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台海如何風高浪急,最讓人在意的是來之不易的民主自由

中美角力停不了。8月2日晚,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領參眾兩院數名代表訪問台灣,成了東亞,以至世界大新聞。

事前中國官方多番表達不滿和作出軍事報復的警告 ,但阻擋不了佩洛西訪台。訪問後北京高調進行實彈軍演,於東部戰區向台灣海域發射導彈,部分導彈更射落了日本沖繩附近的「專屬經濟區」,然後戰機飛近、飛越台海中線多日(台灣軍方亦有發訊號彈回應),隨後亦宣布於接近朝鮮半島的渤海進行演練。此外,中方決定制裁佩洛西及她的直系親屬(但沒有具體內容),停止與美方各方面的合作和對話,最新的動作是制裁包括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內的7名「台獨頑固分子」。不過,中方的反制,特別是升級的軍演,只惹來美國、歐盟、日本以至台灣當局的批評與譴責,5名美國國會議員更於佩洛西訪台不足兩星期後訪台,完全漠視中方所表達的憤怒。

至於這次台海事端,誰是贏家誰是輸家,不同立場的評論自有不同的結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台海從此不安寧。

在一連串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練的同時,北京於8月10日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是繼1993年和2000年後第三次發布「台灣問題」白皮書。除重複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聲稱「在中共的引領推動下,70多年來特別是兩岸隔絕狀態打破以來,兩岸關係獲得長足發展。兩岸交流合作日益廣泛,互動往來日益密切,給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外,也將新近的台海緊張局勢歸咎於民進黨「謀獨」行徑以及「外部勢力縱容鼓動台獨分裂勢力滋事挑釁」,意有所指地稱外部勢力的滋事挑釁「加劇兩岸對抗和台海形勢緊張,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既違逆求和平、促發展、謀共贏的時代潮流,也違背國際社會期待和世界人民意願。」

然後強調北京以最大的誠意謀求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不過,此次白皮書沒有承諾於實現統一後,不派駐軍不派人去台灣管理,與先前白紙黑字承諾的台灣可以保留軍隊和實行全自治相比,條件更苛刻。而炮彈無情,大陸可如何只針對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採取「非和平方式」行動解決「台灣問題」,亦令人充滿疑問。

台灣總統蔡英文回應指「中國罔顧兩岸的現實,一廂情願發布白皮書,重申一國兩制」 「台灣人民希望的是,我們要和平,我們不挑釁、不升高衝突,但捍衛主權與國家安全,台灣絕對不退縮。」台灣陸委會則重申台海現狀與事實是「兩岸互不隸屬」,堅拒「一國兩制」。

正生活在「一國兩制國安新時代」下的香港人,看著這份白皮書(2014年北京也曾發表「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指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引發當時爭取雙普選和民主自治的港人進行佔中行動。佔中又稱雨傘運動),相信心裡別有一番滋味。對於佩洛西訪台「風波」,此地不少人亦以不同的心情,投以很大的關注。

香港此刻的網絡資訊大致仍屬自由開放,很多外國、不同或不利於此地和北京官方的消息和評論仍然可以看到,網民也大致可在網絡上自由發言。當然,現在發帖者和留言者都要考慮會否觸碰到《國安法》和煽動罪並不清晰的紅線,因此,如以往般「慷慨」發言者減少許多。即使如此,香港網上並不如內地般對美國和台灣一面倒的「義憤」和「叫陣」,也不盡是如特首、眾高官、立法會全體議員、親建制政黨民建聯等,表態式的譴責聲明,反而不少聲音明裡暗裡流露對台灣人的同情。

灰記或多或少理解這種情感的「由來」。九七以前,台灣和香港都是北京眼中未收復的國土。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時,台灣正藉美麗島事件之後,民間爭取民主自由,向國民黨獨裁政權進行「最後抗爭」的時期。灰記一代或上一代不少人對「中華民國」有複雜的情感,好像已故家父就支持兩蔣反共也反對台獨,認為台灣民主化來自蔣經國晚年對民主「感悟」的功勞 ,並常以此來與血腥鎮壓「六四」的鄧小平相比,遺憾鄧小平晚年不能像蔣經國那樣順應民主潮流,為中國的民主作出貢獻。他雖然討厭後來「肢解」國民黨的李登輝,但始終嚮往民主自由(由2003年反23條開始,拖著年邁的身軀多次參加七一遊行),絕對不會認同現在國民黨馬英九、洪秀柱、韓國瑜等害怕得罪中共,以至千方百計討好對方的作法。

現在白皮書所提的「一國兩制」,亦與1984年中英簽署的《聯合聲明》有很大的關聯。根據《聲明》,中英雙方同意以「一國兩制」方式讓英殖香港過渡到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除了是中英談判如何「安置」香港的妥協結果外,也是北京以香港作為「示範單位」,向台灣招手的一著。不過對生活在一個有著國家功能的政治實體的台灣人來說,「一國兩制」從來缺乏吸引力,現在他們眼看香港這兩三年的急速變化和北京進一步的武力威嚇,就更難接受「一國兩制」。事實上,就連今日願意接受大陸統戰的國民黨都聲稱不接受「一國兩制」,為何北京仍如此堅持。台灣人可能會疑問,北京「和平統一」的誠意究竟有多大。

對台灣人來說,相信最最核心的問題是不會輕言放棄來之不易的民主自由。台灣人經過幾代人的抗爭和無數人的犧性,終於逼令蔣經國於晚年作出了一些讓步,結束戒嚴、解除報禁和黨禁。由蔣經國指定的接班人李登輝,並沒有想著要國民黨永續執政,願意逐步推行民主和本土化,並於1996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前一年,於中華民國第九屆總統選舉實行全民直選,並當選民主化後台灣的第一任總統。他和要獨裁終身的蔣氏父子不同,當了一屆總統之後便不再競逐連任,由連戰替國民黨出選,另一國民黨人宋楚瑜不服氣退黨參選,國民黨「內鬥」令民進黨陳水扁漁人得利,當選該屆總統,很快就實現第一次政黨輪替。

不少親北京評論指李登輝是「台獨」推手,利用地位與權術挑撥離間國民黨各不同派系,令國民黨分裂,造就「台獨」政黨民進黨上台執政,此後更脫離國民黨,繼續推動「台獨」。但無論如何,單單指摘他「台獨」,而抹殺他盡最大努力消除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基礎,令台灣出現「真正意義」的民主選舉(而不是像新加坡和俄羅斯,雖有選舉,卻保證獨裁強人或一黨永續執政),對他殊不公平。 

此後二十多年台灣實現政黨輪替,人民大致享有西方成熟民主國家的基本權利,新聞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亦受到法律保障。雖然避免不了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財富過度集中、貧富不均、社會不公、貪腐、環境污染……等問題,但這些問題在獨裁/專制/威權社會不見得就會消失,反而往往更嚴重,只是很多問題被官方大力壓制或掩蓋吧了。對全球開明的華人而言,台灣是華人社會的「民主典範」,硬要台灣人接受「一國兩制」未免矮化了這個「民主典範」。

面對來自對岸不斷升級的武力威嚇和未來可能的兩岸戰爭,台灣人看來相當冷靜,生活如常,至少還未出現大量移民潮。有身在台灣的香港評論人指中國大陸的武力威嚇,令台灣人更反感和疏離。台灣有民調機構指,佩洛西訪台令民進黨民望上升,國民黨則民望下跌。當然也有為統一吶喊的人,例如在大批歡迎佩洛西到訪的人群之中,就出現少數示威者拿著標語指她是「戰爭販子」,破壞台海和平。這些一面倒為對岸喊話,真心歡迎統一的台灣人究竟有多少?不過,他們的存在和高調發聲,也側面反映民主自由的「可愛」。試想想,若有人膽敢在大陸舉起「歡迎佩洛西訪台」、「聲援台灣民主自由」的標語,會有何後果!

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示威後期,接近台灣大選的12月,一場少有經官方批准的遊行,出現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標語。這些標語似乎在提醒台灣人,香港正發生的事也有可能在台灣發生。

2020年1月舉行的台灣大選,據報原本主打民粹經濟牌的國民黨韓國瑜民望較高,但北京透過特區政府重力鎮壓反修例運動,反而令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選情轉好(她最終以八百多萬票擊敗得五百多萬票的韓國瑜)。而蔡英文多次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亦「贏取」了不少香港人的心。

這些支持台灣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應該與灰記已故父親那一代很不相同,沒有了中華情結,沒有了歷史「包袱」。而以年輕人為「主導」的反修例運動,以激情流露對此地「無以名狀」的愛,以「我地真係好撚鍾意香港」表達這種「深情」。這種愛有別於官方要培育,講求忠誠於政權的愛國愛港情操,因而太危險,太顛覆性,不能任其發展,所以要重手鎮壓、大幅收縮能讓其發展的自治空間。

情形有如威權獨裁時代的台灣,以打擊「台獨」、「共匪」為由,實行白色恐怖,不能讓台灣人萌生有別於官方定義的身份認同/主體性。然而,高壓統治數十年,以「自由中國」自居的兩蔣國民黨要培養本土台灣人的中國人意識,並未十分凑效。蔣經國晚年因為抗拒中共統戰而將政權「本土化」,任用更多本省人,但台灣人經過幾十年抗爭所形成的本土意識和「主體性」已經「牢不可破」,亦與台灣的民主自由不能分割。簡單而言,就是台灣人以民主自由為傲。

台灣與香港不同之處就是,台灣並非「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台灣的原住民最有資格說話。他們於幾千年前,秦始皇還未以武力消滅六國,以殘暴方式統治中國前,已經世世代代住在台灣,中國漢人是很後期才移民當地。事實上,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統志》有關台灣府沿革的介紹就寫道:「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藩。明天啟中為紅毛荷蘭人所據屬於日本」,另一寫法為「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隋開皇中,遣虎賁陳棱略澎湖三十六島。明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干掠近海郡縣,都督俞大猷征之,追至澎湖;道干遁入台灣。天啟元年,閩人顏思齊引日本國人據其地;久之,為紅毛荷蘭夷人所奪」,無論上述何種寫法,都說明在清朝設置台灣府之前,台灣並非中國領土。2019年,一群台灣原住民的代表曾向習近平發表了公開信,題為「習近平先生,你不懂得尊嚴,因此誤會了偉大」,因這次中國的軍演和發表白皮書而再次於網上被傳閱:

「台灣原住民族見證著來到島嶼的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氏王朝、清帝國、日本國、中華民國的言行,我們跟荷蘭人簽過契約、跟美國人簽過和平協議,對抗過每一個侵略我們土地的外來民族與帝國主義,也受到後來殖民國家的武力鎮壓、威權統治,從被稱番人到台灣原來的主人,原住民族更推動著國家走上人權、民主、自由的轉變歷程。千百年來,我們仍在這裡,從未放棄我們的自然主權。

在我們母親土地上建立起來的主權國家台灣,我們並不滿意,因為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才剛剛開始被這個國家重視,台灣島上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歷史觀才剛剛開始受到這個國家肯定。但,這也是我們與所有認同台灣土地的其他族群努力形塑的國家,是不同族群正在理解彼此痛苦經歷的國家,是我們可以大聲用自己語言說自己故事的國家。我們在母親土地上自己決定想要什麼樣的國家,並積極改造它,這是尊嚴。無論人口數是300多人的卡那卡那富族,還是21萬多人的阿美族,我們每一個原住民族都有平等的自決權,這是尊嚴。」

對中國大陸堅持不放棄對台灣動武是這樣回應:「習先生代表中國政府的談話,強調以武力為後盾,堅持統一台灣、實施一國兩制,並表示不會傷害同為中國人的人。但暴力是不對的,無論是不是中國人,都不應該遭到傷害。我們已經看到藏族、維吾爾族成為『中國人』之後,在『民族自治區』遭遇文化、語言、信仰的滅絕。我們看到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人民,快速失去民主與自由。我們看到中國人民,甚至無法說出或捍衛自己的基本人權。

習先生,暴力無法帶來和平,Misawacu hanizaay masasu takid(欺侮別人的人也會受到同樣的報應;撒奇萊雅族古諺)。請帶領你的國家邁向真正的文明,停止武力恫嚇台灣人民,致力讓中國人民享有人權與自由。……如果有一天,中國放棄扭曲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樂意成為我們的善良鄰居,而不是強行要當我們的父母。那個時候,我們會誠心舉杯,敬中國這個鄰居一杯小米酒。pasola xmnx na mansonsou!(願您每回呼吸都順暢;鄒族語)」

不知道習近平有否看到這封信及如何看待這群原來「台灣的主人」。

世界各地原住民從被虐殺、被壓制、被遺忘,到積極爭取話語權,並得到所在國越來越多人的認同,應該是這幾十年來最激盪人心的事之一。從沖繩到台灣,從澳洲到紐西蘭,從南美洲到北美洲,原住民取回「主權」的運動,是對現代民族國家在歷史上犯下罪行的一次大揭露、大批判,亦是重新審視自由主義的種種局限,並企圖打破被「資產階級」壟斷民主自由想像的「巨大工程」。由於往往要與既定的主流價值和官方論述較勁,過程充滿艱辛、挫折,例如原住民為保權益抗爭而被視為恐怖份子,因而備受打壓和攻擊,在中南美洲仍常出現。因此,不只台灣原住民,各地原住民爭取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的道路仍十分漫長。

不過,一些成就依然令人鼓舞。例如經過原住民和支持歷史正義的公民不懈努力,終於促使澳洲、加拿大等地的政府,承認利用寄宿學校強行同化和恣意殺害原住民子弟的殘暴歷史,並向原住民公開道歉。這些外來統治者的暴行當時是被美化為開化savages(野蠻人)子弟的教育項目。另外,美國一些學校開始採用以原住民視點撰寫的美洲歷史,不再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而是這個西班牙人帶來了瘟疫與災難,這個大陸幾千年前就有人居住,有的以部落形式生活,有的則建立了文化程度很高的城邦,例如瑪雅文明,後來的歐洲殖民是對原住民屠殺和掠奪,而非發展和拓荒,美國立國並沒有「解放」而是繼續壓制原住民等等。

2016年開始,美國達科塔州(dakota)原住民阻止興建和運作貫穿保留區輸油管的抗爭,亦是捍衛原住民不同生活方式、文化(包括祖先墓地),以及保護生態包括水源免受石化工業破壞的重要鬥爭,並曾得到不同州份原住民、公民、退伍軍人以至地方官員的聲援,但最終聯邦上訴法院推翻地方法院於2020年禁止油管運作的判令,油管繼續運作。此外,無論台灣以至北美洲,拯救瀕危和重構失傳的原住民語言亦是核心工作。

中國很樂意以原住民/少數民族所受不公去批評歐美的民主國家,尤其最愛抨擊美國的人權狀況。但他們往往不願承認,即使有著帝國/殖民主義的不光采歷史,即使美國仍是最大的霸權,歐美的民主制度縱使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至少有空間讓人發聲,讓人採取行動嘗試去糾正歷史以至現存的不公,而不會動輒被官方以國安法例控以叛國、顛覆罪。試想想,西藏有可能出現藏人原住民視點的歷史教科書,新疆有可能出現維吾爾原住民視點的歷史教科書,出現捍衛民族語言和文化運動,而不被控以煽動分裂,諸如此類的罪行嗎?

更不要說日本的沖繩、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蘇格蘭、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以至美國的德州,和平鼓吹獨立都不是罪行,以獨立訴求作政綱參與地方以至全國選舉都不會被取消資格,以至當地人可以就是否獨立作出公投(如蘇格蘭人和魁北克人)等。這都是民主制度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對原住民/少數民族自決權不同程度的承諾。

台灣原住民之所以能發出與主流漢人不同的聲音,透過發聲令更多台灣人認識被掌權者扭曲的歷史,不正正是因為台灣人戰勝了獨裁和一言堂,建立了較令人暢所欲言的民主制度嗎?這較令人暢所欲言的民主制度,不也是共產黨未取得大陸政權前,不斷宣傳和追求的嗎?

不管大國如何搏奕,不管台灣民進黨和國民黨如何盤算,也不管台海如何風高浪急,相信全球開明的華人,以至愛好和平人士,最在意的仍是台灣人來之不易的民主自由。

自由無疆界,記阿古智子及其反修例新書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2020年於日本出版的一本有關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書,今年六月於台灣出版中文版,書名為《香港__何去何從》,由芝竹、陳愛理和Esther共同翻譯。除了主要講香港,此書也有不少篇幅談及她親身體驗的台灣和日本,此外也提到一些她接觸過的中國人權律師和家屬。此書對香港反修例運動持同情態度,九七前後曾在港大留學的她,就像香港的一個朋友,「困惑」地看著一個曾經熟悉的地方開始變得糢糊、陌生。此後香港變化之大,相信在她這書面世的兩年前,很多人都難以想像。

一向慷慨好客的智子,於中文版出來後傳訊息說會寄給灰記一本。灰記收到書之後向她道謝:「Big thanks Tomoko, will read it soon」,她隨後回話:「Maybe my understanding is not that deep. 請你指教!」灰記隨即說:「這兩三年香港變得太快太多,要有深刻的認識,對任何人都困難。你能成書,多一個『外部』的觀眾已十分難得。」

不知道灰記為何說她是「外部」的觀眾,她其實是緊密接觸和關注香港的人才是。這並不是一本典型的學術書,阿古智子百忙中記下她在反修例運動前後於港台兩地的足跡及所接觸的人和事,作為學者,她要盡量「客觀」地邊叙邊議,作為一個人,她的感情投入和內心剖白令此書更「動人」。

對智子的朋友如灰記來說,這書很有親切感,除了書如其人般體現智子坦率的性格和她的人文關懷,也因為她所提及的不同場景,不同的朋友也曾親歷其境。對一般讀者來說,一個「不安」於冷氣辦公室內抽離遠觀外界的非典型學者,一個一直努力透過民間互動和對話,期望日本與中港台有更良性互動的行動型學者,無奈於大政治的劇變,更多的「敵對」者被製造,更深的藩籬被築起之同時,仍堅持盡可能參與任何可助了解現狀的活動,不錯過任何可助溝通的機會,在現今充斥犬儒、絕望的世道,是難得,也是經過現實洗禮的正能量。

「一切源於中國」,先從智子的「中國心」說起。她在1971年出生,小學時有不少老師有改革意識,即所謂左傾,對她有很深的影響。她生長的大阪有不少朝鮮/韓國人和部落民(類同印度種姓制度的「賤民」),都是受到歧視的族群,老師則教導她們不要歧視不同於自己的人,要懂得欣賞不同族群的習俗和傳統。智子說自己從小就對不同族群很好奇,對日本以外的世界很感興趣。她曾受訪說:「日本是很小的地方,我不想永遠待在日本,我想出去別的地方看看。後來做學術研究,便想到研究中國。」

成為學者之前,智子曾參與不少中國扶貧項目,持久關懷中國民間社會。成為學者之後,她也與一般日本的中國研究者有別,最不同的就是她的「赤子之心」:由於關心基層中國人民,於是認識不少維權者,也因此認識不少協助維權者的人權律師,於是認識一個有別於中國官方對外宣傳的中國。

她對中國的認識很多來自民間的現場,曾經在辦公室向採訪者說,日本幾乎沒有像她那樣專門在中國做田野調查的學者。而她因為要實地接觸中國的底下層,完全不介意住在衞生環境惡劣的農民家,與他們做朋友。而這些農家連與她一起去採訪的中國記者也不願意住下,堅持回縣城的酒店住。而很多主流日本中國研究者不做田野調查,只用文字資料做研究,為了可以不斷到中國講學做研究,這些學者會自我審查,盡量避免批評中國。這其實和日本政府的取態相當類近,日本政府一向很少評論中國的人權問題。

直至2019年,智子每年都會到中國探望維權朋友,人權律師及家屬。她在書中「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一節提到她最後一次到中國是2019年3月,曾陪同許艷到江蘇徐州的一個看守所,許的丈夫余文生律師被拘押在該看守所。 余文生因為發表公開信要求修改憲法等政治改革而被拘押。「(許艷)在二0二0 年六月十七日突然接到江蘇省徐州市檢察院的電話,得知丈夫的審判已於去年五月秘密進行,市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智子寫這章節是回應中國於2020年7月1日在香港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她特別提到全國人大於5月通過此法時,「……讓我們這些研究者感到相當意外,對於香港人而言更是晴天霹靂。」她認為這是隨意擴大解釋《基本法》第十八條,十八條訂明:除國防外交之外,任何國家法律均不適用於香港,以及第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由香港特區自行立法, 亦認為「這做法也違反了國際公約《中英聯合聲明》(一九八四年簽訂)中,明確記載維持香港民主制度和『高度自治』。但中國卻不顧一切強行施行。」

她隨即於7月7日,參加了一個中國人權問題的線上研討會,並在該章節轉述會議發言人之一﹐香港大律師張耀良的悲嘆,「在香港建立起來的普通法體系,被活生生地破壞了。」她也提到會議的一個目的是回顧於2015年在中國內地發生的「七0九大抓捕」,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律師的何俊仁在會上表達了憂慮,「或許有一天,在香港也會發生『七0九大抓捕』!」

讀到這章節的感受就是,想不到這些憂慮那麼快便成真。說這話的何俊仁不但被控參與/組織不同的未經批准集結,共判監十四個月(以往這些罪行刑罰輕微,判社會服務令或監禁數星期,且多會緩刑),還因為是支聯會(2021年9月解散)前副主席,與前主席李卓人和另一前副主席鄒幸彤一起,被控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参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他們三人均不獲保釋,由去年開始一直還押。

而去年初發生的民主派初選案,更被形容為港版「七0九大抓捕」。47名有份組織及參與2020年立法會選舉(後延至2021年底舉行)初選的民主派人士,以《港區國安法》下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檢控。當中大部分人自去年初開始還押至現在,小部分獲保釋。一般預計此案可能最快後年才審結,一些被告可能在案件審結時已關押了至少三年。換言之,智子在文中所憂慮在中國內地的任意拘押,以另一種形式在香港出現。所不同者,如許艷般幾年見不到丈夫余文生(余於今年三月獲釋),連丈夫受審時也不能到法庭聽審,甚至事後才獲通知,此等政治犯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待遇還未延至這裡吧了。

