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媽媽憤怒了

由學民思潮發起的「反洗腦國民教育」運動,聲勢越來越大,過千家長聯署「爸爸媽媽齊來叫停國民教育」,登報發表聲明︰

…教育局頒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中的「國民教育」概念,偏頗、倒退和落後,未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之餘,教學示範中更不乏荒謬和匪夷所思的例子,令我們感到擔憂和憤怒。…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叫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試行計劃,並且重新啟動全面的公開諮詢,以家長、前線教師和學生為重點諮詢對象;…我們不反對子女深入認識中國,但對中國的認識,應超越狹隘的國族主義,並引入更能與世界接軌的「公民教育」內容,包括探討公民在本地、國家及國際層面應擔當的角色,以及培養公義、和平、多元、包容、人權和民主等普世價值;我們認為,教育本來就應該著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從多角度出發,客觀持平地認識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和社會狀況,同時教育學生理解和尊重多元民族文化。…

雖然灰記一向對港英統治無好感,認為港英時期的教育是扼殺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填鴨教育(九七後則變本加厲,填鴨加洗腦,香港學生可算是全球最不開心的其中一群),但灰記也不能抹殺港英時代成長的一代,多少有點國際視野,少一點狹隘極端的思維,而這種相對包容的心態,亦是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城市所必須的。而這些家長最年青的也有在港英時期成長的烙印,眼見「洗腦國民教育」是在中共要求及「引導」下,香港傳統「愛國」陣營和黨人當道的特區政府聯合推行的「硬任務」,目的要製造一批盲目愛黨的「愛國」分子,必要時可以盲目排斥異己,排斥多元,為黨所用。他們為了自己子女的成長著想,「忍無可忍」地要站出來說不。

這種心態,其實與不少港人心態一樣,眼見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以至不講原則的建制派,越來越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如無物,即共產黨在親共派的簇擁下「殺到埋身」,退無可退下所引發出來的「擔憂和憤怒」。

國民教育的偏頗、狹隘真是不勝枚舉,總之就是那幾句,「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祖國好,香港好」。不過,一直擅長宣傳的中共,隱瞞、扭曲歷史的事例也是不勝枚舉。來自傳統「愛國」陣營家庭的傳媒人安裕,就偏頗的國民教育,寫了一篇名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文章,當中就有對中共長期宣傳的抗戰提出質問。

在引述他的質問前,灰記要指出,很多當年跟共產黨走的人,都是為了出於單純的愛國心,希望挽救中國免於滅亡,而非擁護中共及中共所詮釋的馬列主義,如老愛國羅孚。至於他們今天是否覺得上當受騙,則各有各的修為吧。但中共式國民教育的欺騙性則並無改變,概中共在大權獨攬,沒有有力的民間監督以及缺乏民主參與的官僚體制下,為所欲為,沒有反省歷史的誘因。

再回到安裕的質問︰

「…我只想問志切提供『正面資訊』那幾位教師﹕抗日戰爭是誰打的?這肯定是國民教育,連《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從抗日戰爭催生出來,不可能不是國民教育了吧。我要的是一字一句確實證言,不要梁振英那種繞圈子式的,例如回答「基本上,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生死一戰」,然後拐個大彎說中共佔領多少敵後區,多少百萬人投入抗戰。我是問淞滬抗戰、武漢會戰、台兒莊戰役這些是誰打的。這三場戰役有勝有負,是中華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戰鬥。淞滬會戰,中國出動六十萬軍力,日軍三十萬,中國此役兵力佔全國總軍力六成,李宗仁在回憶錄說,『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死傷輒以千計,是我們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役』。這一戰打了三個月,中國軍隊陣亡十五萬人。十五萬是什麼概念,美軍在整場二戰東西兩戰線加起來死了二十九萬二千人。也就是說,一場淞滬戰役,中國死了美軍在整個二戰陣亡將士的一半。

