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xxx，89年我xx歲

「1. 我叫xxx (請註明真實姓名)，
2. 當年我xx歲 / 讀緊小學 / 啱啱結婚，
3. 我記得 / 已經忘記了 / 想知道 / 唔想知道 xxxxxxxxxxxxx」

朋友在facebook留言，呼籲四方八面的朋友，寫上對23年前6月在北京發生的事的感言、看法…。看清楚，原來是「沒有製作」的一個迎接「六四」廿三週年的活動，叫作「一人一六四」。這些留言有可能製作成明信片，於五月中開始舉行的「六四報哀音」活動中派發。

去年「六四報哀音」，Ngan Piu 上載

近幾年，這個小團體每逢臨近「六四」，都會「六四報哀音」，在街頭以歌唱和朗誦方式，向市民，特別年輕人，講述六四的故事。提起這個「沒有製作」的小團體，又令灰記想起去年一件往事。其時兩位同行正拍攝有關「六四」和國民教育的專題，分別訪問了這個小團體的兩位成員，一位是歌唱和朗誦的指揮Felice，另一位是九虎。他們都有在facebook參與「一人一六四」的留言︰

「我叫沈茵潔，當年我六歲，龐淨係記得婆婆遮住我對眼，叫我唔好行近電視機。」

「我叫九虎，当年三岁，在北京。我其实根本不会记得当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但我唯一记得的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朝天高举着“V字”手势。」

這兩位朋友，一位來自傳統「愛國」學校，一位來自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都是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長大。他們最終能打破被從少貫灌輸的黨國價值觀，檢視中國歷史其中一個重要轉折點，追尋並傳播這段當權者要人們遺忘的歷史，的確難能可貴。灰記希望這兩位黨國主義教育過來人的經歷，可以「喚醒」更多人。

「如果那事件不是真實的，那些人的犧牲不是值得的話，為何那麼多人在這裡呢。」這是Felice於去年六月四日在維園對記者說的話。回顧整個中學教育，這一段歷史對她而言，一片空白。「你說學校有否欺騙我，我覺得它只是從來沒把事實告訴，也沒有把事情跟我們討論。」

學校老師只對學生「報喜不報憂」，要求他們「愛國、愛國、愛國」，參加國情班，到內地交流，欣賞「國家的成就」，但看不到陰暗面。她說，曾經有同學問老師，為何內地政府要拘禁爭取民主的人，老師的答案是，他們是異見分子者，做著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曾經一段時間，她對異見分子有很大偏見，覺得他們都是不懷好意。

升讀大學的社工系是轉變的開始，因為當中的人文/通識教育，培養她獨立思考同批判思維，加上香港資訊開放，好容易知道到內地的陰暗面，同當年六四的「真相」。

對紅旗下長大的九虎來說，中學的歷史教育就是一部中共官方黨史，「是一條一條、一條一條的，意思是1949年開國，之後反右、文革、大躍進、改革開放，香港回歸，剩下這些，我在想這不對勁， 為甚麼剩下這麼少的歷史？」甚至兩位被迫下台的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的八十年代，也是一片空白。

18歲那年，他在互聯網(當年防火牆還沒有現在厲害)找到一些八九學潮的零碎資料，一些知識分子在博客和論壇都有提到八九年的點滴。他曾經問母親，為甚麼不告訴我多一些六四的事情，現在的教育對於我來說是否好的教育？母親說︰說又有甚麼用呢。

後來他有機會來香港升學，為了尋找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決定到捷克做交換生，「當時單單說民主，其實離我很遙遠。但如果之前都是很相似的政權，現在變了民主國家，對於我了解中國民主化是否有些幫助？」「那一年我知道最重要的事，民主不是這麼簡單便得到，是真的需要犧牲，不像捷克這麼浪漫，一定要人民一起覺醒，或者一起行動才可找到。」

