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的「反中聯辦治港」大遊行，橫額口號眾多，其中街工的黑旗白字，寫著「反英抗暴」，頗有意思。這個「反英抗暴」，指的當然是反梁振英，抗暴的意思，灰記理解為，中共的粗暴操控小圈子選舉，無所不用其極，必須反抗；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未來可能的23條立法，進一步打壓自由等的暴政說不。
港共元老吳康民這類愛黨人士，其所屬的傳統「左派」/「愛國」陣營的選委，被中共/ 中聯辦一聲令下，全部歸邊投梁振英一票，不能亂說亂動，自然對過萬市民衝著中共在香港的官方代理怒吼，看不過眼，說四月一日的示威煽情。灰記不知吳老是否也覺「反英抗暴」的標語煽情？蓋「反英抗暴」是港共及「左派」人士於六十年代，反港英政府的一大搞作，如今被用作反梁振英新政府的標語，是何等諷剌的事。
「反英抗暴」或曰「六七暴動」，是傳統「左派」對殖民統治最大規模的抗議騷動，為時幾個月。由新蒲崗人造花廠罷工引發的「抗爭」/「暴動」，港英政府強力鎮壓，「左派」組織及群眾的誓不罷休。結果造成五十二人死，約八百人受傷，包括「左派」群眾、警員、及市民等。亦有大量「左派」人士被捕，坐牢……。
關於「反英抗暴」，很多人講過。早前回港反梁振英當特首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在她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亦有講到六七年的這場暴動，提供了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審視這重大歷史事件。
梁女士是那時百多個跟港英鬥爭的鬥委會的其中一個小頭頭，負責帶領「官津補私」的學生。她以過來人身份反省「暴動」，並向港人及受她影響而參與「暴動」，而蒙受損失的人道歉。她反省的其中一點的，就是「左派」內部是完全受大陸「文革」當權派的影響，做了很多扭曲人性的事。
「……往後，香港『左仔』的大集會，都緊跟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走，進行『鬥私批修』和『階級教育』，『官津補私』也不例外。在大會上或座談會中，學生都把自己的私心，甚至性生活都『鬥』了出來，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誰『鬥』得最『徹底』，就最革命。好像把自己脫光衣服，擺在大家面前，供人欣賞，才算英雄。……」(第9頁)
除此之外，一些探貧問苦的活動，也是姿態多於實際，目的就是要證明「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
「……曾組織學生到香港仔涌尾訪問，那裏住了許多艇戶，生活困苦。又曾組織學生訪問盲女阿彩，協助她改善一下生活，一位學生看過艇戶的窮困生活情況後說︰『看看，這麼眾多的窮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們，毛主席真偉大！』這位單純的學生真的就如此相信了。唉！我當時是多麼地高興他的『覺悟』呀！這是我們進行愛國教育的典型事例。那時的香港，還未經歷七十年代的起飛，貧苦大眾的悲慘生活的確使我們心靈震動，但我們沒有如劉千石先生那樣成為改革社會的工作者，因為我們訪貧問苦並不真要改造社會，為窮人做點事，而是一種手段去發展愛國勢力，去達到毛主席英明偉大的目的。……」(第9-10頁)
「反英抗暴」過了近三十年，被中共以誘捕，以「間諜罪」被軟禁於北京的「左派」報人羅孚，回港後為「六七暴動」的過激行為，向香港市民及當時被迫害的「左派」群眾道歉。梁女士亦乘時以給羅孚公開信的形式，寫了「地下黨應出來道歉」的文章(收錄於《我與香港地下黨》)，除了自己鄭重道歉，還要求當年策動這場暴動的幕後組織，香港工委出來道歉。
「……那時候，我和你一樣，也參加了『鬥爭』，當了一名小頭頭。在青年學生社團『學友社』裏，領導官津補私學生參加鬥爭，高喊『粉碎奴化教育』。由最初的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演變成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我們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思想受它的控制，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參與了那些無聊的『鬥爭』。……」(第18頁)
不但如此，中共地下黨還發動「城市遊擊戰」，擺放真假土製炸彈，燒死反共播音人林彬及其堂弟，嚇怕了一般市民，令大多數人轉而支持港英的鎮壓行動。「反英抗暴」失敗，但中共地下黨不作檢討，也不向受盡牽連的「左派」群眾講過明白。
「……上級的傳達︰『鬥爭路線錯誤了，要停止一切行動。』我想︰錯了？原因何在？為甚麼發起？為甚麼失敗？多少人受害？誰應負責？這些問題當時完全沒有解決。多年後把全部責任推給四人幫，……(第18頁)
