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思維與敵我思維—中共的「內外交困」

日本將以新指南指導國防戰略。所謂新指南是針對中國軍事「擴張」的防衛部署,被中方指為新的冷戰思維。

說到軍事擴張,戰後以至現在最窮兵黷武的莫過於日本的盟友美國。美國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大贏家,其軍事、政治、社會的影響力遍及全球,蘇聯解體前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可以抗衡一下。戰後歐美的民權運動興起、福利社會讓人民生活有保障,或多或少與民間左翼思潮,以及建制要與「社會主義」競爭有關。

曾經見證過蘇聯解體的英國左翼政治活躍份子Tariq Ali,寫了一本小書叫THE IDEA OF COMMUNISM(《共產主義的意念》),當中提到蘇聯自斯大林死後,由布里茲尼夫(Brezhnev)當蘇共總書記,被中國批評為修正主義(revisionism)的「超穩定」時代,普羅市民,特別工人,的確能過著「生活無憂」的日子,物資短缺及要排隊購買食物是事實,但不用擔心失業及饑餓貧困也是事實(當然,蘇聯的體制仍是極權主義,依然壓制言論表達自由,但思想上的禁制已不如斯大林時代的得心應手。此外,官僚的特權與腐敗亦令人民不滿,亦埋下蘇共滅亡的種子)。一些原先比蘇聯更先進的東歐集團國,如東德、捷克,以至波羅的海三國等,人民的生活比蘇聯更豐裕。

面對這樣的競爭,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自然要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福利主義盛行,年青人一代不少更受共產主義、左翼思潮影響,反叛建制,希望建立公平公義的理想新世界,可惜東歐陣營的體制太僵化,提供不了思想的養份,也沒有太多可借鑑的地方。他們轉而向古巴的哲古華拉和中國的毛澤東尋找智慧,不過,古巴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亦非理想,特別後者更乏善足陳。

「社會主義」理想的「虛幻」,敵不過資本主義的現實。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要向資本主義學習,美英兩個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資產階級,覺得對工人階級讓步太多,率先「起事」,列根及戴卓爾夫人強硬統治,國內大行新自由主義,大力削減福利,賤賣公共資產,即所謂私有化政策,全面向商界財團傾斜,從此,基層甚至中產過著動盪不安的日子;對外要壓倒蘇聯東歐陣營,與最終擁抱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暫時結盟。一九七九年,中國入侵越南,兩個原「社會主義」盟友反目,讓美國從越南撤軍的「屈辱」中得到一點安慰;然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和美英等聯手杯葛八零年莫斯科奧運會(老實說,當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跟美國現在佔領阿富汗如出一轍,前者獲親蘇的阿富汗共產黨政權「邀請」,維護「革命政權穩定」為名;後者扶植親美政權,以「反恐」為名。只是美國卻能脅迫盟國派兵奉陪,中國以及俄羅斯等只能默許美國的霸權行為罷了)。

話說回來,蘇聯的「全民社會」和中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沒有讓人民當家作主。缺乏人民的授權及監督,政權容易腐敗墮落。禁制人民言論思想自由,亦令社會和經濟一潭死水,令人民越來越不滿。加上美英列根(列根之後布殊延續,布殊之後克林頓亦奉行新自由主義)及戴卓爾夫人(她之後,無論保守黨還是工黨,均走右翼自由主義之路)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顛覆」,蘇聯東歐終至變天,即所謂「復辟」資本主義。

中國其實亦在「復辟」資本主義,只是不准人民挑戰執政共產黨的絕對權威,把敢於批評中共的學生和支援他們的人民,用軍隊鎮壓掉。二十年過去,全世界在新自由主義「蹂躪」下,開始反思經濟動盪、貧富懸殊惡化的原因,歐洲國家的中產階級普遍走向右傾、排外,新移民/ 基層成了經濟不景的代罪羔羊,一個又一個的右傾政權勝出,如英、法、德…等。美國的奧巴馬「新政」換湯不換藥。反而美國的後園—-拉丁美洲,人民相繼選出較照顧基層利益,較捍衛公有資源的左傾政權,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拉圭…等。但總體而言,由列根、戴卓爾夫人啟動的,敵視基層及工人的惡質資本主義當道。

與之相呼應的是美國(英國跟在後面呼喊)在全世界的戰略部署,在歐洲拼命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版圖,以制衡俄羅斯。在東北亞則繼續其圍堵中國政策,日韓是十分重要棋子,日本的新指南應是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亦即是中國作為日韓以至美國的廉價工廠的價值越來越低,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威脅越來越大,因而產生對中國的防範。

中國官方新華網反駁日本的中國軍事威懾論,指「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無意也不對任何人構成威脅。」

「按人均計算,中國軍費也只有日本的7分之1,而中國的領土面積幾乎是日本的26倍。」

「日本的這種思維錯位正是西方社會一些勢力緊抱「冷戰思維」不放的表現。」

的確,曾經侵佔中國,為眾多中國人民帶來災難的日本,今天說出中國軍事威懾的話,確實有點刺耳。不過,資本主義的遊戲是競爭、掠奪,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因亦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競爭、掠奪。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參與了競爭、掠奪的遊戲,即使如何韜光養晦,也不免露出鋒芒。中國在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中的所作作為,除了不侵佔人家的領土,跟以往帝國主義者究竟有多大分別?

