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與溝通的遊戲

建制及主流傳媒揶揄「公投」失敗之際,曾蔭權忽發奇想,邀請余若薇就政改方案進行電視辯論,惹起建制派的不滿。葉劉淑儀說要抗議,「左派」爛頭卒王國興更發砲,說曾蔭權此舉「厚公投、薄溝通;厚激進暴力,薄溫和理性。」

灰記及其他投了票的人當然不會跟如此水平的人一般見識。這些「左派」傳人忘記了中共的歷次「階級鬥爭」運動,對受批判的人種種極不人道的迫害,以至肉體上消滅,才叫激進暴力;「左派」六七年「反英抗暴」的亂放土製炸彈,亂擲汽油彈,殺死殺傷不少無辜市民,才叫激進暴力。市民參與由政府舉辦的補選,有何激進暴力的成分?王國興簡直放臭屁!

回到政改辯論,即使變相公投怎樣看偏,曾蔭權此舉擺明是「回應」公投運動。不管他以為整個補選安排的小動作(包括鬼祟地深夜發新聞稿說不投票),做得很完美,達到壓抑投票意欲的目的,可以「乘勝追擊」公投運動;還是意識要面對超過五十萬人投票力撐「廢功能、真普選」,都是公投運動所引發的後果。

這個公投後的「成果」,惹起建制派的不滿不意外,但泛民中人亦強烈反響,真是夠瞧。有人嘆息泛民的不團結,有被分化之險。

泛民之「不團結」,尤如「中國人之不團結」,已屬老生常談。早前五區公投運動投票率強差人意,關注政治的朋友痛心說,真是親者痛,仇者快。

作為公投運動發言人,灰記以為余若薇要義無反顧的應戰,公開揭穿曾蔭權「玩舖勁」的謊言,政改方案明進實退的陰險……。不過,前提是要跟公投運動的盟友社民連,以至支持公投的團體緊密溝通,絕不能以公民黨黨魁身份,進行辯論。因為這是十分明顯的「陰招」,曾蔭權將公、社兩黨分開,目的是把五區公投這件歷史事實抹去。

灰記不知道余小姐和公民黨的想法如何,公投運動即使成績未如預期,公民黨也不應馬上抛諸腦後,要爭取機會延續公投運動所凝聚的力量。所以爭取社民連,以至有關團體支持,以公投運動發言人身份出戰是應有之義。

余若薇在五月廿二日在電台節目中稱,曾致電社民連黃毓民及民主黨何俊仁,對方沒有建議她不參加辯論。灰記質疑為何是知會黃毓民而不是社民連的現任主席陶君行,原來社民連的幕後推手依然是黃毓民?所謂民主黨派的民主機制有幾多分是認真的?

然後社民連主席陶君行發言(灰記不希望這是黃毓民在幕後發功),說政府此舉是孤立社民連。灰記以為,過份強調自己「被迫害」的處境,即所謂被孤立的酸話,不如要求余若薇以公投運動發言人身份出席辯論,來得落落大方。再一句特首做騷,然後要求社民連有份辯論,完全自相矛盾,既然是做騷,又為何如此介意參不參加呢!

公、社兩黨的表現,把兩黨早已「各懷鬼胎」的傳聞顯現。其實「五區公投運動」期間,兩黨「各自為政」,連造勢大會也不一起搞,削弱了為公投、為議題,超越黨派的「感召力」。看得出香港民主黨派始終未能為更遠大目標抱棄黨派之見,奈何!

