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香港快車

這幾位是來自波蘭的藝術家(還有一位年長一些的不在鏡頭內),三月中來香港交流、創作(由位於旺角西洋菜街(北)222號三樓的C&G藝廊主辦),適逢那個特首「選舉」,部分人把「選舉」的元素放進作品中。三月廿五日,她/他們更跟著本地民間反小圈子選舉的示威隊伍,遊行至會展場外,雖不懂中文,卻幫忙高舉諸如「不要豬,不要狼,我要雙普選」的標語,以示波蘭同香港人民的團結。她/他們大都很年青,沒有經歷波蘭作為蘇聯衛星國家時期的政治壓抑,對香港由1200人選出「市長」覺得不可思議,why 1200, doesn’t make sense。在她/他們眼中,香港這個現代化大都會,民主普選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

Gdansk(格但斯克)及團結工會,八十年代經常聽到的名字。

在這些波蘭朋友,部分來自團結工會發源地格但斯克,灰記乘機在她/他們面前倚老賣老,向當中年紀最大的提起在北美留學時,於八一年聽過一位波蘭團結工會的成員的演講。他告訴灰記,八一年他十四歲。老實說,那位團結工會成員當時說些甚麼,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倒是還記得當時做現場翻譯的的西班牙好友的一些感言(他的父親曾於波蘭當西班牙的商業代表,所以他也曾在波蘭生活過,懂波蘭語)。他說那位波蘭人的眼神跟很多生活在波蘭的同胞一樣,非常沉鬱,但卻有一種不屈的堅持。他說認識不少波蘭人,沉默寡言,因為生活在專制社會中,一片苦悶。但他們總給他一種感覺,並沒有放棄希望。

灰記又跟這位波蘭朋友談起波蘭電影,但談的不是香港很多人痴迷的奇斯洛夫斯基,而是華爾達(Andrzej Wajda)的政治電影。灰記在留學北美時,就看了他的Man of Marble (1976)和Man of Iron(1981)。影片的內容大多忘記了,但重看對這兩套電影的介紹,反映即使在「體制內」的審查制度下,華爾達等有政治意識的藝術家,如何透過電影表達對斯大林主義及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宣傳「社會主義」正面事物及「人民」英雄)的不以為然。Man of Marble更是在短暫審查較寬鬆的環境下,表達對團結工會運動的支持。

那時候,團結工會成立了不多久,獲波蘭政府短暫承認,但同年底波蘭政府實施戒嚴,工會領導的扺抗運動從此進入地下。不過,不足十年,團結工會運動,在天主教會的聲援下,透過與政府談判,最終在蘇聯東歐大環境的轉變下,波蘭人爭取到自由選舉。

不少「永遠正確」的「馬列」左翼人士,對蘇聯集團瓦解感到極到懷疑,甚至認為是英美合謀的新自由主義的一次進攻,是蘇聯東歐陣營內的親西方勢力,在英美等西方國家撐腰下掌權,即中共的所謂「和平演變」。這些「馬列」左翼人士很多時觀點與中共不謀而合,根據這種邏輯,八九民運也是美國策動中國的親美勢力企圖奪權了。

英美合謀希望干預影響別國當然是事實,但把東歐和中國人民對政治改革、民主自由的渴求說成英美在東歐和中國的代理「陰謀詭計」,實在是以偏概全,對東歐和中國人民都是一種侮辱。

回到這些波蘭朋友,站在灰記面前這位波蘭新生代中的年長者,不笑的時候,的確多少有當年那位團結工會成員的憂鬱氣息,不知是否跟他青少年時曾生活於「共產主義」波蘭社會有關?其他幾位更年青波蘭人,便完全沒有這些「痕跡」。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政治改革從此停滯不前。但同年東歐人民向蘇聯斯大林主義說不,「共產」政權一個個倒下。波蘭亦由「共產主義」走向資本主義陣營,後來更加入歐盟及北約,真的不可同日而語。

