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教授的「不解」

就李克強訪港的安排所造成的風波,呂大樂教授先後所寫的兩篇文章,一篇題為《警隊濫權?先搞清楚問題性質》,跟著是《行動以外,沒有進入問題》。灰記在此懺悔,認真看了幾遍,也看不出呂教授要追尋的問題是甚麼,只是在他眾多的嘆息、疑惑及問題背後,隱約窺見其既定立場。

首先,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就李克強訪港安排的種種問題,邀請官方及受影響人士出席特別會議相當正路,輿論繼續關注也是好事。問題是主流傳媒及建制派把持的立法會,並不打算窮追猛打,再過一段時間事情會靜下來。並不如呂教授那麼擔心,「事情只會繼續以社會事件的形式發展下去。」

至於如他所說,「本來有些問題或錯誤,應該可以在道歉過後,再作改正,就重新出發,現在卻可能一直纏下去,沒完沒了。」灰記真希望他說得具體一些,他指的是政府不合理地限制採訪,利用政府拍攝的片段敷衍傳媒,還是警方阻止記者拍攝,把示威區和採訪區置於離現場太遠的地方,粗暴地把欲前往抗議的學生推回教學大樓……有問題或錯誤?

不過,呂教授似乎太一廂情願,以為官方只是一時做得不好,沒有及時道歉,改正自己。呂教授不願看到特區政府越來越受北京管治思維的影響/壓力,越來越敵視表達自由以至採訪自由的事實,只是這次北京「貴人」訪港更突出北京管治思維的「威力」而已。

因此他會覺得事件涉及議題太多,不易聚焦。查實眾多事件及政府的「善後」,均反映目前的管治意識形態。由曾蔭權、唐英年、曾偉雄「死不認錯」,以至政協人代疑似特首候選人的保駕護航都說明了現在的「僵硬」政治氣氛。所以,呂教授所疑問的警方是否濫權是假問題。稍微有政治意識的人都知道警察是「國家機器」一部分,是工具,必要時成為鎮壓工具。呂教授不要假設現在的政府是人民授權的政府,不要扮無知,以為政府以至警方的權力已經受到法律的合理限制,即使有漏洞,也只是要修補的問題。

九七前英國人明知時日無多,為了光榮撤退,好好睇睇,由肥彭主導下,擺出開明寬鬆姿態,在民主派主導的立法局成功通過一些限制公權力的法案,例如把公安法改良,限制警察權力。但九七後,由親北京人士把持的臨時立法會馬上還原公安法。而警權過大,在九七前和後都是「進步」人士和人權組織一直詬病及要求改革的議題(相信呂教授年青時也批評過警權過大吧),只是在建制派把持的立法會,根本沒可能推動有關的法律改革。

因此呂教授所言「對於社會上所爆發的矛盾、爭議,我們始終應該從制度入手,以規範為手段,進行改良,逐步改善之餘,更要為繼續向前走而做好準備。太快將問題定為大是大非,非要表態不可,有時反而不利把問題改正過來。」其實是故意漠視現時制度上的致命缺陷,改良的不可能,套用已故司徒華先生的一句話「九七後只能堅持反倒退」。而現時人權自由的倒退,市民若不及時發出抗議聲音,任由政府及警方為所欲為,情況只會如司徒華先生所言繼續惡化。呂教授看不出情勢的「險峻」,也許跟他是處於象牙塔內的既得利益者有關,是位置決定視野的問題了。

他的第二篇文章,灰記只想回應一點,要求曾偉雄下台,並不就等於認為「那個叫『一哥』的警方高層隻手遮天,瞞上騙下,使用法律上不可能容許的權力」,更可能是針對這位「鷹派」警務處處長所代表的「強硬路線」,呂教授完全低估很多提出這一「訴求」的市民的政治智慧。

這正是對焦的做法,把這個現在很多人都非議的人物作目標先打下,如果能實現,便能挫挫「強硬路線」的銳氣,警權必會被迫收歛一下,對人權是好事,絕非如呂教授所言,「秩序又可回復『正常』」那麼簡單。到時是否「乘勝追擊」,不同人便有不同的想法了。當然,灰記比較悲觀,在建制派的護衛及主流媒體的「知情識趣」下,要求曾偉雄下台不容易發展成強大的共識。能迫使他道歉已是很大的「成果」了。