09年，他回到香港，決定到維園參加六四二十週年燭光晚會。當晚有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錄音講話，震撼這位北京青年的心靈。丁子霖說︰「今天我在這裡講話，內心很不平靜。我常常想我們中國人活得太沉重，太無奈了……」九虎把自己代入當年的北京青年。「當聽到一位北京媽媽，在說北京話，訴說自己兒子時，我真的很感動，那時真的想哭，不，已經哭了。我即時想起我媽媽，我想如果那時我死了，我媽媽會怎樣？」

他回想18歲發現八九年後，母親曾對他說︰「當時你爸也跟那些北京人一樣，儍兮兮的，花了一個月資，買了一箱可樂，騎著北京那種三輪車，現在也沒有了，現在這個三輪車也沒有了，騎著三輪車，就送去給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就這樣。」然後再跟他說︰「當時我們兩個帶著你，上街嘛，你看著長安街上，大哥哥大姐姐，都這樣嘛，你也學他們這樣。」三歲時九虎所學著的，就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朝天高举着“V字”手势」。

今年五月中開始，大概Felice和九虎，以及其他朋友，都會為大家「報哀音」。而「一人一六四」的留言活動，到4月19日，已有四百多人參加。從這些留言，灰記重溫一個時代的「氣魄」，感受人心之不死。

揮之不去的死亡記憶

這則「解密」消息又把灰記帶回二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那晚灰記幾乎無眠，電視畫面傳出來的槍聲震懾著電視機面前的人。一位朋友深宵打電話訴說眼前所發生的一切讓她十萬個不明白，又說為何兩地的思維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當時的灰記也有點不解，即使在被稱為「法西斯專政」的「四人幫」時期，他們鎮壓四五天安門集會，也只動用了棍捧。當時有人被捕，有人被打死，但肯定殺傷力遠低於十多年後的槍火。 十多年後，電視及報紙傳出來的消息是，由木墀地進城的軍隊在長安街瘋狂開槍，很多在屋內的人也無辜被擊中。

而這則「維基解密」的消息，解說了為何當時軍人瘋狂開槍。這份由當時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建檔的電文表示，一名回浙江家鄉的領館職員，聽到同村一位母親轉述其當軍並參與當時鎮壓的兒子的親身經歷︰

「她的兒子是第38軍的士兵。1989年6月4日，其子與同袍原本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南隅朝空鳴槍示警，后來部隊中傳來口信說，他們有100人失蹤，據推測已遭學生們殺害。該部隊迅速清查人數，確認少了100多人。電文說，該士兵與同袍對此感到相當不悅，以致於接到上級的開槍命令時，他們啟動機關槍朝前方的人群掃射。當此一暴行結束時，有超過1,000人死在街頭，他們幾乎都是一般的平民。士兵們隨后以汽油焚燒屍體，后有直升機將屍塊運走。……

電文指出，儘管被威脅取消獎金，該士兵還是堅持回鄉探望母親，並於1989年9月被准假離營。他母親聽到他口述當天的屠殺事件后，強迫他連續20天到附近的教堂告解，請求赦罪。該士兵相當痛苦，他完全沒想到原來被告知已失蹤的100名同袍，后來全都出現了。他覺得被欺騙，進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

這則電文、那個領館職員、母親以至士兵說的是否事實，當然在中共對這段歷史的禁忌下，很難驗證。但肯定的是，木墀地至長安街一帶曾被軍人瘋狂掃射，有大量「物件」被燒毀，也有住在那一帶的人被流彈殺害。二十二年來，「天安門母親」中的很多家長在中共打壓下堅持要公開紀悼念，堅持要官方作出解釋，為的也是想不通為何兒女被無辜殺害。

相信「大開殺戒」的真相還要等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大白，如果到時有關的證據還沒被消毀，以及當事人還在的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無辜的死者中，很多連名字也沒被記下。沒有人紀念他們，或是根本不敢紀念他們。不知道真相大白的一天，被遺忘的死者名字會否重新被記起，就像艾未未等所致力的汶川大地震死難者名單一樣。

