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SCAPEGOAT

反移民、排外,在左翼人士心中是右翼民粹主義的一種。右翼政客/政府經常喜歡利用這種沿自民族主義的情緒,這種情緒一但被擴大,後果是災難性的。當年納綷主義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災難,還有最近挪威冷血殺手的濫殺行為,就是極端白人種族主義的表達,完全失去理性。

灰記年青時曾在外國短暫生活,也深深感受到一個外來者受無形隔離之無奈,之所以稱為無形的隔離,是因為明顯的歧視不多見,但存在與主流社會隱隱然的鴻溝。多得那些左翼團體對非白種人、非當地人的主動接觸關懷,令灰記感受到冷漠社會的一絲溫暖。當時曾發生多次由主流傳媒及右翼政客炮製,歧視和抹黑移民,包括華裔移民的事件,灰記也跟從左翼團體和少數族裔團體上街抗議。

移民、少數族裔從來就是一種scapegoat(代罪羔羊)。每逢經濟不景,他們首當其衝,右翼政客/政府,以至平常以中立平衡自居的主流傳媒便會大肆渲染移民、少數族裔搶飯碗,對福利造成沉重負擔,甚而是罪案率高的成因等的種族主義言論,完全抹殺他們的貢獻。這是資產階級轉移視線的慣用技倆,掩蓋資產階級大財團越來越難以滿足的大胃口,要掠奪絕大部分的勞動成果的事實。所以全世界到處都是推行緊縮開支、削減福利,而不是提高稅率的政策,目的就是大部分工薪階級勒索褲頭,供養越來越肥大臃腫的私人財團,特別是那些金融機構。香港的富豪「肥得穿不了襪子」,這個對平民強大,對財閥弱小的政府,連加徵0.5%公司稅的勇氣也沒有,更是極端例子。

諷剌的是,在香港被稱為「左派」的政黨及傳媒,如中共在港機關報《文匯報》及其外圍組織民建聯,卻扮演了西方右翼民粹主義者的角色,不去聲討地產霸權如何剝奪市民的生計,反而聯同香港政府帶頭製造恐慌,把外傭爭取居港權形容為災難,肆意抹黑外傭為搶福利的「蝗蟲」,甚至說外傭居權官司勝訴,香港將「萬刧不復」。

回想當年中共「與亞非拉人民在一起」的理想主義口號,不禁令人唏噓。今天中共的同路人 卻為了迎合了主流港人骨子裏的種族主義和自私心態,做著相反的事 ,只能以角墮落來形容之。

猶記得九九年終審法院判決爭居權人士勝訴,民建聯及《文匯報》等打出審批單程證並非單純香港內部事務,逼迫港府提請人大釋法。而董建華亦沒有智慧和魄力解決多年來港人內地子女來港定居的問題,還提出167萬人湧港、蠶食福利、搶奪飯碗的「蝗蟲」論(後來證實是謊言),以觸動主流港人骨子裏的排外及自私神經。當時社會那種對港人內地子女的謾罵、抹黑,灰記記憶猶新。

正如天主教樞機陳日君所言,要挑起人們自私的劣根性十分容易,要引導公眾擁抱社會公義、人道價值困難得多。因此,連泛民(除個別議員外)這些口口聲聲爭取公義的政黨,都不敢公開為居權人士說公道話,只有個別團體如天主教教區堅持社會公義,協助居權人士。而短視的政府、民建聯等建制派政黨和主流傳媒,更只會選擇迎合,甚至挑動人們自私的劣根性。九九年居權事件造成的社群分裂、法治受衝擊,是難以彌補的惡果。

