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反英抗暴」

四月一日的「反中聯辦治港」大遊行,橫額口號眾多,其中街工的黑旗白字,寫著「反英抗暴」,頗有意思。這個「反英抗暴」,指的當然是反梁振英,抗暴的意思,灰記理解為,中共的粗暴操控小圈子選舉,無所不用其極,必須反抗;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未來可能的23條立法,進一步打壓自由等的暴政說不。

港共元老吳康民這類愛黨人士,其所屬的傳統「左派」/「愛國」陣營的選委,被中共/ 中聯辦一聲令下,全部歸邊投梁振英一票,不能亂說亂動,自然對過萬市民衝著中共在香港的官方代理怒吼,看不過眼,說四月一日的示威煽情。灰記不知吳老是否也覺「反英抗暴」的標語煽情?概「反英抗暴」是港共及「左派」人士於六十年代,反港英政府的一大搞作,如今被用作反梁振英新政府的標語,是何等諷剌的事。

「反英抗暴」或曰「六七暴動」,是傳統「左派」對殖民統治最大規模的抗議騷動,為時幾個月。由新蒲崗人造膠廠罷工引發的「抗爭」/「暴動」,港英政府強力鎮壓,「左派」組織及群眾的誓不罷休。結果造成五十二人死,約八百人受傷,包括「左派」群眾、警員、及市民等。亦有大量「左派」人士被捕,坐牢……。

關於「反英抗暴」,很多人講過。早前回港反梁振英當特首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在她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亦有講到六七年的這場暴動,提供了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審視這重大歷史事件。

梁女士是那時百多個跟港英鬥爭的鬥委會的其中一個小頭頭,負責帶領「官津補私」的學生。她以過來人身份反省「暴動」,並向港人及受她影響而參與「暴動」,而蒙受損失的人道歉。她反省的其中一點的,就是「左派」內部是完全受大陸「文革」當權派的影響,做了很多扭曲人性的事。

「……往後,香港『左仔』的大集會,都緊跟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走,進行『鬥私批修』和『階級教育』,『官津補私』也不例外。在大會上或座談會中,學生都把自己的私心,甚至性生活都『鬥』了出來,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誰『鬥』得最『徹底』,就最革命。好像把自己脫光衣服,擺在大家面前,供人欣賞,才算英雄。……」(第9頁)

除此之外,一些探貧問苦的活動,也是姿態多於實際,目的就是要證明「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

「……曾組織學生到香港仔涌尾訪問,那裏住了許多艇戶,生活困苦。又曾組織學生訪問盲女阿彩,協助她改善一下生活,一位學生看過艇戶的窮困生活情況後說︰『看看,這麼眾多的窮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們,毛主席真偉大!』這位單純的學生真的就如此相信了。唉!我當時是多麼地高興他的『覺悟』呀!這是我們進行愛國教育的典型事例。那時的香港,還未經歷七十年代的起飛,貧苦大眾的悲慘生活的確使我們心靈震動,但我們沒有如劉千石先生那樣成為改革社會的工作者,因為我們訪貧問苦並不真要改造社會,為窮人做點事,而是一種手段去發展愛國勢力,去達到毛主席英明偉大的目的。……」(第9-10頁)

「反英抗暴」過了近三十年,被中共以誘捕,以「間諜罪」被軟禁於北京的「左派」報人羅孚,回港後為「六七暴動」的過激行為,向香港市民及當時被迫害的「左派」群眾道歉。梁女士亦乘時以給羅孚公開信的形式,寫了「地下黨應出來道歉」的文章(收錄於《我與香港地下黨》),除了自己鄭重道歉,還要求當年策動這場暴動的幕後組織,香港工委出來道歉。

「……那時候,我和你一樣,也參加了『鬥爭』,當了一名小頭頭。在青年學生社團『學友社』裏,領導官津補私學生參加鬥爭,高喊『粉碎奴化教育』。由最初的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演變成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我們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思想受它的控制,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參與了那些無聊的『鬥爭』。……」(第18頁)

不但如此,中共地下黨還發動「城市遊擊戰」,擺放真假土製炸彈,燒死反共播音人林彬及其黨堂弟,嚇怕了一般市民,令大多數人轉而支持港英的鎮壓行動。「反英抗暴」失敗,但中共地下黨不作檢討,也不向受盡牽連的「左派」群眾講過明白。