抗日將領孫元良在口述歷史說,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戰役、常德戰役、衡陽戰役、緬甸戰役,『殺得屍橫遍野,鬼哭神號,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無一兵一卒參加……八年抗戰,國軍將官陣亡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團軍總司令兩名(張自忠、李家鈺)。與此比較,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一個團長都沒有陣亡……請問他們抗戰是怎麼抗的?』

這些多角度國民教育思考及內容,會出現在我們給孩子的課本裏嗎?」

如果說學習歷史和文化,認識中國現況及過去,才是自然培養「愛國情操」的正道(灰記本人則早已與愛國主義說再見),抗戰歷史與國共恩怨,其實有很多值得讓下一代認知和評議之處,亦是學習的歷史上佳材料。但最重要能超越兩黨的黨派利益,才能有更中肯的認識。但現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都是中共主旋律的那一套,很難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認清歷史,只會繼續「無私、團結、進步」的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擊敗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和統一中國。雖然經過一些曲折,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成為在國際社會有影響力的第二大經濟體系。

中共及其代理人其實並不真的希望學深入了解「國家」,了解歷史,因為他們知道,經過真正深入的了解,中共的偉、光、正便會大打折扣,甚至被顛覆。所以「適可而止」的「洗腦」才合他們的脾胃。因此,教育局反智地建議初中不用教授歷史;因此,教育局依賴「愛國」團體制訂那本不堪入目的中國模式的國情手冊,向中小學推廣。

至於官方及建制中人,如那位曾掌管教育的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甚麼家長反應太激烈,學校有彈性推行國民教育,不存在洗腦問題,有甚麼家長可向學校反映;或者香港社會開放,不存在單方面灌輸等的辯詞,都是逃避回應問題,都是把香港人當成白痴。他們的如意算盤是,頂得住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把國民教育強推下去,假以時日,必有收獲。只要有三、四成學生被「培養」成「國民小先鋒」,再加上到時23條立法「水到渠成」,政客們,包括泛民政客進一步受收編,傳媒進一步自律,順民社會便可大功告成。這是中共要全面掌控香港的其中一步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盲目愛國主義的禍害屢見不鮮,國共都以「愛國」/「革命」之名迫害過無數人民。而德國的納綷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曾令本國和別國人民受苦受害。慘受核爆之苦的廣島人,對日本的愛國教育最有意見。灰記看過一則2003年的有關新聞,由《明報》轉載︰

「今年(2003年)3月自殺的小學校長敬德和廣(譯音)和在7月初輕生的廣島縣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山岡勝吉(譯音),均曾公開反對強迫學校升國旗和唱國歌,而這兩種做法正是日本政府近年積極要年輕人重新認同本身價值的舉措。文部省早於1998年要求各縣教育委員會整頓縣內各學校,限定在開學日和畢業典禮必須升國旗和唱國歌。1999年2月,廣島縣立世羅高等學校的校長,由於牽涉入是否在畢業禮唱國歌的爭論而自殺,此後縣內有122名初中、高中教師因反對在畢業禮升國旗和唱國歌而被懲處。…

福岡縣的教師便拒絕在學生成績表上,為他們的「愛國程度」評分。一名退休校長表示:「愛國主義在戰爭或國家發生危緊事件時很吃香,就如我們看見布希在戰時的支持率劇升一樣。但這樣的愛國主義很危險。」

日本的部分教育工作者汲取軍國主義的教訓,堅決反對「愛國」教育,雖然以自殺方式未免「悲壯」了一點。相反,香港最大教員工會,號稱泛民的教協,在反對強推國民教育上,態度低調及漠糊得多,要待學民思潮及家長們強烈表態後才加入抗議行列,其領導層之保守和後知後覺可見一斑。

教育進步同盟照片

從捍衛一國兩制的角度看,叫停國民教育是重要「戰役」,如果能迫令教育局停止九月的「試驗」,甚至驅趕那位漠視香港自治,漠視香港一制的尊嚴,秘密到北京「求救」或「領旨」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下台,可增強香港人捍衛高度自治的信心。未知學生、家長、教師以至市民是否有此共識,團結抗爭,從反洗腦國民教育,反填鴨式考試主導教育開始,建設新的「香港價值」。

