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艇戶到菜園村

一月廿八日,在理工大學一個課室,二、三十人,大部分為學生,一起觀看一九七九年油麻地避風塘的「風光」。在超八菲林影片中(現在播出的媒介當然是DVD光碟),當年被稱為艇戶的水上人家生活面貎重現。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看這些生活及採訪片段應該是「全新」體驗。不過,香港這個貧富懸殊的資本主義社會,貧窮弱勢受欺壓的現實沒有消失,只是受欺壓的對象對不同吧了。

看著那些要由繩繫著,在狹小的艇上活動的小孩,看著避風塘超惡劣的環境,灰記的思維回到八十年代初,回到避風塘的艇上,回到那兩位居住那裡的義大利神父上。其中一位是頗多人熟悉的甘浩望神父,這晚上,他與很多當時還未出生的年輕人一起重溫香港基層弱勢的艱苦抗爭歲月。

電影片段播出後,甘神父甘仔以義大利人慣有的幽默感,述說當年在艇上居住,兩次沉艇的經歷,揭開這段艇戶抗爭歷史的序幕。當年因為沒能力機械化,沒法再出海捕魚的艇戶,到岸上打工,遺下妻兒在艇上生活,因為當中有不少跟他們結婚的女子來自大陸,沒有身份證而不能上岸。生活在避風塘不但環境惡劣,打風的日子亦危險,一些小孩亦試過被海水吞沒。他們渴望一家能到岸上生活。

甘仔提到艇戶事件由七十年代初一直至八十年代下旬才逐步解決。一向樂觀的他說,只要堅持便能達到目標,無論時間多長。作為支援者甘仔及當年的青年學生及組織者,亦付出一定「代價」,甘仔為艇戶絕食,亦曾因為拉隊到港督府請願而被控非法集會罪成,守行為十八個月。當年他們在一些有正義感的大律師協助下,上訴至英國樞密院,結果法院維持原判,因為整件事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為甚麼是政治問題?因為一九六七年,港英殖民政府為了對付反英抗暴的左派人士,制訂了嚴苛的公安法,三人一起可被控非法集會。這些公安惡法到彭定康時代,英國人撤走之前,才在以民主派為多數的立法局通過廢除。可惜九七政權移交後,臨時立法會恢復公安法,雖然較港英舊法有所改良,但仍賦予警員太大權力,示威者隨時踏地雷,一旦政府當局要「懲處」公民抗命者,隨時有藉口「拉人封艇」。所以,九七前後,示威請願者均有被政治檢控的危險,亦有不少人「以身試法」,包括長毛議員。

當年有份與甘仔一起被檢控的是另一位講者是嶺南大學的教授陳順馨,當時她是一位剛畢業的社工,義務支援艇戶而被檢控。在陳順馨眼中,當年的港英警察相當惡,平民百姓要抗爭要承受很大的壓力。而港英亦擅長公關技巧,製造矛盾,例如抹黑艇戶「打尖」上樓,剝奪其他輪候公屋人士的機會。實情是他們希望獲得輪候申請的機會,而沉船等意外造成的災難,好像木屋火災的災民,獲得臨時安置亦天經地義。好在,當年的傳媒好像較多元化,主流傳媒亦有不少同情艇戶的報道,對港英政府構成一定壓力。

灰記以為,當年仍是文人辦報年代,除了一些較獨立的報章,還未完全走資的左派報紙扮演鞭策港英政府的角色,令報道不至完全一面倒。今日在龐大的中國籠罩下,大陸的權貴資本主義,跟香港超級地產富豪壟斷的資本主義結合,由大財團或其代理人操控的傳媒歸邊是大勢所趨,公民的抗爭行動被主流傳媒抹黑已是一個大家要面對的現實。不過,正如與會的菜園村支援組成員葉寶琳所言,抗爭不是為了吸引傳媒注意,是否抹黑非抗爭者能左右。

 

 

宗教人士在被暴力清拆的菜園村祈禱,祈求村民平安。

是的,特區政府為了取悅大陸政府,為了長官意志,為了高鐵站所在的西九的地產發展,為了盲目發展主義等,犧牲菜園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不止,在村民由不遷不拆到願意以復耕計劃搬村,口頭上說會協助,會人性化處理,重建菜園村是當局和村民的共同願望。但村民覓地搬村所遇到的困難,政府當局從不過問,更不要說協助,只是不斷催促村民買地,讓「新界王」劉皇發「主持大局」。結果「發叔」拍心口說路權問題三十萬可解決,卻原來要割回約10%已買下的土地,供從未露面的私路持有人建丁屋發財,否則路權費要加至五百萬。這不是赤裸裸的土豪惡霸打刧嗎(參看這則報道)?