至於他跳躍式的疑問的眾多行動目的是推翻特區政府或推翻全球資本主義的第一步?灰記只能告訴他,行動者來自不同背景及團體,其實沒有統一想法。如果他真的要了解他們背後的想法,網絡上不乏渠道,例如「左翼21」便寫了對李克強訪港事件的看法,名為「左翼論李克強之行︰資本自由流動下的警察制度和大學理想」,企圖探討事件背後的「問題核心」,鼓吹他們心中的革命,不知呂教授有否看過,如果有看過或知道這類評論的存在,便不應說「行動以外,沒有進入問題了」。至少香港的社運活躍分子並非人人只顧行動,沒有背後的理念和理論,不願進入問題。

問題是,呂教授你是否真的願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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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敗之地?(一)

十一月廿二日,公民社會活動頗多,灰記抽空參加了兩個。

第一個叫自由波,在沙田中央公園舉行。據身邊好友說,這種自發玩氣球的活動,是想挑戰香港政府的管理主義,原來是公共空間的公園,康文署經常以影響他人或安全理由,不准這樣,不准那樣,規條多得讓人啼笑皆非,所以自由波上,中文寫上「向規條說不」,英文寫上 Say no to no fun。

上次在九龍公園舉行活動時,盡責的公園管理員不斷向放氣球,玩氣球的人群警告,及宣讀不准主義的公園規條,形成十分趣怪的場面。放氣球、玩氣球究竟有甚麼問題?政府為何要禁止人民在號稱休憩的地方—-公園,做這種休憩活動?

上次灰記沒有參與,這次幫忙為氣球打氣,抽空看了一些有關政改及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沙田公園這次活動沒有受干涉,據報有人先知會康文署。結果,一種結合玩樂和抗議的活動,變成純粹的周日家庭樂活動。

跟著,灰記隨屬於文化界的好友趕往立法會,參與在門前舉行的抗議興建高鐵活動。這個活動除了菜園村村民及社運界朋友,還有受影響的大角咀以及華景山莊居民。文化界人士反而不多(這次活動是由一些文化界人士發起的),立法會議員有梁耀忠及梁國雄。

立法會快將表決高鐵的撥款,但關注高鐵深遠影響的議員極少,要阻止撥款通過,再重新諮詢機會相當渺茫。菜園村的代表看來是對著空氣說話,因為他呼籲立法會的舉手機器,即使不投反對票,也不要投贊成票。高鐵勢將上馬,令灰記想起在沙田中央公園讀過的有關政改和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高鐵諮詢馬虎,與這個四不像的政制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主流民意可能依然崇尚發展主義,有民主未必可以改變興建高鐵的命運,但政府至少不會像現在般專斷跋扈,欺負弱勢,欺騙市民。

一切源於政治。

呂大樂教授在《明報》寫的「我的二0四七」,只寫了上集。對灰記來說,二零四七太遙遠,沒有一個搞政治,或對政治有興趣的人,懂得為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事作舖排。不過,灰記不同意呂教授所講,我們不願意改變,不願意抛棄殖民地的那套制度,因為灰記從來不覺得香港是一個整體,大家可以和衷共濟。香港和任何社會都一樣,有著資源分配問題,有著階級和社會矛盾。

主流不願意,即使包括民主派不願意,也不表示所有人不願意改變社會,所以灰記不想被包括在呂教授的我們內。灰記人微言輕,但在八十年代初在官台工作,有機會轉任公務員時,於筆試不識趣地強烈批判殖民政府專制,希望香港盡快脫離英國人統治,建立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殖民政府固然聽不入耳,當年較開明的中共也未必欣賞港人當家作主這套。

灰記不會將未能轉任公務員一律歸究於筆試,對沒有一條穩妥的公務員謀生路也不覺是甚麼損失,也不會把考殖民地公務員的這個小動作,看成一種抗爭。但灰記不認為自己戀棧殖民管治,不希望社會改變。

不過,灰記得承認,作為關注政治的人,自己沒有為香港的前途付出過甚麼代價。香港從來也沒有人為香港的前途而付出過「血」的代價,頂多進不了建制,或被親建制傳媒臭罵,被中共及其代理嚇唬,或坐牢十多天(如長毛,新進保育人士馮炳德等)。當年左派「反英抗暴」是否屬於為香港付出代價,見仁見智,畢竟那不是本土的自發政治運動,而是受大陸官方指揮的抗爭行動。

有一個香港人確曾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沉重代價,他就是劉山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為了香港和內地的民主前景,與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等聯絡,換來在內地十年的牢獄之苦。但由於他當年屬托洛茨基主義者,八十年代與內地關係尚稱良好的香港民主派主流,未能抛開門戶之見,不願參與拯救劉山青行動,向中共踐踏人權說不。只有少數同情者,如甘浩望神父,如劉山青的托派同志,及一些政治上沒有機心的人繼續聲援,讓香港少數關注的人久不久聽到劉山青在獄中的消息。