前面就是太平洋 and 國民教育

國民小先鋒(喬靖夫上載)

在講太平洋之前,想講講facebook上的幅照片。這幅相是與這兩天「國民教育」之爭有關,這些穿上類似軍服的學生,比童子軍更神氣,手上拿著童子軍及其他學生制服團體所沒有的槍,她們就是國民小先鋒的成員。灰記在想,這些學生知道槍子代表甚麼嗎?老師又為何要她們進行類軍訓的槍操?如果她們多了解歷史(當然不能靠「國情手冊」去了解),能否認識戰爭與殺戮的無情、荒誕,好像文章會提到的台灣老兵所感受的無情與虛幻一樣?

要求小小年紀學生槍操的國民小圥鋒副主席,就是被學民思潮黃之鋒迫得大失師長儀態的余綺華。她拍枱指黃之鋒聽傳言說她有意參選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為何不直接向她求證,又說她沒有這個想法。但其實黃之鋒正就傳聞向她求證,可能態度不夠「溫和」,可能對「國情手冊」和國民教育鞭撻等太厲害而令她「火遮眼」。奇怪第二天又有報章說她正考慮出選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證明黃之鋒並非無的放矢。

有傳統「愛國」團體教聯和工聯會背景的余綺華老師,堅持由教育局贊助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委託浸大中國研究所,再找內地有中共背景人士參與編撰的「國情手冊」,以及國民教育科沒有洗腦和偏頗之嫌,完全是傳統「愛國」人士一貫思維作風。概教聯、工聯會、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國民小先鋒,都是同一系統的產物,即中共在港培養一國意識的體系,相信隨著時間演進,這種以中共為中心的一國意識體系會更見明顯。

灰記隨便找找某學校有關「國民小先鋒」的網頁,便能找到「愛國」運作的軌跡,學員學習升國旗及槍操;與內地少先隊交流;參觀中國派駐到索馬里護航的第三批護航艦隊徐州號和舟山號導彈護衛艦,跟艦隊總司令王志國少將見面;跟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中共地下黨員)、大律師譚惠珠(向中共投誠的前港英精英)等見面,學習基本法等,完全是中共所要宣傳的那一套,如再加上國民教育科的強行灌輸,未來盲目愛國,即解放軍愛人民,共產黨解救中國的神話會在新生代隊伍復活。

即使不盲目愛國,西瓜靠大邊的識時務者可能更合中共脾胃,概中共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政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幻滅後,所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統治手段,那些新舊「愛國」者其實都是做著自欺欺人的把戲,有點兒骨氣的香港人,怎能服膺這種廉價的「國民教育」。幸而有學民思潮這群中學生,香港才多少有點希望。

現在回到太平洋。太平洋代表疆界,還是無疆界?穿梭太平洋的島民,不管有否疆界觀念,不少被牽扯到疆界、國族以至國家權力的紛爭中,不是為了自己的部族而戰,而是為「征服者」而戰。很多戰死沙場,部分倖存者,至今仍得不到「始作俑者」一句道歉、「表揚」……

「消失的年齡階段」藝術展,藝術家希巨蘇飛以都蘭阿美族老兵為題材,希望引起台灣社會對原住民老兵的關注。

這些島民,包括被日本吞併的琉球的住民,以及大清帝國割讓予日本的台灣漢人及原住民等。他們都曾被日本帝國驅使去當「日軍」侵略他國,其中台灣有八萬漢人成為台籍日本兵,再加上十多萬軍伕,而統稱「高砂義勇隊」的原住民日本兵,前後則有約四千人,他們被驅往參與侵略東南亞的戰爭,當中有三萬漢人戰死沙場或失蹤,四千原住民亦有重大傷亡。台籍日本兵及他們的家屬,一直都有向日本政府索償,但最終日本政府只願意付予僅日本兵十多分一的賠償,甚或更少,一些還生存的老兵為了一口氣拒絕領取,說要日本政府永遠欠他們一筆帳。

