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共的問題,不是內地人的問題;是「神秘主義」的問題,不是「麥卡錫主義」的問題!

陳冉被梁振英破例委任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項目助理,一個兩個月的非公務員臨時職位。破例是因為陳冉還差三個月才是香港永久居民,而一般要擔任政府職務必須為永久居民,而候任特首辦更非一般政府部門。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被問及何以破例批准陳冉的工作時拒絕回應。公務員事務局則回覆傳媒查詢時指,「自九九年政府開始推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畫以來,除了陳冉外,局方曾批准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和海事處聘請非永久性居民,擔任非公務員合約員工。在處理有關申請時,公務員事務局會考慮申請的個別情況,市場上有否足夠合適及符合資格的永久性居民申請人等因素,決定是否批准。」(《星島日報》4月24日報道)

看來過去破例聘用非永久居民的職位,都是一些比較專門的部門,可能當中有些工作,本地沒有足夠的人才。再看候任特首辦秘書長劉焱如何解釋破例聘用陳冉的原因。她在4月29日城市論壇節目中稱,這只是短期合約,不能公開招聘,亦考慮到她掌握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政綱理念,是一個合適人選。至於她的工作內容是甚麼?原來「主要是支援候任行政長官,在統籌政策期間,搜集背景資料,擬備講稿,以及筆錄的工作。」

灰記對秘書長的解釋很有疑問,第一,掌握梁振英政綱理念是否很困難,能掌握的香港永久居民很少,所以不得不聘用一位非永久居民?第二,搜集背景資料,擬備講稿,以及筆錄的工作,看來是具一定思考和寫作能力,對香港事務有一定認識的人便可勝任,不需要很專門的技術,難道梁振英團隊內的香港永久居民真的如此不濟事,一個勝任的人也找不到?況且,搜集背景資料,擬備講稿,以及筆錄的工作,在梁振英上任後也必定需要,如果覺得現在非陳冉不可,兩個月後又怎樣?

說來也「弔詭」,陳冉只有三個月便成為永久居民,如果梁振英真的看得起陳冉,只要再等三個月,一樣可以再招攬陳冉進入他的政府團隊,到時她要當公務員也沒問題。老實說,到時即使要公開招聘(公務員事務局說現在時間太趕,不能公開招聘),梁振英辦公室最終選中她,外人也不能批評梁振英做壞規矩,打擊公務員士氣了。

現在梁振英做壞規矩是一個問題,更大問題是陳冉的背景,這也許跟梁振英要做壞規矩有關。正如梁振英當選特首後第二天高調往中聯辦逗留個多小時,明顯要突出中聯辦在香港的不恰當的角色,即鉅細無遺地操控/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包括這次特首選舉無所不用其極的威迫那些膽小不中用,或只顧個人利益的選委,要投票給梁振英,並要將這種不恰當的角色要港人習以為常化。破格聘任陳冉也是要港人對一些事情「習以為常」,包括陳冉的特殊背景。

文化人梁文道及學者蔡子強都寫了文章,或暗(前者)或明(後者)地指外界對陳冉在大陸做過共青團團員過分敏感。蔡子強指大陸有七千多萬團員,佔全國青年約四分一。但凡品學稍好的學生都會被學校的共青團招為團員,十個學生可能有八個學生是團員。來香港留學的學生很多是拿獎學金,即是品學兼優,所以必定是團員。「……加入共青團與加入共產黨不同,後者是成年人深思熟慮的選擇,至於前者,則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被動的決定。要年輕人日後為此負上政治責任和付出政治代價,對他們並不公允。」蔡子強還指,他的內地學生,不少來了香港後,擁抱普世價值,所以是否當團員並不重要。(「赤的疑惑」)

梁文道則進一步指,大陸有七、八千萬中共黨員,何況今時今日資本家也可以入黨,「如今入黨恐怕就和參加青年商會之類的組織差不多,是廣結善緣甚至找尋工作的好機會。你去廣東道看看,那位戴上太陽鏡踩着高跟鞋的長髮女子正在LV門口排隊,說不定她也是個黨員。」(「她也是黨員」)

梁和蔡的文章,被城邦論支持者大肆抨擊。城邦論倡導者陳雲更語帶諷剌,「感嘆」梁文道「媚共」和「是非不分」。「梁文道此文,是不分輕重,不辨是非,況且他並未有點明論題而旁敲側擊,此乃閃爍之文,本不足論。他文章說的,黨員只是來香港的廣東道買LV,這當然沒問題,然而共青團員進特首辦,就是大事情。這是政治常識,還可胡說什麼? 」

