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罪之城

七月一日「港版國安法」生效,香港正式「退化」成思想審查、以言入罪的社會,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香港官員及北京涉港官員不少人大常委「上身」,隨時隨地為「國安法」「釋法」,或法官「上身」,說這違法,說那犯法,恫嚇港人成了他們的新業務。至於被恫嚇的香港人自有不同的應對方法,表面上,一切如常,在這「武肺」第三波爆發,疫情急轉嚴峻之前, 忙於工作、忙於逛街消費的港式生活好像不曾改變,但其實不盡然。

持續了近一年的「和你shop」行動,在「國安法」下仍然沒有完全止息。這種「和你shop」行動是將港人喜愛逛商場的習慣結合示威抗議活動, 逛商場和抗議活動「融為一體」的港式抗議方式。 在香港未曾實施戒嚴/宵禁下,無論警權如何大,警察也不能隨便禁止市民逛商場,進入商場的市民可以乘機參與網上群組號召的活動,通常都是舉舉標語和呼喊一下口號的「和理非」活動,旨在提醒市民不要忘記抗爭、不要忘記被捕被判刑的「手足」,這些活動不是毫無風險,很多時會引來大批「防暴」警察截查,特別年輕人更容易受針對,不少被截查者受到警察暴力對待,被濫捕,甚至被檢控(不過,有時「和你shop」活動也會「順利完成」,沒有人被捕,市民喊畢口號順便逛商場)。

除七月一日數以萬計市民上街抗議「國安法」的實施外,上星期,灰記就目睹觀塘一商場有大批市民舉白紙抗議「國安法」以言入罪,但就不能避免被截查被捕,但參與者仍無懼地呼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句被港府「定性」為有港獨含意的「違法」口號,以抗議政權的「欲加之罪」。及至7月11和12日民主動力等機構所舉辦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恐嚇或違法,初選前一夜,警察到負責電子投票工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所謂個人資料外洩,擾攘了一整晚,導至首日投票要延遲三小時,但仍無阻61萬香港市民前往全港二百多個民間票站投票,投票過程大致順利,政權在那兩天基本冷處理,警察和政權支持者沒有借機鬧事,大概因為有人不想「弄巧反拙」,激發更多市民出來投票。

不過,投票完成後翌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行政長官和中聯辦先後發表類近聲明,指初選破壞選舉公平、洩露個人私隱、涉嫌違反限聚令,35+聲稱進入立法會後否決財政預算案,實行「攬炒」,「該等行為已涉嫌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即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擾、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中聯辦更警告不容「外部勢力」操控香港事務,支持查處有關「違法」行為。然後是港澳辦於十四日登場,指「初選非法操控選舉、挑戰基本法國安法、想推翻港府奪權。戴耀廷是外國勢力代理人」。最後選管會也要發聲明,但措辭相對溫和,只表示初選非立法會選舉的一部分,提醒留意「國安法」罪行條文。

正如舉辦初選的有關人士如戴耀廷、區諾軒、鍾劍華等在記者會所言,建制派自己都有就選舉協調,民建聯就搞過初選(其實每逢選舉,中聯辦在幕後「指揮」建制陣營進行選戰,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物),為何提供一個初選平台讓民主派選民選擇參選人,會造成選舉不公。事實上,前往投票的61萬市民,在立法會選舉都只會投給無論「泛民」、「抗爭派」、「本土派」的非建制候選人,不會影響建制派的選情,說破壞選舉公平,又是「欲加之罪」。

至於洩露資料,完全是無中生有,因為投票者不會輸入姓名,只輸入部分身份證號碼,也不會輸入住址和電話號碼,何來洩露個人私隱?若當局認為有票站違反限聚令,為何不即時執法?過去很多日子警察都十分積極執法,以制止市民聚集示威抗議,為何這次不「果斷」執法?其實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出,只要市民保持1.5米的距離,無論多少人聚集都不會違反限聚令(當然警方可用嚴苛的「公安條例」控告非法集會),過去只是警察濫權濫發告票而已。再說到否決財政預算案,一直以來,對政府、議員提出的法案,以至財政預算案,議員都可以隨個人或政黨的意願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這是立法會的職能,亦是議員根據《基本法》行使的職權,希望取得多數議席,利用否決權去逼令政府讓步,答允訴求,這是民主政治的實踐,因為你擁有多數的民意,為何有了「港版國安法」,議員行使職權,作出民主政治實踐,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對財政預算案投反對票為何是「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擾、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呢?難道要將立法會「人大化」,將香港議會變成橡皮圖章(其實一直以來由建制/保皇勢力佔多數的立法會,與橡皮圖章已分別不大,只是民主派還可以表達異議吧了)。而一個純粹本地某一政治陣營(說它反對陣營也好,被打壓陣營也好)的活動,硬扯上外部勢力,這一切不是「欲加之罪」,又是什麼?

香港「太上皇」中聯辦已開口「支持查處有關違法行為」,港府收到order後會否針對民主派初選作出一連串拘捕/檢控行動,拭目以待。一般認為,即使沒有拘捕行動,部分(還是全部?)初選候選人被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則幾可預期。而取消資格的理由也必定是莫須有,必定是「欲加之罪」!

這種思想審查,並不局限於針對政治活動,就是大家平時可以自由看的書、電影……聽的音樂,現在開始要由政權把關,決定你可以看什麼、聽什麼,公立圖書館已將數本官方認為有問題,違反「國安法」的書籍下架,成為禁書;教育局局長禁止在學校播放香港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路透社訪問了一位獨立出版商,將新書內的「革命」二字改為「示威」,指無奈作出自我審查,以免觸碰「紅線」,而原定七月中舉辦的香港書展(現已延期),主辦者也提醒參展商不要展示/出售有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書籍,至令有書商實行自我審查,放棄出售有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書籍。

電影方面,灰記最近亦近距離見證電檢處利用行政手段,令一齣電影不能於藝術中心上映。事緣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製作了一齣名為《709伙伴》的紀錄片(灰記是製作人之一),準備在過了去的7月9日,709大抓捕五周年的當晚於藝術中心古天樂影院舉辦籌款首映,因為涉及在影院售票,須事前將影片送電檢處檢查,香港電影檢查制度是將影片分級,由一級適合所有年齡人士觀看,到三級只限年滿18歲人士觀看,絕少禁止影片上映(印象中港英時代曾禁映過一齣講文革青年偷渡香港的《再見中國》,原因大概是不想令中國政府不快,不過,多年後也解禁了)。

電影約六月中送檢,電檢處六月底依然沒有告訴送檢結果(一齣不涉性和暴力,不涉黑社會或社會道德爭議,只是講述中國大陸維權律師及其周邊人物的紀錄片,實在不明為何要評級如此困難)。因為距7月9日放映已相當近,關注組的職員遂向電檢處查詢,電檢處說要職員補交資料,並諸多刁難,關注組最終於7月3日決定撤回電檢申請,取消放映。

其實前年709三周年,關注組也曾在藝術中心放映《709彼岸》,題材也是涉及流亡海外的維權律師家屬,並沒有如今年的遭遇,影片順利獲通過放映。今年電檢處雖無明文禁映,但行事違反常規, 不禁令人想起「國安效應」。

這件事由英文《日本經濟新聞》披露,受訪者包括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和劉慧卿,灰記也有接受探訪。在與日本記者交談間,他多次問到怎樣面對新環境,怕不怕。灰記也只能說,想得多的話,可能連跟他說話也有風險,因為不知會否有一日被打成「勾結外國勢力」。事實上,「國安法」下,身處香港的外國人也不能倖免,外國駐港新聞機構也憂慮隨時觸犯「國安法」,《紐約時報》已決定將在香港的部分運作遷往韓國首爾。

既然想得多會變成什麼也不敢做,倒不如多點「平常心」,因為欲加之罪,防不勝防。無人能預計這座「加罪之城」會否及何時演變成「無聲之城」,或是只許為權力唱讚歌的「一言堂」社會 ,因為無法估計多少人繼續拒絕沉默,多少人拒絕加入權力讚歌,以至告密者的行列。但無論如何,面對逐步失去自由的「新常態」,這種「平常心」能堅持多久,也是很實在的考驗。文研學者羅永生接受《明報》訪問時,指港人可借鑑東歐集團國時期捷克的經驗,做一個忠於自己的人:

「當時捷克『正常化』的趨勢,人愈來愈放棄問自己這些問題,造成一種風氣,連最後一點都守不住。」要堅持問什麼?「你是否活得忠誠於你自己,活得consistent。所謂身分、自我認同,就是關乎你是否始終如一,對不對得住過去的你。這對我有很大啟發,世界亦然,人們開始出賣自己時,世界就會淪陷。當有很大力量把我們推向另一邊,做不到大事,便守住位置。哈維爾也告訴我們要關心身邊的人,互相支持,當時很多地下文化都是各自圍爐,但圍得來有公共性,不是敏感事全然不談,只關心私人問題,不是幾個朋友聚埋日日打麻將不理世事。勇氣,就見於這些貼身的事情上。」

其實說到借鑑經驗,更貼近的倒可能是中國大陸的維權/抗爭社群,灰記對日本記者說,5年前709大抓捕,律師群體被大規模鎮壓(好像大陸的「國安法」在這年實施?),五年後,仍然有不少曾被打壓的人繼續發聲,當局並未能完全滅聲,看著709(或者其他抗爭者)的社群的不屈不撓,香港人為何要主動選擇噤聲。

在「國安法」下不安的思緒

一個衝著全港七百萬人人權自由而來的港版「國家安全法」,市民不但完全不獲諮詢,有份通過法例的香港人大代表,原來在「必須」投贊成票時並沒有機會詳細看過條文,至少港區人大常委唐英年如是說。這是「國家至上」的極至表現,不要問,只要贊成,只要相信國家相信黨!