至於普選聯以及民主黨的反應,更是等而下之。這邊廂,以民主黨為骨幹的普選聯召集人馮偉華稱,辯論無助特首爭取市民支持方案,應該爭取機會與官方實質討論如何改善方案,副召集人蔡耀昌指辯論不影響與中央溝通。但那邊廂,民主黨卻酸溜的抗議為何不邀請他們的黨主席進行辯論,稱要辯論便要邀請泛民最大政黨,又稱溝通不代表接受方案云云。

倒是被指不懂政治的民主黨元老柱銘一語道破民主黨的「偽善」,既然要跟別人閉門溝通(閉門是灰記所加),又要跟別人公開辯論(公開是灰記所加),並不合適。至於另一位元老司徒華,則再三強調慎防分化,但他老人家由認為五區公投值得做到激烈反對五區公投,民主派早己自我分化。(老人家說前後反覆並非轉軚,而是先要積極回應,免被提出五區公投的人搶佔道德高地,真是經驗老到。只不過灰記並不認同這種思維,覺得中國人總有泛道德主義的傾向,其實爭取民主乃眾人之事,誰的建議可行,便應支持,沒有所謂道德高地。斤斤計較誰搶佔道德高地,是否也一種門戶之見?)

而最容易受統戰分化的正是那些聲稱理性溫和,與范除麗泰見面已如獲至寶的「溝通派」。

其實年初泛民「溫和派」高高興興的見范徐很有象徵意義,范徐這個被司徒華批評為「香港江青」的識事務者,原來是港英培植的精英,後來洞識中共才是「可靠」的新主子而「染紅」。她以人大常委身份「接見」這群拍門求溝通的泛民「溫和派」,預視所謂「溝通」的最終指向。

因此,無怪乎此刻范徐麗泰也「同情」起「溫和」的民主黨來,說曾蔭權應讓一視同仁,要招呼一下跟她有計傾的民主黨。

灰記倒希望民主黨此番的酸溜,是驚覺整個公投運動被他們一念之差而「弄壞」了,即使「弄壞」了仍顯示一定的力量,而有所反思。如果真的有所反思,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支持余若薇追打曾蔭權。如果一方面,抱著要跟中共「修好」(中共的邏輯,與統戰對象「修好」,就是收編),一方面又要沾「強硬」路線者的「光」,企圖大小通吃,恐怕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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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一票

在政治低迷的時刻,迎來了內地的異議藝術/活動家艾未未。因為工作關係,未能親睹他如何演繹「尊嚴」。

是的,從最低工資的爭取,全民退休保障運動……以至五區公投的政治運動,無不和尊嚴二字掛勾。人活著就是要有尊嚴。中國無論如何強勢崛起,國民沒有起碼的尊嚴,不值得慶賀。

艾未未為自己,為不能說話的國人說話,為國人免於恐懼而努力。他的出身(身為艾青的兒子),可能讓他行事有一些方便(至少在目前為止)。但要維權,要表達政治信念,在這個極權國度依然風險處處。他在前往為被審判的維權人士譚作人作證時,被四川公安毆打。後來在訪問德國時昏倒,驗出是內部積有瘀血,差點送命。

艾未未來港,個別報章有報道。從報章得知,艾對香港這個還稱自由的特殊地方,港人沒有善用它的自由,為自己,為國人的尊嚴作出更大的貢獻,不無感慨。灰記對此感受特別深刻。一些傳媒編輯、管理階層揣摩政治氣候,避免觸碰,或碰到敏感題材時,那種動輒害怕得咎的心態,很「可憐」!

為「五區補選降溫」好像已成了各大主流傳媒的共識,要在主流傳媒看到有關五區公投有意義的報道,相信只能在個別專題節目尋找。對五區公投,艾未未就有如此直截了當的說法︰

「政府是人構成的,每個系統都是有改良空間的,只是我們要換多大的問題。比如說像政府合法性這樣的原則性問題,是不是由投票選舉來完成?香港現在遇到公投問題,這是原則性問題,基本上沒得商量的。但我們發現,政府在這些問題上是完全不讓步的。

「這樣的政府只有一條路,就是把它做掉?我覺得這樣說挺狠的,估計我回去之前就會被做掉。大家今天在這裏討論,說明你們也很關心,這的確是一個缺少理性和眼光政權。」(摘自四月十八日《信報》「政在生活」專欄︰艾未未 中國「草泥馬」)