還乘機大賣其「死而後已」的「反左使命」︰「我知道我一旦抨擊梁文道,我的信譽連帶香港城邦自治論會遭受一點削弱。曾志豪、梁文道都出手媚共辱港了,這是我提出城邦自治論之後,香港的左翼開始攻擊我做法西斯、希特拉和種族歧視、排外主義的延續,也是香港人抗議D&G,抨擊公共空間出現簡體字之後的內部反動。然而,為了香港之存亡,這個砲口我一定要頂住,我還能珍惜羽毛,還能趨吉避凶嗎?」

灰記絕對不同意「媚共辱港」的說法,也從來反對香港人排斥內地人,特別是對基層新移民的歧視。但灰記認為,香港內地學生十之八九是團員是一回事,陳冉破例當候任特首辦的項目助理則是另一回事,甚至奇怪梁蔡對陳冉背景所隱含的中聯辦要操控香港的scenario,好像視而不見。可能梁文道在內地時間多了,習慣了「一國」的環境,對港人面對「一國」入侵香港「一制」的焦慮已失去敏感。

陳冉不單只當過共青團員,還是華菁會的秘書長。華菁會主要是一群內地出國後,來港定居的「精英」成立的組織,當中很多是中共高幹子弟,如副主席陳晴就是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的女兒,另一副主席栗潛心是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的女兒,副秘書長何思銳的父親,就是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而華菁會的兩名榮譽贊助人正是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和現在貴為候任特首的梁振英。

這個中共自己友「高級」組織於去年成立,很快獲得習近平接見,預期在香港會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這些高幹子弟及中共自己友,都擁有或遲早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只要香港人「習以為常」,他們要加入香港政府及一些公共機構並不困難。到時候要他們公開「放棄」共產黨員身份及不承認自己黨員身份,也很容易。由街坊會、同鄉會、不同地區的青聯、婦聯、民聯、美術會、XX會…到民建聯、工聯會,中聯辦直接或間接操控的組織多如牛毛,這些組織在「關鍵」時刻便會發揮作用,例如選舉,例如在兩制與一國大辯論中,為一國搖旗吶喊。

現在,中共高幹子女也不避嫌現身,標緻中共/中聯辦越來越不介意港人知道他們由下至上,四方八面的滲透香港。即如港共代表,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以不屑一些港人現在還不識時務的語氣說,「中央善意干預香港事務是好事」,顯示中共同路人輕視港人自治,推崇「中央大家長」」的心態。陳冉目前可能只是無足輕重的一個小角色,但要關注的是她背後的巨大政治操作。

換言之,疑似地下黨員梁振英在中聯辦扶持下,奪得香港管治權,為了報答「黨的栽培」,必定會加倍落力為黨工作。而作為中共黨員,買LV手袋是一回事,家人移民海外一回事,買樓炒股票一回事,但下級要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則是另一回事。作為中共黨員,如今沒有了任何意識型態也吧,但要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誓死捍衛中共政權,上頭的政策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這是作為一個專制主義政黨成員的宿命。

此所以長毛梁國雄不斷追問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否中共黨員,特首「競選」期間,不斷追問梁振英是否黨員的原因。因為曾鈺成和梁振英如果是地下黨員(前者十成是,後者則隱閉得較好),他們雖是土生土長香港人,但絕不會以「香港人」利益為大前提,必須要聽命於地下黨組,執黨組的決定,即使這些決定違背「香港人」利益。這並非如「左報」所言,是搞麥卡錫主義,「上綱上線」、「人人自危」,而是敢於挑戰中共,揭露他們的「神秘主義」的不光采作風,即以黑箱手法破壞它自己所承諾的一國兩制。

美國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的確令共產黨人和左傾人士受盡心理壓力和迫害,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至死。今天香港的所謂「反共」、「恐共」情緒,即使是極右民粹主義,難道可以動中共同路人,特別是那些本地權貴、高幹子女半根頭毛嗎?恐怕直接面對這些民粹情緒,因而受到衝擊的,只會是一般內地人和新移民吧。灰記在此博客不只講過n次,中共及其在香港地下黨要反省的是,為何中共政權如此不受歡迎,而不是去指摘別人反共。不談遠的,例如中共執政前三十年的災難,看近期薄熙來事件及陳光誠出走家鄉事件,已足以令人對中共政權「恐懼」和反感了。

曾鈺成曾感嘆共產黨在香港有負面形象,暗指承認是共產黨員有一定壓力。他近期有不少「肺腑之言」,例如對中共要操控2017年的特首普選(如果有普選的話),不以為然,算是有識見的表現。

因此,除非想當一個習以為常的順民,現時香港仍存有言論空間,為何不可指出梁振英委任陳冉擔任政府職務不恰當,為何不可反對中聯辦治港,為何不可反對中共的神秘地下主義,為何不可以捍衛香港這光明磊落的一制?而這一制也是不少內地人希望不被中共侵蝕的一制。

