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 War

高舉Class War—階級鬥爭的紅橫額,年輕人再起動,遊行至金融、地產財團集中地中環示威。他們是回應那個資產階級二世祖,不懂民間疾苦的唐英年的「訓話」,所謂80後「剛愎自用」、「車毀人亡」等胡言亂語。

超過二百人不純然為了唐英年。因為除了唐英年,還有梁振英,甚至范徐麗泰,他們當中誰做特首,都只會聽命於北京及那個主要由財團、服務財團的專業「精英」、傳統政治勢力所組成的選委會。他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回應壟斷資本、公共資產私有化、貧富懸殊等對基層市民,甚至對大學畢業生也極為不利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

示威者直面大地產商為主的資產階級財團—遊行到幾個大地產商的總部,以及服膺他們利益的特區政府—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高唱《國際歌》,向資本主義全球化說不。這些青年是不折不扣的左翼。在香港這個迷信「自由經濟」以及恐共(但擁護中共走資)的社會,這種「較大規模」的自發行動,亦屬罕見。

 

六七年「反英抗暴」的反殖運動由中共在港代理動員,少了民間自發色彩。

就灰記所知,除了六七年的傳統左派「反英抗暴」,挑戰殖民統治集團的權威外,標榜反資本主義的左翼行動不多。而六七年「暴動」雖有客觀背景,如殖民高壓統治及勞工階層受壓迫,但香港左派人士主要接受中共指揮,並非純然的本地自發反抗殖民資主本主義運動。隨著中英商談香港前途,隨著中共在香港的代理浮面,隨著傳統左派變成建制,左翼運動基本沉寂。

 

灰記從外國留學畢業回港後,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傳統左派陣營聽命於中共只同英政府商討政權交接的政策,除了擁護香港回歸,已放棄反資反殖。受傳統左派影響及動員的「國粹派」青年也因為大陸「四人幫」倒台,鄧小平要向資本主義學習而失落的失落,「走資」的「走資」,不少成了今天建制及上層社會人士。

屬少數派的「社會派」青年,不少畢業後投身社會,部分思想上仍「反殖反資」,繼續關心社會,為基層弱小爭權益,參與/推動社會運動,但只能改良社會。他們部分投身議會政治,組織政黨,但為了順應主流溫和保守心態,不敢稱左翼,甚至服膺自由市場制度。只有極個別的「激進」人士如「長毛」梁國雄繼續「反資反殖」。

而後殖民地香港雖換了宗主國,「殖民」資本制度不變。地產金融掠奪更變本加厲。而資本全球化所造成的金融動盪,大財團雖有受衝擊,但有政府注資托市助他們「甩身」,承受經濟動盪苦果的是廣大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

「抗議政府救市不救人」,「長毛」等「激進」人士於九七金融風暴後高呼反政府口號,由起初被邊緣化、被醜化,到後來「長毛」高票當選立法會議員,似乎透視越來越多基層甚至中產市民,對政府,對現存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有所不滿。隨著貧富懸殊越來越誇張,窮人翻身無望,「仇富」情緒益增。其實「仇富」是階級鬥爭的另一個說法吧了,獲制度和政府傾斜的大資產階級貪得無厭,利益不斷受損的便是那些制度上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基層市民。

正如左翼青年的遊行聲明所言︰

我們認為唐英年將當前社會矛盾約化成「80後青年剛愎自用」,其實是有意將傳媒焦點錯置、將社會積累已久的階級矛盾轉化成青年人與其他世代的矛盾。這是為了粉飾不公不義的政府,以及政府與大財團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事實上,唐英年及特區政府一直都是為資本家服務,其政策是絕對傾向上層社會的利益,包括取消遺產稅、減紅酒稅、薪俸稅及利得稅等等。

在官商勾結制度下的香港,已成為發達經濟體系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各大財團的企業董事均可獲超過10%加薪,但基層工人加薪幅度卻只有1至2%,甚至凍薪,連通脹也追不上。財團肚滿腸肥,基層勒緊肚皮,特區政府責無旁貸!

