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華的「秘密」

即將出版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的回憶錄《大江東去》,再次成為熱點。

幾天前灰記在《蘋果日報》看到一則新聞,支聯會現任主席李卓人等一班聲稱司徒華戰友的人,包括一些民主黨黨員,質疑司徒華這本回憶錄早在1995年已開始錄音是否屬實,希望主理這本書的司徒華家人出來澄清。李卓人等說從來沒有聽說過司徒華說有錄音這回事。

灰記看到這則新聞時,直覺李卓人等有些無聊及缺乏政治智慧。這群人自以為跟司徒華是政治上的盟友,是他老人家可以交心的人。所以當聽到「華叔」十六年前已經開始為自己的回憶錄錄音,覺得很詫異。私下覺得詫異不打緊,為何大張旗鼓的說出來,是不是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因為支聯會及民主黨沒份參司徒華的回憶錄,要藉此打擊這本回憶的權威性?

可能當中有人害怕司徒華在對他們有負面的描寫。但這是自由社會,出來參與政治運動或從政,總不能避免被人指指點點,包括被灰記這類人「品評」,為何那麼著緊「華叔」的片言隻字?灰記想來想去,只能想到這群人有意無意把「華叔」塑造成香港民主的一面旗幟,要繼承的他的遺願,大有「接班人」的味道。假若司徒華對他們有甚麼批評,會影響他們的「正統」地位。

如果他們是抱著這種心態,灰記只能用「沒出色」來形容。香港可貴之處,就是多少擺脫中國固有的論資排輩及人治色彩,也不必寄望領袖的神勇,而是群策群力的多元民間社會。現在的支聯會以至民主黨諸君,是否真的對自己,對市民那麼沒信心,仍然脫離不了中國傳統那種要建立「道統」的舊思維,把《大江東去》看成無比重要的政治遺言,而不是一家之言。

七月十一日,《蘋果》又再以「《大江東去》自爆︰苦等17年盼入中共  支聯會震驚  促公開華叔錄音」為題作報道。為甚麼又再感到震驚呢?原來有報紙及電子傳媒率先披露了回憶錄的一些內容。「華叔」在40人年代求學時,接觸了左派人士,秘密加入了新民主主義小組(共青團的前身),並被中共指示成立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以「滲透」當時的英文書院。後來司徒華轉為幕後,以教導有潛質學生左派愛國思想。然後「華叔」在左派圈子的鬥爭中,被排擠出學友社。

六六年司徒華年屆三十五歲,當共青團團員已超齡,但當時組織的領導說「政策有變」,不讓司徒華入黨。時移勢易,到八十年代許家屯主理港共,邀司徒華入黨,被其拒絕。不過,司徒華八五年參加立法局,也有和新華社商討。

其實「華叔」八九六四前與中共關係較好是人盡皆知,稱他為「國粹派」的也不少,好奇他跟中共親密程度的人也有。灰記多年前曾隨一位資深記者朋友跟司徒華到外地,進行詳細採訪。朋友自然觸及他與中共的關係。記憶所及,他好像只提到年輕時認同中共抗日救國,也反對國民黨腐敗。但印象中他並沒有說過跟中共有任何關係。有的都是當基本法草委時與內地官員接觸,或參與民促會時跟許家屯接觸過之類的話。後來,灰記聽到電台主持訪問他,問到他有否想過加入中共,他好像說沒有。還說以他的性格,不會見容於中共。

有趣的是,「華叔」生前卻樂意揭露一些香港地下黨員的身份,譬如他說曾聽專門負責統戰香港傳媒的金堯如(六四後脫離中共)說,特首熱門之一梁振英是千真萬確的中共地下黨員。結果惹來梁振英連番否認。

老實說,灰記一直懷疑司徒華與中共的關係不僅於此,現在回憶錄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只是灰記疑惑看透中共本質的「華叔」為何不及早把這段歷史公諸於世,而且三番四次被人問到也說得十分含糊。既然「六四」之後司徒先生跟中共已決裂,他何不把這段歷史公開,讓更多人更早地了解中共在香港的運作與歷史?

《蘋果》引述泛民中人的話,說擔心這段歷史會被人利用攻擊司徒華本人及泛民。灰記覺得有點杞人憂天,而且完全從當今「反共」角度去看,而不是從司徒華這代香港人的心路歷程去看。諷刺的是,喜歡翻舊帳的正正是中共,稍為有涉獵一下中共的歷史,便知道他們如何喜歡「揭露」別人甚至黨內異己的過去,攻擊別人是「歷史反革命」(即從開始已經思想「不純」,參加中共也改造不過來)。但灰記看不到現今的中共會利用這段歷史攻擊司徒華。

至於說對司徒華曾盼望入黨感到震驚。面書上便有人寫道︰「驚奇的不在於司徒華的確親共,而是他的戰友說對此聞所未​聞!」雖說震驚有嫌誇張,但如果支聯會及民主黨人確曾未聽說過司徒華與中共的瓜葛,公道地說,「華叔」生前的確有欠對政治上的同路人一個交待。

而對這群「晴天霹靂」的支聯會及民主黨人,面書又有如下分析︰

「入團入黨這些事當然是不知情者不得而知,但學友社不是秘​密組織,學友社的性質亦不是今天才暴露,而是街知巷聞.​…一班雖說比司徒華年紀小的今日泛民,也非政治白痴​,而是自己也成長在學友社等高調活動的年代。能接受司徒​華每次只是片言隻語交代那 “學友社" 的歲月而不深究?能接受他解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而 “已經很久沒有來往"?….這裡涉及的就不只是政治​水平的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遺忘機制,把一切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徹底遺忘….這班以嬰兒潮為主幹的泛民一直​都在有意無意的維護這歷史的遺忘…..(這種遺忘也​是對自己講大話)」