對的,沒有人,再「偉大」的政黨,再「盛世」的政府都是虛幻的。向人負責,道理就這麼簡單。至於人,當然是平民百姓了。無論香港的政治、社會運動,內地的維權運動,莫不是平民百姓要討個公道,討個說法。在做掉這個政府前(當然最理想是用選票做掉它),至少要讓它知道我們是認真,不是認假,是草泥馬,不是和稀泥。

今天中共及特區權貴的說法是普選「可以」,但要依我們的方式,看你們聽不聽話。先聽話,先通過政改再說。但普選的解釋權卻由他們控制,而中共在政協《共同綱領》不是說過人民代表大會由普選產生嗎?這個普選在大陸執行得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平民百姓有兩種,一種是順民思維,「主子」能夠如此作出「承諾」已不容易,我們就讓一讓,給他們足夠面子,也許他們會讓我們有機會普選。至於是甚麼樣的普選,也不要太「苛求」。一種是獨立思維,要有自己的說法,看穿了極權中共和特區權貴的把戲和說法,以五區公投作平台作出說法。

不是有要求對話的「終極普選聯盟」的說法嗎?灰記實在看不在出他們有何說法。既然覺得政改方案寸步不讓,無實質承諾而感到憤怒。如何表達這個憤怒呢?一方面遊世博,甘心與建制派,為拆五區公投平台大合唱,然後回來投政改反對票。「盟友」好,「對手」好,一片迷濛。這又是怎樣的憤怒,怎樣的說法?

灰記不厭其煩,要再作港式「五一六」通知,請出來投下尊嚴的一票。

世博統戰閙劇

建制派及媚北京權貴者,抨擊五區公投運動為鬧劇,因此,灰記只能把統戰活動–立法會議員遊上海世博,形容為胡鬧百倍的鬧劇。

其實建制派及媚京者甘當政治工具,實在沒資格批評辭職補選為鬧劇。特別是此次遊世博明明衝著五區公投運動而來。如果公投是鬧劇,中共以及其同路人不會如臨大敵,用盡種種方法將其滅聲。由高調地,如獲至寶般把「起義」、「解放」等字眼無限放大,塗上中共執政以來擅長的暴力色彩,恫嚇膽小的港人,到勒令建制派及附庸者冇得參選,消解對決氣氛,以期減低投票率。最後就是分化泛民陣營,與「終極普選聯盟」假溝通,與立法會泛民議員假和諧。假和諧的重頭戲正是遊世博的鬧劇。

部分還算有政治智慧的泛民議員,如李卓人、何秀蘭,加上五區公投運動發言人余若薇,已聲言拒絕參與遊世博鬧劇,因為明知這是衝著五區公投而來。民主黨的表現則屬可圈可點,首先是黨副主席劉慧卿以不願接受施捨為由,拒絕赴上海,除非被取消回鄉卡的泛民議員,可以自由出入大陸。但另一邊廂,李華明、張文光、李永達則樂於與建制派一起做騷。李華明更說︰「我係上海人,所以一定要去。」

灰記不去猜測這是否民主黨應付統戰的手段,但果如是,則這個政黨的政治水平可謂低下之極。從與民主黨有密切關係的「終極普選聯盟」提出容忍多兩屆功能組別的建議,被建制派一盆冷水照頭臨後,「溫和」泛民如民主黨應深知真正的溝通其實不存在,中共沒可能為了拉攏民主黨,放棄自己可以操控的政治制度。

既然對方的溝通完全是擺姿態,最乾脆的表態是拒絕進一步被利用。特別是遊上海與打擊五區公投有關,更應拿出一點骨氣來,全黨議員拒絕參與。在如今的形式下,不同意五區公投策略不要緊,最重要不應淪為幫閒,何況推動五區公投運動的人,好夕都是推動民主的同路人,更應適時顯示共同進退的決心。如果以為「一手硬」–劉慧卿的表態,「一手軟」–李華明等的表態,可以大小通吃,就是政治白痴。在中共眼中,一手硬、一手軟是他們的專利,被統戰對象只能to be or not to be.

