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的骨質疏鬆校長們

中大學生會張貼「香港獨立」標語受校方干預事件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如各大專院校相繼出現「香港獨立」標語, 以示學生們的團結,反對大學管理層對言論自由的禁制/干預,中間出現了大陸學生在中大反張貼,以至有組織的「愛國」大叔大媽操到校園的粗暴舉動。中港學生對峙和語言衝突,周竪峰一句「支那人」引起各方聲討,「播獨」學生的仇恨語言成了眾矢之的。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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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人們》日本放映記

在打工一族理應狂歡的周五晚,路過寂寥的日本外務省門外,人數也沒有十個的示威者依然繼續努力,其中一位女士用「大聲公」傳遞訊息,示威的旗幟寫著「反對新自由主義」,灰記看得懂的漢字。眼前的情景輕易令灰記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東京街頭的反核簽名運動。反新自由主義、反核等這類左翼關懷不分地域,總存在著,不管規模如何細小。而灰記從留學加拿大形成的國際主義價值觀也沒有因為長居香港而消退,任何排外思想,包括近年在香港興起,以仇恨中國內地人做賣點的港獨情緒,總刺激灰記的神經;任何開放的對外交流,例如這次的日本交流,都是灰記珍惜的事物。

同行的是一些關注人權的律師和教授,大家剛觀看完灰記製作的《709人們》,一齣有關15年7月9日開始,中國當局大規模抓捕人權律師和維權者的紀錄片。 放映座談結束前,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東澤靖作總結發言,提到兩重點,第一,影片受訪者,特別被捕維權律師家屬據理力爭的抗爭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第二,這種權力機構濫權的情況離日本其實並不太遠,幾十年前為人權奔走的律師也承受巨大的壓力。這位東澤教授很關注亞洲人權以及法律同行的福祉,他是亞太律師協會The Law Associat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的日本代表,709大抓捕兩周年,亞太律師協會於7月26日再度發表聲明,極度關注事件,譴責中國當局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聲明特別重申亞太律協是該地區律師協會以至律師的代表機構,致力保護會員免受逼害、侵權和不恰當的限制。

這份聲明連同世界其他律師組織的聲明,是709大抓捕兩周年,國際法律界向中國政府施壓的努力。不過,負責這次日本放映活動的東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阿古智子補充,日本弁護士協會與受中共控制的中國律師協會關係良好,一般日本律師賺錢至上,關注中國律師人權被侵犯的是極少數。其中一位是Human Rights Now的秘書長兼理事伊藤和子,她的機構有份主辦這場供日本律師觀看的《709人們》放映會。她本身是律師,針對日本國內國外的侵犯人權事件,表達關注和向政府施壓,因而惹怒日本政府,成為被政府暗中監控調查的對象。大家不要天真以為民主國家的政權就不會弄權,不會針對政權不喜歡的人,不會鎮壓反對力量,只是他們的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吧了。同理,人民愈醒覺愈抗爭,傳媒愈開放自由,政府愈投鼠忌器,這是金科玉律。

阿古智子對只有十多名律師觀看影片感到有點失望,她原來希望影片能對日本法律界帶來較大的衝擊。灰記鼓勵她,影片可繼續在日本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和大學放映,讓她的努力不會白費。說起她的努力,最具體和最重要的就是特別為這齣90分鐘的紀綠片把普通話翻譯成日文字幕,然後找她的朋友平野愛,一位紀錄片製作人做後期製作,附上日文字幕。這些無償勞動相信是出於對中國的一份關愛。阿古智子關心中國的基層與她的經歷有關,她在大阪出生成長,居住的社區有很多在日韓國人以及部落的後代(部落是江戶時代日本最底層的人,一般日本人不把他們當人),都是受社會歧視的人,她受一位中學老師的左翼思想影響,從此養成對基層弱勢的同情。左翼對中國的關懷也是順理成章,於是她大學讀中文,為的就是可以前往中國的農村做研究和扶貧。平野愛在上海師範大學畢業,和丈夫製作很多和中國相關的紀錄片,當中很多都是邀請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合作。

對阿古而言,影片充滿「親切感」,道理十分簡單,因為很多人權律師如江天勇、李和平、唐吉田等都是她的好朋友,所以無論影片拍得怎樣,她都會為看到好友的遭遇與告白而有所觸動。也許因為如此(當然還有正義感),阿古對這次日本放映活動非常關心和努力,除了在東京大學公開放映前盡力宣傳外,還特別邀請灰記和替影片做訪問的江琼珠到日本。我們除參加放映活動,還在阿古的安排下接受了NHK、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以及獨立記者野島剛的訪問。看到東京大學有約一百人觀看,她感到特別開心,因為當中有四分三是她不認識的,證明日本也有人對這齣有關中國的紀錄片感興趣。

日本人的認真亦令灰記嘆為觀止,影片開始前20分鐘,大部分人已就坐,不似香港,遲到是常事。影片放映完,幾乎所有人都留下來參加座談。負責翻譯的阿古還說,1小時的座談其實很不足夠,江琼珠覺得很不可思議。日本觀眾,無論觀眾還是記者,對709被逼害者的遭遇感到難以置信,對家屬的抗爭精神也特別印象深刻。其中一位記者特別提到被中國政府監禁的劉曉波最近逝世,問劉曉波與709能否扯上關係?江琼珠斬釘截鐵說有關係,影片其中一個受訪者江天勇中學時剛遇上「八九六四」,那場被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是對他的啟蒙,而劉則是當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之後劉作為六四倖存者繼續為中國民主奮鬥,而江則在李和平鼓勵下,修讀法律為底層維權。江琼珠特別強調,每一代的民主或社會運動都不是從石頭爆出來,八九民運也是繼承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的探索精神!

然後,中國現在以習近平集大權的強國,以至霸權態勢出現,日本的朋友大多抱有以下疑問:習近平政權下對中國怎樣看?抗爭和外國的關注有用嗎?香港如何自處?

回答這些問題很簡單,現在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在王峭嶺陪同下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最高法院為音訊全無的王全璋尋公道,儘管她們不得要領,還有時受粗暴對待,居住的地方持續受國保監控,但她們沒有半點退縮。而她們所發的每一個聲明都有其他家屬如陳桂秋(謝陽太太)、原珊珊(謝燕益太太)、金變玲(江天勇太太)、樊麗麗(勾洪國太太)、劉二敏(翟岩民太太)等聯署支持。家屬們在習近平要搞獨裁,要全面壓制公民社會下,依然不屈不撓,不管有沒有用,就是希望所在了。

而家屬之所以依然無畏無懼,國際社會對她們的聲援和關注,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接受NHK專訪時,灰記刻意提到習近平想學習毛澤東,想全國只有他一種聲音,但「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一句「反革命」便可以人間蒸發無人敢過問的「文革」時代已經過去。當然抗議發聲依然要冒風險,依然要付出代價,但動不動殺頭的時代已過去,更何況中國還是有不怕殺頭的人。因此,習近平絕對沒能力做一個讓全民噤聲,讓全民歌功頌德的大獨裁者。

然後,當灰記對日本的朋友說,中國是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中國變好變壞對鄰近國家都會有很大影響,因此,即使在功利層面,聲援以至實質幫助能令中國向好的力量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很多都點頭稱是。所以,香港如何自處?就一定不是對中國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把頭埋在沙堆裡,幻想香港「建國」/「立國」,道理就是如此的顯而易見。

 

 

「顛覆」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灰記幾乎每年都有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對支聯會的綱領或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除了覺得「平反」有點「封建」意味,以及「民運人士」可能要修改為「維權人士」外,其他都很積極,只是疑問何時才可以實現,我們這一代人是否能活到這一天。灰記必須再次強調,即使我對綱領/口號有這樣那樣的意見,都不會要求支聯會改綱領/口號才願參加六四悼念。灰記想像不了做人為何要那麼自大,更何況那些綱領/口號相當積極。

灰記覺得這些綱領積極,不因灰記是什麼愛國者/民族主義者,相反,灰記是執迷不悔的國際主義者。無論六四發生在北京還是在布拉格還是在拉各斯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屠城的政權不應被追究責任嗎?專政的體制不應結束嗎?民主不應被建設嗎?只因為六四發生在中國,「建設民主中國」便變得刺耳?難道民主中國比專制中國對世界更危險?

