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xxx,89年我xx歲

「1. 我叫xxx (請註明真實姓名),
2. 當年我xx歲 / 讀緊小學 / 啱啱結婚,
3. 我記得 / 已經忘記了 / 想知道 / 唔想知道 xxxxxxxxxxxxx」

朋友在facebook留言,呼籲四方八面的朋友,寫上對23年前6月在北京發生的事的感言、看法…。看清楚,原來是「沒有製作」的一個迎接「六四」廿三週年的活動,叫作「一人一六四」。這些留言有可能製作成明信片,於五月中開始舉行的「六四報哀音」活動中派發。

去年「六四報哀音」,Ngan Piu 上載

近幾年,這個小團體每逢臨近「六四」,都會「六四報哀音」,在街頭以歌唱和朗誦方式,向市民,特別年輕人,講述六四的故事。提起這個「沒有製作」的小團體,又令灰記想起去年一件往事。其時兩位同行正拍攝有關「六四」和國民教育的專題,分別訪問了這個小團體的兩位成員,一位是歌唱和朗誦的指揮Felice,另一位是九虎。他們都有在facebook參與「一人一六四」的留言︰

「我叫沈茵潔,當年我六歲,龐淨係記得婆婆遮住我對眼,叫我唔好行近電視機。」

「我叫九虎,当年三岁,在北京。我其实根本不会记得当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但我唯一记得的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朝天高举着“V字”手势。」

這兩位朋友,一位來自傳統「愛國」學校,一位來自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都是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長大。他們最終能打破被從少貫灌輸的黨國價值觀,檢視中國歷史其中一個重要轉折點,追尋並傳播這段當權者要人們遺忘的歷史,的確難能可貴。灰記希望這兩位黨國主義教育過來人的經歷,可以「喚醒」更多人。

「如果那事件不是真實的,那些人的犧牲不是值得的話,為何那麼多人在這裡呢。」這是Felice於去年六月四日在維園對記者說的話。回顧整個中學教育,這一段歷史對她而言,一片空白。「你說學校有否欺騙我,我覺得它只是從來沒把事實告訴,也沒有把事情跟我們討論。」

學校老師只對學生「報喜不報憂」,要求他們「愛國、愛國、愛國」,參加國情班,到內地交流,欣賞「國家的成就」,但看不到陰暗面。她說,曾經有同學問老師,為何內地政府要拘禁爭取民主的人,老師的答案是,他們是異見分子者,做著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曾經一段時間,她對異見分子有很大偏見,覺得他們都是不懷好意。

升讀大學的社工系是轉變的開始,因為當中的人文/通識教育,培養她獨立思考同批判思維,加上香港資訊開放,好容易知道到內地的陰暗面,同當年六四的「真相」。

對紅旗下長大的九虎來說,中學的歷史教育就是一部中共官方黨史,「是一條一條、一條一條的,意思是1949年開國,之後反右、文革、大躍進、改革開放,香港回歸,剩下這些,我在想這不對勁, 為甚麼剩下這麼少的歷史?」甚至兩位被迫下台的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的八十年代,也是一片空白。

18歲那年,他在互聯網(當年防火牆還沒有現在厲害)找到一些八九學潮的零碎資料,一些知識分子在博客和論壇都有提到八九年的點滴。他曾經問母親,為甚麼不告訴我多一些六四的事情,現在的教育對於我來說是否好的教育?母親說︰說又有甚麼用呢。

後來他有機會來香港升學,為了尋找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決定到捷克做交換生,「當時單單說民主,其實離我很遙遠。但如果之前都是很相似的政權,現在變了民主國家,對於我了解中國民主化是否有些幫助?」「那一年我知道最重要的事,民主不是這麼簡單便得到,是真的需要犧牲,不像捷克這麼浪漫,一定要人民一起覺醒,或者一起行動才可找到。」