「這裡涉及的就不只是政治水平的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遺忘機制,把一切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徹底遺忘….]​ true
六、七十年代,如果你有社會理想,反資反殖,好自然你會​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共產党。係意識形態主導社會運動嘅年​代,你冇嘜選擇。」

「司徒華青年時期的40,50年代,沒有其他選擇,雖不完​全準確,但大致合理。但60,70年代,選擇是有的:吳​仲賢等的托派是一個選擇。但對於一個已經把三四十年青春​投資在中共身上的司徒華,容許選擇就是否定他自己,否定​他自己的過去,所以他的歷史就是把這些選擇邊緣化、排斥​掉,或遺忘掉。直到他自己也站出來否定中共的時候,也沒​有把自己身上,這種過去半生的情感與政治投資徹底否定掉​,甚至臨終選擇了回歸這個自我。這種悲劇性的人格迴路,​在當代中國其實比比皆是。」

對灰記來說,能夠坦蕩面對自己的過去及歷史是值得肯定的,司徒華過世後才讓自己跟中共的親密關係曝光,遲是遲了一點,但我們應該歡迎才是。支聯會及泛民的反應,確實讓人驚奇!

廿二年前,支聯會的二三事

Ryanne Lai 拍攝

廿二年來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唯一合法、公開紀念當年爭取民主,最終被中共軍隊血腥鎮壓的大陸學生和人民的集會。集會參加人數有起跌,但規模相當龐大,這三年參加人數都十多二十萬,今年支聯會說有十五萬人。灰記以為,廿年後如此多人紀念「六四」,跟年輕一代更重視自由民主,港人眼見中共越趨強硬有關。以主流「泛民」為核心的支聯會常委們要緊記人民的意願,政改一役願意跟中共妥協,是否「出賣港人利益」,由歷史驗證,但未來的廿三條立法及接踵而對港人權利的打壓和限制,主流「泛民」是否有足夠意志堅拒,對願意公民抗命的市民作出實質支援,甚至站在同一陣線,而非抱事不關己的態度,實在是一大考驗。

支聯會這面旗幟自有其重大意義,每年更多人內地人來港了解「六四」也好,過來人重拾當年理想也好,香港人被喚起的民主自由意識不死也好,都是香港「獨特」歷史的標記。不過,對灰記而言,所謂繼承華叔民主理想,不必特別強調了。民主是大眾之事,支聯會或其他社會政治事件是大眾之事,不是一兩位「領導」的英明,香港人應該更加進化。

至於說到華叔「反倒退」的策略成功,很多人未必認同。不少香港人不希望中港兩地的政治社會倒退,越來越多人且希望打開抗爭缺口,例如近年「八十後」的反高鐵、反地產霸權、反官商勾結,撐基層,以至關注聲援內地維權、反收地,反血汗工廠等行動,已經超越主流「泛民」關注的議題。他們不認為港人應該偏安一隅,被動式地回應政治社會事件,而是主動令市民衝破傳統「大市場、小政府」、大商家主導經濟的思維,思考香港未來的生活方式,如何重建基層的自主生活和社區經濟,以對抗全球化資本的肆虐。這其實是中港兩地人民的共同課題。

這些思維和行動尚需深化,目前難言成效,但絕對超越「反倒退」思維。尤記得房署賤賣公屋商場,培植領匯這個隻大怪獸,「泛民」主流如民主黨(好像公民黨也是),與建制派一樣全力支持政府。「泛民」政治社會觸覺不及一位盧婆婆(反對領匯上市)。如今公屋居民的社區經濟進一步凋謝,基層市民飽受貴價物品之苦,主流「泛民」難辭其咎。

因此,《明周》的特刊希望疏理傳統「英明領導」論述之外,普通人以及集體智慧的角色。平民百姓往往是推動歷史進程的中流砥柱,「英明領導」當然有其歷史使命,但很多時都是因緣際會,並非一向英明。

例如黎則奮所回憶八九年四、五月香港的氣氛。胡耀邦逝世,最早響應北京學生行動的就是普通市民及並非當時民主派主流的小組織。最早關注和聲援八九學運的是「四五行動」,這個組織有信奉解放神學的宗教人士,有托派,前學運社會派人士。另外還有學聯,他們在遮打花園舉行的五四集會,灰記也在場。當時民主派主流「民促會」,即後來分別組成民主黨、民協等政治組織的團體遲遲未表態。張文光回憶道,是杜學魁(葉鍚恩的丈夫,已故)眼見「民促會」的不作為,「中國發生了一件這麼重大的事,『民促會』仍然在問香港民主派應否介入,我覺得不恰當,我會退出『民促會』。」這番話才令民促會決定支持中國學運。

另一位退出政界多年的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前主席黃偉雄憶述,「那晚辯論好激烈。學聯有人來討論。但司徒華還是有保留。張文光則力諫要支持。後來舉手表決,司徒華投反對票,但支持議案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黃偉雄的憶述是否正確,因為已找不到當時的會議記錄,很難定斷。不過,李永達憶述,當時民主派有人在基本法草委會和諮詢委會(如司徒華、李柱銘是草委,李永達是諮委),考慮到與中方的關係,「……一旦和共產黨衝突,我們就成了反動勢力了,要不要讓自己墮入這個軌迹呢?」政治老練的司徒華絕對有可能在思考這些問題。

