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布掩蓋紅色「國徽」下沉思

三月三日市民短暫佔領政府總部,有一個可圈可點的小環節︰一些遊行人士用一幅大型黑布遮蓋政總大樓,象徵政府黑箱作業。曾經有一段短暫時間,黑布遮蓋了那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顛覆」意味更濃。可能由於此一動作對中共的挑釁味道太突出,黑布很快便離開那個大紅徽。

望著那個聲稱代表十三億中國人的徽章,站在旁邊的灰記不期然想到個人與國家,人權與公權的問題。特別香港不少人其實並不認同中共這個「國家政權」,又可以如何在中共不斷宣傳「愛國愛港」,以及動輒抨擊一些港人「反中亂港」中自處?

說到這裡,灰記想起一位傳統「愛國」陣營過來人,幾年前被中共以「間諜及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判刑五年,後來假釋回港的程翔。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千日無悔  我的心路歷程》,不少記者同行都爭相訂購,灰記是其中一人。

顧名思義,這書講的是他的寃獄歷程。這本書其中一個特點是內文不多,附錄反而佔很大比重。灰記看了內文,未細讀附錄,老實說,感到有點失望,可能灰記希望多了解他如何因為牽涉中共高層鬥爭,成為政治犧牲品。不過,此書只簡單說可能因為他寫的兩三篇文章「累事」,遲些有機會再著書講這方面的問題。換言之,此書主要講幾點︰以自己經驗,講述對中國司法及監獄制度的看法,以及講自己如何在監獄自處及信奉基督教的過程。

但無論如何,程翔作為一個北望中國的「愛國」香港人,他的遭遇仍然值得香港人深思。程翔並非第一位被中共判刑的香港人,三十二年前,劉山青因為到大陸探望民運人士,被中共判刑十年。不過,當年他並非如程翔的愛國知識份子,而是信奉托洛茨基主義的理想主義青年,希望「共產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而正因為他當時是中共長期妖魔化的「托派」份子(近年中共官方才有限度「平反」「托派」),當年香港「民主派」主流沒有聲援過劉山青,為他奔走的是一些沒有宗派主義的社運人士及「托派」人士,也有甘浩望神父,與今日程翔同獲泛民及建制,甚至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懷不可同日而語。而劉山青亦是一條不折不扣的「硬漢」,把牢坐到底也拒不認罪和認錯,的確是「香港人的驕傲」。

然後,三十年前,傾向自由派的《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亦被誘往北京,以「間諜罪」判刑十年,隨即假釋於北京。據說也是黨內鬥爭所累,而他亦是程翔的前輩,老一輩愛國知識份子。然後他的兒子,已故的羅海星,於八九年因為參與營救民運人士,被捕判刑五年,後來九十年代初,一向「務實」的英國人想打開中英外交悶局,為英國利益盤算,於是首相馬卓安訪華,會見那個劊子手李鵬,但不能完全沒有半點「人權」要求,於是順帶提出釋放他這個「香港仔」(這是羅海星生前親口對記者說的)。中共為了打破「六四」後被西方杯葛的困局,同意他保外就醫。

羅海星同他父親有點不同,他於文革期間回大陸讀書,親睹中共權鬥之荒謬,滿口革命道理背後並沒有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對中共更徹底幻滅,少了他父親那份「苦戀」。最主要的分別是他覺得可以理解台灣人為何要自決要獨立,他父親便堅決反台獨。說起「苦戀」,程翔在書中講起文革後興起的傷痕文學,特別提起白樺的《苦戀》中的名言,「你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你嗎?」相信這種「苦戀」及劉賓匯所講的「第二種忠誠」,是不少「老愛國」的寫照。

再回到程翔的書,灰記不知這是否世代問題,但看到程翔寫道︰「……當被問到這是否一件寃案,我說︰『個人寃屈事小,重要的是國家要有進步。』這不是我故作高調,而是我在獄中已形成真心的想法。」總覺得難有共鳴。灰記倒不認為這是否高調的問題,而是「認識」的問題。為甚麼現在全球有識之士都把人權看得很重,強調不能以國家之名肆意剝奪人權?而中國人在過去幾千年,特別在過去六十年,被以「國家」和「革命」之名剝奪人權,甚至生存權者不計其數,教訓不可謂不大。