 

  當然主流傳媒(報紙只有《蘋果》抱同情村民態度)不分青紅皂白的偏頗報道,說菜園村村民貪得無厭,說他們不應有特權,卻原來清拆新界土地,只有原居民才擁有特權,政府要另覓地替他們建好丁屋安置,還有大筆賠償土地的費用。非原居民如不願接受一般徙置,也只有四十萬至六十萬的「補償」,加上才少得可憐的「青苗補助」,如一棵香蕉樹補助數十元,便要把你踢走,菜園村村民重建新村,集體買地已十支付千多二千萬,一些村民要自行再集資支付重建費用。葉寶琳反駁自稱公信力最高的《明報》社論的抹黑,說得很詳盡

 
 

 

宗教人士在菜園新村土地上祈求新村盡快建成

無論如何,從油麻地艇戶到菜園村,香港主流社會的發展主義,即所謂中環價值未改。殖民政府與後殖民政府亦沒有兩樣,強權加公關技巧加謊言處理弱勢市民的訴求。所不同者,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官商合力「打造」的經濟秩序,公共資產私有化,公共事業商業化等,對平民大眾更為不利,小市民的生活空間和選擇更狹窄。加上有一個集權資本主義宗主國在幕後操控,小市民的困境只會與日俱增。唯一寄望是困境下的醒覺及抗爭。

 

灰記天真的認為「走投無路」,醒覺會加快來臨。在貧富差距加劇,人民生活無保障下,越來越多人會覺得現行的社會秩序不能讓人發揮人性、自我、同理心,必須起而反抗,這是一月廿八晚理大課室裡一位理社工系學生的精警發言,灰記以此共勉。

附錄︰葉寶琳就《明報》的反駁的反駁︰《大是大非,菜園村民被侵權豈能說合理》

「失落」於「後司徒華」時代?(1)

一月九日,官台《城市論壇》以「司徒華情繫公民社會 公義夢前景細算思量」為討論題目 ,「總結」一星期的司徒華悼念活動。不過,還有跟著來一月底的追思儀式,以及下月維園的悼念集會,而相信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司徒華依然會被提起,跟「六四」死難者一起被哀悼。

灰記雖反對英雄、領袖崇拜,但也明白香港人作為主體,很多人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標誌性事件和人物。司徒華在近幾十年來香港的歷史進程,發揮過他的作用。他臨終前大半年,重病纏身,仍堅持在「六四」燭光晚會的台前,以支聯會主席身份,在眾人簇擁下,完成那個一年一度「祭英魂」的儀式。體諒老人家的同行說,「六四」和支聯會是老人家的心結,是支持他生命最後時刻與頑疾拼鬥的動力。

灰記當時沒有同這位同行說出心裡話,亦是多年參與「六四」晚會的感受,就是覺得這些儀式充滿「封建中國特色」,台上的發言也多乏善足陳。倒是晚會播出那些身在大陸高壓環境下的異見人士的錄音講話,更讓人有所思考。灰記當然明白,香港人需要這種「集體治療」,特別在中共越來越高壓的氣氛下,這種「集體治療」對不少人是重要的。灰記亦了解,主客觀原因下,支聯會與司徒華先生掛了鉤,大家認定/接受那個祭祠儀式,「捨他其誰」。

這種「集體治療」儀式當然會繼續。然而,老人家已離去,也不再是那麼回事。所謂「將軍一去,大樹漂零」,中國人總寄望站在「領袖」的後面搖旗吶喊,沒有了一個終身「領袖」,支聯會何去何從?副主席李卓人在《城市論壇》再次提出,要繼承華叔的遺願。但爭取民主自由是千百萬人的公眾事務,並非幾個民主代表的「終身榮譽事業」。何況在民主道路上,司徒華「路線」亦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灰記以為,支聯會從來就應該是一個全民組織,屬於每個關注民主自由的人,為的是支援內地的民運,為中國實現民主盡一分力。而香港的民主進步,亦是實現中國民主的一部分。不過,司徒華生前說過,狗尾(香港)動不了狗頭(中國)。說出這樣話,當然是基於他多年與中共以至殖民前後的港府的交手經驗,認識到香港彈丸之地的局限。然而這種認識,加上務實/實用的處事哲學所形成的保守主義,對比今天年輕人所講雞蛋碰撞高牆的理想主義,中間又有多少調和的空間?