俄式及中式「社會主義」實驗暫告失敗後(Tariq Ali的小書指,歐洲的資本主義要經過幾百年的拉扯才戰勝封建主義,中間曾經歷帝制復辟,一些基本人權如婦女及少數族裔投票權,要到十九、二十世紀才實現。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幾十年歷史,而且不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俄、中的失敗便宣判社會/共產主義死亡,未免過於武斷),的確沒有了道德感召,失去了話語權。

所謂歷史發展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今天俄式及中式「社會主義」被唾棄,如果中共黨人依然相信共產主義理想,便必須反思這個聲稱解放全人類的政治體制可以如何達至?正所謂end does not justify means(不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正是中共一直以來的「革命實用主義」,即最重要是奪取政權維持政權,實踐的是那碼子的社會主義不打緊,人民生活是否過得好不打緊,曾經許諾的民主、人權、自由是否落實不打緊,導致中共喪失民心,對內對外,只能以龐大的軍費和維穩費支撐大局。

害怕失掉政權所造成「草木皆兵」的心態,動輒把批評者/異見者定性為敵人,輕則監控,重則收監,讓中共政權變得極度被動。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是顯著例子︰如果說西方社會要以他們的價值「強加」中國,這是因為中共提供了太多「彈藥」給他們;如果說劉曉波言論親西方,這也是中共的高壓統治以及對他的迫害讓人投向西方懷抱。中共以軍隊鎮壓學生平民,以公安秘密警察監控打壓人民,即使如何聲撕力竭說自己愛好和平,也必定被別有用心者,如日本右翼政權「抹黑」成對外軍事擴張。

中共要化被動為主動,唯一方法是積極回應《零八憲章》的訴求,積極回應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陳述。換言之,中共所提倡的「和諧社會」必須建立在同人民大和解的前提上。大和解意味和人民在平等的基礎討論如何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大和解亦意味官僚特權和利益會損失相當一部分,這亦是中共官僚利益集團的死結所在,要官僚們讓利等於要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讓步,殊不容易。問題是拖延下去,最終可能導致另一次更大規模的「六四」屠殺或暴力的「亡黨亡國」,導致官僚們政權失落後利益特權盡失,甚至被憤怒的人民清算。

只可惜據聞中共未來執政者,以習近平為首的太子黨死硬集團,將不惜一切維護這個父輩打下來的江山,中共對內對外可能更為強硬,令美日等別有用心者更有機可乘。

和平獎、Sophie scholl和大國的倔強

電視瑩光幕播出熟悉的映像,一齣幾年前在戲院看過的德國電影《蘇菲最後的五天》(Sophie Schol—Die letzten Tage),牽引著灰記的心神。電影台編節目的人在這兩天選擇重播這齣電影,很可能是呼應十二月十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

這齣電影改編自納粹德國的一件真人真事,德國年青女子Sophie Scholl,以及她哥哥Hans和一位友人Christopher Probst因在大學散發反戰傳單,於一九四三年被捕判極刑。電影故事講述Sophie她們被捕後至處決短短五天的心路歷程。他們自己和另外三人組成秘密組織「白玫瑰」,目的是喚起更多德國人以非暴力的消極扺抗形式,推翻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因為假若法西斯德國戰勝,將為世界帶來不可估量的災難。

令灰記特別印象深刻的,便是在納粹人民法院,Sophie和Hans的自辯。人民法院主審法官Roland Freisler以教訓語氣,指他們發表反希特拉和反德國言論,辜負了國家的裁培。不過這個少年時跟很多德國少年一樣,參加過納粹少年團的大學生回應說,希特拉正帶領德國人走向窮途末路。法官用更嚴厲的語氣指當大部分人為祖國努力效命,前線的將士正為國家奮勇作戰,他的言論不負責任。Hans反駁說,他曾在前線服役(當醫務兵)半年,知道戰爭的驚人破壞,對無辜生命的摧殘,德國亦無可能戰勝英美和蘇聯。「你沒有去過前線,但我有。」

當法官指他的言論會受到人民唾棄,他們的陰謀不會得逞時,Hans說,如果你和希特拉不害怕我們的言論,我們現在便不會在這裡。當法官最終宣判他叛國罪名成立,要接受問吊時,他勇敢地回應︰「今天你可以吊死我們,明天你將被吊死。」

比Hans年輕三年的Sophie亦一樣勇氣十足。她對法官說︰「無論如何,總要有人帶頭。我們寫的和說的是很多人的心裡話。他們只是不敢說出來吧了。」稍後,她向法官直言,「你明知戰爭己告失敗,你只是不願意面對。」

被判死刑後,她從容就義︰「如果沒有人為正義而犧牲,正義又怎能彰顯。在這美好、陽光燦爛的日子,我要離去。但如果有更多的人醒覺,起來行動,我的死又有何足惜!」

這三個青年,被判決後當日隨即被處決。如果他們沒有被處決,會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八年前(一九三五年)他們的一個被囚德國同胞,記者及和平主義者Carl von Ossietzky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至死也不獲准到挪威領獎。)

這場審判,亦會否讓人想起劉曉波的審判,或是那他篇「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香港電台《鏗鏘集》於十二月十三日播出「我沒有敵人—劉曉波」)

灰記不想把當代中國跟納粹德國比較。事實上,劉曉波比Sophie Scholl他們幸運,不至於被問吊,反映時代的進步(但這個進步也不是很遠的事,中共統治前三十年被迫害至死的政治犯不計其數)。當代中國經濟強大,而當時的納粹德國已成強弩之末,本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個國度。偏偏兩個政權又總是有那麼多可比較之處。

譬如Sophie和的哥哥Hans在納粹人民法院(中國也叫人民法院),向主審法官說︰「如果你和希特拉不害怕我們的言論,我們現在便不會在這裡。」是的,一九四三年的納粹德國已逞現敗象,整個國家只能靠謊言及高壓統治,包括剝奪人民的言論表達自由,苦苦支撐下去。這些勇敢的青年人敢於說出真話,是垂敗的納粹當權者所畏懼,千方百計鎮壓這些言論合乎他們的思想邏輯和心境。

今日中國不是在國際社會舉足輕重嗎?為何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微不足道」的言論如臨大敵?即使是起草和「糾集」別人簽署《零八憲章》,也是憲法範圍內的表達自由。歸根究底,只能理解為害怕劉曉波及《零八憲章》。但為何一個正登上世界舞台的國家跟一個敗像已逞的國家,對自己人民自發的言論的處理手法如出一轍,只是懲處的力度輕重不同?