2020年6月30日,香港不同傳媒報道,指消息稱全國人大早上閉幕前通過港版「國安法」,稍後中國官方喉舌才證實人大全票通過「國安法」,但沒有公布條文(中國當局直至深夜才公布條例細節),而到通過時也沒有資格看到條文的特首林鄭、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以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卻要開記者會大讚「國安法」如何如何穩定社會、港人自由無損云云,活像一齣黑色鬧劇。

這是一條凶猛的法例,因此香港的抗爭者以惡法形容之。公布條文後,本地法律學者張達明更形容法例比他最壞的想象還要壞。很多論者已先後論及法例對香港的人權自由有何嚴重影響,如以言入罪;如「國安法」凌駕《基本法》,令《基本法》形同廢紙;如大陸國安可在港執法,而不受香港法律規管;如長期拘押、秘密審判;如「特殊」案件,被告送回中國大陸審理等,都是港人十分陌生和懼怕的。

港版「國安法」就像向香港人投下「天羅地網」,無處可避。因此,灰記一些平常並不積極討論政治的朋友 ,在灰記詢問下,也發表意見,「啲官成日話你唔犯法驚乜嘢,大佬呀你而家收窄緊我自由,我平時做開、做得嘅嘢,而家做犯法噃。咁你聽日話唔准我地出街,我地以後都唔出街吖?」惡法和苛政一樣,不用什麼法律專家、政治學者,普通人都能明辨。

而所謂「天羅地網」,就是2014年中共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現在終於透過港版「國安法」落實,香港人在中國主權下的一些微妙的自主空間迅速消失,因此有人,包括外國政要,稱香港的「一國兩制」壽終正寢,亦有人形容現在香港是「二次回歸」,社會瀰漫著一遍恐懼和絕望的氣氛。灰記作為香港一份子,心情當然也不會好到那裡。

自然地,不少朋友打算移民,一些已實際行動,更有一些是「二次移民」 ,去了外國入籍後回流香港,現在又要再到外國生活。而英國政府宣布,「為了履行對香港的道義責任」,准許持英國(海外公民)護照持有人到英國停留及工作五年,再居住多一年可申請公民身份,一些國家如澳洲亦打算接收來自香港的難民,未知這會否掀起另一次移民潮。

香港從來都是難民/移民社會,「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這裡的人來來去去本來十分自然,只是這次可能的「移民潮」多少帶有一份沉重感,因為經過這幾年,特別是經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這塊土地的身份認同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他們不惜以身犯險,被拘捕、被暴打、被性侵、被檢控收監,不一而足。在政權愈來愈高壓,表達自由愈來愈受限制下,他們喊出「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以及「民族自強」等口號,這些也是這次「國安法」特別針對要取締的口號(7月2日香港政府發聲明,指「反送中」運動最多人喊叫的口號之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含有港獨、分離和顛覆的含意,違反「國安法」,香港人的言論自由進一步受踐踏)。

「港獨」旗幟近幾年經常在遊行集會看得到,去年「反送中」運動也屢屢看到這些旗幟與美國旗並列,然而,灰記記憶所及,這些口號在去年「反送中」運動並沒有人叫喊,是近幾個月才出現。灰記猜想叫喊此口號的人是因為覺得中共違背了「一國兩制」的承諾,香港只能自尋出路,又或者認為香港年間急速的「敗壞」,正好引證「一國兩制」從不可信,只能「獨立」於「一國」。

灰記並沒有叫喊過這些口號,因為從來不相信民族主義,不相信中國民族主義,也不相信香港民族主義,覺得這種充滿排他性的意識型態很容易走向極端,歷史的教訓比比皆是。最近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就說過,國家、國族主義是過時的東西,現在更重要的是全球70億人的共同命運(大意),事實上,資本主義走到今天,貧富差距之巨大、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猖獗,套用共產黨的術語,「階級壓迫在國族主義的外衣下變本加厲」,加上資本主義無節制的發展,對地球產生無可挽回的破壞,有識之士呼籲思考另類出路(不一定是共產主義),正常不過。共產黨在鬧革命的時候不也曾「擁抱」國際主義,高喊「工人無祖國」、「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現在中共要走黨國/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將黨等同國,然後大肆灌輸民族主義,要求人民膜拜共產黨,實在是一種墮落。

說回香港,因為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擴張,垂老的清國不敵如日方中的大英帝國,這塊彈丸之地成了英國人對華貿易的基地,現在很多香港人懷念英國殖民統治,懷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英國準備光榮撤退前的「黃金歲月」。但英國人對香港百多年的統治並不總是「美好」,白人優越主義/種族隔離(華人曾被禁止住港島半山區)、殖民統治的專制本質等很多華人都領教過,華人要經過很多年的爭取才能改善待遇和地位。

但事物總是兩面,以至多面的,這塊彈丸之地,一方面華人長期被當成二等公民,另一方面卻又成為近現代動盪中國的避風港,甚至是革命啟蒙中心,孫中山在香港讀書受啟蒙,以至在香港設立革命組織的故事已經很多人講過; 然後民國時期,鬧革命的共產黨人也曾利用香港逃避國民黨的追捕,或在香港進行秘密聯繫等;及至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逃避共產黨統治的人、逃避饑荒的人,以至後來逃避抓捕的民運人士/抗爭者,都以香港為家或以香港為暫時避難所。

另一方面,共產黨亦清楚香港這塊特殊地方有其他中國城市不可替代的價值(至少曾經如此),因此毛澤東曾經訂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而相信鄧小平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時,其中一個盤算也是對這塊土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百廢待舉,不依賴香港不行。

而英國及後來代替英國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國,也視香港為窺視、探聽、接觸共產中國的橋頭堡。香港人就是在這些大國的夾縫中,微妙地享有一些自主空間,遊走於大國間的搏奕,即使主權回歸中國,仍然享有大陸人不曾享有的人權和自由。老一輩的民主派,如何俊仁、李卓人等,會認為香港因為歷史的原因,享有較多自由和空間,道義上應該關注、聲援中國大陸的抗爭者,所謂大陸苦難的同胞。事實上,香港不但是中國大陸抗爭者的支援中心,有一段時期,香港的抗爭亦啟發了大陸的抗爭,因此被中共視為顛覆基地,現在的「國安法」也有針對香港人顛覆中共政權的條文,以至一些一向從事關注大陸工人權益、聲援大陸抗爭者活動的朋友,也有所擔憂,估算可如何繼續以往的活動,但與大陸抗爭者站在一起的初心不變。

灰記對「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以及「民族自強」等口號之所以感到疏離,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香港獨立」的訴求,是源自希望與中國切割、對中國人身份的厭惡,以至對中國內地抗爭的不聞不問、事不關己的心態。這種心態與灰記所認同對大陸抗爭者的道義責任相違背。

在「國安法」君臨,香港人不再能在大國政治的夾縫中,微妙地享有一些自主空間,對大陸抗爭者的道義責任,會變成與大陸抗爭者一起面對同一,至少是類近的殘酷政治現實,灰記認為這樣更應關注,以至學習大陸抗爭者長期在「國安法」(以前是「反革命罪」)的羅網下如何存活,在所謂「二次回歸」的新常態下尋找自己的位置。

2020年7月1日,雖然整個城市瀰漫恐懼不安情緒,仍有成千上萬香港人,在佈滿警察、水砲車和裝甲車不斷巡邏的街道上,於充斥著水砲和胡椒噴劑的街道上遊走,靈活多變地反對「國安法」,反對加諸香港人種種的不合理限制。也許從今以後,香港人慣享的言論自由,包括上街的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香港人從過往微妙自主空間所發展出來的遊走精神,應不輕易就此消失。

也許香港「玩完」,大家仍能圍觀

六月十二日林鄭政權下令血腥鎮壓反「送中」示威,導致數十名示威者、市民受傷,更有示威者和傳媒機構的司機被布袋彈和橡膠子彈射擊,嚴重受傷。數以萬計示威者的包圍,再加上先前6月9日的百萬人遊行,只換來立法會暫停開會二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並不能阻止林鄭政權忤逆民意,繼續強推此條「送中」惡法,把香港推向深淵。

六月十三日中年午香港電台電視直播著一個畫面,大批記者及市民朝添馬公園向海邊方向狂奔,然後在一個平台下看到十多個警察圍著一個穿白恤衫黑西褲,時尚斯文的青年,要搜查他的背囊。在場數十名市民再加記者紛紛舉手機、攝錄機拍攝。有市民責罵警察濫權,有市民分別用中英文說警察侵犯人權、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有女社工看見被搜查的青年好像有點驚慌,要求陪同青年受搜查不獲接納。最終警察擾攘了約二十分鐘讓青年離開,當然亦搜查不出什麼。

然後電視直播連續幾個畫面都是警察專挑年青人搜查,引起公憤。市民圍觀指摘外,亦有議員質問警員為何沒有配帶委員證,這種警察濫權威嚇年輕人,市民/議員圍觀拍攝以作聲援的現象(當然記者在場拍攝亦十分重要),相信會持續一段時間。這令灰記想起數年前或更早以前在中國大陸還比較多出現的圍觀行動,就是有抗爭者在法院被審判時,民眾在法院外圍觀,影相或拍錄像;或是有什麼突發維權/抗爭運動,民眾圍觀拍攝,有時人數頗多。圍觀的目的除了聲援當事人外,也有互相取暖的意思,人數愈多,暖意愈高。但自習近平上台,大陸公民社會原本已相當狹窄的表達空間,進一步被壓縮,參與圍觀的代價愈來愈大,加上資訊受愈來愈嚴密的限制,圍觀拍攝作為聲援行動,知道和願意參與的人愈來愈少,很多時只有抗爭者的幾個朋友,而不是一些收到消息前來圍觀的民眾,例如709家屬的抗爭,給人十分孤獨的感覺。