在另一節「一家人來寄宿」,提到她在日本的一個中國聯繫。智子在東京的家有一個書房,是客房也是「避難所」,曾經接待來自中國的不同訪客,有朋友戲稱她的家為「東京小屋」。文章提到2019年底發生的廈門聚會案,許志永等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在廈門聚會討論時政,後來參與者相繼被捕。

她寫道:「二0 一四年,許志永曾因擾亂公共秩序,遭判處四年有期徒刑,並已服完刑期。出獄後,他一直沒有參與活動,這次也只是少數朋友的聚會;我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要將所有社會運動還在萌芽期便完全消滅,然而我們家接待的,正是參與廈門聚會的一位人權律師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律師本人則因為擔憂被捕,躲藏在中國境內的某個地方。」

這三母子希望能到美國,當時暫住在秋田縣。「冬天在東北秋田沒有暖氣的小房間生活,實在太悽苦了。看到孩子們長期不能上學的樣子也讓我(這個老師)十分擔心。由於我們家曾接待過來日本留學的中國貧困家庭和維權律師的孩子們寄宿,雖然想到這家母子三人都來擠在同個屋簷下的決定太過侷促,但我在和家人商量後,還是決定接待他們來家裡來寄宿。」

事事上心的智子,為這家庭在日本合法逗留,為孩子逗留期間的學習和活動疲於奔命,好在有朋友和學生願意幫忙。後來爆發COVID-19,上課及課外活動停止,「兩戶人家六口人擠在一座小房子裡的生活,也漸漸到了極限。」最終透過美國一個基督教組織的協助,三母子獲得美國簽證。「三月十六日,幾乎就在日本關閉出入境國門前夕,他們平安抵達了美國。那個時間恰好到宛如奇蹟。」

智子感嘆曾親眼目睹中國許多律師和非政府組織成員被拘留和逮捕,學者和記者被剝奪出版和發言機會,不當解僱,甚至被控「尋釁滋事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同時亦

感嘆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的不足:「日本在接受別國難民方面等的條件,明顯不如其他先進國家。我不曾營運人權組織,因此對這些人的幫助是有限的。然而,我作為一個人,必須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做我必須做的事,做我能做的事。

然而,因為我幫助那些在中國可能被視為罪犯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中國政府或許已將我列入『海外敵對勢力』之中吧。」

現在該談到「香港人__何去何從」的「主人翁」,中式行事方式漸趨普遍的香港以及住在這裡的人。智子也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從1996至2000於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修讀博士學位,其間經歷了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她在「前言」講述了不少體驗:

例如初到香港獲一名單親媽媽接待,主人家將她們在窄小公屋單位的床讓給正在發高燒的她,第二天復原後與該單親媽媽和她的朋友,在略為骯髒的細小食館享受了一頓令她感動到「連舌頭都幾乎要一起吞下去了」的美食,「天啊,世上居然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例如香港人只講效率與速度的文化令她嘆為觀止,小巴的瘋狂速度和在「狹窄的山道急速上下穿行」的雙層巴士,令她「震驚到嘴巴快無法闔上」。「我自認是個相對溫和的『大阪人』,但當我開始住在東京生活,我對路上行人的緩步徐行,或一上了電扶梯就停下腳步的人都會覺得有些不耐煩。連這樣的我,也會對香港生活節奏的快速感到可怕。」

「香港人那種連大阪人也感到吃驚的『商人』氣質,可算是香港經濟政策培育的結果吧。……英國

殖民時期的香港,追求效率重於公平,減少了社會福利支出成本。回歸二十多年來,立法會得以經常地討論社會福利政策,香港住民要求更積極介入經濟政策,呼籲增加社會福利預算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然而,財富分配不均並未得到緩解,貧富差距的懸殊也達到了驚人的水準。」

香港回歸中國的這個不尋常的國際大事,也觸動了這個日本人。「七月一日那天,臨時在『NHK香港支局』兼差打工。感受到自己見證了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的那一刻,記得我在高樓大廈林立的中環的電話亭裡,給在大阪的爸爸打了通電話,『爸爸,香港交還給中國了,剛剛回歸典禮才結束呢!』二十三年前的那時,還是街頭巷尾都有公共電話的年代。」

「已成遙遠記憶的香港」,2019年6月以後忽然又在她眼前出現,每日都想起香港,連發夢也總是見到香港。與從前賺錢和效率至上不協調的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影像,也終日盤踞她的腦海。「當我人在日本 只看報紙、電視和網路上的資訊,總有些東西感覺不到或看不到。我每天都會在社群媒體上收到有關香港的影片、照片和文字資訊,但那些訊息所傳遞的事物現象實在太複雜,讓我感到困惑。」

2019年12月5日智子乘夜機,6日凌晨5時抵港,大約十日前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取得壓倒性勝利,那時香港的重大衝突都發生了,局勢較為平靜。智子就在這幾天,見了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包括她幾個以前大學的同學、在香港認識的幾個運動參與者,一個曾在日本讀碩士,另一個兼職警署翻譯,還有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日本高中生和日本留學生……,也包括12月8日舉行合法的「國際人權日」遊行。透過這些人的說話和感情流露以及她的現場觀察,了解反修例運動種種面向。

或許對曾不同程度參與過反修例運動的香港人來說,她在香港之行所見所聞, 都是大家經歷過,甚至有更廣泛、更深刻難忘的體驗也不定。但不要忘記,這並非一本單純寫給香港人看的書,而是面向日本、台灣,甚至希望有中國大陸的人可以看到。對這些香港以外,對此地不熟悉的讀者而言,智子的「田野調查」和對香港一些公眾和政治人物的介紹,對反修例運動發生前的一些背景舖陳,以至運動發生後一些事件描寫,對了解香港的變化就顯得十分重要。而她的一些困惑與反思,包括民主自由的價值如何在家庭、學校、社區和友儕間實踐,也值得現在的很多香港人「細味」。

例如她在「2. 暴力與非暴力」這一章「自由還是賣國」的一節,提到她一個「藍絲」朋友對示威者暴力的譴責,不斷辱罵示威為暴徒、曱甴,對警察則無保留支持。「香港正在衰落。我們老一輩人建立的一切都被破壞、道德也被敗壞了。……怎麼能說殖民地時代有民主呢?香港回歸中國後,逐漸有了選舉。民主是一個進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的。想在英、美國面前搖尾乞憐,那不就等於賣國賊了嗎?」

這些香港年青人一概視為「廢老」的「廢話」,智子這樣回應:「現代的社會分化激烈,不同立場的人之間越來越難交流。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這個矛盾。我研究過中國的人權運動和公民社會,在某程度上我能理解香港年輕人對香港前途的擔憂。最近,連在旅日的中國人,甚至是日本學者,都發生了在中國被扣留的事情。我無意詆毀中國的一切,但我不得不批評中國當局限制言論和學術自由。透過在中國的大量實地考察,我親眼看到也聽到了中國的嚴峻現況。我覺得香港已經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由了。」

在壁壘越趨分明,敵對撕裂越趨嚴重下,智子在保持自己看法的同時,依然渴望對話和溝通,她這種態度亦貫穿全書。雖然她同情理解香港的年輕人,但也深感「暴力行為加劇、公共設施遭破壞、交通受阻等現象」會令人不安,她感嘆:「上述提到一個示威者放火焚燒身穿綠衣男子的影片,也讓人震驚不已。起初我以為是假新聞,但當幾個訊息管道都證實是事實時,我非常失望。為什為要做出如此激烈的暴力行為,我從心底感到悲涼。」

她12月8日國際人權日處身示威現場,第一次被一群全身黑衣的示威者團團圍住時,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緊張感。「當下我才意識到自己在日本所聽所見、自以為瞭解香港示威的形象,是多麼缺乏真實性」。智子是透過「現場觀察體驗」以及接觸親歷者來驅除「不實」的印象。她和一位港大同學於 WhatsApp上作了詳談(「WhatsApp上的告白」一節),對一些暴力場面和「過激」行為多了一份了解。

「做那樣的事的只有少數人」「我為大多數反抗者感到自豪。他們非常勇敢」,她的同學為「勇武」示威辯護的同時,也懷疑部分破壞者的身份:「……可能是黑社會,也有可能是便衣警察,甚至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僱用的人。……」,這大柢也是當時很多「和理非」的心情。智子寫道:「她用『裝修』(decorate)來形容『破壞行為』。被視為親中派的集團企業、商店或飯店出入口相繼遭到破壞,鐵門和招牌不斷被塗鴉。……另一位朋友說:「雖然破壞了商店,但沒有發生任何盗竊行為。」「示威者投擲的『火魔法』(汽油彈)只是想設下路障,更多是為了不讓警察攻進來。」……換句話說,示威者的行動有一定的規則,這是對示威者有一定程度理解的態度,所以產生了『打理』和『翻修』這類不具負面意涵的詞彙。」

越多聆聽,對敵視中國內地和暴力的成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6.被撕裂的社會」一章,智子從自身以及不少居港日本人的經驗開始,嘗試探討為何香港近年急劇變化。「……各式各樣的語言都被使用,多元的民族、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一起生活,我在香港的時候,幾乎沒有感覺被當作是『格格不入』的人。相對日本,香港可以沒有壓抑感,可以自由表達自己,因這樣的感覺前來香港的人,在我身邊也有不少。」

然而,賺錢和效率至上並不能解決香港的貧富懸殊和貧困化,窮人越來越多,居住環境越來擠迫惡劣,還有更重要的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人競爭資源所引起的不滿和恐懼,香港年輕人即使大專畢業也「不能奢望可以獲得與上一代一樣的薪資漲幅與向上流動的機會」。中國影響,無論來自政治還是經濟都越來越顯眼。

「我在二0一九年到訪香港大學校園的時候,雖然到處都貼滿企業招聘會的簡介,但我發現不少都是使用簡體字。香港慣用繁體字,以簡體字書寫的招聘簡介,不是顯然打算優待中國學生嗎?我也經常會聽到,在歐美大學畢業的中國人,於香港工作時可以賺到很高的收入。」總之,香港市民與大陸新移民之間於「就業與商業經營、社會福利等方面都有互相爭奪資源的情形。」

智子留學港大時曾經租住過西環狹小的房間,對香港居住空間的壓力有第一身體驗。在「住宅不足下的新移民」一節,智子透過聆聽一位經營日語學校的香港人,再進一步介紹香港租金的壓力和中港矛盾。例如在日本大阪三萬日元就可以租到一間一人住房,在香港則平均要二十萬日元。「這樣的狀況連香港人也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如果去到新界的話,就有很多新移民居住。中小學都有大量中國人的子女入讀,但我們也無可奈何。對社會不滿的情緒就快爆發了。香港每日都在接收一百五十個新移民,在輪流等候公共房屋時,也會有讓他們優先的情況出現。」

「香港年輕人根本無法與這些人競爭。他們為了繳付房租已經夠辛苦,每個月還要拿出約三、四萬日幣(約台幣七千至九千元)給父母當家用。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在為生活所苦的同時還會捐款、會去關心西藏的問題,盡全力貫徹自己的信念。我常在想,他們到底是抱著什麼心情呢?」

在「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一節,智子透過日本最具權威的香港研究專家倉田徹,闡釋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殖民地管治是一個比現在更強力的獨裁體制。……即使沒有民主但也沒有什麼政治干預的環境下,香港社會還是可以保持自律性與主體性。……回歸後,經濟上推動『中港融合』,為避免香港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中國政府日漸介入香港社會。對此,香港社會出現了反彈,產生了『中港矛盾』。」

「既得利益者之間的利益不斷循環,貧者越貧的結構若不打破的話,香港是無法改變的。但是,現在可以見到的變化是來自中國投資、房地產交易增加,以及人口湧入。因此,香港的分裂會更進一步極端化,而這次,失去自由的恐懼正在既得利益者之間開始擴散。」「聲音量小的人們,以及因為被欺凌、壓迫、無法理性控制情緒的社會弱勢,他們所累積的負能量也將不可避免地爆發,容易使運動激進化。」不知道反修例運動的勇武激進派是否同意這種分析。

反修例運動發生於中文大學的示威者堵路、設置路障守護校園。「有些人批評他們阻斷交通、破壞路磚的行為,雙方對峙,現場極為混亂。」智子訪問了一個在校園留到最後一刻的日本留學生,轉述了他對學生/示威者「過激」行為的反思。留學生認為不能用自己一直以來所想像的「道德上的正確性」來判斷所有事情。

「……只要是朝著示威目的前進,有些矛盾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行為本身讓我們自己受損或者遠離目標的話,那就不能接受。示威者必須經常思考:『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命?』『暴力行為能否有效達成自己的目標?』因為不仔細思考的話將會讓自己有所損失。」

寫到這裡,智子也分享自己對「運動底線」的思考:「『勇武派』與『和理非』,其實並無法真正分得清楚。當然,犯罪行為在法律上應該要受到懲處,但若將其視為社會改革的運動過程,應該就無法以『這種是黑』『這種是白』等標籤化進行審判。每個人無時不在煩惱,時而前進,時而後退。但當權者卻毫不留情把示威者貼上『暴徒』的標籤,無視長期被壓抑的人們心聲,也不設法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亦沒有全面深入調查意外及事件。當權者的所作所為,都只是在全力擁護警察等與自己同陣營的人而已。」

實際上,當權者對警察的「全力擁護」,不但令示威者,也令很多市民承受來自警察的暴力對待。與智子WhatsApp的同學也有著不少港人同樣的經歷。她因為住近太子站的旺角警署,不時吸入警方頻密發放的催淚彈煙霧,以至生理期來之前的分泌物一直是灰色(灰記聽說不少女性前線示威者以至記者的經血是黑色的)。「也許是有什麼毒素跑進體內了,身體用特別的方式在排毒吧,政府沒有公布催淚彈的成分,誰都不知道其中有什麼化學物質。這是對人權保障的侵害。」

她有次習舞完畢往地鐵站途中遇到警察的水砲車向四方八面發射,有人被水砲打中,她亦無法呼吸,眼睛不停留淚,要不斷倉皇躲避,因而悲從中來。「這是香港嗎?我當下覺得非常悲傷,嚎啕大哭了起來。」

家在元朗的這位同學,也提到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傳言整個事件是黑社會故意做的。我們香港人想知道實情是什麼。獨立調查小組招聘的外國專家前幾天辭職了,真正的獨立調查儘管想做,大概也很難進行下去吧。」

當時社會上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聲音很大,也得到一些溫和的建制人士支持,但在警方激烈反對下,要依賴警察「平定局面」的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代之由監警會聘請數名外國專家加入調查,但監警會一向主要由保守建制主導,又沒有調查權。外國專家要求有獨立調查權不果而辭職,拒絕為監警會背書。

2020年5月監警會發表了反修例運動警方執法調查報告,只批評警方在721事件沒有及時採取行動,說「警黑勾結」缺乏確實證據。而當時多間傳媒所攝製的專輯,至少能證明警方故意不及時採取行動,令襲擊者為所欲為。此外報告亦沒有譴責警方過度執法和濫用武力,只是建議警務處需要重新審視使用武力指引、是否跟法律完全銜接以及警務處需要自設法律顧問部門等。對很多參與或同情運動的人來說,這份報告避重就輕,不痛不癢,是典型小罵大幫忙之作。

回想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聲音,當中有人認為除了調查警方執法問題,也應調查反修例運動的成因,政府和示威者應負的責任等等。換言之,若果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當然也要看人選是否公眾信賴的人),除了警方的執法問題,人權受侵害的問題外,示威何以變得激烈和暴力,年輕人為何對政府有如此強烈的仇恨等,或許會有較全面的理解,政府從而作出回應和疏導,否則談何修補社會裂㾗,共建和諧社會?

然而,特區政府鎮壓運動之後,只顧利用新舊法例作大規模拘捕和檢控,即所謂「止暴制亂」,將所有不滿的聲音壓制下去。任何不符合當局「黑暴」定性的話語,都聽不進耳。兩年前出版,由中大政治學者馬嶽撰寫的《反抗的共同體》,去年出版,由中大傳播學者李立峯編輯的《時代的行動者 反修例運動群像》和今年中譯本面世,由阿古智子執筆的這本書,其實都是較客觀地去描述、分析以至理解反修例運動的著作,是管治者難得了解「理性反對聲音」的中介。

而對於過去「沉浸」於反修例運動的很多香港人,在「和勇不分」、「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大框架」下,大家都避免觸及政治上的分歧,以至對「暴力抗爭」的不同看法。這幾本書的公開討論,以至更多的運動後檢討和省思,對個人和社會其實都十分重要。

然而,正如上述智子同學的憂慮正實實在在的影響著香港人:「……有一天孩子們會不能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我們也必須繼續說謊下去。即使是現在,我也幾乎算是在講假話了,我更改了臉書的名字,刪除了照片。我們這次的對話有沒有被錄音,這也讓我很擔心,澳門已經完全是這樣了。我們根本無法表達真實的自我,我們不知道誰在什麼地方看著我們。說實話,我無法想像五年後會怎樣。」獨立於官方的公開政治討論差不多已經絕跡。

此書面世後一年,北京宣布「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拖延了一年多的立法會選舉,其議席作出重大修改。雖然議席由70加至90席,但原來佔一半議席,即35席的地區直選議席減至只得20席,按比例則由一半減至剩22%。若以一人一票的自由選舉作為民主其中一個重要指標,智子的「藍絲」友人會認為是民主的倒退,抑或仍堅持「民主是一個進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的」呢?

不但如此,「完善選舉制度」後,要由由官方定義的愛國者管治,民主派今後即使欲參選(2021年的選舉民主派沒有人參選,或被一早取消資格。僅一些被認為向北京輸誠的前民主派如馮檢基、狄志遠參選,結果後者勝選),也先要被檢視是否忠誠愛國。最近有親北京人士不斷向民主黨喊話,要求放棄「反共」心態,「洗心革面」才有前途。

然而對「WhatsApp上的告白」的智子同學而言,愛國可以是另一種想像:「……我覺得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作家劉曉波是最愛中國的人,他和守護中國人權的律師們為什麼必須受到那麼多的迫害?為什麼要強迫我們『愛中國』?他們那些人愛的是中國,並不是愛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並不代表我們中國人,絕大多數香港人也都這麼認為。」

由北京引入《港區國安法》開始,以言入罪的恐懼變成了現實,「光時」案被告唐英傑因為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幡,而以「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判刑9年;《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的管理層和總編,也分別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被拘押,兩個傳媒亦被迫停運。這兩年因政府當局的大規模檢控,很多民間和政治團體,例如書中提及過的支聯會、民間人權陣線、香港眾志,以至沒有提及的很多團體都因壓力而自行解散;很多政治和公眾人物如書中提及過的何俊仁、黎智英、周庭、黃之鋒、羅冠聰、陳皓桓、岑子杰、梁國雄、區諾軒,以至沒有提及的知名及不知名人士,不是在服刑或曾經服刑,就是被拘押,要不然就是「流亡」海外。

智子向「藍絲」朋友說的「我覺得香港已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由」,發生在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傳媒界……。自我審查已成了日常,相信不少香港人「感觸良多」。類似書中所提及香港文憑試的「爭議性」考題「一九00至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法?」(當時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批評「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感情」), 將不可能再出現。香港不少獨立製作的影片,尤其同情反修例的已不能在香港上映。很多「敏感」的書籍被公共圖書館下架,灰記於網上尋找不到馬嶽和李立峯那兩本有關反修例的書,相信圖書館會購入阿古智子這本新書的機會也很低。此外,除了親建制學者,越來越少學者願意公開評論政治事件或反修例案件。

換句話說,過往紛雜多元,激進、溫和、保守共存的社會,現在彷彿只容許政治上附和官方的聲音,連溫和的批評聲音也容不下。而阿古智子的書,正正要提供一個「溫和理性」和「兼容」的看事物方式。若香港容不下這種看事物的方式,智子會在自己的國家日本,在與對岸大陸關係越來越緊張的台灣繼續踐行。她不放過任何機會邀請香港人親身到日本,或在網上講述非官方的香港故事,如書中提到的周庭、區諾軒、劉慧卿、陳皓桓、何俊仁以及書中未及提及的「離散」香港人。最近未能在香港放映的香港影片《憂鬱之島》,智子曾安排在日本播放並邀請導演出席映後談。

也在隔岸看著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台灣,2020年初舉行總統和立委大選。由於北京透過香港政府重力鎮壓反修例運動,原本對臺灣人已缺乏吸引力的「一國兩制」,更缺乏市場,一般都認為鎮壓反修例運動是替民進黨的蔡英文助選,令原本處於劣勢的她選情反彈。而她亦不放過機會聲援香港人爭取自由,贏取了不少香港人的心。

智子在書中提到大選期間接受龍應台邀請到台灣實地考察,在「紅綠選舉戰」一節詳細講述了體驗。她先到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造勢晚會觀察,現場的熾熱氣氛令她感到震撼,「……『韓國瑜,凍蒜!』『蔡英文,下台』齊聲大喊的人們那般狂熱模樣,不禁讓我聯想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智子原來認為香港因素令蔡英文穩贏,但親身目睹「韓粉」的狂熱,以及韓國瑜不斷強調「臺灣安全,人民有錢」的經濟發展和庶民觀點,以及改善與大陸關係的政綱好像很受歡迎,也有一刻覺得自己可能判斷錯誤。

第二日她察覺不少香港人到了台灣。「投票日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十號,當我走在臺北市中心時,隨處都可聽見廣東話,為了聲援挺港的蔡英文,許多香港人來到臺灣。他們在捷運站發的傳單上寫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天中午我剛好跟香港來臺的朋友們一起吃飯,才跟他們道別,馬上又聽到〈願榮光歸香港〉。前來宣傳的人擧著『為自由而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智子在民進黨的造勢晚會舉行前遇到一位支持綠營的歐吉桑,熱情地為她穿上寫著「二0 二0,臺灣要贏」,並與她合照。本來作為研究者的她,應該盡量避免表態,但她說感性勝過理性,上傳了她和歐吉桑的合照到臉書。有熟悉台灣的研究者告訴她:「如果知道東大教授支持哪個陣營,可能會被有心人士利用。臺灣的媒體很恐怖的。」

不過,智子認為這種表態很必要:「現在的共產黨政權明顯管制言論、侵害人權;親共的韓國瑜陣營不僅對台灣民主,更是對於全球民主造成威脅。我當時想要表現這樣的想法。」

台灣大選結果「親共」的韓國瑜敗給了蔡英文。不過智子對台灣政局始終抱著審慎的態度,「我認為臺灣像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一樣,內部分裂結構顯著。即使經營的政權,但只要有一點醜聞或一點意外,就有可能讓對方陣營重新掌權」。

香港很多人出於對國民黨「親共」的厭惡,支持民進黨加強執法,以「掃蕩」來自中國大陸的「滲透」。不過智子覺得即使是民主社會,侵犯人權的法例不能漠視。在「4.「敵人」在哪裡」的「政權批判與「社會秩序」」一節,她想了解一些台灣人對《社會秩序維護法》和《反滲透法》威脅言論自由的看法。

案例是臺大政治系教授蘇宏達。蘇教授因為不滿民進黨政權下的故官博物館館長陳其南,於2018年宣布閉館三年,並推動故官「台灣化」的改革,於臉書傳了標題「誰消滅我們的故官,你所不知道的民進黨文化大革命」影片,一年多後的2020年初,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被警察審訊。對於蘇宏達的審訊,臺大表示「對此侵害言論自由之行為表達嚴重關切」,反而臺大學生會為審訊辯護,指「言論自由不應無限上綱」,因而受到批評。

蘇宏達「稍微興奮的」對智子講述受審的感受:「我被詢問了一個多小時,一直坐在椅子上無法動彈。臺大大概不會把聲明撤回,但也有學生反對臺大的做法。現在的臺大生幾乎都是『綠』,學生會長也一直都是『綠』的。」當局很快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也有人批評警察濫用權力。不知香港的年輕人對民進黨「侵犯人權」會有怎樣的看法,還是認為蘇教授的遭遇比起香港的異見者算不了什麼?