灰記認為Sophie和的哥哥Hans說出了真理。難道劉曉波也是說出了中共不願面對的真理?我們看看劉的最後陳述︰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難道就是害怕人民的選擇,才不願讓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表達自由?難道就是害怕人民的選擇,便容不下不同意見?難道這個逐漸強大的國家,政權是建立在浮沙之上,只能倔強地支撐大局,受不了半點風吹雨打?

說到不同政見,不得不提一下香港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他在議會辯論「釋放劉曉波」議案時說,他十分尊敬劉曉波先生的人格,雖然未必認同劉曉波的政見。梁國雄是托洛茨基/共產主義者,他沒有明言自己對崇尚自由主義的劉曉波政見上有很大矛盾,但他接受了言論自由的真諦,就是讓所有不同的理念、政見均可以公開發表,接受討論和批評。

梁國雄早前到挪威奧斯陸的中國大使館前,領頭高呼「釋放劉曉波」,正蘊含著兩個政見不同的人,在人權和言論自由立場上的一致。

當然,長毛也只是中國特區下的一位議員,是中方定性的反對派,但他好歹也是一個共產主義信徒。內地還有一些依然信仰共產主義的體制內外人士,深受極權主義之苦,也不再認同文字獄的統治方式。

「公道自在人心。」還以為這是劉曉波的發言,原來是早幾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的在記者會的說話。她在十二月十日頒獎禮後發表書面聲明︰「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人利用諾和獎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司法主權。這一正義立場得到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重要國際組織理解與支援(灰記按︰全世界國家及組織數以萬計,最後不派代表觀禮的國家只有二十個)。」

「事實充分說明,挪威諾委會的決定不能代表世界大多數人,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偏見和謊言站不住腳,冷戰思維不得人心。這場政治鬧劇絲毫動搖不了中國人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一些人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

無獨有偶,當年的納粹德國不但禁止任何德國人領取諾貝爾獎,亦猛烈抨擊諾貝爾和平獎,還運用其影響力,令挪威朝野對是次和平獎保持距離。例如挪威國王哈康七世拒絕參加和平獎的相關典禮。挪威保守派報刊《晚郵報》(Aftenposten)批評Carl von Ossietzky是攻擊了自己國家的罪犯。

今日中國指西方國家欲藉和平獎干涉內政。強大的國家希望把持國際事務,影響別國的行為。特別超級大國的霸道的確令人不忿。美國便經常被國際正義人士指摘。不過,在發展中國家以至發達國家影響力日增,逐漸強大的中國其實也不例外,中國這次要求各國不派代表出席這次和平獎頒獎禮,不也是干涉別國的內政嗎?

日前看了一篇名為︰「中國又要"韜光養晦"」的文章,作者為曾任《深圳法制報》編輯,現居美國的大陸經濟學家何清漣。這位熟悉內地政權運作的經濟學者,指中國有十年後取代美國的「雄心」︰

「今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佈《中國公眾和在華外國人士眼中的中國國家地位觀》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是,10年後,中美兩國仍是全世界的主要領導力量,其中有過半被調查的中國公眾認為中國會超過美國。這項調查借了民意調查的殼,用的只是"超過美國"而非"稱霸世界"這鋒芒畢露之詞,但官方以10年後的"世界第一"自居之態隱然若現。」

作者指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被官方網站轉載的一篇重要文章「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旨在安撫別國,並非永遠不變的國策。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四字箴言」,其實內有玄機︰

「只是"韜光養晦"之策的名聲並不太好,即使中國外文出版社也譯為"to conceal one’s fame and ability";"temporary retirement to bide one’s time before going on the offensive",即在時機尚未成熟時,最好先隱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適的機會。」

也許十年後,中國已能超越美國,可以有更大的發言權,但如果中共不履行自己的憲法,尊重自己的承諾,中國人民沒法享受基本人權,即使中國在國際上可如何頤指氣使,但其言論將如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般蒼白無力,甚至被世人恥笑。而劉曉波以及Sophie Scholl等光明磊落的言行,將被世人懷念。

空椅子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香港時間晚上八時舉行,中環遮打花園數百人看大瑩幕直播。有線電視直播台及網上有直播。相信大陸政權會千方百計阻撓任何網上有關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消息,有心的網民想會千方百計的翻牆圍觀。

灰記抱恙,沒有到遮打花園,在家中看直播。最醒目是台上劉曉波的肖像,以及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阿格蘭身旁的空椅子。阿格蘭的致詞除了向劉曉波致敬,指他沒有犯罪,令人聯想起南非的曼德拉外,其實已十分照顧中國政府的感情,表揚中國的經濟成就,只是苦口婆心的勸導中國政府尊重基本人權,成就必更大,對世界和平必有重大貢獻。

阿格蘭又舉超級大國美國為例,指美國常被批評,包括入侵越南以及國內的人權狀況,例如有色人種的次等待遇。六三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時,美國的白人主流社會並不認同,但他相信獎項目對美國有色人種的抗爭是一種鼓勵,令美國逐步邁向種族平等(灰記認為離邁向種族平等還有一段距離)。他亦批評美國以自由為名,利用反恐踐踏人權。