台籍漢人日本兵因為屬台灣「主體」居民,受關注程度較高,屬「弱勢」的原住民日本兵的命運則更黯淡。

一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及殖民主義有所反省的日本人,柳本通彥,於九十年代中拍攝花蓮三阿美族日本兵,他們的日本名字分別是平山、松原和中村。透過這三名老人及其部落的故事,柳本把台灣原住民負肩日帝重擔的悲劇,告訴日本人和台灣人。他還寫了一拍攝簡介,名為《一個日本人拍攝台灣原住民的傷痕》。其中一些說話頗「發人深省」︰

「當他們到靖國神社參拜的時候,竟哭著說他們『聽到戰友的聲音了』。靖國神社是祭祀日本在前進亞洲太平洋的侵略戰爭中死的士兵、也是軍國主義所避諱的日本媒體上很少被提起的地方。但我覺得記錄者有必要將眼前的真實原封不動地拍下,於是我採用了他們參拜時的情景鏡頭。在他們要出征時,都是被灌輸著『不可活著回來,我們要在請國神社見面』這樣的觀念。我想沒有比這個更能如此清楚告訴我們日本的皇民化教育的可怕性。」

「……有多數的日本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留給台灣原住的歷史創傷之大而感到戰慄,並深覺此問題不可置之不理。男女老少不管對太平洋戰爭的評價和思想如何,會有如此的心情,也許是因為這些台灣人日本兵所一路背負過來的歷史重擔過大的緣故吧。」

「但最讓我切身感到的是被外國和強大民族持玩弄的他們這些少數民族的悲哀,他們在日本時代,民族固有的宗教和風俗習慣被禁止,代代相繼的教育關係也被切斷。戰後,由於從大陸來到台灣的政權得勢,原住民們也突然被取了個三個字的中國名字,而他們的後代子孫也被當做是中國人來教育。就這樣同一個家庭裡,被分為受日本教育和中國教育兩種。

隨著經濟的成長,部落共同體慢慢衰落,年輕人雖都往都市發展,但工作和生活方面很難安定,能寄錢回家貼補家用的人很有限。而留在部落的老人們雖接受孫子們的照顧,但祖孫兩人在語言上並不完全能溝通,只能呆望著愛玩電視遊樂器的孫兒。」

作為居於台灣數千年的原住民,自從本世紀的「皇民化」及「中國化」後,其命運亦起了重大變化,自主性頓失。民主化後的台灣,原住民發聲機會增加,訴說自己故事的機會亦增多。

「『我們原住民沒有做人的權利和位置!』一個秋天的下午,昏暗的客廳,依稀看得到一個阿美族老人因為戰爭在他的臉上留下的槍傷,緩緩的道出這句話。他們的一生有四個名字,日本人的名字、台灣人的名字、中國人的名字、和被迫丟棄的媽媽給的名字。他們是一群被迫多重人格分裂的族人,他們經過日本的殖民、新台灣的欺騙、中國的大革命、古寧頭戰役、抗美緩朝…。」

這兩兄弟當年被騙去打徐蚌會戰,弟弟(左)留在大陸,哥哥(右)乘機偷走回台灣。三十多年後,哥哥到大陸,幾經辛苦,終於找到落戶大陸的弟弟,只是兩人已步入壯年。

現在原住民不用靠別人為自己發聲。在台東都蘭,阿美族藝術家希巨蘇飛辦了一個名為「消失的年齡階級」的藝術展,以雕塑展現原住民老兵的姿態。除此之外,他還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協會會員薛宏甫,於2008年合作拍攝有關老兵的紀錄片《路有多長》,採訪都蘭阿美族的老兵,總共十多位。不過,這次被訪的老兵不是為日本帝國主義「賣命」,而是被國民黨騙去大陸打內戰。