梁慕嫻的遠見及肺腑之言

此文貼出時,梁振英已在北京接受溫家寶的任命,不過其地下黨員的身份「疑惑」,不會因為他的否認而就此消失。

《我與香港地下黨》及邀請此書作者梁慕嫻來港的《開放》雜誌,今期再進一步指證梁振英的地下黨員身份。不過,早前被大陸官方網站「人民網」稱為同志的候任特首梁振英,煞有介事的在太平紳士「見證」下簽署誓章,堅決否認自己曾經加入過任何政黨。相信他會懶理這份主流社會較少關注的政論雜誌的「新證據」,反正梁和中共都覺得這個黨員身份危機總算過關,港人將信將疑也好,最重要是港人慢慢地、默默地接受中聯辦治港,地下黨治港的現實。

在梁振英多次否認自己地下黨員身份後,《開放》第11頁「中南海內慕」專欄寫道︰「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臉書(facebook)和推持(twitter)上說︰『多年以前,曾經負責香港中共地下黨工作的金堯如先生,在洛杉磯曾經親口對我說過︰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其實這句話金堯如生前對不少人說過,包括開放雜誌編輯蔡詠梅、現在台灣的時事評論員林保華、已去世的羅孚兒子羅海星等。……

金堯如生前為開放雜誌撰稿,常與蔡詠梅電話聯繫、聊天,十多年前有次蔡寫了一篇六十年代台海兩岸密使的文章,打電話向金請教港台地下黨問題。金堯如提到香港三梁(梁愛詩、梁錦松、梁振英)為中共地下黨員。他告訴蔡詠梅說,這是許家屯親自透露給他的。(灰記按︰直至八九六四後出走為止,許家屯實際是香港工委書記,即地下黨一哥,只有他知道當時所有香港地下黨員的名字)

而最早在香港公開質疑梁振英共產黨身份的是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練0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信報專欄指梁振英是共產黨幹部,隨後前香港立法局與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在信報也言之鑿鑿指「梁振英肯定是共產黨員」。(灰記按︰據一些同行說,李鵬飛曾透露梁振英曾親自打電話給他,否認自己是黨員)

因為最能證實梁振英共產黨員身份的還是許家屯,據說有港記前往加州訪問許家屯,但許家屯吞吞吐吐,不願證實。但也未否認。」

灰記相信,希望獲得中共「諒解」的許家屯,不會說出真相。如果中共給他一些甜頭,他甚至有可能幫忙否認也未定。畢竟許家屯只是中共一名官僚,因為「六四」站錯邊而要出走,並非甚麼「大徹大悟」的人,甚至與金堯如相比,也相去甚遠。老實說,如灰記這種年紀,對政治關注的人,早在十多年前梁振英說自己N屆不參選特首時,已經議論梁振英是否中共黨人,及估計他是中共培植當香港特首的人。這不是「馬後砲」,而是當時不少人的看法。而當時不少人,包括灰記都覺得梁振英這類人當道,非香港之福,想不到N年過得真快。

說回這期《開放》焦點之一的梁女士。灰記也重溫了梁女士的書,因為其實大部分都曾在《開放》閱讀過,雖然未必同意梁女士所有觀點,但仍然覺得梁女士願意說出她的經歷,以及提供她所了解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和鬥爭手法,彌足珍貴。正如《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所言︰「這些天,我將《我與香港地下黨》,不時拿來翻翻,常對照這場硝煙還沒有散去的香港特首之戰,覺得梁慕嫻對香港政局發展,確實比我們看得遠,看得透。例如她曾告訴我,她早就覺得阿爺(港人稱呼北京中央)原意就是選中C Y,梁唐之爭並不是中途才互換主跑和陪跑位置,唐原就是陪跑。她說,中央經過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曾蔭權的公務員治港,最後一定要回歸到「自己人治港」,才會放心。而唐英年揭露C Y主張用防暴隊鎮壓示威和縮短商台執照打壓新聞自由,顯示他在本質上、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上,是會接近港人治港的,……」

梁女士的書有兩篇關於特首之爭,都是寫於去年十月和十一月,即一般人認為梁振英爭取「入閘」,唐英年「坐定粒六」的時候。第一篇「梁振英︰地下黨員選特首」,梁女士早己「獨具慧眼」指出,梁振英並非無端端想入閘,也是勸退不了。

「中共多年前就處心積累要在香港實現『黨人治港』,蓄意培養梁振英成為特首就是一陰謀詭計的重要一環,所以梁振英N年前已經比任何人更早地備選︰建立個人形象,落區聯繫群眾,推銷政見等等。幾年間一路走來,無論民望有多低或被指地下黨員,他都沒有退縮猶疑過,這樣的韌性堅持,如果沒有中共在背後的支撐,他哪有膽子哪有能耐繼續備選?因此,無論大家如何勸退,他不會退出,因為選特首是黨的旨意,而不是他的個人行為。