十二年過後,這種自私心態變本加厲,民建聯和《文匯報》,看到協助外傭居權官司的律師之中,有一位是公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便如獲至寶,大肆抨擊公民黨「禍港」,煽動市民攻擊公民黨,又再次率先破壞法治,要求人大釋法剝奪外傭居港權。泛民(包括公民黨)亦不敢理直氣壯的指剝奪外傭居港權是赤裸裸的歧視,支持外傭爭居權。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雖然反對人大再次釋法,卻提議修改基本法限制外傭居港權,與十二年前,李柱銘當民主黨主席時反對人大釋法,但提出修改基本法,限制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如出一轍。政黨/政客為了怕失去選票,放棄公義原則,迎合主流港人的自私心態可見一斑。

面書上外傭僱主極盡侮辱其外傭的言論令灰記「嘆為觀止」,甚麼「生性不老實,愛偷東西,利用法例要脅僱主……」等,只差沒有把她們稱為「低等民族」。但這些僱主完全沒有反思,香港在需要解放高教育水平的婦女勞動力的同時,政府和社會不願付出托兒服務、較長時間的分娩假期等社會成本,把這一切轉嫁到極低薪的外傭身上。香港可以付出低廉的成本,便可以釋放巨大的生產力,高速發展經濟,完全得力於這群任勞任怨的廉價外傭。

香港社會及外傭僱主享受低廉的外傭服務,完全不懂得感恩,卻把外傭看成揮之則來,呼之則去的「工奴」,甚至露出嫌三嫌四的刻薄嘴臉。無他,來自被大國剝削的窮國的外傭,在國內受腐敗政權之苦,離鄉別井又沒有議價能力,只能時不時成為右翼民粹主義的scapeg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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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的命運

長期在港工作的外傭提出司法覆核,爭取在港工作滿七年有居港權。這事衝擊主流社會的排外,特別是排斥來自貧窮國家的人的心態。

網上已有反對外傭有居港權的組群,參與者很多,對外傭盡情謾罵,甚至連菲律賓港客人質事件也算到她們頭上。也有人指摘公民黨背後「策動」事件,「搞亂香港」,完全從陰謀論角度看事物。亦有人從資源角度,說會加重公屋及福利負擔。還記得九九年居港權事件,香港主流社會亦是純從資源角度看港人內地子女來港定居問題,把新移民看成一種負擔,而忘記香港根本就是一個開始老化的移民社會,需要大量人口補充。

當然排外情緒全世界都有,西方社會的種族歧視亦相當嚴重。不過,西方社會因為歷史原因,或本地出生率不足,長期以來都有移民政策,甚至有時會特赦「黑市」勞工,以補充人口。而當經濟差的時候,右翼民族主義情緒便會抬頭,排斥新移民,打擊「黑市」勞工。而灰記認為,無論移民、非法及合法勞工,都是近幾百年來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所推動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產物。其實中國近代鎖國,也禁絕不了沿海人民往東南亞謀生,有些則被賣豬仔到美加當苦工。中國今天的盛世,也阻擋不了人民冒生命危險到向西方社會討生活。

要知道,討生活/改善生活是最最基本的人權。香港人早年不也是嚮往移民西方以改善生活嗎?有不少人甚至甘當非法勞工,忍受剝削和歧視。

現在生活中國以外地區的華人數以千萬計,他們對當地的經濟及建設付出了血淚。例如個多世紀前華工前往美加興建鐵路,他們的血淚與貢獻現在才得到較大的承認。華工要得到美加社會的接納,也要長期抗爭。當時美加主流社會也是抱現在香港主流社會的心態,利用華工完畢,便要驅逐華工。幾經爭取,部分華工才能留下,成為第一代華裔美加人士。

香港人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去看外傭,可能排斥情緒會少一點,包容接納的心會多一些。要知道,外傭對香港的貢獻絕對不容小覷。如果沒有她們照顧小朋友及料理家務,香港大量婦女的生產力便不能獲得釋放。現在香港中產在職婦女可以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關鍵是背後有一大群「姊妹」的支援。