要糾正這種以國家之名行壞事之實的情況,即符合現在聯合國人權公約(程翔在書中亦有提過)所提倡的,全世界所有人民都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個人受國家機器加諸的寃屈一點也不事小。從另一角度看,現在中國不計其數的上訪事件、維權事件,絕大部分不也是為了個人寃屈伸訴,希望中共起碼尊重其訂下的法律法規行事。在灰記眼中,就是每個上訪者,每個維權人士為自己為他人的寃屈向當局「討公道」,這個「國家」才會有進步的希望。

因此,程翔的寃獄並非小事,正如每個上訪者,每個維權者的個案都不是小事。灰記早前在報紙上看到,已退休的前人大代表,已故作家冰心的女兒吳青接受採訪,為自己被官方視為刁民感到自豪︰「有的領導說我是個刁民,因為我懂自己的權利,我按法律爭取自己的權利。事實上每個人都應該這麼做。」

當然,比起那些被制度打壓得透不過氣的黎民,吳青亦屬「權貴」階層。但她沒有因為中共「恩賜」人代資格而唯唯是諾。報道指她年輕時經歷過反右運動和文革,性格敢言,退休前擔任人大代表 20多年。 1988年北京市人大代表會議上,她反對政府官員、法院、檢察院系統幹部參選人大代表,投出大會僅有的兩張反對票。她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刁民,民眾要共同推動中國走向民主、自由和法治。

所謂刁民者也,就是要不遺餘力的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利,不能令自己有半點寃屈。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進步,是否文明,其實沒有甚麼奧秘,一般平民百姓是否受到「公平」對待,是否受到法律保障,是否經常感受到寃屈,已經是量度的標準。當然,「家國情懷」、「愛國知識份子情結」,人各有志,每人的心路歷程不同,灰記也無意抹殺程翔的赤子之心。但現在中國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社會的進步從捍衛自己的權利開始,中國過去鼓吹的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意識形態原來只是奴役人民的「鴉片」,觀乎此,不免感到程翔的剖白有點「腐儒」的味道。

雖然如此,程翔同那些因為個人利益而不願脫隊的「老愛國」,或為了「撈嘢」的「新愛國」相比,仍然值得尊重。因為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愛國而「包容」中共,對中共的專權腐化時有強烈批判。在書中,他亦提出一些發人心省的統計及分析,例如他指出中國95%的判案都是被告承認「犯罪」,而非因為客觀證據入罪。而中國的司法制度與絕大部分文明社會不同,人家是無罪推定,即是檢控一方要以證據去證實被告有罪,而中國是有罪推定,要被告去證實自己無罪。加上中國由共產黨掌控國家機器及司法系統,刑警為了「完成任務」,經常不理程序,威迫利誘、嚴刑迫供在所不免,法庭判案看上級官員的旨意,因此充斥寃假錯案也就不難想像。他就是在不人道的監視居住期間,雖無被嚴刑迫供,但單獨禁閉,心理折磨,加上威迫利誘(早點「認罪」便可早點見到陽光,早點能和家人通電……)等而認罪,都訴說中國司法制度的如何不公不義,如何遠離現代文明的要求。

就是中共這種「無法無天」,香港人必須盡一切可能抗拒。如果說反對「融合」,最重要就是反對中港政治文化的融合,反對「一國」觀念的融合。因此,反曾蔭權「貪腐」是反對特首小圈子選舉選出來的人。除了因為此人對中共唯唯是諾以外,就是因為他無可避免地不斷受中共官場文化的侵蝕,對法治和為官操守缺乏堅持。爭取雙普選就是因為只有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在全港市民任命及監督下,才能抗拒中共的干預和負面影響。