中共之所以選擇梁振英,也許是他黨性特強非常聽話,也許是他根正苗紅得到信任,但最有可能的是在眾多出了檯面的地下黨員中,他的地下身份隱蔽得最好。因此我估計,中共不會有甚麼拍板,它早已拍皮,就是梁振英。……

現在回頭一看,可以看到中共長期計劃利用地下黨改造香港的奸計脈胳。首先,是地下黨不公開,欺負港人及特區曾蔭權政府像瞎子摸象,不明真相,任由它在這十多年間加速滲透。其次,承諾2017普選,作出談判,政改妥協,都是為了穩住陣勢,爭取時間在2012年選出一個地下黨員特首,最後,企圖五年內將可一舉把整個香港吞併掉。五年後的普選將由著他們隨意操弄,香港這塊自由之地在五年內將失陷,烏呼哀哉!」(第281-282頁)

果然五個月後,臨近三月廿五日前一兩星期,全港傳媒都陸續報道,京港兩地共官積極向選委遊說/施壓,一定要梁振英當選,民間才開始反應,「不要豬不要狼」運動才出現,22萬不滿中聯辦肆無忌憚操控選舉,干預民間投票的市民,走出來表態,超過八成不要梁振英,超過五成投白票,反對小圈子選舉。但已不能對那些自願也好,被迫也好歸了邊的選委起任何作用。而梁的文章,已在五個月前呼籲選委投良心一票。

「現在關鍵的是那1200名選委的良心了。各派崇尚自由民主人士應要提高警惕,爭奪每一個選委會的席位。不要以為小圈子選舉無關重要便無所作為。這是一個決定香港生死命運的小圈子呀!民主派的二百席選委,在關鍵時刻要適當地運用。……選委會中肯定有良心存在,拒絕中共要投票給梁振英的指令是唯一可以救香港的方法。……」(第283頁)

只是有良心,有自由意志的選委不過半,阻止不了梁振英當選。梁女士似比很多資深政論家、政壇人士,包括李鵬飛更看得準中共,幾個月前已知道中共屬意梁振英,而這些人則深信唐是在爆僭建醜聞後才被放棄。

今天梁振英當特首成定局。然而,梁女士幾個月前的前瞻性觸角,的確高於很多資深政界人士及工商大賈。她在十一月寫的「自由有無與多少的選舉—關於香港特首選戰的幾點觀察」,就已預告唐英年招架不住梁振英,請大家千萬要注意。而唐梁之爭亦是中共樂見的局面。

「在這裏,我大膽推斷,如果是雙英對決,除去二百位泛民選票不計,當餘下的一千人接到中共指令要投票梁振英時,大多數會依指令照做而讓梁當選,因唐英年實在太不濟。這樣,香港就進入被地下黨員管治的時代。但若是梁范對決的話,則可有變數,大多數人會違抗中共指令,讓范徐麗泰當選。畢竟心裏非共抗共旳港人是大多數,只要他們不會願意被一個地下黨員來管治而選擇范徐麗泰,……」(第286頁)

灰記對范徐麗泰素無好感,覺得她也是「識時務」的「變色龍」,但她的能力的確比唐英年高得多。也可能是她能力高民望高,又只是統戰對象,還不是完全自己人,所以北京不准她參選,影響「大局」,很多同行都聽聞她是被北京勸退參選的。梁女士看穿了這是中共的「高招」,以無能的唐英年讓香港人覺得別無選擇,無奈要接受梁振英。那時候,唐英年還未有僭建醜聞呢。

灰記同意梁女士的分析,如果那個不是唐英年,而是其他較有能力,起碼表達能力好一點的人,中共未必能如意把梁振英推上特首「寶座」。問題是老謀深算的中共,看中「望子成龍」心切,但完全不顧自己兒子如何不濟的唐翔千夫婦的自私,也了解工商大賈的吃慣免費政治午餐的慵懶,以及一般的選委看風駛,唯唯是諾的沒骨氣,把扶不起的阿斗捧成「大熱門」。

造成今天的局面,除了怪中共要操控一切的權力欲,要怪還是怪香港統治精英權貴階層,為了坐享免費政治午餐帶來的制度性利益傾斜,即所謂地產金融霸權,依賴中共阻撓民主進程,依賴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的蔭庇,沒有能代表自己階級,又經得起直選考驗的政治力量,到頭來被中共完全架空。至於廣大庶民應如何反應,是否應如社協主任何喜華那麼樂觀,期望梁振英「穩中求變」,或如聲稱代表基層,中共嫡系組織之一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的所謂給「大和解」一個機會?

