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反英抗暴」

四月一日的「反中聯辦治港」大遊行,橫額口號眾多,其中街工的黑旗白字,寫著「反英抗暴」,頗有意思。這個「反英抗暴」,指的當然是反梁振英,抗暴的意思,灰記理解為,中共的粗暴操控小圈子選舉,無所不用其極,必須反抗;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未來可能的23條立法,進一步打壓自由等的暴政說不。

港共元老吳康民這類愛黨人士,其所屬的傳統「左派」/「愛國」陣營的選委,被中共/ 中聯辦一聲令下,全部歸邊投梁振英一票,不能亂說亂動,自然對過萬市民衝著中共在香港的官方代理怒吼,看不過眼,說四月一日的示威煽情。灰記不知吳老是否也覺「反英抗暴」的標語煽情?概「反英抗暴」是港共及「左派」人士於六十年代,反港英政府的一大搞作,如今被用作反梁振英新政府的標語,是何等諷剌的事。

「反英抗暴」或曰「六七暴動」,是傳統「左派」對殖民統治最大規模的抗議騷動,為時幾個月。由新蒲崗人造膠廠罷工引發的「抗爭」/「暴動」,港英政府強力鎮壓,「左派」組織及群眾的誓不罷休。結果造成五十二人死,約八百人受傷,包括「左派」群眾、警員、及市民等。亦有大量「左派」人士被捕,坐牢……。

關於「反英抗暴」,很多人講過。早前回港反梁振英當特首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在她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亦有講到六七年的這場暴動,提供了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審視這重大歷史事件。

梁女士是那時百多個跟港英鬥爭的鬥委會的其中一個小頭頭,負責帶領「官津補私」的學生。她以過來人身份反省「暴動」,並向港人及受她影響而參與「暴動」,而蒙受損失的人道歉。她反省的其中一點的,就是「左派」內部是完全受大陸「文革」當權派的影響,做了很多扭曲人性的事。

「……往後,香港『左仔』的大集會,都緊跟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走,進行『鬥私批修』和『階級教育』,『官津補私』也不例外。在大會上或座談會中,學生都把自己的私心,甚至性生活都『鬥』了出來,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誰『鬥』得最『徹底』,就最革命。好像把自己脫光衣服,擺在大家面前,供人欣賞,才算英雄。……」(第9頁)

除此之外,一些探貧問苦的活動,也是姿態多於實際,目的就是要證明「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

「……曾組織學生到香港仔涌尾訪問,那裏住了許多艇戶,生活困苦。又曾組織學生訪問盲女阿彩,協助她改善一下生活,一位學生看過艇戶的窮困生活情況後說︰『看看,這麼眾多的窮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們,毛主席真偉大!』這位單純的學生真的就如此相信了。唉!我當時是多麼地高興他的『覺悟』呀!這是我們進行愛國教育的典型事例。那時的香港,還未經歷七十年代的起飛,貧苦大眾的悲慘生活的確使我們心靈震動,但我們沒有如劉千石先生那樣成為改革社會的工作者,因為我們訪貧問苦並不真要改造社會,為窮人做點事,而是一種手段去發展愛國勢力,去達到毛主席英明偉大的目的。……」(第9-10頁)

「反英抗暴」過了近三十年,被中共以誘捕,以「間諜罪」被軟禁於北京的「左派」報人羅孚,回港後為「六七暴動」的過激行為,向香港市民及當時被迫害的「左派」群眾道歉。梁女士亦乘時以給羅孚公開信的形式,寫了「地下黨應出來道歉」的文章(收錄於《我與香港地下黨》),除了自己鄭重道歉,還要求當年策動這場暴動的幕後組織,香港工委出來道歉。

「……那時候,我和你一樣,也參加了『鬥爭』,當了一名小頭頭。在青年學生社團『學友社』裏,領導官津補私學生參加鬥爭,高喊『粉碎奴化教育』。由最初的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演變成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我們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思想受它的控制,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參與了那些無聊的『鬥爭』。……」(第18頁)

