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沒有讀書人的風骨這回事?灰記在想。
近日港大因李克強到訪所引發的警方濫權事件,徐立之的表現成了很多朋友討論的焦點。此事也令灰記想起六十年代美國校園被軍警入侵,向反戰的學生們進行鎮壓。不知當時這些大學的校長們有否為了保護學生,向政府說不?灰記又想起「五四」時代保護學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台灣戒嚴時代保護學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究竟他們是傳統還是例外?
身邊的好友對徐立之這位長期在象牙塔內生存的高級識份子(其實那一位大學校長不是),好像流露了幾分諒解,說他在校內是最高領導,很少接受學生的挑戰,又缺乏與政權交涉的經驗,於是在事發前固然沒法知道警方的部署,事後也沒有經驗去回應,成了一塊戰靶。
灰記提醒好友,身為大學之首,關鍵時刻便要表現出應有的風範,如果「讀書人的風骨」,「大學的自由風氣」這些人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說話有任何實質意義的話。老實說,大學校長和高層是既得利益者,保持與統治者良好關係十分自然,全世界皆然。在大學越變越商業化和庸俗化的今天,要徐立之可以如蔡元培或傅斯年一樣,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勇氣,可能是對他不切實際的期望。
蔡元培當年面對的是北洋政權,處於列強企圖操控中國的艱險年代,要保護反政府,反列強侵略的愛國學生,要承受的風險可想而知。傅斯年面對的是敗走台灣,充滿挫敗感和疑懼的獨裁者蔣介石,要保護不滿獨裁統治的學生所承受的風險亦非同小可。他們的修養和視野,是這一代只顧籌款及爭排名的大學領導望塵莫及的。
然而,在一國兩制未完全正式宣布滅亡前,香港的校長們要捍衛大學的自由,要保護學生的表達權利,其實風險遠比蔡校長和傅校長所處的年代為低。為何徐立之表現得如此窩囊?究竟要求警方道歉,全力支援被警方欺負的學生透過司法程序向當局討回公道,如此基本的補救措施為何如此困難?為何校長偏偏想不到,講不出來?這次事件突顯政權為了顯示權力的「威勢」(其實是傲慢),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的作法,徐校長下不為例的息事寧人作風,不能阻止這種權力歪風。他是如好友所說,長期處於象牙塔的「幼稚天真」,還是不敢得罪權貴,特別是中共權貴的謹小心態?其實無論前者或後者,都顯示香港校長們的可憐。
要知道,香港大學校長不敢面對權力,或向權力獻媚並非始自徐立之。2000年,同一所大學便發生過鍾庭耀事件。當時的校長鄭耀宗及副校長黃紹倫,為了討好董建華,在董的私人助理路祥安要求港大停止對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的民意調查(因為董政府民望偏低)時,不是捍衛港大的學術自由,即維護做民調的學者鍾庭耀,而是聽命路祥安,向鍾庭耀施壓。鍾庭耀無奈將醜聞公開。最終在公眾壓力下,鄭耀宗和黃紹倫被迫下台。
當然捍衛校園自由及學術自主不力的不只港大,中大也「同病相憐」。現在「貴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前中大校長劉遵義便是一位爭議性人物,其爭議性不在於在政權壓力面前不能挺直腰板,而是主動向權力獻媚以及主動破壞校園民主和自由。
董建華是公認糟糕的管治者,也沒有任何公認的成就,中共為了補償他提前下台,賜給他一個政協副主席的銜頭。這個劉遵義也跟著頒予董建華榮譽博士,引起很多校友不滿,二千人聯署反對,學生亦到場抗議;中大學生報情色版被社會保守輿論狙擊,校方不是維護學生的表達自由,而是在淫審處未作裁決之前,率先發出警告信予12位中大學生報編委,在受到輿論指責之後,又改口稱之為「勸戒信」。學生報在面對淫審處的覆審以及後來的司法覆核中,均沒有得到校方半點的支援。學生報在高院裁決獲勝後,校方仍然拒絕撒回該警告信;校內各院院長,以往由院內成員推選產生,劉遵義改為校長委任,又削減校董會及教務會非學校行政人員的數目,取消學生代表,旨在強化校方高層行政人員的權力,及消除學生代表的聲音。這些舉措,在在都看得出這個大學校長思維與專權統治者一脈相承。
而去年中大學生會欲永久安放民主女神像於中大校園,被即將退休的劉遵義反對,更顯這位讀書人缺乏風骨,只懂向中共獻媚的心態。他的繼任人沈祖堯表現亦十分閃縮,中大校方與學生現仍就民主女神像的安放地點爭持中。
此外,現正推動港大持續進修學校院升格為大學的李焯芬教授,正為政府當局力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必修科,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奴化意圖已被不少中學老師及學生洞悉。然而,李焯芬和教育局的官員想法一致,覺得教師和學生的憂慮多餘。除此之外,在全球對核能的安全大大憂慮的一刻,李焯芬卻為大陸當局的核安全問題說盡好話,完全看不見大陸腐敗的官僚體制下,層出不窮的妄顧大眾安全的事故,也說明高級知識份子與政權同流的「迷失」。
因此,徐立之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香港這群高級知識份子的集體現象。至於為何有蔡元培及傅斯年等的典範,灰記只能猜想,「五四」的時代號召,對當時的學生和知識份子有著很大的影響,所謂「偉大的時代」出現「偉大的人和事」。由殖民地到現在的香港,教育一向只強調實用,缺乏理想,中、小學是填鴨式教育,大學也沒有甚麼宏大的願景。到了今天,大學則更淪為職業訓練所,在如此功利物質的世代,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意義更變得虛無。
話雖如此,徐立之和那些大學校長們的表現,之所以引起社會如此大的反響,證明社會對知識份子/讀書人還是有一定的期望,至於這是否一種對他們的「錯愛」,已是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