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黑玫瑰

「雄仔叔叔」曾經在法國和其他流浪者分享免費麵包;「雄仔叔叔」曾聽人說,歐洲農民起義,遍地黑玫瑰。

人稱「雄仔叔叔」的阮志雄,是十分受小朋友歡迎的「講故佬」。最近他舉行三場獨腳故事劇場,名為《麵包與黑玫瑰—-世代接力的情詩》。觀眾以成年人為主。

雖曰情詩,講的不是男女之情,更多是「革命」同志之情,父子之情,與小朋友交往之情。徘徊於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始創者)與馬克思(共產主義始創者)之間,然而察覺得「革命」的不確定性,然後失落,然後受「八十後」抗爭的鼓舞,「雄仔叔叔」的「革命」與人生故事,也算是灰記那代人的一條軌跡。儘管無政府主義者,如同托洛茨基主義者一樣,在香港人數極少。然而,他們的獨立自主意識,及走在反資反殖的前端,對比事事聽命中共的香港傳統左派/ 國粹派,以及後來由自由主義者為主所組成的民主派,特別無政府主義者那種抛開國族主義思維,希望人類真正平等、自由地生活的「革命」理想,亦訴說了這個龍蛇混雜的殖民地,除了國粹與賣辦、親共和反共思想之外,還有更「另類」的選擇。

七十年代初,「雄仔叔叔」由辦學生報被反共的天主教學校老師斥為共產黨,以至被趕出校,參與了莫昭如、傅魯炳等無政府主義者主辦的《七零年代》雜誌。然後到工廠鼓動工人佔領工廠,鼓勵市民不交租、不交電費,以抗議政府帶頭加價,被警方拘捕。「雄仔叔叔」派傳單鼓勵工人佔領工廠時,遇到在工廠工作的爸爸,爸爸疑問自己每天工作十多小時,還要二十四小時佔領工廠嗎?但仍拿了一些傳單,對他說即管看其他工友是否有興趣佔領工廠。雄仔叔叔」從警署出來,爸爸輕撫他的背部,輕聲的說不要再搞了。「雄仔叔叔」卻聽出了鼓勵的說話。

那時興起「革命流浪」,「雄仔叔叔」出走歐美,先後在加拿大、法國等地求學及生活。那時候已離法國學生運動十年,但「雄仔叔叔」仍嚮往「革命」,嚮往自由,特別嚮往吉卜賽人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的流浪生活,鄙視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崇拜及自私自利,與不同國籍的人分享從巴黎大學領取的免費食品,到處流浪。八十年代初回到香港,正值經濟起飛,一般人生活有所改善,「革命」潮流退卻,但仍跟隨莫昭如搞民眾劇場,卻落不了社區,欣賞的沒有多少個民眾。

在劇場裏,「雄仔叔叔」訴說自己染上頑疾的故事,以為染上了頑疾,令他不能投入社會運動,卻原來是不能投入社會運動,令他生病。除了看中醫,「雄仔叔叔」沒有明言是否因為與幼童常在一起,令他的「病情」好轉。但幼童的創造力與直觀令他吸收了不少養份。

令「雄仔叔叔」重拾「革命」志趣的是反世貿、保衛天星皇后、喜帖街等運動的興起。儘管時代不同,今天的「八十後」影照當年的他們,今天的「八十後」亦有談反殖反資。不過,今天的「八十後」好像少了他們當年的「革命」術語,也好像不大講究馬克思與巴枯寧。然而,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橫衝直撞之時,這位回歸香港,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的中年人,與面對龐大國家機器,強調本土行動的年青人有了交匯點。

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脫離國族主義的羈絆,灰記也為之嚮往。至於是馬克思還是巴枯寧的「革命」,灰記與「雄仔叔叔」同樣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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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遺蹤與本地反抗運動

這裡的建制保守勢力,很喜歡將民主和文革扯在一起,因為他們真心假意的要把民主和暴亂連在一起,妖言惑眾。這樣做的人,包括那個不學無術,對中國歷史沒有認知的曾蔭權。

文革–民主–動亂。因此「八十後」由反高鐵以至撐公投,反功能界別的一連串抗爭行動,常被形容為像文革一般,青年人「衝擊」中聯辦、包圍立法會,被說成紅衛兵運動。實情論激烈和暴力程度,跟文革由官方中央文革策動的大批鬥、以至兩派紅衛兵武鬥相比,「八十後」的抗爭行動可謂平和之極。

