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與地下黨

港英時期過渡下來的公務員系統與港共，即中共地下黨的鬥爭是否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七月十五日立法會答問大會，曾蔭權被民主黨的甘乃威問到梁振英和唐英年批評特區政府的言論的看法時，為唐英年辯護，說唐指政府思慮不周，他亦有同感。但同時稱有沒有人政治抽水，市民心中有數。一般人相信，這是對梁振英近來不斷批評他的施政缺乏視野的不點名回擊。

曾蔭權說唐英年的所說的跟他一樣，除了因為唐英年是在立法會回答議員的提問時說這些話，是公職的一部分，也因為他的論點並沒有偏離特區政府的立場，就是堅持政府施政有成就，保住金融中心地位最要緊。那句一些政策沒有深思熟慮只是「應酬」近日社會對政府的強烈不滿。換言之，唐英年的做法沒有半點「叛逆」成份，曾蔭權沒有「清算」他的道理。相反，梁振英是公然挑戰曾蔭權政權，以爭取做下屆特首的籌碼。曾蔭權乘民主黨送給他的問題，發洩不滿亦很自然。

被盛傳特首熱門候選人之一的范徐麗泰亦不甘後人，這位「識時務者」的典範，看清形勢及早投向中共，現貴為人大常委的港英時代精英，說話往往笑裡藏刀，一面說相信曾蔭權所指抽水的人不是她；一面指這些口舌之爭少一點為妙，連消帶打，揶揄曾蔭權及反駁抽心論的梁振英一番。范如此高調玩弄曾與梁，看來特首之爭在港人看不見的暗角進行得如火如荼。

說到抽水，也只有在中共欽點特首的黑箱作業、畸型制度下，梁振英才會如此抽水，一方面批評政府，一方面把落實的政策(如最低工資)的功勞據為己有。如果是一個中共無從干預的開放政制，梁振英不是被踢出行政會議，便是一早辭職以明志。

梁振英，這個很多人心目中的中共地下黨員，盛傳是港共積極培養的第X梯隊，是傳統「愛國」(愛國用引號，因為他們只是中共的跟隨者，沒有獨立意志)新貴（較後期才跟中共走的人）。傳統「愛國」陣營與港英時期建立的公務員系統長期有矛盾，甚至仇恨，不在話下。只要想想六七年「反英抗暴」時，傳統「愛國」陣營中人如何被港英迫害便想像得到。今日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是當年被港英抓去坐牢的左派份子。某次他把對港英殖民政府的仇恨一次過發洩到轉為當議員的陳方安生身上，大數她為官時的不是，令人嘆為觀止。

陳方安生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管治時受重用，官至政務司，統領殖民地公務員隊伍。她獲得「肥彭」百分百信任。回歸之後，她續任此職。志大才疏的董建華不信任港英公務員制度，引入「高官問責制」，以架空政務官，或要政務官乖乖聽命問責高官。陳方安生信奉港英體制，不願合作只好求退。雖然如此，港共陣營仍未能全面接營香港，因為公務員隊伍作為一個根深柢固的系統，仍有他們辦事的「程序理性」，或曰英式思維，政治任命的高官未必能輕易駕馭。更何況董建華能力平庸，缺乏政治歷練，憂悠寡斷，又不願放權，所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根本擔當不起領導者角色。

果然零三年「沙士」襲港，董建華充份暴露其缺乏應變能力；強推23條又充分顯露其缺乏政治智慧。導致數十萬人上街促使其零五年下台。相信傳統「愛國」陣營沒想到董會提早下台，即使想到他會提早下台，也不會想到他們的「天敵」，港英時代的高官會接任特首。曾蔭權在胡溫撐腰下，意氣風發的「當選」特首，「愛國」陣營真的百般滋味在心頭。

果然，曾蔭權政治任命的官員大部分都是政務官出身的高官，僅民政事務局局長由來自「愛國」陣營的曾德成代替董建華的「親信」何志平。然而，七年過去，曾蔭權由高民望的「強政勵治」，到民望跌破底線的「做完呢份工」。要緊跟中共沒有自由意志的「愛國」陣營，儘管十萬個不願意，其議會代表工聯會及民建聯被責成要與特區政府共存共榮，成為議會內最堅決的保皇黨。