他這些說話明顯是要中共明白並非只針對中國的人權狀況,頒獎給劉曉波是要中國政府正視其簽署了的兩份國際人權公約,既然已接受了普世的人權觀念(灰記聽過溫家寶講過中國認同普世價值),必須身體力行,不能再以言入罪。只是中國政府並不領情,繼續抨擊諾貝爾和平獎是鬧劇,頒獎給劉曉波是干涉中國內政。

頒獎禮的高潮是阿格蘭把獎狀放在空椅子,然後六十年代挪威著名女星,演過瑞典名導演英瑪褒曼不少電影的麗芙烏曼,以英語朗讀劉曉波在審判時只能朗讀四分鐘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看她聽她控制得宜,卻不乏感情的表達,把一篇原已十分有感染力的平和呼聲,發揮得淋漓盡致,令不少在場者以及在電視旁的灰記動容。典禮簡單、莊嚴,亦很平易近人,充分顯示這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國家的高度文明。

挪威入夜後群眾和平示威,要求釋放劉曉波(國際特赦照片)

附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耳蝸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自由、和平、民間社會—被背叛的承諾

互聯網傳遞一首改自《國際歌》的《自由歌》,同一首音樂,配上不同的歌詞

誰來高舉自由的火炬?
誰來召喚那熱血的心?
顫慄的羊羊何時奮起?
劃破長夜的沉寂。
多少次被雨打風吹去,
嘗盡了恐懼的淒厲。
多少次命運瀕臨絕境,
前方埋伏汹湧的危機。

喊出自由的聲音,
信仰滲透到背脊。
洗浄大地污泥,
讓奮鬥的成傳奇。
拱起悲愴的良心,
自由公義在崛起。
衝破黑霧萬里,
將血淚都耗盡。

這首由關注底層民眾的大陸維權人士楊銀波,於十二月七日錄製而成的作品(音樂取自唐朝樂隊對《國際歌》的搖滾演繹),獻給十二月十日的「人權日」,「為了那些追求自由,捍衛自由卻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歷史上、當今的、未來的人而寫。」不過,這首搖滾樂已被大陸的網站刪貼封殺。

封殺的原因不言而喻,十二月十日「人權日」,是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日,身在獄中的得主劉曉波固然未能親自領獎,他的太太劉霞被軟禁,身處大陸的所有被邀約觀禮的嘉賓全部失去行動甚至通訊自由,更遑論出境。甚至一些跟劉曉波沒有關係的「敏感」/異見人士同樣遭殃。

共的一次鎖國行動,漠視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把中共認為有麻煩的人鎖於國內。

《自由歌》的歌詞,腐敗墮落了的中共官僚看了,覺得「反動」及「影響不好」也很自然,在「敏感」時刻要把它封殺掉也很自然。只是灰記在想,這首改編自《國際歌》的歌曲,搖滾化後的相同旋律,那些自命共產黨人的中共官僚,是否仍然熟悉,或已完全忘掉當中的意義?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英特納雄耐爾即INTERNATIONALE,國際主義的實現還很遙遠。打倒了舊世界的中國共產黨,卻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利益集團。中共為了抗拒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改變,例如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等的一些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民主的改變,一律打成西方價值觀,把自己及自己所統治的國家龜縮/倒退至只剩下大漢民族主義。

要進一步印證這些離馬克思以至當年歐洲共產主義者的奮鬥十萬八千里的中國共產黨人,只需再看十九世紀末,短命的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後,歐仁巴迪埃所作的《國際歌》第三、四段的中譯︰

(三)壓迫的國家、空洞的法律,
苛捐雜稅榨窮苦;
富人無務獨逍遙。
窮人的權利只是空話,
受夠了護佑下的沉淪。
平等需要新的法律,
沒有無義務的權利,
平等!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四)礦井和鐵路的帝王,
在神壇上奇醜無比。
他們除了勞動,
還搶奪過什麼呢?
在他們的保險箱里,
勞動的創造一無所有!
從剝削者的手裡,
他們只是討回血債。

十九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對勞動階層的剝削是赤裸而明顯。今日中共主導下的所謂「社會主義初階」,其實更類似十九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硬件和城市建設
當然先進很多,但由官僚權貴所操控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跟《國際歌》所描畫的景象何其相似!狄更斯、左拉以至高爾基等筆下的悲慘世界,不正是現在農民工的寫照嗎?

那些富得在瑞士銀行擁有億計民脂民膏的中式資本主義權貴官僚(維基解密資料),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可以「國際化」,但國際主義理想免談,《零八憲章》以至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是簽署國)所包含的普世公民基本權利免談。

臨近和平獎頒獎,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被外國記者問得不耐煩,索性板起面孔訓人,說甚麼休想藉提問詆譭中國形象。又說公道自在人心,國際主流社會不認同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頒獎不能改變劉曉波是罪犯的事實云云。真有大國崛起的氣焰。還是中國千年不散的天朝氣焰?或是自卑又自大的表現?