正正因為如此,中共的打手不斷抨擊爭取真普選是「變相港獨」,真正的高度自治是「變相港獨」,因為真正的高度自治在「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中共及其依附者心中就是「抗拒黨中央」和「搞分裂」。但既然中共自己迫於形勢也好,權宜之計也好,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人便要認真地,鍥而不捨把它弄成真實。而真正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建基於一個民選政府及以民主、自由、法治為共識,即所謂普世價值的香港。而這個普世價值的核心,尤其針對「亞洲威權價值」的強大影響力,就是人權的彰顯。

要彰顯人權,這個香港一制必須保證其市民有「不愛國」的權利,為甚麼這樣說?就是針對中國的黨國體制,既然在中國大陸,批評共產黨隨時可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顛覆國家政權」、「洩露國家機密」、「間諜」等罪名,為甚麼還要去愛這個被中共壟斷,幾乎等於中共同義詞的中國呢?

而灰記總認為,香港人若能堅持抗拒中共的「大一統」操作,對內地人,對台灣人,以至對被中共實施種族清洗政策的「少數」民族如西藏人,都是一種道義聲援。

曾蔭權「驚喜」?

曾蔭權曾說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會讓人有驚喜。派糖會是驚喜嗎?香港面臨的是結構性問題,所謂深層次矛盾,所謂金融地產霸權問題,所謂貧富差距日增問題,曾蔭權全不敢觸動。但建制派民建聯依然收貨,主流傳媒亦有不少掌聲。

香港貧富差距日增的其中一個例子是貧困長者越來越多,這些長者很多在香港工業發展時期貢獻勞動力和青春,但由於收入不多又要養育下一代,儲蓄有限。在港府的「放任」政策下,也沒有任何退休保障。於是不少長者依靠二千多元的綜援(須資產審查,有十萬八萬棺材本已經沒資格申領),或一千元的生果金度日。而社會上近年越來越多呼聲要求政府推行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讓現時的貧窮長者即時可取得每月二至三千元的退休金(不用資產審查),是相當卑微的訴求。連政府委任,立場保守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也希望政府認真考慮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可是這個曾蔭權政府連研究也不肯研究一下。

另外,如何縮窄貧富差距「束手無策」。本來向財團增加利得稅及向富人加稅是其中一個方法,但曾蔭權不但不敢動他的後台半根頭毛(他的政府其實是為財團富豪服務,只是美其名「大市場、小政府」吧了),還為不能兌現減利得稅承諾而表現歉意。

花二元可乘坐交通工具及醫療劵加至每年五百元,回大陸養老領生果金不須回港住一段時間等,長者們不會說不好(對只靠生果金度日的長者,二元也未必花得起)。但一些福利較健全的國家其實有一大套退休及醫療保障制度。當然在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下,這些保障大部分人民的制度亦面臨緊縮政策的挑戰。這亦是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重大危機,即是跨國財團、當地資產階級政權對人民大反撲,要奪回過去人民,特別是基層人民爭取回來的社會福利。要徹底解決跨國財團及各國資產階級政權的大反撲,非要一個全球基層人民大團結抗爭不可。

而香港是全球最迷信市場的社會,明明是金融地產壟斷市場經濟,卻仍然迷信/緬懷港英時代所製造的「獅子山下」意識形態,所謂奮鬥致富,努力上流等。今天明明越來越多年青人不是追求買樓買車,而是希望生活在一個較公義的社會,但主流傳媒卻不斷製造年青人不願捱,工作了幾年便埋怨沒錢上車(買第一層樓)。對不起,很多年青人,即使是大學畢業生均「面對現實」,月入萬多元(甚至不足一萬),明知不會像八、九十年代般,幾年便大幅加薪和升職,甚至工作十年薪金也未必有多少增長。於是未出來工作已經申請單身公屋,為的是可以有一個負擔得起的蝸居。

現時輪候單身公屋的年青人有十多萬。他們只是希望政府實現聯合國人權公約所賦予的居住權,他們絕不是工作了幾年便想買樓的人。因此,一個為廣大市民著想的政府,要做的是增加興建公屋,包括單身公屋,而不是只顧協助市民上車當樓奴。曾蔭權現在所謂復建居屋,規定以月入四成供款,五年後可轉售,其實仍不脫以樓市作主導的買樓至上舊思維。

