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中綠島的想像

猛如洪水的國民教育,連同港式填鴨教育,貽害莘莘學子。灰記在講「心儀」多年的綠島前,必定要再詛咒卑劣不堪的國民教育。灰記以為,國民教育毫不必要,特別是還有言禁和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國民教育是罪,而偏偏香港的宗主國就是一個充滿言禁和各式各樣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

灰記終於有機會到「心儀」已久的綠島走一趟。這個在台灣東面,坐落太平洋的小島,景色的確優美,吸引主要來自台灣本島的遊客,參與不同的水上活動。當然,灰記並非只為了欣賞綠島的景色,更沒有參與任何水上活動,而是希望「重溫」歷史,「感受」一下這美麗小島殘酷的一面,探訪那幾座曾經禁閉一個又一個政治犯的監獄。

島上的居民說,不喜歡現在的喧鬧,很緬懷綠島過去的恬靜。這令灰記想起青少年時代已熟悉的《綠島小夜曲》所描寫的靜,「…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姑娘喲妳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雖然現在的說法認為《綠島小夜曲》並非描寫綠島,但這首歌曲卻曾與被迫「滯留」這小島的人扯上關係,其中一個在此坐了23年牢的政治犯高鈺鐺,出獄中風後曾託家人傳話說自己是《綠島小夜曲》的作曲者,但不久去世,死無對證。

而曾在綠島坐過政治獄的柏陽,在2001年造訪曾坐牢九年的綠洲山莊(七零代以後,大部分的政治犯都在此服刑,現在成了人權紀念公園,供遊人重溫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也提到《綠島小夜曲》的創作傳說。

「…當時政治犯送到綠島後,被迫苦勞,圍起一圈鐵絲網,以咕咾石砌屋,並在其中挖一鴻溝區隔男女囚犯。其中的一對不知名的囚犯,不知是夫妻還是情侶,偶以字條互訴情衷。一天,其中一人寫了一首詩想要拋過鴻溝給對方,不幸紙條掉進鴻溝,兩人極為恐懼,先後失蹤。紙條由管理員撿起後,呈送警備總部秘不外宣。由於詩文內容優美感人,更無怨恨之詞,內部人員深受感動,口耳相傳,六○年代遂由名作曲家周藍萍譜為「綠島小夜曲」。至於這首詩的作者,是男方或女方,迄今不詳。…」(《「綠島小夜曲」的著作權保護》)

不過,現在台灣人都傾向相信這是一首並非描述綠島的情歌,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呀搖 …」 在白色恐怖時代,這兩句歌詞亦曾被審查,懷疑暗喻台灣國民黨政權像一條在黑暗中搖搖欲墜的船,作曲作詞人周藍萍和潘英傑被有關單位多次查問,不過,這是首純粹的情歌,任憑情治人員如何有想像力,怎也查不出作曲作詞人有任何反政府的「陰謀」。

然而這首沒有任何反政府「陰謀」的美麗情歌,一度成了禁歌以後,反而是很多流亡海外的台獨異議者的精神歌曲,甚至被形容為台灣國歌。灰記則曾長時間想像,一個又一個被關押的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內,夜幕低垂的時候,想著自己未必能活著出去,偷偷啍著這小曲︰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的向妳傾訴… 這綠島的夜已經  這樣沉靜姑娘喲 妳為什麼  還是默默無語 」把心愛的台灣,把想念的愛人…統統寄情於歌詞之中。

在攝氏35度的高溫和猛烈的陽光下,灰記和朋友在碼頭坐環島公車,車上就只有我倆,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來到座落離太平洋沿岸不遠的綠洲山莊,現在變成人權紀念公園,以前的監獄變成人權博物館。在公園近海處的其中一塊巨石,就寫上蔣介石最愛的題字「毋忘在莒」(比喻要收復國土),大門的右邊赫然看到四個大字「滅共復國」,「愛國」宣傳味道極重。