除了這些獨派/本土派理論導師練乙錚念念不忘要清算的綱領/口號,灰記反而更珍惜六四晚會讓人有靜思的機會,聽聽依然活在獨裁高壓下的內地抗爭者難得的聲音,如天安門母親,如堅持紀念六四的民運/維權人士等的聲音。看維園的上空,回望眼前這塊依然還有自由的土地,灰記真的不會只想著這塊香港人視為家的地方,而是牽掛著北方那些未死的人心,即使未必有勇氣與她/他們同行,也決不對她/他們的處境不聞不問。

當大會司儀提到2012年6月6日「被自殺」的李旺陽如何在監獄被折磨致殘廢時,灰記看到鄰近不少人用紙巾抹眼淚抹鼻涕,灰記也禁不住眼眶發紅。而當林耀強講述當年如何目睹工人被軍隊開槍射殺,北京學生和市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他,千叮萬噣他將中國發生的血腥屠殺公諸於世,他亦了解到這是他一生的責任時,很多人都感到十分觸動。這些情感的表現很能說明一切,不管是基於「同胞之愛」、「愛國之心」、「人道精神」、「國際主義」(現場也有不少外國人),到維園集會的人,很多很多都自覺不能與北面所發生的一切切割,特別六四在大陸從未停止過,切割等同背棄自己的責任。

因此,練乙錚所謂「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氣短集: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絕對代替不了這種「深刻」的情感。「我不是要前瞻香港的未來,至少在這晚,即使我要前瞻香港,也要把中港人民的命運結連,至少在這晚;我的心不但要與六四死難者,也要與現在中國的抗爭者在一起,至少在這晚。」

其實練先生要以「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代替支聯會的口號,相當不倫不類。首先,六四集會就是為了悼念六四死難者,無必要再特別喊此口號,悼念是莊嚴肅穆的,是沉靜的,很難想像幾萬人高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的畫面,好畸型囉!至於「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比「追究屠城責任」消極,為何要退卻?而且灰記懷疑這口號放在928雨傘紀念日會好些,因為當晚盛傳警察會開槍,解放軍會入城,很有「昨日北京,今日香港」的感覺。

練乙錚的文章要把港人的六四情感簡化為「恐共/仇共」,大玩「民主」與「集中」的文字遊戲,故意忽略反貪反官倒,要求新聞自由⋯⋯,任何一個訴求的實現都是衝擊中共一元化政體的缺口,然後執著於它是否一場民主運動,以顯示中國人「民智未開」,對香港並沒有啟蒙作用,港人的政治和感情寄託並沒有紮實的基礎,這種分析完全是迎合港人「醒目仔女」充滿自私自利計算的性格,目的也是迎合一些港獨/本土派(也是某種港式「醒目仔女」的典型)的「仇中」情緒,把港人僅有關注內地抗爭的紐帶切斷,把港人僅有超越只計算自己得失的珍貴情操消滅。但正如他的六四口號也不得不用「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流露港人與大陸人最終面對中共政權這一殘酷現實,只是大陸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嘗盡中共的苦頭,舉牌聲援香港雨傘運動也要坐牢幾年。如此顯而易見的「唇寒齒亡」情勢,練乙錚和他的信眾卻偏要選擇視而不見,「我地顧掂香港就得,大陸唔關我地事」。

諷剌的是,「河水不犯并水」是中共長期麻醉香港人的口號,並多次警告香港不能被用作「顛基」基地,皆因中共眼見當年港人出錢出力支援北京民運,而香港因為資訊和行動自由,很容易將「反動」訊息傳給內地,鼓動內地人的抗爭,威脅中共的統治,長期以來香港作為「顛覆」基地的光榮傳統,練乙錚和一眾港獨/本土派卻看成包袱,竟和中共心意相通,必除之而後快。只是,時移勢易,今日中共快要「兵臨城下」,把「一國兩制」極盡扭曲之際,港獨/本土派去高喊「切割、切割」、「中國唔關我事,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不是很思覺失調嗎?

其實要切割也罷,停止悼念六四也罷,香港現在還算是自由多元,練乙錚不是說過香港「天下三分,各有各做」嗎?港獨/本土派要與內地人切割,要與六四say good bye,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灰記也奉勸那些老餅不要介懷。但問題是他們的導師練乙錚硬要「革」支聯會的「命」,以迎合一些港獨/本土分子仇視中國人的狹隘本土情緒,甚至在一有關六四的論壇,要把這個民間團體與台灣的蔣經國政權相比,要支聯會學習蔣經國閞放黨禁的精神,容讓異見聲音,大家說奇怪不奇怪?蔣經國是台灣的獨裁者,當年對台灣人民掌生殺大權,支聯會根本不能與他相提並論。支聯會當然有很多不足之處,說他們不夠開放也可以,但二十多年來,很多人即使知道他們的不足(包括灰記),都支持他們每年搞六四集會,平日關注/支援中國內地的民運/維權人士,近年則加上六四紀念館。市民捐款給支聯會也是知道要搞作這些東西,只有一些無知的港獨/本土派學生才會高叫支聯會收了錢不知在做什麼。當然,支聯會可以做得更好,永遠都可以。但有哪一個團體不是?

那麼,練乙錚先生,你要支聯會開放給不同政治光譜包括港獨/本土團體,你要搞作什麼?要支聯會得閒搞個六四港獨論壇?其實近年冒起的一些自決派如香港眾志、朱凱迪、劉小麗等,連同社民連、人民力量等都是在與支聯會互相尊重的原則下,在維園集會「各取所需」,他們於晚會後遊行到中聯辦抗議就顯示與支聯會取態不同,但不是與大陸切割,而是聲討屠夫政權(當然都是香港暫時可以自由搞作的表態動作)。換言之,除練先生特別「愛護有加」的港獨/本土派,其他政治光譜(當然不包括建制保皇黨)的團體沒有要求支聯會要改口號,要這樣那樣,也一樣可以合作,也不見得他們很熱衷要加入支聯會,改變支聯會。練先生究竟為何念念不忘要求支聯會改變來迎合港獨/本土派?原來念念不忘的是六四那筆政治公共財,不忍見港獨/本土派棄而不用。

還是那一句,香港暫時還是多元自由的社會,沒有人可以壟斷任何政治公共財,狂妄如梁振英也不可以,支聯會更加不可以。嘴巴是你的,手腳是你的,沒有人可以強逼你做或不做任何事。練先生如果還沒有忘記初衷,你為港獨/本土派的「勇武」抗爭推波助瀾,現在很多人面臨暴動罪的檢控,有些甚至已身陷囹圄,不少人感到迷失,充滿負面、恐懼情緒。灰記還要提醒一下閣下,去為這些「魚蛋革命」被檢控者奔走的還不是那些泛民律師,包括在六四集會發言的林耀強。那些港獨/本土派的頭面人物,包括閣下,有否關顧一下那些觸犯暴動罪的nobody呢?你有否想過繼續若無其事的當港獨/本土派的中間人,將皮球抛給支聯會,是很不負責任的懦夫行為嗎?

