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敗之地?(一)

十一月廿二日,公民社會活動頗多,灰記抽空參加了兩個。

第一個叫自由波,在沙田中央公園舉行。據身邊好友說,這種自發玩氣球的活動,是想挑戰香港政府的管理主義,原來是公共空間的公園,康文署經常以影響他人或安全理由,不准這樣,不准那樣,規條多得讓人啼笑皆非,所以自由波上,中文寫上「向規條說不」,英文寫上 Say no to no fun。

上次在九龍公園舉行活動時,盡責的公園管理員不斷向放氣球,玩氣球的人群警告,及宣讀不准主義的公園規條,形成十分趣怪的場面。放氣球、玩氣球究竟有甚麼問題?政府為何要禁止人民在號稱休憩的地方—-公園,做這種休憩活動?

上次灰記沒有參與,這次幫忙為氣球打氣,抽空看了一些有關政改及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沙田公園這次活動沒有受干涉,據報有人先知會康文署。結果,一種結合玩樂和抗議的活動,變成純粹的周日家庭樂活動。

跟著,灰記隨屬於文化界的好友趕往立法會,參與在門前舉行的抗議興建高鐵活動。這個活動除了菜園村村民及社運界朋友,還有受影響的大角咀以及華景山莊居民。文化界人士反而不多(這次活動是由一些文化界人士發起的),立法會議員有梁耀忠及梁國雄。

立法會快將表決高鐵的撥款,但關注高鐵深遠影響的議員極少,要阻止撥款通過,再重新諮詢機會相當渺茫。菜園村的代表看來是對著空氣說話,因為他呼籲立法會的舉手機器,即使不投反對票,也不要投贊成票。高鐵勢將上馬,令灰記想起在沙田中央公園讀過的有關政改和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高鐵諮詢馬虎,與這個四不像的政制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主流民意可能依然崇尚發展主義,有民主未必可以改變興建高鐵的命運,但政府至少不會像現在般專斷跋扈,欺負弱勢,欺騙市民。

一切源於政治。

呂大樂教授在《明報》寫的「我的二0四七」,只寫了上集。對灰記來說,二零四七太遙遠,沒有一個搞政治,或對政治有興趣的人,懂得為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事作舖排。不過,灰記不同意呂教授所講,我們不願意改變,不願意抛棄殖民地的那套制度,因為灰記從來不覺得香港是一個整體,大家可以和衷共濟。香港和任何社會都一樣,有著資源分配問題,有著階級和社會矛盾。

主流不願意,即使包括民主派不願意,也不表示所有人不願意改變社會,所以灰記不想被包括在呂教授的我們內。灰記人微言輕,但在八十年代初在官台工作,有機會轉任公務員時,於筆試不識趣地強烈批判殖民政府專制,希望香港盡快脫離英國人統治,建立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殖民政府固然聽不入耳,當年較開明的中共也未必欣賞港人當家作主這套。

灰記不會將未能轉任公務員一律歸究於筆試,對沒有一條穩妥的公務員謀生路也不覺是甚麼損失,也不會把考殖民地公務員的這個小動作,看成一種抗爭。但灰記不認為自己戀棧殖民管治,不希望社會改變。

不過,灰記得承認,作為關注政治的人,自己沒有為香港的前途付出過甚麼代價。香港從來也沒有人為香港的前途而付出過「血」的代價,頂多進不了建制,或被親建制傳媒臭罵,被中共及其代理嚇唬,或坐牢十多天(如長毛,新進保育人士馮炳德等)。當年左派「反英抗暴」是否屬於為香港付出代價,見仁見智,畢竟那不是本土的自發政治運動,而是受大陸官方指揮的抗爭行動。

有一個香港人確曾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沉重代價,他就是劉山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為了香港和內地的民主前景,與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等聯絡,換來在內地十年的牢獄之苦。但由於他當年屬托洛茨基主義者,八十年代與內地關係尚稱良好的香港民主派主流,未能抛開門戶之見,不願參與拯救劉山青行動,向中共踐踏人權說不。只有少數同情者,如甘浩望神父,如劉山青的托派同志,及一些政治上沒有機心的人繼續聲援,讓香港少數關注的人久不久聽到劉山青在獄中的消息。

劉山青事件,灰記曾受托做一些晒相做海報的跑腿工作,算是略盡綿力。還記得將劉山青的相片拿在照相館做底片,店員認得劉曾在報紙出現,灰記向店員略述劉的遭遇,她作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說大陸政府太離譜。