從各人的回憶,似乎最早看到國內學運的重大政治契機,最早提出要成立一個聯合陣線,支援內地學運的人是已故的托派前領袖吳仲賢。不過,當支聯會成立以後,無論他如何忍讓,始終因為以「民促會」及屬下區議員辦事處等地方組織佔主導,因為華叔對托派固有的成見而做不了常委。

無論如何,支聯會這個「群眾組織」並非由華叔創立,華叔亦其並非率先響應內地學運的先行者。當然,沒有人要抹殺華叔的貢獻,但灰記反對「造神」,也反對違反民主作風的行為。正如黎則奮所言︰「……革命的意思就是這樣,群眾是自發的。不要忘記,那時未有『支聯會』,但隨便一個裝修佬、的士佬,都可以召集幾千人。如果後來組成的『支聯會』能以個人做會員,隨時有幾十萬群眾,要求直選都得,但它組成時卻以團體為會員,層層控制,像共產黨。」

熟悉「Q仔」黎則奮的人都會笑他是「革命樂觀主義」/「革命浪漫主義」。不過,灰記認同黎則奮對主流「泛民」這些傳統政治人的觀察。他們當然需要「群眾」,否則民主派的名義也打不響。但他們也不信任「群眾」,很怕「亂」,很怕「群眾」「失控」。「群眾」最好是鍾無艷。這種心態其實與政府及建制派並沒有兩樣。

「……嚴格來說,『支聯會』沒有領導過運動。從歷史角度,這些都是泡沫,不重要。『支聯會』不重要,群眾運動才重要。全社會都自動波,司徒華只貢獻了自己的一部分。傳媒描述到六四是『支聯會』做出來,不過是一個方便的說法,隨便將光環放在司徒華頭上而已。沒有『支聯會』都有群眾運動。」

Q仔是否對「群眾運動」過於樂觀?但如果相信歷史是人民創造,便要相信人民,相信自己。

「失落」於「後司徒華」時代?(2)

在主流傳媒、支聯會及民主黨一輪歌功頌德的緬懷活動告一段落後,一月廿二日,一個由獨立媒體主辦,名為「承傳抑或批判?從司徒華一生檢視香港民主運動」的小型討論會,三位五六十後的講者,黎則奮、馬國明、羅永生,與主要為八十後的約三十位聽眾就司徒華legacy的正反面作交流討論。

講司徒華的legacy,灰記不得不提有線電視那五集名為《大江東去》的司徒華回憶錄。一家商業傳媒,以五小時的播出時間,讓一位民間人士臨終前訴說他的一生,的確是創舉。在傳媒競爭中,有線的創舉亦令其在司徒華逝世的報道中領先,不少文字傳媒均取材於有線的司徒華回憶錄。不過,灰記對回憶錄的觀感是,如果作為司徒華的親友、學生和追隨者,看他的回憶錄一定深受感動,亦人之常情。但作為第三者看這位公眾政治人物,則覺老人家決心要為自己立碑,而中國人立碑的心態就是「隱惡揚善」。觀乎回憶錄,老人家似乎站在「永遠正確」的位置說話,竟看不出臨終前絲毫的猶豫和反思。

在討論會上,當年有份創立支聯會的黎則奮Q仔指,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司徒華叫停六月七日的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是沒有「政治智慧」和「道德承擔」。而他是當面指摘司徒華,結果換來大批司徒華的追隨者的聲討。Q仔稱,司徒華曾激動地要罷工罷市罷課三天,是在張文光勸阻下,大家才同意減為一天。在回憶錄中他說原不同意罷工罷市罷課,但看見市民情緒需要宣洩,才同意罷工罷市罷課一天。然後港府高層說大陸派了一千人來香港進行破壞,他怕香港被搞亂才決定取消行動,還特別透露,現在大擦中共鞋的陳文鴻呼籲擠提中資銀行是搞亂香港。

究竟是三天還是一天,現在「追究」無從。其實灰記以為,在那個非常時刻,大家受情緒牽動,說話「過了頭」亦平常事。關鍵是司徒華是真的一向處事「冷靜」還是刻意遮掩/忘記自己「衝動」的一面?如果是後者,為何要遮掩/忘記自己的「衝動」,如此人性的一面?說「衝動」其實也不盡然,Q仔說當時中國國內形勢很混亂,鄧小平躲避了兩星期才露面接見「平亂」部隊。如果香港能做到孤立鄧李揚政權,包括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經濟上的孤立(陳文鴻的擠提中資銀行是其中一個方法),內地的改革派取代屠城派並非天方夜譚。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但被司徒華指摘搞亂香港的人當時是有一套形勢分析,希望結束中共強硬派的統治(這種想法是否過於天真是另一回事)。而如果Q仔記憶正確,司徒華亦曾表現得「進退失據」,並非如回憶錄般氣定神閒。

黎則奮指司徒華缺乏「政治智慧」、和「道德承擔」,是因為港府所謂中共派了千名人員來港搗亂,很可能是一個藉口。因為大屠殺以後,港人悲憤之餘,情緒亦高漲,皇后大道東新華社對面竟日有千計甚至萬計市民在討論民主自由,這種前所未有的自發性民主討論,讓港英政府擔心遲早挑戰其管治,必須阻止這種「群眾情緒」的蔓延。