也許，到了死難者必須有名有姓，必須被公開紀念的時候，這個國家才算開始學懂尊重生命，才有可能不再濫殺無辜，讓無數被種種人禍和災難所消滅的生命終得到安息。 

人民幣的道德缺失與天安門母親的堅毅

這裡要講的當然不是人民幣應否升值的問題，而是人民幣被用作解決政治缺失的問題。「多少錢可以解決？」這是北京某公安分局領導今年向某「六四」死難者家屬說的話。這個「開價」被該「六四」難屬斷然拒絕。死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有三大訴求︰「真相、賠償、問責」。除了錢，那位公安分局領導都說不好辦。攫取人民公有資產，以金錢及武力維繫政權的中共，企圖以錢擊破「天安門母親」的團結及相互扶持，註定不奏效。因為她/他們一起同行，不是為了被錢收買，而是為了中共最欠缺的公義和問責。

對於官方非正式私下個別約談難屬，「天安門母親」回以名為「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的公開信。

「在我們已知的203位死難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議軍隊實施暴行時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搶救傷員和搬運死者屍體時被擊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區的胡同或街巷裏被戒嚴部隊追殺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樓的家中被戒嚴部隊的亂槍殺死的；有一些是在現場拍攝照片時被射殺的……。經我們反覆查證、核實，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難者之中，無一人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們均屬於那場運動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二十多年來，我們為了死者受損害的名譽，為了安撫他們至今未能安息的靈魂，進行了堅持不懈的艱難抗爭。在以往的歲月裏，我們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死者在「六四」事件中被無辜殺害做出認真負責的交代。我們還特促請人大常委會改變漠視民意、對難屬們的呼聲置若罔聞的態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難者的問題同受難親屬進行直接的、有誠意的對話。但是，我們的要求始終沒有得到答覆。……

「……我們可以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比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撤銷對『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監控和人身限制；允許死難親屬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政府有關部門對一些生活困難的受害人實施純粹人道性質的救助……等等六個問題。這個補充決議不是沒有原則底線的。其底線就是：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今天我們在這裏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這兩條沒商量。

「我們要求與政府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凡事總是開頭難。為體現政府方面的誠意，它應該派出或委託負責任的相關部門來談，而不是指派平日裏監控、跟蹤我們的公安、國保來談，這樣做『名不正、言不順』，徒費心力。為體現對話的廣泛性，我們希望不是個別交談，而是政府多找一些難屬來談，不是一個，不是二個，而是三個、四個甚至與難屬組成的對話團來談。我們希望不是私下溝通，而是公開對話，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談，有什麼問題都放在桌面上，不掩蓋事實，不掩飾分歧，力求對死者負責，對歷史負責。我們並不幻想『六四』問題的解決一步到位，要談，就踏踏實實地談，談一項，落實一項，最終達成一個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結論。

「今年年初以來，中東、北非很多國家爆發了爭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抗議，中國政府把這些風起雲湧的抗議活動統統說成是『動亂』，絕口不提要求『自由』、『民主』。為什麼？這是出於恐懼。他們懼怕中東、北非的事態蔓延到中國大陸，擔心在國內勾起類似『六四』這樣的事件。由此，他們收緊了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鎮壓，以致中國的人權狀況嚴重倒退；尤其是今年2月以來，更倒退到『六四』以來最糟糕的狀態。中國出現了『六四』以來最強硬的時期，全國上下變得鴉雀無聲。正是在這種嚴峻的背景下，偏偏出現了公安部門與個別『六四』難屬的私下溝通、對話，這豈不是一樁咄咄怪事！」

在強權高壓下，「天安門母親」的堅毅與沉著，以及她/他們二十二年來所承受的苦楚，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今天，在政治嚴重缺失、道德淪亡的內地，有她/他們的默默堅持，以及其他維權人士的據理力爭，對不願馴服於中共政權的香港人有著重要的激勵作用。正所謂唇齒相依，莫過於此。因此港人對「天安門母親」及維權人士的支援亦義不容辭。