灰記倒更認為,民主黨面對中共如此「凌厲」的統戰攻勢,招架不住,內部的分歧表面化。一向給人印象「硬淨」的劉慧卿,可能害怕晚節不保,下次選舉更乏支持,所以拒絕做鴨仔。但李華明是前匯點成員,這個組織的特性是不少人待價而沽,最終投向中共及建制懷抱,包括最早投身中共,撈了一個政協委員做的劉迺強,以及後來成為行政會議成員的張炳良。看來,民主黨的一些前匯點派成員眼見歲月磋跎,政治前途無寸進,是時候握向中共招降之手,以免一無所有。

至於屬主流派的李永達及張文光,可能從政黨利益看區議會方案,真的著意能通過政改方案,令民主黨可以多拿一、兩個議席。如果大家不善忘,零五年曾蔭權抛出差不多同一個區議會方案,李永達曾說過「有冇咁著數」(畢竟民主黨在區議會的勢力僅次於民建聯)。看來,以李永達為代表的一群民主黨人,也為了自己的實質政治利益,投向區議會方案,投向統戰機器。

至於其他更「溫和」的泛民議員如馮檢基、李國麟等,相信早己盤算如何為投政改贊成票提供理由。世博鬧劇為他們預訂了位置。

也許補選的投票率甚低而令公投運動宣告失敗,也許政改方案在部分泛民議員的支持下獲得通過,民主派正式崩解,也許中共及其同路人如願以償的操控香港的民主進程。自稱相信人民要當家作主的灰記,面對五花八門的政治操作,政客各懷鬼胎的盤算,只能一心一意的用選票,在五月十六日繼續向反人民的中共及建制派,以及功能組別說不。

基本法與順民

堂堂正正的到投票站投票被指違反基本法,大家覺得荒謬嗎?

不過,在專制強權者及服膺專制強權者心中,沒有荒謬這個兩個字。因為憲法及政治權利只能是陪襯,不可認真,因為憲法隨時會被他們踐踏,政治權利隨時被他們剝奪。

老實說,灰記對這個在中共保守意識主導下的基本法,從來沒有好感,但它好夕也是中共的一種承諾,也是香港人堅守殘存的自由的最後防線。

「聳人聽聞的極端口號」,起義、解放不是中共慣用的口號,何時變得聳人聴聞?

現在中共駐港的官員彭清華照本宣科(對著稿子唸書),開腔胡亂解釋基本法,把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最後丁點兒自由也企圖解釋掉!甚麼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解放香港違反基本法,違背香港主流民意。屁話。

議員辭職進行補選明明是基本法規定的份內事,基本法又沒有訂明議員要患了絕症才可以辭職,也沒有訂明政綱不能寫公投二字。人家要用補選作變相公投,請求市民就真正落實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以一人一票形式,清晰無誤表達立場,有何不可?

公、社兩黨要這樣做是否違背香港主流民意,五月十六日便會揭曉。不過,經常違背香港主流民意的,恰恰是中共及親建制保守陣營︰大部分民意都希望盡快落實雙普選,但中共及建制保守陣營偏偏說沒有共識。最惡劣的是中共自己違反基本法,把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叫停,即所謂2012年立法會議席,直選和功能組別維持五五之比,直選議席不能跟過去幾屆一樣,每屆均循序漸進的增加若干席位,取代非直選議席。其實這樣循序漸進的話,再過幾屆便能取代所有功能組別議席,最終達至普選。

而這種循序漸進,在不少人的心中,包括灰記已經覺得相當漫長。現在中共連這種漫長的循序漸進也要推倒,再次違反基本法,著特區政府引入原本是諮詢架構的地方組織,區議會功能組別,目的是阻止直選議席的比例增加,目的就是千方百計拖延民主進程。然後抛出踏出一小步的虛假宣傳,攻擊反對這個以拖延普選為目的的政改方案。