09年,他回到香港,決定到維園參加六四二十週年燭光晚會。當晚有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錄音講話,震撼這位北京青年的心靈。丁子霖說︰「今天我在這裡講話,內心很不平靜。我常常想我們中國人活得太沉重,太無奈了……」九虎把自己代入當年的北京青年。「當聽到一位北京媽媽,在說北京話,訴說自己兒子時,我真的很感動,那時真的想哭,不,已經哭了。我即時想起我媽媽,我想如果那時我死了,我媽媽會怎樣?」

他回想18歲發現八九年後,母親曾對他說︰「當時你爸也跟那些北京人一樣,儍兮兮的,花了一個月資,買了一箱可樂,騎著北京那種三輪車,現在也沒有了,現在這個三輪車也沒有了,騎著三輪車,就送去給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就這樣。」然後再跟他說︰「當時我們兩個帶著你,上街嘛,你看著長安街上,大哥哥大姐姐,都這樣嘛,你也學他們這樣。」三歲時九虎所學著的,就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朝天高举着“V字”手势」。

今年五月中開始,大概Felice和九虎,以及其他朋友,都會為大家「報哀音」。而「一人一六四」的留言活動,到4月19日,已有四百多人參加。從這些留言,灰記重溫一個時代的「氣魄」,感受人心之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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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之不去的死亡記憶

這則「解密」消息又把灰記帶回二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那晚灰記幾乎無眠,電視畫面傳出來的槍聲震懾著電視機面前的人。一位朋友深宵打電話訴說眼前所發生的一切讓她十萬個不明白,又說為何兩地的思維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當時的灰記也有點不解,即使在被稱為「法西斯專政」的「四人幫」時期,他們鎮壓四五天安門集會,也只動用了棍捧。當時有人被捕,有人被打死,但肯定殺傷力遠低於十多年後的槍火。 十多年後,電視及報紙傳出來的消息是,由木墀地進城的軍隊在長安街瘋狂開槍,很多在屋內的人也無辜被擊中。

而這則「維基解密」的消息,解說了為何當時軍人瘋狂開槍。這份由當時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建檔的電文表示,一名回浙江家鄉的領館職員,聽到同村一位母親轉述其當軍並參與當時鎮壓的兒子的親身經歷︰

「她的兒子是第38軍的士兵。1989年6月4日,其子與同袍原本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南隅朝空鳴槍示警,后來部隊中傳來口信說,他們有100人失蹤,據推測已遭學生們殺害。該部隊迅速清查人數,確認少了100多人。電文說,該士兵與同袍對此感到相當不悅,以致於接到上級的開槍命令時,他們啟動機關槍朝前方的人群掃射。當此一暴行結束時,有超過1,000人死在街頭,他們幾乎都是一般的平民。士兵們隨后以汽油焚燒屍體,后有直升機將屍塊運走。……

電文指出,儘管被威脅取消獎金,該士兵還是堅持回鄉探望母親,並於1989年9月被准假離營。他母親聽到他口述當天的屠殺事件后,強迫他連續20天到附近的教堂告解,請求赦罪。該士兵相當痛苦,他完全沒想到原來被告知已失蹤的100名同袍,后來全都出現了。他覺得被欺騙,進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

這則電文、那個領館職員、母親以至士兵說的是否事實,當然在中共對這段歷史的禁忌下,很難驗證。但肯定的是,木墀地至長安街一帶曾被軍人瘋狂掃射,有大量「物件」被燒毀,也有住在那一帶的人被流彈殺害。二十二年來,「天安門母親」中的很多家長在中共打壓下堅持要公開紀悼念,堅持要官方作出解釋,為的也是想不通為何兒女被無辜殺害。

相信「大開殺戒」的真相還要等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大白,如果到時有關的證據還沒被消毀,以及當事人還在的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無辜的死者中,很多連名字也沒被記下。沒有人紀念他們,或是根本不敢紀念他們。不知道真相大白的一天,被遺忘的死者名字會否重新被記起,就像艾未未等所致力的汶川大地震死難者名單一樣。