最後,灰記沒有興趣回應「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練乙錚自稱嶄新,可以拉近泛民與本土距離的六四論述。歸根究柢,無論練的論述如何獨到也好,關鍵是不能助長港獨/本土派只說不做,批評別人做不好的懶散作風。正如練乙錚所言,六四是政治公共財,他或他的信徒高舉他們的旗幟,號召他們的群眾就是了,支聯會如何封閉,如何迀腐,干卿底事!

然後,灰記也想講講對以下句子的一些看法。「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灰記實在沒有興趣爭論香港人是否愛國,但香港「顛覆」基地的歷史卻有趣得多。 滿清與民國時代,灰記就不相信香港人不關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長期以來,不少「仁人志士」,不容於中國政權的異議者避難於香港,孫中山有之,共產黨人有之,民運/維權人士有之。灰記反而為「顛覆」基地,這種香港特質的褪色感到惋惜,而紀念六四至少可以提醒港人珍惜一下這種特質。

其實練先生是否搞亂了?「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反共與擁共不正正反映那些香港人的中國心嗎?家父是反共右派,不知幾愛國,在世時不時批評灰記忘祖忘宗,只不過他愛國民黨的中國。練先生是「老左」,也知擁共者全是愛國,只不過他們愛的是共產黨的中國。反而反殖者未必愛國。1960年代馬文輝很早提出反殖獨立,香港民主化等,當年70年代雙周刊的一群青年也高舉反殖旗幟,他們受1960年代末西方學生及嬉皮運運的影響,不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講世界革命,講在地關懷而不談國族主義。

幾十年以後,灰記偶然也會在六四晚在這充滿殖民地情懷的維多利亞公園,看到個別70年代雙周刊成員默默的身影,也看到高舉青天白日旗的親國民黨人士,不知有否良心未泯的「老左」在人群中?⋯⋯

「顛顛」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六四如何本土,也清算不了那樸素的「同胞之愛」

灰記不小心把一個不知名的訊息刪掉,內容是一條問題:今年會否寫六四?苦思了好幾天,這個博客寫六四還寫不夠嗎?別人也寫了很多,支聯會未能與時並進,泛民回應不了本土派的詰問⋯⋯,才疏學淺的灰記還有什麼可以寫?

看了一個名為何正男的港獨/本土派的文章《六四何去何從》,反而覺得有點興味重申自己的一點想法,在思考的過程中釐清了一些思緒。最主要是「去除」了事必本土與否的「緊箍咒」。

為了回應本土派搶奪/否定六四話語權,一些朋友吃力地寫文章,企圖透過闡釋六四如何如何本土以爭取那些本土派青年的「諒解」, 尋找出八九民運與本土派的最大公約數。灰記看著朋友看似徒勞的努力,心中忽然有一㮔強烈的感覺,六四雖然很本土,但它的意義不在本土。

那些說六四很本土的朋友說得沒錯,28年前的5月,數以百萬計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的學運/民運,香港人每日不再只想著賺錢、炒股、買樓,而是牽掛著北京所發生的一切,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三日一小活動、五日一大活動,如此左中右全民忘情投入的運動,怎能不說是本土!及至六四屠城,百萬計港人不只一次公開悼念北京的死難者,全城悲憤(當然更有恐懼),怎能不說是本土!只是當時的香港人不願意/不懂得明言,因為八九六四令很多香港人重拾中國人的身份,我們對北京民運的寄託與失落,都交織著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的相互重叠。

無論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1989年6月4日凌晨以至往後的日子,很多很多香港人是懷著「同胞之愛」而傷心落淚。而這種「同胞之愛」是出於非常非常樸素的情感。灰記敢斷言,若非基於「同胞之愛」這樸素的情感,那萬計hardcore市民,不會年復年的到維園舉起燭光,黯然垂淚。至於那些本土派學生領袖所批評的中國情懷,那些本土派作者如練乙錚、何正男,所要求淡化的中國色彩以迎合本土派,市民「不自覺」地表現出對「同胞之愛」是否也是要被清算的「中國情懷」/ 「中國色彩」?如是,恐怕本土派「革」了支聯會和泛民的「命」,也滅不掉這種「中國情懷」/「中國色彩」。

因此,態度開放如何正男,說本土派要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說「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說「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都沒有認識到這種模素感情的堅韌,更何況,對於眾多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若非nonsense就是假問題。於他們而言,「1989年的5月和6月,我們不正正經歷了本土、香港人、中國人的大融合嗎?」「因為八九六四,香港人對中國的民主化當然有責任,有責任不是說要去領導中國民主運動,而是在可行的範圍下盡力支援。」

當然,香港暫時還是自由多元的社會,本土派要去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或高呼六四關我乜事,悉隨尊便。站在反對一切民族主義/種族優越主義立場,灰記也應該有所警惕,這種樸素的「同胞之愛」也有可能被中國民族主義者所利用。但不知怎的,灰記從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樸素的「同胞之愛」,反而看到一種跨越族群隔閡的可能性。何解?其實1980年代香港人憑經濟的優勢,對「落後」的大陸人諸多不順眼,那時不叫本土主義而叫大香港主義。是八九民運拉近了香港人與大陸人的距離,消減了香港人的優越感。

當然,時移勢易,大陸人與香港人的矛盾與隔閡與日俱增,但香港人仍然從天安門母親,以至維權人士、維權律師等的不懈抗爭,看到中國的希望。而支聯會的紀念館和維園燭光晚會,至少讓那些未忘「同胞之愛」的香港人,和那些尋求真相,尋求悼念空間的大陸人再次走在一起,重拾/認識當年的初心。說到底,八九六四無論如何本土,也不獨是香港人的事,甚至不獨是中國人的事,是十多億人的民主進程被槍砲坦克腰斬的世界大事。

於灰記而言,所謂「同胞之愛」,就是對人的樸素感情。當年香港人放下優越感,擁抱大陸同胞,香港人,無論記者還是聲援者,在北京受到空前的歡迎,屠城當日,北京市民冒生命危險也要保護好香港記者和聲援者,希望香港人(當然也有外國記者)將屠城消息傳播出去,那是何等樸素真摯的感情!因此,紀念六四沒有了中國人的身影,不去掉念逝去的抗爭者,不去聲援當前的抗爭者,就成不了紀念六四。其實,任何去中國的六四討論都是悖論,因為六四發生的現場就在中國。

其實本土派如果真的是開明又在意六四的話,效法眾多外籍人士(他們有部分可能是香港人),到維園向中國的抗爭者致敬就是了。你們不願意這樣做,恐怕不是因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外籍人士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紀念),也不是因為「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外籍人士也沒有想到中國民主化是他們的責任),而是在意「六四晚會已淪為政黨(而不是本土派)的鑽取能量的舞台」。因此才會攻擊支聯會和泛民(特別民主黨)領導與中共政權「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有人企圖把維園晚會描寫成中國透過泛民「河蟹」香港人的工具,歸根究柢,是那種樸素「同胞之愛」的感情不輕易向「本土價值」就範吧了!