「……上級的傳達︰『鬥爭路線錯誤了,要停止一切行動。』我想︰錯了?原因何在?為甚麼發起?為甚麼失敗?多少人受害?誰應負責?這些問題當時完全沒有解決。多年後把全部責任推給四人幫,……(第18頁)

那麼,誰錯了?從『六七暴動』開始時群眾的訴求看,它與天星小輪事件,盲人工廠工潮,反貪污捉葛柏等運運動有共同的一面,就是『反殖』。根源都是對港英統治,社會不公的不滿。……所不同之處是『六七暴動』由中共發起和領導,其他則是一群有理想,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社會精英自發的運動。中共硬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加在運動中,把群眾反殖的激情和行動扭轉,用以印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推動行動無限升級,引起市民反感而反去支持力。中共並不真心反殖,是否鬥垮港英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以民族主義的招牌吸引群眾參加,達至發展中共勢力,發展地下黨員的目標。」(第19頁)

回看歷史,六十年代西方左翼及自由主義青年反建制,把哲古華拉、毛澤東等看成革命導師,香港的「左派」群眾對毛澤東思想著迷也很正常。關鍵就是西方反建制青年,支持全球反殖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反越戰,支持阿、非、拉的獨立運動。偏偏香港這個殖民地鬧不起獨立。中共香港地下黨及親共團體所發起的「反英抗暴」運動,是受澳門「一二三」事件影響/啟發,澳葡政府向中共澳門地下黨及親共團體屈服,同意道歉。從此,澳門變成澳葡政府與中共澳門代理共治的局面。香港「左派」希望複製澳門的「革命成果」,所以有「英國人不低頭,便要走頭」的口號。

但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人,政治意志和能力遠比沒落的葡萄牙人強,當知道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便採取強硬手段對付親共「左派」,最終因為「左派」的過激行動,嚇怕了佔大多數的中間市民,「左仔」從此成了負面標籤。而英國人亦汲取教訓,逐步改善管治,收買民心。七、八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代成長,投入社會,關始意識自己除了中國人以外的香港人身份。一些學運、壓力團體以至獨立左傾分子,對社會改革提出訴求,對英國殖民主義反感。

說到這裡,灰記不得不提七十年代的「國粹派」(學運多數派,由中共地下黨動員吸納)與「社會派」(較有獨立思考的少數派)之爭。梁女士的書也有涉及七十年代的學運,不過,她認為「國粹派」並不愛護中國國粹,而是「親共派」。

「……當時『親共派』學生乘保釣運動之勢崛起,並在運動的高潮中,搶奪運動的領導權,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提出『認中關社』的口號,『認中』就是『認識中國』,舉辦中國週及回國參觀學習活動,包括井崗山,韶山,延安以及廣州等地。『關社』即『關心社會』,曾進行訪貧問苦等階級教育活動,從中認識『共產黨解放中國貧苦人民』之偉大。其實質是利用這兩個法寶進行親共意識型態教育,以達發展組織的目的,並不具備改革社會的雄心壯志,也並無參與社會鬥爭運動的意欲,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第163頁)

換言之,經過「反英抗暴」一役,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親共派」,了解到黨對香港「長期準備,充份利用」的政策,已不會真心進行反殖鬥爭。曾是學運「社會派」一員的Q仔曾經為抗議七五年英女皇訪港而與「國粹派」爭論,「國粹派」當然以大局為重等的理由,「勸喻」不要抗議英女皇訪港,但那些有自由意志的學生及青年,認為英女皇是殖民地的象徵,反殖必定要抗議其訪港。當時有獨立的進步刊物,曾經以反英女皇作為封面,被港英政府控告,結果也不了了之。

而七六年毛澤東死,四人幫倒台,震動「國粹派」及整個「左派」。但原本這些人大都並非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嚮往社會主義祖國」的民族主義者,加上組織上依附中共,很快便擁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當八十年代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港人缺席的談判,「左派」更不會提反殖和社會改革,他們跟依附殖民政府,及樂於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本地工商界,竟然成了阻撓反殖和改革的共謀,直至今天亦如是。在中英兩個「巨人」的夾縫中,對中共專制獨裁有所抗拒/警惕的民主派及民間團體,以至自由派及獨立左翼人士,扮演了推動社會改革/民主進程的角色,但舉步維艱。