不但如此,中共地下黨還發動「城市遊擊戰」,擺放真假土製炸彈,燒死反共播音人林彬及其黨堂弟,嚇怕了一般市民,令大多數人轉而支持港英的鎮壓行動。「反英抗暴」失敗,但中共地下黨不作檢討,也不向受盡牽連的「左派」群眾講過明白。

「……上級的傳達︰『鬥爭路線錯誤了,要停止一切行動。』我想︰錯了?原因何在?為甚麼發起?為甚麼失敗?多少人受害?誰應負責?這些問題當時完全沒有解決。多年後把全部責任推給四人幫,……(第18頁)

那麼,誰錯了?從『六七暴動』開始時群眾的訴求看,它與天星小輪事件,盲人工廠工潮,反貪污捉葛柏等運運動有共同的一面,就是『反殖』。根源都是對港英統治,社會不公的不滿。……所不同之處是『六七暴動』由中共發起和領導,其他則是一群有理想,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社會精英自發的運動。中共硬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加在運動中,把群眾反殖的激情和行動扭轉,用以印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推動行動無限升級,引起市民反感而反去支持力。中共並不真心反殖,是否鬥垮港英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以民族主義的招牌吸引群眾參加,達至發展中共勢力,發展地下黨員的目標。」(第19頁)

回看歷史,六十年代西方左翼及自由主義青年反建制,把哲古華拉、毛澤東等看成革命導師,香港的「左派」群眾對毛澤東思想著迷也很正常。關鍵就是西方反建制青年,支持全球反殖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反越戰,支持阿、非、拉的獨立運動。偏偏香港這個殖民地鬧不起獨立。中共香港地下黨及親共團體所發起的「反英抗暴」運動,是受澳門「一二三」事件影響/啟發,澳葡政府向中共澳門地下黨及親共團體屈服,同意道歉。從此,澳門變成澳葡政府與中共澳門代理共治的局面。香港「左派」希望複製澳門的「革命成果」,所以有「英國人不低頭,便要走頭」的口號。

但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人,政治意志和能力遠比沒落的葡萄牙人強,當知道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便採取強硬手段對付親共「左派」,最終因為「左派」的過激行動,嚇怕了佔大多數的中間市民,「左仔」從此成了負面標籤。而英國人亦汲取教訓,逐步改善管治,收買民心。七、八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代成長,投入社會,關始意識自己除了中國人以外的香港人身份。一些學運、壓力團體以至獨立左傾分子,對社會改革提出訴求,對英國殖民主義反感。

說到這裡,灰記不得不提七十年代的「國粹派」(學運多數派,由中共地下黨動員吸納)與「社會派」(較有獨立思考的少數派)之爭。梁女士的書也有涉及七十年代的學運,不過,她認為「國粹派」並不愛護中國國粹,而是「親共派」。

「……當時『親共派』學生乘保釣運動之勢崛起,並在運動的高潮中,搶奪運動的領導權,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提出『認中關社』的口號,『認中』就是『認識中國』,舉辦中國週及回國參觀學習活動,包括井崗山,韶山,延安以及廣州等地。『關社』即『關心社會』,曾進行訪貧問苦等階級教育活動,從中認識『共產黨解放中國貧苦人民』之偉大。其實質是利用這兩個法寶進行親共意識型態教育,以達發展組織的目的,並不具備改革社會的雄心壯志,也並無參與社會鬥爭運動的意欲,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第163頁)

換言之,經過「反英抗暴」一役,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親共派」,了解到黨對香港「長期準備,充份利用」的政策,已不會真心進行反殖鬥爭。曾是學運「社會派」一員的Q仔曾經為抗議七五年英女皇訪港而與「國粹派」爭論,「國粹派」當然以大局為重等的理由,「勸喻」不要抗議英女皇訪港,但那些有自由意志的學生及青年,認為英女皇是殖民地的象徵,反殖必定要抗議其訪港。當時有獨立的進步刊物,曾經以反英女皇作為封面,被港英政府控告,結果也不了了之。