由於曾蔭權偏重金融及大地產商利益，漠視民生，引起市民強烈不滿及反彈。政府在龐大壓力下，不時被迫打倒昨日的我，例如一千元生果金，曾蔭權不情不願的否決審查資產。這些民生政策，民建聯還可以乘機抽心，高喊成功爭取。但一些中共要迫令政府收緊權利的政策，如廿三條立法及取消補選，緊跟中共的民建聯便要受民意的挑戰。零三年，其黨主席曾鈺成因為說了七一上街反廿三條立法的市民被誤導，在民意壓力下，要被迫公開道歉。

最近政府欲取消補選最終被迫押後表決，該主席譚耀宗被記者問到，政府提出的任何方案，前後矛盾的方案你們都支持，政府不諮詢你們又支持，政府決定諮詢你們又支持，究竟你們的立場在那裡？譚耀宗只能苦笑地有苦自己知。

「愛國」陣營的元老吳康民看不慣特區政府的不濟，連累「愛國」陣營受罵，要出來數落曾蔭權及政務官，發洩一下怨氣。這位吳老寫的一篇題為「十萬個為什甚麼？」的文章，刊於七月十六日的《明報》，充滿對英國人仇恨的陰謀論，但卻沒有一針見血的分析，意氣之作而已。

「英國人統治香港多年，意識形態的影響根深柢固，特務工作也做得十分到家。末代總督彭定康在香港回歸前，對香港回歸後保持英國人的利益和影響力做了周密部署。除經濟上、政治上作了許多有利於英國的嚴密佈置外，人事工作更是他部署的重要一環。把什麼人擺在什麼位置上，都有認真斟酌。至於安插軍情六處的人，肯定是應有之筆。

時任第二把手的布政司霍德，便是軍情六處的要員，中央政策組的顧汝德也是。他們兩人，雖然已經退休，但也不時來港，特別是在香港『多事之秋』。」

然後話鋒一轉，大罵港府不濟事︰

「為什麼這兩年來特區政府的決策如此差勁？而且創造了朝令夕改的紀錄！

按道理，一次重大決策，首先應有調查研究，了解和決策有關的若干問題和數據，然後再在政府內部，起碼在有關高級官員和行政局中進行諮詢，修改若干漏洞，再交由議會和公眾諮詢和表決。即使整個程序了解民意不足，但也不像現在這樣一出爐就給人批駁得體無完膚，連一般群眾也覺得不妥，遑論政客和專業人士！

 現在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特區政府缺乏團隊精神，各自為政，「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我曾說過，2003年推銷23條立法時，其失敗原因在於缺乏「人和」，特別是「局長硬性推銷，百官袖手旁觀」。當年我是同情硬性推銷的局長的，推銷手法固可議，但奉命行事精神可嘉。今天推銷遞補機制的情也是如此。現在許多政客、學者高喊讓局長下台，難道這個方案的推出，是他一個人的責任嗎？

…… 此外，特區政府的政治敏感度也欠缺。香港愈來愈已發展成一個政治城市。中央在香港回歸前所作的估計、所作的設計明顯已為現實打破。當年認為香港只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城市，即在金融、貿易、運輸等方面為國家作出貢獻。後來屢次的經濟危機，中央又是以「泵水」來支援香港。但沒有想到由於國際鬥爭的複雜，美英都藉香港作為圍堵崛起中國的前哨站，而內地的貪腐現象和侵犯人權的個案又為香港製造更多的反對派。現在80後的年輕人趨向反建制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特區政府對此缺乏對策。樓價高企，也早已成為政治問題，但特區政府被認為是後知後覺。」

吳老假設今天特區的施政混亂，完全是英國人在政府內安插專搞破壞的「特務」的結果，然後又把缺乏團隊精神及缺乏政治敏感度也歸咎為英國的陰謀。缺乏團隊精神及缺乏政治敏感度曾蔭權要負的責任最大，吳老是否暗示曾蔭權是英國部署搞破壞的棋子？是否暗示胡溫胡塗，被曾蔭權欺騙了？

