。在香港這個迷信「自由經濟」以及恐共(但擁護中共走資)的社會,這種「較大規模」的自發行動,亦屬罕見。

 

六七年「反英抗暴」的反殖運動由中共在港代理動員,少了民間自發色彩。

就灰記所知,除了六七年的傳統左派「反英抗暴」,挑戰殖民統治集團的權威外,標榜反資本主義的左翼行動不多。而六七年「暴動」雖有客觀背景,如殖民高壓統治及勞工階層受壓迫,但香港左派人士主要接受中共指揮,並非純然的本地自發反抗殖民資主本主義運動。隨著中英商談香港前途,隨著中共在香港的代理浮面,隨著傳統左派變成建制,左翼運動基本沉寂。

 

灰記從外國留學畢業回港後,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傳統左派陣營聽命於中共只同英政府商討政權交接的政策,除了擁護香港回歸,已放棄反資反殖。受傳統左派影響及動員的「國粹派」青年也因為大陸「四人幫」倒台,鄧小平要向資本主義學習而失落的失落,「走資」的「走資」,不少成了今天建制及上層社會人士。

屬少數派的「社會派」青年,不少畢業後投身社會,部分思想上仍「反殖反資」,繼續關心社會,為基層弱小爭權益,參與/推動社會運動,但只能改良社會。他們部分投身議會政治,組織政黨,但為了順應主流溫和保守心態,不敢稱左翼,甚至服膺自由市場制度。只有極個別的「激進」人士如「長毛」梁國雄繼續「反資反殖」。

而後殖民地香港雖換了宗主國,「殖民」資本制度不變。地產金融掠奪更變本加厲。而資本全球化所造成的金融動盪,大財團雖有受衝擊,但有政府注資托市助他們「甩身」,承受經濟動盪苦果的是廣大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

「抗議政府救市不救人」,「長毛」等「激進」人士於九七金融風暴後高呼反政府口號,由起初被邊緣化、被醜化,到後來「長毛」高票當選立法會議員,似乎透視越來越多基層甚至中產市民,對政府,對現存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有所不滿。隨著貧富懸殊越來越誇張,窮人翻身無望,「仇富」情緒益增。其實「仇富」是階級鬥爭的另一個說法吧了,獲制度和政府傾斜的大資產階級貪得無厭,利益不斷受損的便是那些制度上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基層市民。

正如左翼青年的遊行聲明所言︰

我們認為唐英年將當前社會矛盾約化成「80後青年剛愎自用」,其實是有意將傳媒焦點錯置、將社會積累已久的階級矛盾轉化成青年人與其他世代的矛盾。這是為了粉飾不公不義的政府,以及政府與大財團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事實上,唐英年及特區政府一直都是為資本家服務,其政策是絕對傾向上層社會的利益,包括取消遺產稅、減紅酒稅、薪俸稅及利得稅等等。

在官商勾結制度下的香港,已成為發達經濟體系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各大財團的企業董事均可獲超過10%加薪,但基層工人加薪幅度卻只有1至2%,甚至凍薪,連通脹也追不上。財團肚滿腸肥,基層勒緊肚皮,特區政府責無旁貸!

在地產霸權下的香港,恒基地產、新鴻基地產、新世界發展、信和置業和長實,五大地產商合共所持有的土地儲備,總數超過政府3倍。土地供應不足是掩人耳目的謊言,現實是地產商囤積居奇,減少興建住宅數量,抬高樓價,牟取暴利,使香港成為住宅樓價全球最貴的地方,樓價中位數相當於家庭每年收入的11.4倍。特區政府不單減少興建公營房屋,而且縱容地產商投機,包庇之心昭然若揭!

在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的香港,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創出全球發達地區最高的0.434。青年用行動挑戰剝毁削和壓迫勞工及基層的不公不義社會制度,向特區政府吶喊,卻被指責為「剛愎自用」和「車毀人亡」。現實是青年也是受盡苦難的一群,2006年,18至22歲年輕勞工的收入,已跌至只及工資中位數的百分之五十六,迫近貧窮線。但這絕不代表青年「景況差而發難」,反而是即使身陷困境,仍勇往直前向當權者高聲疾呼社會不公。我們的抗爭精神和行動,特區政府不但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還肆意抹黑之,可見特區政府才是「剛愎自用」,而且無可救藥!