這套紀錄片由台灣公視投資,但作為製作人之一的希巨蘇飛,不懂商業世界的運作,不懂版權問題,結果因版權由公視擁有,紀錄片不能繼續推廣。現在,人們要看這齣長達兩個小時的紀錄片,便要親臨都蘭糖廠遺址,直接找希巨蘇飛或其家人,以私人方式放映。希巨蘇飛自我解嘲說,沒有公視投資根本完成不了這齣紀錄片,但仍覺紀錄片就此放在公視的資料室冷藏,實在可惜。

回到紀錄片。因為時間關係,灰記沒有看畢整套紀錄片,但所看的片段都拍得很細緻,歷史片與當事人的記憶交織,偶而配以與阿美族有關的影像和歌舞,提醒觀眾這些台籍老兵的真正身份。

據老兵們的回憶,1945年日本人撤退後,來台的國民黨軍隊沿路帶走了各部落青年族人,拐騙他們參軍。由於原住民一直地位低落,極少有受教育機會,一些青年族人以為當兵可以受教育,受別人尊重,於是很樂意當兵。直至到了高雄的哈瑪星港口才知道這是個騙局,國民黨要直接把他們運往中國參戰。他們有些要跳船,隨即被亂槍打死,海水染紅。其餘被嚇得瑟縮一角,迎接著他們的是無止境的殺戮。

而約有六十位都蘭青年亦被拐騙入伍,當年離開部落的青年大多未滿十八歲,就阿美族年齡階級,屬pagalungay,也就是最初階的少年預備階級,因為離開了部落,未能依循傳統升階認證儀式,消失的時間將他們永遠凍結在少年階級,無法晉升為勇士。

被拐往中國戰場的老兵,面對的是殘酷的戰爭,以及為了生存而必須把自己變成冷酷的殺手。

永遠凍結在少年階級的倖存老兵,以幽默、平淡,不一而足的語氣,回憶那段與他們無關,又被迫參與的戰事。

「被共軍圍困一個月,沒有水,要喝自己的尿,最後連尿也沒有了。」

「我被俘虜後,又被派去參加抗美援朝志願軍,在零下二十度的朝鮮﹐穿的是草鞋,腳凍得沒有感覺。冰天雪地,想著沒有可能生存下去。」

「知道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國民黨血腥鎮壓台灣人,覺得為甚麼要替國民黨去賣命。」

「在戰場上你要比別人殘酷才能生存,你要殺人。」

……。

希巨蘇飛和薛宏甫拍這紀錄片的目的,除了讓多些台灣人認識這段歷史外,也希望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老兵,不管戰死的、被中共俘虜留在大陸或回到台灣的,表示一點意思,「表揚」一下他們,為他們立個碑。但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到現在都不作為。希巨蘇飛說,雖然原住民現在地位提高了,但人數少,在只有選票的政客心中沒有份量,這些原住民老兵人數更少,所以沒有人願意幫忙他們。灰記在想,內戰敗得一塌糊塗,是國民黨一大污點,偏安台灣的國民黨未必願意從原住民老兵的命運,反省國共內戰對人民所造成的莫大傷害;至於民進黨再執政,相信只顧建立台灣國意識,原住民參與中國內戰的事,絕不是他們會優先處理的項目。

不但政客漠不關心,台灣民間亦興趣不大,《路有多長》在新竹影展放映,觀眾只得四名。灰記以為,不管路有多長,被中國政治拉扯進去的台灣原住民,一定要向國民黨政府討個說法。他們的努力才剛開始,但他們的做法,正好要那些拼命鼓吹國家意識/愛國主義的政客看清楚,國家意識/愛國主義並非理所當然,終有一天,那些被拐騙者會像幽靈般回來,回到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荒謬、虛無的位置。

回到香港的國民教育,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的人,要做的就是要「回到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荒謬、虛無的位置」,例如他們要灌輸解放軍為人民的意識,就要紀念「六四」,繼續揭露解放軍屠殺手無寸鐵人民的歷史;例如他們要灌輸共產黨解救中國的意識,就要繼續揭露中共執政以後的種種災難,「反右」、「大躍進」、「文革」…以至現在官商集權統治,「團結、無私、進步」地以維穩機器壓榨人民,來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的荒謬、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