而七六年毛澤東死,四人幫倒台,震動「國粹派」及整個「左派」。但原本這些人大都並非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嚮往社會主義祖國」的民族主義者,加上組織上依附中共,很快便擁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當八十年代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港人缺席的談判,「左派」更不會提反殖和社會改革,他們跟依附殖民政府,及樂於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本地工商界,竟然成了阻撓反殖和改革的共謀,直至今天亦如是。在中英兩個「巨人」的夾縫中,對中共專制獨裁有所抗拒/警惕的民主派及民間團體,以至自由派及獨立左翼人士,扮演了推動社會改革/民主進程的角色,但舉步維艱。

今天主權移交多年,但「反殖」其實並未完成,當年「反英抗暴」的旗幟仍然適用,只是對象由英殖民統治者,換成中共及其親密代理人梁振英吧了。而當年對付「左派」群眾的公安惡法,消除了部分,但代替了英國人的中共代理,會千方百計的利用強硬執法,政治檢控對付示威人士。而23條立法,則是最終欲消滅反對聲音的一步。

在全球青年「佔領」聲中的建制思維

佔領華爾街運動繼續蔓延,網頁上拉美的秘魯也有佔領的網頁出台。而美國的華盛頓亦有千人兩日前帶備睡袋,搭建大舞台和帳蓬,準備長期抗爭。美國的佔領運動會發展成怎樣,暫很難說。參與運動的人各有想法,甚至民主黨也可能在利用這個運動向共和黨施壓,以拯救奧巴馬低迷的民望。不過,這個直指美國金融霸權及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運動,不會如統治者的如意算盤般「見好就收」。事實上,奧巴馬政權亦沒有魄力推動有利於基層以至中產的改革,最終仍服膺於大財團及傳統勢力的利益。因為奧巴馬也只是民主黨建制的一部分。近三十年來,兩黨在對內維護/服務金融資本利益,對外推行黷武霸權政策並無二致。

因此,佔領華爾街示威者所發起的抗爭運動,特別來自左翼的訴求,最終必然觸及美國統治階級的神經,能否超越六十年代的民權和反戰運動,改變美國帝國霸權性質,實在不敢輕言樂觀。可預期,美國主流傳媒及警方會做好轉移視線、抹黑以及鎮壓的準備。事實上,早前警方已粗暴對待和平請願的示威者,亦大舉拘捕走上布魯克林橋的人。

香港也有「佔領中環」網頁,這裡的佔領中環的持久行動會如何開展?暫未見端倪。在此全球以青年為主的「燥動不安」現況,灰記看不到建制「理性」的回應,卻看到建制以抹黑、鎮壓為主的強硬操作。以香港為例,十月七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第三次特別會議,處理李克強訪港期間的保安安排,泛民議員提出的三項動議,包括譴責警方濫權、阻撓示威和採訪自由,以至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徹查事件,在建制派護航下全被否決。

反而建制派劉江華提出的「支持警方執法,以及譴責暴力示威」的動議,在建制派佔多數下獲通過。當然,這些動議均對政府沒有約束力(除了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外),但建制派為政府的強硬路線護航,鼓勵政府鎮壓越來越強烈的異議聲音,則十分明顯。預期越來越多現存政經秩序的受害者如果不選擇逆來順受,要起來抗爭,必受到建制的強力壓制。

灰記在此只想談那些過去曾是反建制,現在走入建制的人的思維轉變。現在「貴為」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的副主席劉江華,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左派。在港英時代,他曾是民主黨前身港同盟的成員,但「觸角敏銳」的他,早知民主道路艱難,為了個人的政治前途著想,挾住自己在沙田區建立的地方勢力,及早轉態投向「傳統愛國」陣營。在政權移交前做了個人「精明」的選擇,「九七」後成了建制派一員,努力鑽營下,扶搖直上,也成了建制派一名「打手」。