記得當年,支聯會成立前,關注內地學運民運的人都曾利用各自己的方式表達。最早出來表態支持學運的是「四五行動」,當年「五四」,港人罕有自發在遮打花園舉行晚會,表達對內地民主事業的關注。這均是以司徒華為首的香港民主派未表態前的民間聲音。這足以證明不需要民主派代表,民間也有很多人會自發行動,無所謂誰繼承誰,亦無所謂誰領導誰。

支聯會成立過程的爭論,將來歷史會有公論。但有人希望壟斷這個組織,排斥政見不同人士則是鐵一般的事實。已故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仲賢,前公務員工會的主席黃偉雄,當年便曾被排斥。總之,容納異見、平等討論、尊重公平開放規則的民主作風,在香港的民間組織和政黨,並不見普遍。這是參與社運及從政者仍需努力之處。

李卓人在《城市論壇》說要繼承學習司徒華,同場的陳景輝補充說,要繼承學習他的優點,也要警愓他的缺點。灰記補充,司徒華的缺點也是中國傳統的通病,「鞠躬盡瘁,死而後矣」,就是不放權,不放心,幕前幕後也要發揮「餘暉」,往往造成「人亡政息」的「危機」。

李卓人這位中年人則指,現在的年輕人快閃、即興,沒有決心、耐力,對組織事務這些細水長流的活兒不感興趣,應該向「華叔」多多學習。灰記作為跟李卓人同代的中年人,對他的說法同意也不同意。即興、快閃,其實並非只是年輕人的通病,而是電子資訊時代的標誌。由中年人掌控的傳媒不知多麼貪新棄舊、即興快閃。而由中年人掌控的政黨組織不也在迎合這種貪新棄舊、即興快閃的傳媒生態嗎?不知多少政客議員,只著眼於傳媒鏡頭/錄音筆記下的極速時間。反而不少80後並不著意討好主流傳媒。

另外,資源也是是否能「艱苦卓絕」的一個主因,特別年輕人缺乏資源,一是加入傳統的民間組織/政黨當跑腿,要另起爐灶並不容易。

當然沒有人會否定在七十年代港英仍高壓的時候搞抗爭,需要高度組織能力、策略和勇氣,一旦有組織有資源,便可賴以長期抗爭。但正如陳景輝說,上一、兩代的運動者,以司徒華的「狗頭狗尾」論為代表,可能因為有鑒於今天對手,特區政府背後的中共的強大,只覺希望守成。就如司徒華生前經常說的,只能期望香港民主自由不會倒退,而忽略了時代的轉變,年輕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的反思和回應。

以「反高鐡」為例,看出年輕一輩的創意新思維及動員力,反而傳統民間組織及政黨陷於被動,那些泛民議員是在「反高鐵」的青年「鞭策」下才有所表現。只是,這場運動不能促使泛民組織、政黨及新一代的對話合作,把香港公共議題深化,逐步改變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市場」價值觀,認清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矛盾,以及任何危機最終只會轉嫁於普羅市民、工人身上的現實。

這個不奇怪,司徒華有份創立的民主黨其實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走的是中產路線。政府賤售公屋資產給領匯,其實就是一個全球化下,政權及資產階級勾結,以私有化形式,奪取市民的公共資產。民主黨所代表的中產「自由主義」者,迷信私有化,迷信在市場競爭中「自力更生」,因此跟建制派一樣,支持公屋資產私有化。今天大家均看清楚,公屋小市民和小商戶的利益被犧牲掉。民主黨以往亦不贊成訂立最低工資,也是因為盲信自由市場經濟。