回到香港,目前看,林鄭執意繼續強推惡法,保皇議員在中聯辦勒令支持下仍未有人脫隊,通過修訂引渡條例的機會依然十分高。而即使通過這條通往「一國一制」之路的惡法,至少在可見的將來,香港人的圍觀空間仍然存在,因為相信香港人的知情權和表達自由不會一下子被完全沒收,但人心散渙,更濃厚的末世氣氛幾可預期。「香港玩完」說已流行了一段時間,社會是否迅速「崩解」、「死亡」,端視仍然留港者的心態。

這次反送中抗爭,不同政見不同陣營的人都各有各做,也有時互相配合,少了雨傘運動時參與者互相指摘的戾氣。全民動員的氣氛雖未必能與當年八九六四聲援中國民運相提並論,但也是政權移交以來最牽動人心的一次政治/社會運動。有一點必須一提,站在抗爭最前線的是九十後的年輕世代,付出最大代價的也是他們。林鄭月娥和警務處長盧偉聰邪惡地將六月十二日的示威定性為暴動,誓要把很多第一次參與示威青年學生「置諸死地」︰預期會有很多拘捕行動,觀乎雨傘後政府對抗爭者例必檢控的手段,將會很多青年學生以「暴動」相關罪名被告上法庭,一旦獲罪,刑期以年計,前途亦盡毀。林鄭政權以如此惡毒手段對付年輕世代,還假惺惺以「母親」自居,實在卑鄙無恥之極。

但願各方努力,阻止警方濫捕濫控,將傷害減到最低。有公營醫生組織先是發聲明譴責警方使用過份武力,及後再發聲明要求警方執法要循正常途徑,並警告便衣人警員不要擅自闖入醫療範圍,假使醫護不與警方合作(他們有權如此做),也許可以保護更多公立醫院求診的受傷示威者。相信泛民律師會一如概往協助被捕者。成立基金支援被捕者是成年人力所能及的事。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要求校監、校長處分罷課老師,在學校製造白色恐怖,只能靠有是非觀及硬淨的校監、校長扺制,做得幾多得幾多。家長亦可組織起來,向學校施壓,盡量減少楊潤雄講話的破壞力。

六月十六日的大遊行的人數不能少過六月九日,一切端視大家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看來,未來一至兩星期是「關鍵」時刻,抗爭者視乎自己能承受的風險,一人多走一步就是了。

而縱然大家的努力未能阻止修訂引渡條例,那些說「香港玩完」的人很高瞻遠矚也罷,參與過這場抗爭的人,很多都仍然會留在香港,在這個「玩完」的香港繼續生活,特別那些年輕人。無論大家是憤怒、哀傷、絕望,還是怎樣,只要不甘心,總有機會再站起來面對強權,更何況現在大家仍有比中國大陸更大的圍觀空間。

再看看極權下的大陸抗爭者,即使如何被監控,仍然願意用自己的方式抗爭,例如六四敏感時期被旅遊的胡佳,在國保監控下,依然千方百計拍攝自己穿著「平反六四 越走越近」T恤,禁食明志。也許這些零星的抗議行為毫無作用,很孤寂,但對灰記而言,則充滿「我抗爭,故我在」的哲理,即使環境如何困難、絕望,也能做點事,能做點事的話,抗爭的希望,即使如何渺茫,也總會存在。而他們要實踐這樣的抗爭哲學,代價依然比我們大很多。

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抗爭者的孤寂行動,並非完全和香港無關。他們的孤寂行動,儘管如何無力,也旨在撼動中國大陸的極權枷鎖,撼動那個香港人不欲加諸身上的枷鎖。

香港也許步向「玩完」,但依然可從中國大陸抗爭者的孤寂行動得到啟發,繼續「圍觀」這個此一刻依然美麗的城市!

 

中野的阿古智子,左翼的人文關懷

「很高興中野區議會通過保留舊監獄的大門建造物,讓學生和民眾有機會學習日本歷史的陰暗面。」

日本人與香港人不同,不會隨便聘請外籍家務助理幫忙家務和照顧子女,東京大學學者阿古智子身兼母職(她工作忙的時候,丈夫也會照顧獨生兒子),兒子就讀的小學因學生人數太多,會於舊監獄遺址重建較大的新校舍,保留唯一仍存在的監獄大門成了阿古和一些建築師近一、兩年來的社會活動。

這座監獄建於1915年,曾經監禁過不少政治犯,包括著作《蟹工船》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於阿古而言,一個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它的幽暗過去不能在小學生的喧鬧和寂靜中,就此消聲匿跡。特別這監獄曾經禁閉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好戰與瘋狂的人道理性聲音,以及戰後左翼人士和共產主義者的反對聲音,當中充滿值得當代日本人認知和反思的歷史。

也正正因為如此,當地的右翼政客竭力反對保留監獄大門,表面理由是大門太古舊,敵不過地震,會對學生構成危險。當阿古她們努力爭取支持時,執政自民黨某國會議員的秘書經常在學校家長會散播謠言,說學校家長一致同意拆除大門(其實家長從來沒討論過)。當阿古向校長建議舉行會議討論大門事件,怕事的校長不同意,卻因怕得罪國會議員,不阻止該名秘書不斷發表拆大門的言論。後來阿古獲得包括大學教授等六十名區內人士簽名支持,成功遊說新任區長同意,並獲該區議會通過保留大門,這位議員秘書又在家長會大發雷霆,還誣蔑阿古她們,說保留大門只是少數懷有政治目的的人的搞作。據在場的阿古戰友的轉述,該名秘書,自持來自執政黨,態度傲慢無理,水平低劣。阿古向灰記轉述此事時仍顯得激動。

灰記有點羡慕阿古她們,校長怕事也好,執政黨黨員水平低劣也好,日本始終有個民主制度,議會也有一定的權力,中野區議會通過的議案,執政自民黨如何不高興,也要實行。「日本社會其實很保守,一般人的心態是維穩,不喜歡爭論」,阿古是少數對日本充滿批判的左翼,關懷少數被打壓的聲音,關注中國人權。

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劣跡斑斑,甚至犯下反人類罪行,而香港傳統左派從無獨立思想和人道關懷,只懂緊跟共產黨的步伐,用愛國作藉口,合理化一切「國家行為」,近年最惡名昭昭的是前特首梁振英的血腥發言,「國家殺人是不會被法律追究」(大意),充份顯示這些中式「左派」視黨國如上帝,視人命如草芥。有這樣的反面教材,加上香港從來都是崇尚資本主義的反共社會,無怪乎香港人對左翼充滿誤解和偏見。

同被稱為左派,阿古和工聯會、民建聯那群黨國嘍囉情懷未免相距太遠。面對國家的錯誤政策、政權對人民的打壓,阿古和她的左派朋友不會噤聲,甚至因而被右翼抨擊不愛國。相反這群黨國嘍囉如譚耀宗、鄭耀棠、黃國健…何曾為受打壓的中國人出過半句聲。最近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佳士勞工爭取權益被打壓,一些聲援工友的「毛左」學生被政府拘留、監控,國際上一群左派學者包括喬姆斯基和齊澤克等,聯署杯葛在中國舉行的馬克思大會,之前,社民聯、職工盟等亦曾到中聯辦抗議,聲援工友和學生,聲稱代表勞工權益的工聯會未敢哼半聲。然後,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拘捕持有加拿大護照的中國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工聯會的陸頌雄等急不及待走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積極為一個中國大公司的「太子女」,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的資產階級富二代發聲,卻完全把在中國內地受欺壓的勞工抛諸腦後。在這些共產黨嘍囉心中,國家主義或曰黨國主義代替了階級矛盾,黨國權貴就是他們效忠的對象。當日共產主義者高喊的「工人無祖國」和「國際主義」,對著這群共產黨嘍囉,簡直如對牛彈琴(對不起,灰記又得罪了牛牛,牠們可能甚懂音樂)!

是的,縱使今天「工人無祖國」已成絕唱,但人權無疆界的國際主義仍然是不少自命左翼人士的座右銘。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正好體現日本左翼超越國族主義的人文關懷。對她來說,日本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前者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感情,以及對中國能朝自由民主方向發展的希冀;後者是利用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作宣傳,宣揚和鼓吹敵視中國的日本國家主義。

這些來自日本右翼的惡意中國人權關注,令灰記想起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宣傳和教育,「中國人貧窮愚昧落後,需要先進日本統治和教化」。想不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表面富裕強大,中國人總體愚昧落後的印象依然揮之不去,但善意關注中國人權的阿古,不管中國人總體給人什麼印象,從在日本駐華大使館擔任農村扶貧項目,到成為東京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把中國農民/上訪人士/異議者/維權律師當成朋友,真心地關懷他們的命運,盡力施以援手。她在東京的小屋,就經常接待/收容來日的中國友人和他們的家屬。這是實實在在的國際主義精神,在現今排外右翼思潮當道的世界,彌足珍貴。

談到排外右翼思潮,灰記禁不住要講一段小插曲,阿古曾經收容和協助過的一位維權律師的兒子,可能因為父親受中國政府打壓,坐共產黨的牢,留學日本幾年,竟然產生了類近日本右翼的思想,支持日本右翼的國家主義,事事日本人優先。他的這些思想讓阿古十分困惑。灰記除了覺得他未免想得太天真外(日本一旦極右當道,首當其衝可能就是他這些留日中國人),也聯想到某些港獨本土派的心理。這一切中國共產黨要負最大的責任,黨國/狹隘民族主義造就敵對的右翼民族主義,令仇恨升級。