不少與灰記思想較接近的同行均採訪過劉江華,對其熟練地演繹右翼民粹主義,面不改容的鼓吹排外、泛道德主義,「誓死捍衛」改朝換代但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建制,令人嘆為觀止。至於其他「根正苗紅」的民建聯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也都是「覺今是而昨非」的建制派擁護者。今天在有形無形的利益下,不再真心為基層利益打拼。

灰記又要提到「反英抗暴」,這件民建聯及工聯會不大願意觸及的重大事件。相比當年傳統左派的暴力抗爭,真假炸彈通街放,V煞面具青年撞破科學館演講廳的門,推撞前來阻止的科學館職員,簡直就是小菜一碟。童年的灰記在街上看過不少寫著「同胞勿近」的物品,晚上亦親睹就發生在樓下的示威者與警察在馬路上對峙的場面,一邊示威者揮武木棍,向警方投擲物件,一邊警方嚴陣以待。最終是警方發射催淚彈,衝前欲拘捕示威者,令示威人群四散。

當年左派群眾亦大罵警方是白皮豬(英國警官)、黃皮狗(華人警察),譴責警方濫用暴力,譴責殖民地公安惡法。當年「反英抗暴」,死了數十人,傷者百計,死傷者有示威者、警員以及無辜的市民。一方面左派被港英用暴力血腥鎮壓,用苛法伺候,很多人被捕入獄,被腐敗的華警虐待;另一方面,左派的土製炸彈亦禍及無辜,嚇怕很多平民百姓。

撇除中共「極左派」對香港傳統左派的「瞎指揮」,令傳統左派以及跟隨的群眾以為中共決心收回香港,因而堅決要鬥倒、驅逐港英政權,即所謂「不低頭便要走頭」;撇除傳統左派一些「脫離群眾」的過激做法,包括隨處擺放真假炸彈,縱火燒死反共播音員林彬等,撇除傳統左派緊跟中國文革路線,客觀上,當年香港的確在港英高壓統治下,工人毫無保障、基層市民生活困苦,人民起來抗爭是理所當然。換言之,今天「貴為」建制派,當年有份參與「反英抗暴」的傳統左派,某程度上「造反有理」。

今日香港社會富裕了,但貧富不均比四十多年前更嚴重,資本主義更深陷危機,平民百姓、年青人的生活受嚴重衝擊,看不見前景。但「貴為」建制派的傳統左派已經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完全失去當年的「革命熱情」,只懂小罵大幫忙,不會理解年青人「激進」化的原因。年青人沒有傳統政治的束縛,要求自主,要求民主參與,有的是不再依賴代議士的新思維。

正如美國以至全球其他地方的反建制青年,他們很多均不再相信不再依賴傳統政黨政治,至於如何讓「人民」的聲音更容易被聽到,更具影響力,則有不同的想法。從左派的觀點,政黨議會民主遠遠不足以讓基層真正當家作主,更何況香港連議會民主也未普及。

那些當年滿腔熱誠的傳統左派,如果不是真的完全掩耳盜鈴,也應該看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內在深層矛盾之難以在現存制度下解決。他們為政府搖旗吶喊,為警方濫權護航,恐怕也是屁股決定腦袋,背棄當年的理想,只想鞏固自己既得的利益。

Class War

高舉Class War—階級鬥爭的紅橫額,年輕人再起動,遊行至金融、地產財團集中地中環示威。他們是回應那個資產階級二世祖,不懂民間疾苦的唐英年的「訓話」,所謂80後「剛愎自用」、「車毀人亡」等胡言亂語。

超過二百人不純然為了唐英年。因為除了唐英年,還有梁振英,甚至范徐麗泰,他們當中誰做特首,都只會聽命於北京及那個主要由財團、服務財團的專業「精英」、傳統政治勢力所組成的選委會。他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回應壟斷資本、公共資產私有化、貧富懸殊等對基層市民,甚至對大學畢業生也極為不利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

