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首歌,唱過也噓過,「國歌法」的種種

中共掌控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於十一月四日通過把大陸的「國歌法」加入基本法附件3,特區政府將循本地立法將這個強逼人民尊重那首《義勇軍進行曲》的法例引入,違者被囚。

引入「國歌法」聲稱針對「港獨」行為,包括在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賽事噓那首歌和展示「香港不是中國」或「香港獨立」旗幟。雖則灰記認為香港與中國切割、「獨善其身」的想法不切實際,但不同意港獨並不一定要擁護黨國,更無理由為中共禁制表達港獨的自由,包括禁止向那首歌say no,護航。

事實上,不只一些「港獨本土」派,灰記也曾在港隊主場賽事噓過那首歌,因為討厭中共高壓的黨國體制,因為反感中共粗暴以白皮書扼殺香港的民主與自治,因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是共產黨一大騙局。噓了一兩次後不想傷及喉嚨,抗議方式改為不站立或去廁所,總之就要不當那歌是一回事。

但這種不當那歌是一回事的取態,將面臨被秋後算帳。人大未正式把「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3之前,一些中共「護法」說此法要有追溯力,不少香港依附權力者也隨聲附和,最多只表示模棱兩可,完全漠視普通法以至中國刑法都規定刑事罪行沒有追溯力。至於奴才人人表態的「愛國」天經地義,聽到那歌要即時站立等的說話則如疲勞轟炸,令人神經衰弱。在中聯辦強力干預下,林鄭領導的特區政府只會為北京和中港權貴賣力,貫徹「國家行為」,無心亦無力捍衛香港人的自由,期望香港法庭為了人權對「國家行為」作出抵制看來也是期望過高,法庭能堅決排拒此法有追溯力已屬功德無量。

人大橡皮圖章通過「國歌法」納基本法附件3當日,一些團體遊行至中聯辦抗議,灰記舉腳認同他們的遊行口號:「人民高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民建聯/保皇黨那些什麼「沒有國那有家」是百分百謊言,是膜拜權力者的托詞。人類長時期都不需要國家都能生存,部落社會和很多地方的原住民,他們和他們的家園都是被外人以國家之名鎮壓、屠殺和毀滅,被中共背叛了的馬克思主義,其最高目標是國家的消亡,人民至上,世界大同(是否鳥托邦是另一回事)。中共搞民族主義,以刑罰逼迫人民向其壟斷的國家政權下跪,沒有半點道德感召可言。

那些膜拜/依附權力者可能又會再說,歷史上國家的形成都難免涉及侵略和殺戮,國家也需要利用暴力維持統一云云,那個嗜血的梁振英更大張旗鼓揚言以國家名義殺人合法(他忘記了公義得到伸張時,那些下令屠殺平民的政要也要被追究責任。當然,很多專制國家的殺人行為,包括中國的「六四」屠殺,到現在還不能追究,因為公義還未伸張)。其實這些說法,不正正反映國家的暴力和矛盾性質,以及如何殘酷對付反抗/被征服者,什麼神聖、偉大,只是勝利者的語言。而膜拜/依附權力者也妄顧歷史的進程,民主選舉、人民監督、人權保障,這些現代文明積極的要令政權向人民負責,消極的也要質疑和限制國家行為的過度膨脹,傷及人權,共產黨與國民黨爭逐政權時,除了槍幹子,不也宣傳民主反獨裁嗎?只是奪得政權後才事事國家政權至上,視人民如草芥。膜拜/依附權力者卻從不敢批評半句。

事實上,當今成熟的民主國家都不會強求人民歌頌和愛護國歌國旗,因為愛國情懷無從強逼。就以美國為例,受壓逼者,包括北美原住民、被販賣的非洲人後代、其他少數民族和受壓制社群,經過不懈的爭取,有較大的空間去表達、去書寫他們的故事,去控訴國家暴力。而美國憲法亦保障了人民有不尊重國歌國旗的自由。當然,現實上對國歌國旗表達抗議要付出一定代價,例如拳王阿里,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兩名奪獎牌的美國跑手,以至最近以下跪方式抗議警方暴力針對黑人的美式足球員,都付出了事業受挫的代價。但至少成熟的民主國家放棄用國家暴力(立法收監)強逼愛國,總算是邁向文明的一小步。

回到噓那歌的場合,十月五日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對老撾,有球迷以噓聲繼續表達對那個國家政權的鄙視。不問情由,只懂刑法壓人的中共便急不及待派出饒戈平,配合無線電視(抑或無線配合共產黨?)指摘噓國歌犯法,要求特區盡快立法及立法後追溯噓國歌行為,充滿白色恐怖。

不過,幾日後香港主場對馬來西亞的亞洲盃外圍賽,球迷並沒有被嚇倒,灰記就見證有不少人依然發出不滿的噓聲。噓聲有來自那些穿上港隊球衣或支持港隊T恤的年青球迷。老實說,近十多二十年很多曾經愛看本地足球的長一輩球迷都轉而追捧外國球隊,這些年青球迷的熱情絕對是熱愛香港的表現,而且100%自發,沒有半點被迫。

為何「愛香港拒中國」?這是中共和香港那些權貴奴才所不願明白的,「愛國愛港」並不必然,一國之內有盛載不了的矛盾與衝突,更何況香港和現代中國從來都有鴻溝,否則就不需要「一國兩制」。故此,「愛港」不「愛國」一點也不出奇。 

這些年青球迷,不管香港如何「沉淪」,不管自己前景如何不明朗,以熱愛足球的方式,表達對家鄉的愛,不但觸動灰記,也令灰記想起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1980年代初,很多排拒中國的港人反應。當他們聽到香港會「回歸」中國時,實際至上、「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香港精神」活現,有能力大都移民或當太空人繼續在香港賺錢,沒能力的繼續為生活奔波,絕大部分人對香港前途抱觀望態度,取態被動,只有少數人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但無論取態如何,大家抱著矛盾和複雜心情,抱著對共產黨的恐懼和疑慮,「迎接」九七「回歸」的命運。

果然,「回歸」近20年出現了「愛港」不「愛國」,出現噓那歌事件。對此,習慣了專制、「以我為主」的中共卻只會諉過於人,說什麼殖民奴化教育根深柢固,卻從不反省何以在自己主權下的香港,很多沒有經歷過殖民統治的年輕人會對「祖國」如此反感,對「國歌國旗」如此不敬?正如他們不會反省自己統治西藏接近60年,為何近年有百多名紅旗下長大的年青西藏人會為自己家鄉的不自由而自焚,只一味諉過已流亡海外接近60年的藏人領袖達賴喇嘛煽惑境內西藏人。

此種諉過於人的心態除了思想懶惰,也頗為愚蠢,如此一來,不正正說明中共的失敗嗎?達賴喇嘛早已流亡海外,英國人早已抛棄香港,中共直接或間接統治的兩個地方,都出現對現政權/宗主國的厭惡,前者藏人以死抗議,後者港人以僅有的自由空間發出怒吼,不是一句外國勢力的陰謀就可以解釋掉的。當然中共會依然故我,繼續以加強(即強逼)「愛國主義教育」和加強「執法」(即國家暴力)對付任何「離心」的表現。這是專制強權橫蠻和愚蠢的邏輯。