……在政治及經濟都不民主的情況下,階級矛盾必然出現,因此要解決問題,必須進行政治及經濟民主化。

左翼青年的五大訴求如下︰

房屋:縮短公屋輪候時間、復建居屋、增建公屋;稅制:改用累進稅、恢復紅酒及遺產稅、新增資產增值稅;教育:落實小班教學、增加大學學額、改革教資會;社福:收回醫改方案、設立全民養老金;勞工:落實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最低工資一年一檢

其實這些訴求只是稍為追近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水平,況且在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改革成果亦受衝擊,人民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受剝奪,要香港這個「自由市場」萬歲的社會「善待」普羅市民,相信非更多更多市民認清香港政治經濟制度的性質,願意起來抗爭才有望迫令政府及財團就範。

如果說現在Class War揭開了序幕,漫長的鬥爭正等待著希望改變社會的青年及市民。

 

不敗之地?(一)

十一月廿二日,公民社會活動頗多,灰記抽空參加了兩個。

第一個叫自由波,在沙田中央公園舉行。據身邊好友說,這種自發玩氣球的活動,是想挑戰香港政府的管理主義,原來是公共空間的公園,康文署經常以影響他人或安全理由,不准這樣,不准那樣,規條多得讓人啼笑皆非,所以自由波上,中文寫上「向規條說不」,英文寫上 Say no to no fun。

上次在九龍公園舉行活動時,盡責的公園管理員不斷向放氣球,玩氣球的人群警告,及宣讀不准主義的公園規條,形成十分趣怪的場面。放氣球、玩氣球究竟有甚麼問題?政府為何要禁止人民在號稱休憩的地方—-公園,做這種休憩活動?

上次灰記沒有參與,這次幫忙為氣球打氣,抽空看了一些有關政改及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沙田公園這次活動沒有受干涉,據報有人先知會康文署。結果,一種結合玩樂和抗議的活動,變成純粹的周日家庭樂活動。

跟著,灰記隨屬於文化界的好友趕往立法會,參與在門前舉行的抗議興建高鐵活動。這個活動除了菜園村村民及社運界朋友,還有受影響的大角咀以及華景山莊居民。文化界人士反而不多(這次活動是由一些文化界人士發起的),立法會議員有梁耀忠及梁國雄。

立法會快將表決高鐵的撥款,但關注高鐵深遠影響的議員極少,要阻止撥款通過,再重新諮詢機會相當渺茫。菜園村的代表看來是對著空氣說話,因為他呼籲立法會的舉手機器,即使不投反對票,也不要投贊成票。高鐵勢將上馬,令灰記想起在沙田中央公園讀過的有關政改和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高鐵諮詢馬虎,與這個四不像的政制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主流民意可能依然崇尚發展主義,有民主未必可以改變興建高鐵的命運,但政府至少不會像現在般專斷跋扈,欺負弱勢,欺騙市民。

一切源於政治。

呂大樂教授在《明報》寫的「我的二0四七」,只寫了上集。對灰記來說,二零四七太遙遠,沒有一個搞政治,或對政治有興趣的人,懂得為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事作舖排。不過,灰記不同意呂教授所講,我們不願意改變,不願意抛棄殖民地的那套制度,因為灰記從來不覺得香港是一個整體,大家可以和衷共濟。香港和任何社會都一樣,有著資源分配問題,有著階級和社會矛盾。

主流不願意,即使包括民主派不願意,也不表示所有人不願意改變社會,所以灰記不想被包括在呂教授的我們內。灰記人微言輕,但在八十年代初在官台工作,有機會轉任公務員時,於筆試不識趣地強烈批判殖民政府專制,希望香港盡快脫離英國人統治,建立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殖民政府固然聽不入耳,當年較開明的中共也未必欣賞港人當家作主這套。

灰記不會將未能轉任公務員一律歸究於筆試,對沒有一條穩妥的公務員謀生路也不覺是甚麼損失,也不會把考殖民地公務員的這個小動作,看成一種抗爭。但灰記不認為自己戀棧殖民管治,不希望社會改變。

不過,灰記得承認,作為關注政治的人,自己沒有為香港的前途付出過甚麼代價。香港從來也沒有人為香港的前途而付出過「血」的代價,頂多進不了建制,或被親建制傳媒臭罵,被中共及其代理嚇唬,或坐牢十多天(如長毛,新進保育人士馮炳德等)。當年左派「反英抗暴」是否屬於為香港付出代價,見仁見智,畢竟那不是本土的自發政治運動,而是受大陸官方指揮的抗爭行動。

有一個香港人確曾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沉重代價,他就是劉山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為了香港和內地的民主前景,與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等聯絡,換來在內地十年的牢獄之苦。但由於他當年屬托洛茨基主義者,八十年代與內地關係尚稱良好的香港民主派主流,未能抛開門戶之見,不願參與拯救劉山青行動,向中共踐踏人權說不。只有少數同情者,如甘浩望神父,如劉山青的托派同志,及一些政治上沒有機心的人繼續聲援,讓香港少數關注的人久不久聽到劉山青在獄中的消息。

劉山青事件,灰記曾受托做一些晒相做海報的跑腿工作,算是略盡綿力。還記得將劉山青的相片拿在照相館做底片,店員認得劉曾在報紙出現,灰記向店員略述劉的遭遇,她作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說大陸政府太離譜。