那麼，誰錯了？從『六七暴動』開始時群眾的訴求看，它與天星小輪事件，盲人工廠工潮，反貪污捉葛柏等運運動有共同的一面，就是『反殖』。根源都是對港英統治，社會不公的不滿。……所不同之處是『六七暴動』由中共發起和領導，其他則是一群有理想，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社會精英自發的運動。中共硬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加在運動中，把群眾反殖的激情和行動扭轉，用以印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推動行動無限升級，引起市民反感而反去支持力。中共並不真心反殖，是否鬥垮港英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以民族主義的招牌吸引群眾參加，達至發展中共勢力，發展地下黨員的目標。」(第19頁)
回看歷史，六十年代西方左翼及自由主義青年反建制，把哲古華拉、毛澤東等看成革命導師，香港的「左派」群眾對毛澤東思想著迷也很正常。關鍵就是西方反建制青年，支持全球反殖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反越戰，支持阿、非、拉的獨立運動。偏偏香港這個殖民地鬧不起獨立。中共香港地下黨及親共團體所發起的「反英抗暴」運動，是受澳門「一二三」事件影響/啟發，澳葡政府向中共澳門地下黨及親共團體屈服，同意道歉。從此，澳門變成澳葡政府與中共澳門代理共治的局面。香港「左派」希望複製澳門的「革命成果」，所以有「英國人不低頭，便要走頭」的口號。
但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人，政治意志和能力遠比沒落的葡萄牙人強，當知道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便採取強硬手段對付親共「左派」，最終因為「左派」的過激行動，嚇怕了佔大多數的中間市民，「左仔」從此成了負面標籤。而英國人亦汲取教訓，逐步改善管治，收買民心。七、八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代成長，投入社會，關始意識自己除了中國人以外的香港人身份。一些學運、壓力團體以至獨立左傾分子，對社會改革提出訴求，對英國殖民主義反感。
說到這裡，灰記不得不提七十年代的「國粹派」(學運多數派，由中共地下黨動員吸納)與「社會派」(較有獨立思考的少數派)之爭。梁女士的書也有涉及七十年代的學運，不過，她認為「國粹派」並不愛護中國國粹，而是「親共派」。
「……當時『親共派』學生乘保釣運動之勢崛起，並在運動的高潮中，搶奪運動的領導權，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提出『認中關社』的口號，『認中』就是『認識中國』，舉辦中國週及回國參觀學習活動，包括井崗山，韶山，延安以及廣州等地。『關社』即『關心社會』，曾進行訪貧問苦等階級教育活動，從中認識『共產黨解放中國貧苦人民』之偉大。其實質是利用這兩個法寶進行親共意識型態教育，以達發展組織的目的，並不具備改革社會的雄心壯志，也並無參與社會鬥爭運動的意欲，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第163頁)
換言之，經過「反英抗暴」一役，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親共派」，了解到黨對香港「長期準備，充份利用」的政策，已不會真心進行反殖鬥爭。曾是學運「社會派」一員的Q仔曾經為抗議七五年英女皇訪港而與「國粹派」爭論，「國粹派」當然以大局為重等的理由，「勸喻」不要抗議英女皇訪港，但那些有自由意志的學生及青年，認為英女皇是殖民地的象徵，反殖必定要抗議其訪港。當時有獨立的進步刊物，曾經以反英作為封面，被港英政府控告，結果也不了了之。
而七六年毛澤東死，四人幫倒台，震動「國粹派」及整個「左派」。但原本這些人大都並非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嚮往社會主義祖國」的民族主義者，加上組織上依附中共，很快便擁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當八十年代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港人缺席的談判，「左派」更不會提反殖和社會改革，他們跟依附殖民政府，及樂於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本地工商界，竟然成了阻撓反殖和改革的共謀，直至今天亦如是。在中英兩個「巨人」的夾縫中，對中共專制獨裁有所抗拒/警惕的民主派及民間團體，以至自由派及獨立左翼人士，扮演了推動社會改革/民主進程的角色，但舉步維艱。
今天主權移交多年，但「反殖」其實並未完成，當年「反英抗暴」的旗幟仍然適用，只是對象由英殖民統治者，換成中共及其親密代理人梁振英吧了。而當年對付「左派」群眾的公安惡法，消除了部分，但代替了英國人的中共代理，會千方百計的利用強硬執法，政治檢控對付示威人士。而23條立法，則是最終欲消滅反對聲音的一步。
灰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