有兩位相信是八十後的年青波蘭藝術家,大部分時間在資本主義波蘭成長/生活,享受被一些「政治正確」左翼抨為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對自由意志、個人表達視為理所當然。譬如其中一位女藝術家,就在三月廿五日反小圈子選舉示威中,拍了很多照片。而當日又是「國際體育盛事」國際七人欖球賽決賽日,她又到蘭桂坊拍了很多球迷於賽後慶祝的照片,把它們一對一的放在一起。這位年青藝術家對香港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這裡充滿矛盾和強烈對比。把反小圈子選舉示威和七人欖球賽球迷慶祝放在一起,也是一種強烈對比吧︰一方面會展場外的焦慮、失望、憤怒,對中共操控「選舉」,對選委置民意不顧感到極度不滿,對香港自治前景感到無比擔憂;另一方面在城市另一角,充滿嘉年華式的喜氣,如節日般狂歡,仿佛一切不變,年復一年的盛事,繁榮安定像是永恒不變的圖騰。

藝術可以溝通兩地,可以很敏感,可以政治,可以人人參與。除了香港城市的對比,年青的女藝術家對「普世價值」對不同人的定義亦很感興趣。形式仍是一對一,這回是錄像,波蘭人與香港人就甚麼是自由的「對話」。現在不少香港人對打壓自由,對23條立法對自由的威脅,充滿恐懼。灰記站在細小的藝廊,看著字幕,聽著波蘭語和廣東話自由發揮。忽然想到,這位年青藝術家不須經審查的創意,對自由理所當然的擁抱,只是近二十年的事。而波蘭這個民族,自從十八世紀開始,就不斷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和佔領,只曾在1918至1939年實現短暫「民族自由」,成為獨立國家。但1939年德蘇簽署秘密協議,波蘭再次被瓜分。二戰後它淪為蘇聯衛星國,正如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時,蘇共總書記布列茲尼夫所講的「主權有限論」,即「社會主義」陣營以「整體」利益為依歸,每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受此限制(蘇聯當然例外)。波蘭人要到1989年後才取得「民族自由」。

當然,對於「馬列」左翼,這種自由是「偽自由」,是資產階級自由。的確,作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環,波蘭人受到經濟金融動盪,資本剝削,要面對失業、貧富懸殊、經濟不公等問題。但波蘭人於1989年後,以普選方式向蘇式「社會主義」說不,這是波蘭人民的自由選擇。個體自由的保障,雖然不全面,但的確是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大進步,亦是「社會主義」國家至今仍未兌現的承諾。當然這些自由亦非資產階級自願施予,而是人民不斷爭取才可實現。諷剌的是,資產階級保守右翼,同共產黨國家一樣,經常以國家和社會利益為藉口,侵蝕人民自由。例如英美及中國等,以「反恐」為名,不知做了多少嚴重侵犯人權的事。

面前的年青波蘭朋友給灰記很強烈的感覺,他們珍惜自主自由,反對不合理的干預。好像另一位青年男藝術家,很驚嘆香港「無微不至」的管理主義,即在商場、街道、公園及其他公眾地方無處不在的不准和限制告示,畫了一幅叫「人人有權」的壁畫,表達對這個城市過份管理/限制,包括對選舉權的限制的異議。對灰記這類早已不滿香港的管理主義的人,會對壁畫的一些口號法發出會心微笑,例如「人人有權闖入」、「人人有權投票」、「人人有權不握扶手」、「人人有權做小販」、「人人有權吸煙」……

