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來《建國大業》

中共要宣揚自己的「豐功偉績」,總會在大時大節推出歷史宣傳片,例如《開國大典》等。今年趁掌權六十年,又出品電影《建國大業》。不過此片鬧出一些「風波」,原來片中的多位演員擁有外國國籍或居留權,因此惹來內地網民聲討,說要罷看此片。另一邊厢,台灣民間亦有人提出杯葛《建國大業》,不是為了演員是「外國人」,而是因為這是一套統戰電影。

 灰記倒鼓勵做通識老師和學生看看這類官方宣傳片,然後討論一下官方眼裡的歷史與有較獨立視野的人所書寫的歷史有何異同,算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前提是通識老師也要做做功課,讓同學可以接觸非官方的歷史視野,否則便只會淪為「愛國教育」(即愛黨教育)。說愛黨教育絕不誇張,所謂黨國黨國,以黨治國,以黨替國。灰記對愛國主義已經受不了,等而下之的愛黨主義便更嗤之以鼻。

 以共產黨觀點拍攝的《建國大業》,必定大事吹噓自己如何有節有理,如何代表人民,如何希望國民黨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順應民意,走和平憲政,不要掀起內戰,最後在蔣介石冥頑不靈,依然要發動內戰下,共產黨別無選擇,與日落西山的國民黨政權決一死戰,在全國人民支持下,把獨裁腐敗的國民黨蔣介石打敗,建立新中國。這是中國這頁近代史的主流看法。

灰記當然沒興趣去替獨裁者蔣介石翻案,但共產黨把自己描寫成和平渴望者也絕對不盡不實。中共的誔生是與蘇聯脫不了關係,在蘇聯的資助下,中共要走的是暴力革命道路。正如毛澤東的名言,槍桿子出政權。所以除了二十年代首幾年短暫時間,在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高層相繼加入國民黨,作為共產黨活動的掩護。

國共的暴力和軍事鬥爭,從蔣介石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後無日無之(二七年屠殺共黨份子當然是蔣介石的罪行)。即使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蔣介石被迫與中共共同抗日,但雙方依然是貎合神離。因為國共領袖骨子裡都認為只有依靠武力才能掌控中國。 所以中共單方面指摘蔣介石是戰爭販子並不公平。 就以抗戰為例,蔣介石固然有他的個人盤算,難道毛澤東和中共就沒有嗎?歷史證明,抗日的主力是國民黨,而中共在抗戰八年逐步發展實力,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已成獨霸一方的勢力,實力足以「逐鹿中原」。

中共其實表裡不一,一方面對外指罵蔣介石不抗日,要建立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內部則是另一種說法︰

 「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沖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

「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國是蔣介石的國,我們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人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才對我們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日本人佔領全中國,到時候我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方針。」(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

這句「十分宣傳」的確可圈可點,現在很多「老左」、「老愛國」都是當年在共產黨呼召要救亡、救中國,才跟共產黨走的。毛澤東可能比其他共產黨人如王明,更聰明。王明以至周恩來等都較信服斯大林把持的第三國際的訓令,盡量配合國民黨抗日戰略,被毛澤東指摘為「右傾投降主義」。而斯大林在德軍入侵蘇聯後更重視中國這個戰場,期望共產黨配合國民黨對日抗戰,牽制日本(因為日本一旦侵佔中國,蘇聯便會被德國和日本東西夾擊),讓蘇聯可集中精力對抗入侵的納粹德軍。但毛澤東對第三國際陽奉陰違,目的是為了他已掌握實權的中共保持元氣,甚至伺機發展。

至於,誰對誰錯,那一種取態才更符合普羅人民的意願,更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到中共不能再壟斷歷史解釋權時,或許有更公允的評價。

 如果以「成敗論英雄」,毛澤東的確高瞻遠矚,帶領共產黨武力奪取中國政權,所以即使他在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二十多年間,製造如此多人為災難,在中共黨內心依然有極崇高地位。所以根據以黨治國,以黨代國的邏輯,也要中國人民對他膜拜。所以毛澤東紀念堂,毛澤東畫像依然䇄立不倒。

 然而,今時今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講的是非執政的共產黨人)都在反思,列寧式的先鋒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方式,如何保證人民的意願得到尊重?誰去監督這個先鋒黨?如何防止壟斷黨權和政權。蘇聯與中國的慘痛經驗,讓人再反思如何看待人類累積的集體智慧,講求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共產黨人/革命黨人,往往要和被他們推翻的舊社會完全決裂,由舊社會過來的人與物都幾乎沒有任何值得借鑑的地方,甚至必須改造或打倒。所以必須把舊社會描繪成黑暗地獄。

民國時代當然有種種的不是,但緊握大權的中共在「建國大業」的宣傳需要下,舊時代的非共、反共人物,舊時代的一切事物,必然醜惡無比。至於這是否符合史實,則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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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來吧!

