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權只能偷偷摸摸綁架人民時…

(最最新UPDATE︰西藏敢言女作家唯色可能快將在拉薩被「維穩」人員帶走。她在自己的博客寫道︰

 紧急:一个声称是拉萨市公安局的电话叫我去

上午11:11分,一个手机电话是13989990059的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
他声称是拉萨市公安局的,让我立即来公安局一趟。
我问什么理由。
说有个情况需要跟我了解一下。
我说我不去,我没有理由需要去公安局。
他说当然有理由,你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我说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说你们要来可以,但是要有手续。
他说好的,我们会带手续来的。
此时我上不了推特。
请关注我的博客的朋友们转发此消息,并请转推。
谢谢!
唯色
2010年11月1日上午11:40)

(最新消息及UPDATE︰中國維權律師江天勇、李蘇賓10月30日早上打算在上海浦東機場離境赴美時,被出境人員勒令不准離境,理由是此行會「危及國家安全」。不過,同行的律師李柏光和作家冉亮,卻沒有受到阻撓。邀請他們訪美的對華援助協會說,以往不時邀請中國律師等人訪問美國,江天勇等原定到美國,觀察中期選舉,並與美國的國會議員、法官及法律學者會面,協會對北京的做法表示失望。

灰記本來寫的是政權綁架人民,不過看到這則新聞後,很想把它寫出來。因為綁架,軟禁,秘密拘禁,以至阻撓出入境均是一系列的「維穩」搞作,目的就是對「一小撮」不聽話的人耍無賴。

這個政權和它的辯護者經常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一邊說一小撮「顛覆叛亂」分子,受外國「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安全,一邊說國家發展勢頭良好,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是正確的,是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的,少數人的「陰謀」絕不能得逞。既然只是少數人的「陰謀」,只是到外國說幾句話,只是在國內寫幾篇文章,只是依法替人辯護一下,為甚麼總是如臨大敵,總是封鎖禁制,總 不能讓廣大人民聽到他們「不受歡迎」的講話,看到被廣大人民「唾棄」的文章,或者顯示一下這個國家的「優秀」法律制度,讓廣大人民看清楚他們「無理取鬧」的訴訟?即使廣大人民沒有興趣理會「這一撮人」,憲法寫明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法律訂明可聘用律師,給他們充分使用這些自由和權利,又如何會危害這個受廣大人民擁護的國家政權?

為甚麼一年要花千億計「維穩」費,當中一部分用來監視,綁架,軟禁,秘密拘禁這一小撮原本是「不受歡迎」,原本是被廣大人民「唾棄」的人?為甚麼不相信廣大人民的雪亮眼睛,為甚麼認為自己的政權搖搖欲墜,隨時能被人危害?

綁架,令人想起黑幫、流氓,想起罪行,但行使公權力綁架,沒有法律能制裁之,便只能視之為黑幫、流氓行為。一個政權行為經常如黑幫、耍流氓,是否應稱之為黑幫/流氓政府?一個政權只能利用赤裸權力欺負手無寸鐵的百姓,這個政權是可憐,可惡,可悲,還是可恥?

緬甸的軍人政府利用武力,長期軟禁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前後超過二十年。
這個軍人政府最無賴的地方,是在國際壓力下於1990年舉行大選,昂山素姬所領導的政黨大勝,理應成為國家總理。但這個跟中共一樣,迷信「槍捍子出政權」的軍人政府,拒絕交出政權,長期軟禁這位由人民選出來的領袖。這位堅持和平非暴力抗爭的女士,亦於軟禁中獲諾貝爾和平獎。

可能又是受到國際壓力,最近這個軍政府向外證實,昂山素姬的軟禁期快將完結,可重獲自由。這個流岷政權是否真的履行諾言,甚至從此立品,不再侵害人權,不再綁架它的國民,還是要聽其言,觀其行。

當然這種綁架、軟禁行為,不止於緬甸軍政府。拉丁美洲很多獨裁政權,包括跟美國友好的政權,如七、八十年代的智利皮諾切特政權、阿根廷政府、烏拉圭政府…均曾秘密綁架,軟禁,虐待,以至謀殺批評政府的左翼和工會人士。

回到大家最接近的中國,所謂物以類聚,跟緬甸軍政府十分友好的中共,也是好此道者。最近大陸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女兒,十七歲的耿格在美國寫信給總統奧巴馬,要求他在即將於韓國首爾舉行的20國高峰會議跟中國國主席胡錦濤會面時,查詢其父親的下落。

何以要一位美國總統向中國政府查詢一位中國公民的下落?得從這個喜歡令人民無故失蹤的國家說起,高智晟是著名的維權律師,在強大官方的壓力下,仍願意為受迫害的法輪功信徒、基督徒、受官商圈地驅逐的村民維權。