也許,到了死難者必須有名有姓,必須被公開紀念的時候,這個國家才算開始學懂尊重生命,才有可能不再濫殺無辜,讓無數被種種人禍和災難所消滅的生命終得到安息。 

人民幣的道德缺失與天安門母親的堅毅

這裡要講的當然不是人民幣應否升值的問題,而是人民幣被用作解決政治缺失的問題。「多少錢可以解決?」這是北京某公安分局領導今年向某「六四」死難者家屬說的話。這個「開價」被該「六四」難屬斷然拒絕。死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有三大訴求︰「真相、賠償、問責」。除了錢,那位公安分局領導都說不好辦。攫取人民公有資產,以金錢及武力維繫政權的中共,企圖以錢擊破「天安門母親」的團結及相互扶持,註定不奏效。因為她/他們一起同行,不是為了被錢收買,而是為了中共最欠缺的公義和問責。

對於官方非正式私下個別約談難屬,「天安門母親」回以名為「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的公開信

「在我們已知的203位死難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議軍隊實施暴行時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搶救傷員和搬運死者屍體時被擊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區的胡同或街巷裏被戒嚴部隊追殺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樓的家中被戒嚴部隊的亂槍殺死的;有一些是在現場拍攝照片時被射殺的……。經我們反覆查證、核實,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難者之中,無一人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們均屬於那場運動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二十多年來,我們為了死者受損害的名譽,為了安撫他們至今未能安息的靈魂,進行了堅持不懈的艱難抗爭。在以往的歲月裏,我們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死者在「六四」事件中被無辜殺害做出認真負責的交代。我們還特促請人大常委會改變漠視民意、對難屬們的呼聲置若罔聞的態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難者的問題同受難親屬進行直接的、有誠意的對話。但是,我們的要求始終沒有得到答覆。……

「……我們可以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比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撤銷對『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監控和人身限制;允許死難親屬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政府有關部門對一些生活困難的受害人實施純粹人道性質的救助……等等六個問題。這個補充決議不是沒有原則底線的。其底線就是: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今天我們在這裏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這兩條沒商量。

「我們要求與政府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凡事總是開頭難。為體現政府方面的誠意,它應該派出或委託負責任的相關部門來談,而不是指派平日裏監控、跟蹤我們的公安、國保來談,這樣做『名不正、言不順』,徒費心力。為體現對話的廣泛性,我們希望不是個別交談,而是政府多找一些難屬來談,不是一個,不是二個,而是三個、四個甚至與難屬組成的對話團來談。我們希望不是私下溝通,而是公開對話,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談,有什麼問題都放在桌面上,不掩蓋事實,不掩飾分歧,力求對死者負責,對歷史負責。我們並不幻想『六四』問題的解決一步到位,要談,就踏踏實實地談,談一項,落實一項,最終達成一個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結論。

「今年年初以來,中東、北非很多國家爆發了爭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抗議,中國政府把這些風起雲湧的抗議活動統統說成是『動亂』,絕口不提要求『自由』、『民主』。為什麼?這是出於恐懼。他們懼怕中東、北非的事態蔓延到中國大陸,擔心在國內勾起類似『六四』這樣的事件。由此,他們收緊了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鎮壓,以致中國的人權狀況嚴重倒退;尤其是今年2月以來,更倒退到『六四』以來最糟糕的狀態。中國出現了『六四』以來最強硬的時期,全國上下變得鴉雀無聲。正是在這種嚴峻的背景下,偏偏出現了公安部門與個別『六四』難屬的私下溝通、對話,這豈不是一樁咄咄怪事!」

在強權高壓下,「天安門母親」的堅毅與沉著,以及她/他們二十二年來所承受的苦楚,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今天,在政治嚴重缺失、道德淪亡的內地,有她/他們的默默堅持,以及其他維權人士的據理力爭,對不願馴服於中共政權的香港人有著重要的激勵作用。正所謂唇齒相依,莫過於此。因此港人對「天安門母親」及維權人士的支援亦義不容辭。