灰記不知道中共是否真的派人員來港,將來解封的檔案可能也不會有所披露。但Q仔的質疑也有他的理據。第一,中共那時自顧不暇,怎麼會想到要搗亂香港?第二搗亂香港對中共有何好處,鄧小平要屠殺不也是為了「穩定局面」嗎?第三,如果司徒華他們如期舉行罷工罷市罷課,舉行和平示威集會,強調和平反搗亂,百萬計的人在街上和平集會,相信即使一千人來了,也不敢輕舉妄動,況且港英政府既然通知了司徒華,香港警方應掌握他們的行蹤,隨時採取拘捕行動。不過,無論事實如何,司徒華(好像李柱銘也有份)以立法局議員身份,聽到港府說中方派人來搗亂甚至進行暗殺而取消了六月七日的大行動。

灰記當時不知道Q仔他們的政治分析及內部爭論,聽到司徒華他們取消罷工罷市罷課以及和平集會的呼籲,甚感失落,覺得這樣把民憤壓抑下去會打擊港人難得的政治熱情。還記得當日無心工作,甚至乾脆不上班,在街上遊走、觀察,發覺跟灰記一樣失落的人很多很多,新華社對面的民主討論沒有中斷,人群不絕。如果大行動如期進行,場面將是極其壯觀。如果果真進行了大行動,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歷程會否不同?但歷史沒有如果。

司徒華等是為了個人安危(怕被暗殺)還是真的覺得香港會出現動亂?無論如何,他有份喝停了一次極大規模的動員,可能是香港史無前例的一次,也可能是扭轉香港民主運動形勢的一次。撇除他為了個人安危的動機,也許他是順應主流港人的想法—香港不能亂,也許是不想港人失去「理性」,也許是低估市民的覺醒和渴求。但他至死也沒興趣討論那次「路線」之爭(據Q仔回憶,老人家把大家的爭論提升至路線之爭的層次),讓大家錯過一次檢討歷史的機會。

如果說叫停八九年六月七日罷工罷市罷課是基於對政治形勢的分析,是不願「激進」路線得逞,八十年代初開始,直至九十年代初劉山青被內地釋放為止,司徒華未曾為這位因為聲援內地民運,到內地串連而身陷囹圄足足十年的港人奔走過,甚至今天常見的聲援行動一次也沒有做過,則只能解釋為對政見不同人士的硬心情,對內地政府的反應的精密計算。

提出劉山青在內地入獄十年,司徒華視而不見而感到不解的正是羅永生。當年他在中大學生會任幹事,是少數聲援和關注劉山青命運的人,他不明白司徒華為何整整十年也不為劉山青哼半句聲,直至九十年代初劉山青刑滿獲釋後才在張文光陪同下,帶著鮮花往紅磡火車站,搶先在傳媒的鎂光燈下迎接劉。當時一些曾經聲援、關注、企圖營救過劉山青的人,不屑司徒華他們那天的「抽水」舉動。

羅永生提到司徒華的認知問題,在場的江瓊珠馬上指出,司徒華並非認知問題,而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決定。在社運和政治圈,國粹派與托派的不和由來已久。司徒華在情感上傾向國粹派,處事作風亦甚受毛派影響,對托派無好感及處處防範,甚至抵制。而劉山青當時正是一個托派青年。另外,當時香港前途問題開始擺上枱面,司徒華等民主派支持民主回歸,希望和中共建立良好互信關係,至少不希望做一些激怒中方的事。而當時中共仍然封殺托派,司徒華選擇對劉山青事件沉默,正如江瓊珠所說,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決定。

而此事上,司徒華以至眾多民主派受人非議之處便是缺乏民主人士應有的道義。即使劉山青是不受歡迎的托派分子,即使他往大陸串連顯得過於天真魯莽,但基於支援內地民運的大原則,基於反對中共政權專制反民主的大原則,聲援營救劉山青是自稱民主人士應有之義。

 劉山青事件絕對是司徒華一生的政治污點,但他在回憶錄隻字不提,在生前也沒有公開說過任何道歉的話。倒是他教協的接班人張文光,當時在《信報》寫了一篇名為「對劉山青事件的懺悔和覺醒」的文章,提到八九民運才令他覺醒,才覺得不參與營救劉山青「是一種陝獈的門戶之見,我看不到彼此思想分歧背後所共同擁有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人性、真誠,和對祖國同胞的熱愛和關切,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和追求。」

為劉山青落力奔走的一位神職人員是甘浩望神父,他曾為此而絕食。司徒華臨終前,這位神職人員曾到醫院探訪,不知司徒華有否提起這件往事,有否表示悔意?

九十年代初以後,司徒華與劉山青,以至梁國雄等托派人士有過比較「友好」的關係。劉山青甚至曾加入民主黨,但終於因政見和處事方式的歧異而分手。江瓊珠認為司徒華也是審視過形勢才向「政治對手」伸出友誼之手,包括八九後香港的政治氣氛,包括他剛與中共當權派決裂。

十多二十年過去,中共政權依然強硬,甚至變本加厲,而晚年的司徒華亦回歸「國粹」/愛國的起點,回歸保守,也許是為了保守他的名節,也許他最介懷的依然是「反中亂港」的指控。他對「五區公投」的出爾反爾,他對梁國雄所代表的「激進」路線的排拒,他對公投所引發的「群眾動員」的「亂局」的擔憂,在在反映他不願意真正與大陸政權決裂。他有份創立的民主黨最終願意與中共及特區政府妥協,解決了香港一場政治及管治危機。