面書上便有社運人士寫道︰「復建居屋好似好回應民意咁,但試想下,補地價少左,增加居屋買賣及流動,咁米即係助長居屋炒賣?一手業主就話會賺錢,但二三四手又米買番同市價一樣的樓。由小到大都是住居屋,居屋原意是讓人置業自住,唔係炒樓啊!」

至於說協助慈善機構興建單身宿舍,供年青人居住(先不談這些宿舍青年人是否負擔得起),潛台詞便是年青人「長大」了便要自己想辦法,再回到政府和大地產商合謀壟斷的房屋市場掙扎,住劏房或住到偏遠地區。

曾蔭權不肯正視樓價,無論租或買,已經脫離大部分市民承擔能力的事實,還是把居住權與商品市場混淆,不肯加強投放資源於越來越多人希望依託的公屋系統,例如加建公屋和放寬資格,讓更多無力無意置業的市民受惠。無他,服膺金融、地產集團主宰的經濟,曾蔭權不會有新思維和新的驚喜,不敢觸動金融、地產的既得利益(例如發展東九龍成「新中環」,不又是「中環價值」舊思維作祟嗎?)只會原地踏步,搞小恩小惠。

虧這個不知恥的曾蔭權在電視論壇扮惆悵,說卸任後, 為免市民憂慮官商勾結,自己在購置物業上亦很艱難,然後話鋒一轉,說自己擁有宗教信仰,相信 會得到上天眷顧,不用太擔心日後居住問題。 這不是矯情又是甚麼? 那些住在惡劣板間房的基層市民,聽到曾蔭權這樣說,會否想把電視機打爛?

挑戰政權不是民主政治的家常便飯嗎?

繼京官藉青年「衝擊」曾蔭權赤裸干預香港法治,說特區政府要依法追究外。那個曾蔭權也乘機在北京「發爛渣」。

被幾名年青人高喊幾句,造成一點混亂而「受驚過度」的曾蔭權,在北京胡言亂語,說甚麼少數人挑戰政權。如果說幾名年青人「衝撞」一下(這裡說的衝撞是令曾蔭權有失「官威」的那種場面,而非曾真的被人用身體碰撞),便是挑戰政權,那麼香港無日無之的遊行示威,也是挑戰政權了。

而最根本的是,挑戰政權又如何?作為執政者,做得不好令人民不滿,便要下台。只有獨裁專權者才不讓人民挑戰其政權,要用暴力鎮壓。香港政制也是畸形,行政長官由八百人選出(2012年增至千二人),實際上這群人絕大部分會看中共屬意那一個人當特首,便投票給誰,其他候選人只是陪跑作個「競選」模樣。甚至有時連陪跑的人也不需要,如董建華連任那一屆,以顯示其「眾望所歸」,實情是他的無能已人盡皆知。

果然,他連任後第二年,即03年的「七一」,有數十萬人上街抗議。只是深植港人腦袋的政治無能感並非輕易可以消解,幾十萬人上街,當中已有部分人喊出「董建華下台」,是明確挑戰董建華政權,但「領頭」的「泛民」缺乏迫使董建華下台,突顯香港政制之荒謬的政治意志及勇氣。當中共及港府最終決定停止23條立法,「泛民」便皆大歡喜收工。諷剌的是,中共在兩年後也察覺這個董建華不能久留,只差兩年也不讓他「光榮退休」,要弄個「腳痛」下台的鬧劇。但那時已沒有人民迫使董建華下台的挑戰政權意味了。

當然,「泛民」的表現亦有其客觀原因,立法會普選遙遙無期,議會多數由建制派把持,他們大多數由佔立會半數的功能組別,而非人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作為永遠少數派的「泛民」,在議會的政治作用只是突顯這制度的荒謬,為廣大市民利益服務的口號大半是自欺欺人。因為個別議員熱心為個別市民爭取權益,皆受制於現有制度及政策,即使不情願也要認同現有制度及政策,求取對個別市民的酌情處理。而「泛民」經常掛在口邊的便是不民主的制度,往往令執政者偏聽,漠視廣大市民的利益。