智子引述Yahoo!奇摩的網絡電視,2016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舉發案件六件,2019年達到一百二十三件,增加了二十倍,數字令她也感到有些驚訝。這和激烈的黨爭及選舉有關,「主要還是因為謠言和假新聞讓他們(民進黨)神經緊繃吧。」

立法院2019年底迅速通過的《反滲透法》,則是民進黨為阻止北京背後支持親中媒體等的滲透活動而制訂。「《反滲透法》明確禁止任何人不得受境外敵對勢力組織或其派遣之人,也就是『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捐贈政治獻金或違法餐(應為參)與選舉活動。它也禁止就國防、外交及大陸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秘密進行遊說。」在本法公布的半年前,立法院表決通過《港區國安法》修正案。「此一法律亦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資助中國當局、或是發展其組織者將受罰。」

臺灣的《反滲透法》和《港區國安法》修正案,會否令人想起在香港生效的《港區國安法》?這些法律其中相似的地方,是以「勾結外部敵對勢力」者為打擊對象。最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報告批評了《港區國安法》對言論、新聞和結社自由的打擊,要求港府廢止此一法律。智子也擔心台灣進行制訂相關法律,「但只要稍有不慎,現任政府也可以濫用權限,將其用在封鎖反對勢力上。」「『境外敵對勢力』的定義不明確,臺商或在中國的臺灣留學生會不會在沒有十足證據下就遭到懷疑」。

作為「現代中國研究」和「比較教育學」的學者,智子在思考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時,常和日本,以及「擁有殖民地統治、武力侵略、鎮壓及獨立等歷史經驗」的臺灣進行比較和參照。(「5.批判性思維和教育中立」)。智子四年前首次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邀請,並參與以戰爭為主題的演講。她之所以願意講述這個並非專門研究的課題,是因為演講活動是以「改變世界是我們的思想」為宗旨培養世界公民的態度,令她有所共鳴而答應演講。

正如上文說過,她小學已學習了居日朝鮮和韓國人以及部落民遭受歧視的問題。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時也聽過一些中國人講述過日本侵華的戰爭經歷。她的親屬幾乎沒有人參加過戰爭,只有她先生的外祖父到過中國參戰,受了傷還被當地人拯救過來。她對戰爭的想法可能與很多日本人不一樣。

「由於我的伯父曾受到大企業工會推薦,以社會黨黨員身分參選市議會選舉,因此我跟親戚、家人們談論政治的經驗是很愉快的。我們也常常討論戰爭責任,我和父親都對自民黨的部分政策持批判態度。」她這兩三年與中野區的一些學者、民眾,努力爭取保留位於其兒子小學新校址內的舊豐多摩監獄正門,作為戰爭教育基地,受到自民黨黨員的攻擊。這所舊監獄於二戰時曾監禁過不少反戰人士和良心犯,包括無產階級文學作家小林多喜二、文學評論家龜井勝一郎、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宗教家戶田城聖等。(書中「立足於日常生活,舊豐多摩監獄之門」一節有詳細敘述)

智子的演講內容包括日本的戰爭教育、「左」「右」思想團體傾向、媒體的報道態度、德國和日本對於戰爭責任採取不同承擔方式等。在Q&A環節,一個聽眾的提問令她相當驚訝。這人參觀過很多國家的軍艦,就特別讚揚日本的軍艦最乾淨,日本的軍人很有禮貎和紀律嚴明。「這也是日本令我害怕的地方,日本人似乎非常團結,會讓我覺得,中日戰爭將來如果再度發生,中國可能贏不了。」

智子對有人假設中日戰爭再度發生感到很驚訝,但大部分在場的臺灣人似乎都不認為這個問題很奇怪,與她的驚訝形成強烈對比。她認為「日本人似乎很團結」是一種錯覺,然後補充道:「但日本社會中的集體觀念,有時也令我感到害怕。」「即使感到不合理,卻會感到一種來自團體組織的壓力,必須遵從上級。」有位觀眾對她說:「妳的想法很開放,但妳是不是非典型的日本人?我希望所有日本人都像妳一樣。」(「家族的故事,分享戰爭的記憶」)

在智子這場有關戰爭的演講之後四年,國際以至東亞形勢急速變化,戰爭又再次成了全球的焦點。今年二月俄羅斯以阻止北約東擴為由,侵略烏克蘭,受到烏國軍民頑強抵抗,戰爭一直膠著到現在。而俄鳥戰爭亦令美歐為首的「民主」陣營和以中俄為首的「威權」陣營,進一步對抗。中國一直聲稱臺灣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武力「統一臺灣」的傳聞不絕,另一方面,美國以至日本都視臺灣為亞太「民主」陣營的一員。最近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說過若台灣有事,則等同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聯盟有事。美國因應亞太新形勢,採取「圍堵」中國的政策,也樂見日本修改憲法,加強軍事力量。亞太地區的戰爭與和平,再次惹人關注。

不過,對臺灣人來說,二戰後面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的慘痛經歷,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抗爭和付出人命代價所換來的民主自由,是臺灣獨有的歷史,必須受到尊重。智子透過「轉型正義之旅」,參觀曾關押和處決政治犯的景美和綠島的人權文化園區,聆聽不同受害人的故事,了解臺灣黑暗的過去。「譬如說,有人只因為所屬的學生會會長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就被帶走、屈打成招,並在監獄裡度過十年;有人只是跟獨立運動組織會員吃飯,就變成嫌疑犯,在嚴刑逼供下說出了朋友的名字;也有人為了獎金檢舉『匪諜』……」

除了「共產主義者」和「匪諜」,有台獨思想者也難逃厄運。智子介紹了景美園區的一名導賞員,在戰前日治時期出生的陳中統醫師。他在六十年代於日本留學時加入臺灣青年獨立聯盟。1968年回台探親,並於翌年結婚,但蜜月旅行期間被捕,理由是該聯盟的負責人具臺獨思想,陳中統也被認定為有意顛覆政府,遭判刑十五年。他比較幸運,因為是醫師,監禁期間主要在監獄診所看診,蔣介石逝世後獲減刑於1979年出獄。智子感嘆道:「他還是在沒有實際犯罪行為下,只因為有獨立思想,就被迫與新婚妻子分離,在與世隔絕的監獄度過了十年。」(「白色恐怖時期和轉型正義、景美和綠島的人權文化園區」)

除了著名的政治犯監獄,智子也在龍應台介紹下,參觀了一個位於荒野的「墓園」。一位名為徐慶蘭的政治犯被處決後,其弟在母親臨終時囑咐一定要找到哥哥的遺骸,於是鍥而不捨地追尋下發現了六張犂這個荒廢了四十年的埋屍地。據說埋在此地的屍骨,百分之五十八是外省人。「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導遊說:「有很多外省人,在臺灣沒有家屬可以領屍便埋葬在這裡。不會講日文不會講台語,不得已只好用國語溝通的教師或學生,因涉嫌從事地下組織活動而被捕。著名藝術家黃榮燦的墳墓也在這裡。他只因為畫了一個版畫叫《恐怖的檢查》,就遭到槍決。」

這個受難人的互助組織,和推動轉型正義的組織「二二八基金會」不同,是旗幟鮮明的反臺獨組織,支援從中國大陸來臺尋找親屬或家屬遺骨的人。在六張犂有一個巨大的紀念碑,標誌希望兩岸統一。那位導遊離別時對智子說:「中國是個大國,不好統治,草率進行民主化,可能會造成國家混亂。不考慮國家利益就行動,這樣是不行的。」

智子推測曾在馬英九政府擔任文化部長,本身也是外省人的龍應台,之所以要她到六張犂看看主要是外省人的白色恐怖受害者的遺蹟,「也許是希望我不要將複雜的歷史單純化」。而相信很多香港人,當讀到那位導遊為北京辯護的說話會感到驚訝,會覺得這些臺灣人與香港的親官方人士沒有分別。這也是民主化的臺灣可愛之處,雖然當地藍綠壁壘分明,「政治色彩散布到日常生活中」的氛圍令智子感到困惑。例如她被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職員質疑為何會替綠營的《自由時報》撰稿,而她一個居日的深綠台灣朋友,則不滿她與屬藍營的龍應台交往。

「不管講什麼、做什麼,好像總會被問:『妳到底在哪一邊?』這讓我相當困惑」。不過智子也覺得,「正是因為他們總是在認真思考自己生活的國家與所屬的社會,才會如此經常質疑對方的政治立場。」(「暴露於荒野的墓碑」)

香港人近年很喜歡到臺灣旅行,這兩年因為香港的變化,到台灣定居或暫住的香港人更多。理由很簡單,就是臺灣有「民主自由」。灰記之前曾參觀過綠島和景美,此時此刻於香港透過智子的書再重溫台灣殘酷的過去,再看看現在台灣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熱烈、激烈地爭論歷史和當前,有說不出的感受。說不出也許包含了不能說,正當臺灣人無忌諱地訴說、紀念、辯論,香港人從兩年前的激情、狂熱,以至書中所描繪的非常創意,在如今打擊「黑暴」、「港獨」、「外部勢力」的權力話語下,變成了充滿禁忌、以至失語。

在此地很多人失語的時候,智子轉述了也曾在香港生活過,被視為偏藍的龍應台的「仗義執言」:「追求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充分的參政是普遍的事,不單是香港,中國各地的人民亦想追求。」「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在中國大陸擁有不少書迷的龍應台因為這篇文章而遭到報復,其著作從中國網絡上及實體書店全數下架,一些「小粉紅」翻牆到她的臉書留下攻擊性的言論。不過在一遍「小粉紅」的狂熱留言中,智子總會發現對中國現實持批判的「清醒」聲音。「中國有許多東西都不可信。一般市民不能信,職員學生不能信。老師也不能信。說的人不能信,寫的人也不能信。不過,大家都努力的假裝相信。假裝得好的人,可以得到大量獎金或獎賞。我們就是因為如此的風氣,中國變成了一個充斥謠言、騙子橫行的地方;成為了是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詭異國家。真是何其邪惡和悲哀呢!」(「如何回應解答」)

政權往往以謊言、仇恨操控民眾情緒,要突破謊言、仇恨,讓不同立場的人繼續溝通談何容易。智子接受傳媒訪問,發表對實施《港區國安法》的意見,認為「香港的言論空間一旦萎縮,就中國化了」,此番話令她一位久未聯繫的中國朋友憤憤不平,特別聯絡了她說:「香港本來就是屬於中國的」。而上文提過她的一位「藍絲」朋友也不再聯絡她,大家在臉書上互相點讚也消失了。智子有感而發:「想要讓彼此變得疏遠的人之間繼續交流真的很難,然而,人們必須以某種方式集思廣益,盡最大努力,克服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為了防止戰爭、保護和平,使人能夠作為人而有尊嚴的生活。」(「連結與對話」)

她在「結語」以此一段感言作結:「很諷刺的,儘管我生在民主國家並在此長大,但直到我開始與那些不屈不撓捍衛言論自由和法治的中國朋友來往後,我才開始深入思考言論自由的價值。朋友說:『香港人很堅強。雖然活得很辛苦,但我們還是沒有絕望。』如果我生活在香港,突然被奪走那麼多東西,我大概無法再憧憬未來是有希望的吧?」

儘管對香港感到悲觀,智子完成此書後,並沒有停止關心香港、以至海峽兩岸。在種種限制下,活動和交流繼續進行,貫徹她跨越國界的人文關懷。

Football Fever,Love of Hong Kong:a current story

6月14日下午,傳來香港提早晉身2023年亞洲盃足球決賽周的消息,讓人振奮,亦讓人暫時忘卻這兩三年的鬱結。大概是少有的好消息,不同的本地足球網站、報章體育版和電視體育新聞固然作出報道,就連與體育不相關的網站也為香港助慶。

十日後,六位已回港的港隊球員黃威、鞠盈智、簡嘉亨、羅梓駿、劉學銘和杜馬思,於九龍一商場與約一百名以年輕人為主的球迷舉行祝捷會,場面雖不算盛大,但氣氛熱烈。現場球迷最愛呼喊的口號就是 We are Hong Kong,一個與香港融為一體的口號,除了為球員、為香港感到高興外,也實在有抒發壓抑已久的感情的需要。

自從1968年之後,香港未曾打入過這項亞洲頂級賽事的決賽周,這種振奮的確有點突如其來。老實說,大部分愛好足球的香港人,對香港足球早已放棄期待,甚至棄之不顧。精明的香港球迷,很多年前已改為只欣賞可觀得多的歐洲足球強國賽事,例如英超、西甲、意甲等,追捧世界著名的球會,例如曼聯、皇家馬德里、利物浦、巴塞隆拿、拜仁慕尼黑、祖雲達斯……一張數之不盡的球會名單。「痴情」地一直期待,一次又一次失落的香港「死忠」球迷早已屬於「少數族群」!

這些「死忠」球迷不單熱愛足球,更熱愛這個家園,否則就不會仍然入場或在網上觀看被批評得一文不值的港超聯(祝捷會不少穿起港隊球衣的人,相信也是球場常客)。在今年初港超聯腰斬之前,這群為數可能只有一千幾百的「死忠」球迷,入場觀看比賽之 餘,不少人在比賽至第47分鐘一起鼓掌。這項儀式是去年民主派初選案四十七人被捕之後,於每場港超聯比賽都進行,以示聲援四十七名被告。這亦是一些「死忠」球迷對香港的愛的另一種表達。(若有興趣多了解足球/體育與政治的關係,請看註一)

再說回香港足球。「呢啲屎波你都睇!」的確,若不是出於愛,就不會不管香港足壇如何千瘡百孔,不管香港足球如何不濟,都不惜付出金錢、時間和感情,更不會仍夢想著有朝一日「香港足球衝出亞洲」 ,這個很多人早已不屑一顧的口號。

事實上, 香港超級足球聯賽(Hong Kong Premier League),雖與英格蘭的超級聯賽都稱為超級聯賽,但資金和規模完全不能比較。英超一個頂級球星一個月的薪金動輒千萬港元,遠超絕大部分港超球會一年的資金。港超聯雖云職業聯賽,但一般球會一年的資金只得五、六百萬港元,三強傑志、理文和東方,也只有二、三千萬左右。不少球員月薪一萬元也不到,甚至可能只有三數千車馬費,要兼職謀生。近兩年因疫情影響,因應港府嚴厲的防疫措拖,聯賽更被逼暫停或賽事要閉門進行。今年一月爆發第五波疫情,政府封閉所有體育場地以及實施嚴格限聚令,2021-22年港超聯更因此中途取消。香港職業球員不但沒法訓練及比賽達四個月,很多可能因為聯賽沒法進行連薪金也沒有。

除此之外,這兩三年港超更不斷出現球會散班和拖欠球員薪水的醜聞,最轟動為愉園拖欠職球員薪金數個月,總數五百五十萬,還拖欠強積金供款,球員集體向勞工處求助。另外飛馬和大埔亦有拖欠薪金。然後先後有元朗、大埔、飛馬、愉園等數支球隊退出超聯,以至上季要邀請晉峰和原本不打算踢超聯的港會(因為大部分球員為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踢球純粹為興趣),還有足總成立的U23(23歲以下球員為主),勉強凑夠8隊參賽。來季究竟有多少隊參賽,球季幾時展開,足總到現在還未有公布。這是其他國家/地區健全的足球聯賽不會發生的事。

欠薪和散班反映一個任何熱愛港足的人都愛莫能助的現實,就是香港足球水平長期偏低,缺乏關注,投資香港足球並沒有多少榮譽可言,更不會帶來任何經濟收益(因為入場觀眾很少,缺少宣傳效力),莫說大財團不會投資球會,願意長期每季投入數百萬元,以至過千萬支持一支港超球隊的熱血老闆也買少見少。曾經投資南華和飛馬共計超過十年的商人羅傑承,最終也選擇引退,更多班主「熱血」了三數球季便意興闌珊,因為香港足壇就是千瘡百孔。以往香港足球較美好時代,講的是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頂級聯賽一般維持十二隊,高峰期曾增至十四隊。一些傳統球會南華、愉園、以至東方,到後來的商業球會精工、寶路華都有一定的擁躉,強隊對賽入場觀眾必定過萬,過二萬。近十年已經逐步減少至僅剩八隊,強隊對賽頂多幾千觀眾。這樣的足球環境,要吸引有潛質的青少年以此為職業實在很難,亦是近年香港足球難以進步的重要原因。

很多本地球迷都清楚,足球這項全球最受歡迎的運動,最頂級的賽事都是金錢堆砌出來,離不開大型商業投資和贊助、超級富豪大灑金錢。最受歡迎的英超,一些頂級富豪球會甚至是外國資金,例如曼城由阿聯酋王室擁有,十幾年來投入超過二百億港元金錢。未轉手前的車路士老闆是俄羅斯富豪艾巴莫域治,亦曾大灑金錢,近來復甦的利物浦則由美國體育財團當老闆而有較多資金收購球員。當然這些大球會打出成績時,會有可觀(億計港元)的回報。

亞洲的足球強國,東亞的日本和韓國,球會都是依靠大企業資助,班費雖遠不及英超、西甲、德甲等豪門球會動輒一年花費十億計港元,但每年過億港元投資少不了。中國超級聯賽有富豪球會也曾有大企業(例如廣州恒大)投資過十億人民幣,龐大資金下吸引在英超、西甲也可立足的高質外援,以及國際名牌教練任教,也曾在亞洲球會頂級賽事亞冠盃取得冠軍(近年中超被限令壓縮資金,加上中國經濟下滑,甚至有球會拖欠薪金,已沒有那麼多貴價外援在中超打滾)。而西亞一些球會得到皇室、富豪或國家石油財富的贊助,也能組織實力強勁的球隊與東亞勁旅分庭抗禮。這亦反映到國家隊層面,一般而言,亞冠盃決賽的常客如沙地阿拉伯、伊朗、日本、韓國等,也是亞洲最強的幾隊國家隊。

己香港超級聯賽的資金投入和水平固然遠低於上述亞洲頂尖國家,近年也被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等超越。偏偏就在本地足壇最低迷,離棄香港足球者大可「名正言順」宣布「香港足球已死」,以及香港市面最壓抑之際,傳來了兩大喜訊:四月傑志打入亞冠盃十六強淘汰賽階段,是這項亞洲頂級球會賽事2002年改制後,首次有香港球隊晉級十六強。而另一個則是上文所講到的香港隊自1968年後再次打入亞洲盃決賽周。

平情而論,這兩個喜訊都有點「因䧘際會」。例如亞冠盃因為中國這兩年堅持病毒清零政策,嚴苛的防疫措施令中超球會只派青年隊參賽或索性退賽,讓傑志有機可乘。上屆他們兩次打敗派出青年軍的廣州富力(其實兩場都只是僅勝一比零),分組賽壓過泰國泰港排在日本大阪櫻花之後得第二,計得失球未能以最佳次名打入十六強;本屆因為上海封城,上海上港退賽,傑志再次在分組賽壓過泰國的清萊聯,跟隨日本神戶勝利船排第二,這次順利以最佳次名出線。倘若沒有疫情和嚴苛的防疫政策,中國球會以正規軍出戰,面對日本和中國兩強,傑志實難取得最佳次名出線。

話雖如此,這屆傑志在聯賽停擺,缺練兩個多月,短短五星期在泰國的集訓和友賽下,卻比上屆有突破性的演出,主要就是勇於嘗試在前場逼搶和組織攻勢。結果兩勝清萊聯,總共攻入四球,第二次對神戶也積極進取,在上下半場末段兩度落後能迅速追和,與對手打成二比二平手,取得晉級關鍵的一分,都是決心的表現。倘若傑志上下沒有打入十六強的決心和捱過五個星期艱苦的操練,也不能掌握難得的晉級機遇。難怪連外援如巴爾拿也非常熱血地對傑志的成就感到無比興奮。

這亦看到港超聯球員,無論是本地還是外援,無論是土生還是入籍,不少仍然有夢想,希望獲得亞洲足壇的認同,並為此而努力奮鬥。而近年比較成功的傑志,於2003年重返香港頂級聯賽(當時仍稱港甲)後,其老闆伍健和其他投資者,經過近二十年的投入和堅持,如今在亞洲足壇算是薄有名氣。傑志的略有所成,亦反映搞足球需要目光長遠,所謂有vision。除了長期投資,傑志還能說服馬會出錢,政府出地,建成自己專用的訓練場, 亦是香港唯一一間擁有自己訓練場地的球會,令傑志的球員可以專心訓練,不用如其他球會租用康文署轄下的球場練波,而這些球場是與一般市民共用,一節個半小時,這種打游擊式的訓練,根本是職業足球的笑話。