灰記當然不會否定英國人撤退的部署，但形勢比人強，英國人大概只能寄望其英式殖民體制及「自由經濟」意識形態繼續發揮作用。至於特務活動，英國人固然有，難道強大的中共地下黨網絡會比英國人遜色？在中國的主權下，要「策反」港英留下來的政務官很難嗎？不要說現在「富甲一方」的中共沒有錢去收買人心。這個世界「識時務者」畢竟佔大多數。灰記絕不相信，中共沒有在公務隊伍，泛民黨派，各專業及地區團體培養自己的勢力。而且這亦不是今時今日的事。五、六十年代被港人驅逐回大陸的警司曾昭科便是中共「卧底」。中共今天也不願明白公開港共的名單，完全是「敵情」思維看港人的表現。

大概吳老一生浸淫於中共的地下運作，看法思想因而比較陰暗，以至覺得特務滿天下。不過，想想吳老所屬的中共，在大陸鎮反、抓特務(甚至早至四十年代延安整風)，不知錯找錯判錯殺多少人。再說，難道英國人留下來的全是糟糠？恐怕香港法治、合約精神、程序理性等這些東西，還是有其好處。大陸民權的不彰，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遺留下來的無法無天，仍然存在於中共官員的思想裏。

老實說，英國人的殖民體制，吸納政治加上市場至上的唯經濟主義其實相當合乎中共的胃口。吳老自己也承認中共如意算盤是把香港作為一個為中共走資服務的經濟城市。但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影響，只講經濟發展，不講分配問題，不講勞工權益(且不談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只會令內在矛盾加劇。香港的政治化其實是階級矛盾日深的結果。正如內地官商權貴資本主義亦令內部矛盾日深。曾蔭權政府是義無反顧的甘心服務中共及與中共結盟的富豪。這是中共統治集團的主流共識，溫家寶重視民權的講話是黨內的少數聲音吧了！

至於23條立法及取消補選這些損害人民基本權利的政策，即使政府怎樣有團隊精神，有政治敏感度，也會惹起人民的強烈反彈。把問題歸咎於英國的部署及英美圍堵中國，是思維懶惰，也是在「愛國」旗幟下替中共強權辯護的陳腔濫調。

最近，歐洲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齊澤克接受英國《衛報》訪問時也說，不要老是人云亦云，老是指摘美帝，那麼中國呢？

 It is also important not to say what everybody else is saying. It is boring, for instance, to criticise the US eternally. Why not China instead? It is China, after all, where they have banned fictional works considering alternative worlds,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their citizens’ imaginations. It is China that is colonising Africa.

「另外，別說一些大家都說的話，也是十分重要。例如總是在批評美國其實是很沉悶，何不談談中國？別忘了那是中國，一個會禁止那些關心另類可能的虛構作品的地方，因為他們害怕人民的想像力。那是中國，它也正在殖民非洲。」

吳老及「愛國」陣營諸君，你們所追隨的中共已經蛻變成跟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追逐市場，追遂全球化利益的集團。只有中共的同路人及黨國民族主義者才會沒出色地彈「列強」圍堵甚至陰謀顛覆中國的老調，因為他們或因組織上，或因思想上的不自主，不能獨立思考！

「老愛國」

溫家寶單獨接見「老愛國」吳康民的新聞引起議論，吳康民說見面是私人性質，不是政治性質，其實是口不對心。他向溫家寶建言，未來特首要有維穩能力，不會是私人閒話吧。兩位「六四」後脫離左派陣營的中生代「老愛國」劉銳紹和程翔，對吳老被這位擺開明姿態的中共領導人接見有不同詮釋。程翔認為溫此舉是為了突出其鼓吹政改的形象(因為吳也寫文章鼓吹政改)；劉銳紹則認為是安撫傳統「左派」的舉動(因為傳統「左派」在九七後至今仍然不能進入治港核心頗有微言)。

灰記比較贊同劉銳紹的看法，因為特首及立法會明年換屆，區議會今年底要改選，都是中共希望其在香港的代理人好好把關的「關鍵」時刻。選舉要依靠傳統「左派」累積的地區實力，適當時候要為他們的頭面人物打打氣，表示重視。