除了波蘭朋友的創作,也有香港人的創作。他們都曾於一月到波蘭交流。其中一位的幻燈show,要揭露香港政府的所謂資訊,很多時只是宣傳口號,蠱惑市民。例如香港鄰近大亞灣核電廠,理論上政府有應變措施,但原來這位朋友讀到的所謂政府資訊,並非根據核漏露的嚴重程度,指導市民step by step的應變方法,而是要市民相信政府有能力作出應變的宣傳單張。這位朋友很幽默,他把零三年以「掃把頭」形象出現葉劉也放進幻燈show 。了解零三廿三條立法風波的人便會有回會心的微笑︰這位當年的保安局局長,不是大大聲說市民放心,放長雙眼相信她,廿三條立法不會剝奪市民自由。幸好市民沒有上當受騙,超過五十萬人上街,譬要捍衛自由,結果自由黨在強大民意下「醒覺」,放棄支持政府,廿三條立法才告失敗,香港人暫時幸保自由不至大倒退。

同樣有關自由與抵抗的作品來自灰記的好友,她把木綿花套上透明膠袋,再油上黑墨汁。好友坦言對三月廿五日極為失望,覺得是黑暗的一天,生怕香港的自由從此陷入衰落,雖然這種衰落短時間未必顯露。她解釋說,喜觀木綿花的光彩、筆直、堅挺,它代表了香港的「精神」、或說得太多了的「核心價值」?好友說希望它能代表這個城市的生氣,但這種生氣已被困,被朦朧。她還作了一些詩,稱作「自由嗎?」︰

變天後的朋友來看我們變天

白區漸紅  靠紅  更紅

325689  再加23

其實,我們魔幻不起

天堂、地獄和

七百萬人的人間,就

在小豆裡

面書是一個世界

高登是一個星體

茶餐廳別名避護場

蘭桂坊現售歡樂

廣東道可能是全中國最自由之境

看不見所以存在

冷漠是最禮貌的對待

不屑是相當溫柔的照顧

早上的眼淚沾不上晚間的嘻笑

晚飯的浪語蓋過午飯無聲的喘息

遊客努力切割時間

時間急速抱離歷史

歷史逃離現場    早早

朋友問,你自由嗎?

手腳答︰還可以

鼻子說︰沼氣蔓延,恐懼跟火藥微笑

眼睛忙於搜索狼群以日積的密算去盤結關係的秘道

耳朵靈動願能分辦權力的氣根在空氣的各種擺動

咀巴耐不住了,叫嚷︰誰是朋友我還是懂

腦袋最後說︰

只要扺抗仍是選擇,我自由。

對波蘭的朋友,「染紅」是童年往事,是上一代的事。此刻,她/他們的香港朋友,對正在加速滲透的莫名的「紅」,有莫名的感受。波蘭的過去,香港的明天?太想當然的聯繫?也許不是,波蘭人經歷了三百年被外來勢力指手劃腳,最終憑不屈不撓的扺抗運動,掙脫極權帝國的「紅色」枷鎖。香港人沒有爭取「民族自由」的「硬道理」,卻有扺抗宗主國侵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合法權利」,不管是怎樣形式的,甚麼層面的扺抗。選不選擇扺抗,也許端視大家對自由的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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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布掩蓋紅色「國徽」下沉思

三月三日市民短暫佔領政府總部,有一個可圈可點的小環節︰一些遊行人士用一幅大型黑布遮蓋政總大樓,象徵政府黑箱作業。曾經有一段短暫時間,黑布遮蓋了那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顛覆」意味更濃。可能由於此一動作對中共的挑釁味道太突出,黑布很快便離開那個大紅徽。

望著那個聲稱代表十三億中國人的徽章,站在旁邊的灰記不期然想到個人與國家,人權與公權的問題。特別香港不少人其實並不認同中共這個「國家政權」,又可以如何在中共不斷宣傳「愛國愛港」,以及動輒抨擊一些港人「反中亂港」中自處?

