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漸變

七一遊行人數創紀錄,不用警方、港大民調及政府「確認」,參與遊行及留意四方八面影片及圖片的市民心中有數。一個地方如果至少七分一人口走出來,表達要求民主的清晰訴求,必然會有後續,例如群眾和反對派會繼續佔領政府總部和或廣場,迫令政府答應人民的要求。

而通常有超過七分一人口出來遊行,表示這個國家/地區的政權已經徹底失去民心,即使利用軍警死撐,也不撐不多久,政府領導最終都被人民轟下台。當然,直至被轟下台的前一刻,當權者都會用盡種種方法維持其統治,有些希望用巧言欺瞞群眾,例如「承諾」局勢穩定後舉行大選之類,有些索性鎮壓。於是,一段時期的流血衝突,白色恐怖,甚至酷刑、黑獄也在所難免。因為當權者「被迫瘋」了,即使人民如何理性非暴力,國家機器不會手下留情。不過,所謂民心所向,很多時這些執意與民為敵的當權者,亦會眾叛親離,軍警最後一刻抗命亦時有所聞。

當然歷史沒有寫包單,人民抗爭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到目前為止,發展地區民主轉型成功的例子並不算多。 人民最終勝利只是一種信念。

香港的確特殊,七一遠超五十萬人遊行後,沒有反對派膽敢擔起大旗號召群眾繼續佔領廣場,要求馬上落實公民提名真普選及要求完全管治無能的梁振英政權下台,香港亦不如外國,爆發流血衝突,造成死傷。這一點灰記理解,因為香港人面對的不只是梁振英政權,而是他背後「龐大」的北京政權。這個北京政權有血腥專權的傳統,有過百萬的軍隊,反對派還沒有人有膽識當第一個「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姬」,或者第一個魏京生、李旺陽、劉曉波…測試中共嗜血的底線。

這是香港人的「幸運」,因為不會為政治付出血的代價,也是「缺憾」,因為香港人成了另類政治侏儒 。十幾年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保障」下,香港 人習慣了「耐心的等候」,「被動的爭取」,為的只是選出一個向市民問責的政府,一個代表市民監督政府的議會。但這種等候竟也愈來愈像等待果陀。

不但如此,朝著向市民問責政府,代表市民監察政府議會相反方向的管治手法和議會文化變本加厲,這種轉變近兩年尤劇烈。傲慢行政主導,即行政霸道,連同如橡皮圖章,夠票就郁的立法會,香港人在不同政策和法案中,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被矮化的滋味。

香港人沒有主體意識(只因中國人的包袱) ,香港的政黨沒有執政意識(只因中共不容許),香港的反對派不敢抗爭(怕被人批評暴力,怕與中共完全鬧翻),這些都已屬老生常談。脫離了港英殖民統治,卻擺脫不了「子民化」的被殖民意識,擺脫不了另類政治侏儒的命運。

只有個別人士例外,例如劉山青,他在八十年代初英國人跟中共談判前,到大陸串連民運人士,那時鄧小平已經決定把一批民運人士重判,劉亦被中共抓捕判監十年,他沒有想過要獲得減刑而認罪求情,把牢坐到底,比一些大陸政治異見者更硬淨。

灰記總覺得,劉山青的經歷很有象徵意義,第一,香港的民主化始終離不開大陸的民主化,不是香港要依賴大陸的問題,而是兩地的民眾都面對同一强權,只不過大陸人直接面對,香港人間接面對但亦愈來愈變得直接。第二,香港也有勇敢直面中共強權的人。

學民特首辦前的螢光棒,被批評不環保

學民特首辦前的螢光棒,被批評不環保

說回七一,一群年輕人的「不甘心」,在成年人依然思前想後時,決定為抗爭踏前一步,學聯的大學生與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兵分兩路,中學生前往特首辦等候梁振英上班,向他表達訴求,大學生在遮打道通宵守候,預演佔中。

 

第一次清場前一刻

第一次清場前一刻

青年學生和普通百姓的「義舉」,令本地政治文化出現微妙的變化,雖然只是一個開始。一些政治人物,如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梁耀忠、何俊仁及幾名年輕區議員,無論抱著甚麼心態也好,願意與抗命的群眾一起被捕,而不是袖手旁觀,怎樣說也是一種進步。

而七月三日,泛民議員向前來答問大會的梁振英高聲抗議後離場,亦屬首次。可惜的是,他們迅速煞有介事的譴責黄毓民擲玻璃水杯,客觀效果又再次與梁振英和建制派站在同一陣線。

要知道,梁振英在此時此刻是反對政治針對的總目標,泛民不是在第一次見記者時,曾一度高喊梁振英下台嗎?即使黃毓民行為過了火位和不智,泛民也絕無必要去保護梁振英(泛民譴責暴力客觀上就默認梁振英是暴力的victim),保護一個推動行政暴力和議會暴力的人。灰記想起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被台灣民眾潑漆油的事,覺得大快人心,是台灣人向中共甚麼台灣前途十三億中國人有決定權的霸道(先不去説十三億中國人民在中共專權下,連基本人權也不保),是對中共高高在上的跋扈憤怒的回敬。而梁振英就是中共小小的一伙。

連政見屬保守的盛智文,也沒煞有介事的譴責暴力,反而揶揄說,如果他是梁振英,被擲杯會一笑置之。一個屬建制的外國生意人,可能真的受過民主的洗禮,更在乎執政者的胸襟,反而香港那群泛民的潔癖顯得有點幼稚。如果泛民有心做成熟的反對派,實在要好好想想他們在反對什麼。

無論如何,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以後,香港的政治會跟以前不一樣。關鍵還是市民的「覺醒」,不再犬儒式的「和理非非」,而是了解抗爭的意義和代價。而當晚有不少普通市民願意與學生一起公民抗命,亦顯示民心思變。

至於一些警察使用不必要的警力和武力清場,把被捕的五百多人羈留超過半天才放人,跟著政治檢控主辦七月一日日間遊行的民陣負責人、司儀,連司機也不放過(不排除政治檢控陸續有來),北京官媒繼續狠批「佔中演習」及七一遊行,梁振英不但漠視市民的訴求和憤怒,還批評佔中预演浪費警力,可視為中共直接指揮梁振英政府所帶來的改變,即大陸的專政意識及下三濫手段在香港顯現。

香港人大概也要面對拖延真正民主改革的「虛假普選承諾」,以及繼續反抗者的被鎮壓,沒有甚麼幻想餘地。

如果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人劉山青是為了「真正共産主義革命理想」自動送上門(劉當時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今天眾多開始拒絕「子民化」,拒絕當另類政治侏儒的香港人,終需面對中共以種種形式的「君臨」此地。 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包括灰記,避無可避的考驗已經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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