溫家寶接見吳康民，也讓灰記想起早前胡錦濤高調在深圳單獨會見李嘉誠，惹起傳統「左派」陣營不滿的新聞。吳康民還寫文章說不明白為何胡單獨接見香港首富。這次溫家寶請吳老談話吃飯，也許是一種安撫吧。

「愛國」、「愛國」，這個標籤常讓灰記納悶。談到愛便是很個人的東西，可是「愛國」、「愛港」卻常常要由當權者定義，生硬套進不同「類別」人士中，例如傳統「左派」被認為是「老愛國」，只因他們緊跟中共走，理解也跟，不理解也跟，甘心做黨的馴服工具便是了。又例如那些忽然「愛國」的「俊傑」，不理他們過去如何依附港英當局，擦英國佬鞋，總之及早轉軚，今天為中共的治國治港搖旗納喊便可。

而在中共當權者眼中，「愛國」必然「愛港」，總之聽話「顧存大局」便是了。因此，很多對香港對中國有感情，但思想獨立的人，便隨時被標籤為「反中亂港」者。今日香港的統治架構，就是「新愛國」(那些華資大戶、那些前殖民地高官、那些專業精英)為主的當家，「老愛國」(民建聯、工聯會等的中共外圍組織)為主的扶助。但這種政治結盟充滿矛盾，特別那些一心以為「守得雲開見月明」，九七後可以吐氣揚眉的中共地下黨員，現在身份還未能曝光，未能明正言順的接管政權，仍然要為一些前殖民地精英「保駕獲航」，所謂「有辱無榮」，心中的不平衡，可想而知。

只是這些「老愛國」與中共政權共生，即使自以為如何開明，也脫不了黨國思維的偏狹。概因跟黨走了這麼多年，脫離黨國思維要付的代價非同小可，不但要面對信仰危機，也要冒脫隊後生計的風險。所以，灰記對如翟暖暉、羅海星、程翔等那些願意擺脫黨國思維的「老愛國」相當尊重，皆因他們願意為自己的「醒悟」付出了被孤立，生計出問題甚至牢獄的代價。對那些久不久發牢騷，但又不敢「發圍」的「老愛國」如吳康民，便少了一份敬意，皆因他們在黨國思維的束縛，說話話難免前後矛盾，或曰不能暢所欲言。

誠然有報章編輯認為吳老的見解在「左派」陣營已屬難得，只因他承認「反對派」(建制/「左派」對泛民主派的稱呼)有他們的群眾基礎，要接受這個現實。這種承認香港政治現實的話語，是否代表他對這些希望盡快實行雙普選，真正落實港人治港的人有所包容，卻又未必。因為當泛民幾年前提出「2012年落實雙普選」的競選政綱時，吳老回應說是變相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跟中共官方的想法其實沒有分別，視很多香港人的高度自治訴求為「港獨」意識。

他最近寫的了一篇刊於《明報》的文章，叫《誰能夠維穩誰便是真命天子》，講出他心中下屆特首人選的條件。作為長期追隨中共的人，自然不會放開懷抱贊成讓香港人自己選擇行政長官，此之為黨性。除了要北京祝福(即中共信得過的人)為首要條件，更認為北京對人選的第一要求是「維穩」︰

「維穩」就是維持穩定。北京對全國要求都是維穩，甚且維穩壓倒一切！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並不影響全國大局。但香港如果不穩定，既影響國際觀瞻，也不利於剛開局的「十二.五規劃」的「大展宏圖」。 

據《新報》報道，他強烈批評近日示威者對高官的「衝擊」，說出現肢體衝撞是香港恥辱，還把現在香港局勢形容為「太動盪」。他的這些言論，在在都顯示他相當保守的一面—不管肢體衝撞的原因，不理警員是否過份執法，把年青人打成「動盪」的源頭。這跟內地當局以鎮壓、抓捕、判刑作為「維穩」手段的心態沒有兩樣。