同樣地,年輕一代反權威當然應該支持,怎可以一邊反對特區政府及中共的權威,一邊在運動上要「尊師重道」。當然,反權威到了一個極端,可能變成不信任任何組織架構。面對強大的政權力量,沒有組織分工,很難作「持久戰」。

問題是新時代的組織形態如何能落實民主參與的原則?這是很多左翼人士至今還是爭論不休的課題。司徒華所處的年代,是國共在港鬥爭的年代,而國共兩黨均受列寧式政黨組織的影響,先鋒黨領導「群眾」,「民主集中制」,一句話,依然覺得「群眾」落後,需要黨領導一切,黨內需要領袖或領導層統領。這種政黨組織形式的禍害,不用灰記再覆述。

灰記以為,既然城市論壇題目點出了公民社會四個字,新時代亦應以「告別領袖,公民平等參與」作為抗爭的新標誌。

 

 

 

 

文革遺蹤與本地反抗運動

這裡的建制保守勢力,很喜歡將民主和文革扯在一起,因為他們真心假意的要把民主和暴亂連在一起,妖言惑眾。這樣做的人,包括那個不學無術,對中國歷史沒有認知的曾蔭權。

文革–民主–動亂。因此「八十後」由反高鐵以至撐公投,反功能界別的一連串抗爭行動,常被形容為像文革一般,青年人「衝擊」中聯辦、包圍立法會,被說成紅衛兵運動。實情論激烈和暴力程度,跟文革由官方中央文革策動的大批鬥、以至兩派紅衛兵武鬥相比,「八十後」的抗爭行動可謂平和之極。

說起文革,像灰記這樣自命左翼的中年人,不會沒有感觸。文革發生時灰記仍是小學生,不會知道大陸所發生的驚天動地大事。七十年代文革退潮,但毛澤東的魅力仍在,特別在西方社會的左翼圈子。灰記依然記得,在紀錄片中看到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時,所感到的震撼。

「毛主席!毛主席!」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邊哭邊叫,當時的灰記是否也受感染而紅了眼,已記不起。不過,灰記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可說從那時開始。而那時已距離文革開始超過十年了。

「毛澤東原本希望鼓動學生和群眾的自發性,向越來越僵化的官僚體制挑戰,繼續革命。但實行起來,有這樣那樣的偏差。最終有勞解放軍收拾亂局。」

「文革的原意很好,但太理想化的東西很難實現。」

「文革起初時很好,人民享有最大的民主,可以批評,甚至懲罰那些官僚。只是官僚勢力實在龐大,毛主席最終也被迫向他們妥協,犧牲了學生群眾。」

「……」

「不斷革命」,的確對當年的左翼青年,包括灰記這個搭「尾班車」的人有著極大吸引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套早已無疾而終,灰記也並非要鼓吹為文革翻案。但中共否定文革之餘,並沒有徹底反省這段歷史,從中汲取教訓。

無論如何,對這段驚天動地的歷史,官方和民間均書寫得不夠,何只不夠,簡直就是嚴重不足。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共官方也把文革定為禁區(雖然沒有如封鎖「六四」那樣嚴厲)。中共官方不容許多談文革,可能跟中共官僚統治階層在文革以前已形成的集權壟斷,在文革受到衝擊有關。他們一旦重掌政權,便不容許人們繼續探索中共的體制問題。

最近灰記看到一本有關文革的書籍,名為《失蹤者的足跡》,由一個經歷過文革的學者編寫,透過當年的紅衛兵的大字報、印刷品、批判材料、審判書、以至日記等的第一、第二手資料,舖陳當年「革命」青年的思想和心路歷程。令灰記重拾一些被忽略的歷史。

的確,紅衛兵對「黑五類」:地、富、反、右、壞,用盡種種殘酷的鬥爭手段,令中共建政以後,被歷次政治運動搞得風聲鶴唳的「黑五類」,在心靈和肉身上再次受到摧殘。不過,這並非紅衛兵獨有的暴力。中共官僚集團對「黑五類」的鬥爭在文革結束前從沒有中斷過。舉個例子,文革前的由劉少奇主理的四清運動,也是極其殘酷的。