而在右翼聲討中共的大合唱,以及中國人總體形象相當負面的現實中,阿古卻能從那些在專制獨裁下不屈不撓的中國友人身上學習。「若果我沒有接觸中國異議者/維權律師/家屬,以及從他們的經歷感染到他們的力量,我未必會參與爭取保留中野舊監獄大門的運動。」觀察阿古,每次提到受中國政府打壓的朋友,都會感觸/感動至雙眼變紅,甚至眼泛淚光,如此感情真摰的人,灰記實不多見。

而作為參與過709大抓捕拍攝的灰記,完全明白阿古的感觸與感動,那些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家屬在極度高壓逆境下的承擔與所受的折磨,實非生活在較自由的日本,和仍然有自由空間的香港的人所能想像,灰記在她/他們身上學習到一樣十分重要的東西–縱使時局如何低迷、灰暗,總能有所堅持。

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也感動了她的父親。她說每次回大阪探父親,都會談到她的中國友人,去年《709人們》在大阪放映,她父親還到社區中心觀看。這次灰記到大阪拍攝阿古的「中國心」,也順帶拍攝了她父女的對話。原來這位長者記憶力很好,雖然記不起維權律師的名字,卻知道片中有些律師已獲釋,如李和平,還特別問到一位被長期關押的律師近況,那位律師就是王全璋。問阿古父親是否支持她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她說支持但同時擔心她到中國是否安全,特別看了《709人們》之後。

這位長者對中國最大的心願,就是盡快改善人權,為了中國人民,也為了他的女兒!

 

709 這麼近,那麼遠

「倘若有人說你們這齣是反華電影,是被外國勢力利用,你們會如何回應?」「倘若大部分的中國人都認為情願犧牲部分自由,換取安全感,不願意走進那些抗爭者的世界,不願聆聽不同的聲音,你們可以如何說服他們?」

這次《709彼岸》放映活動由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的老師主持,來看的三、四十人都是中國留學生,聽懂廣東話的屈指可數,灰記只能用蹩腳普通話與他們交流。

紀錄片的搭擋江瓊珠沒有直接回應反華或外國勢力的問題,只強調作為社區電影,絕對可以有自己的立場,可以完全站在抗爭者的那邊,讓他們說話,況且即使希望得到中國官方的回應,做一下「平衡」,也根本不會得到官方回覆。

事後江瓊珠說,作為香港人,從沒有想過反華、外國勢力這些話語,看不過眼批評政府是很平常的事。的確,對很多香港人來說,無論以往的港英政府,還是現在的特區政府,都沒有不可批評這回事,批評了是否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又如何?至於北京的共產黨政權,對它批判、鄙視、仇恨的香港人多的是,由以往兩蔣國民黨支持者為主,到現在民主派、本土派 ,當中除了一些本土派外,相信沒有人認為就等同「反華」。

至於說外國勢力,不少香港人倒意識自己處在中國勢力和外國勢力的夾縫之中,盡量爭取自己的空間。只是這個「勢力平衡」所能達致的最大空間,在英殖民統治者離開後,因中國勢力的愈來愈不懂克制、香港權貴加速向中共折腰,以及「土共」對北京同志的全面呼應、配合,香港的自治近年加速敗壞,令這個空間愈來愈窄。

這些中國學生在黨國教育下成長,認定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灰記難以向他們明言香港人的困境,只回說中國留學生有這樣的評論不會覺得意外,也沒有想過如何反駁他們。在政權壟斷所有話語權的中國,你做任何這政權不高興的事,說任何不中聽的說話,都有可能被冠上「顛覆國家政權」(以前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以至「勾結外國勢力」的罪狀,隨時會被關押、酷刑以至判刑,維權律師/異議者被控「煽動顛覆」或「顛覆罪」者不知凡幾,年前舉牌支持香港雨傘運動的中國人,被罵「勾結外國勢力」,被拘押以至判刑者亦不少。洗腦、威嚇到懲罰,這是極權統治的技倆。

其實文首的兩個問題,亦正正反映黨國/狹隘民族主義的專橫無道,以及身為中國人的悲哀,批評中國政府等同「反華媚外」,要受「國家保護」,就要犧牲個人自由,不問那些限制是否合理,不問政府施政是否合法合義。這種黨國/狹隘民族主義也愈來愈在香港的建制/保皇派的身上流露,只要當權者一句事涉「國家安全」,他們就要充當打手,人權就要讓路,不管說的是港獨、自決還是真普選。由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自由黨,新民黨以至聲稱獨立的中聯辦玩偶(現在又多了一個陳凱欣),北京一句「國家安全、領土完整」便個個義和拳上身,好像幾個「廢青」一句軟弱無力的「香港獨立」,中國就會土崩瓦解,完全不願明白,有權去割讓領土、出賣國家利益的都是統治者/當權者,歷來如是。現在不是連中國的領土也是「國家機密」嗎?為何是「國家機密」,就是因為有secret deal,有私相授受「中國領土」的秘密協議。不過,灰記倒認為那些被俄羅斯佔有的所謂中國領土,也非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至少蒙古人……不這樣認為。

而只要中國一日沒有和平方式的政權更替(不只是接班人問題),每次都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中國的統治者天天都會感到「國家安全」受威脅。這些所謂威脅很可能主要來自那些敢於批評政權,爭取權利的和平抗爭者,這種「國家安全」情結愈根深柢固,人民的苦難只會愈深重,因為政權會為了它的「國家安全」,實際是政權的壟斷,無所不用其極的鎮壓/扼殺任何異議/反對聲音,口說執政為民,實際殘民自肥,一天到晚人民代表自居,卻無時無刻防民甚於防洪,生怕下一個陳勝、吳廣隨時出現。

而共產黨統治者口中的「亡黨亡國」,就是把國家黨有化的明證,就如中國封建王朝朕即天下一樣。在「正常」的國家,政黨下台平常不過,更沒有政黨下台便導致亡國那麼荒誕,無他,「正常」國家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無論多麼不完美,卻能以人民的選票,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政權更替的問題,不用每次改朝換代都血流成河。而因為人民獲賦權,人權意識亦隨之提升,不會輕易受政權的危言聳聽所威嚇、迷惑。

這些有機會走到比較自由地方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的資訊、意見,會否可以抗衡一下黨國/狹隘民族主義,多點了解「叛逆」言論出現的因由,然後重新審視她/他的國家現實?其中一位老師說,放映《709彼岸》這類影片也是希望他們接觸截然不同的現實,不排除有觀看影片的同學完全不相信電影所反映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的苦難,但他們有人受衝擊後,會去尋求更多真實。

說到這裡,灰記亦要例牌感嘆一番,香港的自由連番受壓(特別是外國記者會馬凱事件),睇錢份上甚少對政治發表意見的外國商會,也表示憂慮,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更建議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至此,建制/保皇人士好像如夢初醒,有人將責任推給民主派,說他們唱衰香港,有人反問為何「一國兩制」淪落至此,好像香港的淪落與他們主動削弱香港自治,迎合中共極權毫無關連。特首林鄭和個別「土共」雖仍發表強硬反駁言論,但都要強調「一國兩制」沒有變質,不敢說中港一體化與老美何幹。而自由黨之前提出23條議案,好「催促」林鄭為23條立法以向中共表忠,現在匆匆轉態,除收回議案外,還說要組團去美國遊說以保獨立關稅地位。

由此看,即使對北京唯唯是諾的香港權貴,都不願放棄香港獨立於中國的地位/空間,無他,不談香港商人習慣有規矩可循的國際貿易,吃不消中國「不靠譜」的商業國情,香港權貴和「土共」看到中國官場的血雨腥風,由「文革」時要被批鬥至死,到現在要「抑鬱尋死」,怎會不害怕中港一體化禍延香港權貴(已差不多和中國一體化的澳門,其海關關長亦步一些中國高官後塵「自殺」)!只是甘願作為全球最大極權政黨的一顆螺絲,不容許自己有任何獨立思考,自然不敢去捍衛香港獨特的空間。

說到空間的問題,有同學問灰記,中國如此境況,還可以做些什麼,對中國是悲觀還是樂觀 (這其實也是很多人對香港的疑問) ?老實說,悲觀樂觀又如何?作為一個支援者,看到中國如今前所未有的高壓,政權無所不用其極的堵塞任何發聲空間,維權律師/異議者卻並非個個沉默,依然有人願意發聲,這些聲音大多數人聽不見或不感興趣,但這些聲音的存在就已經很了不起。相比之下,那些香港已死、無事可為的話變得很濫情、奢侈、無知。的確,香港正在「沉淪」,但正如公民黨前議員梁家傑所言,「一國兩制」殘而不廢,香港仍然有空間,包括衝擊中國留學生思維的空間。

而即使如何不中聽,事實就是事實,當中國的統治比較寬鬆,香港的空間就可擴闊一點,當中國的統治愈嚴厲,香港的空間就會隨之被收緊。習近平上台後中、港兩地的變化就是一個明證。換言之,中國不會不關香港事,沒有切割的可能,你不願面對中國,中國這巨大的因素不會自動消失。你願意關注中國的人權,為抗爭者吶喊,令他們不致於孤立中萎縮,而他們的壯大反過來會令香港的空間更堅實。其實,若不拘泥於本土不本土、愛國不愛國,支聯會的工作、每年六四集會的精神,不正正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單只六四晚會,這樣與中國留學生交流的場合,也不正正是這麼一回事,多一個願意反思黨國/狹隘民族主義的學生,中國便多丁點自由的希望,香港的「獨特」空間也會受多些理解和支持。說到這裡,灰記又想起一個同學的問題,「片中有何俊仁、長毛等政治名人聲援維權律師的片段,他們是不是為了撈取政治本錢才這樣做?」這位中國同學顯然不了解現今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政治情緒,今時今日,連六四集會也被人諸多刁難,關注中國人權不被說成「大中華膠」已屬萬幸,更不必說政治本錢了。