有電台主持人說他對內地有相當尖銳的批評，指的是今年初在《明報》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憂思》。吳康民在文中引述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說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的狀態。又引孫的文章指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短期問題誇大症與長期行為麻木並存，對於所有眼前遇到的問題，無一不草木皆兵，而對於關乎子孫後代，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視而不見。今朝有酒今朝醉，成為一種體制性行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得壓制言論自由。為了壓制那些言論，我們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資源？……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計想繞過民主這個坎兒。為了不民主，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編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論？

吳康民透過孫立平的文章，講出他對中國官商勾結現狀的憂慮。在同一文章，他還引述居住德國中國學者關愚謙參加官場飯局後，所描寫令他觸目驚心的酒後真言︰「……說他們談起官商勾結，貪污舞弊，買官賣官，包庇打擊時，如數家常，面不改容。當問起是否害怕有人揭發，他們笑道︰敢揭發的人有幾個？他們不想活了？別說是一個人，就是一個單位，也可以把它們擺平。有退下來的幹部說，當前處級以上幹部，可說沒有一個是乾淨的。又說，部隊裏不正之風，更說誰也不敢過問，哪怕你有再硬的後台，也不敢插手。」

這些很多人都聽過不只一次的大陸官商勾結(其實很好商家也是官場中人)所形成的特大腐敗霸權現象，這位「老愛國」有勇氣承認，的確值得一讚。特別他在文未所言，大有超越黨國思維的氣勢︰吾輩垂垂老矣，希望應該寄於年富力強的中青年，但是，他們如果秉筆直書口吐真言，往往會不容於權勢，屬於被花力氣封殺之列。但為了祖國的未來，為了「積薪」的「火未及燃」，凡我國民，人人都應爭取一個和平的民主改革，並為此大聲疾呼，否則國難多矣！

不過，言猶在耳，三月大陸網上有人提出中國「茉莉花革命」，他便急急寫文章為中共辯護，是為《中國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的十大理由》，跟先前對大陸政局的憂思成強烈對比。灰記不打算反駁他的論點，例如是否有太子黨，例如中國民族問題不嚴重等。灰記只想說，吳老鼓吹「凡我國民，人人都應爭取一個和平的民主改革，並為此大聲疾呼」，但當體制內外有人身體力行，如為弱勢維權、簽署要求政改的《零八憲章》、這次「苿莉花」和艾未未事件，遇到中共當局的瘋狂抓捕、判刑，吳康民有否為他們說過一句公道話？他們不正正是「秉筆直書口吐真言，往往會不容於權勢，屬於被花力氣封殺之列」嗎？

吳老的前後矛盾，也許道出了中共同路人的終極局限，即使如何「開明」，到了政權受到人民「挑戰」時(其實只是發表言論，號召和平集會，或搞些行為藝術)，便要歸隊「保駕護航」。這是灰記始終不能由衷尊重吳康民這類「老愛國」的原因。

要歸順的循序漸進，還是要揭示專制本質的原地踏步？

「不要說我在此作出驚人的預測，實際上泛民主派多年來的吵嚷是為香港政治的民主進程幫倒忙。他們的所作所為，提高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警覺，認為如果不能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將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十分不利。」

中共地下黨的其中一位元老吳康民又發炮了，以上的一段話刊於九月十四日《明報》論壇版，題為「吳康民﹕『泛民』對政改是促進還是促退？」的文章，抨擊泛民總辭爭普選的做法。這段話可能道出了中共以及它的追隨者的心聲，民主只能是走過場的形式，關鍵是被選的人，無論是特首還是議員，都是要信得過的人(特首必定是，議員起碼要過半數是，越多越好)。

中共建政前，一方面與國民黨打內戰，爭天下，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傳媒宣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中共席捲大陸前夕，與各民主黨派合力制訂《共同綱領》，此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最根本大法。大法第十二條對政權產生的規定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间，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机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這就是六十年前中共對全國人民的民主承諾。當然，歷史證明中共赤裸而粗暴地破壞自己的承諾。 越來越多歷史資料顯示，於一九三四年遵義會議後，逐步在中共黨內掌權的毛澤東，從頭到尾都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爭取民主是口號，打內戰奪政權才是核心。