從《蘋果》得悉有香港義工探望了一些難屬，帶去港人對公開紀念「六四」的堅持，帶來難屬感言。在風雨互相支持。八十四歲，患重病的李雪文終於放下心理包袱，把兒子的袁力的遺照放在廳中憑弔而不致情緒失控。義工拿出白紙，請她寫點東西給香港的年青人，她和九十二歲的丈夫認真地商量了二十分鐘，寫上︰「心中有愛，相信人性光輝，有社會責任感，勇於擔當社會。」義工感動得哭了出來。但這幾句肺腑之言，那個強硬的政權，那些硬了心腸的「維穩」人員又聽得進嗎？

跟著李雪文看了義工帶去的去年報道維園燭光的報紙，轉告其他難屬，香港有這麼多人舉起燭光，說這是很大很大的鼓勵。

另一位難屬徐珏在白紙上寫道︰「我不但希望國家在經濟上要興發達，更希望在政治上向世界自由民主的先進潮流勇往直前！我們渴望像小鳥一樣自由翱翔。」

天安門母親的留言不需要甚麼大道理，已充滿力量。她們和她們的子女的踐行及犧牲，是大家每年燃點燭光的理由，是大家前進的動力，不管維園的場面如何形式化！

榮耀歸於人民

「這個獎不但是給曉波的，也是給所有在中國堅持民主、自由、和平的人，所有朋友和所有現在仍在獄中的良心犯。」這是劉霞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說的。在大陸公安押送下，劉霞同她先生會面。她回到家後仍被軟禁，但仍然同香港記者透過互聯網通訊，說劉曉波知道自己獲獎後感到沉重和內疚，自己多年來為天安門母親爭取獲和平獎，反而這獎頒給自己。然後說「這個獎是給天安門亡靈的。」因為「六四」死難者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爭民主，付出了寶貴生命。劉曉波並掉下了眼淚！

今屆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不少，包括維權律師高智晟、在囚愛滋病維權人士胡佳、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以及流亡美國的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不知她現在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另外，和劉曉波一起被囚禁的良心犯、維權人士還很多。倘若其他幾位候選人中的一位得獎，他們或他們的親人會否說類似的一番話？灰記相信也期望是這樣。

胡佳的太太曾金燕在推特留言︰「記者問：是否覺得劉曉波獲獎和胡佳獲獎一樣？我答：我們分享了他的榮耀。」

曾金燕在和平獎揭曉前在網誌寫道︰「 這幾年每到這個時候總有不少記者聯繫問對諾獎的態度。我始終覺得諾獎離我們的國家或個人比較遠，不是說中國人不可能得獎，而是一個諾獎對獲獎人的命運和中國的社會制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如此悲觀，要改變太困難，唯獨的希望，在於建設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 諾獎是對一個人及他/她代表的群體的工作的肯定，當然很榮耀。但中國人對它的功能的期待，有點太高了。這也難怪，雖然目前中國政治經濟醜聞不斷，但這個龐大的官療僚系統和它綁架的社會依舊鐵桶一般，我們總得一兩個容易看見的出口。」

相信曾金燕和劉霞的心情會很相似，活在這樣的一個國度，而這樣的一個國度令她們最親愛的人被無理監禁，令她們要長期忍受分離及擔心愛人在獄中生活之痛。倘若胡佳獲獎，劉霞也會說我們分享了他的榮耀吧！

因「六四」事件坐牢，現在無官一身輕的鮑彤說劉曉波獲獎他很高興，還說︰「每一個公民不要忘了自己的責任，要加倍努力使中國早日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成為一個他的政府對自己的法律和中國的公民負責任的國家、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國家。 」

是否需要看重和平獎的意義，各有不同想法。不過，灰記以為，很多人祝賀劉曉波獲獎的同時，不會認為這個獎只是頒給劉曉波，更覺這個獎可令嚮往民主自由的中國人凝聚起來，增加動力。不過，流亡美國的一些民運人士，卻原來對劉曉波獲獎不以為然，甚至提出反對。曾有近廿名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分別在今年三月及十月先後兩次聯名致函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反對劉曉波獲獎。信中表達了「不同意劉曉波為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合格候選人的意見」，所持理由是，劉曉波去年在北京法庭審訊中，發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不但「為中共的監獄美言」，還「稱讚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不顧事實地公開讚揚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的行為，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信中最後表示，「劉曉波這樣一個有極大爭議性的人物，已經不具備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應有的道德形象和感召力」。

