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吃飽了,要記憶饑餓;記憶是思想的基礎

港大荷蘭籍漢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年初出版的《毛製造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獲得英國Samuel Johnson Prize。此書是馮客和他的助手訪問了中國二十多個檔案館和「大躍進」時代許多受害者, 歷時四年完成有關中國大饑荒的專著。馮客的結論是毛澤東及中共製造的大饑荒,死亡者達四千五百萬。

對於中共所說「三年自然災害」的記憶,在內地便有新華社前高級記者楊繼繩所寫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估計死者三千六一百萬。相信除了死硬擁毛者,如「鳥有之鄉」等,中國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發生大饑荒是不爭的事實,關鍵是自然還是人為災害。而即使是自然災害,政府是否有盡力救災,也要追究。正所謂人命關天。

不過,在中國,特別那個時代,不僅不是人命關天,而是人命如草芥。內地一些「新左」學者就重大的人命代價為官方解釋,說在一窮二白下,要作原始資本累積,打下經濟基礎,只能以道德感召—社會主義建設,調動工農的積極性,廣大人民,特別農民要為經濟建設犧牲,在所難免。還說,沒有毛澤東當年打下的基礎,便沒有今天的經濟躍進。西方資本主義的原始累積,殘酷情況不亞於中國等。這就是中國一些「新左」對五、六十年代生靈塗碳的「大辯解」。

灰記不會不承認一窮二白的客觀現實,也明白重建經濟的難度。但中共好歹是聲稱為工、農打天下,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即使為了對抗帝國主義的圍堵,要全國人民犧性個人利益建設經濟,起碼要人民有三餐溫飽,而不是白白餓死吧!但中共至今都不肯認真地總結五、六十年代「大躍進」、「三面紅旗」政策的缺失。究竟千萬計因饑餓而死的亡魂,是中國太窮,糧食不足,如果是,為何不向外求援?是為了「社會主義」這個面子嗎?還是中共必須要以糧食換取軍事及工業發展?但在聲稱工農政府執政下,千萬農民白白餓死,怎也說不過去吧!

要知道,中共高層是知道大規模的饑荒的,要不然五九年廬山會議,國防部長彭德懷不會寫信向毛澤東「進諫」,結果被毛打成反黨集團;要不然六二年,國家主席劉少奇不會對黨主席毛澤東說︰「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結果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中,毛澤東在壓力下被迫「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和鄧少平主持經濟調整,給農民一條生路。

問題是從廬山會議到六二年,四年過去,當中有多少人被活活餓死?如果不是毛澤東一意孤行,劉少奇等人為了自保而不敢說真話,把原來「反冒進」(即反對盲目追求經濟指標)的會議變成「反右傾」的會議,仍然堅持不切實際的目標,有多少農民可以倖免於難呢?

舉一個例子便可說明,毛澤東要號召「大煉鋼」、「超英趕美」,下面的官僚幹部為了討好毛,除了虛報糧產有多高,還搞出土法練鋼的瞎折騰,農民家家戶戶把家裡的鐵鑊等拿去燒,結果煉出來的「鋼」質量極低,只能報銷。而當大家瘋狂走去「煉鋼」,長熟了的莊稼沒有人收割,造成極大的浪費。如果不是毛澤東及中共如此不尊重科學,如此妙想天開,起碼很多人會倖免於難。

對中共的苛政/暴政,不是沒有人反抗,首先反抗的是那些活在最底層的農民。現在亦有資料披露,不少饑餓的農民曾起來反抗,甚至把幹部殺掉。但這些農民當然最終以「反革命」罪名被殺掉。這些反抗歷史也是值得記載的。

為甚麼中共如此胡作妄為,卻沒有任何經濟學者、科學家敢出來喝止。因為五七年「反右」已經把那些「不聽黨的話」的「資產階級」專家學者修理得貼貼服服,誰又會敢再說真話,表露半點自己的思想痕跡,而不跟大隊去做黨的馴服工具?在那個想時候,思想是包袱,要拋棄。一個沒有思想,或只有一個思想的國度,可想而知!