而司徒華的離去亦「適得其時」,成了「左中右」,官方以及民間主流均高度評價的人物,一個被評價為真正愛國主義者的人物。

不過,正如討論會上黎則奮所言,一個真正追求民主自由公義捍衛基層弱小邊緣利益的人,應不受愛國民族主義之惑,才能打破思維的局限。特別在今天,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政權以愛國民族主義作旗幟,包括毫不羞恥地祭起曾被他們打倒的孔子旗(在天安門豎立孔子像,在全世界成立孔子學院),企圖再次消費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以大一統意識型態麻醉人民,灰記只能選擇告別司徒華的愛國主義,告別他所屬的時代。

 

 

「失落」於「後司徒華」時代?(1)

一月九日,官台《城市論壇》以「司徒華情繫公民社會 公義夢前景細算思量」為討論題目 ,「總結」一星期的司徒華悼念活動。不過,還有跟著來一月底的追思儀式,以及下月維園的悼念集會,而相信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司徒華依然會被提起,跟「六四」死難者一起被哀悼。

灰記雖反對英雄、領袖崇拜,但也明白香港人作為主體,很多人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標誌性事件和人物。司徒華在近幾十年來香港的歷史進程,發揮過他的作用。他臨終前大半年,重病纏身,仍堅持在「六四」燭光晚會的台前,以支聯會主席身份,在眾人簇擁下,完成那個一年一度「祭英魂」的儀式。體諒老人家的同行說,「六四」和支聯會是老人家的心結,是支持他生命最後時刻與頑疾拼鬥的動力。

灰記當時沒有同這位同行說出心裡話,亦是多年參與「六四」晚會的感受,就是覺得這些儀式充滿「封建中國特色」,台上的發言也多乏善足陳。倒是晚會播出那些身在大陸高壓環境下的異見人士的錄音講話,更讓人有所思考。灰記當然明白,香港人需要這種「集體治療」,特別在中共越來越高壓的氣氛下,這種「集體治療」對不少人是重要的。灰記亦了解,主客觀原因下,支聯會與司徒華先生掛了鉤,大家認定/接受那個祭祠儀式,「捨他其誰」。

這種「集體治療」儀式當然會繼續。然而,老人家已離去,也不再是那麼回事。所謂「將軍一去,大樹漂零」,中國人總寄望站在「領袖」的後面搖旗吶喊,沒有了一個終身「領袖」,支聯會何去何從?副主席李卓人在《城市論壇》再次提出,要繼承華叔的遺願。但爭取民主自由是千百萬人的公眾事務,並非幾個民主代表的「終身榮譽事業」。何況在民主道路上,司徒華「路線」亦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灰記以為,支聯會從來就應該是一個全民組織,屬於每個關注民主自由的人,為的是支援內地的民運,為中國實現民主盡一分力。而香港的民主進步,亦是實現中國民主的一部分。不過,司徒華生前說過,狗尾(香港)動不了狗頭(中國)。說出這樣話,當然是基於他多年與中共以至殖民前後的港府的交手經驗,認識到香港彈丸之地的局限。然而這種認識,加上務實/實用的處事哲學所形成的保守主義,對比今天年輕人所講雞蛋碰撞高牆的理想主義,中間又有多少調和的空間?

記得當年,支聯會成立前,關注內地學運民運的人都曾利用各自己的方式表達。最早出來表態支持學運的是「四五行動」,當年「五四」,港人罕有自發在遮打花園舉行晚會,表達對內地民主事業的關注。這均是以司徒華為首的香港民主派未表態前的民間聲音。這足以證明不需要民主派代表,民間也有很多人會自發行動,無所謂誰繼承誰,亦無所謂誰領導誰。

支聯會成立過程的爭論,將來歷史會有公論。但有人希望壟斷這個組織,排斥政見不同人士則是鐵一般的事實。已故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仲賢,前公務員工會的主席黃偉雄,當年便曾被排斥。總之,容納異見、平等討論、尊重公平開放規則的民主作風,在香港的民間組織和政黨,並不見普遍。這是參與社運及從政者仍需努力之處。

李卓人在《城市論壇》說要繼承學習司徒華,同場的陳景輝補充說,要繼承學習他的優點,也要警愓他的缺點。灰記補充,司徒華的缺點也是中國傳統的通病,「鞠躬盡瘁,死而後矣」,就是不放權,不放心,幕前幕後也要發揮「餘暉」,往往造成「人亡政息」的「危機」。

李卓人這位中年人則指,現在的年輕人快閃、即興,沒有決心、耐力,對組織事務這些細水長流的活兒不感興趣,應該向「華叔」多多學習。灰記作為跟李卓人同代的中年人,對他的說法同意也不同意。即興、快閃,其實並非只是年輕人的通病,而是電子資訊時代的標誌。由中年人掌控的傳媒不知多麼貪新棄舊、即興快閃。而由中年人掌控的政黨組織不也在迎合這種貪新棄舊、即興快閃的傳媒生態嗎?不知多少政客議員,只著眼於傳媒鏡頭/錄音筆記下的極速時間。反而不少80後並不著意討好主流傳媒。

另外,資源也是是否能「艱苦卓絕」的一個主因,特別年輕人缺乏資源,一是加入傳統的民間組織/政黨當跑腿,要另起爐灶並不容易。

當然沒有人會否定在七十年代港英仍高壓的時候搞抗爭,需要高度組織能力、策略和勇氣,一旦有組織有資源,便可賴以長期抗爭。但正如陳景輝說,上一、兩代的運動者,以司徒華的「狗頭狗尾」論為代表,可能因為有鑒於今天對手,特區政府背後的中共的強大,只覺希望守成。就如司徒華生前經常說的,只能期望香港民主自由不會倒退,而忽略了時代的轉變,年輕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的反思和回應。