就是這種不民主制度,令這個政權長期偏聽,政策嚴重傾斜壟斷財團,即所謂官商勾結。但政權及建制派議員在中共的俯視下,組成了牢固的統治集團。面對這政治困局,從政多年的「泛民」議員的政治意志被消磨是意料中事。能利用議員身份服務個別市民當然是好事,但這種差事,建制派議員也會做,並非「泛民」議員存在的「價值」。

中央政策組劉兆佳忽然「講大咗」的民怨累積,香港已達臨界點,可能點出當前的政治困局下的現實。連生活無憂的影星洪金寶也大力鞭撻特區政府,叫高官到難民營住三個月,領時薪28元的工資,足見這個政府的不得人心。那幾位社民連的青年其實也是代表基層市民累積已久的怨氣,即三十萬貧窮長者沒退休保障,十多萬低收入人士生活及居住環境惡劣等。如果說他們的舉動是挑戰政權,「泛民」,以至那些自命理性的「泛民」支持者,這個政權不應該挑戰嗎?財政預算案弄得一塌糊塗,連立場保守的社工學者周永新也認為曾俊華應該下台,「泛民」的「溫和」派有沒有想過倒曾,無論曾俊華還是曾蔭權的打算呢?

既然曾蔭權也意識到自己的政權如斯脆弱,幾個青年稍為高聲急步,便有被挑戰的恐懼,不願反思自己執政的缺失,灰記也在此高呼「曾蔭權下台」,送他一程。

 

甚麼發展?甚麼道理?

「發展是硬道理」這句鄧小平名言,中港管治者及主流社會看成金科玉律。大陸有句用語叫「過硬」,很強的意思,充分表現在中共治下的強悍,「過硬」、「硬道理」,亦即是硬闖,廣東話稱之為「夾硬嚟」。

曾蔭權上台時意氣風發,要強政勵治,又一個「夾硬嚟」政權。一群關注社會政治的文藝工作者,對曾蔭權治下的香港有話兒,舉行「致曾特首.二《發展是硬道理》觀念藝術展覽」,是第二次向單一的發展主義提出質問。

處於旺角鬧市舊唐樓的一個細小展覽室,展出不多的作品,「弱勢」的聲音,卻未必沒有共鳴。

路牌不應只為「廣珠澳大橋」、「西部通道」、「高鐵」而設。發展,發展,又是發展的狹隘目光下,能否容得下實實在在的公共空間,群眾可免費享用的一尺半寸?

唱唱歌、睡一覺又如何?在天價豪宅的壓迫下,小市民的生活空間又在那裡?

 由「強政勵治」到「我要做好呢份工」,由自稱「政治家」,到現在只會在傳媒面前黑面,在北京領導人面前卑躬屈膝的「小公務員」,香港醒目仔哲學又有幾「巴閉」。

參與展覽的文藝工作者很敏感,也非常行動派,眼見這位「無料政品」的「老闆」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政制不前,無動於衷,只鍾情硬件、硬道理的發展主義,強行通過高鐵撥款以及降低舊樓強制拍賣門檻至八成,都是發展為富人和地產商的佐證,期待「七一」的抗議日給他一個實實在在的教訓。

這位「寂寞」的推銷員,最大的問題是扮聆聽。他的耳朵硬化,可能與沉迷硬道理有關。

這隻硬膠耳朵,無論到過多少場諮詢會,都只認幾個字,「發展就是真道理」。

展覽日期︰3月21日至5月31日。展覽地點︰ 九龍 太子 西洋菜南街222號 三字樓 C&G 藝術單位(始創中心後)

 

                                                                                                

趕熱鬧(UPDATE)