灰記不想過度美化這種「同胞之愛」,因此加入如下註腳:紀念六四,不因你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反對中國民族主義,不因你是香港民族主義者。人權高於主權,也先於身份認同,「同胞之愛」也好,香港人身份也好,最好除去排他性,讓人的價值得以彰顯。

我們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南洋的政治與浪漫,《我們在此相遇》等放映記   

5月14日(周日)早上在茶餐廳用早餐時,避也避不了的香港「中央台」TVB24小時新聞畫面,播放的是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貿易高峰論壇。

那個基本木無表情,笑也笑得特別勉強的習近平,吃力地要模仿比他從容百倍的大獨裁者毛澤東。這次並非如當年出席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三世界團結運動大會」(如不結盟運動)或「社會主義大家庭場合」(嚴格來說當年出席這些場合多是毛的大管家周恩來或毛的副手劉少奇),而是參與世界資本主義掠奪,在和平共處、友好對話、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價值」的套話下,要爭逐經濟以至政治支配地位,若以毛澤東時代的語言來形容,就是競逐帝國主義霸權地位。當年美蘇中的恩怨糾纒,換成了今日美中俄的相互盤算,不變的是資本主義依然是世界規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成了惡夢。

《我們在此相遇》在吉隆坡雪華堂作全球首映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令灰記感慨良多,中國無論以社會主義二哥,還是以資本主義新貴出現,其地區「大阿哥」意識沒有改變。四月灰記與江瓊珠到訪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兩個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去了吉隆坡、怡保、檳城、新山及新加坡做巡迴放映,此舉當然不是受到梁振英開口閉口「一帶一路」的鼓舞,而是「一帶一路」民間/個人往還源來已久,不用習近平和梁振英大吹大擂。這種坦誠,建基於真摯友誼的民間/個人交往,與官方那種互相猜度,各有計算,犧牲民眾利益的合作不同,別有一番風景,好像江瓊珠專誠為南洋朋友首映新作《我們在此相遇》,一齣她形容為很浪漫的紀錄片,也包括順帶放映《709人們》,都是不帶任何計算的文化交流。在紀錄片的內外,中國因素無遠弗屆,而我們亦註定要顛覆官方的「一帶一路」論述。

 《我們在此相遇》的一位最耀眼的受訪者就是華裔馬來西亞「老左」,人稱老闆的張永新,所謂「老左」就是當年一群受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如何希望改變正脫離英國獨立的馬來亞(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直至1965年馬新才分道揚鑣)。這些「老左」大多數是華人,有不少參加了由中共援助以至指揮的馬共,因此馬共與同樣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泰共、菲共以至曾一度統治柬埔寨三分二地區的赤柬有所不同,被認為帶有強烈大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所謂「共產主義」/「中國威脅」,長期被馬來民族主義者利用來壓制華人公民權利的手段,馬來人與華人的隔閡也長時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

左起:陳允中、張永新、江瓊珠、劉嘉美、李凱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永新的「老左」經歷別樹一格。老闆讀中學時已經參加左翼團體主辦的地下讀書會。中學未畢業已投入政治活動--反越戰反對國內的政治黑暗,最終於1968年當局以內部安全法將其拘禁(未經審訊可拘留兩年,還可以不斷延期),其時他未足20歲。老闆在影片說得很輕鬆, 和平示威一關就是8年多,集中營過得很愉快,因為和很多比他年長的政治犯關在一起,學了很多,長了見識。

老闆獲得自由時已是70年代中,他沒有選擇參加馬共打游擊,而是參加人民黨的反對政治。也許在他的心中,跨族群的政治抗爭才適合他的性情。參與了政治反對派20多年後,他感悟到人的改變殊不容易,政治抗爭之外,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深遠,此後便以出版和賣書為志業。

老闆與當地華社的文化人不同,不以中華為核心,出版的書籍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不少書籍講的都是當地、區域以至世界議題,還有走出國門,推動區域文化交流之舉,第一站是印尼文化重鎮日惹,並決定在那裡開書店,除了賣書也希望串連當地文化與政治有心人。由印尼開始,老闆對江瓊珠說,希望可遍及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其他城市。

若沒記錯,江瓊珠在印尼的一個集體觀光活動中問老闆為何要去觀光,老闆回以 “Solidarity奇怪的問題, 故作不解。導演傳神地捕捉了這位「老左」的性情,有著左翼的團結/集體意識,卻不乏個人幽默感。在放映後,老闆不斷「質問」導演為何不逐一依次講述被訪者,講完一個再講第二個,清楚明白,為何要講一下這個又講那個。不知這是老闆獨有的幽默,還是他真的「不懂」電影!  

但可以肯定,老闆既不是本土派(至少不是狹隘的本土派),更不是大中華主義者,而是仍相信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他和香港的長毛梁國雄一樣,最欣賞的是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革命者哲古華拉,他和朋友於吉隆坡開設的左翼書店閣樓有哲古華拉的肖像。他的故事,必會衝擊香港那些淪落到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黨國「老左」,也必會衝擊那些凡事香港優先的狹隘本土派,如果他們有興趣看《我們在此相遇》的話。

影片開首時,老闆與一位州議員在兩年前淨選運動的示威場合相遇,談到馬來西亞政治的小進步。小進步是現在示威不怕被驅趕被抓捕,十年前公開場合穿著反對黨的T恤也會被抓,這是州議員說的;當然要夠人多,人多他們便不敢動你,這是老闆說的。

檳城大山腳,導演、嘉美與凱倫

州議員叫李凱倫,選區在檳城大山腳,是受訪者最建制的一位。江瓊珠比較片中其他幾位受訪者,問他是否選擇了一條最舒服平坦的道路。他隨即回應目前自己有三條控罪在身,視乎檢控官是否決定提控。這些控罪只有威權社會才有,例如聲援一個被捕學生,就以和平集會法被捕,例如他們抗議警方拆除聲援現在仍在獄中的前副首相安華的戶外宣傳版,說警方不專業,便以煽動罪被捕(與香港的反對派動輒被檢控很相似)。

大約二十年前,李凱倫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大馬執政黨分裂,首相馬哈蒂與其接班人副首相安華不和,安華被捕坐牢。李凱倫看到連副首相也不明不白被逼害,覺得很震撼,於是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加入了安華所建立的反對黨公正黨,上次選舉當選了州議員。在影片中,議員的活動相當儀式化與沉悶,當主禮嘉賓,頒獎嘉賓。李凱倫只能利用發言時間講講當今大馬的政治不公。而看清楚一點,他參與的活動大多跨種族,聽清楚一點,他也多以馬來語發言。有別於舊政治人被種族籓籬所束縛,新一代自稱進步的政治人都希望打破種族隔膜,不再局限於自己的族群,例如近年的淨選運動都有馬來人、華人及印度裔共同參與。當然,這一切都只是開始。