在地產霸權下的香港,恒基地產、新鴻基地產、新世界發展、信和置業和長實,五大地產商合共所持有的土地儲備,總數超過政府3倍。土地供應不足是掩人耳目的謊言,現實是地產商囤積居奇,減少興建住宅數量,抬高樓價,牟取暴利,使香港成為住宅樓價全球最貴的地方,樓價中位數相當於家庭每年收入的11.4倍。特區政府不單減少興建公營房屋,而且縱容地產商投機,包庇之心昭然若揭!

在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的香港,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創出全球發達地區最高的0.434。青年用行動挑戰剝毁削和壓迫勞工及基層的不公不義社會制度,向特區政府吶喊,卻被指責為「剛愎自用」和「車毀人亡」。現實是青年也是受盡苦難的一群,2006年,18至22歲年輕勞工的收入,已跌至只及工資中位數的百分之五十六,迫近貧窮線。但這絕不代表青年「景況差而發難」,反而是即使身陷困境,仍勇往直前向當權者高聲疾呼社會不公。我們的抗爭精神和行動,特區政府不但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還肆意抹黑之,可見特區政府才是「剛愎自用」,而且無可救藥!

……在政治及經濟都不民主的情況下,階級矛盾必然出現,因此要解決問題,必須進行政治及經濟民主化。

左翼青年的五大訴求如下︰

房屋:縮短公屋輪候時間、復建居屋、增建公屋;稅制:改用累進稅、恢復紅酒及遺產稅、新增資產增值稅;教育:落實小班教學、增加大學學額、改革教資會;社福:收回醫改方案、設立全民養老金;勞工:落實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最低工資一年一檢

其實這些訴求只是稍為追近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水平,況且在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改革成果亦受衝擊,人民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受剝奪,要香港這個「自由市場」萬歲的社會「善待」普羅市民,相信非更多更多市民認清香港政治經濟制度的性質,願意起來抗爭才有望迫令政府及財團就範。

如果說現在Class War揭開了序幕,漫長的鬥爭正等待著希望改變社會的青年及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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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英抗暴」與五一六

這事跟五一六投票未必無關,也讓人想起「起義」的問題。

早前商台以數十萬元代價,將廣播時間賣給傳統左派,今日貴為建制派大老民建聯,還包裝成節目。商台中人潘小濤提出反對意見,還指商台六十年代的名主持林彬,因其反共言論被左派暴徒活活燒死,暗批商台此舉「對不起」林彬。

潘小濤發表意見後,受民建聯議員猛烈抨擊,黃定光還建議在立法會討潘小濤的言論,即是要跟他算帳。可見「左派」傳人民建聯越來越覺得自己是統治階層,那種跟中共一脈相承的專制氣熖,不自覺流露。這種氣熖就是容不下不中聽的話,要把發聲的人修理。不過,香港暫時還有相對自由的空間盛載不同意見,民建聯以大陸式統治者自居未能得逞。

民建聯最介意是潘小濤把他們與「六七暴動」,以及林彬之死扯上關係。因為「六七暴動」對親中共陣營而言,是相當尷尬的歷史。對於不敢面對歷史,反思自己所作所為的中共及其「傳人」,很難直面真相,所以只能言詞閃縮。潘小濤已撰文反駁(刊於五月十四日《蘋果日報》)。現引用部分︰

……民建聯與本港左派(港共)一脈相承,而當年本台節目主持林彬先生正是被左派暴徒淋汽油活活燒死。對此,兩位議員發揮其能言狡辯本色。黃定光議員說︰「林彬之死,死於社會動亂」、「我諗當時香港左派未必想置林彬於死,我相信置林彬於死的人,唔係香港左派。」陳鑑林議員則表示,當年暴動死傷的人不只林彬一個,可能還有很多一般市民,「他們都不知甚麼原因死亡,可能因為有暴徒,亦有警察導致的死傷。」

那麼,林彬被誰害死呢?《十八樓 C座為民喉舌四十年》訪問幾位商台老前輩及創辦人何佐芝先生,詳述當時情況;《南華早報》記者張家偉所著《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劉兆佳、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等人寫序),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先生,承認當年暴動是新華社(中共港澳工委)發動及指揮,「這是錯誤的時間發動的一場錯誤的暴亂」。