這幾年唯一好消息是規劃了十多年,位於將軍澳的賽馬會足球訓練中心終於落成啟用。這個由足總管理的訓練中心有六個標準足球場(其中三個為仿真草球場),可供港隊和球會專心享用,這算是香港足球設施少少的進步。如果香港政府有心推動足球運動,除了每年給足總過千萬用以出糧給職員外,協助多些願意長遠投資的球會建設專屬訓練場地更是必要(不要再說香港沒地,香港有大量閒置的土地)。因為除可以提升訓練質素,亦可提升職業球會和球員的形象。近如東南亞的球會,較具規模的不但有自己的主場,也有專屬訓練中心。香港有傑志的先例,看不出有何原因不能複製。

當然這亦要有多些有vision的班主投入足球,而這幾年在港超打入前列的理文,老闆也是有心人,期望他能堅持作長遠投資。另外晉峰在「有料」西班牙教練埃斯達維領導下,一眾年輕球員能打出較快速和漂亮的地面組織,可惜這位教訓現已約滿離開,不知球會來屆的方針如何。總之,香港足球有多一間有長遠規劃的球會,香港足球就有多一點希望。

說回足球喜訊。相信正正因為傑志的積極表現有所回報 ,令原來已希望改變香港隊踢法的挪威籍新主帥安達臣意志更堅定。他在傑志取得歷史性成績後勉勵港隊球員要如傑志般爭取表現,並批評以往香港踢法過於保守,認為香港球員也可以打逼搶及進攻足球。有看過香港於亞洲盃最後一圈外圍賽分組賽三場比賽的球迷,都會同意安達臣的改革方向正確,即使最後一場大敗給同組最強的印度零比四,但香港球員的積極表現依然獲得認同。

總結亞洲盃賽事,香港所處D組的對手並非很強,除印度排名高三十多位外,阿富汗和柬埔寨都是香港有能力應付的球隊(其他一些組別有更多難應付的強隊)。問題反而是港隊球員除來自傑志的曾於四月打過亞冠盃外,其餘都是四月中後旬才開始恢復訓練,之前已經停賽停練三個半月。而要到五月十七日往泰國集訓後,安達臣才能集合所有入選球員進行有系統的訓練。直到六月八日首戰阿富汗,期間只有四場練習賽,包括六月一日作客馬來西亞的正式國際友誼賽。

備戰時間不足以及中超中甲球會不讓旗下的香港球員接受徵召,未能以最完整陣容出征,再加上熱身賽對馬來西亞發揮不出安達臣所說的新踢法,演出凌亂而敗給對手零二比,香港的球迷對港足都不敢存厚望。然而,香港球員雖然未有百分百狀態(主要未能維持九十分鐘氣力,下半場下半段往往氣力不繼),將士用命下卻能大踢逼搶和進攻足球,對阿富汗和柬埔寨都能在上半場領先兩球,奠定勝局,這都是球員咬緊牙關適應教練新戰術的成果。

艱辛征途換來難得的成就,不少港隊球員或接受記者訪問吐心聲,或在社交媒體留下感言。字裏行間都能看出他們為這次賽事超過百分百的付出,並努力克服職球員染疫和水土不服等困境:

/中場黃威接受訪問時訴說比賽當日三次肚瀉,有球員強忍肚子不舒服作賽、於半場休息時急不及待衝往如廁;

/門將葉鴻輝特別鳴謝隨隊職員:

「能夠出線,除左教練團同球員外

仲有兩位物理治療師 (Dennis Jimmy) 

今次成個旅程有太多突如其來既野發生,

全靠佢地每一位先可以令球員專心訓練同比賽。」

/來自上海的隊長黃洋的詩句:

「無需妄自菲薄

也不會沾沾自喜

疫境下

港隊捍衛了尊嚴

溫暖了人心

感謝頑強可愛的團隊

感謝不離不棄的球迷

再一次大家一起

守護住了星星之火……」;

/來自大連的中場鞠盈智的感言:

「在半個世紀的夢想被不被看好的我們實現了

只有我們自己知到(道)付出了多少經歷了什麼 

面對了無法想像的困境

但這一次 終歸不再是雖敗猶榮

亞洲杯決賽圈見」

/後衛梁冠聰的留言:

「多謝每一位無私奉 

印度事 但不能印度了

我們付出所有 甚至把性命押上永久賭注

趁 仍有香港這個地方 

我為我們的名字寫進歷史名冊感到驕傲」

以上在在都反映他們對代表香港感到光榮和對香港的歸屬感。香港足球這個得來不易的成就更將職球員、球迷以至平時不關心本地足球的香港人完全串聯起來。長期捱打的香港足球總算向外界宣示有反彈的能力(當然這能力仍有待提升,要走的路仍很漫長),相信這幾年身在香港的人感受尤其深刻。

香港足球難得的成就會否吸引更多投資,更令政府和足總正視香港足球的不足而作出改善?灰記不敢估計。但從熱血球員和「死忠」球迷身上所看到那種堅持/不放棄的態度,就不會輕言「香港足球已死」,然後棄之不顧吧!

 

註一:

一些獨裁專制的政權特別喜愛利用足球/體育鼓動民族情緒,對內以收認同政權,對外以收宣傳「軟實力」之效,例如「著名」的1936年於德國柏林舉行奧運會,就是希特拉的「大外宣」盛會,但西方國家沒有進行扺制,繼續實行綏靖政策;1978年,阿根廷殘暴的右翼軍事政權利用阿根廷人民對足球的狂熱,舉辦世界盃決賽周企圖打造全國上下支持阿根廷的氣氛,以掩蓋政權在美國知情下對人民進行的骯髒戰爭(非法綁架、秘密審判、酷刑以至肉身消滅異己);

又例如1980年蘇聯於莫斯科舉辦奧運會以顯示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陣營」能與資本主義世界平起平坐,不過因為入侵阿富汗而被美國及其少數盟國所杯葛,當時的共產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與蘇聯關係惡劣而採親美政策 ,也參與杯葛莫斯科奧運會,令西方不少馬列信徒大感不惑。

而當南非的非洲人國民會不再被西方標籤為恐怖組織,南非少數白人政府被視為種族隔離政權。南非被國際全面杯葛及封鎖,不能參與任何國際體育活動,直接90年代結束種族隔離統治為止。

近年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壓逼亦受到關注,一些國家在國際民間組織遊說下停止和以色列的體育交流,例如阿根廷國家足球隊取消訪問以色列。

當然,足球/體育的「政治」並非單單由政權操弄,尤其民主社會,民間利用足球/體育表達政見亦常發生:

/現在英超比賽開波前有兩隊球員單膝下跪儀式,因為要效法前美式足球員Colin Kaepernick,向種族歧視說不(幾年前Kaepernick因單膝下跪抗議美國警察專針對黑人的警暴被美式足球聯會封殺,後獲平反);

/利物浦球迷於本屆足總盃決賽開球前向英國國歌《天佑女皇》喝倒彩,以示反對英國皇室所代表根深柢固的階級社會,對工人階級為主的城鎮的漠視,以及抗議1988年希斯堡球場慘劇對利物浦球迷不實指控延續至今(後來經調查,造成嚴重傷亡的慘劇是因為負責維持秩序的警察的疏忽,而非利物浦球迷不守秩序。而警方和官員一直刻意隱瞞造成事故的原因);

/最近歐洲足球賽事經常有並非鳥克蘭人的球迷高舉烏克蘭國旗,聲援被俄羅斯侵略的烏克蘭;

/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美國兩位奪得金、銅牌的黑人跑手,以及奪得銀牌的澳洲跑手一起佩戴寫上OLYMPIC PROJECT FOR HUMAN RIGHTS 「推動奧運支持人權」的襟章,然後兩位美國選手於頒獎儀式戴上黑手套高舉拳頭。他們一起抗議美國憲法的偽善,因為除白人外,黑人(以至其他膚色的美國人)並未能享有美國憲法所賦予的人權自由。

當然,也有充滿種族和政治偏見的足球流氓以暴力宣示主張和發洩情緒,是足球/體育的陰暗面。

 

 

 

 

 

 

 

 

 

 

路過維園

倘若六月四日晚有人碰巧路過維園,他/她會遇到甚麼事情?遊人如常散步,運動還是公園空無一人?會看到一點燭光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維園一帶將有大批警員巡邏,因為警方先前已高調發出警告,維園一帶「生人勿近」,因為警方有可能拘捕非法集會者。隨著警方發出警告,康文署宣布於六月三日晚11時至六月五日零時30分,關閉維園6個小型足球場、籃球場和草坪,曾舉辦燭光晚會的範圍繼去年後又一次成了禁區。

一年容易又六四。實際上這兩年一點也不容易,過往主權移交前後,支聯會和警方一直協調,「行禮如儀」的六四燭光晚會,2020年國安法還未實施的六月,警方一方已打破三十年來與支聯會協調的傳統,打破這個「一國兩制」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支聯會的存在和六四晚會的如常舉行被視為「一國兩制」仍「建在」的一個重要象徵),以公安和防疫等理由反對舉行是年的六四燭光晚會。當時還未解散的支聯會認為警方的反對不合理,決定不理會警方禁令繼續「行禮如儀」的傳統。同場亦有一些「本土派」、「抗爭派」人士和支持者,他/她們並非為了參與這個「行禮如儀」的傳統,而是要在官方禁令下行使集會自由。

現在我們都知道,無論是支聯會要繼續幾十年來的傳統,還是某些「本土派」/「抗爭派」要另起爐灶,等候著號召者和站台者的命運都是一樣—官方的「秋後算帳」。現已解散的支聯會,其當時的主席李卓人、兩位副主席何俊仁、鄒幸彤,其他站台者蔡耀昌、梁錦威、梁耀忠、胡志偉、梁國雄、陳皓桓、尹兆堅、趙恩來、麥海華、梁國華、何秀蘭、張文光等,以及「本土派」/「抗爭派」代表如何桂藍、朱凱迪、黃之鋒、岑敖暉、袁嘉蔚、羅冠聰及張崑陽等,均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一個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被判刑,刑罰由監禁四個半月至十四個月不等。當中麥海華、梁國華、張文光獲判緩刑,而羅冠聰、張崑陽已流亡海外。

如果說2020年維園足球場還有萬計市民衝破禁令,而當中有部分是為了悼念六四,2021年的維園足球場則已成禁地,那個「行禮如儀」的傳統正式畫下句號。當時還未解散的支聯會,其還未入獄的副主席鄒幸彤申請六四集會不果,鄒於報章撰文表示當晚會一個人到維園悼念,並號召市民以自己方式悼念,結果六四前夕被警方拘押。鄒如今成了多項控罪在身的「重犯」,失去了人身自由。六四當晚仍有大批市民以自已的方式在維園外遊走表意, 公園內也有個別市民靜坐默念。這一年的六四晚香港市民就以「自己的方式」度過。

今年六四已沒有任何團體申請舉行維園燭光晚會,因為支聯會已在政治壓力下解散,三位前主席和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除身陷囹圄外,還要與其他在囚或仍自由的前常委一起,面對「與外部勢力勾結」、「顛覆」等這些國安法生效後的新控罪,其餘因國安法和殖民惡法被判刑及拘押者千計。不但支聯會已成為歷史,很多支聯會成員或友好團體如教協、職工盟、民陣……亦已解散。而「本土派」、「抗爭派」團體如本土民主前線、香港眾志等,亦在國安法生效前解散。傳統泛民政黨如民主黨、公民黨、民協等這兩年已不活躍,民協近期更向北京輸誠,其新當選主席廖成利手持習近平著作給記者拍照,藉以爭取成為建制內的「忠誠反對派」。

只有社民連仍不時出現街頭,甚至曾企圖前往中聯辦聲援中國大陸的抗爭者,被警方中途阻止。五月底社民連於銅鑼灣擺街站,懸掛一張無字的黑布,以悼念六四及哀悼表達自由。主席陳寶瑩指,以往這黑布會寫上「釋放政治犯」和「權力歸人民」等標語,無奈現在只能以「無字天書」示人,但強調這些訊息市民已牢記心中。現場有警員監視。社民連的前主席吳文遠和黃浩銘,以及資深成員「阿牛」曾健成最近相繼刑滿出獄,行動力有所增強。但在如此政治氣氛下,這個無字街站能否於六月四日晚出現於銅鑼灣,倘出現警方又如何干涉,實在難以預料。

支聯會已不復存在,維園燭光晚會已成絕響。然而警方好像生怕六四被遺忘,仍高調開記者會指網上有人宣傳、鼓吹煽動於6月4日在維園一帶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呼籲市民不要參與。傳統上,六四維園集會其實並不需要號召,或用警方現在的說法「鼓吹煽動」。直至2020年官方禁止支聯會舉辦晚會為止,此前每年這個時候,對六四有所認知、心痛被軍隊屠殺的北京市民的香港人,一般都知道支聯會會在維園舉行集會, 大家會自行盤算當晚是否參加集會。而每年參加晚會的人數都有所不同,甚至差異距大,有時只有三數萬,有時超過十萬,很多時取決於當時的政治氣氛。一般而言,若北京與香港較「相安無事」,參與的人便會減少,若北京收緊對香港的措施,限制香港的自由,會激發較多人參與。2020年的前兩三年,由於北京明顯透過港府增加對香港民主/本土派的政治打壓,參加集會人數忽然過十萬,2019年六四30周年(最後一次合法集會),支聯會更宣布有18萬人參加。

相信很多以往六四的維園常客,對警方所說的「網上鼓吹煽動非法集結」不以為然,甚至覺得受冒犯,因為無人能煽動他/她們到維園,這全是自己自由意志決定,以往支聯會不可以,現在警方所言的網上「鼓吹煽動」更不可以。至於警方發言人所言:一般市民在銅鑼灣一帶「行街睇戲食飯」絕對不會有問題,只是若受其他人鼓動出現,就有機會違法,是起到阻嚇作用,還是鼓動更多市民到銅鑼灣一帶,實在不易估計。蓋香港人一般習慣了自由,即使現在自由被大幅收緊,他/她們仍會問,當晚銅鑼灣是否戒嚴,當晚整個維園是否被封鎖?若答案否,他/她們就認為市民有權在銅鑼灣一帶出現,「行街睇戲食飯」可以,到公園仍開放範圍散步可以。當然,以現在的政治氣候估算,當晚將會有大批警員駐紮銅鑼灣,隨時出動掃蕩一切與六四相關的悼念活動,那怕是一個人在靜默的角落燃點燭光。國際傳媒亦會以此為當晚的採訪焦點。

而儘管香港再也容不下那個「行禮如儀」的傳統,「一國兩制」的微妙而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六四在很多香港人心中已成了磨滅不掉的記憶,決意要表達哀思的人,自會找到其方式。

此後倘若當晚有人碰巧路過銅鑼灣維園一帶,又會看到甚麼光景!

當俄羅斯左翼反對普京的戰爭,當香港仍有反戰的聲音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一個半月,除仍控制東部頓巴斯等親俄「獨立」地區和個別城市外,未能染指更多烏克蘭領土,戰況仍然膠著。俄軍長時間未能攻陷首都基輔,近日亦放棄包圍而全面撤退 。看來普京要佔領基輔,建立傀儡政權的目標愈來愈渺茫。不過,烏克蘭的抗戰亦付出沉重的人命代價,俄軍的恐怖襲擊,包括戰爭較早期的轟炸醫院及托兒所導致平民的重大傷亡。曾被俄軍佔領的城鎮,大批平民不是被埋於瓦礫中就是遭殺戳,烏方亦指責俄軍撤走時埋下大量地雷。包括《基輔獨立報》等烏克蘭以至外國傳媒近日報道了俄軍的凶殘行為,例如布查Bucha和伊爾平Irpin,到處可見被俄軍殺害的平民屍體。有集體處決的,有被肢解的。截至4月3日,布查至少發現了410具屍體。除了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俄軍亦強姦婦女和搶掠。一些倖存者接受採訪時表示猶有餘悸。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除到訪布查等城鎮,亦就俄軍所犯下戰爭的罪行,透過視像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指安理會應驅逐俄羅斯,安理會不作為應解散。而俄方則否認暴行,還聲稱烏方偽造屠殺圖像。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則稱「任何指控都應基於事實,結論得出之前,各方應保持克制,避免無端指責。」中國一直偏幫俄羅斯,張軍為俄羅斯開脫的說話是意料中事。澤連斯基於安理會發言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暫停俄羅斯席位,投反對票的包括中俄兩國。俄國亦沒有因此而停戰。這裡我們看到,除了砲火無情,殺人犯、強姦犯還能以國家之名行事而不被追究,看到戰爭是如何非人化。

戰事持續的同時,烏克蘭與俄羅斯就停火進行了幾次談判未果。未來烏克蘭的命運如何?例如是否能維持中國經常強調的「主權及領土完整」,即俄羅斯無條件撤軍;還是要作出妥協,例如放棄加入北約,放棄由俄羅斯控制的盧甘斯克和頓巴斯等地區,在有限度放棄主權(是否加人北約原應是烏克蘭自家的事)和領土(盧甘斯克和頓巴斯原為烏克蘭的自治州)以換取暫時的和平;還是俄羅斯藉較強軍事實力,在重整之後再取得優勢而侵佔更多領土,大大削減烏克蘭的「主權及領土完整」,增加俄羅斯在該地緣的支配力?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多一日戰事,就會多一些烏克蘭平民死傷,多一些民居和民生設施受破壞,多一些難民流離失所。無論藉口是「將烏克蘭從納粹手中解放」也好,是「應對北約東擴」也好,是「恢復俄羅斯的偉大」也罷,普京發動了一場不義的戰爭。最簡單直接的道理就是,烏克蘭並沒有威脅俄羅斯的安全,更沒有主動攻擊俄國,俄國沒有任何合法權力去「解放」一個主權國家。相反,俄羅斯於2014年侵佔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以及策動盧甘斯克和頓巴斯親俄勢力的叛變。換言之,是俄羅斯一直欺凌和威脅烏克蘭。然後烏克蘭的民主制度即使如何不完善也好,現今的政府絕非由納粹掌權,澤連斯基也許當選後表現欠佳,但作為猶太裔,先輩曾以蘇聯紅軍身份對抗納粹德國,絕對不會是一名納粹愛好者。而烏克蘭極右/納粹的問題,相比東歐以至俄羅斯都不算嚴重。2019年烏克蘭的極右聯盟只取得二點多的選票,反映烏國極右/納粹影響力有限。反而因為俄國入侵,激發起烏克蘭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可激勵當地人抗敵,亦有機會助長極右和納粹勢力(因為極右/納粹依靠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和仇恨心),戰事拖得愈長,烏克蘭的極右和納粹愈有機可乘。

至於說「北約東擴」,一些清醒的烏克蘭左翼也能夠指出,將來是否有可能改革/取消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至是否有可能建立較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可有效遏止大國的帝國主義行為,是將來的事。作為現今的主權國家,烏克蘭以至任何前蘇聯操控的東歐集團國(前華沙公約成員國)如捷克、波蘭等,或實際被納入前蘇聯的前加盟共和國如波羅的海三國等,都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加入北約,反對仍然將歐洲看成美蘇(俄)「瓜分」勢力範圍之地。而普京耿耿於懷「外部勢力」令蘇聯解體和東歐集團成員一面倒向西方,就是這種將歐洲看成美蘇(俄)「瓜分」勢力範圍之地的思想作祟,完全忽視了這些前蘇聯曾宰制的國家的人民,對民族自由自主的追求。這種對民族自由自主的追求正好駁斥俄烏「一家親」,「恢復帝俄光輝」的說法,烏克蘭人民成功實現民族自決,成立了主權國家,完全沒有意願要和俄羅斯合併,企圖以武力兼併純然是普京的偏執與瘋狂。

因此,西方除了一些「左膠」(或曰偽左派)美俄各打五十大板,並反對制裁俄羅斯和軍事支援烏克蘭外,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稍有公義心和人道意識者,都反對俄羅斯的侵略,反對普京的偏執與瘋狂。這種「普世」的反戰聲音甚至協助改變了烏克蘭可能被侵佔的命運。西方國家原本不看好烏克蘭可以有效抵禦俄羅斯的攻擊,美國甚至於開戰前後多次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根據情報他很可能被俄軍派員刺殺而建議他接受協助逃離烏國,是否意味美國也預定俄羅斯能「速戰速決」,很快便能攻陷基輔和「解決」澤連斯基,佔領烏克蘭?然而,歐美以至其他民主國家民眾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示威,強烈譴責普京的侵略,輔之以一連串與烏克蘭同行的行動,包括民間捐獻和迎接烏克蘭難民。與此同時,澤連斯基肩負起一國元首應盡的責任,一再謝絕美國的「好意」,堅持留守基輔(後來有報道指俄軍曾多次試圖刺殺澤連斯基但走漏情報而失敗),領導烏克蘭軍隊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戰,有效抵禦俄軍的進襲,並利用社交媒體將烏克蘭抵抗俄國的正當性、對世界和平的重要,說得有理有節 。而他穿著軍用T恤與下屬官員和軍事人員,緊密坐在一起的照片,與普京與下屬開會時,一個人與其他官員隔著十多二十呎大長桌的「生人勿近」照片相比,更讓澤連斯基贏盡人心。在國內強烈要求支援烏克蘭反抗俄羅斯的聲音下,歐美國家一致發起對俄國接近全方位的嚴厲制裁,並加強軍事援助烏克蘭,雖未完全符合澤連斯基的要求,但相信這些軍援對烏軍有效抗擊俄軍起到重要作用。

而除了國家層面對烏克蘭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應澤連斯基號召往烏國協助作戰的不同國籍的志願軍亦數以千計,他們有的是退役軍人,政治取向亦有所不同,從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到極右分子都有。他們有的是真心為了協助烏克蘭人抵抗俄軍,有些帶有浪漫主義的想像,有些則乘機發洩個人情緒,例如有些納粹份子當志願軍竟是為了狙擊當地猶太人,不知澤連斯基知道會有何感想!但無論如何,大批自發的志願軍出現,反映烏克蘭得道多助。而原本親俄的頓巴斯等地區,亦出現反對俄軍入侵的示威,群眾高舉烏克蘭國旗(這些示威活動當然受到俄軍干涉),該區一些原本親俄的平民都拿起槍枝對抗俄軍,更反映了烏克蘭的得道多助及普京的失道寡助。