年青人「愛港不愛國」的噓那歌事件,亦令灰記想起很多往事。最深刻一次是殖民時代的198954日晚,在中環的遮打花園有過千人群聚集,當中有不少是穿西裝和套裝的中環上班族。那晚名為紀念五四集會,由學聯主辦,實際是為了聲援剛開始的北京學運。當晚大家至少唱了兩首歌,一首就是現在被噓的《義勇軍進行曲》,另一首則是《國際歌》。

無論《義勇軍進行曲》還是《國際歌》,當年在香港這個極度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都是被抑壓/揚棄的聲音不論是「六七暴動」後傳統左派與主流香港社會割裂,至「四人幫」倒台後「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神話破滅,造成大部分港人對與左派掛勾的中國民族主義抗拒與疏離,還是殖民政府一貫以來對左派的防範與擠壓到後過渡期忽然在代表資本主義價值的中環,由大部分並非傳統愛國/左派人士歌頌起來,的確超現實。

超現實還超現實,正如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所言,「這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亦沒有無緣無故的恨」,89年不少港人對《義勇軍進行曲》的愛,其一是緣自中國「文革」鎖國後相對開放的面貎,例如願意向先進社會學習,積極參與國際活動。相信很多港人都曾是當年中國女排的粉絲,1984年洛杉磯奧運中國女排奪金,很多港人為五星紅旗的升起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演奏而感動不已。

其二是1980年代中國的文化復蘇,無論文學、電影、戲劇等都有探索精神和不少佳作,與「文革」時期只有8個樣板戲不可同日而語,文化中國的魅力亦「迷倒」不少香港人。當然,沒有人忘記中國仍是一黨專政,共產黨掌控一切的國家,香港人與中國異見人士串連會付出沉重代價,劉山青就因此在大陸坐了十年監(他算不算香港的政治犯?),但同時共產黨體制內外都出現改革思潮,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最後鬱鬱而終的黨總書記,都是被「太上皇」鄧小平玩弄、沒有最終話語權的改革派。怎說也好,1980年代是港人對中國改革最充滿期待的十年,無論今天一些「港獨本土」派如何批評當年學生鼓吹「民主回歸」,都不能抹殺「民主回歸」的邏輯,或曰願景,倘若中國的改革朝民主自由繼續走下去,一個真正民主自治的香港也不難實現。

1989年,香港人全民支持北京民運,多次數以十萬計,以至上百萬人的遊行集會,不正正是這樣的心態驅使的嗎?198954日晚遮打花園高唱的,不論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還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不也是港人對中港命運共同體的一次在地呼喚嗎?說愛國,也有一個dual含意,港人對中國有願景,因為對香港有願景,這是一次自發和真摯的「愛國愛港」情懷,不是今日中共硬銷那套膜拜政權的「愛國愛港」硬任務。

當然,對中國的願景落空,香港「一國兩制」的願景也變形、扭曲。而「八九六四」成了很多中年以上香港人和中國內地人心中的結,只是香港人還可以選擇每年抒發心中的鬱結,內地人要抒發的話要冒失去自由的風險。

「八九六四」的槍聲標誌中共拒絕朝民主自由的道路走下去。隨著中國經濟上走資,政治上繼續專權,搞其共產黨(現在則是習近平)掌控一切的官商資本主義,「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八九民運經常聽到的《國際歌》都仿佛消沉起來,轉而訴諸民族主義,或曰黨國主義的中共,則更倚重《義勇軍進行曲》在「革命」狂熱時期的「文革」,不但此曲的作詞人田漢被批鬥致死,「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更是被禁止的聲音。然而,多少港人對這首歌「百般滋味在心頭」。灰記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民族主義並非共產黨的專利,灰記又想起受反共父親影響的親國民黨童年,想起國共兩黨在香港爭逐「愛國同胞」的1960年代,共產黨標榜為工人和基層打拼的愛國主義,國民黨則標榜維護傳統中國,共產黨自命進步,因此能取代腐敗的國民黨。而灰記長大後在外國受左翼思潮啟蒙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曾短暫「著迷」,但大部分時間都採批判態度。正所謂批判與盲目反共之間有很大空間,80年代同情以至寄望共產黨內外的改革力量乃人之常情。而反對殖民主義乃作為左翼的基本倫理,不可能戀殖以至支持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更何況殖民統治者從來不會真正承擔道義責任,把香港人視為其需要問責的公民,一些「港獨本土」派流露的戀殖情結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對內地人的抗爭不聞不問,只因他們不是「香港民族」,亦顯得思維狹隘。

話雖如此,在「人民高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的前提下,無論「港獨」訴求,還是噓那歌的行為,都沒有值得非難之處。而無論「國歌法」,還是對不同政治反對派的逼害,都說明香港民主無寸進之餘,更是倒退至準威權狀態,1980年代港人的恐懼與疑慮,因為「六四」的槍聲而終歸變成現實。然而只有那些被恐懼蠶食心靈者,才會與權力膜拜/依附者同流,忘記歷史,忘記港人對那首歌的愛憎關係,忘記「一國兩制」的矛盾與複雜,忘記港人自主自治的正當性,完完全全向「國家」的「統一意志」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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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的骨質疏鬆校長們

中大學生會張貼「香港獨立」標語受校方干預事件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如各大專院校相繼出現「香港獨立」標語, 以示學生們的團結,反對大學管理層對言論自由的禁制/干預,中間出現了大陸學生在中大反張貼,以至有組織的「愛國」大叔大媽操到校園的粗暴舉動。中港學生對峙和語言衝突,周竪峰一句「支那人」引起各方聲討,「播獨」學生的仇恨語言成了眾矢之的。 繼續閱讀

《709人們》日本放映記

在打工一族理應狂歡的周五晚,路過寂寥的日本外務省門外,人數也沒有十個的示威者依然繼續努力,其中一位女士用「大聲公」傳遞訊息,示威的旗幟寫著「反對新自由主義」,灰記看得懂的漢字。眼前的情景輕易令灰記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東京街頭的反核簽名運動。反新自由主義、反核等這類左翼關懷不分地域,總存在著,不管規模如何細小。而灰記從留學加拿大形成的國際主義價值觀也沒有因為長居香港而消退,任何排外思想,包括近年在香港興起,以仇恨中國內地人做賣點的港獨情緒,總刺激灰記的神經;任何開放的對外交流,例如這次的日本交流,都是灰記珍惜的事物。

同行的是一些關注人權的律師和教授,大家剛觀看完灰記製作的《709人們》,一齣有關15年7月9日開始,中國當局大規模抓捕人權律師和維權者的紀錄片。 放映座談結束前,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東澤靖作總結發言,提到兩重點,第一,影片受訪者,特別被捕維權律師家屬據理力爭的抗爭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第二,這種權力機構濫權的情況離日本其實並不太遠,幾十年前為人權奔走的律師也承受巨大的壓力。這位東澤教授很關注亞洲人權以及法律同行的福祉,他是亞太律師協會The Law Associat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的日本代表,709大抓捕兩周年,亞太律師協會於7月26日再度發表聲明,極度關注事件,譴責中國當局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聲明特別重申亞太律協是該地區律師協會以至律師的代表機構,致力保護會員免受逼害、侵權和不恰當的限制。