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更說，夠格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有「好幾萬」，其他人都比劉曉波有資格獲獎，他認為劉曉波會得獎，是因為他是願意和北京政府合作的溫和派。 不過，這個「溫和派」在「六四」後進進出出監獄，現在還要面對漫長的牢獄生涯。

提起魏京生，灰記也有一件往事要再三述說一下。話說七十年代末西單民主牆被取締，短暫的北京之春告終後，魏京生被控以「反革命」罪，被中共當局監禁了十八年，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標誌性」人物。當年身在外國的灰記受毛派思想影響，雖然覺得判刑過重，但對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不認同，說了一句他是「反革命」，被一些同學批評為極左無人性 。

相信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人，沒有人會抹殺魏京生的貢獻。灰記八十年代回港後，亦見證不時有人為釋放魏京生，以至王希哲等而發聲，不過今天的名字換了劉曉波，胡佳等而已。如果說民主運動是一場漫長的抗爭，不同時期總有新的面孔，以中國嚴酷的政治現實，每一時期總有不同的在囚異議人士。

和平獎如果是一種榮耀，應該歸於參與過民運，以至近年興起的維權運動的所有。套用左翼喜歡用的一句口號，「權力歸於人民」，這個榮耀也應歸於人民，包括六四死難者，包括天安門母親，包括異見者，包括維權人士，包括上訪人士，包括豆腐渣工程受害者，包括被剝削的民工……。

「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魏京生這句直刺鄧小平神經的話，灰記至今仍然記得，魏京生當年的洞察及勇氣絕對值得欽佩。但今日他因為不滿劉曉波獲獎而指劉「 對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態，對其他受苦的反抗者有更多批評。」 未免過於刻薄。劉曉波至少同他一樣，因為發表言論被專制主義者囚禁。

劉曉波希望以理性和平非暴力方式改變中國的專制統治，在宣判前的最後說話指自己沒有敵人，讚賞大陸監獄人員對他的態度，是出自他的要揚棄敵我思維的善意。可能有人會認為話說得「過了頭」，但絕不應解讀為替中共塗脂抹粉。再說《零八憲章》很多建議不是同魏京生他們當年的民主訴求吻合，是北京之春，以至八九民運的延續嗎？

灰記不想用中國人「自私」/「門戶之見」去解讀民運圈子內的「反劉」聲音。反而期望劉這次獲獎，能令經常予人「內耗」感覺的海外民運圈子多多反省自己的角色，如何進一步同大陸零八憲章和公民維權等運動加強溝通聯繫，共同迫使中共早日放棄專制統治。