 毛澤東的中共和他的繼承者，與獨裁蔣介石的國民黨都不相信民主，不願接受人民監督，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是天大的謊言。所以每次中共說某某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其實只是傷害中共的感情，同理，愛國就是要愛黨國不分的中國共產黨，這點再多說也嫌「長氣」。

 所謂「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說穿了就是要一個愛中共，起碼聽中共話的特首，和一個識時務的立法會。換句話說，有志角逐特首、立法會議員的人，都要想清想楚，我是否「阿爺」接受的人，怎樣才令阿爺接受。至於那些選民，在投票時也要想清楚這個特首候選人是否中央接受(對不起，相信中共不接受的人不可能成為候選人，如果有普選形式的話)，想清楚這個立法會議員是否識時務者，不「忤逆」「阿爺」(不過，現在長毛、毓民等逆反份子都選了入立法會，增加直選比例並非形式，而是有中共不能控制的後果，所以立法會普選是更遙遠的事)。

要大陸民主黨派及人民歸順，中共很在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把黨外批評聲音消滅，把民主黨派完全壓服，收編在中共的體制下當花瓶。但在全世界越來越重視人權、民主、自由的今天，在一國兩制，中共暫時只能間接操控的香港下， 要民主黨派和香港人乖乖歸順，對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來說，畢竟是新生事物。

二零零三年，中共希望藉廿三條立法，在法律上規限港人的自由，包括中共心目中的逆反組織活動空間，從而令歸順的過程快一點。但出乎意料之外，港人作出強烈反彈，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遭遇一次滑鐵盧。

二零零四年，立法會直選議席已循序漸進地增加至一半，再循序漸進地增加直選議席，中共恐怕不能間接操控立法會，因此當機立斷，不惜踐踏自己一手制訂的《基本法》，火速叫停立法會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違反自己曾經作出的承諾，如同違反自己在《共同綱領》作出承諾一樣，拖延真正意義的普選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原因是香港人「養唔熟」。

「實際上，中央是希望泛民主派在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進步中逐步採取合作態度。12年來，中央已經有幾次開放泛民主派議員去廣東和四川參觀訪問，同時也就在於觀察民主派的變化。但觀察的結果，是收效甚微。公眾對立法會的運作也表示失望，這從民調中對立法會和某些議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可知。」

 中共與其在港代理人經常一廂情願，要民主派「識做」，「聽聽話話」，「好好睇睇」。老實說，很多民主派亦天真地表現克制，即使不是「聽聽話話」，也盡量做到「好好睇睇」，政府拿來的法案，民主派的主流基本上都捧特區政府場，絕大部分都贊成通過。

吳老說公眾對立法會運作失望，恐怕有更深層的原因，就是立法會根本廢了大半武功，對政府監察只淪為口水戰，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這是中共一廂情願，企圖將他們在大陸「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即黨和政府主導一切的那一套，拿來香港，但畢竟土壤不同，變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把這一切都算到民主派頭上，顯然不符合事實。

「2005年的大進一步的政改方案，被泛民綑綁式的投票加以否決，連所謂「煲呔針」都被綑綁。功虧一簣，終於只能原地踏步……

「我過去是不抱樂觀態度的。認為既然2005的方案都被否決，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政改過渡方案為泛民接受。而且根本上泛民並不想通過任何過渡方案，只一味想使特區政府難堪。

 「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

 「一個可能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會因而提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將不會取消。另一個可能是，人大常委會乾脆推遲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理由是既然沒有中途方案，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普選必須推遲。 」

這幾段是全文的玄機，在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心中，所謂循序漸進，其實是天荒地老的進程，零五年比雞肋還乏味的政改方案，在吳老心中原來已是大進一步！其實零五年的方案，是計算建制派可以獲取更多議席而設計出來的方案(功能組別由區議會互選立法會議員，在現時委任議席及鄉事派的當然議席滲進下，建制派幾乎可以穩奪全數五個新增議席。)

灰記敢斷言，以後如有循序漸進的方案，也是以建制派，即是歸順的人獲得更多議席來作主要考量，如果泛民不願墮進陷阱提出反對，便要負上原地踏步的罪名，此乃吳老心中進一大步的政改方案的「陰毒」之處。不單如此，中共更可名正言順的繼續拖延普選，就如吳老上述的scenario。