這份聲明連同世界其他律師組織的聲明,是709大抓捕兩周年,國際法律界向中國政府施壓的努力。不過,負責這次日本放映活動的東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阿古智子補充,日本弁護士協會與受中共控制的中國律師協會關係良好,一般日本律師賺錢至上,關注中國律師人權被侵犯的是極少數。其中一位是Human Rights Now的秘書長兼理事伊藤和子,她的機構有份主辦這場供日本律師觀看的《709人們》放映會。她本身是律師,針對日本國內國外的侵犯人權事件,表達關注和向政府施壓,因而惹怒日本政府,成為被政府暗中監控調查的對象。大家不要天真以為民主國家的政權就不會弄權,不會針對政權不喜歡的人,不會鎮壓反對力量,只是他們的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吧了。同理,人民愈醒覺愈抗爭,傳媒愈開放自由,政府愈投鼠忌器,這是金科玉律。

阿古智子對只有十多名律師觀看影片感到有點失望,她原來希望影片能對日本法律界帶來較大的衝擊。灰記鼓勵她,影片可繼續在日本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和大學放映,讓她的努力不會白費。說起她的努力,最具體和最重要的就是特別為這齣90分鐘的紀綠片把普通話翻譯成日文字幕,然後找她的朋友平野愛,一位紀錄片製作人做後期製作,附上日文字幕。這些無償勞動相信是出於對中國的一份關愛。阿古智子關心中國的基層與她的經歷有關,她在大阪出生成長,居住的社區有很多在日韓國人以及部落的後代(部落是江戶時代日本最底層的人,一般日本人不把他們當人),都是受社會歧視的人,她受一位中學老師的左翼思想影響,從此養成對基層弱勢的同情。左翼對中國的關懷也是順理成章,於是她大學讀中文,為的就是可以前往中國的農村做研究和扶貧。平野愛在上海師範大學畢業,和丈夫製作很多和中國相關的紀錄片,當中很多都是邀請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合作。

對阿古而言,影片充滿「親切感」,道理十分簡單,因為很多人權律師如江天勇、李和平、唐吉田等都是她的好朋友,所以無論影片拍得怎樣,她都會為看到好友的遭遇與告白而有所觸動。也許因為如此(當然還有正義感),阿古對這次日本放映活動非常關心和努力,除了在東京大學公開放映前盡力宣傳外,還特別邀請灰記和替影片做訪問的江琼珠到日本。我們除參加放映活動,還在阿古的安排下接受了NHK、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以及獨立記者野島剛的訪問。看到東京大學有約一百人觀看,她感到特別開心,因為當中有四分三是她不認識的,證明日本也有人對這齣有關中國的紀錄片感興趣。

日本人的認真亦令灰記嘆為觀止,影片開始前20分鐘,大部分人已就坐,不似香港,遲到是常事。影片放映完,幾乎所有人都留下來參加座談。負責翻譯的阿古還說,1小時的座談其實很不足夠,江琼珠覺得很不可思議。日本觀眾,無論觀眾還是記者,對709被逼害者的遭遇感到難以置信,對家屬的抗爭精神也特別印象深刻。其中一位記者特別提到被中國政府監禁的劉曉波最近逝世,問劉曉波與709能否扯上關係?江琼珠斬釘截鐵說有關係,影片其中一個受訪者江天勇中學時剛遇上「八九六四」,那場被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是對他的啟蒙,而劉則是當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之後劉作為六四倖存者繼續為中國民主奮鬥,而江則在李和平鼓勵下,修讀法律為底層維權。江琼珠特別強調,每一代的民主或社會運動都不是從石頭爆出來,八九民運也是繼承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的探索精神!

然後,中國現在以習近平集大權的強國,以至霸權態勢出現,日本的朋友大多抱有以下疑問:習近平政權下對中國怎樣看?抗爭和外國的關注有用嗎?香港如何自處?

回答這些問題很簡單,現在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在王峭嶺陪同下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最高法院為音訊全無的王全璋尋公道,儘管她們不得要領,還有時受粗暴對待,居住的地方持續受國保監控,但她們沒有半點退縮。而她們所發的每一個聲明都有其他家屬如陳桂秋(謝陽太太)、原珊珊(謝燕益太太)、金變玲(江天勇太太)、樊麗麗(勾洪國太太)、劉二敏(翟岩民太太)等聯署支持。家屬們在習近平要搞獨裁,要全面壓制公民社會下,依然不屈不撓,不管有沒有用,就是希望所在了。

而家屬之所以依然無畏無懼,國際社會對她們的聲援和關注,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接受NHK專訪時,灰記刻意提到習近平想學習毛澤東,想全國只有他一種聲音,但「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一句「反革命」便可以人間蒸發無人敢過問的「文革」時代已經過去。當然抗議發聲依然要冒風險,依然要付出代價,但動不動殺頭的時代已過去,更何況中國還是有不怕殺頭的人。因此,習近平絕對沒能力做一個讓全民噤聲,讓全民歌功頌德的大獨裁者。

然後,當灰記對日本的朋友說,中國是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中國變好變壞對鄰近國家都會有很大影響,因此,即使在功利層面,聲援以至實質幫助能令中國向好的力量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很多都點頭稱是。所以,香港如何自處?就一定不是對中國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把頭埋在沙堆裡,幻想香港「建國」/「立國」,道理就是如此的顯而易見。

 

 

「顛覆」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灰記幾乎每年都有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對支聯會的綱領或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除了覺得「平反」有點「封建」意味,以及「民運人士」可能要修改為「維權人士」外,其他都很積極,只是疑問何時才可以實現,我們這一代人是否能活到這一天。灰記必須再次強調,即使我對綱領/口號有這樣那樣的意見,都不會要求支聯會改綱領/口號才願參加六四悼念。灰記想像不了做人為何要那麼自大,更何況那些綱領/口號相當積極。

灰記覺得這些綱領積極,不因灰記是什麼愛國者/民族主義者,相反,灰記是執迷不悔的國際主義者。無論六四發生在北京還是在布拉格還是在拉各斯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屠城的政權不應被追究責任嗎?專政的體制不應結束嗎?民主不應被建設嗎?只因為六四發生在中國,「建設民主中國」便變得刺耳?難道民主中國比專制中國對世界更危險?

除了這些獨派/本土派理論導師練乙錚念念不忘要清算的綱領/口號,灰記反而更珍惜六四晚會讓人有靜思的機會,聽聽依然活在獨裁高壓下的內地抗爭者難得的聲音,如天安門母親,如堅持紀念六四的民運/維權人士等的聲音。看維園的上空,回望眼前這塊依然還有自由的土地,灰記真的不會只想著這塊香港人視為家的地方,而是牽掛著北方那些未死的人心,即使未必有勇氣與她/他們同行,也決不對她/他們的處境不聞不問。

當大會司儀提到2012年6月6日「被自殺」的李旺陽如何在監獄被折磨致殘廢時,灰記看到鄰近不少人用紙巾抹眼淚抹鼻涕,灰記也禁不住眼眶發紅。而當林耀強講述當年如何目睹工人被軍隊開槍射殺,北京學生和市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他,千叮萬噣他將中國發生的血腥屠殺公諸於世,他亦了解到這是他一生的責任時,很多人都感到十分觸動。這些情感的表現很能說明一切,不管是基於「同胞之愛」、「愛國之心」、「人道精神」、「國際主義」(現場也有不少外國人),到維園集會的人,很多很多都自覺不能與北面所發生的一切切割,特別六四在大陸從未停止過,切割等同背棄自己的責任。