灰記八十年代曾協助攝影一有關菲律賓家務助理的紀錄片,那時候她們已面對工時長,假日沒有容身空間的問題。二十多年過去,她們的處境沒有丁點兒改善,薪酬偏低,除了假期可與同鄉/朋友相聚,基本上廿四小時沒有私人空間及時間。即使如此,有不少是年輕時已來港當傭工,輾轉打工十年、二十年。這些對香港付出了最寶貴青春的人,習慣了香港的生活,希望留下來,如果她們有了永久居民身份,工作及生活可能性會大一些,對她們未嘗不是一種補償。

不過,灰記對她們能否獲得居留權不感樂觀,即使打勝訴。現在的終審法院比李國章能時代的保守,相信會主動提請人大釋法,封鎖她們的居港道路。灰記只是想,這個號稱國際都會的城市並不名副其實,對非我族類的人並不包容。政府的種族歧視條例豁免政府及公共機構的歧視性措施,帶頭歧視少數族裔。最近平機會主席林煥光高調批評政府漠視少收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的願望和需要。由此可知,政府和主流社會的「國際視野」是怎樣的一回事。

可嘆的是,香港獨特之處,本來就是中外文化互相撞擊及共處。但在短視及狹隘民族觀念,以至看不起來自「落後」地區的人等思維下,這種獨特性只會逐漸消失。

民主派為何害怕普選公投?又為何要從政?

社民連早前提出五區總辭,在補選以「2012雙普選」作單一政綱,利用變相公投作一次政治動員,即俗語所謂「曬冷」。然後迫令特區政府及中共對政改作回應。

這個建議出來以後,泛民以不同理由,包括技術理由,質疑社民連的建議。不過,原抱反對意見的公民黨,忽然提出先談判,後五區補選,當局再無回應便廿三人總辭的建議,比社民連的建議更進一步。

雖然公民黨口口聲聲說五區補選不是五區總辭,但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講法,不總辭又何來補選呢?所以社民連高興也來不及,馬上回應歡迎公民黨的建議。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泛民最激的政黨社民連,與最溫和的公民黨,在普選公投立場上開始融合,反而夾在中間的民主黨依然抗拒,依然以技術理由作擋戰牌。噢!忘記了一些泛民「一人黨」,馮檢基和梁耀忠開腔指罵公民黨以大黨壓小黨,迫人表態。梁耀忠對傳媒說,現在應合力集中討論政改方案。

天呀!身為泛民的梁耀忠,究竟知不知自己「所屬」的陣營最大的「賣點」是甚麼?不外就是爭取盡快落實雙普選這個民主的最起碼要求!由人大蓄意破壞基本法的承諾,叫停零八年立法會理應增加的直選比例,強行把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定為各佔一半,連循程漸進也不跟你玩,以及曾蔭權零五年抛出的那個比雞肋還乏味的所謂政改方案,到今日曾蔭權又違背自己「玩舖大」的選舉承諾,龜縮至只處理2012年的選舉安排。梁耀忠還不清楚中共和特區政府要幹甚麼嗎?難道這種盡法拖慢普選步伐,「拖得幾耐得幾耐」的把戲不是路人皆見的嗎?

如果泛民不爭取主動,繼續玩政府的政改遊戲,與其他親建制黨派以及那些不是真正獨立的獨立議員,究竟有甚麼分別?

馮檢基與梁耀忠的反應是本沒倒置,先不說社民連和公民黨提出建議時是否要諮詢他們兩位,就算兩黨沒有打招呼有欠「程序公義」,在泛民已無退路,必須主動出擊的政治現實下,馮、梁兩位批評之餘,實應積極思考回應,否則不如乾脆退出泛民陣營,一了百了。到時兩位的「政治前途」可能更為平坦也不定。

灰記不是不知道,在舊殖民主義思維加中共專制主義干預下,民主人士參政路途限制多多,馮檢基與梁耀忠,以至民主黨,在香港政壇付出過不少心力,每一個地區辦事處,每一個議席得來不易,每一個議席均有易手的危機。問題是,作為民主派,當初為何參政?不就是為了建設民主的香港嗎(有些可能還有建設民主中國的宏願)?二十多年過去,香港民主進程如蝸牛散步,越走越慢,越走越沒有方向,作為資深的民主派人士,難道還要「胡混」下去?難道真的要向大陸的民主黨派看齊,甘願做其名副其實的政治花瓶?