Update 1/香港隊竭盡所能,付出百分之一百二十,憑互射十二碼擊敗日本青年隊,令灰記及所有香港球迷喜出望外。

Update 2/電視上曾蔭權坐在貴賓廂,表現興奮,相信那是發自內心的感情。但當他向傳媒說話時,又顯示他對足球的無知,和假大空的思維不變,說香港擊敗了世界級的球隊。實情人家派的是二、三線球隊,絕對稱不上世界級。要寄望無知和假大空的曾蔭權,真正了解香港足球的處境,為這個最受普羅市民歡迎的運動的發展做一點實事,看來不樂觀。

Update 3/賽會說門要沽清,能容四萬人的大球場,卻只有三萬一千多人進場,賽會及政府拿那麼多門票做甚麼呢?究竟送了給甚麼隱形人/隱形機構?為甚麼要剝奪普羅球迷買票進場的機會?

Update 4/原來那群政客並非只為吝嗇一百元(門票),而是要現身「高人一等」的貴賓席,以特殊身份曝光更是重點。當中佔最多的竟是民主黨的人。

 十二月十日,東亞運準決賽,電視上看見曾蔭權拿著相機,由隱形立法會議員霍震霆陪伴。這兩個都不是足球場的常客,這次要沾香港隊的光。不過,球迷和群眾眼光始終雪亮,看見不甘寂寞的曾蔭權,要在這種港人團結的場合被人看見,不「領情」之餘,還要噓聲四起,提醒這個盡失民望的特首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至於那個被face book組群狙擊的霍震霆,實是香港文化體育界的恥辱。這個二世祖究竟為香港的文化體育界做過些甚麼?為甚麼長期霸佔立法會議席而不受挑戰。face book組群狙擊霍震霆是要廢除功能組別選舉,就是因為這種小圈子勢力加上「自己友」文化,造就一些萬年議員。霍震霆藉其父親霍英東的餘蔭,佔茅廁不拉屎這麼多年,實在應該受到聲討。文化體育界的封閉作風亦同樣應該清算。

電視上,東亞運足球準決賽,香港隊面對北韓年青球員,總算憑拼勁支撐至加時完結,互射十二碼淘汰對手。球員的努力值得讚賞和鼓勵。決賽對著有J-League經驗的日本球員,拖著疲乏身體的港隊球員,如能輸得體面,已有交待。

據聞香港的政客中,不少都趁熱鬧要看香港對日本的東亞運足球決賽,但他們卻吝嗇那一百元,要憑議員的特權身份,向政府官員討票。這種行為令人不齒。特別一些希望買票入場的人(如灰記),看到門票忽然售罄但明知是賽會及政府拿了大量門票作贈品,而拿了這些贈品的「VIP」又未必到場,心中的不忿可想而知。

這些政客中,泛民的討票者最讓人看不起,其中一個是張文光,特別他在反對變相公投上的詭辯,所謂爭取民主是持久戰,不爭朝夕,其實是戀棧議員的特權地位,向官員討波飛就是一個例子。無怪乎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拿政府勳章不覺面紅,如李華明(據說他太遲向官員討票而落空,未能入場看決賽。)

在這些民主黨人心中,其實已沒有大是大非的觀念,明明說要爭民主,要對抗反民主的特區政府,卻樂於接受這個政權授予的勳章,以及波飛。究竟他們與民建聯等建制派還有多少分別。民建聯曾表示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當中共和特區政府要不斷推遲普選,他們便識趣地將普選的「期望」無限期推遲。民主黨除了表表態,「憤怒」一番外,其實也沒有甚麼作為。與民建聯一樣,都是「等運到」。

無他,議員當得久了,逐漸脫離群眾,不知人間何世,不再願意和普羅球迷/群眾一樣,買飛支持香港隊。情願向「反抗」的對象–特區政府的官員討票,這是一種不自覺的墮落!