綠洲山莊,不經意以為是甚麼風景區,但其實真正名稱是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於1972年建成,綠洲山莊只是對外的稱謂,反映冷戰時聲稱「自由世界」一員的中華民國,對自己有大量政治犯,其實亦有所忌諱。但解決的方法不是開放言禁、黨禁,而是自欺欺人地掩飾。這個監獄山莊,囚禁過很多大家熟悉與不熟悉的台灣人,柏陽、施明德、施明正(施明德哥哥,響應弟弟獄中絕食而死)、呂秀蓮、陳水扁、李敖、陳映真、姚嘉文 、王幸男、陳菊、余登發…當中不少後來成了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人,陳水扁和呂秀蓮更曾當選台灣總統和副總統。

雖然這些政治人物,部分後來被指腐化墮落,或者以權謀私,如陳水扁,或者到大陸向中共獻媚,如李敖,但他們都曾為台灣的自主、尊嚴以及民主化而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灰記在想,強制的國家主義和一黨獨裁,企圖利用政治灌輸和政治迫害製造虛幻的國家認同及國民身份,只會引起反彈。特別對著經歷不同國家統治,但有著自己獨特歷史,經常要為生存而奮鬥的台灣人,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台獨或台灣人自決其實是台灣近代發展必然的步伐。

在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灰記又看到監獄遺址的牆上,已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然後,灰記再漫步到離感訓監獄不遠處的新生訓導處的遺址,這是五十年代瘋狂反共年代,關押/改造政治犯和共軍戰俘的地方。

在那個國民黨戰敗據守台灣的日子,面對對岸新成立,朝氣勃勃的中共政權(中共專制、腐敗、墮落、迫害異見人士則是後話),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國民黨政府,把共黨分子、左傾分子、甚至只是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關押於這個新生訓導處勞役、洗腦,高鋒時有二千政治犯集中於此,當中有近百女士 。當局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強迫政治犯在身上刺上「反共抗俄」的口號。五三年曾發生「再叛亂案」,處決十幾人。

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早已在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表露無遺,那時只是國民黨「光復」台灣一年多。由當局查禁私煙引發的群眾起義,罷工罷市,官民衝突,令國民黨的統治陷入重大危機。國民黨最後派軍隊鎮壓「叛亂」,屠殺大批台灣人,民主化後,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向受害人道歉,建立紀念館,有名有姓的遇害者10324人,實際死難人數已不可考。「二二八」事件,台共/ 中共地下黨亦有參與組織武裝鬥爭但失敗,不少共產黨人被捕被處決。這是國民黨瘋狂反共的背景,但實際上,國民黨專制、腐敗、無能的統治,對本省人以及原住民的歧視,經「二二八」後,已播下台獨的種子。

諷刺的是,參與「二二八叛亂」的台灣共產黨人,其實是配合在大陸的中共,希望有朝一日「解放台灣」。多得台灣的民主化,令親共左傾的作者可以著書立說,灰記正閱讀台灣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藍博洲寫的《台共黨人的悲歌》,內容由一九六八年元旦一件自殺事件講起,當時仍未成為政治犯的柏陽,一月底在《自立晚報》連續三天寫了關於一個名為楊揚的年青人的自殺事件。原來這位年青人在旅館自殺後,檢察官召柏陽往驗屍,因死者留有給柏陽的遺書(楊揚是他的讀者)。內容如下︰

「柏老︰

以你老的盍(蓋)世聰明,大約不難想像,我是誰了吧!現請你馬上轉告華銀那個劉啟光小子,當年在夏(廈)門的朋友的孩子自殺。吾父自被執法以來,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

以往,感謝你的鼓勵,特此為謝!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獎劵兩張,請柏老核對。

楊揚(思中)上」

《台共黨人的悲歌》由這封遺書開始,追尋楊揚父親張志忠和母親季澐,由「光復」以後,到五十年代初先後被處決,中間的活動印記。張志忠,原名張梗,台灣嘉義新港人,二十年代往廈門讀中學,接觸台共人士蔡孝乾等,三十年代往上海與反日活動,後赴延安加入中共,參加新四軍。日本投降被中共派往台灣,以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委員及武裝部長身份,整合台灣的親共力量。「二二八」事件後負責組織武裝力量,對抗國民黨,失敗後,欲再整合軍事力量赴山區打游擊不果,潛伏兩三年後,與妻子季澐先後被捕。季澐於五零年底被處決,張則於五三年被判死刑,整個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亦被搗破。張志忠雖被刑訊迫供,始終沒有出賣同志,是一名硬漢子,於五四年被處決。而楊揚自幼成孤兒,由叔父養大,因出自共黨家庭飽受歧視而性格「怪異」,最終自殺了結不幸和短暫的生命。而張志忠幼女素梅亦不幸於中學畢業後,罹患腸癌病故。

