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代的腦袋

中國向諾貝爾評審協員會施壓，謂如果頒和平獎給《零八憲章》主要起草人劉曉波，便是對中國人民不友善，影響中挪關係云云。中國否認施壓，但外交部發言人說劉曉波是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頒獎給他違背諾貝爾和平獎精神。對和平亳無識見的中共官員，幾時學懂了諾貝爾和平獎精神？

老實說，灰記對不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否「實至名歸」有相當多保留，例如去年獲獎的奧巴馬所代表美國的對外政策，實質跟小布殊時代沒有原則性的分別，仍是強權主義，仍要稱霸世界。但無論如何，評審委員會是由獨立人士組成，很多時均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甚至一些極具爭議性的結果會導致評審委員憤而辭職，例如1973年頒獎給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及越共領袖黎德壽(拒領獎)，便導致兩名委員辭職。換言之，不管你是否認同委員會的評選結果，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不是在壓力下作出決定，中國的警告可以休已。

這個和平獎「風波」，內地一些異見人士翻牆透過推特談論，香港亦有傳媒關注，港台的烽煙節目《自由風》在九月廿九日傍晚便展開熱烈討論。有聽眾說中國現在這樣強盛，為何這樣害怕一個劉曉波；有聽眾聽了客席主持劉佩瓊說不覺得劉曉波有多麼偉大，值得拿這個獎後，反駁說，孫中山起初被稱四大冦，毛澤東被稱為毛匪，但兩人都成了開國領袖，歷史會公正評價劉曉波(灰記相信劉曉波不會有興趣跟上述兩位相提並論，因為不想重蹈民國及「共產」中國專制獨裁下人道災難的覆轍)。

而灰記最感興趣的是那位客席主持，「貴為」全國人代的劉珮瓊女士，透過電話對接受即場採訪的《零八憲章》其中一位簽署者，北京維權律師浦志強的窮追猛打。其實縱觀憲章，不外呼籲執政當局落實憲政，尊重人權法治，結束一黨專政的威權政治。至於如何逐步推行政改，責任應落在依然大權獨攬的中國共產黨，劉人代卻偏偏要追問浦律師如何具體執行《零八憲章》的內容，旁邊的主持吳志森替浦律師解說道，憲章只是對民主、人權、自由的一個願景而已。

的確，簽署《零八憲章》的人來自不同領域，不同階層，包括體制內(也包括如灰記這類在兩制「蔭庇」下的港人)，是催促執政共產黨正視中國急須改變的政治、經濟、社會現實的一個共同宣言，並非一個政黨的黨綱，或行動綱領。其實劉人代問早了，如果到了起草和簽署憲章的人，當中有人有興趣組織政黨而可以在大陸公開活動而不受打壓，即中共願意開放黨禁的時候，問組黨的人如何改革中國才有意義。但我們這位港區人代不但要追問，還問浦志強，憲章內說中國政治改革已不能再拖延，你們有甚麼具體行動？還嫌劉曉波一個坐牢不夠，要拖浦志強下水，也「犯」一個「顛覆政權罪」，心腸未免惡毒。幸而吳志森可能感到這問題不好回答，說今日不討論這問題，便掛斷電話。劉人代還心有不甘的說為甚麼不討論，要討論討論。

灰記倒要質問這位不知如何被選的香港人民代表(請注意，她並非民選的香港立法會議員，而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如果真的希望多些人討論《零八憲章》，為何不建議在人大會議討論？事實上，這應該是如她這類人民代表的天職，如果她不認為自己是政治花瓶的話。當然，她亦心知肚明，如果提出這建議，一定被中共整治，這個人民代表的「光環」很快便沒有。前港區人代李鵬飛便是說了中共不中聽的話，失掉了這個中共賦予的「光環」，不過樂得暢所欲言的自由。

如果劉女士真的相信討論這個憲章很重要，被禠奪人代資格又如何。如果憲章可以討論，劉人代對中共判處起草的劉曉波十一年徒刑又如何看？敢於為他的言論獲罪「仗義」奔波一下嗎？所以劉人代(不知她是否中共地下黨員)以及她的「老闆」中共，其實都不敢討論《零八憲章》，連「以理服人」的臭罵《零八憲章》也不敢。無他，又是中國國情複雜，中國不能亂，要耐心等待，要慢慢來自欺欺的那一套 ，歸根究柢，共產黨不能丟掉江山，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化石思維吧了。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如劉佩瓊這類坐到中共認可的人民代表位置者，在關係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問題上，腦袋又除了跟著中共走，豈會轉變。而「生死存亡」在心目中沒有人民的授權概念的專制者眼中，永遠就成了政權能否千秋萬世的問題 ，即不能執政便等於亡黨，亡黨便等於亡國的無賴邏輯。