說到這裡,灰記想起一位傳統「愛國」陣營過來人,幾年前被中共以「間諜及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判刑五年,後來假釋回港的程翔。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千日無悔  我的心路歷程》,不少記者同行都爭相訂購,灰記是其中一人。

顧名思義,這書講的是他的寃獄歷程。這本書其中一個特點是內文不多,附錄反而佔很大比重。灰記看了內文,未細讀附錄,老實說,感到有點失望,可能灰記希望多了解他如何因為牽涉中共高層鬥爭,成為政治犧牲品。不過,此書只簡單說可能因為他寫的兩三篇文章「累事」,遲些有機會再著書講這方面的問題。換言之,此書主要講幾點︰以自己經驗,講述對中國司法及監獄制度的看法,以及講自己如何在監獄自處及信奉基督教的過程。

但無論如何,程翔作為一個北望中國的「愛國」香港人,他的遭遇仍然值得香港人深思。程翔並非第一位被中共判刑的香港人,三十二年前,劉山青因為到大陸探望民運人士,被中共判刑十年。不過,當年他並非如程翔的愛國知識份子,而是信奉托洛茨基主義的理想主義青年,希望「共產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而正因為他當時是中共長期妖魔化的「托派」份子(近年中共官方才有限度「平反」「托派」),當年香港「民主派」主流沒有聲援過劉山青,為他奔走的是一些沒有宗派主義的社運人士及「托派」人士,也有甘浩望神父,與今日程翔同獲泛民及建制,甚至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懷不可同日而語。而劉山青亦是一條不折不扣的「硬漢」,把牢坐到底也拒不認罪和認錯,的確是「香港人的驕傲」。

然後,三十年前,傾向自由派的《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亦被誘往北京,以「間諜罪」判刑十年,隨即假釋於北京。據說也是黨內鬥爭所累,而他亦是程翔的前輩,老一輩愛國知識份子。然後他的兒子,已故的羅海星,於八九年因為參與營救民運人士,被捕判刑五年,後來九十年代初,一向「務實」的英國人想打開中英外交悶局,為英國利益盤算,於是首相馬卓安訪華,會見那個劊子手李鵬,但不能完全沒有半點「人權」要求,於是順帶提出釋放他這個「香港仔」(這是羅海星生前親口對記者說的)。中共為了打破「六四」後被西方杯葛的困局,同意他保外就醫。

羅海星同他父親有點不同,他於文革期間回大陸讀書,親睹中共權鬥之荒謬,滿口革命道理背後並沒有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對中共更徹底幻滅,少了他父親那份「苦戀」。最主要的分別是他覺得可以理解台灣人為何要自決要獨立,他父親便堅決反台獨。說起「苦戀」,程翔在書中講起文革後興起的傷痕文學,特別提起白樺的《苦戀》中的名言,「你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你嗎?」相信這種「苦戀」及劉賓匯所講的「第二種忠誠」,是不少「老愛國」的寫照。

再回到程翔的書,灰記不知這是否世代問題,但看到程翔寫道︰「……當被問到這是否一件寃案,我說︰『個人寃屈事小,重要的是國家要有進步。』這不是我故作高調,而是我在獄中已形成真心的想法。」總覺得難有共鳴。灰記倒不認為這是否高調的問題,而是「認識」的問題。為甚麼現在全球有識之士都把人權看得很重,強調不能以國家之名肆意剝奪人權?而中國人在過去幾千年,特別在過去六十年,被以「國家」和「革命」之名剝奪人權,甚至生存權者不計其數,教訓不可謂不大。

要糾正這種以國家之名行壞事之實的情況,即符合現在聯合國人權公約(程翔在書中亦有提過)所提倡的,全世界所有人民都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個人受國家機器加諸的寃屈一點也不事小。從另一角度看,現在中國不計其數的上訪事件、維權事件,絕大部分不也是為了個人寃屈伸訴,希望中共起碼尊重其訂下的法律法規行事。在灰記眼中,就是每個上訪者,每個維權人士為自己為他人的寃屈向當局「討公道」,這個「國家」才會有進步的希望。

因此,程翔的寃獄並非小事,正如每個上訪者,每個維權者的個案都不是小事。灰記早前在報紙上看到,已退休的前人大代表,已故作家冰心的女兒吳青接受採訪,為自己被官方視為刁民感到自豪︰「有的領導說我是個刁民,因為我懂自己的權利,我按法律爭取自己的權利。事實上每個人都應該這麼做。」