堅毅的燭光

在黑暗中， 您企望溫暖著心。

在黑暗中，您企望不會孤寂。

廿一年來，您守護著那一夜，守護著靈魂，不讓其沉淪。

廿一年來，拒絕沉淪的詩句，敲打靈魂的詩句，煉獄消滅不掉的詩句，有您默默聆聽。

那闖過悲傷的平靜，透過低迴的語調，透過朗讀一字一句，引領您回到那一夜。

您不是為了凝固那一夜，詩篇也不是為了凝固那一夜。您是要跨越那夜，詩篇也是，廣場上的母親也是，廣場上的繼承者也是。

為此，悼念、回憶、書寫、行動……要直面摧毀那夜的兇手，要直面專橫。為此，要承受被監禁、被壓制的暴力。

廿一年來，專橫與暴力繼續狙擊，為的是埋葬那夜，埋葬那夜的理想。

廿一年來，您在小島牽掛著，守護著。但您不曾冒過風險。您在等待，但伴隨等待的無力感，正侵蝕著您。

然而，廣場上的母親在感激您之餘，也預告了專橫與暴力，在廿一年過後，正向這小島進發，要冷凍您的溫暖，迷糊您的方向，讓黑暗吞噬一切。

廿一年來，您的堅毅未受考驗，您只能求得心安。這夜過後，你會否思索如何跨越那夜，直面專橫與暴力，為付出堅毅的代價作好準備？

母親節與陽光政治

母親節傳媒例牌報道，聊備一格，或刻意濫情。不過，看到《天安門母親沒有喜悅，只有悲傷》的標題(《蘋果日報》5月8日)，還是有所觸動。這群內地母親，因為中共的極權以及賤視人命，子女在八九年「六四」镇壓時，無辜命喪軍隊無情的槍彈下，之後不但不能追究開槍者責任，更不能公開悼念。在中共堅持專制，拒絕尊重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下，年邁的她們也許只能讓傷痛伴隨餘生。

不過，勇敢堅持真理，堅持公開「六四」鎮壓真相，堅持憲法賦予人民基本權利的她們，依然不畏強權，今年「六四」也將繼續她們的不肯遺忘運動，為紀念慘死的子女，為人民的基本尊嚴繼續抗爭。而「六四」的年青死難者，絕大部分都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反貪污、反官倒，才遭毒手。因此，天安門母親的不肯遺忘運動，亦是對當年青年學生的肯定與「繼承」，期望陽光政治代表黑箱作業(「六四」鎮壓也是違反憲法，暗盤操作的結果)。

在內地，天安門母親在高壓下繼續堅持真理，表現出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在香港，有權勢者缺乏誠信，有膽做冇膽認，表現出政客不能見光的陰暗面孔。

早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為了「公眾利益」，可能辭主席職投政改方案贊成票，因其競選主席時曾承諾不投票以示中立。泛民議員李卓人其後向傳媒說，曾鈺成就投票事件與泛民議員會面時，透露特首曾蔭權曾遊說他必要時投政改方案贊成票。有神職人員指李卓人「泄密」是為了重大公眾利益，並沒有誠信問題。灰記絕對支持李卓人「泄密」，因為此事涉及行政機關干預立法機關的秘密操作，性質極其惡劣。

曾蔭權於五月七日早上致電李卓人否認，特首辦更向傳媒發聲明，強烈否認曾蔭權與曾鈺成曾討論政改問題，對傳聞深表遺憾。至於曾鈺成，則對有否與曾蔭權討論政改之事不作評論，只否認在投票問題上特首及任何官員未曾施壓。

不過，從曾鈺成對傳媒的回應，可看出他的不作評論實際是在「陰」曾蔭權，即是不否認曾蔭權等曾與他接觸，只是否認曾向他施壓力(遊說他投票理論上可以不等於施壓)。然後他在上海指泛民違反見面時不透露談話內容的承諾。其實跟泛民這些聊備一格的見面，竟然也要神秘兮兮的不能透露談話內容，真是陰暗得可以，究竟有甚麼見不得光。如果是見不得光的秘密運作，又為何事先張揚。曾鈺成主動出擊，說出自己必要時投贊成票，又明知泛民不一定會為自己保守秘密，而透過與泛民接觸時放出曾蔭權曾遊說的消息，目的顯然是擺曾蔭權上台。

有分析指這是建制派不能見光的內鬥。曾鈺成身為中共地下黨員，與港英有過激烈的鬥爭，不會心甘情願與這位港英培養出來，適時向中共投誠的前殖民地高官合作。兩年後特首跑馬仔，「公務員治港」、「商人治港」、還是「幹部治港」，將在中共眼皮下一番明爭暗鬥。以曾鈺成的出身，自然會傾向「幹部治港」(即地下黨正式執政)。政改方案是曾蔭權的「政績」之一，通過的最大贏家是曾蔭權及他所代表的投誠公務員。曾鈺成等未必真心希望政改方案通過，所以事先張揚，促泛民「捉鬼」，以減少曾蔭權遊說成功的機會。