作為自稱進步或左翼的政治人,凱倫與嘉美一起布置的住所,客廳也掛了哲古華拉的肖像,不但如此,客廳儼如會議室,有白板有大量座椅,方便與同道開會交流。來自香港基層的太太劉嘉美強調住不慣這類千多二千呎的豪宅。嘉美也是受訪者之一,若嫌老闆一生為同一個理想而不斷奮鬥不夠浪漫,一個香港人與一個馬來西亞人的相遇和結合,應該可以稍稍滿足喜歡浪漫故事的人。

不過,嘉美卻是非一般的太太。「我從沒想過要結婚」,作為女性主義者和崇尚左翼政治的人,嘉美從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檳城與凱倫一起生活。「為什麼一定要我到馬來西亞,為什麼不能他到香港。」 一段長距離,未定棲息地的浪漫,最終因為李凱倫當選了州議員而鐵定移師馬來西亞。嘉美說要移居大馬,有一個身份比較方便,就是由婚姻關係所定義的太太身份。但嘉美始終是女性主義者,再三強調是自己選擇到大馬與凱倫一起生活,不是跟隨丈夫到大馬生活。影片的某一刻,江瓊珠問嘉美有否懷念香港,嘉美想了一下,眼泛淚光,再說不下去,這個鏡頭為嘉美的女性主義多添了一分「美麗與哀愁」。

嘉美拒絕定型的女性角色,活躍於馬來西亞民間活動,聲援及書寫不同的抗爭運動,例如沙勞越原住民的反水霸行動。有次在沙勞越與原住民婦女一起在廚房煮飯,江瓊珠問她是否喜歡煮飯,她特別強調自己平時不煮飯,只有這些集體有如公社般的場合,大家一起勞動她才有興緻。她邊參與活動邊採訪活躍分子,然後寫成書出版,名為《有些人行動,十一個馬來西亞抗爭故事》,雖然角色由從前在香港的勞工和婦女組織者變成現在旁觀的作者,但關注的議題並沒有兩樣。

在沙勞越原住民村落出現的還有陳允中,他是沙勞越人,政治啟蒙在台灣,早年特別關注原住民所受的苛待,甚至為此而哭泣,為此與家人一度冷戰,後來在香港的大學任教,並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抗爭。馬來西亞出生成長,台灣、美國留學,香港生活,他示範了跨國界的經驗。左翼的國際闗懷是一個原因,結識了香港的伴侶也應該是推動他把關注焦點移至香港另一的主因。導演江瓊珠常感嘆,原來希望影片多點浪漫氣息,但政運社運的伴侶開口閉口就是政治社會的大事,很少觸及「兒女私情」,令自己的構思落空。

但導演不必感到失落,若劉嘉美的女性主義實踐與掙扎,陳允中對人類平等的執著與激情不夠浪漫,還有一位比較obscure的受訪者區美寶。 

不少看過《我們在此相遇》的當地朋友都認為區美寶與其他受訪者格格不入,覺得她坐在香港國際特赦辦公室,憶述當年營救被囚禁反對派領袖蔡添強的遭遇及感想,是影片最沒有互動最冷場的部分(可能因為沒有區美寶與蔡添強相遇,沒有兩人的現在式)。但不知怎的,灰記第一次看影片時,卻被Mabel那種看似淡然的表述所觸動,逝去的政治與愛情追憶起來更添哀思,抑制著的記憶更顯淒美。果然,導演江瓊珠透露,聆聽Mabel的馬來西亞故事是她拍攝這影片的最大動力,沒有Mabel就沒有《我們在此相遇》。而電影最開首的設計,在片名《我們在此相遇》出現前,現已貴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的蔡添強在一個淨選運動場合以馬來語發言,和Mabel的追憶交織,差不多有著為影片定調的作用,足見導演對Mabel獨白之情有獨鍾。

美麗的怡保

《我們在此相遇》除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與風情,也有近年香港人熟悉的場面,嘉美參加過的基層婦女與勞工行動,凱倫在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時參加過的反世貿,陳允中參與過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雨傘運動,為朱凱迪與羅冠聰助選等。不但馬來西亞的朋友,香港的朋友也會感到似曾相識。

如果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官方主導的上層政經遊戲,《我們在此相遇》所描述的就是民間/個人自發的「一帶一路」,相互為了民主、人權、公義,為了對抗政權的壓逼而作的連結與交流(當然這種連結與交流絕不會被習近平及梁振英所認可與贊助)。因此,在中國猛烈推銷「一帶一路」之際,選擇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首映,別具意義。事實上,當地的社運/政治活躍分子都異口同聲指中國利用投資欲政治上影響馬來西亞昭然若揭,絕不是習近平所說的互不干涉內政。例如前年禁止梁國雄和黃之鋒等入境參加六四紀念,雖說是馬來西亞政府的決定,但壓力卻是來自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今日中國的干預可能只是驅逐外國人出境,明日可能就是逼害馬來西亞當地人。當年中國以「共產主義」之名輸出革命,今日中國以資本主義之實輸出威權專制「價值」,當然這些「價值」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方與上層與中國官方的共同「價值」。

《我們在此相遇》片末有Mabel參與中國709大抓捕一周年到中聯辦抗議的活動,也有維園六四集會,香港與馬來西亞的民間情誼,也避不了中國因素。因此,在當地放映看似與馬來西亞人無關的《709人們》也有一定意義。有興趣看講述15年7月9日中國當局開始瘋狂抓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影片的,都對中國的強大深感憂慮,除了人道主義的同理心外,專制獨裁的中國坐大,並積極發揮影響力,只會令威權的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政府更肆無忌憚,或更有藉口濫權。有組織放映活動的馬來西亞人告訴灰記,他們這次沒有在華社宣傳放映《709人們》,其中一個考慮是怕中國大使館知道了會作出干預。這是否他們過慮,灰記不得而知,觀乎梁國雄與黃之鋒的遭遇,他們的說法也不無道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放映抗爭電影別具意義。

最後灰記想說說,當梁振英推「一帶一路」獎學金時,大部分的反應都是嘲笑此舉荒謬,為何不鼓勵學生去歐美交流而去貧窮落後的國家,這是十分典型的中產思維。但灰記總覺得,世界不只有歐美,學生多看看不同的世界不會有害,老師和家長要做的是鼓勵他/她看事物要有批判思維,不是照單全收。對關心反對政治的人,即使最高壓的國家,也總有異議者,總有人文關懷的學生。中國不是有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者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實幹著嗎?有心的老師,何不鼓勵學生利用獎學金,在「一帶一路」尋找與官方論述有所不同的故事(或讓多些歐美國家以外的學生來香港交流也不壞)。

好像在我們的「一帶一路」最後旅程,在威權的新加坡,於曾被政府打壓,充滿歷史滄桑的南洋理工大學(前身南洋大學)的一個演講室內,來自香港的有心教授,連續兩日為當地和來自馬來西亞,以至中國的學生與市民,放映包括江瓊珠的《我們在此相遇》、《幾乎是,革命》、《愈抗爭愈美麗》,以及《709人們》等的抗爭紀錄片,也算是民間對官方「一帶一路」的一點顛覆吧!