雖然仍然強制大學生修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這個天朝不敢再仰仗馬列主義,不敢跟隨前蘇聯設列寧獎般,設馬克思、毛澤東、甚或鄧小平和平獎抗衡諾貝爾獎,反而求救曾經被他們打倒的「孔老二」來挽回天朝些許面子。當年緊跟中共的前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劉銳紹,便在《明報》大批這種為我所用的無恥作風︰

北京搞孔子和平獎,再一次呈現出地地道道的為我所用、政治私利壓倒一切、任意扭曲歷史和真理的霸氣。這令我在腦海中即時跳出1973年發動的瘋狂大批判情景——排山倒海的「批林批孔」運動,把孔子批判得體無完膚,說他是「頑固的維護奴隸制的典型反動代表」,並稱讚秦始皇    消滅儒家學說、「焚書坑儒」做得好。那個火紅的年代,幾乎令天下人都相信孔子是個大壞蛋,我當年也參與其中,批判過孔子的一些主張(例如「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但我後來在學習班裏提出「孔子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因此被認為「思想有問題」、「劉夫子保護孔夫子」。我在新聞界的別名(夫子),就是這樣得來的,不是因為我有孔子的學養,而是因為我與孔子同樣思想不純。

我深深記得,當年人們批判「孔老二暴政不仁」,並舉「孔子殺少正卯」為例,大書特書。如今,舉辦孔子和平獎的人則稱讚孔子宣揚博愛,遠勝「製造炸藥來為人類作出貢獻的諾貝爾」,所以諾貝爾不配有和平獎。這種無限上綱的說法令人強烈感到文革鬥爭意識的嚴重後遺症。諾貝爾發明炸藥,原意是為人類發展著想的(開山劈石不需浪費人力),但後來被人用作其他非正當用途,怎能以此貶低諾貝爾和平獎的價值呢?而且,中國人早在唐朝就發明火藥,成為中國「四大發明」之一,這樣能否說中國人不配有和平獎呢?

劉銳紹所講那個舉辦孔子和平獎的人,可能就是評委會主席譚長流。此人的水平,跟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姜瑜不遑多讓,充滿大漢沙文義,或曰天朝意識,說甚麼中國十幾億人,幾千年文化,有詩經、楚辭,挪威幾百萬人的小國怎能指指點點。

不過這個「孔子和平獎」也真搞得一塌糊塗,得獎人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其辦公室說不知情。然後連戰沒有出現,便不知在那裡找來一個六歲女孩代領那十萬人民幣獎金。

當然,為了對應諾貝爾委員會的非官方性質,這個孔子和平獎評委會也聲稱是「民間組織」。只是,對「國情」稍有認識的人,也會清楚,沒有官方的祝福(背後策動),涉及和平獎這樣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活動,沒有一個「民間團體」可舉辦得起來。果然,發出採訪頒獎禮邀請函的正是文化部。

 

除了「民間」孔子和平獎,中國駐挪威機構亦發動當地華人「自發」抗議劉曉波獲和平獎。如此種種急就章的舉動,以及氣急敗壞的言論,似乎看不到大國的自信和從容。而內地的真正的民間聲音不是被封殺,便是只能在小範圍的網絡流傳。而中共最新的氣急敗壞舉動是禁止六人或以上聚餐,以防有人為劉曉波「飯聚」。

 

當年巴黎公社及《國際歌》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工人翻身,公眾積極參與管理的社會仍未出現。但當中所追求的言論表達自由、輿論監督、平等投票權等公民權利,已被越來越多的社會所接受。拉丁美洲「落後」國家一些左翼政權,如委內瑞拉、波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均由人民用選票推舉上台。委內瑞拉的查維斯政權雖然推行了不少有利基層民眾的政策,受到歡迎。但當他提出總統終身制,並付諸公投,眼睛雪亮的人民亦以選票向查維斯說不。

 

西方價值不適合中國那套辯辭已變得越來越蒼白。況且,中共未執政前也曾信誓旦旦的鼓吹民主自由,並利用民間組織,傳媒宣揚其政治主張,抗衡國民黨獨裁統治。

 

因此,今天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那張空椅子,象徵的正是中國人被背叛了的承諾。

誰是異見者

經常批評自己政府的美國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早前訪問中國,受到歡迎。中國官方媒體因其反美國政府立場而歡呼,甚至稱他為最偉大的異見者。香港主流媒體對喬姆斯基及左翼觀點沒有興趣。只有屬於非主流媒體,對中國持批判態度的《開放》雜誌,刊登了大陸異見人士余杰對喬姆斯基的批判文章,《西方左派越過文明底線》。由中國的異見者批判美國的異見者,相當有趣。

灰記在談論余杰的批判前,先引述喬姆斯基在訪華前接受《南方都市報》訪問時對異見者的看法︰「每個社會都有異見者,他們在社會的邊緣,批評權力的運作,試圖找出制度的本質,呼籲道德和正義。這樣的人通常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懲罰。在一些社會他們被謀殺,在另一些社會他們被送去監獄,被排斥邊緣化。他們從來沒有受歡迎過。如果哪個異見者在自己的社會中非常受歡迎,那麼你應該懷疑他。」

不知道余杰是否同意這個講法,但他批評喬姆斯基以異見者自居,「但是,他難道不知道自己最受中共當局的歡迎嗎?對這種歡迎他毫無驚惕和和反思。對在美國媒體上廣泛報道過的劉曉波因言獲罪的遭遇,他不聞不問,不是偽君子又是什麼呢?真正的異見分子不是喬姆斯基,而是劉曉波。」灰記溜覽網頁,似乎真的看不到喬姆斯基對劉曉波,以至中國異議者有過任何關注和評論。在這點上,灰記同意余杰所講,如果自認異見者,應該對全球異見者的命運有所關注。

灰記總認為,西方的左翼人士,對美國及歐洲(主要是西歐)二、三百年來對全球侵略,殖民統治,以至軍事政治和經濟支配,感到悔疚,真心希望受西方壓迫的民族可以獨立自主。中國在一些西方左翼人士眼中有一定「魅力」,所謂「一窮二白」的中國要走自己的路,獨立於美歐支配的世界秩序,就算現在走資也不是對美歐唯唯是諾。他們欣賞持獨立意志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點中國做到了。更重要的是,他們總寄望有不同力量,可以突破美歐支配的世界大局。所以對劉曉波、余杰以至很多中國異見者崇尚他們揚棄的西方世界觀,不會認同。