今天主權移交多年,但「反殖」其實並未完成,當年「反英抗暴」的旗幟仍然適用,只是對象由英殖民統治者,換成中共及其親密代理人梁振英吧了。而當年對付「左派」群眾的公安惡法,消除了部分,但代替了英國人的中共代理,會千方百計的利用強硬執法,政治檢控對付示威人士。而23條立法,則是最終欲消滅反對聲音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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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的幽靈(2)

那些黑白的七零年代初香港保釣運動片段,灰記因為工作關係,看過不知多少次。由舊天星碼頭向中環心臟地帶推進的人群,領頭的是手抱孫中山像,手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年青人。那個年代灰記是無知的反共青少年,那個年代,認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仍然盛行。

對很多拉扯於國共之爭的香港人來說,七十年代初的確是「風雲變幻」的年代,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依然穩固,但在國際上日形孤立。灰記還記得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時,不少小學時還是反共的同學,轉為面對現實,甚至為大陸喝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中共統治整個大陸,代表著八億人民,而國民黨僅統治著二千萬人,沒資格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灰記曾感到十分委屈。不過,年事漸長,聽多了國民黨的貪腐,在台灣的獨裁統治(這些都出自來自台灣的同學,以及曾往台灣留學的老師之口),灰記對中華民國的疏離感越來越大。不過,作為右派,直到七十年代中之前,灰記依然為參加「雙十節」晚會而振奮。那段國民黨在香港開始步入尾聲的日子,每逢臨近十月十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仍然隨處可見,同樣地,臨近十月一日,五星紅旗亦十分顯眼。但隨著時間推演,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越來越小。當人們「驚悉」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共在香港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對右派人士來說是大勢已去,對左派人士來說是守得雲開見月明。

拍攝那些黑白片段的日子,正是香港移民第二代進入社會工作(大部分人)或升上大學(小部分人)的時候。在殖民地土生土長的第二代,開始要尋找自己的身份,最直接的方法是民族認同,除了極少數極少數企圖融入殖民地統治者文化的親英者外,絕大部分都會選擇做中國人。這是保釣運動自發出現(不是傳統左右派團體操控)的最基本原因。

對很多人來說,民族認同是一個起點,也是一個終點。灰記只從極少數較年長的前輩,聽到從民族認同發展至不同理想/意識型態追求的故事,例如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至於這些人年長後是否放棄年青時候的理想,回歸民族主義,甚至成為擁抱既得利益的保守主義者,不得而知。當時鼓吹反帝反資反殖,意識型態積極進取的中共,比偏安於孤島,死抓保守價值的國民黨,更吸引渴求進步的年青人。毛澤東在七十年代依然令人著迷。不過,絕大部分人認同和愛護的是「社會主義祖國」,國際主義精神並沒有深入他們的思維。

四十年過去。「社會主義祖國」只剩下「祖國」,反帝反資反殖被中國特色的權貴xx主義所替代,政權少了一點殘暴,卻依然獨裁以及衍生了滲入社會各角落的貪腐和無道。台灣孤島發展出民主政治,國民黨不再獨大,但無論民進黨和國民黨,除了統獨爭論,都不脫資產階級政權特色,沒有實施惠及普羅大眾的經濟改革。在香港,當年的保釣人士,親國民黨右派分子還剩多少?他們除了依然拿著孫中山像,舉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還對民族主義有多少指望?而當年曾經紅色過的人,如今是否只剩下民族認同,甚至只是中共主導下的民族認同?

不過,香港還有第三第四代的進步青年,「錯過」了「國共的拉扯」,「錯過」了「認中關社」,「錯過」了「國粹派」跟「社會派」的爭論。卻因為香港主權重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因為直接感受到全球化的衝擊,而不局限於民族認同的追求。他們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美國入侵伊拉克,到英國領事館抗議英國緊隨美國的強權邏輯;與來自全球的反世貿人士一連幾天一起示威集會;他們也有小部分,再次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美國縱容以色列浴血加沙,屠殺巴勒斯坦平民。而這些國際主義示威集會,更出現不少外國人,本地少數族裔,沖刷一下香港是中國一個城市的形象,沖刷一下香港人只有一種民族認同的一元氣氛。

今天,保釣行動沒有息止。這種源自民族主義的情感 ,又能否超越國界,發展成關懷其他被欺侮的「弱小」國家和民族,包括被中共政權欺壓的「弱小」民族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