敗選還敗選,李卓人聯同何俊仁和梁國雄繼續關注中國人權,懶理是否負資產。(梁國雄照片)

的確,支聯會好,中國關懷好,今日成為香港的政治負資產,過氣的象徵,這次九龍西補選,背負支聯會秘書長包袱的泛民代表李卓人,被一個只靠包裝、毫無理念、左閃右避,一早投靠權貴的陳凱欣所敗,原因很多,但他(以至何俊仁、梁國雄…)所代表的那個時代,那種價值,竟漸見不容於這個世代,令他成為一個「過氣」政治人,則幾乎可以肯定。然而,李卓人好,何俊仁好,長毛梁國雄好,儘管他們政治理念不盡相同,都是秉承人道精神,關注中國人權,支持中國民主(也不只中國),幾十年如一日。這種關懷是否有用,是否不合時宜,都不是他們的考慮,有理念的人,不會因一時的低潮、挫折而放棄。

灰記也許誤解那位同學所講的政治本錢,她所講的可能是中國學生一直被教育的刻板觀念,任何支持中國異議者的人,都是別有用心,反政府反華,撈取政治本錢的野心家。由此更反證,關心中國人權現在是如何兩邊不討好,而正正因為如此吃力不討好,更要堅持下去。

也許,在中港矛盾極深的今日,想像中港學生相互交流兩地政治人權狀況,以至相互鼓勵顯得過於天真。但709放映當日,除了質疑聲音,也還有更多關心和嘗試理解的聲音,例如有同學覺得家屬們承受巨大心理壓力,需要支援;有同學問及有什麼可做;有同學對異議者的兒女在中國上學受阻撓感到驚訝…,這些關心和嘗試理解的心情就是一個起點。香港今天,依然不乏引起關懷,滋長求真意欲的空間,在政治低迷時,更應好好掌握。

 

 

 

 

 

 

This ain’t my street, this ain’t my country

「這不是我的街道,這不是我的國家!」一齣講述白人警察殺死黑人少年的美國電視劇,出現了這兩句對白,這兩句對白相信會引起不少香港人的共鳴,講對白的是一個年輕的黑人退伍軍人。為了脫離黑人社區貧窮、罪惡的循環,不管黑人是這個國家「隱性」種族主義制度(因為明顯的種族隔離制度實在太難看)的最主要受害者,這名黑人青年選擇為美國窮兵黷武的國策效命。他退伍回來,一切沒變,黑人仍在司法不公下所受委屈,擺脫不了的貧窮、罪惡循環,最終又無奈選擇繼續為美國的海外霸權效命。為何說無奈,或至少是缺乏熱血與榮耀,沒有為美國自豪,因為他在集體高聲宣誓入伍儀式,始終不發一言。

灰記要講的其實並非這齣美劇,而是這名配角兩句對白所引發的想像,尤其會想到近日引起聯合國關注的新疆集中營,想到維吾爾人如何受中國政府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所蹂躪。灰記不知道突厥語是否有「這不是我的街道,這不是我的國家」的說法,但肯定在他們大部分人心中,這種在自己家園成為異鄉人/受壓迫者的感受非常強烈。

對於說突厥語的維吾爾人而言,說漢語的中國人是殖民統治者,是代替滿州人的殖民統治者,中共政權如何否認也否認不了。事實上,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所實施的是類近種族清洗的政策,如強逼放棄信仰伊斯蘭教,強逼灌輸中國(共)國族意識,強逼學習漢語,把大量維吾爾人送到集中營改造等,實際上就是要清除一切維吾爾人的「民族特性」/「文化傳統」。而這種漢化過程必然引起維吾爾人的反抗,因此過程必涉及強制和暴力,集中營的出現,顯示那種強制與暴力已經到了一個超乎國家日常機構,如學校、警局、法庭、村委…能執行的程度,而必須大規模集中處理,據說被關進集中營的維吾爾人多達百萬。

說到這裡,灰記又想回到那齣美劇的一幕,有段時間,黑人配角厭倦了在街頭販毒,會走到退伍軍人福利部找工作,他遇到一個同是黑人的退伍軍人,這個人有點麻煩,到時到候總叫他幫忙看管座位,然後失蹤一會。後來配角好奇去看這位仁兄究竟走去做什麼,原來他在某個沒人的角落五體投地禱告—他是一名伊斯蘭教信徒,在今時今日的美國信奉伊斯蘭教會被視為異類,隨時有可能被視為「恐怖分子」,特別在軍隊內。

伊斯蘭與美國黑人扯上關係,成了黑人的抗爭象徵可追溯到幾十年前。其中一個最著名的伊斯蘭抗爭者是已故「牙擦」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他1960年代曾因為反對越戰拒服兵役,被禠奪拳王資格,還被判入獄5年(後來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判決)。阿里對美國的種族主義深惡痛絕,曾公開說不憎恨越共,至少越南人沒有叫他「黑鬼」。他並曾參與主張暴力抗爭的民權組織「伊斯蘭國民大會」的遊行。

另一個更hardcore的黑人伊斯蘭抗爭者是Malcolm X,他是「牙擦」拳王的啟蒙導師,曾以仇恨的語言譴責美國白人的種族主義,並曾加入「伊斯蘭國民大會」,鼓吹黑人優越主義,反對黑人被融入主流社會,因而也被視為種族主義者。後來他遊歷非洲和阿拉伯地區後有所改變,退出「伊斯蘭國民大會」,繼續推動黑人自主,但唾棄黑人優越主義。最終於1965年被「伊斯蘭國民大會」的成員槍殺,享年40歲。

黑人作為自已國家的「他者」,選擇抗爭時選擇了這個國家的「他者宗教」。伊斯蘭也是近年歐美文明的「他者」,甚至成了所謂現代文明的「公敵」,在歐美主流語言下,伊斯蘭極端主義成了人類安全的最大威脅,特別在2001年9月11日以後。

適逢中國共產政權於毛後放棄「擁抱」阿非拉的「抗爭」,對外也放棄了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放棄「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贊成」的鬥爭思維,沒有「擁抱」西方人猜忌的伊斯蘭教,反而積極加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組織如世貿、世界銀行,爭取到美國放棄把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勾,誘惑到歐美國家為了經濟利益而漠視中國差劣的人權狀況。而正是因為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中國共產黨政權更被美國拉攏成為「反恐」黟伴。除了「悶聲發大財」,也在美國默許下,以「反恐」為名,更高壓統治新疆的伊斯蘭「他者」–維吾爾人。

正如美國的海外霸權必然會造就極端主義,造就仇恨與暴力,中國高壓統治維吾爾人,也無可避免把維吾爾人推向極端,一些針對中國漢人的恐襲時有發生,中國政府的回應自然是加強對恐怖主義的打擊。然而,這種所謂反恐鬥爭,最受影響往往是維吾爾群體,特別習近平上台後,要擴大打擊面,連溫和的聲音也容不下。

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體制內的溫和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刑,他因為提出一些意見和批評,於2014年以「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中國的漢人無神論共產政權,對其他種族,不單止是維吾爾人,還有西藏人(以至蒙古人),不單止伊斯蘭教的「他者」,還有藏傳佛教、基督/天主教等的「他者」,無論溫和與否,實行沒有「差別」的鎮壓,總之要萬馬齊喑,臣服於五星旗和鎌刀斧頭旗之下,無論什麼種族,要認炎黃子孫,要學漢人大一統歷史,要揚棄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信教也要信共產黨統戰部宗教局管理的「佛教」、「基督/天主教」…,不容任何「非法」教會存在。

除了因為經濟利益,歐美近年減少譴責中國侵犯人權,對伊斯蘭的偏見,對「極端/恐怖主義」的恐懼與憎惡,也令歐美對中國以「反恐」為名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清洗」「隻眼開隻眼閉」。無論如何,聯合國人權專員終於發聲譴責中國政府的種族暴行,要求中國政府容許聯合國人員到新疆調查,是一個正確的開始,人權專員的話希望能引起國際更大的關注。

曾經以進步自居的中共,曾經聲稱站在全世界受壓迫人民一邊的中共,曾經支持美國黑人平權,奉「牙擦」權王阿里為上賓的中共,難道不明白一個道理,「那裡有壓迫,那裡有反抗,壓迫愈大,反抗愈大」。習近平政權以國家統一之名在新疆,以至在西藏所實行變本加厲的暴政,稍有正義感的人都會感到髪指,更遑論那些受壓迫的維吾爾人和西藏人。

無論這種強制的、粗暴的中國大一統主義是基於政權的不安(亡黨亡國的憂慮),還是狂妄(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的妄想),是習近平政權自卑又自大的表現,都只會令人疏離、厭惡(當然也會死懼)。中共近年強行以一國壓香港的一制,催促香港政府收緊香港人的自由,壓港人自主,結果換來眾多香港人,特別年青人的離心,應驗了「那裡有壓迫,那裡有反抗,壓迫愈大,反抗愈大」的說法。而這種中式大一統民族主義,除了製造維吾爾人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或把西藏人引向暴力,亦催生了香港人和中國內地人互相敵視,一種容易被政客操弄的情緒。事實上,近年操控仇恨情緒的極右政治抬頭,愈來愈多國家受極端政權統治,由「瘋狂」政客操控,離失控和戰爭愈來愈近。這是後話。