但不認同還不認同,作為左翼人士,為的是追求讓更多人,特別窮人,享有尊嚴的生活,享有民主自由。 中國的異見者無論如何不合左翼人士的胃口,至少是作為民眾,爭取說話的權利,向權力說不。他們的爭取自己權利的同時,也是在擴闊民眾的空間,在一黨壟斷高壓和權貴支配所有資源的現實下,絕對有進步意義。中國異見者的孤獨與苦難至少應受到喬姆斯基的尊重。說過異見者會被謀殺、判監、邊緣化的他,沒有主動提出對中國異見者的看法,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不過,喬姆斯基對美國的批判,仍然值得參考,並非如余杰所說,只擁抱獨裁政權。

灰記自命左傾,「啟蒙」之後,對美國政府在全球指指點點的霸權氣熖非常反感,從七十年代中留學外國時已有閱讀這位美國左傾教授對自己國家猛烈批判的文章,對他揭露美國「把玩」被視為自己「後花園」的拉丁美洲印象深刻。

那個時候,灰記有不少來自拉美的難民同學,不少是逃避智利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的迫害,訴說受虐的親身經歷,這些同學均認為自己已算幸運,很多人被殺害了。皮諾切特是在美國撐腰下以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統阿倫弟,只因為阿倫弟左傾,實施對窮人較有利的政策,觸動了美國財團及當地權貴的利益,而阿倫弟最終亦被殺害。亦有來自阿根廷、鳥拉圭的同學訴說因為批評政府受迫害而逃亡,當中有些曾受酷刑,而這些國家當時是被美國稱為民主的友好國家。因此,當余杰批評喬姆斯基擁抱獨裁政權,其實有欠公允。

當然,喬姆斯基對赤柬的「辯護」,歷史證明了他的錯誤。如果他沒有認錯,確實又是一重大缺失。喬姆斯基以至很多左翼人士均曾說過,西方傳媒在資料上一般不會弄虛作假,但有選擇性。但赤柬為了「共產主義」實驗,百萬計人民喪失性命,沒有任何可辯護的餘地,余杰罵他罵得對。灰記當年也為赤柬辯護,被朋友指極左,缺乏人道精神。朋友的指摘現仍銘記於心。

其時中共為了牽制親蘇的越南,支援赤柬極左政權,亦要間接為百萬計死者負責。當然,對中共政權來說,自己治下死數千萬「同胞」也沒有認真懺悔,死二三百萬柬埔寨人又算得了甚麼。但美國亦有以化學武器及秘密轟炸,造成的人命傷亡及後遺症,西方主流傳媒卻少有報道。這一點恐怕余杰未必了解,了解多了,也許會對美國介入印支半島是為了捍衛自由世界這些口號多一點思考。

即使作為異見者,喬姆斯基也不會把美國體制抨擊得一無是處,值得中國的黨國人士深思︰「這個體制有很多好的方面,我們在保護言論自由方面是領先世界,這是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這個選舉制度本身充滿瑕疵。」他所指的選舉制度的弊端,就是基本上意識型態類近的民主共和兩黨壟斷選舉,兩黨背後有不同財團的利益。總統參選人都是要服膺這些利益才獲青睞。換句話說,中國是赤裸裸的權貴太子黨壟斷權力,美國的是資產階級壟斷權力。當然形式上,中國政府的認受性不能跟美國相比。而形式也會影響到內容,就是人權在美國的確得到較大保障。但普羅市民的聲音仍然缺席。

喬姆斯基又舉南美玻利維亞為例,指該國的總統選舉,能牽動以原住民為主的廣大低下層民眾積極投入選舉過程,爭論政策和議題,最後選出一個來自基層的原住民勞工當總統,這才是對普羅大眾有積極意義的民主。也許中國的自由主義異見者並未必認同這種民主觀,余杰亦指喬姆斯基指中國雖然沒有制度形式上的民主,但社會層面上有不同程度的公眾參與,並非事實,是討好中共的說法。但左派老學者能在中國的媒體談論不同形式的民主選舉,始終可讓大陸民眾開闊眼界。

中國的異見者深受「左」毒之苦,對西方左傾異見者批判自由主義,認同中國某些成就,不以為然,甚至反感,也許是人之常情。灰記以為,即使要清算「共產主義」的害,也要思考一下為何美國在世界很多地方不受歡迎。另一方面,那些把喬姆斯基看成同路人的黨國主義者,會否思考,為何這位說了很多美國政府不中聽的話的學者,沒有受到迫害,甚至他被不滿他言論的人威脅時,政府派拆彈專家為他拆開懷疑郵包炸彈,保障他的生命安全,而不是把他扔進監獄?

為了說話的尊嚴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確也令很多中國人不高興,特別那些依然迷信「以黨治國」,「亡黨便亡國」的黨族主義者。這些人在內地固然一大批,在香港也不缺席。灰記便聽過電台聽眾以極端陰謀論看劉這次得獎,又是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的那套,說頒和平獎給劉曉波等同「五胡亂華」,只因為《零八憲章》提過要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

那位香港觀眾的「五胡亂華」說,一些希望自決的「邊區」民族如維吾爾人及西藏人聽到未必不高興,至少證明新疆和西藏並非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其實,這個黨國的老祖宗毛澤東在抗戰時期也曾說過,日本亡了中國沒有甚麼大不了,這個是蔣介石的中國,不是廣大人民的中國,日本滅了蔣介石的中國,我們再把日本人趕走。只是毛澤東滅了蔣介石在大陸的黨國,並沒有建立廣大人民的中國,而是繼續黨國體制吧了。所以並非西方「亡我之心不死」,關鍵是亡了誰的中國。