從《蘋果》得悉有香港義工探望了一些難屬,帶去港人對公開紀念「六四」的堅持,帶來難屬感言。在風雨互相支持。八十四歲,患重病的李雪文終於放下心理包袱,把兒子的袁力的遺照放在廳中憑弔而不致情緒失控。義工拿出白紙,請她寫點東西給香港的年青人,她和九十二歲的丈夫認真地商量了二十分鐘,寫上︰「心中有愛,相信人性光輝,有社會責任感,勇於擔當社會。」義工感動得哭了出來。但這幾句肺腑之言,那個強硬的政權,那些硬了心腸的「維穩」人員又聽得進嗎?

跟著李雪文看了義工帶去的去年報道維園燭光的報紙,轉告其他難屬,香港有這麼多人舉起燭光,說這是很大很大的鼓勵。

另一位難屬徐珏在白紙上寫道︰「我不但希望國家在經濟上要興發達,更希望在政治上向世界自由民主的先進潮流勇往直前!我們渴望像小鳥一樣自由翱翔。」

天安門母親的留言不需要甚麼大道理,已充滿力量。她們和她們的子女的踐行及犧牲,是大家每年燃點燭光的理由,是大家前進的動力,不管維園的場面如何形式化!

榮耀歸於人民

「這個獎不但是給曉波的,也是給所有在中國堅持民主、自由、和平的人,所有朋友和所有現在仍在獄中的良心犯。」這是劉霞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說的。在大陸公安押送下,劉霞同她先生會面。她回到家後仍被軟禁,但仍然同香港記者透過互聯網通訊,說劉曉波知道自己獲獎後感到沉重和內疚,自己多年來為天安門母親爭取獲和平獎,反而這獎頒給自己。然後說「這個獎是給天安門亡靈的。」因為「六四」死難者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爭民主,付出了寶貴生命。劉曉波並掉下了眼淚!

今屆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不少,包括維權律師高智晟、在囚愛滋病維權人士胡佳、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以及流亡美國的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不知她現在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另外,和劉曉波一起被囚禁的良心犯、維權人士還很多。倘若其他幾位候選人中的一位得獎,他們或他們的親人會否說類似的一番話?灰記相信也期望是這樣。

胡佳的太太曾金燕在推特留言︰「記者問:是否覺得劉曉波獲獎和胡佳獲獎一樣?我答:我們分享了他的榮耀。」

曾金燕在和平獎揭曉前在網誌寫道︰「 這幾年每到這個時候總有不少記者聯繫問對諾獎的態度。我始終覺得諾獎離我們的國家或個人比較遠,不是說中國人不可能得獎,而是一個諾獎對獲獎人的命運和中國的社會制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如此悲觀,要改變太困難,唯獨的希望,在於建設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 諾獎是對一個人及他/她代表的群體的工作的肯定,當然很榮耀。但中國人對它的功能的期待,有點太高了。這也難怪,雖然目前中國政治經濟醜聞不斷,但這個龐大的官療僚系統和它綁架的社會依舊鐵桶一般,我們總得一兩個容易看見的出口。」

相信曾金燕和劉霞的心情會很相似,活在這樣的一個國度,而這樣的一個國度令她們最親愛的人被無理監禁,令她們要長期忍受分離及擔心愛人在獄中生活之痛。倘若胡佳獲獎,劉霞也會說我們分享了他的榮耀吧!