再回到本文的主角梁慕嫻。她在同一文章寫道︰「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構思了一個『聯合執政統一戰線政府』的稱號。這個提法明顯地是以中共為主導一方,去招攬各方人等包括泛民主派加入政府。只有共產黨全面執政了,才會想著如何去統戰各方勢力,這與一向有人提出的『執政聯盟』或『八黨聯盟』的平起平坐,共識共存,帶有根本不同的意義。鄭耀棠說得太露骨了,等不及了。

情形就像1949年毛澤東全面掌握中共政權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假意組織聯合政府,招攬一些民主人士做做官一樣,……」(第285頁)

更何況,現在中共強調是建制派,或梁女士所稱建制派與幹部隊伍的大和解,與泛民無關。但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告訴大家,這是招降︰

「六. 記得儲安平(灰記︰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民主黨派人士,前《光明日報》總編輯)說過︰『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有』『無』的問題了。要知道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意志。』現在香港面臨的選擇是︰如果中共間接統治,這個自由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若中共直接統治,則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現在香港是梁女士所言,中共透過地下黨直接統治香港。可能不少人都抱著中共遲早全面接管香港的心態,覺得誰當特首也沒分別,這些人甚至還期望梁振英有所作為,令地產霸權稍為收歛。灰記已講過很多次,梁振英並非代表基層,而是代表中共/大陸權貴、香港新興地產及專業勢力等。只要看看其政綱其實與唐英年沒有分別,甚至民生政策更保守虛浮便可見一斑。而他執政的問題是對自由,甚至「民主」的重大威脅。

灰記看過不少中共「反右」的書本,對中共49年建政後,幾年間如何輕易收拾已是囊中物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走向一黨獨裁,以及在缺乏制衡下如何禍國殃民,很有體會,覺得過來人梁慕嫻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

其實今天的香港「非共」力量處境不會比當年的民主黨派差,起碼有個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承諾。只是太多只顧眼前利益,對中共唯唯是諾的選委,太多善忘的香港人,太多怕民主爭論很煩很沒效率的「現實主義」者,造就中共透過推舉「有能力」的自己人上台,如此這般地進一步直接掌控香港。此時此刻,梁振英/中共治港已是「災難」,更災難的是很多香港人還是不願覺醒,不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轉變不會是一朝一夕),而是麻醉在中共家長式的「關愛」語言中,甘當強權下的順民。

關於「反英抗暴」

四月一日的「反中聯辦治港」大遊行,橫額口號眾多,其中街工的黑旗白字,寫著「反英抗暴」,頗有意思。這個「反英抗暴」,指的當然是反梁振英,抗暴的意思,灰記理解為,中共的粗暴操控小圈子選舉,無所不用其極,必須反抗;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未來可能的23條立法,進一步打壓自由等的暴政說不。

港共元老吳康民這類愛黨人士,其所屬的傳統「左派」/「愛國」陣營的選委,被中共/ 中聯辦一聲令下,全部歸邊投梁振英一票,不能亂說亂動,自然對過萬市民衝著中共在香港的官方代理怒吼,看不過眼,說四月一日的示威煽情。灰記不知吳老是否也覺「反英抗暴」的標語煽情?概「反英抗暴」是港共及「左派」人士於六十年代,反港英政府的一大搞作,如今被用作反梁振英新政府的標語,是何等諷剌的事。

「反英抗暴」或曰「六七暴動」,是傳統「左派」對殖民統治最大規模的抗議騷動,為時幾個月。由新蒲崗人造膠廠罷工引發的「抗爭」/「暴動」,港英政府強力鎮壓,「左派」組織及群眾的誓不罷休。結果造成五十二人死,約八百人受傷,包括「左派」群眾、警員、及市民等。亦有大量「左派」人士被捕,坐牢……。

關於「反英抗暴」,很多人講過。早前回港反梁振英當特首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在她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亦有講到六七年的這場暴動,提供了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審視這重大歷史事件。

梁女士是那時百多個跟港英鬥爭的鬥委會的其中一個小頭頭,負責帶領「官津補私」的學生。她以過來人身份反省「暴動」,並向港人及受她影響而參與「暴動」,而蒙受損失的人道歉。她反省的其中一點的,就是「左派」內部是完全受大陸「文革」當權派的影響,做了很多扭曲人性的事。

「……往後,香港『左仔』的大集會,都緊跟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走,進行『鬥私批修』和『階級教育』,『官津補私』也不例外。在大會上或座談會中,學生都把自己的私心,甚至性生活都『鬥』了出來,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誰『鬥』得最『徹底』,就最革命。好像把自己脫光衣服,擺在大家面前,供人欣賞,才算英雄。……」(第9頁)