示威者直面大地產商為主的資產階級財團—遊行到幾個大地產商的總部,以及服膺他們利益的特區政府—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高唱《國際歌》,向資本主義全球化說不。這些青年是不折不扣的左翼。在香港這個迷信「自由經濟」以及恐共(但擁護中共走資)的社會,這種「較大規模」的自發行動,亦屬罕見。

 

六七年「反英抗暴」的反殖運動由中共在港代理動員,少了民間自發色彩。

就灰記所知,除了六七年的傳統左派「反英抗暴」,挑戰殖民統治集團的權威外,標榜反資本主義的左翼行動不多。而六七年「暴動」雖有客觀背景,如殖民高壓統治及勞工階層受壓迫,但香港左派人士主要接受中共指揮,並非純然的本地自發反抗殖民資主本主義運動。隨著中英商談香港前途,隨著中共在香港的代理浮面,隨著傳統左派變成建制,左翼運動基本沉寂。

 

灰記從外國留學畢業回港後,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傳統左派陣營聽命於中共只同英政府商討政權交接的政策,除了擁護香港回歸,已放棄反資反殖。受傳統左派影響及動員的「國粹派」青年也因為大陸「四人幫」倒台,鄧小平要向資本主義學習而失落的失落,「走資」的「走資」,不少成了今天建制及上層社會人士。

屬少數派的「社會派」青年,不少畢業後投身社會,部分思想上仍「反殖反資」,繼續關心社會,為基層弱小爭權益,參與/推動社會運動,但只能改良社會。他們部分投身議會政治,組織政黨,但為了順應主流溫和保守心態,不敢稱左翼,甚至服膺自由市場制度。只有極個別的「激進」人士如「長毛」梁國雄繼續「反資反殖」。

而後殖民地香港雖換了宗主國,「殖民」資本制度不變。地產金融掠奪更變本加厲。而資本全球化所造成的金融動盪,大財團雖有受衝擊,但有政府注資托市助他們「甩身」,承受經濟動盪苦果的是廣大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

「抗議政府救市不救人」,「長毛」等「激進」人士於九七金融風暴後高呼反政府口號,由起初被邊緣化、被醜化,到後來「長毛」高票當選立法會議員,似乎透視越來越多基層甚至中產市民,對政府,對現存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有所不滿。隨著貧富懸殊越來越誇張,窮人翻身無望,「仇富」情緒益增。其實「仇富」是階級鬥爭的另一個說法吧了,獲制度和政府傾斜的大資產階級貪得無厭,利益不斷受損的便是那些制度上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基層市民。

正如左翼青年的遊行聲明所言︰

我們認為唐英年將當前社會矛盾約化成「80後青年剛愎自用」,其實是有意將傳媒焦點錯置、將社會積累已久的階級矛盾轉化成青年人與其他世代的矛盾。這是為了粉飾不公不義的政府,以及政府與大財團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事實上,唐英年及特區政府一直都是為資本家服務,其政策是絕對傾向上層社會的利益,包括取消遺產稅、減紅酒稅、薪俸稅及利得稅等等。

在官商勾結制度下的香港,已成為發達經濟體系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各大財團的企業董事均可獲超過10%加薪,但基層工人加薪幅度卻只有1至2%,甚至凍薪,連通脹也追不上。財團肚滿腸肥,基層勒緊肚皮,特區政府責無旁貸!

在地產霸權下的香港,恒基地產、新鴻基地產、新世界發展、信和置業和長實,五大地產商合共所持有的土地儲備,總數超過政府3倍。土地供應不足是掩人耳目的謊言,現實是地產商囤積居奇,減少興建住宅數量,抬高樓價,牟取暴利,使香港成為住宅樓價全球最貴的地方,樓價中位數相當於家庭每年收入的11.4倍。特區政府不單減少興建公營房屋,而且縱容地產商投機,包庇之心昭然若揭!