誠然，劉曉波在劉人代眼中絕不是甚麼偉大的人物，然而劉曉波不斷為自己的信念而不惜身陷囹圄，少一點大無畏的勇氣也堅持不了。至少比那些思想與行為被名利所驅使的人代們高尚不知多少倍。灰記未必完全認同劉曉波的所有觀點，但無論他是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的和平抗爭精神絕對是典範，亦是這個依然橫蠻的政權所不能毀滅的時代精神！

要歸順的循序漸進，還是要揭示專制本質的原地踏步？

「不要說我在此作出驚人的預測，實際上泛民主派多年來的吵嚷是為香港政治的民主進程幫倒忙。他們的所作所為，提高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警覺，認為如果不能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將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十分不利。」

中共地下黨的其中一位元老吳康民又發炮了，以上的一段話刊於九月十四日《明報》論壇版，題為「吳康民﹕『泛民』對政改是促進還是促退？」的文章，抨擊泛民總辭爭普選的做法。這段話可能道出了中共以及它的追隨者的心聲，民主只能是走過場的形式，關鍵是被選的人，無論是特首還是議員，都是要信得過的人(特首必定是，議員起碼要過半數是，越多越好)。

中共建政前，一方面與國民黨打內戰，爭天下，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傳媒宣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中共席捲大陸前夕，與各民主黨派合力制訂《共同綱領》，此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最根本大法。大法第十二條對政權產生的規定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间，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机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這就是六十年前中共對全國人民的民主承諾。當然，歷史證明中共赤裸而粗暴地破壞自己的承諾。 越來越多歷史資料顯示，於一九三四年遵義會議後，逐步在中共黨內掌權的毛澤東，從頭到尾都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爭取民主是口號，打內戰奪政權才是核心。

 毛澤東的中共和他的繼承者，與獨裁蔣介石的國民黨都不相信民主，不願接受人民監督，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是天大的謊言。所以每次中共說某某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其實只是傷害中共的感情，同理，愛國就是要愛黨國不分的中國共產黨，這點再多說也嫌「長氣」。

 所謂「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說穿了就是要一個愛中共，起碼聽中共話的特首，和一個識時務的立法會。換句話說，有志角逐特首、立法會議員的人，都要想清想楚，我是否「阿爺」接受的人，怎樣才令阿爺接受。至於那些選民，在投票時也要想清楚這個特首候選人是否中央接受(對不起，相信中共不接受的人不可能成為候選人，如果有普選形式的話)，想清楚這個立法會議員是否識時務者，不「忤逆」「阿爺」(不過，現在長毛、毓民等逆反份子都選了入立法會，增加直選比例並非形式，而是有中共不能控制的後果，所以立法會普選是更遙遠的事)。

要大陸民主黨派及人民歸順，中共很在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把黨外批評聲音消滅，把民主黨派完全壓服，收編在中共的體制下當花瓶。但在全世界越來越重視人權、民主、自由的今天，在一國兩制，中共暫時只能間接操控的香港下， 要民主黨派和香港人乖乖歸順，對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來說，畢竟是新生事物。

二零零三年，中共希望藉廿三條立法，在法律上規限港人的自由，包括中共心目中的逆反組織活動空間，從而令歸順的過程快一點。但出乎意料之外，港人作出強烈反彈，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遭遇一次滑鐵盧。

二零零四年，立法會直選議席已循序漸進地增加至一半，再循序漸進地增加直選議席，中共恐怕不能間接操控立法會，因此當機立斷，不惜踐踏自己一手制訂的《基本法》，火速叫停立法會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違反自己曾經作出的承諾，如同違反自己在《共同綱領》作出承諾一樣，拖延真正意義的普選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原因是香港人「養唔熟」。

「實際上，中央是希望泛民主派在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進步中逐步採取合作態度。12年來，中央已經有幾次開放泛民主派議員去廣東和四川參觀訪問，同時也就在於觀察民主派的變化。但觀察的結果，是收效甚微。公眾對立法會的運作也表示失望，這從民調中對立法會和某些議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可知。」

 中共與其在港代理人經常一廂情願，要民主派「識做」，「聽聽話話」，「好好睇睇」。老實說，很多民主派亦天真地表現克制，即使不是「聽聽話話」，也盡量做到「好好睇睇」，政府拿來的法案，民主派的主流基本上都捧特區政府場，絕大部分都贊成通過。