以「反高鐡」為例,看出年輕一輩的創意新思維及動員力,反而傳統民間組織及政黨陷於被動,那些泛民議員是在「反高鐵」的青年「鞭策」下才有所表現。只是,這場運動不能促使泛民組織、政黨及新一代的對話合作,把香港公共議題深化,逐步改變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市場」價值觀,認清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矛盾,以及任何危機最終只會轉嫁於普羅市民、工人身上的現實。

這個不奇怪,司徒華有份創立的民主黨其實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走的是中產路線。政府賤售公屋資產給領匯,其實就是一個全球化下,政權及資產階級勾結,以私有化形式,奪取市民的公共資產。民主黨所代表的中產「自由主義」者,迷信私有化,迷信在市場競爭中「自力更生」,因此跟建制派一樣,支持公屋資產私有化。今天大家均看清楚,公屋小市民和小商戶的利益被犧牲掉。民主黨以往亦不贊成訂立最低工資,也是因為盲信自由市場經濟。

同樣地,年輕一代反權威當然應該支持,怎可以一邊反對特區政府及中共的權威,一邊在運動上要「尊師重道」。當然,反權威到了一個極端,可能變成不信任任何組織架構。面對強大的政權力量,沒有組織分工,很難作「持久戰」。

問題是新時代的組織形態如何能落實民主參與的原則?這是很多左翼人士至今還是爭論不休的課題。司徒華所處的年代,是國共在港鬥爭的年代,而國共兩黨均受列寧式政黨組織的影響,先鋒黨領導「群眾」,「民主集中制」,一句話,依然覺得「群眾」落後,需要黨領導一切,黨內需要領袖或領導層統領。這種政黨組織形式的禍害,不用灰記再覆述。

灰記以為,既然城市論壇題目點出了公民社會四個字,新時代亦應以「告別領袖,公民平等參與」作為抗爭的新標誌。

 

 

 

 

不敗之地?(二)

十一月廿二日,除了公民社會活動,泛民政黨「空群」而出,遊行表達對政改方案的不滿。泛民這種表達不滿的方式,司空見慣。再加上有時限的絕食、靜坐。然後一年一度,或最多兩三次的遊行,成了日復日、年復年推進政治,爭取社會改變的方式。這些爭取方式,付出有限,成效極微。

一些資深的泛民頭面人物,會對你說,爭取民主已二十多年,爭民主是持久過程,非一朝一日的事,現在關鍵是令香港情況不會繼續惡化下去,要緊抓關鍵少數票,否決保守的政改方案(因為政改要三分二多數立法會議員贊成才可通過)。他們還會說,非到關鍵刻,不輕言犧牲。但何時是關鍵一刻?

政改出籠,部分失望以至憤怒的選委會高教界選委辭職抗議,究竟這是否最後時刻呢?善於計算和自保的港人,包括支持泛民的人,會否認為這幾位選委太過衝動,萬一2017有得揀特首候選人,泛民陣營又少了幾票?

公民黨與社民連提出「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的行動,又是否意味這是關鍵時刻呢?民主黨說要待十二月十三日的黨大會決定,不過領導層的主流已表示「此路不通」。「辭職有風險」,「變相公投作用有限」,「一旦失去一兩席,便失去關鍵少數」。要立於不敗之地的人,總會想到不去冒險的理由。

「五區總辭」的其中一個始作俑者,民主黨的元老李柱銘說,提出辭職不是因為這是最好的方法,事實上泛民已無計可施,這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情況,但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五區總辭」值得嘗試。有人問不贊成五區總辭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還有甚麼更好的爭取方式,繼續遊行示威就是他的答案,還說很多地方爭取民主都是這樣。錯了,很多地方爭取民主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很多黨員都要坐幾十年監,中國大陸爭取民主的人,動輒被判監十年。

民主黨另一元老,揶揄李柱銘不懂政治的司徒華,最反對總辭,他和民主黨主流一樣,堅持議會關鍵少數論。為了證明「變相公投」的人民壓力對中共沒有作用,他舉零三年廿三條為例,指中共讓步是因為自由黨陣前「起義」,令政府不夠票通過法案,而不是五十萬人上街。

但灰記疑問,如果沒有五十萬人上街,田北俊的黨會轉駄站在民意一邊嗎?而且,泛民21票加上自由黨的8票,並不到半數。政府如果真的要強行通過廿三條,仍可遊說立會主席范徐麗泰投下關鍵一票,或遊說自由黨一兩個態度沒有那麼堅決的議員重歸政府懷抱。灰記以為,當時是香港的民氣迫令中共放一放手。

當然這個人民的勝利也要付出代價,當中共意識到香港人「養唔熟」,便馬上叫停政治進程,死命將直選和功能議席維持在五五之比,公然違背自己在基本法循序漸進的承諾。香港人要當家作主路程更艱困。

記者再問華叔,如果五十萬人上街沒有用,為甚麼繼續叫人上街,他回答是要給中央壓力。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民主黨主流又以臨立會為例,指退出議會後,臨立會恢復了多條回歸前廢除了的惡法,廢除了不少進步的法案。還說民主黨由回歸前的十九名立法會議員,到九八年再選時(臨立會只有一年多壽命),只能奪回十三席。言下之意,退出議會(暗指五區總辭是退出議會,其實沒有人說要退出議會),其代價沉重。

灰記要替他們分析這個論調︰

第一,回歸前因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泛民成為立法局的多數派,才可以通過泛民屬意的方案。今天並沒有這回事,即是說,作為少數派的泛民,沒有可能提出自己屬意但不合政府心意的法案,也沒有可能否決政府所提的法案,包括廿三條