在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的香港,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創出全球發達地區最高的0.434。青年用行動挑戰剝毁削和壓迫勞工及基層的不公不義社會制度,向特區政府吶喊,卻被指責為「剛愎自用」和「車毀人亡」。現實是青年也是受盡苦難的一群,2006年,18至22歲年輕勞工的收入,已跌至只及工資中位數的百分之五十六,迫近貧窮線。但這絕不代表青年「景況差而發難」,反而是即使身陷困境,仍勇往直前向當權者高聲疾呼社會不公。我們的抗爭精神和行動,特區政府不但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還肆意抹黑之,可見特區政府才是「剛愎自用」,而且無可救藥!

……在政治及經濟都不民主的情況下,階級矛盾必然出現,因此要解決問題,必須進行政治及經濟民主化。

左翼青年的五大訴求如下︰

房屋:縮短公屋輪候時間、復建居屋、增建公屋;稅制:改用累進稅、恢復紅酒及遺產稅、新增資產增值稅;教育:落實小班教學、增加大學學額、改革教資會;社福:收回醫改方案、設立全民養老金;勞工:落實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最低工資一年一檢

其實這些訴求只是稍為追近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水平,況且在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改革成果亦受衝擊,人民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受剝奪,要香港這個「自由市場」萬歲的社會「善待」普羅市民,相信非更多更多市民認清香港政治經濟制度的性質,願意起來抗爭才有望迫令政府及財團就範。

如果說現在Class War揭開了序幕,漫長的鬥爭正等待著希望改變社會的青年及市民。

 

「反英抗暴」與五一六

這事跟五一六投票未必無關,也讓人想起「起義」的問題。

早前商台以數十萬元代價,將廣播時間賣給傳統左派,今日貴為建制派大老民建聯,還包裝成節目。商台中人潘小濤提出反對意見,還指商台六十年代的名主持林彬,因其反共言論被左派暴徒活活燒死,暗批商台此舉「對不起」林彬。

潘小濤發表意見後,受民建聯議員猛烈抨擊,黃定光還建議在立法會討潘小濤的言論,即是要跟他算帳。可見「左派」傳人民建聯越來越覺得自己是統治階層,那種跟中共一脈相承的專制氣熖,不自覺流露。這種氣熖就是容不下不中聽的話,要把發聲的人修理。不過,香港暫時還有相對自由的空間盛載不同意見,民建聯以大陸式統治者自居未能得逞。

民建聯最介意是潘小濤把他們與「六七暴動」,以及林彬之死扯上關係。因為「六七暴動」對親中共陣營而言,是相當尷尬的歷史。對於不敢面對歷史,反思自己所作所為的中共及其「傳人」,很難直面真相,所以只能言詞閃縮。潘小濤已撰文反駁(刊於五月十四日《蘋果日報》)。現引用部分︰

……民建聯與本港左派(港共)一脈相承,而當年本台節目主持林彬先生正是被左派暴徒淋汽油活活燒死。對此,兩位議員發揮其能言狡辯本色。黃定光議員說︰「林彬之死,死於社會動亂」、「我諗當時香港左派未必想置林彬於死,我相信置林彬於死的人,唔係香港左派。」陳鑑林議員則表示,當年暴動死傷的人不只林彬一個,可能還有很多一般市民,「他們都不知甚麼原因死亡,可能因為有暴徒,亦有警察導致的死傷。」

那麼,林彬被誰害死呢?《十八樓 C座為民喉舌四十年》訪問幾位商台老前輩及創辦人何佐芝先生,詳述當時情況;《南華早報》記者張家偉所著《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劉兆佳、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等人寫序),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先生,承認當年暴動是新華社(中共港澳工委)發動及指揮,「這是錯誤的時間發動的一場錯誤的暴亂」。