文革除了群眾遭殃,教授老師遭殃,還有被打倒的幹部遭殃。紅衛兵造反派打倒當權派,才是真正符合毛澤東的心意。因為當權派的「總後台」就是毛澤東要鬥倒的劉少奇。最後劉少奇肉身被消滅掉,紅衛兵再「鬧」下去便不符合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不過,仍然有參加過或沒有參加紅衛兵運動的人繼續反思,而曾經短暫時期容許的「大民主」,亦令一些學生青年能夠「暢所欲言」。這本書要介紹的就是當中的言論和思想,灰記特別感興趣的是一些跳出中共兩派鬥爭框框的思考。例如有不少人談到巴黎公社經驗,提出人民有權監督政府。

文革「風暴」過後,眾多學生、知青要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物質匱乏,政治高壓下(劉鄧被打倒,但毛及文革派依然要依靠中共官僚體制及軍隊穩定政權),仍有學生、知青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為了這個國家的前途,而勇於思考。他們為此而透過有限的途徑把一些官方禁書弄到手,在艱苦的勞動之後,挑小油燈夜讀,擴闊視野。

更有人透過讀書會之類的平台,作思想交流。不過,在嚴密監控思想的時代,這些小組織很快就被揭發,當事人受審查。所以說文革等同民主、暴亂的人,其實是故意把長達十年毛澤東及文革派的黑暗統治,說成紅衛兵無法無天的動亂。

這些人留下的片言隻字(因為不少人恐懼被發現所思所想,招致坐牢以至殺身之禍,而把所寫的東西燒掉),讓灰記看到有人經過文革的教訓後,對中共形成了新的統治階級,及由此而衍生的階級利益,例如在壟斷資源下所擁有的種種特權,有所領悟,預見四十多年後,這個官僚階級更肆意掠奪經濟發展成果。

這些文革反思者從體制的不民主中著手,從馬克思的著作,以及一些西方人文主義著作中尋找養分,有的發展出中共鞏固政權後消失的民主、人權,以及渴求思想自由的意識,為此後歷次民主運動提供最基本的理論和思想基礎。個別人士成為往後民主運動的中堅分子。

今日大陸的一些新左派,在抗拒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同時,只懂重塑毛澤東的偶像地位,卻不去思索中共一黨專制的體制問題,辜負了這些文革反思者的心力。

而在香港,反抗中共嚴控下的特權政治制度的人們,大可不必繼承文革出現過的武鬥作風。不過,文革衍生出來,被壓抑的思潮,卻值得所有反抗者繼續探索。

甚麼發展?甚麼道理?

「發展是硬道理」這句鄧小平名言,中港管治者及主流社會看成金科玉律。大陸有句用語叫「過硬」,很強的意思,充分表現在中共治下的強悍,「過硬」、「硬道理」,亦即是硬闖,廣東話稱之為「夾硬嚟」。

曾蔭權上台時意氣風發,要強政勵治,又一個「夾硬嚟」政權。一群關注社會政治的文藝工作者,對曾蔭權治下的香港有話兒,舉行「致曾特首.二《發展是硬道理》觀念藝術展覽」,是第二次向單一的發展主義提出質問。

處於旺角鬧市舊唐樓的一個細小展覽室,展出不多的作品,「弱勢」的聲音,卻未必沒有共鳴。

路牌不應只為「廣珠澳大橋」、「西部通道」、「高鐵」而設。發展,發展,又是發展的狹隘目光下,能否容得下實實在在的公共空間,群眾可免費享用的一尺半寸?

唱唱歌、睡一覺又如何?在天價豪宅的壓迫下,小市民的生活空間又在那裡?

 由「強政勵治」到「我要做好呢份工」,由自稱「政治家」,到現在只會在傳媒面前黑面,在北京領導人面前卑躬屈膝的「小公務員」,香港醒目仔哲學又有幾「巴閉」。

參與展覽的文藝工作者很敏感,也非常行動派,眼見這位「無料政品」的「老闆」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政制不前,無動於衷,只鍾情硬件、硬道理的發展主義,強行通過高鐵撥款以及降低舊樓強制拍賣門檻至八成,都是發展為富人和地產商的佐證,期待「七一」的抗議日給他一個實實在在的教訓。