無論如何,「這不是我的街道,這不是我的國家」,現在不只維吾爾人,西藏人(以至蒙古人),香港人也有這樣的情緒。中共習近平政權以為利用中國大一統民族主義情緒,就可以令十多億漢人為自己吶喊、賣力,鎮壓邊陲的任何抗爭/異動。問題是,只有維吾爾人、西藏人,以至香港人受剝奪,受壓迫嗎?中國無日無之的社會矛盾,人民面對無所不在的不公、剝奪、壓迫,都是緣於政權的荒誕與無道。

國家只是階級/民族壓迫的工具,國家終會消亡,中共應該對這些說法很熟悉。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前也曾質問,為何要愛蔣介石的中國(大意),當愈來愈多中國人心生「這不是我的街道,這不是我的國家」的情緒時,喪鐘也會為中共,為妄圖做終身獨裁領袖的習近平敲響。

 

709的宗教與政治

在上海街碧波押的放映會, 一位中年人說看《709彼岸》有點像看「恩雨之聲」的節目,為何特別要拍攝其中一位受訪者(郭飛雄太太張青)唸聖經,又要剪輯牧師為該受訪者禱告(輯自艾曉明的《神的孩子》),問灰記是否信教,是否也想利用影片宣傳一下基督教。灰記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搞得有點愕然,因為從來沒有想到這齣影片會給人「恩雨之聲」的感覺,幸而觀眾中很多人都表示沒有這個感覺,令灰記放下心頭大石,並隨即回應說,灰記沒有宗教信仰,但支持信仰和言論自由,既然有受訪者特別提到基督教信仰對她們如何重要,不會因為自己不信教而故意删走這些說話。灰記沒有回應唸聖經的片段,不覺得唸聖經便等於傳教。

一位年青觀眾也回應了那位中年人,指面對如此嚴酷的環境,尋求宗教的慰藉很理所當然,很難想象沒有這些心靈慰藉她們何以過日子。的確,回想起來,曾經採訪的維權律師和家屬,信仰基督教的真不少,但本地的主流教會和宗教團體,有多少會關注他們的命運,以至關注在中國受逼害的宗教人士?中共視宗教為「洪水猛獸」,會顛覆他們的統治,基督教、天主教便是「外國勢力」的代理,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則與「分裂勢力」劃上等號,前者是藏獨「分裂勢力」「迷惑人心」的武器,後者是新疆「極端/恐怖主義勢力」的溫床。

這個只信仰一己權力的政權,把自己也不相信的馬列主義定為一尊,不容任何信仰力量挑戰。其對宗教信徒的逼害,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新疆不時傳來消息,共產黨強逼當地人背棄伊斯蘭傳統,甚至要接受集中營式的「再教育」,虔誠的教徒被視為潛在的「恐怖主義」分子;同樣,西藏受人民愛戴的佛教僧侶是共產黨的眼中釘,中共推出活佛認證,由統戰部宗教局頒活佛證書給那些聽黨的話的僧侶,要求僧侶接受「愛國教育」,就是為了削弱達賴喇嘛和那些依然視他為全藏精神領袖的活佛/僧侶的影響力。然後,又勒令禁止新疆和西藏未成年青少年接觸他們的傳統宗教,美其名是「保護青少年」,實際上是要灌輸「愛國思想」以清洗他們民族的根源,所以也要逐步試圖取諦藏語和突厥語。被中國強行統治的西藏人和新疆人,以至較少人提及的蒙古人,要面臨「種族清洗」的厄運。 

這種強逼別人不信教,強迫別人做中國人的中式一尊與大一統桎梏,說穿了就是「擁護共產黨千秋萬代」的妄想,必然會受到挑戰。既然「共產黨千秋萬代」是一種妄想,必然帶有精神病性質,所謂妄想被逼害症由此而生。一個患有妄想被逼害症的病人是受害者,一個患有妄想被逼害症的政權必然是加害者。從政權動輒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維權律師/人士、抗爭者治罪,就是一種病態。維權律師是行使法律賦予他們替委託人辯護這個基本權利,因為委託人是不受政權歡迎的法輪功信徒、基督徒、西藏人、新疆人、上訪者……,當局就可以恣意剝奪律師和委託人的權利,律師如不聽話就要受逼害,由吊銷律師資格,到拘押酷刑,到控以莫須有罪名;一些發表政見的異議人士在行使言論自由時,亦被控以莫須有罪名,這一切稍為留意中國人權訊息的人都會知道,最近再被重判的秦永敏,人生一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度過,只因為他要實踐結社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這些就是極權/病態統治的「萬象」。

而中共這種病態統治,已開始影響香港的當權者,以病態的心理去解釋言論自由,說什麼言論也有限制,不能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那個原本並不活躍的「一、二人政黨」,香港民族黨,因為中共要進一步打壓香港的言論結社自由,香港警方便以「社團條例」把它拿出來祭旗,說民族黨危害「國家安全」。最可惡的是警方把言論表達自由故意與行動混為一談,警方這種言論等於行動的說法,就是和應中共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霸王病態。其實,為什麼言論出版自由要和結社自由綑綁在一起,因為言論與行動是分不開,也是法律所容許,只要不牽涉暴力,這是為了保障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組織團體、發表政見以至參政是人民實踐其政治信念的不容侵犯權利,道理顯而易見。

至於是否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在一些民主開放程度較高的社會,都會讓人民自行判斷,判斷的方式一是透過選舉 ,二是透過公投,看鼓吹「分裂國土」的鼓吹者/候選人是否獲得選民支持。灰記在此博客已講過多次,加拿大𣁽北克、英國蘇格蘭、日本沖繩,以至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派的議會候選人不會被取消資格,鼓吹獨立的政黨可成為地區的執政黨,例如蘇格蘭執政的民族黨,曾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於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結果反對獨立者較多;又例如加拿大的𣁽北克人黨取得𣁽北克省的執政權後,亦曾單方面舉行加拿大政府不承認的獨立公投,加拿大政府並沒有阻撓。至於今年西班牙中央政府禁制加泰隆尼亞舉行獨立公投,要取締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這種地方與中央的獨統之爭的發生,正正因為西班牙政府並沒有,或礙於民主憲法,不能透過限制加泰隆尼亞人的言論結社等政治權利,把加泰隆尼亞的獨派「消滅於萌牙狀態」。

因此,一些香港的共產黨附庸,特區政府、民建聯、工聯會為首的保皇黨說什麼「港獨有違天理」、說什麼全世界也不容許「分裂活動」,只是欺騙那些受大一統思想洗腦的無知市民。至於說民族黨鼓吹「民族仇恨」和暴力,灰記也明言反對「港獨本土派」的「狹隘的排外民族觀」,也不贊成他們的「勇武」說(其實民族黨只是在「吹水」),但這些言論距離引起即時公眾安全威脅還有十萬八千里,依然是法律容許的言論自由範圍,必須受保障,不同意陳浩天的言論可以如灰記般反駁,但官方不能因此而禁制民族黨。試想想,你香港警方在陳浩天家裡連一件武器都搜查不到,也舉不出民族黨有何具體的暴力行動計劃,怎能「屈」人危害公安和「國家安全」!

想深一層,中國的病態統治,在特區政府和保皇黨刻意逢迎下逐步滲透香港,一些人因「絕望」而萌生「去意」,個人層面是移民,政治層面是港獨去中國,這些心態便不難理解。至於香港的權貴們為何樂於犠牲可能對中港都有利的「香港獨特性」,拼命迎合中共的「融合政策」,那些中港「上層人士」的利益糾纒和交葛,為何要趕緊把香港剝奪殆盡,灰記無從,也懶得去理解。如果說「絕望」是現在一些香港人的普遍情緒,709事件會否對他們有所啟發?

《709彼岸》其中一個受訪者劉巍律師說,在國內時不斷思考中共這種暴政何時可結束,想到很絕望。709大抓捕之所以發生,正正因為人們在做事情,觸動了中共敏感的神經,因而遭受殘酷的打壓。但709發生後,沒有任何人退縮,大家仍舊敢於發聲,這就是希望。

觀看709的觀眾也不只一次談到,佩服他們在「絕境」中的勇毅,但也想不到他們可如何撼動這個頑劣的政權,也不知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作為709的拍攝者,灰記只是一個messenger,憑著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以及中港(民間)命運共同體的認識,會繼續當一個忠實的messenger。其他人同樣會依據他們不同的關注和認識,做力所能及的事。

也在場觀看《709彼岸》的甘浩望神父,早已遊走於中港之間,做著他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結合,與貧苦大眾同行的宗教與政治實踐。因此,對該中年人「恩雨之聲」的疑問毫不在意。反而因政權仍依杖中國傳統的株連暴行,維權律師/抗爭者為了了無牽掛的繼續維權抗爭,往往要付出妻兒遠走他方,長期分離的代價,令他特別有感觸,覺得這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反問是否要抱獨身主義才能當維權律師/抗爭者,還特別提到他們的處境令他想起電影《沉默》,中世紀日本禁制外來宗教,面對酷刑折虐,以至殺之禍的傳教士,要被逼背棄自己的宗教的兩難。

神父以面對宗教試煉/試探來類比中國抗爭者的處境,令人想起「殉道」的艱難問題,的確教人沉重。此刻,灰記不管自己是否無神論者,唯有與神父一起默默的禱告,祝福那些在「絕境」中反抗的人們。

當709遇上「本土派」

在一次《709彼岸》映後談,某位青年提出一連串問題︰拍這影片的動機、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如何立足/保衛香港、行動的優先次序等。有朋友事後告訴灰記,這個「本土派」是來「踩場」。灰記當時也估計他是「本土派」,也想起一些「本土派」的典型思考方式︰「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仲去關心中國做乜嘢」、「唔同中國切割,香港冇運行」,諸如此類。

 