當然，泛民總辭、變相公投的搞作，最終可能得個桔。但對民主還有多少祈盼的人，參與其事最重要是表達一種憤怒，至少要讓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知道，不要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在香港還有自由的空間，表達對高度自治的堅持是應有之義，而這種高度自治只能在真正普選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才能實現。

而內地開始有人提出回到《共同綱領》，要求中共兌現早已封塵的承諾，他們不想做順民，但他們這樣做，隨時會招致牢獄之災。

 

在香港，不願做順民的人依然有免於牢獄風險的表達機會，輕易放棄的話，對自己，對內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是一種「背叛」。

 

馬英九與民進黨的六四

以戇直、清廉見稱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未成為台灣最高管治者之前，都會對六四發表感言(甚至當台北市長時，發表有關言論而被拒來港)。他這個動作相信不是基於甚麼政治考慮，但對關注大陸民主民生的人很受用，所以才突顯其「可愛」的一面。

不過，這位被中共香港地下老黨員吳康民批評缺乏政治技巧，缺乏膽識和權術的「老實」人，最近的「六四表現」卻令人搖頭。

吳康民當然不是批評馬英九的「六四表現」。這些六四後因為黨性和個人利益而歸邊的人，怎敢理直氣壯的談六四。吳老先生批評馬英九怕得罪民進黨和台獨勢力，沒有相應回饋中共對台灣釋出的善意。例子不就是早前海協會副秘書長被民進黨議員推跌，以及陳雲林被困圓山飯店。這是中共及其黨員的慣性思維，以為普天之下，莫非「黨」土。台灣不是香港，你以為國民黨可以像特區政府那樣奴才，當中共官員是老闆，不許任何抗議聲音接近。

當然，灰記不贊成台灣的肢體政治，但讓中共官員受一下辱罵，滅一下他們在大陸無法無天的官威，又何傷大雅呢！況且馬英九也批評了民進黨的過火行動。如果真的要「依法」追究那個民進黨員的行為，那就要告他襲擊來訪外國貴賓，吳康民和中共受得了嗎？

吳康民還將接待大陸旅客的一些混亂和意外，作為馬英九不善意回應中共的「證據」。問題是香港經常發生虧待大陸旅行團的新聞，難道又是曾蔭權抖膽對抗中央的「證據」！

灰記反而覺得國民黨為了經濟利益，對大陸民眾缺乏應有的關懷，對中共的倒行逆施不敢哼半句聲。也難怪，兩個政黨其實十分相似，都成了貪腐利益集團。唯一不同的是台灣多少還有民主和言論監督，民眾可以公開發聲批判執政者。大陸民眾連這樣的權利也沒有。

本來以馬英九的形象，可以適時為大陸民眾發出道義聲音，中共也不能視之為干涉別國內政。譬如最近獲台灣政治大學聘任的八九學運領袖王丹，求見馬英九。本來是大好機會發揮一下馬英九與其他國民黨黨棍不同的政治家風貎，顯示支持大陸民運的心聲。馬卻大概因為怕事而託辭拒見。反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大大方方接見王丹，中共不敢哼半句聲音。被傳媒追問，馬英九才補鑊式地說六月四日會所表示。在此，灰記不得不同意吳康民(雖然基於不同原因)對馬英九缺乏政治識見的批評。

民進黨主席不但會見王丹，該黨還在立法院提出平反六四的議案。無論動機如何，也是值得一讚的舉動。基於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台灣人不管是否有台獨思維，應該關注大陸的有關情況。即使用最實用主義的角度看，台灣人也不情願長期與一個強力的專制政權為鄰吧！所以灰記真誠希望民進黨走出「獨台」的思維，理直氣壯的面對中共，讓他們知道為何自己如此不受歡迎。最近陳菊在大陸的說話是一個開始。

灰記不希望也不相信國民黨會愚蠢至否決平反六四議案。在六四二十周年來臨之際，冀望台灣朝野能站得更高更遠的看與大陸的關係，多些關注對岸大陸民眾在政治改革失敗後的命運，為兩岸關係掀開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