當然,這個視法律為統治工具,可以利用法律,也可以隨時踐踏法律的政權,
眼中不會有法律賦予這位律師的權利,以及律師應盡的專業責任。高智晟曾上書中國當局,要求尊重被拘禁法輪功信徒的基本權利,如聘請代表律師,與家人見面等。零五年他被當局禁止執業一年,零六年八月被秘密逮捕,家人被騷擾,妻子被毒打。

他在被拘禁期間受酷刑,不獲聘用律師(當然,聘用了律師也不會扭轉命運,但中共就是不許由他聘用的律師,作出不合官方口味的辯詞,所以連這「卑微」的法律權利也給剝奪了),最終於年底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又是赤裸裸的以言入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一年。當局對他的跟蹤,騷擾從未間斷,他為了家人免受國保流氓的騷擾,情願讓妻子及女兒出國,到美國生活。

零九年初他突然失蹤,後來證實是被警察帶走,曾受電擊及竹簽捅生殖器等各種酷刑 。他的情況引起國際關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今年初被問及高身在何處時,是如此作答︰「中國有關司法機關已就這個案子作出了判決,應該說這個人按照中國的法律在他應該在的地方,至於說他具體在做什麼就不是我能掌握的信息,你可向有關部門提問。」

這個回答真是可圈可點,既判了緩刑,即不用收監,零七年底緩刑期滿,理應還他「無罪」的完全自由,卻仍然受監控,身不由己,行蹤被神秘化。所謂「按照中國的法律在他應該在的地方」,中國有那條法律規定政府可以綁架、軟禁公民?

今年四月他回到北京,曾接受外國記者訪問,亦對友人說當局容許他一定程度自由,只要不再寫文章。但其後又失去蹤影,至今下落不明。高智晟大哥高智義就弟弟再次失蹤向北京警方報案,不獲受理而大感不滿。

不知黨國主義者對耿格向外國人請求查問父親的行為,有何「評論」,說她「崇洋媚外」?說她「背叛祖國」?如果奧巴馬真的向胡錦濤提出高智晟在何方的問題,又是否「干涉中國內政」?

黨國主義者說,劉曉波「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有應得」,因為他起草簽署《零八憲章》超出言論自由範圍(奇怪其他起草及簽署者為何又沒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調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有應得」,因為他跟友人在網上談到「六四」問題(在網上交談「六四」的人多的是,為何又沒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胡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有應得」,因為他網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十七大之前中國政法系統大範圍製造恐怖氣氛》和《一國不需要兩制》(不是證明了赤裸裸的以言入罪嗎?),高智晟這種沒有依任何「法律程序」的綁架,又可以怎樣辯解?

高智晟因為「揚名海外」,得到較多關注,很多寂寂無名的維權人士、上訪人士,敢於發聲的「少數」民族,被政府綁架,軟禁,秘密判刑,更只能靠有心人在互聯網上發布,更求助無門。將如此龐大人數的人綁架、軟禁,秘密判刑(當然在黨國主義眼中,那怕是上千上萬人,也只是十四億人的千分之一,以至萬分一,還是一小撮人),這個政權不是黑幫行為,不是耍流氓,不是與民為敵,又是甚麼?

最新的一輪綁架和軟禁行動,是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展開。首當其衝是劉曉波的太太劉霞。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下,劉霞被全天候監視,不准離開家門半步,手機網絡受破壞,要跟外界接觸極其困難。

因為慶祝劉曉波獲獎的人,一起吃飯慶祝被驅散,被問話,被帶走,突然失蹤者、被軟禁者多的是。其中一位軟禁者余杰,把軟禁他的兩個國保的手機號碼公諸於世,請關心的公民打電話質問這兩個國保為何軟禁他,向政權這種流氓行為宣戰。

這個政權最窩囊的地方是偷偷摸摸的去綁架、軟禁公民,不敢讓廣大人民知情,因為他們連一點「理直氣壯」的理由也拿不出來,虧那些「堅貞」,患有「黨國被迫害狂」的黨國主義者,還搜枯索腸地為這些可恥可悲可惡可憐的黑幫/流氓行為,為這個「病入膏肓」的病態政權辯護。

廣告

主流傳媒的沉默與香港記者的道德危機

艾曉明老師一篇充滿憤怒的文章,名為︰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主流媒體沒有興趣,卻令一些本地主流媒體的記者(包括灰記)反思記者與傳媒的角色。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屬境外記者,在採訪報道內地的敏感/負面新聞時,一般來說,都不會有內地記者被捕被判刑的風險。香港記者只要能夠成功完成到內地的採訪,基本上不需害怕新聞播出/刊出後,會有被內地當局秋後算帳的風險。即使在內地採訪被當局留難,頂多寫悔過書便放行,當然採訪任務也會泡湯,但不會如內地人一樣,有被當局懲治的風險。