當然,比起那些被制度打壓得透不過氣的黎民,吳青亦屬「權貴」階層。但她沒有因為中共「恩賜」人代資格而唯唯是諾。報道指她年輕時經歷過反右運動和文革,性格敢言,退休前擔任人大代表 20多年。 1988年北京市人大代表會議上,她反對政府官員、法院、檢察院系統幹部參選人大代表,投出大會僅有的兩張反對票。她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刁民,民眾要共同推動中國走向民主、自由和法治。

所謂刁民者也,就是要不遺餘力的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利,不能令自己有半點寃屈。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進步,是否文明,其實沒有甚麼奧秘,一般平民百姓是否受到「公平」對待,是否受到法律保障,是否經常感受到寃屈,已經是量度的標準。當然,「家國情懷」、「愛國知識份子情結」,人各有志,每人的心路歷程不同,灰記也無意抹殺程翔的赤子之心。但現在中國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社會的進步從捍衛自己的權利開始,中國過去鼓吹的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意識形態原來只是奴役人民的「鴉片」,觀乎此,不免感到程翔的剖白有點「腐儒」的味道。

雖然如此,程翔同那些因為個人利益而不願脫隊的「老愛國」,或為了「撈嘢」的「新愛國」相比,仍然值得尊重。因為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愛國而「包容」中共,對中共的專權腐化時有強烈批判。在書中,他亦提出一些發人心省的統計及分析,例如他指出中國95%的判案都是被告承認「犯罪」,而非因為客觀證據入罪。而中國的司法制度與絕大部分文明社會不同,人家是無罪推定,即是檢控一方要以證據去證實被告有罪,而中國是有罪推定,要被告去證實自己無罪。加上中國由共產黨掌控國家機器及司法系統,刑警為了「完成任務」,經常不理程序,威迫利誘、嚴刑迫供在所不免,法庭判案看上級官員的旨意,因此充斥寃假錯案也就不難想像。他就是在不人道的監視居住期間,雖無被嚴刑迫供,但單獨禁閉,心理折磨,加上威迫利誘(早點「認罪」便可早點見到陽光,早點能和家人通電……)等而認罪,都訴說中國司法制度的如何不公不義,如何遠離現代文明的要求。

就是中共這種「無法無天」,香港人必須盡一切可能抗拒。如果說反對「融合」,最重要就是反對中港政治文化的融合,反對「一國」觀念的融合。因此,反曾蔭權「貪腐」是反對特首小圈子選舉選出來的人。除了因為此人對中共唯唯是諾以外,就是因為他無可避免地不斷受中共官場文化的侵蝕,對法治和為官操守缺乏堅持。爭取雙普選就是因為只有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在全港市民任命及監督下,才能抗拒中共的干預和負面影響。

正正因為如此,中共的打手不斷抨擊爭取真普選是「變相港獨」,真正的高度自治是「變相港獨」,因為真正的高度自治在「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中共及其依附者心中就是「抗拒黨中央」和「搞分裂」。但既然中共自己迫於形勢也好,權宜之計也好,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人便要認真地,鍥而不捨把它弄成真實。而真正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建基於一個民選政府及以民主、自由、法治為共識,即所謂普世價值的香港。而這個普世價值的核心,尤其針對「亞洲威權價值」的強大影響力,就是人權的彰顯。

要彰顯人權,這個香港一制必須保證其市民有「不愛國」的權利,為甚麼這樣說?就是針對中國的黨國體制,既然在中國大陸,批評共產黨隨時可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顛覆國家政權」、「洩露國家機密」、「間諜」等罪名,為甚麼還要去愛這個被中共壟斷,幾乎等於中共同義詞的中國呢?

而灰記總認為,香港人若能堅持抗拒中共的「大一統」操作,對內地人,對台灣人,以至對被中共實施種族清洗政策的「少數」民族如西藏人,都是一種道義聲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