說起文革,像灰記這樣自命左翼的中年人,不會沒有感觸。文革發生時灰記仍是小學生,不會知道大陸所發生的驚天動地大事。七十年代文革退潮,但毛澤東的魅力仍在,特別在西方社會的左翼圈子。灰記依然記得,在紀錄片中看到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時,所感到的震撼。

「毛主席!毛主席!」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邊哭邊叫,當時的灰記是否也受感染而紅了眼,已記不起。不過,灰記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可說從那時開始。而那時已距離文革開始超過十年了。

「毛澤東原本希望鼓動學生和群眾的自發性,向越來越僵化的官僚體制挑戰,繼續革命。但實行起來,有這樣那樣的偏差。最終有勞解放軍收拾亂局。」

「文革的原意很好,但太理想化的東西很難實現。」

「文革起初時很好,人民享有最大的民主,可以批評,甚至懲罰那些官僚。只是官僚勢力實在龐大,毛主席最終也被迫向他們妥協,犧牲了學生群眾。」

「……」

「不斷革命」,的確對當年的左翼青年,包括灰記這個搭「尾班車」的人有著極大吸引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套早已無疾而終,灰記也並非要鼓吹為文革翻案。但中共否定文革之餘,並沒有徹底反省這段歷史,從中汲取教訓。

無論如何,對這段驚天動地的歷史,官方和民間均書寫得不夠,何只不夠,簡直就是嚴重不足。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共官方也把文革定為禁區(雖然沒有如封鎖「六四」那樣嚴厲)。中共官方不容許多談文革,可能跟中共官僚統治階層在文革以前已形成的集權壟斷,在文革受到衝擊有關。他們一旦重掌政權,便不容許人們繼續探索中共的體制問題。

最近灰記看到一本有關文革的書籍,名為《失蹤者的足跡》,由一個經歷過文革的學者編寫,透過當年的紅衛兵的大字報、印刷品、批判材料、審判書、以至日記等的第一、第二手資料,舖陳當年「革命」青年的思想和心路歷程。令灰記重拾一些被忽略的歷史。

的確,紅衛兵對「黑五類」:地、富、反、右、壞,用盡種種殘酷的鬥爭手段,令中共建政以後,被歷次政治運動搞得風聲鶴唳的「黑五類」,在心靈和肉身上再次受到摧殘。不過,這並非紅衛兵獨有的暴力。中共官僚集團對「黑五類」的鬥爭在文革結束前從沒有中斷過。舉個例子,文革前的由劉少奇主理的四清運動,也是極其殘酷的。

文革除了群眾遭殃,教授老師遭殃,還有被打倒的幹部遭殃。紅衛兵造反派打倒當權派,才是真正符合毛澤東的心意。因為當權派的「總後台」就是毛澤東要鬥倒的劉少奇。最後劉少奇肉身被消滅掉,紅衛兵再「鬧」下去便不符合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不過,仍然有參加過或沒有參加紅衛兵運動的人繼續反思,而曾經短暫時期容許的「大民主」,亦令一些學生青年能夠「暢所欲言」。這本書要介紹的就是當中的言論和思想,灰記特別感興趣的是一些跳出中共兩派鬥爭框框的思考。例如有不少人談到巴黎公社經驗,提出人民有權監督政府。

文革「風暴」過後,眾多學生、知青要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物質匱乏,政治高壓下(劉鄧被打倒,但毛及文革派依然要依靠中共官僚體制及軍隊穩定政權),仍有學生、知青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為了這個國家的前途,而勇於思考。他們為此而透過有限的途徑把一些官方禁書弄到手,在艱苦的勞動之後,挑小油燈夜讀,擴闊視野。

更有人透過讀書會之類的平台,作思想交流。不過,在嚴密監控思想的時代,這些小組織很快就被揭發,當事人受審查。所以說文革等同民主、暴亂的人,其實是故意把長達十年毛澤東及文革派的黑暗統治,說成紅衛兵無法無天的動亂。