這位「寂寞」的推銷員,最大的問題是扮聆聽。他的耳朵硬化,可能與沉迷硬道理有關。

這隻硬膠耳朵,無論到過多少場諮詢會,都只認幾個字,「發展就是真道理」。

展覽日期︰3月21日至5月31日。展覽地點︰ 九龍 太子 西洋菜南街222號 三字樓 C&G 藝術單位(始創中心後)

 

                                                                                                

和平起義VS槍桿子出政權

北京怒吼了。利用暴力掌握了政權的中國人,到今日為止的觀念依然是玉石俱焚,任何對他們政權有所挑戰的舉動,包括批評,都會利用國家機器,如公安及司法系統,暴力鎮壓之,如最近劉曉波的被判刑,譚作人的被起訴……因而種下了以暴易暴的種子。台灣實現了政權和平更替,但大部分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此中國人未能沾光。

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以過來人的身份痛陳中共政權不願放棄暴力,不願追隨世界的民主潮流,在意識型態真空的今天,在權錢結合的中國特式xx主義的現實下,統治舉步維艱。

反六四鎮壓而下台的趙紫陽,生前被軟禁在家,但依然關心國是,有更多機會反思中共統治的本質,點中了中國社會以暴易暴怪圈揮之不去的關鍵。專制主義者唯心地要成為永世不能取代的政治力量,不容反對聲音,將一切反對力量消滅於萌牙狀態。

但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管如何強大的政權,總有凋謝的一天。但專制主義者只懂拖延自己的滅亡,千方百計阻礙政治體制的重生,最終導致人民揭竿起義,以暴力推翻他們。中國的所謂治亂循環,歸根究底,就是專制主義幽靈的詛咒。

趙紫陽哀嘆「我們不懂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擺脫黨國思維的他,道出了中共黨人最深刻的領悟。而他最欣賞已故台灣政治強人蔣經國的其中一點,就是後者臨終前開放黨禁,令台灣的民主政治可以開花。(其實中共只要願意取消四個堅持,真正落實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和結社自由便可,毋須操心培植甚麼反對黨)。

中共希望以巨大的財富中的一部分籠絡人民,拖延改革,但比國民黨時期更深入骨髓的制度性貪腐,注定中共的「好意」難以落實。既然國民黨的貪腐導致民不聊生,以至盡失民心,因而丟掉在大陸的政權,今日貪腐更制度化的中共,為何不會失掉政權?部分覺悟了的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和平演變」才能救中國,卻憂心中共槍桿子出政權的迷思最終導致官迫民反。

「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用詞看似激烈,但也是無可奈何,況且也屬香港法例容許的言論自由之行使,距離暴力革命何止千里!公、社兩黨在政改死胡同中,提出五區辭職,以「落實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為單一議題,利用補選機會,動員渴望盡快落實雙普選的市民投票表態,希望市民龐大的普選呼聲(當然取決於多少人投公、社兩黨派出的候選人一票),能給予中共和特區政府更大的壓力,改變這個蝸牛式民主進程。

經反高鐵一役,越來越多人認識在功能組別/建制派把持的立法會,不可能有效監督政府施政,民主的盡快落實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關鍵一步。

所謂全民起義,只是號召全民以選票向中共及特區政府拖慢普選說不,稍為有現代思維的人都不會想到武裝暴力。不過,北京掌權者從來迷信暴力,到今時今日仍不願意徹底改變戰時「共產主義」的政權架構,例如保留統戰部、政法委、地下黨等操作,不願向人民免受政治迫害,有權監督政府的現代化社會過渡。

當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及那些「俊傑」大呼起義不得時,有沒有想過搞統一戰線的統戰部存在,不正正反映了中共的戰爭思維,敵我觀念沒有改變?香港回歸後,依然神神秘秘維持一個龐大的地下黨組織,就是不信任香港的自治,準備隨時由中共自己友接管特區政權。

這不是未曾發生過,五九年的「和平解放西藏」,其實是撕毀了中共先前承諾的「一國兩制」藏人自治。當然藏人的確是「武裝起義」,或曰「叛亂」。但歷史已證明,中共承諾藏人的不是真自治,歷史也將證明,中共承諾港人的不是真民主。