九零年代初劉山青獲釋回港,民主派主流以司徒華及張文光作代表,到紅磡火車站高調迎接劉山青,很多曾參與營救劉山青的人都覺得十分不齒。張文光特別在《信報》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算是為民主派主流當年的「見死不救」講聲對不起(當然,掌權後的鄧小平對北京之春等的民運人士恨之入骨,即使民主派主流展開營救也未必有結果,但這是道義和是否真的崇尚人權和民主的問題。)

捱過十年牢獄一點不簡單,灰記從心底佩服劉山青。劉回港後繼續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個人得著甚少,相信他也絕不是不願香港改變的人。

有人說劉山青儍,作無謂犧牲。這可能是香港不能改變,依然沿用殖民地一套的癥結所在。灰記以為,香港像劉山青這樣的「儍人」太少,懂得自保計算的人太多,加上英殖民政府為了冷戰需要,以及「光榮撤退」,而把香港「塑造」成共產中國眼皮下的「資本主義明珠」,而共產中國為了改革開放(即是走資)的需要,初期也要利用一國兩制這種一家便宜,兩家著的政策。

因此,在英國的政治需要下,香港人八十年代起,自發爭取民主不用付出「血」的代價,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民主也不用如大陸同胞一樣,成為專政對像,失去自由。不過這種不用付出「血」的代價的代價,是永遠不能當家作主。灰記以為,這是香港不能改變的原因,並不是香港人不願意改變,至少越來越多非建制,非既得利益者,看到香港必須改變。包括十一月廿二日灰記在沙田見到的部分參與自由波活動的人,在立法會門前抗議興建高鐵的大部分人士。

建制派人士,既得利益者總希望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可以理解。但爭取民主的人,爭取香港改變的人,也希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香港原地踏步的原因。(待續)

菜園村,庶民自力更生的最後掙扎?對瘋狂發展主義的最後怒吼?

這群穿綠衣的菜園村村民,當中有不少是長者,他們可能甚少踏足市區,這一天,卻要踏進門高保安多的立法會議事大堂,聽聽房屋及運輸局如何將他們妖魔化。他們是興建高鐵香港段的犧牲者。

果然不出所料,局長鄭汝樺如錄音機般,例行公事般重申政府已諮詢村民,沒有更好的方案,必須犧性這條小村落。憤怒的村民即時反駁鄭汝華從來沒有諮詢過他們,「鄭汝樺講大話」這句抗議聲,換來主持會議的劉健儀下逐客令。

不但如此,被立法會保安驅趕的村民,包括一直投入關注的朱凱迪(被數名保安抬走,從電視直播畫面看,很難確定朱凱迪有高聲呼喊),竟然被抓到差館問話數小時,保釋後還要定期到差館報到,未知會否被起訴。

現在正有網上簽名運動,抗議立法會保安無理拘捕菜園村村民。

原來有條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不容市民「阻礙」議員,而立法會人員竟然有警務人員的權力。

灰記質疑,作為監督政府施政,作為市民代表的立法會,竟然有此惡法對待不滿的市民,簡直荒天下之大謬。先不理那些菜園村村民家園被毀,生活方式被消滅(特別那群長者)應有的憤怒。即使是市民在會堂內喧嘩一下,你立法會主席們驅趕他們便算了,為何還要來一招「拉人封艇」,把他們送進差館,這不是赤裸的威嚇嗎?

為甚麼立法會要比課室還要安靜守秩序,還要嚴厲?為甚麼市民和議員叫喊兩聲就是不可接受的「破壞」行為?怪不得香港的立法會會議是如斯的沉悶,完全沒有半點辯論氣氛,完全不能反映社會尖銳的矛盾。

為甚麼?因為官員歪理不容即時被拆穿,因為議會的監督根本乏善可陳,外界越少人感興趣越好,還是香港人根深柢固的偽理性(其實是一種奴性)?︰

明知立法會是由親建制者把持,所謂審議其實就是為政府的政策護航,小罵大幫忙(劉江華說,高鐵已經講了很多年,不要再爭論,要討論的是合理賠償問題,是典型的小罵大幫忙),最終政府欲通過的法案,欲上馬的工程,都會成事,卻只顧空洞的程序、秩序,任何破壞這些空洞的程序、秩序的行為,亦即刺穿所監督政府的謊言的行為,如菜園村村民的怒吼,都要扼殺。甚至默許立法會成為政府的幫凶,進行「白色恐怖」,把敢於抗議的市民送進國家機器修理。