最近本地記者在內地採訪譚作人案時被指藏違禁品/毒品,被覊留數小時;在鳥魯木齊採訪漢人抗議活時被公安毆打,是否代表香港記者的一國兩制保護傘消失?似乎未必,因為亦有外國記者報稱在內地採訪時被毆打,並由駐中國使領館提出抗議。這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受不了境外記者(包括香港記者)「揭瘡疤」行為,而所作的反應。

譚作人被拘捕檢控,罪名一大堆,艾老師從譚作人辯護律師處得知,訴訟過程中,譚的「罪名」涉及接受香港傳媒採訪,「詆毀」政府,所以希望記者接受她的採訪,澄清問題,或者對譚的案件有幫助。

港記被阻撓採訪,香港傳媒義憤填胸,傳媒機構及組織發表強烈聲明,當事記者接受採訪,詳談被阻經歷,有關傳媒甚至「邀請」自己記者在新聞節目中現身說法。而當艾老師發文指譚作人被檢控與接受香港傳媒採訪有關,到目前為止,灰記所知,沒有一家香港主流傳媒有興趣跟進採訪報道這則新聞。只有自由亞洲電台跟進事件,採訪了艾曉明和記協主席麥燕庭,然後作出了報道。

灰記對香港主流傳媒的沉 默覺得十分困惑。如果此事發生在香港,某人接受採訪,被香港政府檢控,罪名是詆毀政府,相信這是一宗傳媒爭相跟進的新聞。當然,香港政府和官員一般都不會對「失實」報道和被訪者的「誹謗」提出檢控,她會作出「澄清」,傳媒會就她的「澄清」再作跟進,絕不會保持沉默。而當事的傳媒機構負責人不是被追訪,就是為自己的採訪報道的「不偏不倚」作出辯護。

為甚麼過了深圳河便「闊佬懶理」?覺得艾曉明這位知名的內地社會活動家對記者和傳媒的「指摘」無稽?覺得譚作人被捕與採訪完全無關?覺得譚作人沒有詆毀內地政府?覺得艾曉明的文章香港觀眾/讀者與趣不大,沒有新聞價值?

曾經採訪譚作人的傳媒機構,負責人又怎樣想?因為艾曉明談的對象只是記者,所以事不關己?不過,麥燕庭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曾向被艾要求採訪的港台《鏗鏘集》的編導了解,該編導說自己是公務員,要向上級申請,但艾只來港兩天,時間來不及。此事證明港台有關監製,以至更高層的角色。他們大可找艾曉明以及譚作人辯護律師了解情況,如有需要就譚作人被控「詆毀」政府作證,灰記認為有關傳媒機構有責任挺身而出,至少花些少氣力了解事件。

當然,很多人會說,內地的現實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為甚麼要大聲疾呼,要求內地當局「公開、公正、公正」審訊程翔?因為程翔是香港記者而感到憤怒,譚作人是內地被訪者而感到無奈?

主流傳媒沒跟進,本地行家終於作出了回應,十一月八日《明報》的副刊「星期日雜誌」,刊登了譚蕙芸的回應文章,題為︰原諒我們要站遠一些—香港記者對艾曉明教授的一些回應。這位行家竭力為不願接受艾教授訪問的記者辯護。

老實說,灰記初看艾老師的文章時,也有很大的疑問。為何要拍一套紀錄片採訪採訪過譚作人的香港記者?這樣一套紀錄片對譚作人案件有幫助嗎?灰記與同行傾談,疑問為何譚的辯護律師不找記者作證?如果要當證人,記者是否有道義責任?灰記認為即使有風險也有道義責任。至於如果灰記是當事記者,會否甘冒好像艾未未被毆打的風險而「慷慨就義」?人性總是軟弱,灰記也不敢直接了當說我願意!

不過,同行提醒灰記,現在內地一些公共知識份子會製作影片,會撰寫文章,會有網上討論平台,就社會事件表達意見。如果事件引起廣泛的討論,可能會迫使政府改變一些作法。好像鄧玉嬌案,好像許志永案……熟悉內地情況的艾老師,是否希望藉製作紀錄片討論譚作人案而引起內地公眾關注?如果是,香港記者應否接受採訪?