最近,接替劉延東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杜青林訪港,會見「自己友」(李鵬飛可能是唯一例外)。統戰即統一戰線,戰鬥味相當濃厚。灰記以為,中共建國六十年,走資已經走了一大截路,但依然未「發財立品」,仍然不脫「打仔格」,樣樣事情都予以「軍事化」,當年防疫是一場戰爭,抗震救災又是一場戰役,統治香港,自然也不脫戰鬥本色。所以也來統戰一番。

對灰記而言,「統一戰線」這四個字是先從英語的United Front得知。當年灰記與外國毛派組織過從甚密,被評定為「進步人士」,是可以被統戰的對象。這個毛派工人共產黨,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曾經相當活躍,有一次灰記旁觀他們在體育館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參與者少說也過千。不過,傳統馬列毛文化始終與加拿大自由氣氛格格不入,這些共產組織隨六十年代興起的反戰、反傳統的理想主義褪色、亦逐漸衰落,這是後話。

灰記馬列主義的「啟蒙」,全在北美發生。列寧寫過很多實用小書,灰記看過一些。其中一些語句,至今還有印象。當中便有對United Front的解說,一個真正革命者應該走進保守陣營,那怕是最反動的組織,去爭取支持,乃至中和敵意。他還批評那些事事講求純粹的共產黨人犯了左傾幼稚病。

當時灰記接觸的左派分子和共產黨人五花八門。印象中最講求政治正確的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特別他們對中國這個農民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諸多批評,當時灰記一方面基於民族意識,另一方面也對西方共產黨人,特別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對農民的定性,如落後、自私、封建等,對落後發展中國家的不自覺輕視,處處以先進自居,感到不舒服。有此感覺,道理也很顯淺,三十年前,西方比現在強大,世界以他們為中心的「氣勢」比現在更強烈。作為中國人,在西方社會感到疏離,感到被邊緣化,甚至被歧視是很自然及真確。灰記之所以參與激進組織活動,除了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外,也希望在那些小圈子當中尋找歸屬感。選擇親中國的毛派組織明顯反映這種心態。

當時灰記受毛派影響,覺得托派事事講求純粹,是United Front的大忌。還認為搞革命要有手段。斯大林能成為蘇共以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必有優勝過托洛茨基之處。這當然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成王敗寇」思維。近年,層出不窮的口述歷史,以至民間口述歷史,就是對這種歷史觀的修正。「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特別在這個網絡主導的世紀,官方欲主導一切已是不可能的事。例如斯大林的獨裁殘暴,早就被揭發,毛澤東要做第二個斯大林,也逐漸被人民唾棄。周恩來是一個有趣例子,三十年前的青年學生,對這個總理充滿敬愛之情,但隨著近年中共內部鬥爭的歷史,有更多非官方正統的論述,這個對毛澤東唯唯是諾,「左右逢源」的人民的總理,其「歷史地位」受到質疑。
相信隨時日過去,中共以至前蘇共(相信在俄羅斯,有興趣俄共歷史的人現在應該有相當自由去修正很多以前官方口徑)的正統歷史,會越來越多被修正。

回到統一戰線上,由列寧開始,共產黨以先鋒自居,覺得自己永遠掌握歷史發展規律,永遠正確,統一戰線只是一時權宜之計,特別是在自己力量未壯大時,不得不利用的一策略。當自己能主宰一切時,統一戰線便變成一種招降手段,「說服」有利用價值的「落後分子」跟共產黨走。

數十年過去,執政共產黨是否掌握歷史發展規律,大家心中有數。今時今日,掏空了理想的中國共產黨,黨政架構依然固我,統一戰線依然要繼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政權穩定,在這前提下,沒有任何原則可言。在治港政策上,只著重大財團,大老闆的利益,與保守頑固的鄉事派結盟,對基層基本缺乏關懷,實是內地權貴資本主義的直接反射。

所以杜青林除了見見地下共產黨員,也見見政協等政治花瓶,當中包括不少大老闆。至於平民百姓的代表,一於「闊佬懶理」。那些中共的老朋友,還肆無忌憚的投訴「假假地」有一半議席代表市民的立法會「權力膨脹」,實在荒唐之極。
至於由杜青林主持,高調成立的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已有論者指名為推動兩岸和平統一(作為政治實體的公民,台灣人對這種統戰小動作只會一笑置之;中共亦深知這個總會對台毫無份量),實質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中共半官方組織。中共要加強對香港的干預,無視自己當年「莊嚴的承諾」,自不待言。香港與大陸民眾的命運越來越緊貼,要正面面對中共的日子也越來越近。這是中國政治現實,中共政權特質所使然,本地的公民社會宜及早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