因「六四」事件坐牢,現在無官一身輕的鮑彤說劉曉波獲獎他很高興,還說︰「每一個公民不要忘了自己的責任,要加倍努力使中國早日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成為一個他的政府對自己的法律和中國的公民負責任的國家、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國家。 」

是否需要看重和平獎的意義,各有不同想法。不過,灰記以為,很多人祝賀劉曉波獲獎的同時,不會認為這個獎只是頒給劉曉波,更覺這個獎可令嚮往民主自由的中國人凝聚起來,增加動力。不過,流亡美國的一些民運人士,卻原來對劉曉波獲獎不以為然,甚至提出反對。曾有近廿名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分別在今年三月及十月先後兩次聯名致函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反對劉曉波獲獎。信中表達了「不同意劉曉波為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合格候選人的意見」,所持理由是,劉曉波去年在北京法庭審訊中,發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不但「為中共的監獄美言」,還「稱讚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不顧事實地公開讚揚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的行為,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信中最後表示,「劉曉波這樣一個有極大爭議性的人物,已經不具備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應有的道德形象和感召力」。

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更說,夠格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有「好幾萬」,其他人都比劉曉波有資格獲獎,他認為劉曉波會得獎,是因為他是願意和北京政府合作的溫和派。 不過,這個「溫和派」在「六四」後進進出出監獄,現在還要面對漫長的牢獄生涯。

提起魏京生,灰記也有一件往事要再三述說一下。話說七十年代末西單民主牆被取締,短暫的北京之春告終後,魏京生被控以「反革命」罪,被中共當局監禁了十八年,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標誌性」人物。當年身在外國的灰記受毛派思想影響,雖然覺得判刑過重,但對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不認同,說了一句他是「反革命」,被一些同學批評為極左無人性 。

相信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人,沒有人會抹殺魏京生的貢獻。灰記八十年代回港後,亦見證不時有人為釋放魏京生,以至王希哲等而發聲,不過今天的名字換了劉曉波,胡佳等而已。如果說民主運動是一場漫長的抗爭,不同時期總有新的面孔,以中國嚴酷的政治現實,每一時期總有不同的在囚異議人士。

和平獎如果是一種榮耀,應該歸於參與過民運,以至近年興起的維權運動的所有。套用左翼喜歡用的一句口號,「權力歸於人民」,這個榮耀也應歸於人民,包括六四死難者,包括天安門母親,包括異見者,包括維權人士,包括上訪人士,包括豆腐渣工程受害者,包括被剝削的民工……。

「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魏京生這句直刺鄧小平神經的話,灰記至今仍然記得,魏京生當年的洞察及勇氣絕對值得欽佩。但今日他因為不滿劉曉波獲獎而指劉「 對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態,對其他受苦的反抗者有更多批評。」 未免過於刻薄。劉曉波至少同他一樣,因為發表言論被專制主義者囚禁。

劉曉波希望以理性和平非暴力方式改變中國的專制統治,在宣判前的最後說話指自己沒有敵人,讚賞大陸監獄人員對他的態度,是出自他的要揚棄敵我思維的善意。可能有人會認為話說得「過了頭」,但絕不應解讀為替中共塗脂抹粉。再說《零八憲章》很多建議不是同魏京生他們當年的民主訴求吻合,是北京之春,以至八九民運的延續嗎?

灰記不想用中國人「自私」/「門戶之見」去解讀民運圈子內的「反劉」聲音。反而期望劉這次獲獎,能令經常予人「內耗」感覺的海外民運圈子多多反省自己的角色,如何進一步同大陸零八憲章和公民維權等運動加強溝通聯繫,共同迫使中共早日放棄專制統治。