至於「全民起義」、「解放香港」這些口號,是基本法保障下的表達自由,你可以討厭陳偉業這個政客,但你不能剝奪他發表言論的自由。沒有規定「不違背香港主流民意」的言論才可以發表。中聯辦發表這樣的言論是赤裸裸地干涉香港自治,是粗暴違反基本法。然而,香港主流傳媒又有那幾家願意得罪專權者,指出他們的謬誤。

至於范徐麗泰、胡應湘、王敏剛、鄭耀棠的舉動,幫閒角色而已。問題是香港市民是否如中共及其同盟者所算,是「務實者」,會被這些強硬言論所嚇怕,或早已放棄追求民主。灰記不會把五區補選投票提升至捍衛基本法的高度,但五月十六日也許是一個時機,測試一下香港人的政治水平及「膽識」,是否心甘情願或不情不願的做順民!

統戰的溝通策略

民主黨與民協等「溫和」民主派離政治花瓶還有多遠呢?在溝通等於招降的強權邏輯下,為甚麼還樂此不疲?

是的,港人「務實重理性」。然而,以大狀和學者作主導的公民黨難道還不夠「務實理性」嗎?梁家傑、余若薇、陳淑莊這些法律界人士,原來不是「奉公守法」,講求「規範」的人?說得俗套一點,這群身光頸靚、談吐斯文的紳士淑女,為甚麼會跟那幾位經常青筋暴現,舉指市井的社民連成員梁國雄、黃毓民、陳偉業走在一起?況且這兩個政治組織曾在零八年的立法會選舉鬧得很不愉快。

無他,作為聲稱追求落實民主的政黨,要為自己聲稱的目標負責。社民連以旗幟鮮明的反對派自居,早已看透中共專制的本質;而曾經寄望與中共有計傾的公民黨,亦終於了解到香港民主進程的崎嶇艱難,香港的親建制保守力量固然要負責任,關鍵還是中共設置重重障礙。他們寄望香港人更強烈的表態,對民主追求的更投入,令中共及親建制派不能當香港人無到。

「五區公投」是香港人一次可以科學地量化的表態機會,為了這次表態機會,公、社兩黨被民主黨批評為多此一舉的「冒進」,還要冒損失議席(現在可能可以力保五席),甚至被主流民意喠棄的風險(這風險依然存在)。然而,為何中共對「五區公投」如此如臨大敵?為何最近中聯辦、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向民主黨、民協為主的「終極普選聯盟」擺出願意溝通的姿態?關鍵還是公投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一種體現,就重大議題有直接表決權。這是專制政權最忌諱的東西。

現在中共及親制派做的每一個動作,目的都是沖淡「五區公投」的影響,盡量要令到它變得無聲無色。擺出與民主黨和民協等就政改有得傾的姿態,是相當「厲害」的一招,就是要泛民的支持者對政改有所期待,甚至產生對「五區公投」的反感。曾憲梓提出民主黨等須公開反對公投以示誠意,其實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提醒欲「溝通」的民主派人士要識做,不公開反對也不要以任何形式支持五區公投。五月過後,又是另一番光景,到時就是全面指摘否決政改方案的人,阻礙政制向前,「溝通」的民主派變得更為被動。

灰記不大相信民主黨和民協天真地認為政改有得傾,即是如他們所願,中共願意承諾一七年的特首選舉,以及二零年的立法會選舉,可以實行真正意義的普選。不過,以馮檢基為首民協取態,其實有跡可尋。當年馮檢基不願下車,選擇加入臨時立法會,已間接承認願意作民主花瓶,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民主派有誰不是民主花瓶的話。今日他的表現其實相當一致。

反而曾是民主派「中流砥柱」的民主黨如此進退失據,有點令人意外。如果他們為了那虛幻的「溝通」,向備受打壓的「五區公投」運動再落井下石,那麼,他們就可以成就自己的政黨成為名副其實的民主花瓶。如果,民主黨人還有多少政治智慧,便要積極加入拯救「五區公投」運動,爭取與中共「溝通」的更大籌碼。