因此,練乙錚所謂「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氣短集: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絕對代替不了這種「深刻」的情感。「我不是要前瞻香港的未來,至少在這晚,即使我要前瞻香港,也要把中港人民的命運結連,至少在這晚;我的心不但要與六四死難者,也要與現在中國的抗爭者在一起,至少在這晚。」

其實練先生要以「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代替支聯會的口號,相當不倫不類。首先,六四集會就是為了悼念六四死難者,無必要再特別喊此口號,悼念是莊嚴肅穆的,是沉靜的,很難想像幾萬人高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的畫面,好畸型囉!至於「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比「追究屠城責任」消極,為何要退卻?而且灰記懷疑這口號放在928雨傘紀念日會好些,因為當晚盛傳警察會開槍,解放軍會入城,很有「昨日北京,今日香港」的感覺。

練乙錚的文章要把港人的六四情感簡化為「恐共/仇共」,大玩「民主」與「集中」的文字遊戲,故意忽略反貪反官倒,要求新聞自由⋯⋯,任何一個訴求的實現都是衝擊中共一元化政體的缺口,然後執著於它是否一場民主運動,以顯示中國人「民智未開」,對香港並沒有啟蒙作用,港人的政治和感情寄託並沒有紮實的基礎,這種分析完全是迎合港人「醒目仔女」充滿自私自利計算的性格,目的也是迎合一些港獨/本土派(也是某種港式「醒目仔女」的典型)的「仇中」情緒,把港人僅有關注內地抗爭的紐帶切斷,把港人僅有超越只計算自己得失的珍貴情操消滅。但正如他的六四口號也不得不用「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流露港人與大陸人最終面對中共政權這一殘酷現實,只是大陸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嘗盡中共的苦頭,舉牌聲援香港雨傘運動也要坐牢幾年。如此顯而易見的「唇寒齒亡」情勢,練乙錚和他的信眾卻偏要選擇視而不見,「我地顧掂香港就得,大陸唔關我地事」。

諷剌的是,「河水不犯并水」是中共長期麻醉香港人的口號,並多次警告香港不能被用作「顛基」基地,皆因中共眼見當年港人出錢出力支援北京民運,而香港因為資訊和行動自由,很容易將「反動」訊息傳給內地,鼓動內地人的抗爭,威脅中共的統治,長期以來香港作為「顛覆」基地的光榮傳統,練乙錚和一眾港獨/本土派卻看成包袱,竟和中共心意相通,必除之而後快。只是,時移勢易,今日中共快要「兵臨城下」,把「一國兩制」極盡扭曲之際,港獨/本土派去高喊「切割、切割」、「中國唔關我事,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不是很思覺失調嗎?

其實要切割也罷,停止悼念六四也罷,香港現在還算是自由多元,練乙錚不是說過香港「天下三分,各有各做」嗎?港獨/本土派要與內地人切割,要與六四say good bye,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灰記也奉勸那些老餅不要介懷。但問題是他們的導師練乙錚硬要「革」支聯會的「命」,以迎合一些港獨/本土分子仇視中國人的狹隘本土情緒,甚至在一有關六四的論壇,要把這個民間團體與台灣的蔣經國政權相比,要支聯會學習蔣經國閞放黨禁的精神,容讓異見聲音,大家說奇怪不奇怪?蔣經國是台灣的獨裁者,當年對台灣人民掌生殺大權,支聯會根本不能與他相提並論。支聯會當然有很多不足之處,說他們不夠開放也可以,但二十多年來,很多人即使知道他們的不足(包括灰記),都支持他們每年搞六四集會,平日關注/支援中國內地的民運/維權人士,近年則加上六四紀念館。市民捐款給支聯會也是知道要搞作這些東西,只有一些無知的港獨/本土派學生才會高叫支聯會收了錢不知在做什麼。當然,支聯會可以做得更好,永遠都可以。但有哪一個團體不是?

那麼,練乙錚先生,你要支聯會開放給不同政治光譜包括港獨/本土團體,你要搞作什麼?要支聯會得閒搞個六四港獨論壇?其實近年冒起的一些自決派如香港眾志、朱凱迪、劉小麗等,連同社民連、人民力量等都是在與支聯會互相尊重的原則下,在維園集會「各取所需」,他們於晚會後遊行到中聯辦抗議就顯示與支聯會取態不同,但不是與大陸切割,而是聲討屠夫政權(當然都是香港暫時可以自由搞作的表態動作)。換言之,除練先生特別「愛護有加」的港獨/本土派,其他政治光譜(當然不包括建制保皇黨)的團體沒有要求支聯會要改口號,要這樣那樣,也一樣可以合作,也不見得他們很熱衷要加入支聯會,改變支聯會。練先生究竟為何念念不忘要求支聯會改變來迎合港獨/本土派?原來念念不忘的是六四那筆政治公共財,不忍見港獨/本土派棄而不用。

還是那一句,香港暫時還是多元自由的社會,沒有人可以壟斷任何政治公共財,狂妄如梁振英也不可以,支聯會更加不可以。嘴巴是你的,手腳是你的,沒有人可以強逼你做或不做任何事。練先生如果還沒有忘記初衷,你為港獨/本土派的「勇武」抗爭推波助瀾,現在很多人面臨暴動罪的檢控,有些甚至已身陷囹圄,不少人感到迷失,充滿負面、恐懼情緒。灰記還要提醒一下閣下,去為這些「魚蛋革命」被檢控者奔走的還不是那些泛民律師,包括在六四集會發言的林耀強。那些港獨/本土派的頭面人物,包括閣下,有否關顧一下那些觸犯暴動罪的nobody呢?你有否想過繼續若無其事的當港獨/本土派的中間人,將皮球抛給支聯會,是很不負責任的懦夫行為嗎?

最後,灰記沒有興趣回應「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練乙錚自稱嶄新,可以拉近泛民與本土距離的六四論述。歸根究柢,無論練的論述如何獨到也好,關鍵是不能助長港獨/本土派只說不做,批評別人做不好的懶散作風。正如練乙錚所言,六四是政治公共財,他或他的信徒高舉他們的旗幟,號召他們的群眾就是了,支聯會如何封閉,如何迀腐,干卿底事!

然後,灰記也想講講對以下句子的一些看法。「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灰記實在沒有興趣爭論香港人是否愛國,但香港「顛覆」基地的歷史卻有趣得多。 滿清與民國時代,灰記就不相信香港人不關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長期以來,不少「仁人志士」,不容於中國政權的異議者避難於香港,孫中山有之,共產黨人有之,民運/維權人士有之。灰記反而為「顛覆」基地,這種香港特質的褪色感到惋惜,而紀念六四至少可以提醒港人珍惜一下這種特質。

其實練先生是否搞亂了?「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反共與擁共不正正反映那些香港人的中國心嗎?家父是反共右派,不知幾愛國,在世時不時批評灰記忘祖忘宗,只不過他愛國民黨的中國。練先生是「老左」,也知擁共者全是愛國,只不過他們愛的是共產黨的中國。反而反殖者未必愛國。1960年代馬文輝很早提出反殖獨立,香港民主化等,當年70年代雙周刊的一群青年也高舉反殖旗幟,他們受1960年代末西方學生及嬉皮運運的影響,不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講世界革命,講在地關懷而不談國族主義。

幾十年以後,灰記偶然也會在六四晚在這充滿殖民地情懷的維多利亞公園,看到個別70年代雙周刊成員默默的身影,也看到高舉青天白日旗的親國民黨人士,不知有否良心未泯的「老左」在人群中?⋯⋯

「顛顛」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六四如何本土,也清算不了那樸素的「同胞之愛」

灰記不小心把一個不知名的訊息刪掉,內容是一條問題:今年會否寫六四?苦思了好幾天,這個博客寫六四還寫不夠嗎?別人也寫了很多,支聯會未能與時並進,泛民回應不了本土派的詰問⋯⋯,才疏學淺的灰記還有什麼可以寫?