如果大家不善忘的話,零三年「七一」提出「還政於民」的口號,亦曾令中共暴跳如雷,說英國是還政(權)給中國,不是還政(權)給港人,暗視這種說法是「港獨」。對著把人民看成洪水的專制政權,除非大家甘願當順民,謹小慎微,否則怎樣也會衝擊中共的權威,觸動他們的神經。因此,以港為家,決心爭取港人當家作主,落實民主制度的市民,便要有動輒得咎的心理準備。

「五區公投」有全民公決的意味,有還政於民的訴求,自然衝擊專制的當權者,需要他們在港的代理人和「俊傑」發砲攻擊。但巧妙之處是,香港法例容許議員請辭,沒有限制他們再參選,整個操作並沒有違反香港法例。所以他們只能用牽強的理由,恫嚇香港民眾。

相信中共不會授意人大再釋法,阻礙補選進行(假如他們這樣做,意味他們不介意公布一國兩制正式壽終正寢)。女「俊傑」梁美芬的私人議案︰辭職後在本屆立法會不能參與補選,即使通過了,政府又願意執行。社、民兩黨也大可找另外五位候選人參與補選,延續五區公投運動。

據聞建制派可能不參選,以降低投票率,以及減少公投議題的曝光機會(灰記對此依然存疑,中共雖然態度強硬,但習慣「寸土必爭」的實用主義政黨,不會放過任何進一步控制議會的機會)。即使如此,公、社兩黨其實早前己表明,若建制派不參選,可以找泛民其他人作「對手」。灰記以為,若建制派陣營沒有任何人參選,公、社兩黨應邀請民主黨及其他反對公投的泛民派參選,增加競選氣氛,鼓勵更多人投票。

民主黨等泛民派參選沒有任何損失,可能有機會增加議席。況且民主黨的劉慧卿,聲言未放棄爭取2012雙普選,可鞭策民主黨派出候選人,提出落實2012雙普選的公投議題,比 公、社兩黨更進一步。至於公、社兩黨,即使有機會損失議席,但如能將全民公決的精神體現,向中共政權說不,已對歷史有所交待。倒是民主黨等泛民派,會否怕觸碰中共「底線」,被公投等於變相港獨或半港獨的言論嚇怕,而不敢奉陪?

公、社兩黨利用香港僅有的法治與自由,抛出變相公投,令視民意如洪水猛獸的中共現形,可謂「高招」。但願看穿中共專制本質的香港人民,秉承劉曉波,以至胡佳等異議人士的精神,從容面對強權,堅持非暴力的抗爭,或曰和平起義,為中國社會擺脫以暴易暴,或曰治亂循環的詛咒,作出示範。

國際歌與保皇黨

「起來,餓寒交迫的奴隸,起來,不願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舊世界打個落化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一月八日,當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劉慧卿宣布押後表決高鐵撥款後,包圍立法會的數千反高鐵人士,高聲歡呼,還唱了一首灰記耳熟能詳的歌曲—-國際歌。灰記身在現場,也與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齊聲高唱。

灰記在想,當立法會外揚起令人振奮的國際歌時,會內部分保皇黨議員聽後會有甚麼感想?灰記指的不是如詹培忠、張宇人、何鍾泰、劉健儀等,可能原來反共的生意人,而是民建聯和工聯會的議員,他們當中不少人,如譚耀宗、黃國健、葉國謙、王國興等,應該對這首國際歌也耳熟能詳。因為這首歌是他們緊跟步伐的中共的非正式黨歌,全球左翼/共產主義者,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階層的團結歌。時移勢易,走資後的中共,會不會認為這首歌引起尷尬,盡量避免使用,以至大陸年青人一代越來越少人懂唱國際歌?

高鐵是大陸權貴資本主義與香港壟斷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結晶產品,是專為富人而設的富貴鐵路,對普羅市民好處接近零,受影響的人政府懶理,或以為用錢可解決問題。而無論反對的理據再多,再充分,政府與保皇黨完全充耳不聞。這只證明一點,昔日的中共地下黨、親中共人士與本地傳統權貴精英合流,即使不合流也構成戰略性伙伴關係。

保皇黨中的昔日「左仔」如譚耀宗等,應該反對過港英政府當年驅趕百姓的收地行動,反對過資本家的巧取豪奪,慷慨激昂的唱過國際歌,現在卻退化成一點人民意識也欠奉?難道香港換了一面旗,成為中共掌控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便萬事大吉,可以關掉腦袋,無論這個政府如何倒行逆施,也只做其舉手機器?