「六七暴動」,即傳統左派所講的「反英抗暴」,並非一場自發的群眾反抗殖民統治運動。中共掌握大陸政權之後,要收回香港一點不困難,但在長期利用香港的國策下,中共並不希望香港有任何大規模的反殖運動妨礙它利用這個窗口 。但這並不表示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沒有社會不公,沒有政治高壓。

「反英抗暴」便是由港英鎮壓人造花廠罷工事件引發。而諷刺的是,當時對殖民統治最不滿的正是那些左派群眾,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那些左派群眾仇視西方的意識更強烈,他們很多可能並不知道中共長期利用香港的國策,以為「革命形勢」大好,以為澳葡政府向澳門左派屈服,「英國鬼」也強硬不起來。羅湖邊境曾發生港警與深圳民兵的衝突,更令左派群眾以及港共部分頭腦發熱的領導,以為港英真的不低頭便要走頭。

灰記再三強調,這些左派群眾背後有中共在港的龐大機器「指揮」/鼓動。不過,「英國鬼」在香港有軍隊,也有警察,只要中共沒有決心揮軍南下「解放香港」,強硬對付香港左派依然綽綽有餘,而當年香港社會主流在反共意識主宰下,並不同情左派的過激行為。

所謂過激行為,並不是今天社民連在立法會掟蕉,大聲臭罵高官,而是通街擺放真假土製炸彈,造成市民嚴重不便,有些真彈更炸死無辜市民,還有針對林彬的反共言論,向他的座駕擲汽油彈,導致他被燒死。灰記以為,港英殖民政府當年的而且確有鎮壓左派群眾,導致不少傷亡。但他們可肆意這樣做,是因為中共表明不收回香港。而中共香港地下黨(港澳工委)策劃的「反英抗暴」鬥爭,並沒有考慮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反而以為有文革運動處於高潮的祖國撐腰,便能「解放香港」,所以採取不顧人命(普通市民的生命)的所謂「城市游擊戰」策略。

此後,港英汲取教訓,採取懷柔政策,「文革」高潮過後,中共亦不再講「革命」。港共及受其影響的左派群眾不再挑戰港英的管治權威,反而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當中有部分受西方左翼思潮影響,對殖民統治的矛盾作出嚴厲批判,同時對中共獨裁統治開始有所認識。這些籠統被稱之為社會派的學運分子(部分成了現時泛民的骨幹) ,此後試圖推動本土民主發展。然而,在中共明確只跟英國談判收回香港,香港人被排拒其外的形勢下,香港民主進程舉步維艱。

灰記以為港共傳人民建聯以至工聯會諸君如果敢於直面歷史,必須承認當年的舉動是犯了「左傾幼稚病」,令自己與廣大群眾以至社會各階層疏離,甚至站到對立面,而未能讓更多民眾認識殖民統治的禍害。但港共之所以如此「幼稚」,又與緊跟大陸的政治形勢分不開,因而缺乏自主自發的空間。他們的過激行為,有殖民地高壓的原因,也受「文革」激烈的武鬥情緒所支配。

民建聯以至工聯會之所以不能面對歷史,是因為他們跟中共的從屬關係,他們沒有自主自發,以至反思的自由。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們曾經支持八九民運,反對六四血腥鎮壓,但在中共重新統合後,便馬上重歸「大隊」,唯「阿爺」馬首是瞻。他們也曾「盼望」民主,競選政綱曾訂明爭取零七零八雙普選,但中共一變臉便龜縮。這是身不由己的港共傳人的悲哀。

相比港共當年「反英抗暴」的起義,導致人命傷亡,今天公社兩黨的反制度暴力的公投起義,是何等的和平。當年港英殖民統治在中共的盤算下,沒有被徹底清算,官商勾結的制度不公無限期被延續,所不同只是台上由英國人變成中國人。此時此刻,還能夠表達自主意識的香港市民,還有不支持變相公投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