第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原先並非真的要為港人落實民主,而是作為英方與中方談判其他有關英國利益的其中一個籌碼。據狄娜所著新書爆料說,如果中方願意某項重大工程由英國公司中標,英方可在政改方面迎合中方心意。即使狄娜所說並非真相,英方曾向中方保證,過渡期政制會銜接,即政制發展不會超越中方所預見。所以中方指摘彭定康鑽基本法空子,憤怒是有其道理,因為英方的確背信棄義。當然作為崇尚民主的港人,沒有理由拒絕一個民主成份大增的政改方案。悲哀的是,中共習慣專制,對港人的民主訴求充耳不聞,還要懲罸香港人贊成彭定康的政改,拆毀直通車。

換言之,那個香港「民主之春」註定是短命的,泛民成為議會多數派依然是夢想。所以民主黨不能舉臨立會這個例子。當時的形勢是,如果彭定康不提政改方案便有直通車,如果肥彭不搞變相普選的政改,泛民要成為多數派機會甚微。回歸後,香港政府出盡法寶剝奪屬少數派泛民在議會的監督作用,已是路人皆見。所以灰記認為民主黨主流只是陶醉在虛假的幻想中(這裡不去翻民主黨與建制派一起舉手通過的一些反基層方案,如領匯上市,以及民主黨為要擺脫反對派的稱號,透露百分之九十的政府方案都贊成,即與建制派無異的投票取向的舊帳)。一篇對政制的階級分析文章,「作為階級計劃的政改方案」,灰記在此向大家推薦

灰記又想起十一月廿二日看過的有關政改與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其中一篇是陳雲在《明報》寫的「困局之內爭民主」。陳雲先生以反共見稱,特別他對美國和英國的頌讚,作為自稱左翼的灰記自然不敢苟同。不過,他對時局的分析,灰記也願意借用︰

香港人民慣於享受政治照顧,一般人不大願意付出抗爭的代價;中共財大氣粗,况且國內也有政治隱患,無謂在香港開啟民主之門而招惹麻煩;香港的資產階級,則因為政府持續輸送利益而令此地財富更為集中在富人手上,恐懼引入普選會引致特權及財富流失。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能夠繼續爭取民主的動力,只剩下民眾的決心和行動的策略了……

灰記認為,不但一般人不願意,民主黨派也不大願付出抗爭的代價。不過,他說得對,一國兩制的「保護罩」越來越薄弱,香港人要改變社會,要當家作主的話,剩下的只有決心和行動的策略。當然,抗爭必定要付出代價,陳雲先生對犧牲有以下的看法︰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成功的條件也好,關鍵時刻也好,並非課堂的科學實驗,可以準確預測。但至少「五區總辭」不是上街暴動,是支持盡快落實普選,希望改變社會的人,一次清清楚楚用選票表態的機會。中共以至香港政府表面不把變相公投放在眼內,其實十分不願意看見這種變相全民公決的方式出現。抗爭的其中一個手法,就是要做成當權者不願看見成事的事情。習慣專制的中共討厭全民公決,但不能明目張膽打壓變相公投。問題在於泛民是否能掌握民氣,引導民氣。

再回到民主黨的否決權論點,其實中共和特區政府並不在乎泛民否決方案,否決了還有藉口指摘泛民令政制原地踏步,所以民主黨以為泛民握有否決權便能迫令當權者讓步,同樣天真。在權力極不平等的情況下,中共可以胡作非為,如撕毀循序漸進的承諾,扭曲普選的定義,然後抛出一個不倫不類的方案,你贊成和否決都正中它的下懷,在這種情況下還會跟你討價還價嗎?

要阻止香港倒退,絕不是立會少數派的泛民可以擔當,關鍵依然是民氣,如反廿三條時的數十萬人示威,變相公投也可能是方法之一。

不過,最新消息,在民主黨激烈反對,以及民主黨兩位元老司徒華和李柱銘的分歧公開後,李老請求泛民「停一停,諗一諗」。估計最終可能只有社民連去馬,最多是公民及社民連聯合出擊,五區總辭的氣勢將大打折扣,參與辭職的人將予人盲動之感。

「不動如山」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現十分委屈,說堅守陣地一點也不容易。灰記當然不會抹殺民主黨在香港民主進程的位置。然而他的委屈,令灰記想起董建華當年的感言,離開十分容易,留下來才最艱難(大意)。

灰記想請教這群在議會當了十多二十年議員的民主黨大哥大姐,即使這次不參與總辭,會否讓民主黨新面孔排頭位競逐二零一二年的大選,由別人接民主棒?到時你們會否又說怕新人容易衝動,容易受煽動,需要你們這群元老繼續坐鎮議會,繼續那地老天荒的「關鍵少數」活兒,因為你們要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不敗之地?(一)

十一月廿二日,公民社會活動頗多,灰記抽空參加了兩個。

第一個叫自由波,在沙田中央公園舉行。據身邊好友說,這種自發玩氣球的活動,是想挑戰香港政府的管理主義,原來是公共空間的公園,康文署經常以影響他人或安全理由,不准這樣,不准那樣,規條多得讓人啼笑皆非,所以自由波上,中文寫上「向規條說不」,英文寫上 Say no to no fun。

上次在九龍公園舉行活動時,盡責的公園管理員不斷向放氣球,玩氣球的人群警告,及宣讀不准主義的公園規條,形成十分趣怪的場面。放氣球、玩氣球究竟有甚麼問題?政府為何要禁止人民在號稱休憩的地方—-公園,做這種休憩活動?