除此之外,一些探貧問苦的活動,也是姿態多於實際,目的就是要證明「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

「……曾組織學生到香港仔涌尾訪問,那裏住了許多艇戶,生活困苦。又曾組織學生訪問盲女阿彩,協助她改善一下生活,一位學生看過艇戶的窮困生活情況後說︰『看看,這麼眾多的窮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們,毛主席真偉大!』這位單純的學生真的就如此相信了。唉!我當時是多麼地高興他的『覺悟』呀!這是我們進行愛國教育的典型事例。那時的香港,還未經歷七十年代的起飛,貧苦大眾的悲慘生活的確使我們心靈震動,但我們沒有如劉千石先生那樣成為改革社會的工作者,因為我們訪貧問苦並不真要改造社會,為窮人做點事,而是一種手段去發展愛國勢力,去達到毛主席英明偉大的目的。……」(第9-10頁)

「反英抗暴」過了近三十年,被中共以誘捕,以「間諜罪」被軟禁於北京的「左派」報人羅孚,回港後為「六七暴動」的過激行為,向香港市民及當時被迫害的「左派」群眾道歉。梁女士亦乘時以給羅孚公開信的形式,寫了「地下黨應出來道歉」的文章(收錄於《我與香港地下黨》),除了自己鄭重道歉,還要求當年策動這場暴動的幕後組織,香港工委出來道歉。

「……那時候,我和你一樣,也參加了『鬥爭』,當了一名小頭頭。在青年學生社團『學友社』裏,領導官津補私學生參加鬥爭,高喊『粉碎奴化教育』。由最初的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演變成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我們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思想受它的控制,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參與了那些無聊的『鬥爭』。……」(第18頁)

不但如此,中共地下黨還發動「城市遊擊戰」,擺放真假土製炸彈,燒死反共播音人林彬及其黨堂弟,嚇怕了一般市民,令大多數人轉而支持港英的鎮壓行動。「反英抗暴」失敗,但中共地下黨不作檢討,也不向受盡牽連的「左派」群眾講過明白。

「……上級的傳達︰『鬥爭路線錯誤了,要停止一切行動。』我想︰錯了?原因何在?為甚麼發起?為甚麼失敗?多少人受害?誰應負責?這些問題當時完全沒有解決。多年後把全部責任推給四人幫,……(第18頁)

那麼,誰錯了?從『六七暴動』開始時群眾的訴求看,它與天星小輪事件,盲人工廠工潮,反貪污捉葛柏等運運動有共同的一面,就是『反殖』。根源都是對港英統治,社會不公的不滿。……所不同之處是『六七暴動』由中共發起和領導,其他則是一群有理想,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社會精英自發的運動。中共硬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加在運動中,把群眾反殖的激情和行動扭轉,用以印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推動行動無限升級,引起市民反感而反去支持力。中共並不真心反殖,是否鬥垮港英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以民族主義的招牌吸引群眾參加,達至發展中共勢力,發展地下黨員的目標。」(第19頁)

回看歷史,六十年代西方左翼及自由主義青年反建制,把哲古華拉、毛澤東等看成革命導師,香港的「左派」群眾對毛澤東思想著迷也很正常。關鍵就是西方反建制青年,支持全球反殖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反越戰,支持阿、非、拉的獨立運動。偏偏香港這個殖民地鬧不起獨立。中共香港地下黨及親共團體所發起的「反英抗暴」運動,是受澳門「一二三」事件影響/啟發,澳葡政府向中共澳門地下黨及親共團體屈服,同意道歉。從此,澳門變成澳葡政府與中共澳門代理共治的局面。香港「左派」希望複製澳門的「革命成果」,所以有「英國人不低頭,便要走頭」的口號。

但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人,政治意志和能力遠比沒落的葡萄牙人強,當知道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便採取強硬手段對付親共「左派」,最終因為「左派」的過激行動,嚇怕了佔大多數的中間市民,「左仔」從此成了負面標籤。而英國人亦汲取教訓,逐步改善管治,收買民心。七、八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代成長,投入社會,關始意識自己除了中國人以外的香港人身份。一些學運、壓力團體以至獨立左傾分子,對社會改革提出訴求,對英國殖民主義反感。

說到這裡,灰記不得不提七十年代的「國粹派」(學運多數派,由中共地下黨動員吸納)與「社會派」(較有獨立思考的少數派)之爭。梁女士的書也有涉及七十年代的學運,不過,她認為「國粹派」並不愛護中國國粹,而是「親共派」。