為理想為革命犧牲的人,那個年代真是不勝枚舉,與獨裁專制底下堅持信念而犧性的人一樣,都屬可歌可泣,為人類留下珍貴的「身教」。

我們看看台共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主張︰

(一)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愛國民主的統一戰線
(二)打倒獨裁賣國的反動政府,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
(三)沒收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財產分配給貧民及失業者。
(四)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執行耕者有其田。
(五)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員的待遇。
(六)反對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統制,發展中小工商業。
(七)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和託管的陰謀。
(八)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

再回到那兩句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其實台獨主張並非由民進黨開始,而是在日治時期由台灣共產黨提出。這個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台共,在政綱上寫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及「建立台灣共和國」。而一九三一年中共台灣支部取代台共,亦沒有放棄台獨主張。另外,於三二年在廣州成立的台灣民主黨亦主張台灣獨立,「本黨根據民族自主的精神,推翻異民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而以建立台灣漢民族的台灣民主國為目的」。

而這種民族自決的主張,亦受到當時國共兩黨支持。「1927年,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於黃埔政治部講演<孫中山和台灣>時,說到:『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虐待的情形,委實和高麗並無兩樣。

『所以,我們主張台灣民族應該獨立。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應該採取的路線,是聯合與台灣同一境遇的朝鮮,及我們東方被壓迫民族,對抗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

至於中共,也始終強烈支持台灣獨立運動,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專欄作家史諾(Edgar Snow)提及:『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之後,如果朝鮮人,想要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我們對他們的獨立鬥爭將加以熱烈的援助。對於台灣也是如此』。(「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

其實作為共產黨人,支持民族自決是很自然的事,蓋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前已有「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的構想,後來更撰寫理論,支持民族自決,「殖民地社會中的弱小民族承受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本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為了動搖帝國主義的根本,必須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時完成階級和民族的雙重革命。列寧的最高提示也成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台獨起源—從列寧民族自決論到台共綱領」)

當然蘇共,以至國共當掌有政權,或即將掌有政權時,都變成講一套做一套。民族和地方「自決和獨立」都成了「死罪」,一切都要服膺於一個大國的主體意識之下。灰記在想,1947年時的張志忠,是否仍記得台共的台獨綱領,還是到了延安參加中共以後,慢慢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成了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作為共產黨人,當時的張志忠,是否仍是「赤誠」地相信,共產黨人掌權後,真能「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真能「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還是早已習慣由上而下的組織命令和鐵一般的紀律?灰記又在想, 如果當時中共成功「解放」台灣,今天台灣是否還有民主化的希望?中共更「有效」的一元化統治,會否更能壓平島內所有「噪音」,不管來自老台共、原住民、自由主義者…?當然,歷史沒有如果。

最後,灰記回到「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的結尾部分,

「日治時期的台獨思想,有一值得觀察之處,即對中國並不採取敵視態度,島內外種種脫離日本的台獨行動,有些甚至還奠基於對中國的認同之上,且這種認同,非但是漢裔種族文化上之認同,而且還含有政治上的認同。

相對的,中國對台獨亦不排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支持贊同的。

雙方之所以如此,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有幻想,希冀先以台獨為策略性的過渡,最終,仍希望能回歸中國。

至於中國,在沒有能力幫助台灣,解除日本殖民統治之時,能鼓勵台灣獨立,脫離日本掌控,對中國自然有利,故也樂觀其成。」

好一句「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大幻想」,這個所謂祖國,除了抽象迷糊,往往充滿欺騙性,最重要是在地人民的親身經驗和選擇,尤其當大家看到,國家原來是一小撮人壓迫大多數人的工具時,有甚麼馨香。由綠島開始,台灣人的痛苦經驗,台灣人所發展出來的自決意識,是對盲目的「國民教育」和一國意識最有力的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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