王振民,除了服侍專制政權,你還懂什麼嗎?

每次聽共幹的粗暴發言,都令人無名火起三千丈,說的就是那個中聯辦所謂法律專家王振民。少一點歷史、政治知識,可能很容易被這個中共「護法」嚇倒。據不同傳媒報道,他在一個「一國兩制」研討會表示「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形容是將中央逼到牆角。這就是典型的思想入罪,是習慣了言論自由的香港人難以想像的,其實王振民這樣說,香港人感到心寒才是,「乜料呀?講吓都唔得呀!諗吓都有罪呀!」

這些充滿中式大家長思維的黨國極權主義者雖然口口聲聲人民,但從來都把手無寸鐵的人民不當人,頂多是「子民」。所以無論大陸人還是香港人,能「好好活著」就是他們共產黨大家長的恩賜,所以香港這一制之所以能運作,是共產黨的寬大和好意,你們香港人要知恩圖報,要識做,不要諸多要求什麼民主普選,所以不斷粗暴釋法,所以抛出「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國家主權及全面管治權」。

現在香港人愈來愈清楚,鄧小平當年願意與英國人簽訂聯合聲明,實行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當時中國在共產黨各方面的折騰下(先不去說大饑荒和「文革」等所造成的大規模死亡和人道災難),整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百廢待舉,極需要香港和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毛式空想「共產主義」實驗失敗,鄧小平在保住毛澤東這塊共產黨神主牌之餘,決定經濟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結果在沒有任何權力制衡下,最終發展成今日共產黨壟斷一切的權貴/國家資本主義。不過,當年共產黨內外,多少有一些反省毛澤東/共產黨極權統治禍害的人,有些敢於揭露共產極權真面目,要求民主的,如魏京生,被判十多年牢獄重刑(已比毛澤東時代要殺頭有所進步),有些戰戰兢兢的要求體制內改革,共產黨有限度放權。1989年北京學運是改革力量與保守力量矛盾的總爆發,結果政治上極保守的鄧小平利用軍隊浴血北京,以屠殺方式把這場民主運動鎮壓下去,並在黨內進行大清洗,把任何政治上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員幹部清洗掉,但仍逼迫接替趙紫陽做當家的江澤民走資(1992年南巡講話)。

對那些享受著權力和經濟利益(先不說貪腐)的共幹,現在是最好還是最壞的時候?香港主權回歸這二十年,中國一方面經濟取得空前成就,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國際舉足輕重的大國,但另一方面,貧富/官民差距日大,社會矛盾更深,被剝奪土地、生計的人民抗爭不絕,表面繁榮富強下共產黨最高層經常提醒黨員再沒有危機感,會「亡黨亡國」,對異議者和維權者動輒控以「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也許共產黨的危機感是真實的,不願與人民分享權力,接受人民監督,黨內已沒有任何改革力量,只能利用恐怖手段加利誘令人民就範,延續其統治,一旦再沒法利誘(經濟出現問題),恐怖手段失效,如洪水般的民憤只會衝崩中共政權。

所以,當王振民說全世界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香港,他只是說對了一半,因為香港此刻仍然有言論自由,批評中國的不合理現像,特別是共產黨的專橫是應有之義。在任何民主社會,人民都享有辱罵政權/制度的權利,如果大陸人同樣享有言論自由,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一定回歸大陸,因為他們才是直接體驗共產黨統治的人。而且王振民沒搞清楚,「辱罵中國制度」表示香港人還關心中國的發展,還希望中國的制度有所改進,所以不存在「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人民沒有義務尊重和敬畏政權/制度。

王振民著香港人不要批評中國制度。首先,中國現在這個政治制度並不是「人民確立」,王振民所講百多年來中國「發生兩次重大的政權輪替」,第一次相信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清室遜位,中國建立亞洲所謂第一個共和國,此後的民國政權並不穩固,形成南北對峙局面,1927年國民黨的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北伐途中清黨,屠殺大批共產黨人,此後國共成了死敵。在蔣介石國民黨追剿中共至西北延安之際,共產黨藉日本侵華及西安事變站穩陣腳,並藉「聯合抗日」休養生息並擴軍,在內戰中戰勝厭戰的國民黨軍隊,一舉推翻國民黨政權,即王所說的第二次政權輪替。

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期間,中共不斷宣傳中國要民主,要美國式民主,不斷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貪腐,人民受苦沒自由。如果說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是當年共產黨的政綱,它顯然沒有兌現承諾,在民主社會,沒有兌現承諾的政權會被人民用選票趕下台。王振民要人民(無論香港人還是大陸人)尊重敬畏政權/制度,是因為他是獨裁專制政權的馬前卒吧了。真正比較讓華人感到驕傲的政權輪替發生在台灣,因為它是用和平方式,由人民一人一票決定的政權輪替,是台灣人民付出血的代價爭取回來的民主權利,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與人民扯不上關係的帝王式,或曰流蔻式政權輪替。

再回到「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再加上「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這兩句話,再聯繫王振民的老頂,不論胡錦濤還是習近平,你一句我一句「亡黨亡國」來看,共產黨杯弓蛇影的缺乏自信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這也是所有獨裁專制者的通病 ,而一心想學做毛澤東的習近平,只會將這種妄想症推至極致。

不要說鼓吹港獨只是口水,即使付諸實行,只要不涉武力,也不會出現威脅國家存在的情況。(難道中共自知如十九世紀末的清室般,所謂百萬大軍和航空母艦下海都如當年的北洋艦隊般不堪一擊,所以怕得要死?)而在任何民主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所謂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無日無之,地方首長也不一定要賣中央首長的帳,屢見不鮮,王振民只是嚇唬嚇唬那些沒有歷史、政治知識的人而已。在這個博客講過多次的沖繩反美軍基地/琉球獨立抗爭,當沖繩與本土日本出現矛盾時,沖繩人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小小的縣民而對日本中央心存敬畏,沖繩首長也不會因為自己官小而要對首相唯唯是諾。由沖繩人民直選出來的縣知事翁長雄志,不需要對首相安倍晉三必恭必敬,還逼得安倍要跟他見面,談邊野古美軍基地問題,雖然各自表述,安倍堅持邊野古基地要繼續興建,翁長堅持要停工,要美國撤軍。而最終日本中央以大壓小,工程繼續,翁長沒有退縮,甚至參加了沖繩人民的示威集會。而伴隨反美軍基地而生的琉球獨立運動也是方興未艾,沖繩人可以獨立作為政綱參選,不怕被DQ,沖繩人要求獨立,沒有日本官員說「令國家感到心寒」,關鍵還不是日本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國家嗎?

至於有中國黨國主義者公開說(相信王振民還不敢公開說),因為沖繩原本是琉球王國,被日本藉廢藩置縣而吞併,沖繩人有權要求獨立。灰記勸這些人還是少開口為妙,否則就會進一步暴露天朝黨國主義的醜陋,因為同一邏輯完全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彊,特別是前者,本來就是一個神權國家,直至1951年,他們的統治者在中共軍隊「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實行所謂「一國兩制」,但西藏人民在中共強迫「改革」中抗爭不絕,1959年一次起義,導致其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選擇流亡。現在西藏人不要說要求獨立,就連宗教自由也被剝奪,母語和文化正被消失。那些天朝黨國主義者同情過西藏人嗎?為什麼不同情?難道中國搶奪回來的就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國土,他國搶奪回來的就是殖民帝國侵略得來的土地?