至於聯合國大會以大比數141票贊成,通過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要求俄國全面撤軍(但議案沒有約束力),只有俄羅斯、白俄羅斯、敘利亞、北韓和厄立特里亞投反對票,投棄權票的35個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更說明俄羅斯和普京如何成了「孤家寡人」,如何不得人心。不得人心除了龐大的國際譴責聲音及制裁外,俄羅斯國內由戰爭開始便不斷有人發出反戰聲音,至今反戰者仍未被俄國當局完全消音,他們的代價是有萬計人於示威中被捕。當然,相比之下,真的盲目愛國也好,被迫表態也好,支持普京「將烏克蘭從納粹手中解放」的群眾(不少由俄羅斯的公私營機構組織參與),一定比公然表態反對的多很多。但正如俄羅斯的社會學者Grigory Yudin所言,俄羅斯的反戰聲音一點也不算小。Grigory Yudin和很多反戰人士一樣,於2月24日普京發動戰爭時已上街抗議,因此換來被警察毒打至腦震盪。他接受在境外營運的俄羅斯獨立傳媒Meduza訪問時稱,俄羅斯人不同歐美人民,歐美人民和平示威受憲法保障,俄羅斯人示威要冒著腦震盪、被警察拘留、被脫衣搜查以至被檢控的風險。在現時特殊環境,更有可能被判刑二十年以至死刑。因此,對Yudin而言,俄國的反戰聲音巨大而團結。

無論如何,即使處於少數,即使受嚴厲打壓,俄羅斯反戰聲音的堅持,會讓人反思「國族主義」、「國家至上」等的不合理之處。至少,他們有力地駁斥「身為某國人便要無條件支持國家所作的一切行為,包括可以濫殺無辜,不管受害者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因為普京發動了一場不義戰爭,不但對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也帶來災難性後果。無論戰爭結果如何,烏克蘭很多地方都被戰火夷為平地,死傷和流離失所的平民不計其數,要重建一個受嚴重破壞的國家困難重重,最受害就是普通百姓。至於俄羅斯,不少死傷的士兵都是被徵召的新丁(估計目前於烏克蘭戰死的俄軍至少7000),為了普京的偏執與瘋狂,多少俄國人家破人亡。而俄羅斯發動戰爭要耗費大量金錢和資源,在國際嚴厲制裁下,俄國已崩壞的經濟會更惡化,人民的生活只會百上加斤,開戰後大批俄羅斯人逃離本國,除了逃避兵役,恐怕與此有關。這一切,要怪就怪普京的偏執與瘋狂。就如俄國一些反戰的社會主義者所作的聲明:

這是不義的戰爭。俄羅斯面臨的任何威脅都不足以讓我們派士兵去殺人和送死。他們並不是在「解放」任何人。他們沒有幫助任何民眾運動。他們只不過是一支正規軍,在那些少數夢想永遠控制俄羅斯的億萬富翁的要求下,摧毀了和平的烏克蘭城鎮。

這場戰爭給我們的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災難。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都用自己的鮮血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塵埃落定很久之後,貧困、通貨膨脹和失業將會影響到每個人。要為此買單的不是寡頭和官僚們,而是貧窮的教師、工人、養老金領取者和失業者。我們中的許多人將沒有辦法養活我們的孩子。

這場戰爭將把烏克蘭變成廢墟,把俄羅斯變成監獄。反對派的媒體已經被關閉了。人們因為分發傳單、無害的遊行、甚至因為在社交網路上發帖而被關進監獄。很快,俄羅斯人將只有一個選擇:入獄或入伍。戰爭產生的獨裁統治是在世的幾代人從未見過的。

這場戰爭增加了對我們國家面臨的所有風險和威脅。就連一周前同情俄羅斯的烏克蘭人,現在也加入民兵與我們的軍隊作戰。普京的侵略破壞了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罪行的批評,以及美國和北約鷹派的所有陰謀。普京給他們提供了在我們的邊境部署新的導彈和軍事基地的理由。……

這些俄國社會主義者的聲音,也駁斥了聲稱「社會主義」中國的機會主義。中國一方面強調主權及領土完整至高無上(更不要說烏克蘭也是和中國友好的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友好協議並加入了中方「另起爐灶」的一帶一路),一方面連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也不願意,只是不停呼籲俄烏雙方克制,並將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完全歸咎於美國和北約。聯合國國際法庭要求俄國撤軍的裁決,投下反對票的也是俄國和中國的兩個法官。雖然中方透過在烏克蘭的大使向烏國示好並提供人道援助,但在俄羅斯狂轟濫炸下,又反對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抵禦敵人,說這樣做會導致更多平民傷亡,並指烏克蘭需要的是食物和毛氈等日用品。中國這種機會主義作風令烏克蘭忍無可忍,其副總理韋列舒克(Iryna Vereshchuk)向中國外交部發砲,她說:「作為烏克蘭政府的一員,我想對中國朋友說:這完全是不嚴肅的,不符合一個偉大的受人尊敬的國家的地位!」「俄國人正在轟炸我們城市的住宅區。我們需要防空設施來關閉平民的天空。什麼防水毛氈?我建議,中國外交部應該問問我們上周在俄羅斯炮擊中轉移出來的160名中國學生的意見。……我們需要武器來保衛我們的土地。而且我們呼籲中國停止支持對烏克蘭城市居民區的轟炸!」

如果說中國於俄烏戰爭對外取態「中立」(但西方國家心知肚明中國偏幫俄羅斯),對內則更是一面倒為俄羅斯侵略唱讚歌,甚至在開戰初期一大段時間只准報道有利俄羅斯的戰報,到後來烏克蘭成功抵禦俄羅斯的攻勢,國際輿論幾乎一面倒支持烏克蘭,才偶而報道俄軍受挫折的新聞。最近《紐約時報》報道中國官方製作了一齣供內部放映的紀錄片,講述蘇聯為何解體,罪魁禍首就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滲透和破壞。現在俄羅斯和中國正面對西方的「顏色革命」的威脅,儼然成了命運共同體。好像忘記了1960年代中蘇交惡,蘇聯於1969年曾準備用核武攻擊中國,在美國警告不會坐視中國受核彈攻擊,會攻擊蘇聯各大小城市作回應,蘇聯才打消念頭。而此後中國為了抗衡蘇聯,美國亦視蘇聯為最大威脅,中美於70年代關係解涷;也完全不理普京倚重的國策顧問杜金所提倡的新歐亞主義對中國的威脅,即俄羅斯帝國要將領土/勢力伸延至歐洲以至東亞,包括中國的西北部地區。吸收官方主導及如此一面倒取態的資訊的中國民眾,自然不能掌握較全面客觀的戰爭面貎。於是,中國網絡上出現與世界迴異的一面倒挺俄挺普京聲音,把普京捧成對抗美帝的大英雄。當然也還有少數「清醒」的聲音,包括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聯署以至較客觀持平的分析和評論,例如提醒大家歷史上中國在領土問題上多次吃俄國的虧,普京一點也不值得信賴,中國一面倒與俄羅斯綑綁並不符合中國利益……,甚至分享俄軍暴行的資訊。一般而言,這些不隨主旋律起舞的聲音和資訊會很快消失於中國大陸的網絡世界。

香港則暫時尚存「一國兩制」的軀殼,除了《文匯》《大公》兩報和一些藍絲KOL會千方百計為俄羅斯侵略辯護,「理據」不是「俄烏一家親」,就是「一切都是美帝和北約的錯」,不是把烏克蘭描寫為俄羅斯「前妻」,就是說如果普京不是被美國和北約「踩到門前、踩上心口」,「沒有人願意看到生靈塗炭」……(正如上文所示,這些「挺俄」聲音完全經不起考驗)。其他傳統傳媒未至一面倒「挺俄」,反而會有較客觀全面的報道,互聯網上亦有較多元化的訊息。而透過互聯網聲援以及實際捐款支持烏克蘭則仍是港人可以做和樂意做的事情。在限聚令和國安法下 ,仍有個別左翼人士如社民連個別成員,曾到俄國駐港總領事館所在地抗議。

不過,上個月澤連斯基發起全球聲援烏克蘭活動,5名居港烏克蘭人帶著國旗響應,則被港警以違反限聚令票控及沒有身份證明文件帶往警署(後來獲釋)。而本地一間烏克蘭餐廳就因為在餐廳張貼聲援烏克蘭標語,如「願榮耀歸於烏克蘭」,則被《文匯報》點名批評指套用「反送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企圖將俄烏衝突與香港勾連,以藉此煽動部分港人的反政府情緒。」連呼籲港人向烏克蘭官方開設的銀行戶口捐款也被成「煽動」。餐廳老闆指員工都是烏克蘭人,對聲援自己國家被說成「煽動」感到無奈。另外,香港民研就俄烏戰爭進行問卷調查,亦被《文匯報》指當中部分問題「具有嚴重引導性」,向市民灌輸「反俄」概念,從而煽動反華及支持「港獨」的情緒。香港民研亦因此被迫取消宣布調查結果的記者會。香港民研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查詢時說,這份所謂的「俄烏戰爭」問卷草稿「根本沒有存在過」,並批評這「捏造文件的行為非常卑劣」。鍾說:當然(這份問卷草稿)有部分問題的問法和我們那些相似,但這些人真的很卑劣,刪減了一些字眼,說我們鼓勵香港人做志願軍。我們的題目是清楚寫明,「你是否贊成其他國家的政府及人民」,它這些字眼是沒有了。他們現在卑劣到連捏造文件也做,這些報紙甚麼也敢做。鍾表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是否這樣的國際議題也不讓討論。

是的,一向抱緊「普世」價值的香港人,自會對俄烏戰爭以至其他事務表達不同的看法,不管這些表達空間如何的收窄。 

反猶太主義操作

《明報》觀點版於2月11日刊出了一篇題為《反擊對納粹大屠殺的否定和歪曲》的文章,由德國駐港總領事施懿德和以色列駐港總領事藍天銘聯署撰寫。撰文的目的除了紀念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77周年,也為了回應「近期全球各地的反猶太主義論述及對猶太人的襲擊不斷升溫」。

無獨有偶,2月1日國際特赦發表了研究報告,詳細揭露幾十年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實施的種族隔離政策,將巴勒斯坦人視為「劣等民族」。國際特赦的調查報告並非什麼新鮮事物,聯合國以及不同的人權組織(包括以色列境內的人權組織)都曾經揭露過以色列政府的種族暴行。去年,以色列的主要人權機構B’Tselem發表題為《一個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猶太人至上政權:這是種族隔離》A regime of Jewish supremacy from the Jordan River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is is apartheid,跟著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亦發表報告,譴責以色列長期以來的種族隔離政策和(對巴勒斯坦人)逼害,犯下反人類罪行。國際特赦作為全球較有影響力的人權組織,加入譴責行列,意義重大。

而作為曾經參與種族隔離操作的以色列前司法部長Michael Benyair,近日亦對國際特赦的報告作出和應:「我現在極傷痛地總結,我的國家政治上和道德上墮落至成為種族隔離的國度。這亦是時候讓國際社會認清這現實」。

灰記轉述這些消息,並非要為反猶太主義或對猶太人的襲擊製造藉口,更不是要否認納粹大屠殺(Holocaust)。灰記和很多熱愛和平的人都對二戰時歐洲猶太人所受苦難銘記於心,不希望重演悲劇。而查看網上資料,歐盟以至不少西方傳媒都曾發表資訊,指近年歐美,特別是歐洲,反猶太主義的言論激增,包括否認和歪曲納粹大屠殺,對猶太人襲擊的個案亦時有所聞(公平點說,歐美極右和白人至上主義抬頭,對任何有色人種/移民都進行攻擊,不獨猶太人受害)。不過,何謂反猶太主義論述,批評、譴責以色列政府算不算反猶太?卻原來極具爭議。

以色列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一直以來都致力將批評以色列和反猶太的界線糢糊,為的是令人覺得任何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策都是反猶太,藉此希望「消滅」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正好2016年,國際紀念納粹大屠殺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採納了一系列暫擬的反猶太主義定義 working definition of antisemitism, IHRA沒有詳細定義以巴關係中那些批評屬反猶太,那些並非反猶太,只籠統地指將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共同體作為目標便屬反猶太,包括否定猶太人的立國權利,例如宣稱現存的以色列是種族主義國家;另外,對以色列持雙重標準,要求以色列持守其他民主國家沒被要求持守的行為,或將以色列現行政策比喻為粹納也屬反猶太,或將以色列的國家行動歸咎於猶太人。但如果批評以色列的程度如同批評其他國家一樣,則不屬反猶太。

上述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逼害的機構和個人,都不是什麼反猶太主義者。以色列的人權組織和前司法部長,怎會是反猶太主義者!而作為國際人權機構,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赦並非特別針對以色列,別國侵犯人權以至犯下反人類罪行,包括一些伊斯蘭神權國家如伊朗、實施軍事獨裁政權如緬甸軍政府以至中國的人權問題,包括對新疆、西藏以至香港所施行的政策,他們都會發聲。但若根據IHRA的定義,這些人權組織和個人便可能因為批評以色列便就被指反猶太。事實上,以色列人權機構B’Tselem就是因為發表那份《一個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猶太人至上政權:這是種族隔離》A regime of Jewish supremacy from the Jordan River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is is apartheid,被總部設在耶路撤冷的「非政府組織監察」NGO Monitor抨為反猶太。

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去年3月就刊登了一篇評論,作者是專門研究納粹大屠殺的以色列/美國學者Omer Bartov,他指以色列政府和支持者利用IHRA定義去扼殺任何對以色列尖銳的批評,可能違反IHRA部分簽署者的原意。利用IHRA定義,以色列政府將任何反對猶太復興主義的評論都誇大成反猶太。而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動也受影響,2019年倫敦一個為加沙籌款的競跑活動被逼取消,因為當地政府生怕基於IHRA定義,舉辦活動會被指摘反猶太主義。歐盟高等法院裁定所有出自猶太殖民區的以色列產品,都必須註明出自殖民區,被以色列政府抨為反猶太,也是利用IHRA定義。一個芬蘭外交官因為批評以色列封鎖加沙,被世界猶太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譴責 ,指他對以色列持雙重標準,就是利用「 對以色列持雙重標準,要求以色列持守其他民主國家沒被要求持守的行為」的條文。

Bartov指上述影響言論自由的個案祗是冰山一角。不但如此,以色列更利用IHRA定義合理化其支持一些高壓政權的政策,不管這些政權如何壓逼少數族裔和反對派,以至煽動當地人反猶太,只要這些政權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保持緘默。Bartov舉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Duterte和匈牙利領導人Orban奧爾班為其中兩個例子。以色列前總理內塔尼亞胡在任時與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就《波蘭紀念法》達成協議,該法被波蘭官方利用來攻擊一些正視歷史的學者,這些學者譴責波蘭人於二戰時協助納粹德國進行大屠殺,這又是另一例子。

作為猶太人,Bartov不會不知道反猶太主義在全球肆虐,必須予以痛擊。但他認為因此而將任何批評以色列的言論皆視為反猶太,反而令世人忽視最危險、最常發生的反猶太主義活動。當中最暴力,最具殺傷力的反猶太活動往往由極右組織策動,獲操控民粹的右翼政權支持,這些政權同時支持/默許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政策(因為他們同樣仇視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在右翼政權的民粹操作下,否認和歪曲大屠殺歷史亦正在全面升溫,例如波蘭與匈牙利,卻因為與以色列政府關係友好而被忽略,尤其匈牙利更被視為以色列在歐盟最親密伙伴。去年歐盟欲發布外長聯合聲明,呼籲以色列和加沙的哈瑪斯組織停火,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如此溫和的聲明卻遭匈牙利外長拒絕聯署。

濫用IHRA定義亦分裂了猶太人,亦難以爭取其他受種族歧視的少數民族加入對反猶太的鬥爭,更不要說爭取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一起對抗反猶太主義。因此去年3月,200名歐美和以色列的專家學者(包括Bartov),他/她們專長大屠殺歷史、猶太研究和中東研究,發表針對反猶太主義的《耶路撤冷聲明》The Jerusalem Declaration On Antisemitism(JDA)。《耶路撤冷聲明》開宗明義說是回應IHRA定義,認為該定義在主要部分有欠清晰,容易造成不同的解讀,因而引起混亂和爭議,不利對抗反猶太的鬥爭。《聲明》特別在B和C部分,分別列出就以巴關係何謂反猶太,何謂正當評論作出陳述,JDA強調祇是指出什麼不是反猶太,但並不一定認同該等言論和行為。

就以巴關係所定義的反猶太言論/行為:

/將古典猶太宗教的象徵、形象和負面定形等同以色列;

/將以色列的國家行動歸咎於猶太人,或視所有猶太人皆為以色列的代理人;

/因為他/她是猶太人便要求他/她公開譴責以色列或猶太復興主義;

/因為他/她是猶太人,即使他/她不是以色列公民,便假設他/她一定忠於以色列多於自己的國家;

/否定猶太人在以色列根據平等原則,以猶太人方式,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方式,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就以巴關係所定義的非反猶太言論/行為:

/支持巴勒斯坦人要求公義和落實政治、民族、文化及個人權利,這些權利受國際法認可;

/批評或反對猶太復興主義作為一種民族主義,或爭論由約旦河至地中海地區對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各種不同憲法安排,例如支持該地區的不同住民享有完全平等權利,不管是(以巴)兩個國家形式、兩民族國家形式、單一民主國家形式,還是聯邦制等,都不屬反猶太。

/基於事實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包括其建制和立國原則。也包括其國內和對外的政策措施,例如以色列在西岸與加沙的國家行為,其在該地區的角色以至對全球事務的影響。指出以色列政府種族歧視不屬反猶太(與IHRA的定義「宣稱現存的以色列是種族主義國家就是反猶太」大相逕庭)。總括而言,就民族自決的辯論和爭議,任何適合應用於其他國家的原則都同樣適用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因此,即使將以色列與其他歷史情境作比較有爭議性,例如批評以色列殖民主義/種族隔離,也不算反猶太。

/呼籲對某一個國家杯葛、撤資和制裁作為一種和平抗議方式,十分常見,因此,呼籲杯葛、制裁以色列並非反猶太主義。

/任何國際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包括政治言論都很難保證人人同意,每個人都覺得合理。因此一些人認為過火、有爭議以至雙重標準的言論都不能定義為反猶太。簡言之,是否反猶太的界線與是否合理的界線並不等同。

《耶路撒冷聲明》JDA公布後,一些巴勒斯坦團體,如巴勒斯坦杯葛、撤資、制裁全國委員會The Palestinian BDS National Committee發表對JDA的批判,一方面認可JDA作為主流對抗真正反猶太主義的選擇,確比「騙人的」IHRA定義較有用。指它令進步的猶太團體更有力去捍衞猶太人免受歧視、敵意以至暴力對待,也相當大程度尊重巴勒斯坦人爭取國際認可的權利時的表達自由,包括透過杯葛、撤資、制裁BDS movement(得到很多猶太人支持),以及對猶太復興主義和以色列佔領、殖民和種族隔離的抗爭。但亦同時指出JDA存在很多缺陷,過份強調以巴關係,很容易讓人將反猶太種族主義與巴勒斯坦人爭取解放聯繫一起,打擊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把巴勒斯坦人的觀點排除,無助消減以色列(對比巴勒斯坦)在主流社會佔支配的權力關係和影響力,很多親以色列自由主義者所作的決定仍深深影響他們……。有興趣詳細了解該巴勒斯坦團體對JDA的批判,可前往此一連結https://bdsmovement.net/A-Palestinian-Civil-Society-Critique-JDA

巴勒斯坦人對JDA更嚴厲的批判都可以理解,自從以巴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達成「和解」,簽署了奧斯陸協議之後,對巴勒斯坦人而言,所謂和平進程,就是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土地的佔有以至在佔領區對巴人的殖民統治,對加沙和西岸巴人自治區的進一步圍堵和封鎖。國際法所賦予巴人自決權從來沒有得到落實,且好像愈來愈遙遠。 而有巴勒斯坦人團體願意承認並支持對抗反猶太主義,對開明猶太組織和個人的努力有所肯定,始終是值得肯定的進步(事實上,以巴要達到真正和平,都脫不開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的和解)。可以想像的就是,對JDA更苛刻的批評除了來自激進/強硬的巴人組織,也來自親以色列政權的猶太機構和個人。

以色列學術監察Israel-Academia-Monitor(Monitor)和它的創辦人,來自美國的Dana Barnett就是其中一例子。這個以色列版的「戰狼」成立於2004年,專門「狙擊」那些被它認為反以色列和反猶太的以色列學者,透過不斷抨擊那些學者,並遊說大學捐助人向那些學者任教的大學施壓,打壓敢於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聲音。不少以色列學者被此機構標籤「叛國」/「賣國」,有人稱此種「獵巫」行動為以色列的麥卡錫主義(香港人近年對此應感受深刻,對港府或北京的批評,動輒被指「漢奸」、「反華反共」、「煽動顛覆」、「外國代理人」,更令香港人「窒息」的是,除了被標籤,更隨時會惹上官非而不獲保釋,被判重刑等,至少以色列學者不會因言論被收監)。

不但以色列國內學者,甚至國外學者都受其行動影響。兩年前Monitor更撰文攻擊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該篇文章題為《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在以色爭議上失去可信性》AAUP Losing Credibility over the Palestinian-Israeli Dispute。該文提出兩項「證據」,其一是AAUP頒發傑出學院活動家獎給一名阿拉伯裔學者Rabab Ibrahim Abdulhadi ,同時獲獎的還有其他兩位女學者。於三藩市州立大學執教的Abdulhadi因為推動巴勒斯坦人權利訴求,而被Monitor標籤反猶太(而其餘兩位獲獎學者與巴勒斯坦維權活動完全無關,但Monitor完全沒有提到她們)。其二是AAUP網站的一位編輯Hank Reichman寫了一篇題為《國際學者反對德國的政治測試》International Scholars Oppose Political Litmus Tests in Germany,該文主要介紹兩個來自全球三十多個國家,包括以色列、德國和美國學者、藝術家聯署的聲明(Reichman並非聲明的聯署者),反對德國聯邦政府限制一些學者和藝術家的學術和言論自由,只因他/她們被懷疑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杯葛、撤資和裁制運動BDS movement for Palestinian rights。