看了一個名為何正男的港獨/本土派的文章《六四何去何從》,反而覺得有點興味重申自己的一點想法,在思考的過程中釐清了一些思緒。最主要是「去除」了事必本土與否的「緊箍咒」。

為了回應本土派搶奪/否定六四話語權,一些朋友吃力地寫文章,企圖透過闡釋六四如何如何本土以爭取那些本土派青年的「諒解」, 尋找出八九民運與本土派的最大公約數。灰記看著朋友看似徒勞的努力,心中忽然有一㮔強烈的感覺,六四雖然很本土,但它的意義不在本土。

那些說六四很本土的朋友說得沒錯,28年前的5月,數以百萬計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的學運/民運,香港人每日不再只想著賺錢、炒股、買樓,而是牽掛著北京所發生的一切,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三日一小活動、五日一大活動,如此左中右全民忘情投入的運動,怎能不說是本土!及至六四屠城,百萬計港人不只一次公開悼念北京的死難者,全城悲憤(當然更有恐懼),怎能不說是本土!只是當時的香港人不願意/不懂得明言,因為八九六四令很多香港人重拾中國人的身份,我們對北京民運的寄託與失落,都交織著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的相互重叠。

無論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1989年6月4日凌晨以至往後的日子,很多很多香港人是懷著「同胞之愛」而傷心落淚。而這種「同胞之愛」是出於非常非常樸素的情感。灰記敢斷言,若非基於「同胞之愛」這樸素的情感,那萬計hardcore市民,不會年復年的到維園舉起燭光,黯然垂淚。至於那些本土派學生領袖所批評的中國情懷,那些本土派作者如練乙錚、何正男,所要求淡化的中國色彩以迎合本土派,市民「不自覺」地表現出對「同胞之愛」是否也是要被清算的「中國情懷」/ 「中國色彩」?如是,恐怕本土派「革」了支聯會和泛民的「命」,也滅不掉這種「中國情懷」/「中國色彩」。

因此,態度開放如何正男,說本土派要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說「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說「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都沒有認識到這種模素感情的堅韌,更何況,對於眾多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若非nonsense就是假問題。於他們而言,「1989年的5月和6月,我們不正正經歷了本土、香港人、中國人的大融合嗎?」「因為八九六四,香港人對中國的民主化當然有責任,有責任不是說要去領導中國民主運動,而是在可行的範圍下盡力支援。」

當然,香港暫時還是自由多元的社會,本土派要去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或高呼六四關我乜事,悉隨尊便。站在反對一切民族主義/種族優越主義立場,灰記也應該有所警惕,這種樸素的「同胞之愛」也有可能被中國民族主義者所利用。但不知怎的,灰記從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樸素的「同胞之愛」,反而看到一種跨越族群隔閡的可能性。何解?其實1980年代香港人憑經濟的優勢,對「落後」的大陸人諸多不順眼,那時不叫本土主義而叫大香港主義。是八九民運拉近了香港人與大陸人的距離,消減了香港人的優越感。

當然,時移勢易,大陸人與香港人的矛盾與隔閡與日俱增,但香港人仍然從天安門母親,以至維權人士、維權律師等的不懈抗爭,看到中國的希望。而支聯會的紀念館和維園燭光晚會,至少讓那些未忘「同胞之愛」的香港人,和那些尋求真相,尋求悼念空間的大陸人再次走在一起,重拾/認識當年的初心。說到底,八九六四無論如何本土,也不獨是香港人的事,甚至不獨是中國人的事,是十多億人的民主進程被槍砲坦克腰斬的世界大事。

於灰記而言,所謂「同胞之愛」,就是對人的樸素感情。當年香港人放下優越感,擁抱大陸同胞,香港人,無論記者還是聲援者,在北京受到空前的歡迎,屠城當日,北京市民冒生命危險也要保護好香港記者和聲援者,希望香港人(當然也有外國記者)將屠城消息傳播出去,那是何等樸素真摯的感情!因此,紀念六四沒有了中國人的身影,不去掉念逝去的抗爭者,不去聲援當前的抗爭者,就成不了紀念六四。其實,任何去中國的六四討論都是悖論,因為六四發生的現場就在中國。

其實本土派如果真的是開明又在意六四的話,效法眾多外籍人士(他們有部分可能是香港人),到維園向中國的抗爭者致敬就是了。你們不願意這樣做,恐怕不是因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外籍人士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紀念),也不是因為「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外籍人士也沒有想到中國民主化是他們的責任),而是在意「六四晚會已淪為政黨(而不是本土派)的鑽取能量的舞台」。因此才會攻擊支聯會和泛民(特別民主黨)領導與中共政權「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有人企圖把維園晚會描寫成中國透過泛民「河蟹」香港人的工具,歸根究柢,是那種樸素「同胞之愛」的感情不輕易向「本土價值」就範吧了!

灰記不想過度美化這種「同胞之愛」,因此加入如下註腳:紀念六四,不因你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反對中國民族主義,不因你是香港民族主義者。人權高於主權,也先於身份認同,「同胞之愛」也好,香港人身份也好,最好除去排他性,讓人的價值得以彰顯。

我們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南洋的政治與浪漫,《我們在此相遇》等放映記   

5月14日(周日)早上在茶餐廳用早餐時,避也避不了的香港「中央台」TVB24小時新聞畫面,播放的是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貿易高峰論壇。

那個基本木無表情,笑也笑得特別勉強的習近平,吃力地要模仿比他從容百倍的大獨裁者毛澤東。這次並非如當年出席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三世界團結運動大會」(如不結盟運動)或「社會主義大家庭場合」(嚴格來說當年出席這些場合多是毛的大管家周恩來或毛的副手劉少奇),而是參與世界資本主義掠奪,在和平共處、友好對話、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價值」的套話下,要爭逐經濟以至政治支配地位,若以毛澤東時代的語言來形容,就是競逐帝國主義霸權地位。當年美蘇中的恩怨糾纒,換成了今日美中俄的相互盤算,不變的是資本主義依然是世界規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成了惡夢。

《我們在此相遇》在吉隆坡雪華堂作全球首映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令灰記感慨良多,中國無論以社會主義二哥,還是以資本主義新貴出現,其地區「大阿哥」意識沒有改變。四月灰記與江瓊珠到訪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兩個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去了吉隆坡、怡保、檳城、新山及新加坡做巡迴放映,此舉當然不是受到梁振英開口閉口「一帶一路」的鼓舞,而是「一帶一路」民間/個人往還源來已久,不用習近平和梁振英大吹大擂。這種坦誠,建基於真摯友誼的民間/個人交往,與官方那種互相猜度,各有計算,犧牲民眾利益的合作不同,別有一番風景,好像江瓊珠專誠為南洋朋友首映新作《我們在此相遇》,一齣她形容為很浪漫的紀錄片,也包括順帶放映《709人們》,都是不帶任何計算的文化交流。在紀錄片的內外,中國因素無遠弗屆,而我們亦註定要顛覆官方的「一帶一路」論述。