因此,五、六十年的大饑荒以至思想的空白,中共絕對難辭其咎。但到現在中共官方都不敢面對這段歷史,更談不上向人民道歉謝罪。

談到饑餓,又要回到廬山會議,話說彭德懷要為饑餓的農民請命,卻得罪了要「永遠正確」的毛澤東,成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既是集團,必須要有人「陪葬」,其中一個是現仍健在,寫《廬山會議實錄》的李銳。當時他和周小舟都是毛澤東的秘書,但因為同情彭德懷而被牽連,下放北大荒。他在接受裴毅然教授訪問時(刊於《開放》雜誌)說︰「我有種感覺,人最難受的是什麼?是挨餓,我在北大荒挨餓,幾乎餓死!」這些仍敢為廣大人民說真話的共產黨人,代價幾乎和那些被活活饑死的農民一樣。

九十三歲的李銳說,「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完全錯了」,自命左派的灰記對這話仍然存疑。但灰記認同李老的人本精神。他說︰「至於我自己這一生,做人與當共產黨員發生矛盾時,我不惜犧牲一切堅持了前者,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歷史。」

無論馬列主義者也好,共產黨也好,必須回到人的價值和尊嚴,回到記憶,即使記憶是多麼的痛苦和難堪,因為記憶是思想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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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與填鴨

在中共壓力下特區政府要大搞德育及國民教育,有人稱之為洗腦。老實說,在港英殖民地時期接受教育的灰記,經過十多年的體驗,只能用差勁兩個字來形容。死記、考試佔據整個中、小學生涯。所謂填鴨式教育跟洗腦有多大分別?反正就是創意及好奇心,以至批判思維的扼殺就是了。唯一的分別,可能那時候父母輩為生計奔波,也沒有甚麼補習學校、精英班、興趣小組等,還可以到山邊野孩子一番,或看一些自己有興趣的讀物。總之, 課餘自由度相對比現在的孩子們稍高吧。這個自由度相信對灰記及那時代的青、少年彌足珍貴。

回到教育,無論殖民地教育,或一國兩制下的教育,本質沒有重大分別。在美麗的辭藻粉飾下的教育「改革」,恐怕又是「內容」更「豐富」,即更加要死記的填鴨餐吧!學生的書包越來越沉重,學生越來越早被灌輸自私自利的競爭意識,學生越來越不快樂,在在都說明特區教育的可悲和可怖。否則那些高官和有錢人不會千方百計及早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國際學校、直資學校,然後最遲於高中時把子女送往外國留學。

在沒有國民教育下,大多數必須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已經被有意製造成一大群聽話、有一點工作技能、被生活壓力磨滅一切理想、追尋的上班族。再加上國民教育,中港統治階層的如意算盤是,有必要時利用「愛國意識」、「民族認同」轉化內在階級矛盾,在「偉大祖國」的迷思下,令廣大人民看不見壓迫的來源。

說著說著,灰記又想到六、七十年代西方年青人以至知識界對建制不同部門的反叛。例如美國學生的反越戰運動、法國學生的反戴高樂主義運動、甚至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反對蘇共的「社會帝國主義」強加於捷克的斯大林體制……。那個時候,西方左翼理論影響不少如灰記這類的青年。那時在外國一些「新左」人士頗流行的一個說法,就是馬克思加佛洛依德,由國家體制、經濟體制以至教育及家庭體制等,對個人造成的桎梏進行大批判。灰記還記得,除了馬克思及列寧一些批判國家體制的小書,還看過一些批判家庭的小書,如R.D. Laing的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家庭的政治)、David Cooper 的The Death of the family(家庭的死亡),批判家庭作為禁制女性、桎梏年青人的資產階級男權體制。那時候灰記逃離港式填鴨教育,在這些反思體制壓抑人性的思潮刺激下,在海外變得「海闊天空」。

不過,這些反資本主義的思潮並沒有深入民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軍警及政策「改良」,「理順」了年青人的反抗。之後更有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資產階級大反撲,新保守、自由主義向福利主義進攻。私有化浪潮一個接一個,加上網上虛擬經濟的大行其道,有錢人利用網上虛擬經濟大賺特賺,胡亂投資虧損又有資產階級政府包底,即使企業倒閉,那些企業主及高層的身家沒有損失。而一般民眾便要承受這種虛擬經濟所造成的惡果,弄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經濟周期密及波幅大。資本主義的危機不言而喻。

在這樣的前提下,反全球化,捍衛本土/社區經濟才有意義。而這種本土運動必須與捍衛政權分開,因為無論特區政府也好,中共政府也好,聯同他們服務的階級,都參與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掠奪遊戲,掠奪不了別國人民的利益,也掠奪本地人民的利益。因此,本土運動必然去殖民、反體制、反霸權,也必然反官方意識型態。

中共「回歸」國族/家庭價值,甚至傳統儒家的君臣思想,大搞封建式愛國教育,也要香港特區政府緊隨其後,真有點像當年的列根、戴卓爾夫人右翼回潮。當年講求保守的宗教及家庭價值,打壓工人及各式反抗運動。對灰記而言,無論港英時期的填鴨教育,還是當今的填鴨加洗腦教育,都是對年青人「毒害」。作為反抗者,重溫當年的左翼理論,或發掘新的左翼理論,都有其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