這些人留下的片言隻字(因為不少人恐懼被發現所思所想,招致坐牢以至殺身之禍,而把所寫的東西燒掉),讓灰記看到有人經過文革的教訓後,對中共形成了新的統治階級,及由此而衍生的階級利益,例如在壟斷資源下所擁有的種種特權,有所領悟,預見四十多年後,這個官僚階級更肆意掠奪經濟發展成果。

這些文革反思者從體制的不民主中著手,從馬克思的著作,以及一些西方人文主義著作中尋找養分,有的發展出中共鞏固政權後消失的民主、人權,以及渴求思想自由的意識,為此後歷次民主運動提供最基本的理論和思想基礎。個別人士成為往後民主運動的中堅分子。

今日大陸的一些新左派,在抗拒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同時,只懂重塑毛澤東的偶像地位,卻不去思索中共一黨專制的體制問題,辜負了這些文革反思者的心力。

而在香港,反抗中共嚴控下的特權政治制度的人們,大可不必繼承文革出現過的武鬥作風。不過,文革衍生出來,被壓抑的思潮,卻值得所有反抗者繼續探索。

不是「八十後」的問題,是屁股的問題

「八十後」被傳媒炒得熾熱,年青人又再次成為需要剖析的對象,需要解釋的問題。踏入中年,在社會上有一定位置的人,疑問年青人為何不循規蹈矩,為何不為自己的個人前途奮鬥,要關注/投入與自己無關的事物。他們似乎忘記了,可能自己當年也曾反叛過,也曾是理想主義者。

幾年前的天星/皇后事件,就有成年管理階層說年青人怎會對天星/皇后有感情,懷甚麼舊。其實懷舊/集體回憶是特區政府,以至主流傳媒有意無意轉移視線的用詞。查實更多年青人投入天星/皇后運動,不是要懷舊,而是要找尋香港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脈絡。天星和皇后碼頭一帶,曾是很多抗爭行動的現場,由六十年代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以至後來無數的社會行動。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灰記便在天星碼頭參與過反思中共統治的活動。

天星/皇后抗爭期間,不同年代的活躍份子聚在一起交流,分享不同時代的抗爭經驗。大家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儘管回歸中國,香港的管治者並沒有揚棄殖民時代思維,用吸納分化的手段,化解不同聲音,並沒有真正採納民意,特別是基層弱勢的意見。

所不同者,在全球化的巨浪下,客觀現實急速變化,大資本家大財團的經濟壟斷越來越厲害,財富越來越集中。「自由市場」的神話逐漸爆破,基層以至中產自力更生的土釀越來越萎縮。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依然固我,重富輕貧,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自然產生強力的批判意識,自然對政府強烈不滿。

其實天星/皇后之前,反世貿行動已經揭開新世代抗爭的序幕,發展至今天反高鐵、廢除功能組別的抗爭,年青人的參與越來越多,在在說明統治者只求公關過骨,例如大玩完全欠缺基層社區參與的所謂保育計劃,並不明白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年青人,對單一的地產「仕紳」化,巨無霸建築加大型基建,只有大財團才能染指的發展模式,感到越來越不對路,越來越反感。

然而,無論特區政府,以至大陸的統治者,都迷信這種單一發展模式,權貴結合的意識型態同路人/利益集團,必盡一切捍衛既得利益,所謂所處位置決定思維,或曰屁股決定腦袋,因此不理年青人及其他反高鐵人士停一停,諗一諗的理性訴求,反而由內地官員、特區政府、財團、專業精英、建制派政客組成的「巨人聯盟」,高姿態反撲,誓要讓高鐵撥款盡快通過,誓要一顯管治聯盟的權威,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活現。

針對「八十後」的言論,向中共投誠的劉迺強要特區政府強硬鎮壓反叛青年,親中共工人貴族(可能是地下黨員)鄭耀棠搬出中共恫嚇,說青年人的「激烈」行為讓中共震驚,親中共政治公關顧問(可能是地下黨員)程介南亂抛以巴衝突比喻,把與警察衝突的年青人說成恐怖份子……,在在說明這些人因為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所佔據的位置,而完全缺乏反思,只看到年青人這樣那樣的不足,看不到這個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死胡同,無以為繼,最最受影響是那些have not者。

不過,正如《國際歌》的歌詞︰「……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是否能當家作主是另一回事,受壓迫的人最終必定起來反抗。而在每個時代,都不會缺少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無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