這位「本土派」朋友以提問方式表達,是想挑戰一下灰記這個「左膠」,還是他本人對這種典型思考方法也起了疑問?無論如何,這位「本土派」青年願意來聆聽中國維權律師/人士說話,即使來「踩場」也沒有以往一些「本土派」的氣焰,是不錯的事。

 

其實影片開首已開宗明義講了灰記拍攝的動機,709大抓捕發生了三年,王全璋律師生死未卜(最近已從他妻子李文足發送的消息,得知有律師見過他,有被喂藥和受酷刑的跡象),一些替709受害者辯護的律師如余文生、李昱函相繼被羅織罪名拘押。但中國肅殺的氣氛,並沒有令所有人噤聲,不少受過打壓的人繼續為人權和公義發聲。而選擇避難的人,也有他們的故事和要說的話。影片要說的其實就是這些,或者準確一些,影片是讓他們說話的平台。

 

至於說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同場的影片採訪者江瓊珠答得瀟灑,也懶得理會什麼立足本土、優先次序,除了沒有刻意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因為中共的殘暴要知道的人都會知道,也提供了一個與中國維權/抗爭者的連結方法,「只要你當維權律師/人士是朋友,你就會關心他們,就會想到有何事情可做」。只是,對一些「本土派」人士來說,要超越「民族仇恨」,關懷水深火熱的中國抗爭者,是「左膠」大愛的不切實際。

 

灰記就拿著青年問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這句話,打蛇隨棍上,說既然「本土派」如此仇恨殘暴的中共,怎麼能對那些在中國第一線對抗中共暴政的維權律師/人士,不聞不問。維權/抗爭人士,現在動輒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即是他們的存在對共產黨來說,是威脅它的統治,這不是很符合「本土派」的要共產政權倒台的想象嗎?

 

爭取香港獨立/建國與關注中國人權並沒有內在矛盾,正如不少認同台灣主權、主張台獨的台灣人,都有聲援中國的維權律師/抗爭者,這是基於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共同價值的追求,超越了「民族」認同的界限,大家變了道上的朋友,道理顯而易見。只要懷著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共同價值追求之心,便不會有「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仲去關心中國做乜嘢」的心態。而對中國的抗爭和人權狀況不聞不問最符合中共利益,所以香港的保皇建制人士都對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視而不見。至於「唔同中國切割,香港冇運行」,只是舵鳥政策,「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中港政權正在「溶化」香港,講切割,比民主派要繼續捍衛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更虛無漂渺。

 

因此,灰記繼續回應說,面對中共的同一暴政,中國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香港人站在二、三線。大家有的是「前後方」的關係,有的是聯繫的必要。第一線/前方的抗爭形勢較好,二、三線/後方的情況也會較好,又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一些「本土派」硬要看不過,聽不到,是以虛幻的「民族仇恨」,代替了「理性」的現實思考。

 

最近劉霞離開中國往德國治病,在天津看守所失去音訊一千多日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其妻子終於獲得他仍生存的消息,她們有機會向外界表達心意時,都不忘感謝香港對她們的關注。李文足更特別提到,以往對香港無甚概念,這兩三年香港市民對被逼害709律師的關心與聲援,令她對香港很感恩。這兩位女士所表達的謝意,除了體現江瓊珠的朋友說外,或許正好解釋第一線與第二、三線的關係,香港雖然面臨「中國近了」的龐大威脅,但畢竟還有相對的自由與空間,去做處在第一線的抗爭者不能做的事,向全世界傳遞訊息、向中聯辦抗議、拍攝影片/出版書籍、在網絡發聲、參與聯署等,若不是受「國族仇恨」所「蒙閉」,香港人在為自己發聲之餘,必定會想到「唇齒相依」的中國抗爭者,想到為他們發聲,替他們打氣,因為大家都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當中國真的所有反對/反抗聲音也消失時,香港人離第一線也不會遠。

 

7月13日晚劉曉波逝世一周年追思會,中國抗爭者胡佳錄影講話指出,香港仍存在的空間,香港人對大陸人權的關懷,對中國內地的抗爭者非常重要,他們亦心存感激。而中國的民主對香港而言亦十分重要,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胡佳在今時今日重提很多人忘掉,「自決派」和「本土派」都拒絕承認的「政治現實」,別具意義,也別有一番滋味。

 

因此,灰記也再「苦口婆心」盡一下言職,假如「本土派」因為不安、仇恨而自我孤立,以為自己在草木皆兵中「孤軍奮戰」,看不到比他們勇武和命運悲慘十倍的大陸抗爭者,看不到行禮如儀的七一遊行為「港獨龍獅旗作「掩護」,看不到「泛民」和理非遊行集會也是「本土派」籌款、宣傳的場合,看不到「左膠」/民主派同樣十分珍惜言論結社自由,同樣受打壓,看不到同道與朋友,永遠以最大/唯一政治受害者自居,繼續甘受某些坐在書桌前的「港獨/本土」理論導師迷惑,這樣下去,「朋友」只會愈來愈少,道路只會愈走愈窄。

 

 

堅持到底,甘浩望的在地與本土

今天瀰漫歌頌青春的莫名情緒,老朋友江瓊珠卻選擇訴說一個「老外」的故事, 她導演的《甘浩望巡禮之年》6月28日、7月4日和13日於藝術中心率先放映。灰記是影片其中一個minor攝影師,參與這齣紀錄片製作和宣傳的朋友也有一大堆,無他,甘仔這個「老外」行走香港(90年代後較多留在中國)幾十年,做了很多事情,在傳統社運圈子獨當一面。因著神父的身份(在片中他解釋神父並非一份職業),因著左翼(甚至是毛左)的信念,因著與基層、邊緣社群為伍的實踐,他被不少人認識,甚至尊敬。

江瓊珠被問到為何要拍甘仔,她十分肯定地說,甘仔由上世紀70年代初由意大利米蘭來香港,參與過很多社會事件,例如營救劉山青、協助油麻艇戶爭取上樓、與露宿者親近、積極投入居權運動、到現在仍每逢星期日在金鐘為參與雨傘運動的教友主持彌撒,然後又為難民/酷刑聲請者奔走……,拍攝甘仔就猶如重溫香港的社運歷史,或是探視過去幾十年的某種社會面向。不單如此,甘仔的「中國心」現在雖然被認為不合時宜,卻也值得很多香港人細味。

從甘仔所投入的運動/事件看,絕大部分都並非主流社運/民運的著力點:當年屬「托派」的劉山青因為探訪廣州民運人士,在80年代被囚於中國黑獄十年,主流民主派拒絕關注,甘仔本著宗教和人道精神,與宗教人士、劉山青的同志如長毛等,以及極少數市民(當中包括歌星黃耀明)作出「營救」,十年如一日,雖未能令劉縮短刑期,不過,劉山青於90年代初獲釋回港,主流民主派也要沾光,司徒華和張文光走到紅磡火車站獻花;

油麻地艇戶是社會邊緣人士,當中很多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水上新娘,當年港英政府散布艇戶爭上樓是「打尖」的言論,漠視避風塘環境惡劣及危險,與今日港人內地配偶子女來港是與港人爭資源的論述有點相像,都是分化市民的技倆,但甘仔不會理會社會輿論,堅持到底,終於為他爭取上樓。而他與拍檔神父宋仔為了與艇戶同行,住在艇上,最終自己也獲分配公屋,成了後來他中港兩地走的落腳點;

他參與居權運動更是與「全港市民為敵」,不少民主派政客議員都不敢觸碰這個「燙手山芋」,但甘仔一於少理,到今日仍與居權家長每年紀念129終審庭的勇敢判決,和626的人大釋法;協助難民/酷刑聲請者也是與「主流民意」相違背的活動。只有雨傘運動算是甘仔「回歸」主流民主運動的一次。

但作為身體力行的左翼神父,甘仔走的路其實相當正路,正如他在片中面對身為神父與信仰無神論共產主義的矛盾的詰問時,辯稱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的福音有很多類同之處,最重要是與基層弱小同行,這一點他顯然由青年到現在開始步入晚年都信守著,於他而言,沒有半點矛盾。

甘仔的言行當然不是「石頭爆出來」,作為「七十後」(他今年七十歲),思想啟蒙除了來自傳統的天主教教義,也必然受以1968年作為標誌的歐洲左翼思潮/運動的影響。而歐洲左翼思潮/運動,或多或少被「神秘」的毛澤東「革命理論和實踐」所俘擄。所謂毛的「革命理論和實踐」,就是現在大部分香港人反感,大部分中國人唾棄,以至很多歐洲左翼批判的「文化大革命」。說甘仔始終如一也好,冥頑不靈也好,他從不懷疑毛澤東搞「文革」的「初心」==是要建立一個 「共產主義新社會」,一個他嚮往,人人平等的新社會,只是實踐有所偏差。

到現在他仍然期望中國會有朝一日建立這個「新社會」,因此他與主流民主派和本土派不同,他歡迎一國一制,但他在片中再三強調,這個一國一制是在「新社會」基礎下建立的,與現在的一國和現在的香港一制都不同,更與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同。至於這是否於香港人有吸引力,相信他也不會在意,倘若有人揶揄他「咁鍾意一國一制,移民去中國啦」,他會說「我早就移民中國啦」。事實上,當年他原本打算經香港踏足他嚮往的中國,只是中國不歡迎他這個外國人,於是只能「滯留」這塊殖民地。

當甘仔說一國一制說得興奮,說到死也要死在中國時,江瓊珠突襲,問他「你好唔鍾意香港咩,點解唔可以留喺香港」,面對江瓊珠突如其來的「質問」,他輕聲否認自己不喜歡香港,並道出了他眼中香港的「特質」,「香港是一個基地,一個橋樑」。於他而言,香港是一個來來往往、川流不息、開放包容的地方。事實上,他幾十年來在香港的實踐,也引證了他對香港這個看法,或者確切一點,對香港的期許。無論關心難民、邊緣弱小,還是善待新移民,都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城市要做的事。當然,甘仔的看法在很多香港人,無論本土派還是建制派眼中都不討好。