事源德國猶太事務專員Felix Klein聯同名為「對抗反猶太主義」Fight against Antisemitism的組織,向Ruhrtriennale藝術節施壓,要求藝術節取消邀請喀麥隆哲學家Achille Mbembe的開幕致詞,理由是他一些著作批評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因而被不實地指控反猶太。另外2019年9月,多蒙特市廢止巴基斯坦裔英國作家Kamila Shamsie獲宣告頒發的 Nelly Sachs文學獎,理由是她支持BDS。大約兩星期後,亞琛市取消頒發亞琛藝術獎Aachen Art Prize予黎巴嫩裔美國藝術家Walid Raad。

其中一封聲明由三十多人聯署,主要針對Klein對Mbembe的逼害,他們要求德國政府撤銷Felix Klein職位,指他嚴重選擇性地閱讀Mbembe的文章,以及依賴很多歪曲Mbembe文章的言論,傷害了這位公認的非洲其中一位最重要知識份子,是極不負責任和有違道德。聲明指將反猶太主義的標籤作為一種道德武器,狙擊任何對以色列侵害巴勒斯坦人權的批評,是對表達自由有系統的破壞,Klein對Mbembe的攻擊正扮演領導角色。而另一封由384人聯署的聲明,則對上述數宗事件作出綜合回應,特別提到雖然聯署人對BDS的立場不同,但都同意全球40個猶太組織的意見以及3個德國法庭的裁決:支持BDS是普世公認合法的表達自由。因此,為了否定BDS而否決頒獎給某人或否決聘用某人,不但侵犯學術和言論自由,更是對頒獎典禮的蔑視,因為頒獎制度的目標是表揚一些於某方面有成就或具領導角色的人,隨意因為基於意識型態而作出干預是完全不可接受。

被Barnett抨擊的AAUP,由Reichman撰文反駁,指Barnett已不止一次攻擊AAUP和他本人,Reichman重申,AAUP致力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但並不會對國際事務,包括以巴衝突以協會名義表達立場。AAUP不同會員可能有南轅北轍的看法,例如有支持猶太復興主義,也有反對猶太復興主義。關於BDS,對於(對以色列)撤資和經濟杯葛和制裁,AAUP抱中立態度,但反對學術杯葛,包括對以色列的學術杯葛,並呼籲其他學者和學術機構加入反對學術杯葛,「因為以杯葛某些學術機構來捍衛學術自由是錯誤的」。AAUP會將一些機構破壞學術自由的事實曝光,目的不是要杯葛這些機構,而是鼓勵對破壞學術自由的鬥爭,期望機構可以作出改變。AAPU既然反對任何學術杯葛,自然同樣會尊重推動BDS的聲音 ,反對任何對支持BDS聲音的施壓或制裁,因為支持BDS的表達自由受美國憲法保障,198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 NAACP v. Claiborne Hardware Co.一案中,已裁定任何對BDS表達自由的限制都是違憲。Reichman指,支持BDS並非任何人的義務,但不同意或反對BDS,不代表可以禁止支持者發聲。

回應Abdulhadi獲獎一事。Reichman指AAPU是一個有4萬會員的團體,難以想像協會所作的一切事情或決定,都會得到所有會員認同。相反,有部分會員以至公眾不認同意協會的一些做法很正常,但若因此而判定AAPU失去可信性,和走上錯誤道路顯然過於武斷。即使以色列學術監察認為Abdulhadi是「具爭議性的人」,也不能如此上綱上線。

所謂Abdulhadi具爭議性活動的一個例子,就是她公開評論加州州立大學信託局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三藩市州立大學受信託局監管)的某個決定。事源有猶太學生在校園受親巴勒斯坦組織滋擾(Reichman同時指巴勒斯坦和穆斯林學生,以至Abdulhadi本人同樣受親以色列組織滋擾) ,三藩市州立大學被指控對猶太學生保護不力,此事鬧上法庭。2019年3月,信託局同意庭外和解。Reichman認為和解條文公平合理,Abdulhadi不同意,並在社交媒體表達其反對意見,Monitor引述並予以譴責。Reichman表示Abdulhadi被引述的意見,沒有半點反猶太成份,除非你抱持與Monitor一樣的立場,即任何對以色列政府批評的意見,或者認識到並非每個猶太人都全面擁抱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就是反猶太。Reichman認為Abdulhadi只是行使言論自由,可以不同意她,但不能抹黑她反猶太。

Reichman更指出,Abdulhadi亦曾因自己的種族、宗教和政治立場而被剝奪學術資源,而提出過訴訟。2016年和17年,猶太復興主義極端組織the David Horowitz Center曾3次在校園非法張貼抹黑海報,無根據地稱她為「恐怖份子」,三藩市的教師工會California Faculty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hapter對她作出聲援,指堅持學術自由和自己政治信念不應受到打擊報復。Monitor卻從沒有提過Abdulhadi所受的不公和滋擾。Reichman反問,為何認為將獎項頒給一個意見與他們相左的人就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而該人因表達那些意見受到不斷滋擾就不是。是誰失去可相信性,是誰走上「錯誤道路」?

至於Monitor攻擊Reichman那篇文章反猶太,他駁斥為荒謬,指任何公正合理的人,如果有閱讀該篇文章,或那兩份聲明,都會和他有同感。 灰記毫無疑問,Monitor並非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而是言論審查,任何不符合Monitor或類似團體親以色列和支持猶太復興主義立場的言論,一概視為反猶太。因此,Barnett撰文攻擊《耶路撒冷聲明》JDA反猶太屬意料中事(她的文章題為《耶路撤冷聲明本身就是反猶太》The Jerusalem Declaration on Antisemitism Is Itself Antisemitic)。

Barnett指摘很多不滿IHRA定義的人,包括很多聯署《耶路撤冷聲明》JDA的人都是反猶太和反以色列,固執於否定猶太人的立國權利,和視以色列為非法政權。但觀乎整份JDA,都沒有有關以色列是非法的條文,也沒有否定猶太人的立國權利,相反,JDA把「否定猶太人在以色列根據平等原則,以猶太人方式,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方式,生存和發展的權利」,視為反猶太。更甚者,Barnett將JDA認為支持巴勒斯坦人國際法下所認可的權利不屬反猶太(要注意,《耶路撤冷聲明》只是指出那些言論/行為不屬反猶太,並不表示一定認同那些言論/行為),等同陰謀摧毀以色列。於她而言,巴勒斯坦人是將立國建基於摧毀以色列的廢墟上。又說以色列根據和約已歸還佔領的土地……等。

首先以色列歸還佔領土地是一個天大的笑話。生活在所謂自治區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證是由以色列當局簽發,外國人(主要是不在巴勒斯坦出生,但與巴勒斯坦人有親屬關係的人,如丈夫或妻子,或父母子女的關係)出入自治區要申請以色列當局發出的簽證,家庭團聚的申請亦是以色列當局審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只是以色列的跑腿。還有,以色列當局在約坦河西岸自治區和加沙有無數非法的猶太殖民區(對Barnett們而言,這些屬猶太社區neighbourhoods),而擴張殖民區和驅趕巴勒斯坦人的行動從沒停止過。透過建設通往不同殖民區和以色列的高速公路(只准猶太人享用)和圍牆,實際上是把巴勒斯坦自治區切割成不同被猶太殖民區包圍的enclaves。猶太人透過高速公路可在殖民區和以色列之間通行無阻,巴勒斯坦人在自治區內的行動受以色列的限制,由一個enclave前往另一個enclave要通過不同的以色列檢查站,以色列可以隨時關閉檢查站,不讓巴勒斯坦人通過,士兵可以隨時截停巴人搜查盤問,以至暴力對待,他們的日常生活、工作、經濟活動經常被打亂。加上水電都由以色列控制,隨時可以停水停電,封鎖和禁運。這就是為何巴勒斯坦人大部分處於赤貧的原因。近年對加沙的封鎖更造成一次又一次的人道災難。

更甚者,上文提到的文章《國際學者反對德國的政治測試》International Scholars Oppose Political Litmus Tests in Germany,其中一份聲明提到,以色列利用疫情進一步兼併西岸佔領區的主要部分,公然違反國際法,進一步將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不同等待遇常規化(而香港有關以色列的新聞就是他們的疫苗政策如何搶先世界)。56名以色列前國會議員,當中有部分人於歷屆政府擔任過部長,提出警告,以巴地區正出現一個種族隔離制度。

當然,Barnett們會為以色列政策辯護,指以色列基於安全理由,必須對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實施種種防範,對他們進行審查,興建高大的圍牆是保護猶太社區免受襲擊云云(實際上無數次以巴衝突,不是沒有以色列平民受害,而是受害者佔最多的是巴勒斯坦平民)。但一個公正合理的人都會認為以色列不斷擴建猶太殖民區是不公義,對自治區巴勒斯坦人的種種支配等同壓逼。一個壓逼者當然可以堅持壓逼政策,直至被壓逼者完全臣服,或離開(以色列的政策就是希望生活在自治區巴勒斯坦人感到絕望而離開),因為他們擁有軍事、政治和經濟等種種優勢,但不能這樣做的同時還要人鼓掌認同,認為基於國家安全,壓逼是合情合理,反抗者都是「非法的恐怖份子」。

壓逼,不管種族、階級、性別還是其他方面的壓逼,都是不公義,都會引起反抗。一些國家以內政或國家安全為由所實行的壓逼政策,都不可能要求受壓逼者默默忍受,也不可能要求國際正義人士視若無睹,甚至國際制裁,更何況以色列並非擁有巴勒斯坦主權,相反,國際法認可巴勒斯坦人有自決權。 即使現在仍是「有強權無真理」的世界(以色列在美國緃容下一直不遵守聯合國通過的議案),國際社會仍不乏追求真理公義的人,這就是為何愈來愈多民間組織和個人,包括愈來愈多以色列國內外的猶太人,指摘以色列實行種族主義,聲援巴勒斯坦人的正義抗爭。就連以色列最大的靠山美國,也愈來愈多人不滿偏幫以色列,有一半民主黨支持者表示美國應在以巴問題上多考慮巴勒斯坦人的需要。

再回到《明報》觀點版的文章,該文章向讀者推薦IHRA定義而不提《耶路撒冷聲明》JDA,只提猶太人歷史上和現在所受壓逼,不提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逼害,以及反猶太標籤如何被濫用,都是意料中事。畢竟以色列使領館人員要為政權服務,推行以色列的「大外宣」,只是德國駐港總領事是否有必要為以色列的「大外宣」背書, 而漠視反猶太標籤被濫用如何影響德國的言論自由,例如BDS被德國政府認為反猶太,而令以色列更能肆無忌憚的逼害巴勒斯坦人。至於《明報》編輯和記者,於《反擊對納粹大屠殺的否定和歪曲》一文刊登前,曾專訪以色列駐港總領事藍天銘談如何承傳大屠殺歷史(專訪於1月27日刊出),整份專訪沒有提到一句以巴關係,是記者覺得與專訪內容完全沒有關係,還是怕提問以色列如何對待巴勒斯坦人會被認為反猶太?

灰記看專訪和文章,不禁疑問《明報》竟成了以色列「大外宣」的平台,這對正在受難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那些與以色列官方不同看法的猶太人不公道,故撰此文作回應。

「失語」中呼喊

「47人案」一周年,「失語」成大勢之際,「無可救藥」的「左膠大愛」神父甘浩望(甘仔)於2022年1月6日中午到赤柱監獄外,聲援為爭取民主、自由而被囚於監獄內的何俊仁、黎智英、尹兆堅、楊森、林卓廷、梁錦威、曾健成、朱凱迪、岑敖輝、傑斯、譚凱邦等,以及無數無名坐牢的青年。赤柱是第一站,第二朝他又到了荔枝角收押所聲援被收押在那裡候審的胡志偉、「快必」譚得志等。然後、下午又到政府總部外靜坐,爭取釋放被捕人士。預料往後他會再到其他監獄聲援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政治犯。

神職人員「大愛」應屬理所當然,「神愛世人」,作為基督/天主教上帝的忠實僕人,踐行公義和大愛才是正道。只是有太多並不「純粹」的神職人員,愛權力多於愛其上帝,服務權力多於服務世人,甘仔這類「不識時務」的神職人員反而變得愈來愈「珍貴」。說甘仔「不識時務」,除了「大愛」之外,仍相信上世紀六十年代曾流行一時的毛澤東主義,確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然而,正如西藏宗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曾嚮往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念,說某些方面與佛教不謀而合,說明宗教與這個在二十世紀影響巨大的無神論政治意識型態也有交集,不然,為何有那麼多基督徒也信奉(或曾信奉)它(大陸民國時代,基督教青年會就曾是共產黨人的「庇護所」),不然,為何那麼多人嘲笑共產主義者如宗教般迷信馬克思主義。對甘仔來說,耶穌的「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和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都是他踐行的理想,並無矛盾之處。

理想終歸理想,這次他要求林鄭政府考慮全面特赦/釋放政治犯,相信很多人會認為是「一廂情願」的天真。甘仔當然知道自己提出「不可能的要求」,當在場記者問這樣做是否有用時,他回應不是有否作用的問題,而是需要做的便去做。甘仔強調,香港現在很需要發聲,特別為眾多在囚者所遭遇的不公發聲。說到有沒有用,其實聯合國、一些外國政府和人權機構早前都曾作出過類似呼籲,中國和香港政府把國際社會對香港人權的關注一概斥為「干涉內政」,甘仔作為來自意大利的天主教神父,有朝一日會不會被視為「外國代理人」?相信當他被標籖「外國代理人」時,他會反駁說「我是上帝的僕人」、「我很想成為中國人」。在一齣講述他的紀錄片中,他曾透露身後想葬於中國。

甘仔在請願行動中提到兩個神職人員的名字,一個是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周守仁,另一個是剛當選立法會議員的香港聖公會牧師管仲鳴。他期望兩人作為「橋樑」與官方溝通,爭取釋放政治犯。甘仔這個期望,對十分保守的香港基督/天主教圈子相信註定要落空。不過,至少對管仲鳴,一位對殺人嫌犯陳同佳表現出「大愛」的牧師來說,甘仔的期望需要回應。蓋那些被以言入罪或和平示威被囚的政治犯,當中不少是教內「兄弟姊妹」,有些更是最近才皈依基督/天主教,例如何俊仁、胡志偉、尹兆堅,不是也值得關懷嗎?他/她們為信念而非為貪念殺人被囚 ,不是更值得關懷嗎?他或者其他神職人員,有否為過那些政治犯禱告?有否探望過他/她們?還是服膺權力,視這些在囚者如社會毒瘤,必須切割?此刻,灰記又彷彿聽到「世人都犯了罪」這句出自基督教聖經的話。

聲稱仍然希望協助陳同佳往台灣受審的管仲鳴牧師, 現在多了一個政治身份,就是選舉委員會委員和立法會議員。還有差點忘記,他亦是北京市政協委員,而正正因為他有這個身份,才能自動當選選委會第五組別的「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成為選委,因而有資格循選委會界別出選立法會並勝出。據稱他是歷來第一個神職人員擔任立法會議員,其進身本地政界於宗教圈子亦不無爭議。事奉神還是效命政權,這是很多人對管牧師的質疑,特別「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代替「港人治港」之後,每個有資格參選的人都是經過「認證」,是政權認可的「愛國者」,如今的「愛國」比鄧小平時代有所不同,鄧時代不要求愛黨,更可以批評黨,所謂共產黨是罵不倒的,現在則要擁護共產黨,至少也要尊重黨。當然,管仲鳴可以說事奉上帝與尊重黨並沒有矛盾,正如中國大陸由共產黨領導/管理基督/天主教會一樣,都是沒有矛盾。那麼,甘神父要求政府特赦政治犯呢?要知道,甘神父比管牧師更相信共產主義,更實踐「為人民服務」!噢!又差點忘記,甘仔說過自己信奉的是共產主義理想而非共產政權。

還是不要難為管牧師了,回到他所「代理」的陳同佳吧。2018年陳同佳在台灣殺害了女友潘曉穎潛回香港,被港府以「洗黑錢」判刑,2019年10月刑期屆滿。急於為女兒討回公道的潘母於2019年初求助民建聯李慧琼、周浩鼎,希望能將陳同佳移送台灣受審。林鄭政府亦以陳同佳案為契機,聲稱要修訂「逃犯條例」,將中國內地、台灣納入司法互助區,才能解決問題,不過,台灣當局一直的立場是要透過兩地協商解決問題,不會承認「逃犯條例」。而因為林鄭強行修訂而爆發的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令香港發生潘母後來所形容的劇變。兩年多過去,當潘母知悉去年12月台灣和福建當局透過《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將潛逃福建的台灣殺人案疑犯遣回台灣受審時,曾在立法會選舉前呼籲陳同佳自願返回原籍的深圳,再由當局透過《兩岸互助協議》將其移送台灣受審。潘母並就自己誤信民建聯李慧琼、周浩鼎,「被人有計劃地利用」導致香港急劇變化,請求港人原諒她「誤信豺狼」。她又呼籲李周二人、以及協助陳同佳的管浩鳴,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履行承諾,為潘曉穎討回公道。

潘母要求李慧琼和周浩鼎兩個政客履行承諾相信亦會落空(李、周去年都好像曾說自己在此事已沒有角色),至於有神職人員身份的管仲鳴 ,除了將陳同佳不能到台灣受審的責任推給台灣當局,以及仍堅持修訂「逃犯條例」是最理想做法外,會否願意盡力督促政府積極解決問題,真是天曉得。然而,無論陳同佳歸案的問題是否能解決及如何解決,港府強行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至香港的劇變已無法挽回,很多香港人仍然每日深深感受著這劇變的影響,以至逐漸「失語」。

這讓人「失語」的劇變於去年底今年初更來了一個「小高潮」,繼《蘋果日報》被逼停刊及創辦人黎智英與多名高層職員被收押,獨立網媒《立場新聞》的前總編輯鍾沛權和署任總編輯林紹桐,以及四名前董事,包括吳靄儀、何韻詩、方敏生等,以「發布煽動性刊物」被捕。前董事們拘押一天後獲准保釋,兩位總編輯則要還押,加入甘神父聲援的在囚者行列。《立場新聞》亦隨即宣布停運及遣散員工。剛踏入2022年 ,另一獨立網媒《眾新聞》於1月2日亦宣布兩日後停運及遣散員工,負責人楊健興和李月華於1月3日會見記者時稱,《立場新聞》負責人被檢控和停運觸發他們決定短時間內決定停止營運,認為不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繼續記者工作,無可奈何選擇停運。他們更指自己作為專業記者的理念沒有改變,改變的是環境,新聞自由空間收窄至一個令她/他們無法安心工作的地步。

對很多人來說,近年興起的獨立網媒,指那些沒有內地官方或財團背景的網上新聞/資訊傳媒,對新聞/資訊多元化貢獻良多,一些傳統傳媒不會報道,或以一面倒親官方立場作報道的新聞,這些網媒都有非官方立場的報道,平衡了愈來愈「一面倒」的傳媒生態。被逼停運的《立場》和《眾》是其中最有公信力和最多人看的中文網媒,英文則是Hong Kong Free Press,現仍運作。少了兩個有較多編採人員(特別是《立場》)的網媒,其他更小型的網媒,即使繼續營運,發掘新聞和追蹤報道的能力大打折扣,大多數情況就是跟進新聞,當然仍可報道傳統傳媒不會報道的新聞,但報道的規模和覆蓋率已大大削弱 ,現在說網媒開始進入「失語」狀態亦不為過。

至於傳統紙媒,在《蘋果》停刊後,《明報》被視為唯一仍可以盛載溫和異見,對民主派和抗爭者態度較友善的報紙。不過,1月10日隸屬中聯辦的《大公報》忽然向《明報》發砲,抨擊它刊登了前嶺大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羅永生的一篇文章,是否想「接過《蘋果》的煽動角色」,警告若《明報》真不是想接過《蘋果》的煽動角色,就應該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該篇名為《權力魅惑狂獻祭 知識分子作羔羊》的文章,是在港大拆走紀念「六四」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中大移走「民主女神」及嶺大清除「六四」浮雕後刊登。《大公報》指羅永生的文章對於《國安法》的落實作出種種毫無證據的抹黑,對於反中媒體的停運不但如喪考妣,更上綱上線,亂潑污水。批評羅在談到港大拆除「國殤之柱」事件中,引用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故意令人看到雲裡霧裡,但內容核心就是為反中媒體、為「反中偽術品」鳴冤。更進一步指責羅肆意抹黑攻擊《國安法》,誣指《國安法》「旨在展示權力的強度和深廣度是如何無堅不摧的祭獻儀式,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正是在刀鋒口上的羔羊」,指其言論的目的就是煽動社會的憎恨和對抗。官謀殺氣騰騰的論調,讓人不寒而慄。而《明報》則於同一日刊登了《文匯報》前主筆兼評論部主任,現任香港文化協進智庫副總裁韓成科反駁羅永生的文章。未知《大公報》針對《明報》及羅永生措辭嚴厲的文章,會否令《明報》再加強自我審查,而更陷入「失語」狀態。

與此同時,該官媒亦砲轟台灣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的一篇分析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文章支持「港獨」、鼓吹「香港自主選擇結盟對象來圍堵中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並引述法律學者意見,指吳有可能觸犯國安法。而這篇文章於去年獲香港記者協會「人權新聞獎」。吳叡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稱,《大公報》的文章背後真正目的是借著他的文章打擊記協。這個運作了半個世紀,由前線記者組成的工會,儘管人微言輕,一向敢於為新聞自由發聲,亦有為「督促」傳媒操守盡言責,但過去一年不時被官方點名批評,其命運如何,很多記者和關注傳媒生態的人均感憂慮。

除此之外,知名與不知名人士繼續被判重刑。1月4日,被政府清盤的支聯會,其前副主席鄒幸彤繼因前年六四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囚12個月後,再以「煽動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實際上2021年6月4日晚維園並沒有舉行「未經批准集結」,因為場地早已被警察圍封),判刑15個月,其中10個月分期執行,即共22個月。此外,她與其他支聯會成員如何俊仁、李卓人、梁錦威等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等候審訊。這段時間,亦有數十名不知名人士被控暴動、非法集結等罪被判刑,不少刑期達三、四年。到目前為已有近千人被判刑,仍在押或保釋等候審訊亦百計。

鄒幸彤於判刑前的陳情文寫道:「不過短短半年,但六四已經極速從公認的良知底綫到公認的危險紅綫。支聯會、六四紀念館、國殤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一一倒下,圖書館六四書籍都不能幸免。同一段時間,蘋果、立場停運,到今日,眾新聞都沒有了。可以預見,公共平臺談論六四空間完全消失……」「文字獄的風氣,不是從這一單案開始,也不會在這一單案終結,捍衛言論自由的唯一方法是繼續説話。文字是有其内在生命力,永遠無法被法律、被權威所定義。……即使法庭繼續審判我的文字,也不會是我停止寫作的理由……」除了她一往無前的敢言外,一些在囚者亦不時透過信件訴說近況,表達心迹。而甘浩望神父亦指,若能接受現在的不穩定,雖然不知道即將發生何事,也不會害怕。最重要是聆聽內心,若內心要發聲,應該跟從它。

這些「失語」狀態下「孤寂」的呼喊愈來愈珍貴,然而也令人百般滋味。發聲的代價如何衡量?還是服膺「沉默的自由」、「自由的沉默」以自保?然而,心靈的沉默又會是一種怎樣的「自由」?真是「費煞思量」的內心掙扎!