堅毅的燭光

在黑暗中, 您企望溫暖著心。

在黑暗中,您企望不會孤寂。

廿一年來,您守護著那一夜,守護著靈魂,不讓其沉淪。

廿一年來,拒絕沉淪的詩句,敲打靈魂的詩句,煉獄消滅不掉的詩句,有您默默聆聽。

那闖過悲傷的平靜,透過低迴的語調,透過朗讀一字一句,引領您回到那一夜。

您不是為了凝固那一夜,詩篇也不是為了凝固那一夜。您是要跨越那夜,詩篇也是,廣場上的母親也是,廣場上的繼承者也是。

為此,悼念、回憶、書寫、行動……要直面摧毀那夜的兇手,要直面專橫。為此,要承受被監禁、被壓制的暴力。

廿一年來,專橫與暴力繼續狙擊,為的是埋葬那夜,埋葬那夜的理想。

廿一年來,您在小島牽掛著,守護著。但您不曾冒過風險。您在等待,但伴隨等待的無力感,正侵蝕著您。

然而,廣場上的母親在感激您之餘,也預告了專橫與暴力,在廿一年過後,正向這小島進發,要冷凍您的溫暖,迷糊您的方向,讓黑暗吞噬一切。

廿一年來,您的堅毅未受考驗,您只能求得心安。這夜過後,你會否思索如何跨越那夜,直面專橫與暴力,為付出堅毅的代價作好準備?

母親節與陽光政治

母親節傳媒例牌報道,聊備一格,或刻意濫情。不過,看到《天安門母親沒有喜悅,只有悲傷》的標題(《蘋果日報》5月8日),還是有所觸動。這群內地母親,因為中共的極權以及賤視人命,子女在八九年「六四」镇壓時,無辜命喪軍隊無情的槍彈下,之後不但不能追究開槍者責任,更不能公開悼念。在中共堅持專制,拒絕尊重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下,年邁的她們也許只能讓傷痛伴隨餘生。

不過,勇敢堅持真理,堅持公開「六四」鎮壓真相,堅持憲法賦予人民基本權利的她們,依然不畏強權,今年「六四」也將繼續她們的不肯遺忘運動,為紀念慘死的子女,為人民的基本尊嚴繼續抗爭。而「六四」的年青死難者,絕大部分都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反貪污、反官倒,才遭毒手。因此,天安門母親的不肯遺忘運動,亦是對當年青年學生的肯定與「繼承」,期望陽光政治代表黑箱作業(「六四」鎮壓也是違反憲法,暗盤操作的結果)。

在內地,天安門母親在高壓下繼續堅持真理,表現出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在香港,有權勢者缺乏誠信,有膽做冇膽認,表現出政客不能見光的陰暗面孔。

早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為了「公眾利益」,可能辭主席職投政改方案贊成票,因其競選主席時曾承諾不投票以示中立。泛民議員李卓人其後向傳媒說,曾鈺成就投票事件與泛民議員會面時,透露特首曾蔭權曾遊說他必要時投政改方案贊成票。有神職人員指李卓人「泄密」是為了重大公眾利益,並沒有誠信問題。灰記絕對支持李卓人「泄密」,因為此事涉及行政機關干預立法機關的秘密操作,性質極其惡劣。

曾蔭權於五月七日早上致電李卓人否認,特首辦更向傳媒發聲明,強烈否認曾蔭權與曾鈺成曾討論政改問題,對傳聞深表遺憾。至於曾鈺成,則對有否與曾蔭權討論政改之事不作評論,只否認在投票問題上特首及任何官員未曾施壓。

不過,從曾鈺成對傳媒的回應,可看出他的不作評論實際是在「陰」曾蔭權,即是不否認曾蔭權等曾與他接觸,只是否認曾向他施壓力(遊說他投票理論上可以不等於施壓)。然後他在上海指泛民違反見面時不透露談話內容的承諾。其實跟泛民這些聊備一格的見面,竟然也要神秘兮兮的不能透露談話內容,真是陰暗得可以,究竟有甚麼見不得光。如果是見不得光的秘密運作,又為何事先張揚。曾鈺成主動出擊,說出自己必要時投贊成票,又明知泛民不一定會為自己保守秘密,而透過與泛民接觸時放出曾蔭權曾遊說的消息,目的顯然是擺曾蔭權上台。