不要再說那些為市民服務的冠冕說話了,這不是你們與民建聯、工聯會……的區別所在。所以民主黨的反應是不長進的,而李華明指梁家傑總辭後出選九龍東必敗的論調,更突顯民主黨對議席的斤斤計較及小器,以及心底裡對市民的民主意識的嚴重不信任。

至於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所謂總辭可能失去關鍵少數派的否決權,這個論調其實相當阿Q,政改鬧劇來到這個地步,民主黨自己都表示對政改方案沒期望,而中共和特區政府就是要拋出一個雞肋方案,讓民主派贊成也不是,反對也不是,就好像零五年一樣。所以在原地踏步與雞肋方案之間,那個關鍵少數意義又在那裡呢?

至於說會有人乘機通過廿三條惡法,對不起,當年叫停廿三條的是五十萬人上街的民心,而不是民主派的否決權,如果要計數,當年數字上仍然有機會強行通過這條法例,只是中共不想冒這個險而已。硬指廿三名泛民議員總辭,會變成當年的臨立會,可以通過很多「反人民」議案,這是有意誤導。回歸前的立法局,由於彭定康的政改,令民主派在立法局屬多數派。回歸後,沒有「直通車」,民主派即使有較多選民支持,在分區直選議席最多去到一半的情況下,民主派變成了少數派。不論是否分組點票,民主派議員根本無可能否決政府提出的議案/法案。所以,在現有政制下,泛民的少數派議席其實並不關鍵,關鍵是民心取向。

還是要借用毫不激進的呂大樂教授的說話作結,他九月八日刊登於《信報》名為「古怪的政改賭局」的文章,指民主派以往一直靠特區政府和中共犯錯而得分,不需認真檢討自己的「底牌」,這次「玩大咗」︰

更有趣的是,就算泛民手上沒有好牌,卻往往會因為莊家犯錯(例如打壓人民或表現出一些不民主、不尊重自由、高壓的手段),而令它們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過去的運氣令泛民長期以來毋須認真檢討自己的底牌,只要莊家自己「爆煲」,那又可以繼續混下去,就算是「二仔底」,也照樣「死跟」。泛民從來沒有需要檢討實力,看看底牌,考慮一下自己的底線或談判的策略。正因為這樣,泛民中的「策略派」難成氣候,只要莊家有可能「爆煲」,全體必定歸隊,繼續以運動形式進行鬥爭,沒有議價、妥協的空間。

「問題是:今回政改也是同一性質的賭局嗎?泛民真的可以在不作策略調整的情況下進行鬥爭嗎?有一點是泛民必須清楚瞭解的,這就是今天恐怕真的要將底牌翻開了。本來五區辭職是一招虛招,「曬冷」靠嚇。現在莊家沒有即時反應,令泛民大有可能被逼上馬,要想想如何主動施壓。這次弄假成真不可能隨便一招半式搞個「民間公投」便瞞天過海,或組織一次集會便以為可以草草收場。今次泛民要開牌了。」

灰記認為社民連早已深知調整策略的必要,五區總辭也不一定是虛招,公民黨亦認識到這點。泛民的確是到了開牌時間,開牌無非是重拾當年的理想。如果好像呂教授所言,泛民的底牌原來是「二仔底」,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套用老毛的話,大不了重返井崗山—重投街頭政治,重頭再來,如果泛民真的有堅實的政治信念的話。

當然,對那些混了多年的政客來說,議席是生活/生存之道,不容半點風險,那灰記就勸她/他不要再掛著這個名不副實的民主派招牌。其實,政治這行飯,有沒有變相公投,風險指數一樣很高,特別在如此局限的政治制度下。所以,自稱泛民的從政者,是時候思索為何要從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