「六七暴動」,即傳統左派所講的「反英抗暴」,並非一場自發的群眾反抗殖民統治運動。中共掌握大陸政權之後,要收回香港一點不困難,但在長期利用香港的國策下,中共並不希望香港有任何大規模的反殖運動妨礙它利用這個窗口 。但這並不表示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沒有社會不公,沒有政治高壓。

「反英抗暴」便是由港英鎮壓人造花廠罷工事件引發。而諷刺的是,當時對殖民統治最不滿的正是那些左派群眾,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那些左派群眾仇視西方的意識更強烈,他們很多可能並不知道中共長期利用香港的國策,以為「革命形勢」大好,以為澳葡政府向澳門左派屈服,「英國鬼」也強硬不起來。羅湖邊境曾發生港警與深圳民兵的衝突,更令左派群眾以及港共部分頭腦發熱的領導,以為港英真的不低頭便要走頭。

灰記再三強調,這些左派群眾背後有中共在港的龐大機器「指揮」/鼓動。不過,「英國鬼」在香港有軍隊,也有警察,只要中共沒有決心揮軍南下「解放香港」,強硬對付香港左派依然綽綽有餘,而當年香港社會主流在反共意識主宰下,並不同情左派的過激行為。

所謂過激行為,並不是今天社民連在立法會掟蕉,大聲臭罵高官,而是通街擺放真假土製炸彈,造成市民嚴重不便,有些真彈更炸死無辜市民,還有針對林彬的反共言論,向他的座駕擲汽油彈,導致他被燒死。灰記以為,港英殖民政府當年的而且確有鎮壓左派群眾,導致不少傷亡。但他們可肆意這樣做,是因為中共表明不收回香港。而中共香港地下黨(港澳工委)策劃的「反英抗暴」鬥爭,並沒有考慮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反而以為有文革運動處於高潮的祖國撐腰,便能「解放香港」,所以採取不顧人命(普通市民的生命)的所謂「城市游擊戰」策略。

此後,港英汲取教訓,採取懷柔政策,「文革」高潮過後,中共亦不再講「革命」。港共及受其影響的左派群眾不再挑戰港英的管治權威,反而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當中有部分受西方左翼思潮影響,對殖民統治的矛盾作出嚴厲批判,同時對中共獨裁統治開始有所認識。這些籠統被稱之為社會派的學運分子(部分成了現時泛民的骨幹) ,此後試圖推動本土民主發展。然而,在中共明確只跟英國談判收回香港,香港人被排拒其外的形勢下,香港民主進程舉步維艱。

灰記以為港共傳人民建聯以至工聯會諸君如果敢於直面歷史,必須承認當年的舉動是犯了「左傾幼稚病」,令自己與廣大群眾以至社會各階層疏離,甚至站到對立面,而未能讓更多民眾認識殖民統治的禍害。但港共之所以如此「幼稚」,又與緊跟大陸的政治形勢分不開,因而缺乏自主自發的空間。他們的過激行為,有殖民地高壓的原因,也受「文革」激烈的武鬥情緒所支配。

民建聯以至工聯會之所以不能面對歷史,是因為他們跟中共的從屬關係,他們沒有自主自發,以至反思的自由。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們曾經支持八九民運,反對六四血腥鎮壓,但在中共重新統合後,便馬上重歸「大隊」,唯「阿爺」馬首是瞻。他們也曾「盼望」民主,競選政綱曾訂明爭取零七零八雙普選,但中共一變臉便龜縮。這是身不由己的港共傳人的悲哀。

相比港共當年「反英抗暴」的起義,導致人命傷亡,今天公社兩黨的反制度暴力的公投起義,是何等的和平。當年港英殖民統治在中共的盤算下,沒有被徹底清算,官商勾結的制度不公無限期被延續,所不同只是台上由英國人變成中國人。此時此刻,還能夠表達自主意識的香港市民,還有不支持變相公投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