劉山青事件,灰記曾受托做一些晒相做海報的跑腿工作,算是略盡綿力。還記得將劉山青的相片拿在照相館做底片,店員認得劉曾在報紙出現,灰記向店員略述劉的遭遇,她作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說大陸政府太離譜。

九零年代初劉山青獲釋回港,民主派主流以司徒華及張文光作代表,到紅磡火車站高調迎接劉山青,很多曾參與營救劉山青的人都覺得十分不齒。張文光特別在《信報》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算是為民主派主流當年的「見死不救」講聲對不起(當然,掌權後的鄧小平對北京之春等的民運人士恨之入骨,即使民主派主流展開營救也未必有結果,但這是道義和是否真的崇尚人權和民主的問題。)

捱過十年牢獄一點不簡單,灰記從心底佩服劉山青。劉回港後繼續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個人得著甚少,相信他也絕不是不願香港改變的人。

有人說劉山青儍,作無謂犧牲。這可能是香港不能改變,依然沿用殖民地一套的癥結所在。灰記以為,香港像劉山青這樣的「儍人」太少,懂得自保計算的人太多,加上英殖民政府為了冷戰需要,以及「光榮撤退」,而把香港「塑造」成共產中國眼皮下的「資本主義明珠」,而共產中國為了改革開放(即是走資)的需要,初期也要利用一國兩制這種一家便宜,兩家著的政策。

因此,在英國的政治需要下,香港人八十年代起,自發爭取民主不用付出「血」的代價,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民主也不用如大陸同胞一樣,成為專政對像,失去自由。不過這種不用付出「血」的代價的代價,是永遠不能當家作主。灰記以為,這是香港不能改變的原因,並不是香港人不願意改變,至少越來越多非建制,非既得利益者,看到香港必須改變。包括十一月廿二日灰記在沙田見到的部分參與自由波活動的人,在立法會門前抗議興建高鐵的大部分人士。

建制派人士,既得利益者總希望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可以理解。但爭取民主的人,爭取香港改變的人,也希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香港原地踏步的原因。(待續)

民主派為何害怕普選公投?又為何要從政?

社民連早前提出五區總辭,在補選以「2012雙普選」作單一政綱,利用變相公投作一次政治動員,即俗語所謂「曬冷」。然後迫令特區政府及中共對政改作回應。

這個建議出來以後,泛民以不同理由,包括技術理由,質疑社民連的建議。不過,原抱反對意見的公民黨,忽然提出先談判,後五區補選,當局再無回應便廿三人總辭的建議,比社民連的建議更進一步。

雖然公民黨口口聲聲說五區補選不是五區總辭,但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講法,不總辭又何來補選呢?所以社民連高興也來不及,馬上回應歡迎公民黨的建議。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泛民最激的政黨社民連,與最溫和的公民黨,在普選公投立場上開始融合,反而夾在中間的民主黨依然抗拒,依然以技術理由作擋戰牌。噢!忘記了一些泛民「一人黨」,馮檢基和梁耀忠開腔指罵公民黨以大黨壓小黨,迫人表態。梁耀忠對傳媒說,現在應合力集中討論政改方案。

天呀!身為泛民的梁耀忠,究竟知不知自己「所屬」的陣營最大的「賣點」是甚麼?不外就是爭取盡快落實雙普選這個民主的最起碼要求!由人大蓄意破壞基本法的承諾,叫停零八年立法會理應增加的直選比例,強行把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定為各佔一半,連循程漸進也不跟你玩,以及曾蔭權零五年抛出的那個比雞肋還乏味的所謂政改方案,到今日曾蔭權又違背自己「玩舖大」的選舉承諾,龜縮至只處理2012年的選舉安排。梁耀忠還不清楚中共和特區政府要幹甚麼嗎?難道這種盡法拖慢普選步伐,「拖得幾耐得幾耐」的把戲不是路人皆見的嗎?

如果泛民不爭取主動,繼續玩政府的政改遊戲,與其他親建制黨派以及那些不是真正獨立的獨立議員,究竟有甚麼分別?