「……當時『親共派』學生乘保釣運動之勢崛起,並在運動的高潮中,搶奪運動的領導權,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提出『認中關社』的口號,『認中』就是『認識中國』,舉辦中國週及回國參觀學習活動,包括井崗山,韶山,延安以及廣州等地。『關社』即『關心社會』,曾進行訪貧問苦等階級教育活動,從中認識『共產黨解放中國貧苦人民』之偉大。其實質是利用這兩個法寶進行親共意識型態教育,以達發展組織的目的,並不具備改革社會的雄心壯志,也並無參與社會鬥爭運動的意欲,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第163頁)

換言之,經過「反英抗暴」一役,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親共派」,了解到黨對香港「長期準備,充份利用」的政策,已不會真心進行反殖鬥爭。曾是學運「社會派」一員的Q仔曾經為抗議七五年英女皇訪港而與「國粹派」爭論,「國粹派」當然以大局為重等的理由,「勸喻」不要抗議英女皇訪港,但那些有自由意志的學生及青年,認為英女皇是殖民地的象徵,反殖必定要抗議其訪港。當時有獨立的進步刊物,曾經以反英女皇作為封面,被港英政府控告,結果也不了了之。

而七六年毛澤東死,四人幫倒台,震動「國粹派」及整個「左派」。但原本這些人大都並非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嚮往社會主義祖國」的民族主義者,加上組織上依附中共,很快便擁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當八十年代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港人缺席的談判,「左派」更不會提反殖和社會改革,他們跟依附殖民政府,及樂於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本地工商界,竟然成了阻撓反殖和改革的共謀,直至今天亦如是。在中英兩個「巨人」的夾縫中,對中共專制獨裁有所抗拒/警惕的民主派及民間團體,以至自由派及獨立左翼人士,扮演了推動社會改革/民主進程的角色,但舉步維艱。

今天主權移交多年,但「反殖」其實並未完成,當年「反英抗暴」的旗幟仍然適用,只是對象由英殖民統治者,換成中共及其親密代理人梁振英吧了。而當年對付「左派」群眾的公安惡法,消除了部分,但代替了英國人的中共代理,會千方百計的利用強硬執法,政治檢控對付示威人士。而23條立法,則是最終欲消滅反對聲音的一步。

325之後

三月廿五日之後,有人覺得叫喊「狼來了」叫多了,叫得非理性了。facebook甚至有教師文化人留言,對舖天蓋地反梁聲音覺得很膩,對互聯網上的「恐狼」聲很不以為然。

KELVIN NG 照片

灰記覺得反梁振英是應有之義,因為他代表中共/中聯辦更明目張膽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踐踏一國兩制,為何不能反?熟悉大陸的時評論員劉銳紹對同行說,梁振英當選後高調走訪中聯辦,就是要把西環(中聯辦)管治中環(特區政府)合理化,就是要香港人慢慢習慣。他批評這樣做會令一國兩制更被削弱,令特區政府獨立性更成疑,梁振英管治更困難。他是從中共管治的角度去看,覺得這樣做「愚不可及」,但灰記從香港人立場看,覺得十分可惡。

另外,facebook的一些惡搞圖,把他跟毛澤東和希特拉等量齊,倒實在抬舉了他,梁振英只是中共的馬前卒吧了。「恐狼」其實出於恐共,灰記雖然覺得恐共無補於事,但卻「情有可原」。中共源自斯大林主義的毛式專制獨裁,對中國人民恐怖統治造成的災難,多讀一點歷史,也不會沒有感受。

今日中國沒有了毛澤東的「無上權威」,換上「現代化」的面貌,但中共骨子裡的專制,對人民的不信任,對異議聲音的敵視,開動起專政機器維穩時,平民、異議者遭受的苦痛一點不輕。輕則被驅趕,被監視,重則秘密拘禁和判刑。在這種專制統治下,人民心生恐懼是正常的。所謂恐怖統治,不就是要人民懼怕而噤若寒蟬。但今天看來,大陸人民也不再默默忍受,中共的維穩統治並不完全見效。

但作為專制主義者,中共要收緊對香港的統治是時間問題,這次中共完全不避嫌,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威迫利誘推其同路人梁振英上台,其要「更好」利用香港之心昭然若揭。換言之,新政府實施的政策,可能越來越考慮「國家」利益(分分鐘是中共官僚權貴的利益),甚至不惜犧牲香港利益。認清這個事實,就只有靠香港未完全受蠶食的自由空間,跟中共及其代理人作抗爭。

換言之,這次可能是繼「九七」的又一次的「改朝換代」,以中共及梁振英的強硬作風,「強勢治港」。梁振英的鷹派作風,城市大學的教職員相當清楚。有同行訪問教職員工會主席馮偉華,馮指他當校方董事會主席時,打壓工會不遺餘力,有人停電不讓工會於晚上舉行集會;工會發電郵質疑誰為了「擦鞋」而出此下三流手段,結果換來每個工會執委收到律師信,說他們誹謗董事會,諷剌的是,工會根本沒有說過是董事會做的。更甚者,馮偉華任教科系的系主任也收到警告信,而系主任根本與工會沾不上任何關係。最讓人感到氣憤的是,校方竟然收回工會用了十多年的辦事處。無怪乎這位新任特首,在城大教職員最近一次民調的評分如此低。