 《我們在此相遇》的一位最耀眼的受訪者就是華裔馬來西亞「老左」,人稱老闆的張永新,所謂「老左」就是當年一群受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如何希望改變正脫離英國獨立的馬來亞(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直至1965年馬新才分道揚鑣)。這些「老左」大多數是華人,有不少參加了由中共援助以至指揮的馬共,因此馬共與同樣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泰共、菲共以至曾一度統治柬埔寨三分二地區的赤柬有所不同,被認為帶有強烈大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所謂「共產主義」/「中國威脅」,長期被馬來民族主義者利用來壓制華人公民權利的手段,馬來人與華人的隔閡也長時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

左起:陳允中、張永新、江瓊珠、劉嘉美、李凱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永新的「老左」經歷別樹一格。老闆讀中學時已經參加左翼團體主辦的地下讀書會。中學未畢業已投入政治活動--反越戰反對國內的政治黑暗,最終於1968年當局以內部安全法將其拘禁(未經審訊可拘留兩年,還可以不斷延期),其時他未足20歲。老闆在影片說得很輕鬆, 和平示威一關就是8年多,集中營過得很愉快,因為和很多比他年長的政治犯關在一起,學了很多,長了見識。

老闆獲得自由時已是70年代中,他沒有選擇參加馬共打游擊,而是參加人民黨的反對政治。也許在他的心中,跨族群的政治抗爭才適合他的性情。參與了政治反對派20多年後,他感悟到人的改變殊不容易,政治抗爭之外,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深遠,此後便以出版和賣書為志業。

老闆與當地華社的文化人不同,不以中華為核心,出版的書籍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不少書籍講的都是當地、區域以至世界議題,還有走出國門,推動區域文化交流之舉,第一站是印尼文化重鎮日惹,並決定在那裡開書店,除了賣書也希望串連當地文化與政治有心人。由印尼開始,老闆對江瓊珠說,希望可遍及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其他城市。

若沒記錯,江瓊珠在印尼的一個集體觀光活動中問老闆為何要去觀光,老闆回以 “Solidarity奇怪的問題, 故作不解。導演傳神地捕捉了這位「老左」的性情,有著左翼的團結/集體意識,卻不乏個人幽默感。在放映後,老闆不斷「質問」導演為何不逐一依次講述被訪者,講完一個再講第二個,清楚明白,為何要講一下這個又講那個。不知這是老闆獨有的幽默,還是他真的「不懂」電影!  

但可以肯定,老闆既不是本土派(至少不是狹隘的本土派),更不是大中華主義者,而是仍相信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他和香港的長毛梁國雄一樣,最欣賞的是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革命者哲古華拉,他和朋友於吉隆坡開設的左翼書店閣樓有哲古華拉的肖像。他的故事,必會衝擊香港那些淪落到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黨國「老左」,也必會衝擊那些凡事香港優先的狹隘本土派,如果他們有興趣看《我們在此相遇》的話。

影片開首時,老闆與一位州議員在兩年前淨選運動的示威場合相遇,談到馬來西亞政治的小進步。小進步是現在示威不怕被驅趕被抓捕,十年前公開場合穿著反對黨的T恤也會被抓,這是州議員說的;當然要夠人多,人多他們便不敢動你,這是老闆說的。

檳城大山腳,導演、嘉美與凱倫

州議員叫李凱倫,選區在檳城大山腳,是受訪者最建制的一位。江瓊珠比較片中其他幾位受訪者,問他是否選擇了一條最舒服平坦的道路。他隨即回應目前自己有三條控罪在身,視乎檢控官是否決定提控。這些控罪只有威權社會才有,例如聲援一個被捕學生,就以和平集會法被捕,例如他們抗議警方拆除聲援現在仍在獄中的前副首相安華的戶外宣傳版,說警方不專業,便以煽動罪被捕(與香港的反對派動輒被檢控很相似)。

大約二十年前,李凱倫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大馬執政黨分裂,首相馬哈蒂與其接班人副首相安華不和,安華被捕坐牢。李凱倫看到連副首相也不明不白被逼害,覺得很震撼,於是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加入了安華所建立的反對黨公正黨,上次選舉當選了州議員。在影片中,議員的活動相當儀式化與沉悶,當主禮嘉賓,頒獎嘉賓。李凱倫只能利用發言時間講講當今大馬的政治不公。而看清楚一點,他參與的活動大多跨種族,聽清楚一點,他也多以馬來語發言。有別於舊政治人被種族籓籬所束縛,新一代自稱進步的政治人都希望打破種族隔膜,不再局限於自己的族群,例如近年的淨選運動都有馬來人、華人及印度裔共同參與。當然,這一切都只是開始。

作為自稱進步或左翼的政治人,凱倫與嘉美一起布置的住所,客廳也掛了哲古華拉的肖像,不但如此,客廳儼如會議室,有白板有大量座椅,方便與同道開會交流。來自香港基層的太太劉嘉美強調住不慣這類千多二千呎的豪宅。嘉美也是受訪者之一,若嫌老闆一生為同一個理想而不斷奮鬥不夠浪漫,一個香港人與一個馬來西亞人的相遇和結合,應該可以稍稍滿足喜歡浪漫故事的人。

不過,嘉美卻是非一般的太太。「我從沒想過要結婚」,作為女性主義者和崇尚左翼政治的人,嘉美從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檳城與凱倫一起生活。「為什麼一定要我到馬來西亞,為什麼不能他到香港。」 一段長距離,未定棲息地的浪漫,最終因為李凱倫當選了州議員而鐵定移師馬來西亞。嘉美說要移居大馬,有一個身份比較方便,就是由婚姻關係所定義的太太身份。但嘉美始終是女性主義者,再三強調是自己選擇到大馬與凱倫一起生活,不是跟隨丈夫到大馬生活。影片的某一刻,江瓊珠問嘉美有否懷念香港,嘉美想了一下,眼泛淚光,再說不下去,這個鏡頭為嘉美的女性主義多添了一分「美麗與哀愁」。

嘉美拒絕定型的女性角色,活躍於馬來西亞民間活動,聲援及書寫不同的抗爭運動,例如沙勞越原住民的反水霸行動。有次在沙勞越與原住民婦女一起在廚房煮飯,江瓊珠問她是否喜歡煮飯,她特別強調自己平時不煮飯,只有這些集體有如公社般的場合,大家一起勞動她才有興緻。她邊參與活動邊採訪活躍分子,然後寫成書出版,名為《有些人行動,十一個馬來西亞抗爭故事》,雖然角色由從前在香港的勞工和婦女組織者變成現在旁觀的作者,但關注的議題並沒有兩樣。

在沙勞越原住民村落出現的還有陳允中,他是沙勞越人,政治啟蒙在台灣,早年特別關注原住民所受的苛待,甚至為此而哭泣,為此與家人一度冷戰,後來在香港的大學任教,並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抗爭。馬來西亞出生成長,台灣、美國留學,香港生活,他示範了跨國界的經驗。左翼的國際闗懷是一個原因,結識了香港的伴侶也應該是推動他把關注焦點移至香港另一的主因。導演江瓊珠常感嘆,原來希望影片多點浪漫氣息,但政運社運的伴侶開口閉口就是政治社會的大事,很少觸及「兒女私情」,令自己的構思落空。