上次灰記沒有參與,這次幫忙為氣球打氣,抽空看了一些有關政改及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沙田公園這次活動沒有受干涉,據報有人先知會康文署。結果,一種結合玩樂和抗議的活動,變成純粹的周日家庭樂活動。

跟著,灰記隨屬於文化界的好友趕往立法會,參與在門前舉行的抗議興建高鐵活動。這個活動除了菜園村村民及社運界朋友,還有受影響的大角咀以及華景山莊居民。文化界人士反而不多(這次活動是由一些文化界人士發起的),立法會議員有梁耀忠及梁國雄。

立法會快將表決高鐵的撥款,但關注高鐵深遠影響的議員極少,要阻止撥款通過,再重新諮詢機會相當渺茫。菜園村的代表看來是對著空氣說話,因為他呼籲立法會的舉手機器,即使不投反對票,也不要投贊成票。高鐵勢將上馬,令灰記想起在沙田中央公園讀過的有關政改和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高鐵諮詢馬虎,與這個四不像的政制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主流民意可能依然崇尚發展主義,有民主未必可以改變興建高鐵的命運,但政府至少不會像現在般專斷跋扈,欺負弱勢,欺騙市民。

一切源於政治。

呂大樂教授在《明報》寫的「我的二0四七」,只寫了上集。對灰記來說,二零四七太遙遠,沒有一個搞政治,或對政治有興趣的人,懂得為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事作舖排。不過,灰記不同意呂教授所講,我們不願意改變,不願意抛棄殖民地的那套制度,因為灰記從來不覺得香港是一個整體,大家可以和衷共濟。香港和任何社會都一樣,有著資源分配問題,有著階級和社會矛盾。

主流不願意,即使包括民主派不願意,也不表示所有人不願意改變社會,所以灰記不想被包括在呂教授的我們內。灰記人微言輕,但在八十年代初在官台工作,有機會轉任公務員時,於筆試不識趣地強烈批判殖民政府專制,希望香港盡快脫離英國人統治,建立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殖民政府固然聽不入耳,當年較開明的中共也未必欣賞港人當家作主這套。

灰記不會將未能轉任公務員一律歸究於筆試,對沒有一條穩妥的公務員謀生路也不覺是甚麼損失,也不會把考殖民地公務員的這個小動作,看成一種抗爭。但灰記不認為自己戀棧殖民管治,不希望社會改變。

不過,灰記得承認,作為關注政治的人,自己沒有為香港的前途付出過甚麼代價。香港從來也沒有人為香港的前途而付出過「血」的代價,頂多進不了建制,或被親建制傳媒臭罵,被中共及其代理嚇唬,或坐牢十多天(如長毛,新進保育人士馮炳德等)。當年左派「反英抗暴」是否屬於為香港付出代價,見仁見智,畢竟那不是本土的自發政治運動,而是受大陸官方指揮的抗爭行動。

有一個香港人確曾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沉重代價,他就是劉山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為了香港和內地的民主前景,與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等聯絡,換來在內地十年的牢獄之苦。但由於他當年屬托洛茨基主義者,八十年代與內地關係尚稱良好的香港民主派主流,未能抛開門戶之見,不願參與拯救劉山青行動,向中共踐踏人權說不。只有少數同情者,如甘浩望神父,如劉山青的托派同志,及一些政治上沒有機心的人繼續聲援,讓香港少數關注的人久不久聽到劉山青在獄中的消息。

劉山青事件,灰記曾受托做一些晒相做海報的跑腿工作,算是略盡綿力。還記得將劉山青的相片拿在照相館做底片,店員認得劉曾在報紙出現,灰記向店員略述劉的遭遇,她作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說大陸政府太離譜。

九零年代初劉山青獲釋回港,民主派主流以司徒華及張文光作代表,到紅磡火車站高調迎接劉山青,很多曾參與營救劉山青的人都覺得十分不齒。張文光特別在《信報》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算是為民主派主流當年的「見死不救」講聲對不起(當然,掌權後的鄧小平對北京之春等的民運人士恨之入骨,即使民主派主流展開營救也未必有結果,但這是道義和是否真的崇尚人權和民主的問題。)

捱過十年牢獄一點不簡單,灰記從心底佩服劉山青。劉回港後繼續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個人得著甚少,相信他也絕不是不願香港改變的人。

有人說劉山青儍,作無謂犧牲。這可能是香港不能改變,依然沿用殖民地一套的癥結所在。灰記以為,香港像劉山青這樣的「儍人」太少,懂得自保計算的人太多,加上英殖民政府為了冷戰需要,以及「光榮撤退」,而把香港「塑造」成共產中國眼皮下的「資本主義明珠」,而共產中國為了改革開放(即是走資)的需要,初期也要利用一國兩制這種一家便宜,兩家著的政策。

因此,在英國的政治需要下,香港人八十年代起,自發爭取民主不用付出「血」的代價,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民主也不用如大陸同胞一樣,成為專政對像,失去自由。不過這種不用付出「血」的代價的代價,是永遠不能當家作主。灰記以為,這是香港不能改變的原因,並不是香港人不願意改變,至少越來越多非建制,非既得利益者,看到香港必須改變。包括十一月廿二日灰記在沙田見到的部分參與自由波活動的人,在立法會門前抗議興建高鐵的大部分人士。

建制派人士,既得利益者總希望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可以理解。但爭取民主的人,爭取香港改變的人,也希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香港原地踏步的原因。(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