依然堅持一黨壟斷的中共,看見別人把和平獎頒給因為反對一黨壟斷而被他們監禁的人,並呼籲釋放這位得獎者,自然十分不爽。因此外交部再三批評道,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人權事業不斷進步,得到國際廣泛認同。一些國家的政客藉機對中國說三道四,不僅是對中國司法不尊重,而且令人懷疑他們的真實用心。

其實,人家從來沒有否認中國是經濟強國大國,只是中國國民活得不像有尊嚴的大國公民吧了。當然,比起中共前三十年,特別文革時期,現在的確有進步,不用擔心「說錯話」隨時被抓去勞改,甚至賠上性命,不過仍要被監視居住、軟禁甚至監禁,劉曉波以及眾多良心犯便是活生生例子。

然後英文版的官方環球時報網站亦登出社論,指責諾貝爾委員會,繼八九年頒和平獎達賴喇嘛後,再頒獎給劉曉波,是對一個三十年來濟及社會進步最顯著的國家,再一次展示它的傲慢及偏見;又指無論是劉曉波抑或達賴,對中國近幾十年的和平及成長,都無作出任何貢獻。委員會已淪為反華工具,鼓吹中國分裂、甚至瓦解。完全是上綱上線的陰謀論。

香港一位大學講師寫了一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致在港內地留學生》的文章,提醒大家切忌用陰謀論看事物。未知那些黨族主義者是否看得入眼?

對中共及黨族主義者來說,劉曉波自然是「罪犯」,而且是「十惡不赦」的「罪犯」,所以把人家收監還嫌不夠,還要用毛澤東時代盛行的「鬥垮鬥臭」技倆。香港中共喉舌《文匯報》有署名李然的文章《探頤索隱:港人所不知道的劉曉波另一面》,目的就是要「搞臭」他︰

「劉曉波在內地的同輩人中是不受歡迎的。其原因並不完全是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而主要是他對李澤厚先生的批判和對中國文化的謾罵。縱覽古今中外,像劉曉波這樣鄙視中國人種、肆意醜化中國文化、公開出賣祖國去做別人殖民地的言論,實屬罕見。」

這些所謂揭露,其實是把二十多年前劉曉波初出道時的一些公開言論進行「大批判」。文章主要引用八八年香港《解放月報》(開放雜誌前身)對他的一篇訪問稿,然後斷章取意。從訪問當中,劉曉波予人相當「狂傲」的形象,對中國的道統—儒家文化作全盤否定。

灰記不打算逐一批駁《文匯報》的文章,倒想反問一句,劉曉波無論如何偏激,也只是表達自己的思想,況且如何面對西方/現代化的挑戰,十九世紀末已開始,有堅持傳統中國文化,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用主義,也有全盤西化的「激進」看法。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早已有人認為中國文化不行了,其中受西方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在蘇聯扶植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是要革中國文化的命,而且不是口講,而是奪得政權後堅決執行,不過這個革命黨同時也要革在中國剛萌牙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命,不容任何異議聲音,無論「封建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不僅僅是口誅筆伐,而是堅決要打倒,甚至要令其肉體消亡﹗「反右」、「破四舊」、「文革」、「批林批孔」,牽連千萬計的人,被迫害至死的人不計其數,被改造成功的人靈魂也被革掉,過程中這個政權也逐漸失掉思想文化。最終變成一個沒有甚麼思想文化的政權,統治一個精神空虛的國家!

劉曉波的言論即使再偏激,也只是八十年代,中共相對包容下,中國知識界希望從毛澤東統治的廢墟中尋找精神出路的一種實踐,而這篇訪問稿也不乏值得細味和嘴嚼的地方︰

「"河殤"在解說詞和畫畫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它提出中國的西化,可今後中國要中化世界。中國人的觀念是:西方強大時,中國人當奴隸,中國強大時,它要西方人當奴隸。這是"河殤"中潛在的意識,如洋務派所說:師夷之長以制夷",為什麼一定要制別人?中國罵別人帝國主義,其實自己最帝國主義。」

……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與革新要從每個人開始,中國打倒"四人幫"之後,人人都成了受難者,或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他媽的,文革時你幹什麼去了?那些知識份子寫大字報比誰都寫得好,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

……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入世的為政治服務的學說,漢代把它變為統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漢代就該死亡了,奇怪的是這麼多年還沒有死亡!不過,它面對新世界已經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歡孔子,不奇怪,因為是多元社會,但是在一元化的社會中,最好的東西也沒用。所以孔子在東西方的意義不一樣,如果中國是個多元化的政體,我不反對別人信仰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當前的中國,你信仰馬克思就等於信仰一種思想獨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論意義。

……馬克思給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協的批判態度。他的歷史主義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則是胡說八道,如他對西方社會結構的分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就太簡單,沒有看到各階層互相制約的關係。嚴格地說,階級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適用了。馬克思的兩分法只適用於專制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只不過是西方傳統的一環,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聖經中的天堂。到摩爾的烏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陽城,到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說這理想明天就會實現:資本主義準備好一切物質條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理想太廉價了。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共產主義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如果說年青時劉曉波「狂傲」地反叛中國文化,反叛中國社會,甚至希望「去國」,仍然見容於「六四」前的政權。今日的他,與其他體制內外的自由知識份子,更關注中國命運,態度變得包容、謙虛(包括對待把他送進監獄的司法公檢人員),為自己為國人的尊嚴,負出沉重的代價。

榮耀歸於人民

「這個獎不但是給曉波的,也是給所有在中國堅持民主、自由、和平的人,所有朋友和所有現在仍在獄中的良心犯。」這是劉霞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說的。在大陸公安押送下,劉霞同她先生會面。她回到家後仍被軟禁,但仍然同香港記者透過互聯網通訊,說劉曉波知道自己獲獎後感到沉重和內疚,自己多年來為天安門母親爭取獲和平獎,反而這獎頒自己。然後說「這個獎是給天安門亡靈的。」因為「六四」死難者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爭民主,付出了寶貴生命。劉曉波並掉下了眼淚!