不過，作為堅定追求民主政制的市民，灰記以為這些黑箱「政改之爭」意義不大，因為建制派誰勝誰負都好，最終也是唯中共馬首是瞻。甚至泛民與神神秘秘的「中央來人」暗箱「溝通」也意義不大，而且被統戰利用的機會很大。

如果實際操控政制發展的中共，真的願意履行承諾，便不會搞這麼多大小動作，阻撓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不但不認可其實各大黨已有的「共識」，即零七零八年雙普選(民建聯以及自由黨均曾提過零七零八年雙普選，當然在北京一聲號令下，可以隨時打倒昨日之我)，零五年更強行釋法，不准立法會在零七零八年的選舉，循序漸進地，順理成章地增加地區直選議席，以代替功能組別議席，粗暴踐踏香港民意，赤祼背信棄義。然後在直選功能比例不能改變下，貓哭老鼠的著特區政府搞出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改方案，然後指摘不贊成方案的人是政制原地踏步的「罪人」。今年再度重施故技，繼續玩弄逐漸迷失方向的泛民主派主流，還加強暗箱統戰手段，目的是打擊「變相公投」的還擊行動。

在中共「安全至上」，不放心讓香港真正自治的思維下，爭取民主註定艱難重重。不過，灰記始終認為，香港人好歹多少還有表態空間，這是內地人所欠缺的，亦是內地人希望香港人充分利用的。

五月十六日的投票，是中共可以在大陸肆意扼殺，在香港暫時只能惡言相向，特區政府不得不讓它發生(舉行補選)，但聯同建制派及主流傳媒全面打壓/杯葛，以減低其影響力的一次表態機會。灰記深信，這一票不僅為自己及香港未來，也為天安門母親及被剝奪公民權利的內地人，為驅走政客的陰暗黑箱運作而投，是一次光明磊落的政治表態。

同步

 

我們雖不相識，今日卻同步，為了拒絕遺忘，為了拒絕同流。

在別的日子，我們也許不會碰面，也許沒有共同語言，但今日我們堅決同步，向踐踏歷史的人顯示她的尊嚴，向扼殺歷史的人顯示她的頑強生命。

 

 

這是今古難得的偶遇。她當年作為人大代表，也曾與學生同步，與歷史同步，為憲法原本賦予人大的權力，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發聲，為避免血腥鎮壓發聲。

憲法的尊嚴最終一再被目無法紀，目無黨章的政治老人踐踏。人大代表罕有的還我憲法聲音，與歷史同步的呼聲，很快被槍聲打碎。

今日，如夢魘般的歷史再度碰撞那些當年企圖與歷史同步的人。今日，她早已沒有那名不副實的人民代表身份(轉為更等而下之的政協委員)，未知她會否記起當年企圖與歷史同步的義舉？

 

 

她們是屠殺的控訴者，她們的摯愛死得不明不白，有被子彈打死，有被坦克輾斃 。這些母親們的身體雖不自由，但心聲卻非尊權者能扼殺。她們的心聲在同步者中間散發，她們的內心也一定與我們同步。

 

 

 

管他四千還是八千，我們不是一堆數字，我們是歷史的同步者。

只要歷史仍被踐踏，只要歷史仍被扼殺，我們總會在特定的日子同步，捍衛她的尊嚴，彰顯她頑強的生命。

和天安門母親一起

這是進一步多媒體最新出版的一本小書，也趕在「六四」二十周年與眾多回憶「六四」的書籍一起面世，向強力壓制「六四」回憶的中共權貴及其幫閒(包括特區政府，立法會的「保皇派」……)表態，顯示當年發出的正義聲音不可能被消滅。而且這些聲音終將會向這些權貴以及依附者的良心拷問，如果這些人還有丁點良知的話。