也許甘仔開放、包容的香港想象已不合事宜,他也不會是時興「本土主義」追隨者所接受的人物,但弄至今日香港如此侷促不安,負面情緒蔓延,除了共產黨、本地權力精英和保皇/建制派等的「民族」壓逼外,香港人集體失卻自信,失卻思考/感受切身以外人與事的能力,變得「目光如豆」,動輒訴諸悲情,忘卻香港原本「基地」、「橋樑」的「特質」,原來川流不息的熱鬧,因而也助長香港的「死水化」。

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觀看《甘浩望巡禮之年》,細味甘仔的人生事蹟,別有一番啟發,至少對灰記這類依然抱有「左翼關懷」的人而言。甘仔由殖民時期的香港到中共操控下的香港,始終如一,堅持到底是他的座右銘。你質疑他的「毛左」思想,你不喜歡他「尊崇」一個獨裁者,但他的宗教實踐和人道關懷卻是實實在在的。於他而言,共產主義理論上的窮人大翻身很合口味,只是共產黨墮落腐敗,騎在人民頭上,正如很多教會和教會上層忘記了耶蘇基督的實踐與教誨,即所謂宗教的初心,變成與權貴為伍的壓逼者一樣,背棄信仰的不是他,而是那些共產黨和宗教權貴。比較他與香港某些「愛國」宗教人士的言行,便知一二。

甘仔,一個比絕大部分香港人更愛中國的「老外」,他愛中國與很多忽然愛國的機會主義者,以及很多「黨性高於一切」的傳統「老左」不同,他愛中國並不是因為「大國崛起」,中國充滿機遇,反而因為中國有比香港多很多的窮人、邊緣人,因而與他們一起實踐共產主義理想的機會更大。他的「中國心」其實源於一種很多人認為過時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精神,而非香港人/中國人所糾纒的國族主義,無論是「香港心」還是「中國心」,這亦是灰記不介意他「毛左」,樂於與他為伍的根本原因。

江瓊珠在片中問一位追隨甘仔的中國殘疾人士,她現在為殘疾人士奔走是否一種「甘仔精神」,她雖受甘仔啟發,卻不拘泥於「甘仔精神」,說這是「助人自助精神」。她說得理所當然,充滿自信,她令我想起中國很多抗爭/維權者,不管客觀環境如何,助人自助,還有甘仔的口頭禪堅持到底,這可能就是現今「惶惶不可終日」的香港人需要重拾的精神和鬥志。

今日人人都要談本土,有人更喜歡切割,由米蘭到香港到中國大江南北,甘仔都是深入社會底層,沒有人比他更在地,更本土。至於他的在地與本土是否不合時宜,他不會在意,他會堅持到底。

(請注意:這並非冗長沉悶的社運片,片中甘仔與人接觸的很多細節都十分有興味)

這四個字

說實在,灰記對自己所題「香港獨立」這四個字完全沒有興趣。沒興趣不是因為什麼大一統觀念,而是對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民族主義都有很強的戒心,民族主義的繼續推演,必然是排他性、反多元的。「你係咪香港人」「你是否中國人」⋯,都是那麼回事。其實,「係香港人又點」「是中國人又怎樣」,難道做了某國人,某國的利益就是至高無上,對外有任何衡突矛盾都永遠要站在某國一邊,不管某國如何無理,否則就是不愛國,甚或叛國?況且,是某國利益,還是某國統治階級的利益呢?因此,倘若民族主義蓋過民主主義,蓋過人權,往往會演變成霸權當道,以國家利益之名,對內鎮壓異己,對外製造矛盾衡突,當然能對外耀武揚威的都是大國,所以大國的民族主義對世界最為危險,所以當今越來越多人提倡人權高於主權。

然而,對主權,對「香港獨立」沒有興趣並非對香港沒有感情,一個自己土生土長超過半個世紀的地方,怎會沒有感情,甚至不能簡單用感情來形容,而是「除了香港,還能在別的地方生活嗎」的那種感覺。對「香港獨立」沒有興趣也並非對鼓吹這四個字的人的憂慮/情緒沒有同感,即自由逐步被蠶蝕,東西多元(如果原來有的話)逐步被「中國化」所取代,香港「獨特」的存在逐漸變成明日黃花等。

對,因為歷史的淵源,香港是有別於中國的「獨特 」存在,這應該是香港的集體共識吧!就算如工聯會和民建聯這些共產黨尾巴組織,他們的組織中人,都會慶幸自己能生活在香港,雖然曾受港英迫害(包括1967年的嚴重迫害),但相比身處中國暴烈政治下的恐懼、折磨,甚至隨時被關被殺,97前在香港生活的委屈算得上什麼,不少曾經投奔祖國的左派人士(包括那些東南亞華僑),受盡苦難後到頭來都慶幸可以回到/來到這塊可喘氣的殖民地。不過,97後香港作為政治避難所的「獨特」之處隨著宗主國的性質不同起變化,先是香港追隨中國嚴格限制中共政權討厭的人物(主要是中國的異議者)訪港,有時甚至主動把此類人士移交中國當局;後有中共有關人員涉嫌越境綁架銅鑼灣書店負責人,以至律政司嚴厲檢控反政府示威者,如向向法庭覆核刑期,令反東北規劃13人和雙學3子被追判6至13個月監禁的重刑 ,卻寬鬆對待親政權的暴力犯案者。這些變化顯示香港這種「獨特」性越來越不可靠。然而,那些身份轉換了的工聯會和民建聯中人,那些遺忘了中共慘烈殘酷政治傳統的左派中人,只懂為政權吶喊,不懂再珍惜香港這「獨特」的存在了!

正是這種「獨特」性不再可靠,灰記特別珍惜這四個本來不感興趣的字。無他,一個說得上政治避難所的地方,必然是有一定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很多人可能會因為「香港獨立」而會感到冒犯,但不要緊,人權自由的意義就是普通人能表達冒犯性的言論,而不會受到政權的制裁或生命受威嚇,因而無所畏懼,道理再簡單不過。如今因為大學出現這四個字,學校當局一是想方設法要消滅這四個字,至少要表態反對懸掛這四個字,為的就是要迎合中共所好,甚至不惜跟隨前任特首梁振英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故意不經大腦的港獨違法論,強詞說這四個字違法,忘記大學本應是最珍惜言論自由的地方,忘記香港還有「一國兩制」、普通法和人權法這回事,沒有一所大學的管理層膽敢捍衛學生的表達自由。然後那個03年曾經為了捍衛人權,反對過董建華政權制訂國安法(23條)的湯家驊,向政權投誠後,竟說得出表達「香港獨立」這四個字犯了「煽動罪」的對上奉承話,然後還有那些梁振英上台後頻繁出現的「愛國」暴烈組織踩場,製造衡突。大學當局和一個又一個民主派向政權附庸的表現,再加上暴烈「愛國」組織的文革式表忠,更賦予這四個字特殊價值。可悲的是,這四個字的價值和意義並非來自它的充分論證和實踐的可能性,而是僅僅因為這四個字冒犯了香港那些對北京唯唯是諾/急於表忠的權力和親權力者。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些中國古語永遠派得上用場。那些親政權親上腦或被中共黨國主義灌輸得頭昏腦脹的人,知不知道「進步、無私的中國共產黨」、「XX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 這些口號,在很多香港人心中也同樣十分冒犯和討厭。這些來自權力的冒犯性的口號,不只是表達意見而已,還要強迫人如圖騰般膜拜,至少在中小學如是。這是政權與人權原本已不對等的關係,即使普通人享有言論自由,也沒有如政權的資源和權力去散播其言論,如今香港人連普通人這種言論自由也受到重大威脅,實在不能等閒視之,除非閣下是那些親政權親到上腦或被中共黨國主義灌輸得頭昏腦脹的人,或甘願附庸政權的人。而這些親權力人士總不願明白,就是那種強制式的大中國統一觀,再加上中共政權在大陸的種種倒行逆施,至令很多香港年青人反感以至不認同中國的所有一切,生出獨立意識,家長式的專制主義是消滅不了的這些思緒和意識的。

如今,灰記這類無權的普通人,在言論自由未被壓扁,在香港的「獨特」仍未消失殆盡前,只能堅決擁抱這原本沒興趣的四個字,擁抱「香港獨立」是因為仍然相信民主自治,相信民主自治才能充分保障人權,相信落實民主自治有中共也不能迴避的正當性,也相信爭取民主自治不會比爭取香港獨立來得輕鬆、容易。 而灰記之所以對「香港獨立」不感興趣,除了憂慮它隱含可發展成極端的民族主義,也對一些倡議者對那些直接面對中共暴政、酷刑的反抗者的冷漠深感遺憾。灰記相信,香港倘有朝一日能落實民主自治,以至成為民主政治實體,必定是與中國抗爭者的勝利,大陸的民主化息息相關(灰記亦相信自己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

最後想講講7月被中共監禁致死的劉曉波的「遺產」《零八憲章》,先不談憲章的經濟部分(因為越來越多人認為私有制自由經濟只是口號,最終只會發展成財團壟斷,剝奪平民百姓生活空間的偽自由經濟),政治部分其實可以成為中港,甚至台灣,不論統獨取向,關注此地區民主及和平發展人士展開對話合作的共識。而劉曉波是中國其中一位,最能體會西藏人、香港人、台灣人自主自決心情,最能接受分離主義主張的愛國者,他的開放與包容其實很值得那些鼓吹港獨的人,以及那些自詡愛國的中港人士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