九零年代初劉山青獲釋回港,民主派主流以司徒華及張文光作代表,到紅磡火車站高調迎接劉山青,很多曾參與營救劉山青的人都覺得十分不齒。張文光特別在《信報》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算是為民主派主流當年的「見死不救」講聲對不起(當然,掌權後的鄧小平對北京之春等的民運人士恨之入骨,即使民主派主流展開營救也未必有結果,但這是道義和是否真的崇尚人權和民主的問題。)

捱過十年牢獄一點不簡單,灰記從心底佩服劉山青。劉回港後繼續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個人得著甚少,相信他也絕不是不願香港改變的人。

有人說劉山青儍,作無謂犧牲。這可能是香港不能改變,依然沿用殖民地一套的癥結所在。灰記以為,香港像劉山青這樣的「儍人」太少,懂得自保計算的人太多,加上英殖民政府為了冷戰需要,以及「光榮撤退」,而把香港「塑造」成共產中國眼皮下的「資本主義明珠」,而共產中國為了改革開放(即是走資)的需要,初期也要利用一國兩制這種一家便宜,兩家著的政策。

因此,在英國的政治需要下,香港人八十年代起,自發爭取民主不用付出「血」的代價,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民主也不用如大陸同胞一樣,成為專政對像,失去自由。不過這種不用付出「血」的代價的代價,是永遠不能當家作主。灰記以為,這是香港不能改變的原因,並不是香港人不願意改變,至少越來越多非建制,非既得利益者,看到香港必須改變。包括十一月廿二日灰記在沙田見到的部分參與自由波活動的人,在立法會門前抗議興建高鐵的大部分人士。

建制派人士,既得利益者總希望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可以理解。但爭取民主的人,爭取香港改變的人,也希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香港原地踏步的原因。(待續)

港式五四情結

 不知灰記的記憶是否正確,二十年前激盪的五月,本地有過一個可能是史無前例的自發式紀念五四集會。灰記曾經作過一些紀錄︰

「是紀念五四的一個傍晚,幾千人聚集在中環的遮打花園。當中不少是中環的上班族。當晚有發言,有歌唱。在標誌資本家萬歲的中環晚空,在殖民地的心臟地帶,香港人跟隨在大陸的民眾高唱《國際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一幅極不協調的圖畫。

當晚只有「四五行動」,還沒有支聯會。有梁國雄,未有司徒華。還有後來擅用語言暴力,言論有巨大影響力的黃毓民、鄭經翰。當晚傳媒沒有大肆報道,因為沒有當時的政治明星,沒有專為傳媒報道所作的採訪安排。

當晚參與者可以暢所欲言,不管是平常身居要職的管理人員,退休老僱員或正在上學的青少年。「打倒共產黨」,當時還有親國民黨的聲音。「結束專政,推行民主」是更多人的心聲。沒有人想過以後會發生的事。

在殖民地的倒數歲月,浪漫的民族情懷夾雜對專制統治的恐懼、排拒。當晚大部分人情緒高漲,旁觀者也受牽動。

八九年的五月,表面上,整個城市仍一如既往,為創造、搶奪更多金錢財富而疲於奔命。但茶餘飯後,大家談的不再侷限股市、樓市,而是發生在遙遠北京的事。報紙、電台、電視開始大篇幅報道大陸學生自悼念胡耀邦以後的種種活動。香港人把政治上的失落完全寄託在大陸這次規模龐大的自發性學生運動上。吾爾開希、王丹、柴玲…成了香港人的新偶像。至少有部分香港人熱切期望跨越殖民地與原宗主國的鴻溝。

香港原來並不是完全沒有屬於自己的政治,但這種政治也是不完全的,是寄人籬下的,是遭閹割的。「八九」的前兩年,爭取最大限度政治參與的力量,費盡力氣,也只能號召幾千人,用不見得動聽的口號,不特別響亮的聲音,喊出對民主自由最基本、最膚淺的渴求,「要吃飯就要有民主」,和大半世紀前,甚至千百年以來,觸動農民起義的道理沒有兩樣。

這個名為「高山大會」的集會,雖說匯聚這裏最大部分最熱衷政治的活躍份子,當中更有不少未來民主派的政治頭面人物,但個別台上發言者言論水平之低,說話的隨機任意,已到了不堪地步。不堪因為寄人籬下,因為遭閹割。不堪也許因為找不著出路。」

二十年過去,香港人對大陸民主的寄託依然落空。也許少了點寄人籬下的感覺,然而政治閹割感並沒有消失。前殖民地與原宗主國的鴻溝依在。

二十年過去,大陸偶像派學運領袖四散,有些完全變質。港式政治人物水平沒有寸進,有些日久見人心。可喜的是民間的政治覺醒。

灰記也只會寄望兩地民間延續五四精神,迫使兩地官方重新迎接「德先生」或「德女士」的到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