這些懂唱國際歌的保皇黨,難道不會好奇為何反高鐵的人要唱國際歌,越來越不滿特區統治的青年要唱國際歌?工聯會/民建聯等保皇黨,八九年的大陸學生、工人,以至香港的聲援人士,不也不停地唱國際歌,你們不也是曾經一度與他們一起高歌國際歌。

今日你們離棄國際歌,只能說明你們早已背棄理想,心中再沒有平民百姓、弱勢社群的福祉。你們會與從前反共的商人、專業精英議員、殖民地餘孽,聯手通過高鐵撥款。然而香港壟斷資本勢力橫行的今天,卻響起更清亮的國際歌,更多自發的聲音,聲討極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官商勾結、貧富差距、政制不公、人民未能當家作主,聲討你們這群與資本家權貴合流,自甘墮落的前左翼人士。

不是「八十後」的問題,是屁股的問題

「八十後」被傳媒炒得熾熱,年青人又再次成為需要剖析的對象,需要解釋的問題。踏入中年,在社會上有一定位置的人,疑問年青人為何不循規蹈矩,為何不為自己的個人前途奮鬥,要關注/投入與自己無關的事物。他們似乎忘記了,可能自己當年也曾反叛過,也曾是理想主義者。

幾年前的天星/皇后事件,就有成年管理階層說年青人怎會對天星/皇后有感情,懷甚麼舊。其實懷舊/集體回憶是特區政府,以至主流傳媒有意無意轉移視線的用詞。查實更多年青人投入天星/皇后運動,不是要懷舊,而是要找尋香港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脈絡。天星和皇后碼頭一帶,曾是很多抗爭行動的現場,由六十年代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以至後來無數的社會行動。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灰記便在天星碼頭參與過反思中共統治的活動。

天星/皇后抗爭期間,不同年代的活躍份子聚在一起交流,分享不同時代的抗爭經驗。大家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儘管回歸中國,香港的管治者並沒有揚棄殖民時代思維,用吸納分化的手段,化解不同聲音,並沒有真正採納民意,特別是基層弱勢的意見。

所不同者,在全球化的巨浪下,客觀現實急速變化,大資本家大財團的經濟壟斷越來越厲害,財富越來越集中。「自由市場」的神話逐漸爆破,基層以至中產自力更生的土釀越來越萎縮。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依然固我,重富輕貧,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自然產生強力的批判意識,自然對政府強烈不滿。

其實天星/皇后之前,反世貿行動已經揭開新世代抗爭的序幕,發展至今天反高鐵、廢除功能組別的抗爭,年青人的參與越來越多,在在說明統治者只求公關過骨,例如大玩完全欠缺基層社區參與的所謂保育計劃,並不明白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年青人,對單一的地產「仕紳」化,巨無霸建築加大型基建,只有大財團才能染指的發展模式,感到越來越不對路,越來越反感。

然而,無論特區政府,以至大陸的統治者,都迷信這種單一發展模式,權貴結合的意識型態同路人/利益集團,必盡一切捍衛既得利益,所謂所處位置決定思維,或曰屁股決定腦袋,因此不理年青人及其他反高鐵人士停一停,諗一諗的理性訴求,反而由內地官員、特區政府、財團、專業精英、建制派政客組成的「巨人聯盟」,高姿態反撲,誓要讓高鐵撥款盡快通過,誓要一顯管治聯盟的權威,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活現。

針對「八十後」的言論,向中共投誠的劉迺強要特區政府強硬鎮壓反叛青年,親中共工人貴族(可能是地下黨員)鄭耀棠搬出中共恫嚇,說青年人的「激烈」行為讓中共震驚,親中共政治公關顧問(可能是地下黨員)程介南亂抛以巴衝突比喻,把與警察衝突的年青人說成恐怖份子……,在在說明這些人因為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所佔據的位置,而完全缺乏反思,只看到年青人這樣那樣的不足,看不到這個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死胡同,無以為繼,最最受影響是那些have not者。

不過,正如《國際歌》的歌詞︰「……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是否能當家作主是另一回事,受壓迫的人最終必定起來反抗。而在每個時代,都不會缺少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無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