再舉英國數年前容許蘇格蘭獨立公投,以至加拿大魁北克省曾先後兩次舉行獨立公投的例子,「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或「若這個安排令國家感到麻煩,成為一國的障礙,甚至威脅國家的存在,任何國家都無法繼續兩制的安排」都不是必然的。香港面對的困境是主權要回到一個獨裁專制國家,所以當年英國「拋棄」香港人時,「道義」上也要與中國談出一個讓他們認為香港人可以放心的方案,好讓他們體面下台。而中國當年也多少有自知之明,如果宣布九七直接統治香港,港人必爭相移民逃難(特別發生六四屠殺之後),對剛想重投世界資本主義,準備「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中國是一大打擊,因此有了「一國兩制」這堵防備專制中國的「防火牆」 ,但這堵「防火牆」在專制中國主權下防火性能註定十分有限(因為專制是有慣性的,很難自制,再加上香港實在有太多向專制者獻媚的人),現在是香港人「火燒牆腳」多於「將中央逼到牆角」王振民根本是本末倒置。

而回到「港獨」,現在無論王振民及其他共幹,或獻媚幫閒如何疾言厲聲,也「挽回」不了香港年青人對專制獨裁中國不信任以至厭惡所產生的「離心」 。中共及其香港代理或許只能透過洗腦教育期望灌輸現在還是小孩的香港人一顆「天朝黨國心」,但相信也會遇到家長們的抵制。而事實上,他們現在表面上是針對「港獨」,實際針對的是所有認真要求自治,爭取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政治權利的人--共幹和幫閒不只一次指港人爭取普選是要顛覆國家,是外國勢力的圖謀等。香港人,尤其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世代,對「一國兩制」的承諾本已充滿疑惑,眼見現在中共變本加厲的踐踏香港一制,如同他們奪取大陸政權後已輕易違背承諾一樣,怎會有心情「面向祖國」。

況且,港人無論如何忍讓,識做,也滿足不了專制獨裁者的胃口,他們今天針對的是「港獨」,明天「民主自決」,後天「民主自治」⋯⋯最後是權利被侵害的反抗者(現在中共在港代理不是一方面說要「大和解」 麻痺傳統泛民,一方面藉DQ和檢控打壓自決、自治和進步民主派嗎?)整個「新中國」的歷史教訓仍然歷歷在目。相信不少香港人對處境感絕望而求退,所以有所謂第二、三次移民潮(其實大陸人不也一樣,有點錢和能力的都想著移民或安排家人移民)。至於留低者是否「坐以待斃」?灰記只能重申,大陸如此高壓下,依然有維權人士、維權律師、709 家屬,在殘酷政權面前堅強地,有尊嚴地活著,香港人需要那麼絕望嗎?

暴動罪「重判」的啟示

去年年初二旺角騷亂,梁振英政府定性為暴亂,三十多被捕者均被控以暴動罪,當中包括「本土」派頭面人物梁天琦及黃台仰,及已解散的學民思潮成員林淳軒等 。去年下旬開始,兩名示威者襲警罪成分別被判監三個月和九個月,然後一名示威者用磚頭擲向警員令其膝蓋受傷,被判十八個月感化令。到了今年三月十六日,暴動罪被正式派上用場,三名示威者率先獲罪判監三年,以後的審判陸續有來。

兩名學生和一名廚師被判監禁三年 ,相信是九七後示威者被判最重的刑罰,因而惹起網上不少批評的留言。最「熱門」的是比較此案和七警案,質疑打人比投擲雜物判得還要輕,政治檢控,司法不公云云。

有法律界朋友跟灰記解釋為何擲物比傷人判得重,主要還是看「罪行」的性質,暴動罪涉及「公眾利益」,是用來阻嚇破壞社會秩序,挑戰統治權威的刑罰,所以量刑比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罪行還要重(前者最高刑罪判監十年,後者三年)。如上文所示,當晚一示威者以磚頭擲傷警員,亦只以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判18個月感化令。

示威者被判重刑,相信不少人會對一向被港人推崇的法治, 法庭成了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最後防線的說法等, 要再三思量。作為左翼,灰記從來都認為法律是統治者的工具,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法律最終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法庭、檢控部門、執法部門都是透過「維護法紀」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䇄立不倒。當然,九七後多了一個中國「極權」之手的因素。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社會因為人民不懈的抗爭,發展了法律保障人權的部分,加上人民爭取得來的普選權,可以選擇不同的執政黨。不過,絕大部分的執政黨都依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不在話下(當然西方的資產階級可以振振有辭,這是人民的選擇),只是在憲法和人權法下,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得到一定保障,但仍然有破壞社會秩序、叛國等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罪行。例如2011年英國騷亂,就有人被控網上煽動破壞公安(inciting disorder),判監四年,比香港這三人參與暴動判得還重。而抗爭一涉及暴力而非和平表達,無論如何民主的資產階級社會,法庭都必定嚴陣以待。

民主社會都尚且如此,從來不是民主社會的香港怎會更容忍暴力抗爭。殖民地時代的香港,說得好聽點是威權統治,難聽點就是總督一人獨裁,儘管可能出現過不少「仁慈」的總督/獨裁者。而公安條例一直是壓制人權的惡法。最近不少人談論的一齣名為《消失的檔案》的紀錄片,講的是六七暴動。而六七暴動,就是港英利用公安法鎮壓香港左派「暴力抗爭」的最活生生例子,當中教訓何其多。

當年有些被稱為少年犯的被判刑者屬未成年的中學生,很多都沒有參與暴動,因為讀左校而無辜被針對,監禁刑期長至一、兩年。幾十年過去,他們依然憤憤不平,覺得港英司法不公,政治打壓云云。如果大家能客觀一點,就可以發覺當年不少左派群眾就像現在那三位被判重刑的示威者一樣,因為嚴苛的法例而獲罪,他們甚至完全不涉暴力,可能只是高喊兩聲「毛主席萬歲」,身上有傳單,或在校內派傳單等,在今天看來完全是正常的意見表達,卻因此而要在監獄待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

當然,當年傳統左派所講的「以暴易暴」,很多非共/反共香港人不會認同,灰記亦非要為傳統左派翻案。左派當年的殺人暴行,對香港社會的破壞當然必須受到譴責,而左派的共產黨領導煽動,甚至強迫很多「無知」群眾以身犯險,然後用完即棄更是邪惡。然而,大家同時也不要忘記殖民高壓統治的性質(有一些左派群眾是被警察活活打死的),只是相比大陸「文革」的恐怖統治,香港人情願接受一個lesser evil統治而已。 而即使後來麥理浩推行改革,公安條例依然嚴苛,警察依然好惡,申請示威未必批准,未經批准的和平示威分分鐘遭殃,例如1978年(?),爭取上岸的艇戶和聲援者坐旅遊巴到中央警署請願,車到銅鑼灣海隧出口已被警察截停,整車人被捕,直接送去中央警署。1970年代初的保釣和平示威,學生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更被寫入香港抗爭史冊。