譚蕙芸和她引述的那位採訪過譚作人的港台記者,以及採訪譚作人案被阻撓的記者都認為否,因為︰

1/記者知道,「一旦接受了艾曉明的採訪,不但未必可以救出譚作人,後果可能是,被中聯辦港澳辦等機關,理解為「反動」行為。內地政府可以利用這事,進一步限制香港記者在內地的採訪空間。記者接受維權人士訪問,可以被指是「逾越了採訪工作範圍」,變成入罪的「話柄」。從此記者要再進中國採訪,機會就更渺茫了。

亦即是說,香港記者不參與艾的報道,因為他們考慮得更遠。除了艾曉明譚作人,還有其他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等待發聲的機會。香港記者接受了艾曉明的邀請,是明顯地和她站在一起。以後,連內地其他的邊緣人士在香港出鏡的機會也會減少。

2/有記者擔心,若今次接受艾曉明訪問,公開同情譚作人,會給觀眾留下一個印象,好像記者早已有判斷︰「下次我再報道譚作人案呢,觀眾便會想,你是站在譚作人的一方」,他相信,香港的觀眾,仍是希望記者可以比較客觀中立,留空間給觀眾作是非判斷。

灰記對這些道理有不同的想法。首先,主流傳媒客觀中立,獨立作者公信力受質疑,未必是金科玉律。香港的媒體有政治勢力以及財團的背景,觀眾未必不清楚。獨立作者必然偏頗,也是主流的偏見。所以灰記不同意記者接受艾曉明的採訪,便表示認同艾曉明的紀錄片,便表示在參與社運。正如某某接受某報章/電視台採訪,並不表示某某必然認同某報章/電視台的報道立場。況且艾老師文章只是要記者道出真相,不是要記者公開同情譚作人。

灰記更認為,即使沒有譚作人事件,主流傳媒負責人/記者就現有新聞觀、就媒體生態,接受不同獨立媒體,如網上電視台/電台的採訪,促進了解,絕對不是甚麼有違客觀中立的事。

從事獨立媒體與主流傳媒的分別,於灰記而言,第一是前者多為無償行動,後者是一種生計,所以前者須找尋另外的生計才能支持繼續從事獨立媒體工作,必須有很大的信念和社會承擔才能「攞苦嚟辛」,因此往往未必能持久,也不如主流傳媒記者可專注採訪事務 。獨立媒體缺乏主流媒體的觀眾層面。不過,在網絡時代,亦不會沒有觀眾和讀者。

獨立媒體一般沒辦法如主流媒體一樣,可以專訪官員,建制內的有影響力人士,所以形式上會給人不夠「客觀中立」,因為有某些在主流傳媒經常出現的聲音不會在獨立媒體出現(但是否表示獨立傳媒作者必定偏頗,不能隨便下結論)。

不過,其自由度亦是後者望塵莫及,好像最近深圳吉之島三名內地僱員來港絕食爭取勞工賠償,主流媒體記者即使有心,也未必能採訪報道,因為編輯覺得這不是新聞,但獨立媒體記者可以即時拍攝短片上網,讓公眾了解絕食者的訴求和故事。換句話說,獨立媒體可以填補很多主流媒體的空白。並非一句獨立媒體記者也是運動參與者,因而缺乏公信力可以解釋掉。

至於接受艾曉明採訪會給當局藉口限制到內地採訪的空間,灰記存疑。最關鍵依然是傳媒負責人對採訪報道內地不公不義事件的態度,如果他們越來越不想觸碰大陸敏感題材,前線記者如何希望「爭取公義」,依然動彈不得。如果負責人開綠燈,總會找到採訪敏感人士、邊緣人士的途徑。

作為主流媒體一員,灰記承認艾老師的要求是「前所未有」之舉,對主流記者以及傳媒是一種衝擊。灰記絕對認同譚小姐文章的誠意,也理解譚小姐希望艾教授明白香港主流媒體運作的苦心。但即使「艾曉明,譚作人,香港的記者,不也是在爭取公義嗎?……香港記者相信,採訪譚作人和艾曉明,純粹採訪你,我已經作出了一個編採抉擇,就是讓你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可以傳開去。……」但譚作人和艾曉明等內地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承蒙香港記者的垂青之餘,他們發聲要冒著比香港記者大百倍的風險,所需的勇氣和代價並非走大陸線的記者可比。譚作人是因為向香港傳媒發聲而身陷囹圄,至少官方的其中一個說法是這樣。

灰記認為,艾曉明的文章儘管對香港記者不客氣,卻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與內地受訪者以及任何發聲者,面對不成正比的風險所造成的不平等/差異,香港記者和傳媒應如何面對?

有經常到內地採訪的同行對灰記說,每次採訪都小心奕奕,即使受訪者拍心口說談話內容可全部出街,也要小心選取。如果有人說坐牢也要發聲,則令他心理負擔更重。因為即使為了「公義」,被訪者一旦遭殃,良心絕不會好過。他亦認為艾老師提出的問題值得香港的記者和傳媒深思,期望兩地的有心人可以加強溝通和交流。

灰記以為,那種不平等/差異對香港記者的確造成道德危機困局,即使接受艾老師訪問不是最佳的面對方法,也不能置身事外,譚蕙芸的回應只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