不過,民主黨以及民協之所以如此作為,似乎又是為了迎合主流港人的「理性務實」心態。但灰記總覺得,即使如民主黨所言,爭取民主是漫長的過程,即使爭民主的人是不堪一擊的雞蛋,面對冥頑不靈的專制者,以及不願改變的親建制勢力,多少要表現一點尊嚴,不要被中共屢試不爽的統戰技倆玩弄。堂堂正正的參與五區公投是反統戰,爭尊嚴的其中一步。

「高度自治是獨立」的專制邏輯

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了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換來中國政府強烈抗議。近來中美關係不算好,但未至交惡。國際政治講現實,中國雖然經濟崛起,還未到可以完全「以我為主」,要求各國朝拜的地步,頂多胡錦濤取消訪問美國,表達一下怒意。天不會塌下來!

中共的宣傳十年如一日,指達賴喇嘛是藏獨「分裂勢力」的「幕後黑手」,任何國家領袖接見他便是干預中國內政。有趣的是,達賴喇嘛不只是流亡藏人,以至境內藏人的政治領袖,也是他們,以至全球不少信奉藏傳佛教人士的宗教領袖。美國就有不少達賴喇嘛的崇拜者。外國領袖接見達賴喇嘛固然是一種政治姿態,但他本人的魅力也是贏得外國人尊重的原因。

中共將達賴喇嘛妖魔化,最多只能撫慰那些大漢族、大中國主義者的脆弱心靈,對藏漢的和解毫無益處。當然,習慣強權思維的中共,會覺得已經全面掌控西藏,各民族在共產黨帶領下繁榮富強,是最好的時光,沒有藏漢和解的問題。

「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无可比这个政策迄今没有改变。拟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智慧、有力量应对和战胜各种困难风险,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得到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真心拥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商谈的空间,不可能有丝毫妥协的余地。所谓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违反中国宪法,只有彻底放弃,接触商谈才有基础,达赖喇嘛本人才有出路……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接触商谈的大门是敞开的。」

這就是中共統戰部長杜青林,最近會見達賴喇嘛的代表講話的部分內容。今日中共財大氣粗,對著西方大國尚且喜歡訓話,例如當別國聊備一格式,關注一下中國的人權狀況,便教訓別國勿干涉內政,從不反省中國的人權狀況;又例如高叫「台灣同胞」前,「台灣同胞」後,卻飛彈對準台海對岸,讓美國有藉口賣武器給台灣賺大錢,然後要美國糾正錯誤的做法,從不反思自己的黷武思維才是台灣人「離心離德」的主因。現在對著「手下敗將」的代表(當年達賴喇嘛是在中共的軍事威嚇下,被迫、自願也好,選擇流亡印度),更可以完全「以我為主」,更可肆無忌憚的「訓誨」了。

所以杜青林不會檢討中共執政頭三十年,對中國人民造成史無前例的巨大的災難。即使經濟改革開放改善了民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權貴資本義,也是矛盾重重。在權力缺乏監督情況下,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已超過國民黨時期。至於說到民族問題,杜青林也不會反思,前總書記胡耀邦嚴厲批評的「極左」民族政策,更不會承認棍子加胡蘿蔔,鼓勵漢人殖民的民族政策,贏不了西藏及新疆「少數」民族的心。

「以我為主」令中共不願看見民族要自決的核心問題。達賴喇嘛聲言不尋求西藏獨立,中共卻擺明不能高度自治,所謂接觸商談的大門敞開,說穿了就是招降。你達賴識趣便可以來北京「天朝」朝拜一下,行為良好更可以給你一個政協副主席的虛銜。

問題是西藏人並非那些士大夫,大一統意識深入骨髓的漢人。傳統地位低於達賴喇嘛的十世班禪喇嘛,歸順了中共,六十年代曾有機會回青海藏區,看見家鄉文化傳統盡毀,以溫和的語氣,向中共進七萬言書,換來十年的關押。改革開放以後,班禪喇嘛再度成為統戰對象,但至死都批評中共的民族政策害多於益。中共積極統戰/改造的西藏宗教領袖尚且如此,在國際上,在藏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達賴喇嘛,又怎可能接受中共開出的招降條件。