其實整個港英殖民統治,1980年代以後才算「真正」寛鬆,而人權意識和政治意識較彰顯應是89北京學運之後的事,然後就到了末代港督肥彭十分短命的「民主之春」,香港人在主權回歸中國的陰霾下,不用爭取,而是因為「六四」之後英國對華策略的轉變以及大英帝國「光榮撤退」的需要下,肥彭讓香港人短暫享受類西方民主社會的制度,包括大幅度修改公安法。然後在主權交接的前後,由北京把持的臨時立法會,恢復港英威權時代的公安惡法,以備不時之需。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北京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的確做到深謀遠慮,預期香港人「人心不歸」,預期香港人抗爭不斷。而作為威權/極權統治者,中共絕不願意看到不「聽話」的人民可以如斯不受控制。香港雖不直接受中共統治,但透過可操控的小圈子㨂選他們屬意的行政長官,透過一半功能組別的立法會選舉,因而保證保皇議員佔過半把持立法會,透過公安惡法打壓異見 ,已屬老生常談。

只要留心一下近十年的轉變,一群80後不甘社運/政運無突破,以立足本土作號召,從保育社區/保衛天星皇后開始展開「新型抗爭」,以堵路、佔領等代替以往泛民遊行完散會的傳統示威方式,示威者與警察的衝突日增,不過示威大致仍維持非暴力方式。而警方針對示威者的拘捕與檢控亦增多,特別外號「秃鷹」的曾偉雄擔任警務處長之後。

然後反高鐵運動失敗後,一種更「激進」的本土思潮湧現,在黃毓民、陳雲、練乙錚、李怡等理論導師先後鼓吹下,「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和理非非冇X用」等的示威觀進佔更年輕者心中,因為受理論導師「鼓舞」而「勇往直前」,更不屑和平示威的「軟弱無力」。雨傘運動爆發後,「勇武」派與傳統的抗爭手段更格格不入,而警方對付示威者所施行的暴力亦早已升級,胡淑噴霧被濫用,警棍的使用更頻繁,拘捕和檢控亦到了泛濫的地步,令示威者與警察的矛盾更形尖銳 ,最終爆出去年初的旺角騷亂。旺角騷亂一度令「勇武本土」派氣勢大增,梁天琦藉「暴力抗爭有用」論亦人氣急升,新界東補選挑戰泛民代表楊岳橋,高票落敗。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三人入局。至於兩人被DQ,「本土」派被重挫則是後話。

「本土」派一些頭面人物因旺角騷亂而獲得政治本錢,代價是三十多人被控暴動罪。而提出「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的理論導師,在吹捧「勇武」年輕人「勇往直前」的同時,有否提出過忠告,因為「勇武」的代價並非人人付得起,有否聲援過旺角騷動被捕者?

此刻,灰記又記起《消失的檔案》的其中一位受訪者劉文成。他是當年左派暴動參與者(其實只是參與罷工)最有反省能力的一員,撰寫自傳之餘亦願意向傳媒講述他的六七經歷和反思。他本來是中共地下黨員,因為參與罷工而失去水務局的「高薪厚職」。不但如此,他與數名左派人士後來因離職仍擔任工會理事而被勞工處檢控,本來認罪便可罰款了事,但左派上層要他們堅持「三視」(仇視、篾視、鄙視)港英法例的原則,「坐監便坐監」。劉說:「這是鬥委會和工聯會給我們的任務,理解就執行,不理解都要執行。」劉文成與工友聽從、執行,繼續當理事,結果被法庭判監兩個月,送到芝麻灣懲教所,留有刑事案底。為了成就左派高層的所謂「正義鬥爭」,一生前途盡毀。而當時的鬥委曾承諾,會照顧罷工者的生活,但後來是要求他們自己找尋生計,他深深感覺共產黨過橋抽板的作風,從此不再相信共產黨。

他在自傳寫道:「當年領導鬥委會的左派,包括工聯會的人員,1997 回歸後搖身一變成為立法會議員或商官,是一批工人貴族。他們的言論顛倒黑白,例如:林彬之死不是左派責任、炸彈是港英押贓、今天港人的福利是反英抗暴的成績,好像搞多幾次港人的福利比現在更好。絕口不提復轉改後被遺棄工人悲慘生活和家庭困境,完全表現了他們是一批沒良心的人。」

當年鼓動別人不計代價抗爭的左派領導,九七後轉身成為權貴,統治階級的一員,繼續為當年打壓「自己人」的公安惡法護航,為日趨政治化的警察鼓掌。劉文成的反省,令灰記想起這兩三年鼓吹/慫恿暴力抗爭的人。至於他們會否有朝一日,如陳雲發夢成為香港國元首般,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灰記沒興趣推敲。但作為鼓吹/慫恿者, 有否親身到前線領導抗爭,有否清楚明白告訴抗爭的風險及後果?因為統治階級鎮壓異己的法律「唔係人咁品」,令人知所進退,卻是政治倫理問題。而當晚旺角騷亂,要求別人留下來「讓磚頭飛」的黃洋達,有否作出過風險警告,還是「係勇武就唔好問咁多」?那些理論導師有否想過「今次咁大鑊」,還是認為 「革命」要付出代價,但犧牲者不會是我?那兩位左派過來人李怡和練乙錚,有否想起六七暴動,想起很多左派群眾都是被誤導被煽動而出事,有否想起當年的「反英抗暴」、「革命形勢大好」、「港英不低頭便走頭」的口號,與今日的「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港獨建國」有很多可比較之處?

當然理論導師可以反駁,他們不比當年的左派領導,左派領導與群眾有從屬關係,他們只是評論人,與「本土」青年沒從屬關係。但難道寫文章鼓動別人就沒有半點責任?

此刻灰記再想起雨傘運動期間很流行的沒有大台,沒有人可代表我的說法,但原來暴動罪是「集體負責」,若法庭定性為暴動,即使參與者只是跟大隊,沒有作過任何破壞和襲擊舉動,也一樣要承擔暴動的罪責。換言之,參與抗爭就沒有個人主義,而是一個集體,是要講倫理的。 而以往泛民也好,80後「新型抗爭者」也好,都明白這個道理,即使不涉及暴力,一旦示威集會有機會變成非法(非法集結最高刑罰也要收監五年),他們的大台會作出忠告,不能承受被捕風險的可以離開。這都是起碼的政治倫理。

而即使自己衡量過風險,願意為暴力抗爭付出代價,也不能勉強別人同行,這也是起碼的政治倫理吧。想想直接面對共產黨統治的大陸維權律師/人士,他們很多依法抗爭都是自己付出代價(被關押被酷刑),不涉別人,這是成熟負責任的表現。

未知那三位被判「重刑」的示威者,那其餘三十多位被控暴動罪的示威者,那些覺得判刑重的人,其實有否想過「暴力抗爭」的風險問題?而梁振英上台後,香港的「威權」管治更變本加厲是有目共睹,亦符合共產黨的盤算。預期無論林鄭月娥還是曾俊華上台,這種「威權」管治只是程度上的分別,共產黨要收緊對香港控制的大趨勢不會有改動 。選擇抗爭的人,無論和平或暴力,一旦選擇挑戰法律,代價只會愈來愈大。

而當抗爭代價愈來愈大時,無論政治陳義如何高,為別人負責的政治倫理更形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