無論香港對日本的賽果如何,這群趕熱鬧者第二天將忘記香港足球積弱的深層原因,霍震霆與那些民主黨人一樣,繼續忽然熱受足球(如果香港隊偶然有好表現)。不懂足球的曾蔭權和負責體育的曾德成不會願意了解香港足球場的質素十分惡劣,香港職業球員長期以來都和業餘足球愛好者(包括灰記)共用訓練場地,以至共用比賽場地。更不會願意了解,其他地方足球水平的大大提高,其實是政府和企業長期投放大量資源的結果。這些老生常談民間講了十多二十年,政府和政客又何曾認真過。

特別政府和政客要聯手動用六百多億公帑,興建那條將長期要補貼的高鐵大白象(民主黨到最後一刻才投反對票,其實其機會主義的計算已表露無遺,因為明知泛民投反對票高鐵撥款也會通過,但可以安撫一下民間的反高鐵情緒,不想被社民連及公民黨搶盡民意)。他們有否想過,這六百億可以做更多有益香港的事,包括可以動用十多二十億,長期投資香港足球,讓香港足球復興!

身體道德、身體政治

曾蔭權要向中學生埋手,打他所謂「禁毒戰」,很有小布殊當年War on Drugs的架勢。《信報》的練乙錚已寫了文章,舉外國例子,質疑校本驗毒根本缺乏科學理據,不能證明對減少青少年吸毒有何幫助。曾蔭權此舉完全是政治計算。

小布殊與美國的基督教右派關係密切,或說美國基督教右派選民是小布殊上台的基礎。過去幾年活躍的美國基右「文化聖戰」,包括反墮胎、反同性戀,與這種選民基礎有一定關係。信天主教的特首曾蔭權,以及信基督教的律政司長黃仁龍,是否基督教右派不得而知,但漠視中學生人權的war on drugs,肯定是以道德凌駕法律,利用學校,以至警察的威權,脅迫中學生就範。無怪乎連天主教教區副主教都要出聲,質疑突擊抽樣驗尿不公平,又說沒有足夠社工及輔導老師,如何跟進和幫助吸毒中學生。教區傳播主任更建議名人、校長、教師、官員一起接受抽樣驗尿,明顯是揶揄曾蔭權找中學生開刀的不公不義。

灰記始終覺得,這個社會偽善得可怖,政府以及成人世界從不去探究,為何青少年吸毒問題嚴重。他們「摧殘身體」,除了一兩句「年幼無知」、「受人利用」外 ,有沒有反問一下,我們這些成年人構造出來的主流社會究竟出了甚麼問題。除了要年青人死讀書,爭學位外,讓壓力摧殘創意和好奇外,還有甚麼選擇和出路給他們。成年人世界的講一套,做一套,由政府以至財團商家的不擇手段和搵快錢心態,又可以如何「正確」引導青少年。 

舉吸毒為例,成年人世界的吸毒問題不嚴重嗎?為甚麼偏偏要中學生驗毒?今日可以強迫驗毒,明日是否可以強迫驗孕—今日青少年不是也有「性氾濫」問題嗎?那麼成年人世界呢?

這種偽善社會的特徵,就是到處都是雙重標準。「靚模」事件,明明有創意產業在幕後操控一切,傳媒為吸引觀眾讀者大事炒作,卻把那些循香港主流遊戲規則,希望殺出一條血路的「靚模」弄成眾矢之的。不是說她們「冇腦」,便說她們只懂得「出賣身體」,選港姐、亞姐、港男的女女男男不都是出賣身體嗎?

說到出賣身體,八月九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刊登了一位曾經當援交少男的男同志的自白書,講出當年他出售性服務賺錢絕不是「冇腦」,亦想到青春有限,所以發奮讀書,完成大學課程,讓自己有更多選擇。這名男同志雖然脫離了性服務行業,但並沒有悔不當初的感慨,依然支持「出賣身體」,對周秀娜所說,能令男人有性幻想是好事深感認同。

其實性幻想是正常之事,可是周秀娜說出這句話,便被泛道德主義者及選過港姐的才女袁彌明指摘。灰記看來看去,這是所謂「品味」,亦即是階級問題,在外國長大,讀過大學的袁彌明,可能看不慣周秀娜明顯要引起性幻想的寫真和「攬枕」。老實說,用周秀娜「攬枕」自慰究竟有甚麼問題?在外國長大的袁彌明不是要對人說,青少年自慰是不「健康」吧!