菜園村的抗爭,意義重大,是關係香港主流的瘋狂發展主義,和多元生活方式的鬥爭,前者佔盡優勢,後者可能只是「垂死掙扎」。不過,天星、皇后抗爭所引發的民間反思,的確已播下種子,被官方以技術理由否決的一萬四千多份反對書,證明越來越多市民開始質疑盲目投入的基建項目。

這種高投入(興建高鐵可能要動用六百多億公帑),效益低(絕大部分市民不會利用這條高鐵往深圳或廣州)的大白象工程,將會如迪士尼樂園般尾大不掉,益了在西九龍總站(高鐵在香港段的唯一一個站)蓋建屏風樓的大發展商,以鐡路站作招徠,天價售樓,袋袋平安,公共庫房繼續為高鐵的超低使用量埋單。亦有人認為收回菜園村的土地其實是為日後新界發展地皮舖路。更有人認為,政府不理效益,誓要高鐡上馬,是為了向中共效忠,因為廣深港高鐵是中央政府拍板的項目。

主流媒體一早已經歸隊,因為盲目發展的基建主義已經深入他們的骨髓。只有個別報張,如南華早報質疑高鐵的效益。菜園村的抗爭自然被排拒於主流媒體之外,剩下獨立媒體不時呼籲市民關注

菜園村村民被帶返警署當晚,有數十人往聲援,當中有當年敢於對抗政府和大財團,反對領匯上市而尋求司法覆核的盧少蘭婆婆。盧婆婆老遠從荃灣走到中環海傍警署聲援,是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庶民自力更生的生存/生活方式,不能再任由政府及財團合謀摧毀。

無論僅餘的村落,如菜園村,僅有的舊區經濟活動,如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日漸式微的社區經濟,包括正在被領匯摧毀的公屋社區經濟,在在都提醒我們,自力更生的生活形態是存在的,可行的,而且讓我們的父母得以養活下一代。

一些被這種生活形態培養出來的下一代,成了政府高官、社會精英後,背叛了這種生活形態,不但背叛,還要親手扼殺。這就是瘋狂短視的發展主義主導下的香港發展故事。

近年香港政府口頭說要環保,要可持續生活。菜園村的自給自足耕作不是環保的典範嗎?公屋及舊區街坊經濟活動不是可持續發展的典範嗎?但只要不符合政府及其所服務的大財團的利益需要,一律要謀殺。

灰記在這裡要表白,灰記也是貪方便的城市人,曾經十分鄙視城市舊區的雜亂,對田園鄉郊更是疏離,認為城市發展是理所當然。誰不想生活環境好一些,這是灰記和很多城市人的邏輯。

然而,當香港的城市發展越來越顯示單調一元的形態(「城堡」式的屏風樓,大型商場一個接一個,進駐的都是熟口熟臉的連銷店時),灰記越來越領悟,所謂多元現代的口號的空洞︰如灰記這類中產城市人,每日趕著集體運輸系統上班下班,進出大型商場,大型超市,每日的生活經驗早已由大財團這些big brothers所支配,而那些所謂社會專業精英,只是為這些big brothers所壟斷,內容單一貧乏的生活形態包裝一下。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 新左的前輩馬庫沙(Herbert Marcuse)所講的「單面向」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在廿一世紀的香港中產階級中比比皆是。問題是我們這群打工奴隸的不自覺,繼續為這個單一制度奉獻畢生血汗,阻止任何其他可能性,就如主流港人盲從立法會如小學課堂般的議事規則一樣。

都是曹仁超講得最赤祼,他是「單一面向」社會的「站著茅廁不拉屎」的「小頭目」,意即早出道,早炒股炒樓「成功」,騎著一大堆人「上位」,這些人早已不思考,也不容許別人思考其他可能性。當然這些人可以作威作福,壟斷上層,壟斷話語權,我們這群害怕轉變的中產「單面向」人,亦負有積極追捧,或被動默許的責任。

領匯上市的教訓,舊區重建的教訓,以至今次高鐵撞毀菜園村的教訓,會否令更多人覺醒,加入反對官商壟斷的瘋狂發展主義行列,灰記不敢盲目樂觀。不過,灰記敢斷言,由這群「站著茅廁不拉屎」的社會精英,在金融、地產大財團的利益主導下,繼續瞎指揮,再多興建幾條高速鐵路、公路,再多摧毀幾個村落公路,再多「重建」幾個舊區,只會令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缺乏人性,越來越令人疏離,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One Dimensional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