馮檢基與梁耀忠的反應是本沒倒置,先不說社民連和公民黨提出建議時是否要諮詢他們兩位,就算兩黨沒有打招呼有欠「程序公義」,在泛民已無退路,必須主動出擊的政治現實下,馮、梁兩位批評之餘,實應積極思考回應,否則不如乾脆退出泛民陣營,一了百了。到時兩位的「政治前途」可能更為平坦也不定。

灰記不是不知道,在舊殖民主義思維加中共專制主義干預下,民主人士參政路途限制多多,馮檢基與梁耀忠,以至民主黨,在香港政壇付出過不少心力,每一個地區辦事處,每一個議席得來不易,每一個議席均有易手的危機。問題是,作為民主派,當初為何參政?不就是為了建設民主的香港嗎(有些可能還有建設民主中國的宏願)?二十多年過去,香港民主進程如蝸牛散步,越走越慢,越走越沒有方向,作為資深的民主派人士,難道還要「胡混」下去?難道真的要向大陸的民主黨派看齊,甘願做其名副其實的政治花瓶?

不要再說那些為市民服務的冠冕說話了,這不是你們與民建聯、工聯會……的區別所在。所以民主黨的反應是不長進的,而李華明指梁家傑總辭後出選九龍東必敗的論調,更突顯民主黨對議席的斤斤計較及小器,以及心底裡對市民的民主意識的嚴重不信任。

至於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所謂總辭可能失去關鍵少數派的否決權,這個論調其實相當阿Q,政改鬧劇來到這個地步,民主黨自己都表示對政改方案沒期望,而中共和特區政府就是要拋出一個雞肋方案,讓民主派贊成也不是,反對也不是,就好像零五年一樣。所以在原地踏步與雞肋方案之間,那個關鍵少數意義又在那裡呢?

至於說會有人乘機通過廿三條惡法,對不起,當年叫停廿三條的是五十萬人上街的民心,而不是民主派的否決權,如果要計數,當年數字上仍然有機會強行通過這條法例,只是中共不想冒這個險而已。硬指廿三名泛民議員總辭,會變成當年的臨立會,可以通過很多「反人民」議案,這是有意誤導。回歸前的立法局,由於彭定康的政改,令民主派在立法局屬多數派。回歸後,沒有「直通車」,民主派即使有較多選民支持,在分區直選議席最多去到一半的情況下,民主派變成了少數派。不論是否分組點票,民主派議員根本無可能否決政府提出的議案/法案。所以,在現有政制下,泛民的少數派議席其實並不關鍵,關鍵是民心取向。

還是要借用毫不激進的呂大樂教授的說話作結,他九月八日刊登於《信報》名為「古怪的政改賭局」的文章,指民主派以往一直靠特區政府和中共犯錯而得分,不需認真檢討自己的「底牌」,這次「玩大咗」︰

更有趣的是,就算泛民手上沒有好牌,卻往往會因為莊家犯錯(例如打壓人民或表現出一些不民主、不尊重自由、高壓的手段),而令它們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過去的運氣令泛民長期以來毋須認真檢討自己的底牌,只要莊家自己「爆煲」,那又可以繼續混下去,就算是「二仔底」,也照樣「死跟」。泛民從來沒有需要檢討實力,看看底牌,考慮一下自己的底線或談判的策略。正因為這樣,泛民中的「策略派」難成氣候,只要莊家有可能「爆煲」,全體必定歸隊,繼續以運動形式進行鬥爭,沒有議價、妥協的空間。

「問題是:今回政改也是同一性質的賭局嗎?泛民真的可以在不作策略調整的情況下進行鬥爭嗎?有一點是泛民必須清楚瞭解的,這就是今天恐怕真的要將底牌翻開了。本來五區辭職是一招虛招,「曬冷」靠嚇。現在莊家沒有即時反應,令泛民大有可能被逼上馬,要想想如何主動施壓。這次弄假成真不可能隨便一招半式搞個「民間公投」便瞞天過海,或組織一次集會便以為可以草草收場。今次泛民要開牌了。」

灰記認為社民連早已深知調整策略的必要,五區總辭也不一定是虛招,公民黨亦認識到這點。泛民的確是到了開牌時間,開牌無非是重拾當年的理想。如果好像呂教授所言,泛民的底牌原來是「二仔底」,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套用老毛的話,大不了重返井崗山—重投街頭政治,重頭再來,如果泛民真的有堅實的政治信念的話。

當然,對那些混了多年的政客來說,議席是生活/生存之道,不容半點風險,那灰記就勸她/他不要再掛著這個名不副實的民主派招牌。其實,政治這行飯,有沒有變相公投,風險指數一樣很高,特別在如此局限的政治制度下。所以,自稱泛民的從政者,是時候思索為何要從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