今屆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不少,包括維權律師高智晟、在囚滋病維權人士胡佳、殘疾維權人士陳光誠、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以及流亡美國的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不知她現在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另外及劉曉波一起被囚禁的良心犯、維權人士還很多。倘若其他幾位候選人中的一位得獎,他們或他們的親人會否說類似的一番話?灰記相信也期望是這樣。

胡佳的太太曾金燕在推特留言︰「記者問:是否覺得劉曉波獲獎和胡佳獲獎一樣?我答:我們分享了他的榮耀。」

曾金燕在和平獎揭曉前在網誌寫道︰「 這幾年每到這個時候總有不少記者聯繫問對諾獎的態度。我始終覺得諾獎離我們的國家或個人比較遠,不是說中國人不可能得獎,而是一個諾獎對獲獎人的命運和中國的社會制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如此悲觀,要改變太困難,唯獨的希望,在於建設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 諾獎是對一個人及他/她代表的群體的工作的肯定,當然很榮耀。但中國人對它的功能的期待,有點太高了。這也難怪,雖然目前中國政治經濟醜聞不斷,但這個龐大的官療僚系統和它綁架的社會依舊鐵桶一般,我們總得一兩個容易看見的出口。」

相信曾金燕和劉霞的心情會很相似,活在這樣的一個國度,而這樣的一個國度令她們最親愛的人被無理監禁,令她們要長期忍受分離及擔心愛人在獄中生活之痛。倘若胡佳獲獎,劉霞也會說我們分享了他的榮耀吧!

因「六四」事件坐牢,現在無官一身輕的鮑彤說劉曉波獲獎他很高興,還說︰「每一個公民不要忘了自己的責任,要加倍努力使中國早日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成為一個他的政府對自己的法律和中國的公民負責任的國家、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國家。 」

是否需要看重和平獎的意義,各有不同想法。不過,灰記以為,很多人祝賀劉曉波獲獎的同時,不會認為這個獎只是頒給劉曉波,更覺這個獎可令嚮往民主自由的中國人凝聚起來,增加動力。不過,流亡美國的一些民運人士,卻原來對劉曉波獲獎不以為然,甚至提出反對。曾有近廿名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分別在今年三月及十月先後兩次聯名致函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反對劉曉波獲獎。信中表達了「不同意劉曉波為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合格候選人的意見」,所持理由是,劉曉波去年在北京法庭審訊中,發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不但「為中共的監獄美言」,還「稱讚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不顧事實地公開讚揚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的行為,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信中最後表示,「劉曉波這樣一個有極大爭議性的人物,已經不具備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應有的道德形象和感召力」。

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更說,夠格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有「好幾萬」,其他人都比劉曉波有資格獲獎,他認為劉曉波會得獎,是因為他是願意和北京政府合作的溫和派。 不過,這個「溫和派」在「六四」後進進出出監獄,現在還要面對漫長的牢獄生涯。

提起魏京生,灰記也有一件往事要再三述說一下。話說七十年代末西單民主牆被取締,短暫的北京之春告終後,魏京生被控以「反革命」罪,被中共當局監禁了十八年,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標誌性」人物。當年身在外國的灰記受毛派思想影響,雖然覺得判刑過重,但對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不認同,說了一句他是「反革命」,被一些同學批評為極左無人性 。

相信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人,沒有人會抹殺魏京生的貢獻。灰記八十年代回港後,亦見證不時有人為釋放魏京生,以至王希哲等而發聲,不過今天的名字換了劉曉波,胡佳等而已。如果說民主運動是一場漫長的抗爭,不同時期總有新的面孔,以中國嚴酷的政治現實,每一時期總有不同的在囚異議人士。

和平獎如果是一種榮耀,應該歸於參與過民運,以至近年興起的維權運動的所有。套用左翼喜歡用的一句口號,「權力歸於人民」,這個榮耀也應歸於人民,包括六四死難者,包括天安門母親,包括異見者,包括維權人士,包括上訪人士,包括豆腐渣工程受害者,包括被剝削的民工……。

「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魏京生這句直刺鄧小平神經的話,灰記至今仍然記得,魏京生當年的洞察及勇氣絕對值得欽佩。但今日他因為不滿劉曉波獲獎而指劉「 對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態,對其他受苦的反抗者有更多批評。」 未免過於刻薄。劉曉波至少同他一樣,因為發表言論被專制主義者囚禁。

劉曉波希望以理性和平非暴力方式改變中國的專制統治,在宣判前的最後說話指自己沒有敵人,讚賞大陸監獄人員對他的態度,是出自他的要揚棄敵我思維的善意。可能有人會認為話說得「過了頭」,但絕不應解讀為替中共塗脂抹粉。再說《零八憲章》很多建議不是同魏京生他們當年的民主訴求吻合,是北京之春,以至八九民運的延續嗎?

灰記不想用中國人「自私」/「門戶之見」去解讀民運圈子內的「反劉」聲音。反而期望劉這次獲獎,能令經常予人「內耗」感覺的海外民運圈子多多反省自己的角色,如何進一步同大陸零八憲章和公民維權等運動加強溝通聯繫,共同迫使中共早日放棄專制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