「躺平」於被「完善」的制度

相信即使是親權力的「藍絲」,都不會認為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氣氛熱烈、選民熱情踴躍。至於如政府所說,這個被「完善」的選舉有廣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或如北京官方新華社所言,體現香港民主的五光十色,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沒有同感。

12月19日當天,市民踴躍的是乘坐免費公共交通工具郊遊、購物吃喝和參與其他文娛康體活動。據云免費一日遊是政府用以「 催谷」投票的手段之一,但大家都摸不著頭腦,因為票站離家很近,步行可達,根本不用乘車,官員施政「離地」又一例子。結果是一些巴士站出現長長的人龍,地鐵擠滿人群,有些地鐵站還要實施人流管制,而各個投票站大部分時間都是冷冷清清,社交媒體出現大量票站冷清對比其他地方人頭湧湧的「趣緻」照片。而最熱鬧的票站可能是早上的中半山羅便臣道高主教書院票站,但並非選民排隊輪候。八時許至九時許,大批警察在馬路兩邊佈防,大批記者在票站對面守候,記者旁邊就是前來抗議的社民連陳寶瑩和另外兩名年青成員,票站則間中有選民進入投票。

總共約七、八十名警察和記者,再加三名社民連成員,等候的不是普通選民,而是那個名義上此地最有權勢的選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來投票和發表講話。社民連大部分的執委如「長毛」梁國雄、黃浩銘、岑子杰、吳文遠、陳皓桓、「阿牛」曾健成等都在獄中,在「形格勢禁」下,仍然要來表達異見,批評此次選舉是民主倒退,呼籲市民行使自由意志、憑良心前往投票,還高呼「林鄭可恥」。不放棄任何發聲機會是社民連的motto,即使如何不合時宜。在大部分還未解散的民主派組織「躺平」,「躺平」成了民主派支持者最大的政治表態下,社民連依然希望有更多人更「積極」的表態,註定「吃力不討好」。

民主派從政者(包括大批2019年勝出的區議員)不是被收監,被取消資格、被逼辭職、淡出政壇或被逼流亡海外下,再加上民主派「第一大黨」民主黨,在近年積極替北京喊話的建制「紅人」盧文端等人催促和威逼參選下,最終沒有人出選,大部分選民(以往分區直選民主派的選票都比建制派的多)基本沒有任何選擇,自稱所謂非建制的十數候選人,包括一些前「老泛民」如馮檢基、黃成智、譚香文、狄志遠,在絕大部分民主派支持者眼中不是民主叛徒/棄將,就是機會主義者。因此,呼籲良心投票的意思明眼人心知肚明。在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同時,由建制派議員幾乎全面壟斷的立法會,迅速通過了修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加入就「故意或妨礙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或「在選舉中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訂定罪行的第27A條,最高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三年。

雖然明知在《國安法》、殖民時代《公安條例》和限聚令(最多四人同行,「有需要」時,一兩個人都可以被控違反限聚令)「三管齊下」,較大規模的異議遊行集會已不可能,但許是為了「杜絕」有人擺街站動源杯葛此次選舉,官方於是多制訂一條「法律武器」。為何官方如此著緊鼓吹不投票/投白票的活動,相信他們亦心知肚明,這次被其「完善」的選舉,標榜議席由七十增至九十席,因而增加了民主成份,但最普及而平等的分區直選議席由三十五席大減至二十席,與港人心目中增加直選議席,最終達至全面直選的民主進程實背道而馳。

而新增的四十席選舉委員會議席,則由千五名選舉委員互選產生,這個由千二人增加至千五人的選委會,新增地區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基層團體(XX社團聯會之類的組織)、同鄉會之類等代表性低,主要由親港府/親北京人士組成的組織,或者這就是北京港澳辦夏寶龍所言的「五光十色」吧。而代表性較大和民主成份較高的區議員互選席位(共117席)則全部取消。並另外增加全國性組織(無一例外由共產黨背後指揮)在香港的成員,共110席。可以看到新增的選委都是港府和北京可以支配的組織,再加上大部分組別改為團體票,選民由以往的二十五萬減至七千九,原本已被批評代表性不足,現在更缺乏代表性之餘,官方可支配性亦大大增加。這個可以提名和推選行政長官和今屆開始可以推選立法會議員的選委會,就是北京和港府眼中「完善」選舉制度的中堅部分。

至於功能界別,原來的超級區議會五席和區議員互選的一席通通取消,後者一席由港區人大和政協互選產生,大抵2019年區選的超高71%投票率和民主/本土派的大勝觸發北京除去區議會界別而後快。沒有區議會議席的功能界別由三十五席減為三十席,當中很多原有個人票的界別都取消個人票,改為全部團體票,包括飲食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批發及零售界、紡織及製衣界等,這都增加官方眼中的「安全系數」,或曰可控制性。

「完善」後的立法會,官方可支配和影響的選委會和功能界別共佔去七十席,供全港選民投票的分區直選席位只剩二十席,再加上如五指山金剛箍般的「愛國者治港」框架下,被官方認為「不愛國」的參選人隨時可被取消資格,新的選舉制度與民主派支持者佔多的選民格格不入不在話下,再加上能入閘參選者都給人官方認證的感覺,這個官方認證反而是那十數個聲稱非建制候選人的「死亡之吻」。結果十多名聲稱非建制,接受官方「死亡之吻」的候選人,只有社工界功能界別的狄志遠當選(功能界別投票率最低的亦是社工界,只得18%,狄志遠的認受性其實十分低),其餘在民主派支持者不理睬,建制派支持者不同情下,通通落敗。他們參選的「意義」可能就是稍為提高了分區直選的投票率(大部分聲稱非建制的都是分區直選候選人),令投票率稍微超過30%而好看一點。建制「紅人」盧文端於選舉前警告若建制全勝或接近全勝是「陷阱」,中央並不樂見。但不管北京是否樂見,大部分市民都會認為九十個當選者都是建制派,狄志遠聲稱自己是1:89換來大批市民在社交媒體的揶揄。

12月22日,某黨報頭版以98%投票率作標題,實情這是那個7900人的選委會界別的投票率。一如所料,這個官方最能支配,集中最多「超級愛國者」的界別,在官方號召下熱情踴躍投票乃意料中事。可能更令人好奇的是,這個「超級愛國者」俱樂部,為何還有2%的人「躺平」不投票?同樣一如所料,分區直選投票率30.2%是有直選議席以來最低,比港英年代91和95年兩屆還要低好幾個百分點,比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58.28%低28.08%,更比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71%低41%。一般相信是因為民主派支持者拒絕投票而造成低投票率。

當然,官方和親權力者對直選低投票率自有不同「解畫」,是否足以取信則非她/他們考慮之列。由當年效命港英到現在成了北京「忠實」傳聲筒,擔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譚惠珠,不惜侮辱港人的智慧,把投票率低說成與疫情有關。看當日公共交通工具人頭湧湧,人們爭相外出就知道此說完全不能成立。而林鄭繼選舉前指低投票率可能因為市民滿意政府施政,到選舉後不惜打倒昨日之我,對2019年區議會選舉超高投票率,由兩年前「由衷感謝市民踴躍投票」,到如今抨為「不是民主選舉」,「劣質選舉」,還說記者追問她幾年前講過的話意義不大。為的就是緊跟選舉後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的定調。白皮書指「反中亂港勢力衝擊選舉秩序,破壞選舉公平。在2019年11月舉行的第六届區議會選舉中,他們使用暴力手段脅迫、恐嚇、攻擊愛國愛港参選人和選民,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其他参選人。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披露,這次區議會接獲的投訴激增,其中涉及刑事毁壞、暴力行為、恐嚇的投訴高達1000多宗」。

對於當日大部分為了投下一票而耐心排隊的選民來說,那次選舉卻是極為難得投票表態的機會(很多人還憂慮過政府會否取消區選,剝奪市民投票表態的政治權利)。他們要表達的最大公約數,就是不同意官方處理當年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的手法。實際上他們很多都曾參與反修例遊行,否則就不會有幾次過百萬人的遊行。選舉當日各票站人頭湧湧,但秩序大致良好,沒有白皮書所描述的暴力和威嚇氣氛,而選舉結果是任何批評當局處理手法及對運動表達同情/認同的候選人都幾乎全部當選,佔了86%的議席,是歷來最龐大和最legitimate的政治表態(因而令官方決定延遲20年立法會選舉一年多,大幅度改變選舉制度以有利親權力的「愛國者」壟斷議席才再舉行選舉)。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部分香港市民所感受與白皮書所描述的差距甚遠,就正如白皮書所描述的「一國兩制」民主發展,與大部分香港市民所感受的大相逕庭一樣。

白皮書要算港英舊帳,說港英治下沒有民主可言。但上文所提到港英時代的91年及95年立法局選舉,都有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席, 是中方眼中的民主選舉。事實上 ,香港人在1980年代已爭取立法局直選,民間不同團體所作的民意調查,贊成88年引入直選的市民均過半。但港英政府所作的報告則強稱引入88 直選未有共識,因而否決88直選。但背景是中方反對88年立法局引入直選,那時中國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仍未發生,正在與中方談判後過渡期各種安排的英國人不願得罪中方而否決了香港的民意。此外,戰後復任港督的楊慕琦曾提出政改,有限度引入議會民選議席,但無論英國或香港的統治階層都不感興趣。其繼任葛量洪更擱置政改方案,認為最重要是不要觸怒北京。而根據解密的英方檔案,中國總理周恩來在1950年代曾警告英國不能將香港變成自治嶺或半自治嶺(通常自治嶺都會引入民主選舉,以準備脫離殖民宗主國獨立),否則會提前收回香港。因此,如果說英國人沒有給香港民主,至少中國政府也要負上否決香港在殖民時代實行自治的責任。當然,北京可以擺出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優先這些「大道理」,那就麻煩不要再算英國不給香港民主的舊帳。

然後白皮書把大部分市民九七後的民主投入,近年的選舉和政改爭拗,說成外國反華勢力背後策動下的「顏色革命」、奪權行動,也是妄顧很多香港市民的感受。當然,大家不會天真至不知道中美在香港問題上角力,不知道香港成了一顆棋子,實際上港人早已習慣在夾縫中生存。但港人同時單純的希望參與管好自己生活的地方,期望在偌大的中國之內有一個小小的自主空間,卻完全被「國家安全」一筆抹殺,則怎也讓人難以心悅誠服。預期不管將來是否有北京口中的雙普選,那種普選與港人理解的必定相去甚遠,行政長官不用說,當選者必定是北京能放心的,聽話的,對民主派支持者(暫時仍是佔多數的市民)視而不見的「超級愛國者」。立法會候選人則不管聲稱建制非建制,都是經過「嚴格認證」的「愛國者」,只會配合施政,不會如白皮書所言,像民主派般阻撓施政。查實過往傳統民主派也怕得失溫和選民 ,而甚少參與「拉布」抗爭,因而被較激進選民批評為實際配合政府施政。「長毛」等的出現,多了抗爭的場面,近年則是本土和自決派的加入,這都是市民意識有所改變,或曰激進化所至。至於市民意識為何愈來愈激進化,以至年前產生「分離主義」,官方從來只懂歸咎外國勢力和外國代理人,卻從不願反省自己的管治和制度的問題。當然,我們都知道,要擁有不受限制權力和「合法」武力的統治者反省從來都十分困難。但歷史也屢次證明,單憑不受限制權力和武力的統治很難「長治久安」,最終還是要回到政權認受性的問題。

現在香港政府的認受性如何?我們只知道大部分過往曾經踴躍投票的市民「躺平」,不參與這次立法會選舉,不管選舉制席如何被「完善」 ,不管官方說得如何天花亂墜。

獨裁者之死和自由的輪轉

韓國前獨裁者全斗煥11月23日去世,其「親密戰友」兼繼任人盧泰愚則早他一個月死亡。兩人的死令人再度回味韓國民主化的艱辛血淚。1979年,掌權十多年的獨裁者朴正熙被刺殺,全斗煥和盧泰愚等軍人乘機發動政變,全斗煥並於翌年當上總統,實行鐵腕統治,血腥鎮壓光州起義,拒絕正面回應人民的民主訴求。但韓國人經過不懈的努力和血的代價,終於逼令全斗煥的繼任人盧泰愚答允修改憲法和直選總統。1988年國會大選,在野黨贏得的席位比執黨還多,民主化的趨勢不可逆轉。

到了1990 年代,反對派的金泳三、金大中相繼當選總統。1996年全斗煥因當年發動政變、下令屠殺光州人民以及貪污等罪名被判死刑,後改終身監禁。金大中於1998年當選總統後特赦全斗煥,讓他恢復自由。而全斗煥至死都沒有懺悔自己的罪行,還一直堅稱自己沒做錯。他在2017年出版的自傳中,還誣指一位已故的神父無中生有,還辱罵對方是「褻凟神職的無恥騙子」,而該神父只是將自己目擊軍人利用軍機射殺平民的事實公諸於世。 全斗煥亦因而被控誹謗死者,案件今年8月仍在二審,全以身體不適為由,死前再沒有應訊。在全斗煥的喪禮上,其遺孀被記者追問下,才勉強替亡夫向韓國人民道歉。但這道歉來得太遲也太缺乏誠意,這名「光州屠夫」註定「遺臭萬年」。

一位在仁川大學任教授的韓國友人對灰記說,韓國人普遍對全斗煥反感,她更認為他是韓國歷史上最兇惡的人。友人特別傳了一些照片和影片給灰記,影片包含全斗煥和光州屠殺的一些片段,可惜灰記不懂韓文,看不懂內容。但軍隊進入光州鎮壓的片段則令灰記想起1989年的六四屠殺。其中一張照片則是光州一些民間團體在2019年鑄造的全斗煥硊下像,友人說照片令人想起約10年前在美國展出,由中國前衞藝術家高兟和高強兄弟鑄造的毛澤東下跪像,作品名為《下跪懺悔的毛》。毛的跪像在展覽廳與高氏家族在「文革」時期的一些照片並列。高氏兄弟的父親在1968年被打成「反革命」,25日後他們獲告知父親自殺身亡。

友人傳來的全斗煥下跪像和《下跪懺悔的毛》的資料,即時引起灰記的慨嘆。全斗煥雖然在韓國政府的「包庇」下,最終沒有獲得應有的懲罰。但畢竟他也要為自己當年所犯的罪行接受國會的質詢和法庭的審判,韓國人民亦有自由繼續聲討他的罪行。光州民間團體鑄造一個全斗煥恥辱的下跪像,就是一例。但中國至今還沒有將毛統治的災難徹底清算,鄧小平將其功過「七三」開,功是主要的,現在想將自己定為與毛地位一樣,「永續連任」的習近平,更連毛「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也輕描淡寫。中國距離人民可自由聲討執政者罪行的日子還很遠,因而註定高氏兄弟的作品只能在外國展出,而北京毛主席紀念堂內擺放毛的遺體則繼續讓人「瞻仰」。

此刻灰記又想起象徵台灣獨裁/威權時期的中正紀念堂」。民主化後的台灣,經過幾番政黨輪替,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成立的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九月宣布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這個充滿國民黨意識型態的紀念堂將改作反省威權歷史公園,堂館内的前總統蔣介石銅像將被移除,並將公共空間還給民眾。 這事引起國民黨嚴重不滿,指摘民進黨「民選獨裁」,對國民黨「清算鬥爭」,並進行「台獨洗腦」云云。然而,在野國民黨對執政民進黨的種種指摘、漫罵,不正正反應台灣民主化的可愛嗎?國民黨人為何不想想兩蔣時代批評國民黨會落得怎樣的下場,台北的景美監獄以及台東的綠島監獄,國民黨又曾經監禁過多少政治犯,有多少政治犯被判死刑!? 國民黨不好好反省過去黨國制度對台灣人的傷害,卻竭力維護象徵獨裁統治的中正紀念堂的「尊嚴」,果真黨國意識型態深入骨髓?

當然韓國以至台灣的民主化亦擺脫不了金權政治和政黨權鬥,韓國很多總統御任後都因貪污凟職而成階下囚,台灣則有陳水扁因凟職而坐牢。一些馬列左翼亦批評韓國,以至稍後的台灣民主化只是美帝勢力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解決不了廣大人民被剝削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民主制度多少保障了人權,包括言論和示威自由,執政黨的權力亦受到一定制約。觀乎民主化後韓國、台灣文藝方面的自由和開放,不但可以諷刺政權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獨裁時代的腥風血雨,亦可透過文學作品、電影、電視重現。而日本亦因戰後的民主制度,思想言論自由亦受保障。

香港人近年愛談論的韓國逆權電影就是自由化的一例。無獨有偶,最近在香港看到的韓劇Chimera《奇美拉》,也有涉及全斗煥專權時代,dirty cops黑警如何濫權和施行酷刑,以至到現在還是官商警勾結的情節,似乎在為這個獨裁者的死亡,以及韓國「不完美」的民主社會作註腳。而灰記敢斷言,曾經投入2019年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目睹眾多警察濫權濫暴的香港人,看到劇中黑警的濫權和殘暴的情節,必定有深刻的感受。事實上,自從香港爆發反修例/反「送中」運動後,不少人都將一些香港腥風血雨的場面,與光州起義和北京六四屠殺相提並論,亦有人將隨後香港的大逮捕與1979年底台灣美麗島事件作比較。諷刺的是,1980年代韓國以至台灣的政治黑暗時期,卻是香港經過了70年代「麥理浩新政」的改革年代,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角力下,香港在民主方面雖然龜速前行,民生和人權則有較大進步。

最明顯的例子是當英國人決定打擊貪污,整頓管治隊伍特別是警隊時,基本做到了雷厲風行。由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到了1980年代,以往被市民譏為「有牌爛仔」的警察,開始獲得市民的尊重。相比50至70年代初的貪污濫權,隨意毆打被拘者和「砌生豬肉」(誣告無辜者) ,80年代以後的警察較按規章程序辦案。而從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開始,英國人知道管治時日無多後,為了留下較好形象,為了大英帝國的「光榮撤退」,對港人採取懷柔政策,管治相對克制,甚少利用殖民惡法如公安條例檢控異見者,香港人享有亞洲四小龍以至大多亞洲地區所無,令人「艷羡」的人權自由。當年一些新加坡、台灣人(包括異議者)選擇香港作長居或暫居地,就是受香港相對自由的吸引。一位80年代初來香港讀研究院的台灣人憶述,當知道在香港看電影時不用唱國歌,嚇了她一跳,因為當時在台灣,電影院放片前必須站起來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她驚嘆原來華人社會都可以不用唱國歌。當年香港人享有其他華人社會沒法比擬的自由,不在話下。

公平點說,這些自由於主權移交中國後維持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但其實這是理所當然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白紙黑字地寫明香港人繼續享有人權自由,以及最終全部由直選產生的立法會,和經提委會提名,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等的民主進程。換言之,香港人理應享有比九七前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問題是這些承諾只是中英角力下的權宜結果,「光榮撤退」的英國即使有心捍衞香港的自由和民主進程,也沒有話語權,主導香港政治的中方並沒有落實的意願和壓力。而所謂「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作為平民百姓,當缺乏制約的公權力要橫蠻無理的時候,有更大的理據也好,都變得啞口無言。正如香港這兩年的「極速」轉變,特別人權自由的萎縮,讓人感到「措手不及」,以至整個民間社會不知所措一樣。

當韓國人、台灣人,日本人……可以暢所欲言,不怕被控分裂、顛覆等國安罪名,當以言入罪在台灣、韓國這些曾經歷獨裁統治的社會成了歷史,香港人則說句「香港加油」也成禁忌,不知說了什麼會觸動「紅線」而觸犯國安法。當日本、韓國電視劇警察,高官以至元首貪污腐敗的情節變得尋常(台劇則較少見),亦常見反映社會黑暗,以至出現挑戰傳統父權、推動多元價值的電視劇/電影,香港的電檢制度卻引入懾人的國安元素。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五)訂明,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何為非法方式?警察濫權,高官貪腐的內容會否引起市民對政府的憎恨?政府逆民意施政,引起民眾不滿,電影忠實反映這事實又算不算引起市民對政府的憎恨?……疑問一大堆。

當然有人會說你不要觸碰敏感題材便可以。是的,日、韓、台都不盡是政治社會批判的作品,相反,具批判性的作品並非主流,主流仍是愛情、搞笑、倫理⋯⋯以至歌舞昇的作品。沒有人說一定要拍攝單一類型的電視/電影,但倘若日韓台有人想製作反映現實、批判現實,包括描寫政權陰暗面的電視劇/電影,他們可能只是煩惱資金、是否賣座等問題,而非會否觸犯刑法。

而最重要的是,人家即使拍攝反映社會陰暗面或諷刺政權的作品,不等於他們不愛他們的土地和人民。事實上,民主成熟的社會,很少人執著於是否愛國 ,官方亦不能以此來規範人民。不但如此,公然鼓吹不愛國的分離主義者,只要不涉暴力,其言論不但獲法律保障,其政治參與亦不受限制。加拿大的𣁽北克、日本的沖繩、英國的蘇格蘭、威爾斯以至曾爆發內戰的北愛爾蘭、美國的加州和德州、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沒有人會因為發表「分離主義」言論而被捕判刑,參選權也獲保障。加泰隆尼亞是因為獨派贏得地方選舉然後推動獨立公投,被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違憲,西班牙政府隨後採取鎮壓和拘捕行動。而共產黨所信奉的馬列主義,不也認許民族自決的嗎?