其實中共不會不知道,每辱罵一次達賴喇嘛,便多傷害一次西藏人民的感情。不過,「以我為主」的天朝心態改不了。

香港人沒有民族認同的問題,但也吃盡「以我為主」天朝心態的苦頭。所謂「高度自治是獨立」的專制邏輯同樣發生在香港。當香港人高喊「還政於民」,當香港人眼見政改越走越沒方向,以五區公投方式爭普選時,中共及依附他們的各人士,攻擊為「港獨」和「造反」,目的就是要阻撓普選的實現,阻撓真正意義港人治港的落實。

所以問題不是「X獨分裂勢力」,問題是天朝心態的專制主義。

無論如何「義憤填胸」,「反右」技倆吧了!

查網上有關五區公投的新聞及評論,近九成都是口誅筆伐,大有"WITCH HUNT"(捉女巫)的味道。高喊公、社兩黨可能觸犯煽動罪的民建聯,連言論自由的ABC也不顧,聽見起義、解放等字句便作出條件反射,替主子著急之情活現。

香港的中上層社會及傳媒,前所未有的歸一。中共所施加的影響力,本地建制權貴精英以及傳媒管理階層意會北京心意的著緊度,均倍增。支持五區公投的民眾要面對是一幅厚厚的石牆。

港英年代獲頒爵士勳章的Sir Gordon Wu,九七後的「紅色」商人胡應湘跟大隊抨擊公投及起義,順帶指摘反高鐵的圍禮賓府及立法會行動。《信報》引述他說︰「係咪要衝擊嗰條線,政府總部你佔住抗議,到星期一政府官員要辦公,你仲佔嗰度,同六十年代學生霸學校有乜分別?同紅衞兵佔有乜分別?」

其實胡先生說漏了。建制派和工商專業「俊傑」利用各大識做傳媒平台的大批判潮,只不過是中共「反右」技倆的再現。五七年毛澤東受不了民主黨派的真心話,由號召人民大膽批評共產黨的「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變臉為「反右」運動。受中共當權者強大壓力又好,為了自保又好,積極討好當權者也好,各界齊齊批鬥那些被官方劃定的「右派」分子,言論上綱上線,肆意人身攻擊,不在話下。

掌握了政權的中共,把建政前批評國民黨專制獨裁,要推行民主,保障自由的豪言壯語,忘得一乾二爭。於是把民主黨派指中共不願接受批評,不夠民主,希望人民以至其他政黨可以監督執政黨,司法獨立,政黨輪替等言論,視為「瘋狂向黨進攻」,露出專制獨裁的嘴臉。而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形同虛設。

當年毛澤東及中共為求壓服未完全馴服的民主黨派,無所不用其極,將表現較為活躍的民主黨派頭面人物,而且擔任政府公職的章伯鈞和羅隆基打成「章羅聯盟」,但原來章和羅在民主黨派內從來意見不和。

「反右」被牽連者最少五十五萬。中共後來承認「反右」擴大化了,卻原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錯劃」為「右派」,然後陸續糾正。但章、羅等五位「右派」分子不能「平反」,以表示當年執行「反右」政策的鄧小平冇做錯。即「反右」正確,問題是「擴大化」。中共這種強權邏輯,真是嘆為觀止。不過,已故「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表明,不屑再玩要求中央「平反」的遊戲,以父親「右派」身份為榮,以今日民主黨派人士比共產黨人更屈從中共為恥。

這種收伏當年民主黨派的手段,大家似曾相識。但時代畢竟進步,香港在兩制下,尚有一定的法治和表達自由,不聽話的公、社兩黨,以及爭取社會公義和民主的民眾,仍然可以透過遊行示威、補選公投等方法表達意願,未至如當年的「右派」分子,沒有憲法及法治保障下,要受不同程度的無理處分,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其中北大學生林昭更在文革時期被處極刑。發展至文革,「右派」分子以及更多人命運更為悲慘,這點中共也不會否認。