《和天安門母親一起》並非一本純粹有關天安門母親運動的書。實際上，小書中只有一篇文章是訪問與丁子霖一起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的張先玲，其餘的都是訪問外國的母親。例如一九八零年南韓光州事件後而成立的五月母親之家，幾位主要發起人接受了訪問；一九八七至九一年，萬計的斯里蘭卡人，被軍警拘捕後從此失踪，他們的家屬創立了失踪者家屬 Families of Disappeared，向無法無天的政府作公開抗議，組織的主席及參與者亦接受了訪問；還有菲律賓的失踨者家屬爭取公義協會 Desaparecidos 的成員也接受了訪問……。

這本小書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從一些不同地域平民女性捍衛基本人權，追求公義的故事，窺見這些默默耕耘的婦女，如何為其所在社會的進步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動力。

例如南韓光州的婦女誓要為被全斗煥軍政府鎮壓而死的摯親討回公道，與當時的專制政權進行艱苦的抗爭，把民主運動推向高潮，南韓人尊稱他們為偉大的母親。

今日光州事件早已獲得南韓朝野的公正評價，南韓亦已民主化。當然不少民眾依然要抵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不公不義。而這些年邁的母親依然關注國內外人權，以及女性受歧視/暴力對待等問題。斯里蘭卡的婦女努力不懈，終於得到賠償。但她們依然為一個人人免於恐懼的民主斯里蘭卡而努力……。

讀到各國母親以及天安門母親的向強權抗爭的故事，想起昨日(廿八日)立法會的六四辯論，也是身為人母的「保皇派」議員劉健儀，大舉中國經濟如何強勁的數字，再為中共當日的冷血暴行開脫。不知她有沒有勇氣去了解一下，天安門母親她/他們百多位因為中共六四暴行而失去摯親的人，不許追查死因，不淮公開悼念，不許串連，主要組織者行動自由受限制，內心是如何抑壓和傷痛？當劉健儀(及她的同路人)讀到天安門母親的血淚經歷，是否還可以安心大舉那堆冠冕堂皇的數字？

書中張先玲說︰「……一個政府可不可以因為學生要求民主，要求反貪污、反官倒，就要開槍打死無辜的人？而且打死以後，連一個道歉也沒有，更不用談賠償。請他們自己想一想，這樣對不對？……學生們只是反貪污、反官倒，現在的貪污是不是非常厲害？

現在不用官倒了，百份之九十的富翁都是幹部子弟。請問這是甚麼的結果呢？這不是六四鎮壓的結果嗎？……為甚麼會出現楊佳事件？還發生了其他群眾事件？這是很明白的事情。有頭腦的共產黨高層，不會沒想過這問題，只是他們不願意作出改革。除了一些絕少數所謂堅持社會主義的人反對之外，最主要的是經濟利益妨礙他們進行政治改革。因為他們都是特權階層，大部分都有利益連繫在一起，並不是甚麼共產主義理想。」

張老師說自己因為出身不好，從前不敢碰政治，也不懂政治。但自從自己讀高中的兒子被軍隊射殺以後，逼使她思考這個政權的本質而有所參透。

灰記又想起最近六四回憶片段常出現的鄧小平「平暴」後的講話，就是說「六四」早晚會到來，是國際大氣候，中國小氣候所造成的那個片段。看他說的一點也不理直氣壯，那雙熊貓眼帶閃縮，再次引證當年鄧李揚集團只是利用武力保護他們一伙先富起來的壟斷性利益，為一黨之私而大開殺戒，所謂殺他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食大茶飯」的穩定！發展了二十年，這個壟斷性集團更加千絲萬縷，更加與民為敵。

至於劉健儀這群信奉權貴資本主義的人，奉承大資本家，奉承走資的中共，絕對符合她/他們的性情。至於以曾鈺成為首的這群地下黨員及外圍組織成員，今時今日的黨性和忠誠可以帶來實實在在的回報。在中共與資本家大合唱下，這些「識時務者」自然有他們「應得」的利益和「應有」的位置。

不過，無論中共與資本家如何大合唱，奉承者和幫閒如何大和唱，天安門母親不會沉默，內地和香港有良知和正義之輩不會沉默，起碼不會遺忘。歷史總會有清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