但導演不必感到失落,若劉嘉美的女性主義實踐與掙扎,陳允中對人類平等的執著與激情不夠浪漫,還有一位比較obscure的受訪者區美寶。 

不少看過《我們在此相遇》的當地朋友都認為區美寶與其他受訪者格格不入,覺得她坐在香港國際特赦辦公室,憶述當年營救被囚禁反對派領袖蔡添強的遭遇及感想,是影片最沒有互動最冷場的部分(可能因為沒有區美寶與蔡添強相遇,沒有兩人的現在式)。但不知怎的,灰記第一次看影片時,卻被Mabel那種看似淡然的表述所觸動,逝去的政治與愛情追憶起來更添哀思,抑制著的記憶更顯淒美。果然,導演江瓊珠透露,聆聽Mabel的馬來西亞故事是她拍攝這影片的最大動力,沒有Mabel就沒有《我們在此相遇》。而電影最開首的設計,在片名《我們在此相遇》出現前,現已貴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的蔡添強在一個淨選運動場合以馬來語發言,和Mabel的追憶交織,差不多有著為影片定調的作用,足見導演對Mabel獨白之情有獨鍾。

美麗的怡保

《我們在此相遇》除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與風情,也有近年香港人熟悉的場面,嘉美參加過的基層婦女與勞工行動,凱倫在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時參加過的反世貿,陳允中參與過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雨傘運動,為朱凱迪與羅冠聰助選等。不但馬來西亞的朋友,香港的朋友也會感到似曾相識。

如果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官方主導的上層政經遊戲,《我們在此相遇》所描述的就是民間/個人自發的「一帶一路」,相互為了民主、人權、公義,為了對抗政權的壓逼而作的連結與交流(當然這種連結與交流絕不會被習近平及梁振英所認可與贊助)。因此,在中國猛烈推銷「一帶一路」之際,選擇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首映,別具意義。事實上,當地的社運/政治活躍分子都異口同聲指中國利用投資欲政治上影響馬來西亞昭然若揭,絕不是習近平所說的互不干涉內政。例如前年禁止梁國雄和黃之鋒等入境參加六四紀念,雖說是馬來西亞政府的決定,但壓力卻是來自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今日中國的干預可能只是驅逐外國人出境,明日可能就是逼害馬來西亞當地人。當年中國以「共產主義」之名輸出革命,今日中國以資本主義之實輸出威權專制「價值」,當然這些「價值」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方與上層與中國官方的共同「價值」。

《我們在此相遇》片末有Mabel參與中國709大抓捕一周年到中聯辦抗議的活動,也有維園六四集會,香港與馬來西亞的民間情誼,也避不了中國因素。因此,在當地放映看似與馬來西亞人無關的《709人們》也有一定意義。有興趣看講述15年7月9日中國當局開始瘋狂抓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影片的,都對中國的強大深感憂慮,除了人道主義的同理心外,專制獨裁的中國坐大,並積極發揮影響力,只會令威權的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政府更肆無忌憚,或更有藉口濫權。有組織放映活動的馬來西亞人告訴灰記,他們這次沒有在華社宣傳放映《709人們》,其中一個考慮是怕中國大使館知道了會作出干預。這是否他們過慮,灰記不得而知,觀乎梁國雄與黃之鋒的遭遇,他們的說法也不無道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放映抗爭電影別具意義。

最後灰記想說說,當梁振英推「一帶一路」獎學金時,大部分的反應都是嘲笑此舉荒謬,為何不鼓勵學生去歐美交流而去貧窮落後的國家,這是十分典型的中產思維。但灰記總覺得,世界不只有歐美,學生多看看不同的世界不會有害,老師和家長要做的是鼓勵他/她看事物要有批判思維,不是照單全收。對關心反對政治的人,即使最高壓的國家,也總有異議者,總有人文關懷的學生。中國不是有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者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實幹著嗎?有心的老師,何不鼓勵學生利用獎學金,在「一帶一路」尋找與官方論述有所不同的故事(或讓多些歐美國家以外的學生來香港交流也不壞)。

好像在我們的「一帶一路」最後旅程,在威權的新加坡,於曾被政府打壓,充滿歷史滄桑的南洋理工大學(前身南洋大學)的一個演講室內,來自香港的有心教授,連續兩日為當地和來自馬來西亞,以至中國的學生與市民,放映包括江瓊珠的《我們在此相遇》、《幾乎是,革命》、《愈抗爭愈美麗》,以及《709人們》等的抗爭紀錄片,也算是民間對官方「一帶一路」的一點顛覆吧!

王振民,除了服侍專制政權,你還懂什麼嗎?

每次聽共幹的粗暴發言,都令人無名火起三千丈,說的就是那個中聯辦所謂法律專家王振民。少一點歷史、政治知識,可能很容易被這個中共「護法」嚇倒。據不同傳媒報道,他在一個「一國兩制」研討會表示「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形容是將中央逼到牆角。這就是典型的思想入罪,是習慣了言論自由的香港人難以想像的,其實王振民這樣說,香港人感到心寒才是,「乜料呀?講吓都唔得呀!諗吓都有罪呀!」

這些充滿中式大家長思維的黨國極權主義者雖然口口聲聲人民,但從來都把手無寸鐵的人民不當人,頂多是「子民」。所以無論大陸人還是香港人,能「好好活著」就是他們共產黨大家長的恩賜,所以香港這一制之所以能運作,是共產黨的寬大和好意,你們香港人要知恩圖報,要識做,不要諸多要求什麼民主普選,所以不斷粗暴釋法,所以抛出「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國家主權及全面管治權」。

現在香港人愈來愈清楚,鄧小平當年願意與英國人簽訂聯合聲明,實行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當時中國在共產黨各方面的折騰下(先不去說大饑荒和「文革」等所造成的大規模死亡和人道災難),整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百廢待舉,極需要香港和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毛式空想「共產主義」實驗失敗,鄧小平在保住毛澤東這塊共產黨神主牌之餘,決定經濟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結果在沒有任何權力制衡下,最終發展成今日共產黨壟斷一切的權貴/國家資本主義。不過,當年共產黨內外,多少有一些反省毛澤東/共產黨極權統治禍害的人,有些敢於揭露共產極權真面目,要求民主的,如魏京生,被判十多年牢獄重刑(已比毛澤東時代要殺頭有所進步),有些戰戰兢兢的要求體制內改革,共產黨有限度放權。1989年北京學運是改革力量與保守力量矛盾的總爆發,結果政治上極保守的鄧小平利用軍隊浴血北京,以屠殺方式把這場民主運動鎮壓下去,並在黨內進行大清洗,把任何政治上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員幹部清洗掉,但仍逼迫接替趙紫陽做當家的江澤民走資(1992年南巡講話)。

對那些享受著權力和經濟利益(先不說貪腐)的共幹,現在是最好還是最壞的時候?香港主權回歸這二十年,中國一方面經濟取得空前成就,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國際舉足輕重的大國,但另一方面,貧富/官民差距日大,社會矛盾更深,被剝奪土地、生計的人民抗爭不絕,表面繁榮富強下共產黨最高層經常提醒黨員再沒有危機感,會「亡黨亡國」,對異議者和維權者動輒控以「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也許共產黨的危機感是真實的,不願與人民分享權力,接受人民監督,黨內已沒有任何改革力量,只能利用恐怖手段加利誘令人民就範,延續其統治,一旦再沒法利誘(經濟出現問題),恐怖手段失效,如洪水般的民憤只會衝崩中共政權。