再回應胡先生的批評。六十年代歐美爆發的學生運動,推動社會的進步,影響世界風潮。灰記六十年代仍是小學生,到七十年代中以後才到北美進大學,那時火紅的氣氛已消退得七七八八,不過,灰記依然有幸參與佔領校長室的行動。

話說當時當地政府要加學費,校內的學生反對,佔領了校長的辦公室,組成了鬆散反加學費委員會,灰記也是一員。灰記與十多位同學在校長室渡過了三至四天,還被委派到課室,用顫抖的聲音,呼籲同學反加學費,很多講師和同學皆表支持。

委員會後來還策動了罷課和示威,大約有二、三千名學生和講師浩浩蕩蕩走到當地政府辦公大樓,高叫反加學費口號。後來,當地的教育廳長亦要走到校園向學生解釋加費政策,當然大家不歡而散。學生最終未能迫令政府收回成命。

學生(包括灰記)這些行動,在胡先生及建制派心中的「過激」行為,當年被佔領辦公室的校長,被學生大喝倒采的教育廳長,均沒有半句批評說話。因為校長和教育廳長明白和接受學生有權以行動表達異議,不會覺得大驚小怪。

至於紅衛兵說,灰記倒要借曾採訪過的已故羅海星的說話反駁之。「六四」後因為營救民運人士,而被中共誘捕判刑的港人羅海星,出身左派家庭,六十年代赴內地升學適逢文革,參加了紅衛兵運動 。其實紅衛兵是在毛澤東號召下行事,聽命於中央文革小組,並非自發的社會運動。

羅海星說,當年充滿革命理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怎會不聽從,所以覺得批判審查「有問題」老幹部是為黨,為國家做事。後來逐漸明白自己只是被中共內鬥的一方利用,毛主席要借助紅衛兵鬥倒身傍的政敵劉少奇,以及他所代表的較務實路線。紅衛兵並非要造共產黨的反,他們的血腥暴力也是受到當權派默許。「文革」的無法無天是毛澤東炮製,並非紅衛兵引起。紅衛兵被利用完畢,很多都要下放農村,甚至遭受報復打擊,下場慘淡。

羅海星曾對灰記說,因為自己的經歷,厭倦政治運動,所以不喜歡參加示威遊行集會等的活動(不過,零三年也破例跟他的父親羅孚參加反廿三條大遊行)。不過,他對國是依然十分關注,對大陸的權貴資本主義,高投入低效益的經濟操作,非常反感。說那些高幹子弟憑甚麼佔據國家資產,隨便就可以擔任國有大企業的領導。又說那些GDP的增長是嚴重破壞環境,浪費資源而成的。

灰記再沒有機會跟他談反高鐵運動。但他連曾蔭權利用公帑在禮賓府為自己建造魚池,也覺甚為不妥,相信對這個高投入低效益,浪費資源的項目,一樣會反感。反高鐵運動,以及年青人的愛本土行動,完全沒有官方策劃,更沒有任何血腥暴力,相信羅海星不會與當年紅衛兵運動相提並論,不會胡亂抨擊近日興起的各種抗爭運動。即使他不認同公投運動,相信也絕不會認為公、社兩黨在搞「港獨」鬧「革命」。灰記以為,如果能夠利用非暴力手段革命,是時代的進步呢。

服膺專制威權的胡先生等建制派人士,其實只是不喜歡別人挑戰權威,阻礙他們繼續在體制傾斜下,吃富貴大茶飯而已。

不過,政府仍準備遵守基本法及香港法例,如無意外,補選仍會進行。看來謾罵過後,建制權貴精英,主流傳媒只能以杯葛行動,「封殺」公投運動,令它變得無聲無息。他們能否如願,就要看多少民眾願意站到雞蛋的一邊,願意以卵擊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