《星期日生活》亦刊登了好友的一篇訪問《不是羔羊,是鏡子—跟兩位男性工作者談援交》http://yu7086.wordpress.com/2009/08/09/money_boys/,反駁新近主流社會對「出賣身體」的口誅筆伐。訪問的對象一個是成年人阿威,一個是中四學生阿光。阿威教育水平不高,性服務可以令他賺取較可觀的報酬,為了做好呢份工,也要不斷鑽研身體語言、性技巧和待客之道,還要勤於健身,絕非不勞而獲的工作,也非人人做得到。訪問其中最令灰記印象深刻的兩句話,是阿威說,幾年前平機會廣告叫人不要用尺去量度別人,現在不是自打咀巴嗎?

至於中四學生,十三歲開始提供性服務,對成年人的偽善一針見血︰「「什麼身體烙印、一世後悔;什麼被人操控,身不由己,都是廢話。賺錢生活,買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有什麼不妥?屋企才給我200元一個星期,怎夠?……」「你看見D 人如何大驚小怪臭罵靘模,就知道社會性壓抑嚴重。仲話我地欠缺性經驗,真是笑話。」最重要是阿光身體以至意志完全自主,做這行亦沒有影響他繼續讀書。

傳媒數十年來有一句「名言」,「跌紙就搞黃毒賭」,缺乏視野和創意的傳媒,炒作「靚模」、「援交」吸引觀眾讀者,同樣,民望偏低,無所事事的曾蔭權,也要利用「毒禍」顯示自己的存在,口說關心青少年,其實覺得青少年容易入手,搞驗毒公關容易搏取認同。但無論政府與傳媒,那種雙重標準的偽善幾十年不變。而這種偽道德與基督教右派的泛道德不同之處,可能就是前者更顯虛妄!

 

哀悼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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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發生於六四之前的燭光晚會。參加者除了一些議員政客和社區組織者,大部分都是街坊,有精神病康復者,有家屬,有關注者。他們為了早前深水埗區四歲兒童被精神病者斬死而舉行哀悼會。

雖然斬人的精神病者被送上法庭,但這裡的人沒有聲討「殺人犯」。他們不單為死者哀悼,亦為精神病者在社區內得不到適當照顧而默哀。大家都覺得這是一種不幸,社區的不幸。

官方代表梁卓偉循例堅稱精神病者得到足夠支援,政府做足本份,卻沒有循例與街坊一起哀悼,哀悼稚童的無辜,哀悼精神病者的無助,哀悼被官方逐步摧毀/遺忘的貧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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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街坊,不論老幼都寫上心意卡,冀望死者安息,病者得救。「希望政府正視精神病問題,增撥資源,避免悲劇重演。」類似的心意佔多數。「我好辛苦,好想好番,唔想精神病。」這是最醒目的一張心意卡,謀殺了記者不少菲林。有幾位康復者義工向願意聆聽的人說,偏見和歧視一直存在,所謂支援,所謂融入社區都是空話。

有一位伯伯,為了照顧有抑鬱症的妻子、自閉的大兒子和精神分裂的二兒子,二十幾年來身心交瘁。最近幾個月才退休,但卻發現自己也患上抑鬱症。最諷刺的是,聲稱社區支援的普通科轉介服務,醫生說他精神沒問題;陪同妻子和兒子覆診時,醫生也沒有發現(大概因為看他妻子和兒子的時間也不足夠,怎可能發現他有異樣)。幸好他一位當醫生的同學發覺他精神有異,著他求醫才得知有病。他說所謂支援,對他而言有等於無,社工連提醒他為妻子及兒子申請傷殘津貼,讓他減少經濟負擔也懶得開口,更別說其他幫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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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伯伯的遭遇是特殊地淒慘,一般情況不至於此 。但不正正是特殊淒慘的個案更需要支援嗎?官方代表梁卓偉,你會為自己的發言而慚愧嗎?曾蔭權、周一嶽、張建宗,你們會為社區支援失效而哀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