當然,有人會疑問,馮偉華是泛民中人,可能會誇大梁振英的負面形象,但原來有「左派」中人私下向灰記同行透露,愈熟悉梁振英的人,愈對他難以信任。灰記不排除這反映中共地下黨的內部不同系統的互相猜忌,概中共內鬥之殘酷,很多過來人都書寫過。但無論「左派」內部,以至非共人士都對梁振英為人有所保留,則是一個警號。正如那位現在頻向梁振英送秋波的變色龍葉劉淑儀,被自由黨的周梁揭發,曾說過「梁振英會害人」。灰記倒不因人廢言,覺得葉劉這句話並非無的放肆,甚至是對梁振英最傳神的描述。不過,灰記不會輕信葉劉跟著說的那句,「我不會害人」,這位權力欲甚強的政客,未必不會不為了「上位」而不害人。可惜很多人卻忘記了她03年硬推23條的嘴臉,把她捧成最受歡迎的議員。

說回梁振英,總之其為人跟現在不斷「親民」的作風有很大不同,則肯定是事實。就以街工為例,差不多一年前,他們邀請當時公開說「當仁不讓」,但民望極底的梁振英討論屋屋及民生問題,梁單人匹馬赴會,表現誠懇,還說公屋建屋量不足,要建多些公屋,一年一萬八千個單位也不夠。但當他知道中共屬意他當特首後,為了安撫地產界和工商界,政綱不再提要大量興建公屋,民生政策甚保守,相比唐英年的政綱也不見得進取。

而他當選第二天,街工往請願,他三次遇到街工請願者,也不願接情願信,變臉速度之快,讓人嘆為觀止。當然有人會說,唐英年以至曾蔭權不也是不理民意,政客就是如此。是的,所以灰記跟很多市民一樣,反對唐英年和曾蔭權的同時,也反對梁振英。而街工的區議員更對記者說,曾蔭權等不理市民,大家心裡有數,不會有期望。而梁振英是起初要製造一個親民形象來突圍,難免令人有「過橋抽板」之感。

不過,當日力撐梁振英「入閘」的社協主任何喜華有不同看法。可能梁振英應承他3月31日到深水埗跟基層市民舉行論壇,令何覺得社協仍受重視。但灰記對梁振英有「偏見」,覺得他這一連幾天的「親民騷」,最重要的目的是消減民間團體及「泛民」四月一日「反梁振英」、「反西環治港」遊行的「聲勢」。選擇何喜華的社協,是因為社協沒有反小圈子選舉,沒有批評他民生政策大縮水,沒有質疑他反自由的意識型態。三月廿五日的反小圈子選舉遊行,很多基層團體都有參與,獨欠社協。灰記相信四月一日,甚至七月一日的遊行社協也不會參加。

跟很多同行一樣,灰記絕不懷疑社協服務基層的誠意,不過,一些重大的民生政策,如全民退保等,必須民間團體通力合作爭取,一些對抗反自由的行動,例如反23條等,必須民間團體互相支援,才能結成捍衛自由的聯盟。何喜華說會繼續監察政府,但願他不會因為社協可能受新政府更多資助,而減少批評政府民生政策的不是,甚至對新政府壓制自由的舉動視而不見。如果梁振英最終「過橋抽板」,社協也有義務將其真面目公諸於世。

社協對梁振英的態度,又令想起facebook上,那位教師文化人。他說︰「……梁振英要做野爭民望,採強硬手腕,難道大家真係唔想睇下佢點對付班土豪劣紳,撐林鄭對付丁屋僭建,處理雙非問題,以及令四大地產商收斂一下,難道這不是大家想見的嗎?大家心知肚明,特區政府此時此刻執政就是需要效率,日日睇住班得個講字既議員係度吵鬧,真係仲未煩夠咩?」

這也許是不少港人的心態,正所謂「有能力」的人「帶領香港」,懶理梁振英代表的中共及不同的上層利益。灰記總覺得,如果有越來越多人認為民主煩亂,民主沒效率(更可況香港是向工商界傾斜的半民主議會,基層利益往往被犧牲,爭取全面普選,是維護基層大眾的利益的第一步。而如預期普選後(如果爭取到的話)的議會會更吵鬧,這是民主的代價),可能意味越來越多香港人接受威權主義,這正中中共的下懷,所謂一手硬一手軟,胡蘿蔔加棍子。香港離順民政治究竟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