所以,當王振民說全世界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香港,他只是說對了一半,因為香港此刻仍然有言論自由,批評中國的不合理現像,特別是共產黨的專橫是應有之義。在任何民主社會,人民都享有辱罵政權/制度的權利,如果大陸人同樣享有言論自由,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一定回歸大陸,因為他們才是直接體驗共產黨統治的人。而且王振民沒搞清楚,「辱罵中國制度」表示香港人還關心中國的發展,還希望中國的制度有所改進,所以不存在「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人民沒有義務尊重和敬畏政權/制度。

王振民著香港人不要批評中國制度。首先,中國現在這個政治制度並不是「人民確立」,王振民所講百多年來中國「發生兩次重大的政權輪替」,第一次相信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清室遜位,中國建立亞洲所謂第一個共和國,此後的民國政權並不穩固,形成南北對峙局面,1927年國民黨的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北伐途中清黨,屠殺大批共產黨人,此後國共成了死敵。在蔣介石國民黨追剿中共至西北延安之際,共產黨藉日本侵華及西安事變站穩陣腳,並藉「聯合抗日」休養生息並擴軍,在內戰中戰勝厭戰的國民黨軍隊,一舉推翻國民黨政權,即王所說的第二次政權輪替。

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期間,中共不斷宣傳中國要民主,要美國式民主,不斷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貪腐,人民受苦沒自由。如果說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是當年共產黨的政綱,它顯然沒有兌現承諾,在民主社會,沒有兌現承諾的政權會被人民用選票趕下台。王振民要人民(無論香港人還是大陸人)尊重敬畏政權/制度,是因為他是獨裁專制政權的馬前卒吧了。真正比較讓華人感到驕傲的政權輪替發生在台灣,因為它是用和平方式,由人民一人一票決定的政權輪替,是台灣人民付出血的代價爭取回來的民主權利,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與人民扯不上關係的帝王式,或曰流蔻式政權輪替。

再回到「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再加上「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這兩句話,再聯繫王振民的老頂,不論胡錦濤還是習近平,你一句我一句「亡黨亡國」來看,共產黨杯弓蛇影的缺乏自信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這也是所有獨裁專制者的通病 ,而一心想學做毛澤東的習近平,只會將這種妄想症推至極致。

不要說鼓吹港獨只是口水,即使付諸實行,只要不涉武力,也不會出現威脅國家存在的情況。(難道中共自知如十九世紀末的清室般,所謂百萬大軍和航空母艦下海都如當年的北洋艦隊般不堪一擊,所以怕得要死?)而在任何民主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所謂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無日無之,地方首長也不一定要賣中央首長的帳,屢見不鮮,王振民只是嚇唬嚇唬那些沒有歷史、政治知識的人而已。在這個博客講過多次的沖繩反美軍基地/琉球獨立抗爭,當沖繩與本土日本出現矛盾時,沖繩人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小小的縣民而對日本中央心存敬畏,沖繩首長也不會因為自己官小而要對首相唯唯是諾。由沖繩人民直選出來的縣知事翁長雄志,不需要對首相安倍晉三必恭必敬,還逼得安倍要跟他見面,談邊野古美軍基地問題,雖然各自表述,安倍堅持邊野古基地要繼續興建,翁長堅持要停工,要美國撤軍。而最終日本中央以大壓小,工程繼續,翁長沒有退縮,甚至參加了沖繩人民的示威集會。而伴隨反美軍基地而生的琉球獨立運動也是方興未艾,沖繩人可以獨立作為政綱參選,不怕被DQ,沖繩人要求獨立,沒有日本官員說「令國家感到心寒」,關鍵還不是日本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國家嗎?

至於有中國黨國主義者公開說(相信王振民還不敢公開說),因為沖繩原本是琉球王國,被日本藉廢藩置縣而吞併,沖繩人有權要求獨立。灰記勸這些人還是少開口為妙,否則就會進一步暴露天朝黨國主義的醜陋,因為同一邏輯完全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彊,特別是前者,本來就是一個神權國家,直至1951年,他們的統治者在中共軍隊「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實行所謂「一國兩制」,但西藏人民在中共強迫「改革」中抗爭不絕,1959年一次起義,導致其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選擇流亡。現在西藏人不要說要求獨立,就連宗教自由也被剝奪,母語和文化正被消失。那些天朝黨國主義者同情過西藏人嗎?為什麼不同情?難道中國搶奪回來的就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國土,他國搶奪回來的就是殖民帝國侵略得來的土地?

再舉英國數年前容許蘇格蘭獨立公投,以至加拿大魁北克省曾先後兩次舉行獨立公投的例子,「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或「若這個安排令國家感到麻煩,成為一國的障礙,甚至威脅國家的存在,任何國家都無法繼續兩制的安排」都不是必然的。香港面對的困境是主權要回到一個獨裁專制國家,所以當年英國「拋棄」香港人時,「道義」上也要與中國談出一個讓他們認為香港人可以放心的方案,好讓他們體面下台。而中國當年也多少有自知之明,如果宣布九七直接統治香港,港人必爭相移民逃難(特別發生六四屠殺之後),對剛想重投世界資本主義,準備「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中國是一大打擊,因此有了「一國兩制」這堵防備專制中國的「防火牆」 ,但這堵「防火牆」在專制中國主權下防火性能註定十分有限(因為專制是有慣性的,很難自制,再加上香港實在有太多向專制者獻媚的人),現在是香港人「火燒牆腳」多於「將中央逼到牆角」王振民根本是本末倒置。

而回到「港獨」,現在無論王振民及其他共幹,或獻媚幫閒如何疾言厲聲,也「挽回」不了香港年青人對專制獨裁中國不信任以至厭惡所產生的「離心」 。中共及其香港代理或許只能透過洗腦教育期望灌輸現在還是小孩的香港人一顆「天朝黨國心」,但相信也會遇到家長們的抵制。而事實上,他們現在表面上是針對「港獨」,實際針對的是所有認真要求自治,爭取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政治權利的人--共幹和幫閒不只一次指港人爭取普選是要顛覆國家,是外國勢力的圖謀等。香港人,尤其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世代,對「一國兩制」的承諾本已充滿疑惑,眼見現在中共變本加厲的踐踏香港一制,如同他們奪取大陸政權後已輕易違背承諾一樣,怎會有心情「面向祖國」。

況且,港人無論如何忍讓,識做,也滿足不了專制獨裁者的胃口,他們今天針對的是「港獨」,明天「民主自決」,後天「民主自治」⋯⋯最後是權利被侵害的反抗者(現在中共在港代理不是一方面說要「大和解」 麻痺傳統泛民,一方面藉DQ和檢控打壓自決、自治和進步民主派嗎?)整個「新中國」的歷史教訓仍然歷歷在目。相信不少香港人對處境感絕望而求退,所以有所謂第二、三次移民潮(其實大陸人不也一樣,有點錢和能力的都想著移民或安排家人移民)。至於留低者是否「坐以待斃」?灰記只能重申,大陸如此高壓下,依然有維權人士、維權律師、709 家屬,在殘酷政權面前堅強地,有尊嚴地活著,香港人需要那麼絕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