有分析指這是建制派不能見光的內鬥。曾鈺成身為中共地下黨員,與港英有過激烈的鬥爭,不會心甘情願與這位港英培養出來,適時向中共投誠的前殖民地高官合作。兩年後特首跑馬仔,「公務員治港」、「商人治港」、還是「幹部治港」,將在中共眼皮下一番明爭暗鬥。以曾鈺成的出身,自然會傾向「幹部治港」(即地下黨正式執政)。政改方案是曾蔭權的「政績」之一,通過的最大贏家是曾蔭權及他所代表的投誠公務員。曾鈺成等未必真心希望政改方案通過,所以事先張揚,促泛民「捉鬼」,以減少曾蔭權遊說成功的機會。

不過,作為堅定追求民主政制的市民,灰記以為這些黑箱「政改之爭」意義不大,因為建制派誰勝誰負都好,最終也是唯中共馬首是瞻。甚至泛民與神神秘秘的「中央來人」暗箱「溝通」也意義不大,而且被統戰利用的機會很大。

如果實際操控政制發展的中共,真的願意履行承諾,便不會搞這麼多大小動作,阻撓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不但不認可其實各大黨已有的「共識」,即零七零八年雙普選(民建聯以及自由黨均曾提過零七零八年雙普選,當然在北京一聲號令下,可以隨時打倒昨日之我),零五年更強行釋法,不准立法會在零七零八年的選舉,循序漸進地,順理成章地增加地區直選議席,以代替功能組別議席,粗暴踐踏香港民意,赤祼背信棄義。然後在直選功能比例不能改變下,貓哭老鼠的著特區政府搞出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改方案,然後指摘不贊成方案的人是政制原地踏步的「罪人」。今年再度重施故技,繼續玩弄逐漸迷失方向的泛民主派主流,還加強暗箱統戰手段,目的是打擊「變相公投」的還擊行動。

在中共「安全至上」,不放心讓香港真正自治的思維下,爭取民主註定艱難重重。不過,灰記始終認為,香港人好歹多少還有表態空間,這是內地人所欠缺的,亦是內地人希望香港人充分利用的。

五月十六日的投票,是中共可以在大陸肆意扼殺,在香港暫時只能惡言相向,特區政府不得不讓它發生(舉行補選),但聯同建制派及主流傳媒全面打壓/杯葛,以減低其影響力的一次表態機會。灰記深信,這一票不僅為自己及香港未來,也為天安門母親及被剝奪公民權利的內地人,為驅走政客的陰暗黑箱運作而投,是一次光明磊落的政治表態。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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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不相識,今日卻同步,為了拒絕遺忘,為了拒絕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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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別的日子,我們也許不會碰面,也許沒有共同語言,但今日我們堅決同步,向踐踏歷史的人顯示她的尊嚴,向扼殺歷史的人顯示她的頑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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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古難得的偶遇。她當年作為人大代表,也曾與學生同步,與歷史同步,為憲法原本賦予人大的權力,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發聲,為避免血腥鎮壓發聲。

憲法的尊嚴最終一再被目無法紀,目無黨章的政治老人踐踏。人大代表罕有的還我憲法聲音,與歷史同步的呼聲,很快被槍聲打碎。

今日,如夢魘般的歷史再度碰撞那些當年企圖與歷史同步的人。今日,她早已沒有那名不副實的人民代表身份(轉為更等而下之的政協委員),未知她會否記起當年企圖與歷史同步的義舉?

 

遊行母親

 

她們是屠殺的控訴者,她們的摯愛死得不明不白,有被子彈打死,有被坦克輾斃 。這些母親們的身體雖不自由,但心聲卻非尊權者能扼殺。她們的心聲在同步者中間散發,她們的內心也一定與我們同步。

 

地面社聯

 

 

管他四千還是八千,我們不是一堆數字,我們是歷史的同步者。

只要歷史仍被踐踏,只要歷史仍被扼殺,我們總會在特定的日子同步,捍衛她的尊嚴,彰顯她頑強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