吳老說公眾對立法會運作失望，恐怕有更深層的原因，就是立法會根本廢了大半武功，對政府監察只淪為口水戰，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這是中共一廂情願，企圖將他們在大陸「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即黨和政府主導一切的那一套，拿來香港，但畢竟土壤不同，變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把這一切都算到民主派頭上，顯然不符合事實。

「2005年的大進一步的政改方案，被泛民綑綁式的投票加以否決，連所謂「煲呔針」都被綑綁。功虧一簣，終於只能原地踏步……

「我過去是不抱樂觀態度的。認為既然2005的方案都被否決，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政改過渡方案為泛民接受。而且根本上泛民並不想通過任何過渡方案，只一味想使特區政府難堪。

 「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

 「一個可能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會因而提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將不會取消。另一個可能是，人大常委會乾脆推遲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理由是既然沒有中途方案，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普選必須推遲。 」

這幾段是全文的玄機，在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心中，所謂循序漸進，其實是天荒地老的進程，零五年比雞肋還乏味的政改方案，在吳老心中原來已是大進一步！其實零五年的方案，是計算建制派可以獲取更多議席而設計出來的方案(功能組別由區議會互選立法會議員，在現時委任議席及鄉事派的當然議席滲進下，建制派幾乎可以穩奪全數五個新增議席。)

灰記敢斷言，以後如有循序漸進的方案，也是以建制派，即是歸順的人獲得更多議席來作主要考量，如果泛民不願墮進陷阱提出反對，便要負上原地踏步的罪名，此乃吳老心中進一大步的政改方案的「陰毒」之處。不單如此，中共更可名正言順的繼續拖延普選，就如吳老上述的scenario。

當然，泛民總辭、變相公投的搞作，最終可能得個桔。但對民主還有多少祈盼的人，參與其事最重要是表達一種憤怒，至少要讓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知道，不要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在香港還有自由的空間，表達對高度自治的堅持是應有之義，而這種高度自治只能在真正普選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才能實現。

而內地開始有人提出回到《共同綱領》，要求中共兌現早已封塵的承諾，他們不想做順民，但他們這樣做，隨時會招致牢獄之災。

 

在香港，不願做順民的人依然有免於牢獄風險的表達機會，輕易放棄的話，對自己，對內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是一種「背叛」。

 

七一再出發

六四晚會出席人數破紀錄，身邊好友談起七一也多了一份冀盼。灰記在想，即使有十萬或更多人站出來，中共和特區政府亦早已心裡有數，他們的策略一定是「處變不驚」、「處驚不變」，一於當大家冇到，繼續磨平多數港人政改的意志。

他們說，不是講了最早於一七年普選特首、二零年普選立法會。既然是最早，自然有種種理由可以不那麼早。況且普選在中共眼中是可以隨便解說的玩意，「開國大典」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由此而衍生的第一部憲法)，早已白紙黑字的寫道，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五四年成立，理論上全國最高權力機構)由普選產生，幾十年來，何曾兌現。到時候，有心護航的人自然會懂得「創意」地將普選的意義解釋掉(其實早已有人提過功能組別也是普選，以及均衡參與等「高論」)。

所以很多人(包括灰記)從來認為香港的政治改革與大陸的政治改革是分不開的，所以六四與七一也不能分開。曾經有泛民大姐天真地相信河水不犯井水，還說只要對大陸事務保持緘默，不沾手支聯會及六四晚會，中共便沒有藉口干預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政制發展。但事實證明中共不但要干預，而且鉅細無遺，由人大釋法叫停循序漸進的政制發展(即零八年立會選舉不能增加直選比例)，以至區議會親中共/權貴陣營的協調。所以這位大姐近年又參與六四活動了。

其實七一的意義不在於只爭朝夕，也不在於為泛民抬轎，而在於顯示本地民間社會的「養唔熟」，不輕易被那些「和諧社會」、「愛國愛港」 、「大局為重」、「復興中華」的強勢意識所壓服。所謂「養唔熟」不外是一種自主的公民意識，況且真正意義的「港人治港」還未落實，必須堅持。這種真正意義的「港人治港」一定與大陸真正意義的人民共和國最終交融。

六四之後，大陸的政治改革進程停滯不前，官商權貴巧取豪奪至令社會矛盾日深，民間的抗爭無日無之，維權事件層出不窮。對維權人士的支援及關注，港人義不容辭；堅持自主意識，堅守中國境內難得的自由空間，對不平之事揚聲，對弱勢聲援(如聲援被港府/地產霸權支配的廣深港鐵路侵奪土地的菜園村居民)，也是自命進步人士應有之義。

此乃六四、七一精神的延續，也是對鼓吹「愛港不要批評特區政府」「愛國一定要愛中共壟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再出發宣言》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