香港現在的問題是叫兩句被官方視為「分裂祖國」的口號也會被判刑,凡事都以愛國愛港,愛國先行作規範,但愛國愛港由官方壟斷定義。例如支聯會的徐漢光,在很多香港人眼中絕對是熱愛中國的「大中華膠」,現在卻被港府以國安法拘押。而近兩年很多被禁在港上映或因預見沒法通過而沒有送檢的影片,創作者都是抱著愛護這塊土地和人民的心情拍攝,只因為影片涉及反修例內容,香港警察以至內地公安的不當、濫權行為,而未能與香港觀眾見面或不能繼續上映。這些影片有的獲外地影展表揚,例如《理大圍城》獲日本山形電影節頒發最高榮譽獎、《時代革命》獲選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證明有相當可觀之處,只是不見容官方嚴厲的審查和苛刻的法例罷了。凡此種種,習慣了先進社會,或曰民主成熟社會那套自由觀的香港人,怎不會覺得唏噓和荒謬。

再回到韓劇《奇美拉》,現在播至第10集,還有6集才大結局,那個在全斗煥時期濫權殺人,現在貴為警察高層的dirty cop,與當年和他一起犯罪及隱瞞真相,現在成為政客和財團社長的兩個人,會得到怎樣的報應,有興趣的人會追看下去。而現實是,韓國儘管仍有很多官商勾結的政治黑暗,就像日本和台灣一樣,但至少傳媒可以追查揭發,影視和文藝可以批判和諷刺,人民可以公開批評、責罵執政者。而相信這些得來不易的對人權自由有所保障的民主制度,人民會珍視和捍衞,而只要執政者來自人民的選擇,並受到適當的制衡,他們做壞事、行暴政的機會也可以減少。而曾經享受較充分人權自由的香港人,經過這兩年多曲折的經歷和體驗,儘管盡是失落,但反而對自由價值有更深入理解而不輕言放棄堅持。最新例子是香港民意研究所在官方恫嚇下作堅持堅持學術自主,繼續其做了多年的選舉投票意願的民意調查。事緣中聯辦旗下的《大公報》批評民研煽惑他人不投票和投白票,只因調查問題除是否會投票外,亦有問及是否會不投票戈或投白票。廉政專員白韞六隨即作出和應,指仍未知未發表的資料,內裡會否有關於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廢票,如果民調出來後有這些成分,有可能違反了選舉法例。民研副行政總裁鍾劍華11月30日(今日)舉行記者招待會作出反駁,對白韞六指不排除民研犯法又含糊其辭表示遺憾,指他不應在法律問題上刻意製造不清晰的說法,使人猜想及造成自我審查。他強調民研基於學術專業,「堂堂正正、清清楚楚」,會完成接下來 5 次選舉調查,無意修改問題。民研會否在12月19日立法會選舉前受到官方進一步打壓,相信很多人正在密切注視。灰記亦相信很多留在此地的香港人會在曲折中繼續堅持。

當聯合國關注鄒幸彤她們的人權

 

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多,因為行使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而被官方以國安法的「煽動/顛覆罪」檢控,以至收監的人愈來愈多,很多以往活躍的異見政治和公眾人物都成了階下囚,有朋友甚至說,已想不到有多少公眾認知的民主派人士沒有被囚禁。而像鄒幸彤還押中仍堅持發聲,認為表達自由比身體自由更重要的人則較罕見,亦屬難得。不少市民視她為反抗象徵而對她肅然起敬,就連一些認為權力萬歲的人,責罵她「迕逆」的同時,也佩服其膽色和堅持。

上星期開始一連多日,她和另一被告何桂藍在法庭就去年維園舉行六四「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自行抗辯,成了網民追看的熱門新聞。鄒是已解散的支聯會副主席,而支聯會被不少本土派批評為「行禮如儀」的「大中華膠」組織,何就是其中一位批評者。鄒認為自己參與六四集會是延續31年來支聯會的堅持和港人的心意,何罪之有,何則對支聯會和六四毫無興趣,到維園與支聯會完全無關,只是捍衞集會權利。但有趣的是,鄒未還押前是何的律師,雖然政治上大家屬不同光譜,卻能放下歧見而相互在司法抗爭上合作,也是這時勢最需要和最難能可貴的情操。

眼前穿起黃色囚衣的鄒幸彤依然散發她「獨有」的陽光與謙和,並沒有半點「政治領袖」難以親近的氣場,亦不覺自己所作的有多偉大,只是很想知道牆外發生的事。灰記告訴她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所委託的專家發表聲明,對她和其他異見者被國安法檢控及不予保釋深表關注。她說在牆內有聽到這則新聞,但不知詳情。這則關於香港的人權新聞於10月12日在聯合國的中文網頁發布,題為:《聯合國人權專家對香港根據安全法實施逮捕表達關切》文首寫道:「人權律師鄒幸彤於2021年9月8日被捕(灰記按:並非鄒和何上星期親自答辯的案件)。她是香港支聯會的成員,該組織組織了一年一度的燭光守夜活動,紀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根據《國家安全法》,其他幾名活動人士也遭到類似的逮捕和指控。」

報道稱,四位人權專家撰寫了詳細的分析給中國政府表達了對香港實施國安法的關注,強調該法根本不符合國際法及中國的人權義務,當中包括恐怖主義和煽動叛亂的指控正被不正當地用来扼殺基本權利的行使,這些權利受到國際法的保護,他們提醒中國政府,國際法對這些罪行有嚴格的定義。「這些標籤不應該用於不符合現有國際標準規定的門檻的犯罪。這樣做破壞了這些法律標準的完整性,削弱了對人權和國際和平與安全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範」 ;對《國家安全法》規定的「外國代理人」的資格界定表示關切。他們認為「通過對資金施加不當限制和懲罸外國資金的接受者的這種監管措施,侵犯了結社自由的權利以及其他人權」 ;對有否公平審判的擔憂。於此專家又引鄒幸彤的例子,指法官两次拒絕她的保釋,理由是如果她被保釋,將繼續威脅國家安全。法官還拒絕取消報道限制,稱如果媒體報道審訊內容,不符合司法利益。專家更敦促政府立即廢止並獨立審查《國家安全法》,以確保符合人權和國際法。

對聯合國人權專家的聲明,香港律政司的例牌回應如下:制定《港區國安法》是合法行使國家主權及符合國際上維護國家安全的做法,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維持堅穩,社會恢復法治和秩序,並讓香港居民可以在一個安全、平和的環境享受權利和自由。 律政司強調,所有檢控決定是基於可接納證據和適用法律,法官都是獨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務,被告享有公平審訊的權利。律政司又表示,基於迴避待決案件的法律原則,任何人都不應評論司法程序尚在進行的案件。

翻查聯合國新聞網有關香港的報道,其實一直都非常少,且都與人權問題無關,例如2010年8月12日,報道了一名14歲香港畫家奪得聯合國繪畫獎;2012年7月3日報道全球整體創新指數,香港位列前十名。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聯合國沒有任何相關的報道,之後也沒有。不過,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由6月至11月就有六則相關報道。去年國安法實施前後有3則相關新聞,今年則有參與民主派初選的53人被捕和鄒幸彤等人案件的報道,兩年多共有11則相關報道。2019年的前10年,與香港有關的新聞只共8則,且與人權無關。無他,香港近兩年多急速變化,很多港人先前享有的自由不斷萎縮,聯合國不得不關注。

聯合國並不等同美國和西方國家,而是全球大部分國家參與的組織。早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中國「恢復席位」50年對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貢獻,證明中國作為聯合國一分子,有其權利和義務。所謂權利,最明顯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幾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擁有安理會要表決各項重大事項的否決權。義務方面,中國於上世紀末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除此之外,亦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在内的17項國際人權公約,理論上須盡力履行各公約對各種人權的保障,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等機構亦有權監察中國以及其他的公約簽署國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和意見,要求改善。

至於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至三十八條詳列香港居民的各種權利,包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選舉和被選權;言論、新聞、集會、示威、出版、結社、組織工會、罷工等自由;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限制人身自由、酷刑。不能被隨意剝奪生命等;通訊自由及通訊秘密受法律保障;信仰和宗教自由;學術研究、文化藝術創作自由;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有權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而第三十九條則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事實上,中國駐聯合國官員會定期聯同香港官員與聯合國的人權專家舉行會議,匯報香港的人權狀況,包括聯合國所提建議的執行情況及回答專家的提問。以往香港關注人權的民間團體都會於會議期間派員到聯合國提出民間的關注(2019年7月8日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爆發一個月後,香港歌手何韻詩曾作為民間代表到瑞士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 因為官方隱惡揚善在所難免,亦不會認真執行任何限制其權力的建議,於人權問題上,官方與民間看法始終存在巨大差異,這兩三年尤甚。不過,隨著本地一個又一個民間組織被迫解散,一些關注人權和勞工權益外國機構關閉香港辦事處,民間就人權到聯合國遊說的工作,相信只能依靠被官方標籤「潛逃者」、「外國代理人」的海外港人了。

但即使官方只有統治意志而缺乏人權意識,視聯合國專家的批評和意見如無物,也不能說她/他們是外國「反華」勢力干涉中國內政,而這些專家們的工作是人權理事會特别程序的一部分,她/他們屬義務性質,獨立於任何政府或組織,就世界各地的具體國家局勢或專題問題作實況調查和監測,而並非只針對中國和香港。而她/他們的觀察和分析,是基於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各個人權公約的精神和簽署國所作出的承諾,獨立作出結論,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等亦有責任「監察」各國,包括中國和香港的人權狀況。現在就重溫一下反修例/「反送中」運動開始以後,聯合國對香港的種種關注:

2019年6月24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於人權理事會第41屆會議開幕致辭時提到香港的情況。她贊揚香港當局作出明智決定,延遲通過有關引渡的條例草案,以回應大部分市民大規模的公民活動。她鼓勵香港當局在通過或修訂這項或任何其他立法前,廣泛徵求意見。

2019年8月13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發表聲明,「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或破壞財產的行為,並敦促所有参加示威的人以和平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呼籲香港當局和民眾進行公開和包容的對話,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問題。……

《世界人權宣言》以及納入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確承認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的權利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審查了執法人員以國際規範和標準禁止的方式使用低致命武器的可信證據。例如,可以看到執法人員多次向擁擠、封閉的地區和針對個人發射催淚彈,構成相當大的死亡或重傷風險。人權高專辦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區當局立即調查這些事件,確保安全人員遵守『接戰規則』(rules of engagement),並在必要時修訂執法人員在應對抗議時使用的抗議時使用的不符合國際標準的規則。

人權高專辦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區當局保持克制,確保和平表達意見者的權利得到尊重和保護,同時確保執法人員對可能發生的任何暴力行為的反應是相稱的,並符合關於使用武力的國際標準,包括必要性和對稱性原則。」

2019年9月9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表示,她的辦公室就香港問題繼續與中國政府進行雙邊對話。她表示,雖然許多示威活動以和平方式和依法進行,但她對最近一些抗議活動中暴力增加的場面感到不安。她呼籲那些參與示威的人以和平方式並依法進行示威。她還敦促當局繼續以克制的方式,在不過度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對任何暴力行為做出反應。她鼓勵行政長官繼續主動與香港市民建立對話,解决他們的不滿,並鼓勵香港市民借此機會與政府進行和平和建設性的接觸。

2019年9月12日

隨著香港抗議活動進入第三個月,聯合國幾位人權專家發表聲明對示威者受到攻擊、逮捕活動人士和人權維護者以及通訊受到威脅的報道表示關注。……

專家們強調,根據國際基本原則,當局有義務尊重、保護和促進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自由的權利。聲明譴責任何人實施任何形式的暴力,特别是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

專家們表示,他們理解當局有責任確保公共秩序,但强調國際標準要求這一目標不能取代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和抗議權。

聲明對在一小部分示威者中發生零星暴力的報道感到關切,並歡迎示威領導人呼籲抗議者保持抗議的和平性質,避免暴力和敵意。聲明敦促所有人響應和平抗議的呼籲,並敦促當局在處理暴力時嚴格遵守必要性和相稱性原則。專家們重申,他們譴責任何一方的暴力,並敦促警察部隊將暴力分子與和平抗議者區分開來。

……他們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目前的緊張局勢。專家們承諾繼續與國家當局和所有利益攸關方進行建設性和坦誠的對話,並隨時準備支持任何促進政府當局與和平抗議者之間開展具有参與性、包容性和真正對話的努力。

2019年10月4日

針對香港已經持續四個多月的抗議示威活動,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言人胡爾塔多(Marta Hurtado)今天在日内瓦向媒體表示,自由和平集會是一項基本權利,應盡可能在不受限制地情况下得到享有。任何針對該項權利的限制都應合法、適當、盡可能不引人注目且擁有正式的法律依據。對於武力的使用應符合國際原則和標準,其中包括必要和相稱原則。假如執法人員未能遵守上述原則和標準,則應被追究相應責任。火器(槍械)只能作為最後手段,為了自衛或保衛他人免遭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傷威脅時才能使用。

2019年11月19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言人表示,對香港特區形勢的關注日漸加深。

關於香港理工大學目前的局勢,人權高專辦敦促當局盡一切努力緩和局勢,解决留在校内的人所面臨的明顯惡化的人道主義形勢,並促使事態得到和平解决。

人權高專辦對参加抗議的年輕人群體日益增加的暴力行為感到嚴重關切。它表示,這些年輕人顯然非常憤怒,心懷深深的不滿。

發言人科爾維爾(Rupert Colville)表示,絕大多數香港人一直在依法和平行使集會自由的權力——當局大體上尊重了這一權利的行使。因此,一些参與抗議的人訴謀極端暴力——包括針對警察的暴力——令人深感遺憾,不能得到贊成。人權高專辦呼籲所有参與抗議的人放棄並譴責使用暴力。

……在此關頭,它對香港暴力進一步升級的風險深感關切。因此,促请政府加强努力,該社會各界,包括学生團體、商界、政治領袖、社區領袖及其他人士,共同進行真正包容的對話,以尋求和平解决大量香港市民所提出的不滿。

人權高專辦表示,對暴力行為的問責也至關重要——無論是對違法實施暴力行為的個人,還是對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指控。

2020年5月13日

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任命的三位人權專家敦促香港特區政府撤銷對去年參加和平抗議活動的15名民主運動人士的刑事起訴。

專家們說:「即使管理抗議活動的當局要求獲得授權才能舉行抗議,任何人都不得因参加和平抗議而受到行政或刑事制裁。」……

人權專家表示,15名民主運動人士於4月份被捕,並被指控協助組織「未經授權」的集會或参與其中。 有些人還被指控宣布「未經授權」的遊行。……這些指控是根據《公共秩序條例》提出的,該條例建立了集會的授權程序,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

專家們說:「這些指控是在因2019冠狀病毒病的預防而抗議活動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提出的。被指控的人都是民主運動中的主要人物。 我們擔心這些逮捕的目的是對香港的和平抗議產生寒蟬效應。」

專家說,當局有義務不對和平抗議者定罪,或者因個别抗議参與者實施的暴力行為而起訴組織者。僅有個别的暴力行為可以受到起訴。

此外,專家們指出,當局應根據國際人權標準審查《公共秩序條例》。 專家們還指出,在過去幾個月中,出現了和平示威者被定為犯罪的模式,包括在遵守現行公共衞生法規的情况下進行的和平示威過程中。

聯合國人權專家表示正在密切關注這些案件,並與相關當局進行對話。……

2020年6月19日

聯合國人權高專巴切來特表示,人權高專辦正密切關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區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審議。

巴切莱特强調,雖然還無法看到該法的具體内容,但任何對香港特别行政區的立法及其實施,都必須全面遵守中國的人權義務,並尊重《公民及政府權利國際公約》並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款。香港基本法第39條也规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續繼有效,通過香港特别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规定相抵觸。」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以及包括禁止酷刑委員會在内的聯合國獨立人權專家,此前已對中國2015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未能遵守國際人權標準表達過關切。

巴切莱特表示,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都應具備清晰的范圍和定義,且僅允許嚴格必要和程度適當的人權限制。對於此類法律的貫徹和執行應採取有意義的立法和司法監督。「此類法律絕對不能用來對受到國際人權法保護的行為和言論進行定罪。」

巴切莱特說,考慮到國家安全措施可能會限制公民的人權,因此在與此類措施相關的决策制定過程中,公眾討論和参與同樣至關重要。 

聯合国人權高專辦表示,已就這一問題與中國政府展開接觸,並將繼續對情况實施密切關注。人權事務委員會也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就香港特别行政區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履約情況開始最新一輪的周期性審議。

2020年7月3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實施後,香港示威者遭到逮捕表示震驚。……

發言人科爾維爾在日内瓦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人權事务高級專員辦事處正在非常仔细地分析周三通過的新《國家安全法》的内容,看它是否符合適用於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國際人權義務。……

他說:「我們感到震驚的是,在没有充分的信息和對犯罪行為範圍了解的情况下,已經根據這項立即生效的法律進行了逮捕行動。」……

他表示:「根據初步分析,我們感到關切的是,法律中對某些罪行的定義模糊不清,過於寬泛。這可能導致對法律的歧視性或任意解釋和執行,從而使人權保護受到損害。根據國家安全立法確立的犯罪行為必須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第一款所載的合法性原則。」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 「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内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

科爾維爾表示,人權高專辦還對第29條中關於「與外國或外部勢力勾结危害國家安全」的條款感到關切,這可能導致對公民空間和民間社會行為者行使參與公共事務權利的可能施加限制。這些規定還可能導致將行使言論、結社和和平集會自由權的人權維護者和活動人士予以定罪。

他說:“正如高级專員在6月19日發表的聲明指出的那樣,此類法律絕不應被用来將受國際人權法保護的行為和言論定為犯罪。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將繼續密切監察當前的事態發展。」

2021年1月7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對1月6日有53名政治活動人士、學者、前立法會議員、現任區議員以及律師在香港遭到拘捕深表關切,呼籲立即釋放上述人員。

人權高專辦發言人斯羅塞爾表示,「最新的逮捕顯示出,正如此前所擔心的一樣,《國家安全法》中所列出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正被用來拘押那些行使合法權利、参與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個人。」

斯羅塞爾表示,「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以及獨立的聯合國人權專家已經反複警告,類似去年六月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罪名,定義模糊且過於寬泛,將濫用或任意執行提供方便。」……

斯羅塞爾强調,「以直接方式或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行使參與開展公共事務的權利,是一項基本人權,受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保護,該《公約》也被納入香港基本法。我們呼籲當局履行《公約》所規定的義務,避免使用《國家安全法》壓制言論、和平集會與結社自由權。」

到2021年10月12日就是文首提到鄒幸彤等被國安法檢控的新聞。縱觀這11則報道,除了對示威者針對警察的暴力和暴力升級予以譴責,一些運動的參與者和同情者未必同意外,聯合國的專家們與很多港人的看法大致接近,例如對警方過度使用武力和用武不符國際標準的規定,以至槍擊示威者等的關切;需追究執法者的違法行為;關注和要求釋放被捕和平示威者,強調和平集會須獲批准違反國際法;政府當局要與各方坦誠對話,和平解決各項問題和市民的訴求和不滿。然後到對國安法某些罪行例如顛覆、恐怖活動的定義模糊不清,過於寬泛深感憂慮,以至實施後各種逮捕和法律程序的嚴厲批評,甚而要求暫緩國安法進行檢討,都反映了不少港人的關注和心聲,並非如那位算自以為是的特首所說的「自由無損」,完全不是這回事。

而當中亦提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和專家們會與香港以至中國當局商討,以期改善局面。但顯然聯合國的努力完全白費,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違法的警察受到檢控,特區當局也完全沒有意願與社會各界,特別是運動的參與和支持者對話,尋求和平解決各項問題,甚至透過由親政權人士掌控的立法會更快地通過各種限制市民權利的法例,包括大幅修改選舉制度,排拒任何異見者參選,漠視聯合國呼籲制訂相關法例前廣泛諮詢市民的建議。並持續以「止暴制亂」之名對公民社會進行大整肅,我們看到的只是聯合國所擔心的人權大幅受限和行使權利者被逮捕和判刑的消息一個接一個, 例如呼喊和展示政治口號的唐英傑和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以國安法被重判九年和五年零九個月;以言入罪的狂潮到了連「香港加油」也成了政治禁忌的荒謬地步,穿著「香港加油」T恤的跑手被警察截查,被禁止參加渣打馬拉松。換言之,如果聯合國有責任保障各國各地的人權,那麼,它顯然盡不了責任。

其實也不難理解,聯合國就像世界的縮影,既然現在是中、俄與美歐等列強在角力,聯合國自然也反映這格局。簡單的例子,當聯合國要譴責/制裁中國侵犯人權,例如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俄國等中國的友邦必然提出反對;緬甸軍人政府推翻民主選舉結果,實行軍事獨裁,血腥鎮壓反抗的人民,當聯合國要譴責/制裁緬甸軍政府,緬甸的友邦中國必然提出反對;聯合國要譴責/制裁俄國所支持的叙利亞獨裁政權,中俄亦例必反對。而當聯合國要譴責/制裁美國包庇的以色例對巴勒斯坦進行種族滅絕,美國和其親密盟友例必反對。

但聯合國畢竟作為世界性政治、經濟和文化組織,各國民間所推動的進步觀念也或多或少在這個國際組織得到反映。聯合國的多份人權公約,包括對少數族裔、兒童、婦女、不同性傾向者的保障,包括政治、社會、文化參與,包括思想、信仰、言論、結社自由等,都是各國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至少是很多不同地區人民嚮往並願意付出血淚爭取的「普世價值」。而既然說得上「普世價值」,就不只於西方的價值,中國和其他國家願意簽署多份人權公約,就證明理論上中國也認同這些「普世價值」,否則為何中國和特區官方代表願意到聯合國接受質詢?

因此,聯合國人權機構對香港人權狀況發出警號,要求官方改善,縱然無約束力亦屬應有之義,亦是歷史的明證。儘管官方和整個司法系統(包括法官對法例的「嶄新」演譯)「有權」對人民作出這樣那樣的處置,作出這樣那樣的恫嚇,但並非都能理直氣壯,更遑論經得起歷史考驗。而鄒幸彤、何桂藍,以至眾多因追求/實踐「普世價值」被囚者的不屈不撓,更證明公權利器如何強橫,並不能戰勝信仰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