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的宗教與政治

在上海街碧波押的放映會, 一位中年人說看《709彼岸》有點像看「恩雨之聲」的節目,為何特別要拍攝其中一位受訪者(郭飛雄太太張青)唸聖經,又要剪輯牧師為該受訪者禱告(輯自艾曉明的《神的孩子》),問灰記是否信教,是否也想利用影片宣傳一下基督教。灰記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搞得有點愕然,因為從來沒有想到這齣影片會給人「恩雨之聲」的感覺,幸而觀眾中很多人都表示沒有這個感覺,令灰記放下心頭大石,並隨即回應說,灰記沒有宗教信仰,但支持信仰和言論自由,既然有受訪者特別提到基督教信仰對她們如何重要,不會因為自己不信教而故意删走這些說話。灰記沒有回應唸聖經的片段,不覺得唸聖經便等於傳教。

一位年青觀眾也回應了那位中年人,指面對如此嚴酷的環境,尋求宗教的慰藉很理所當然,很難想象沒有這些心靈慰藉她們何以過日子。的確,回想起來,曾經採訪的維權律師和家屬,信仰基督教的真不少,但本地的主流教會和宗教團體,有多少會關注他們的命運,以至關注在中國受逼害的宗教人士?中共視宗教為「洪水猛獸」,會顛覆他們的統治,基督教、天主教便是「外國勢力」的代理,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則與「分裂勢力」劃上等號,前者是藏獨「分裂勢力」「迷惑人心」的武器,後者是新疆「極端/恐怖主義勢力」的溫床。

這個只信仰一己權力的政權,把自己也不相信的馬列主義定為一尊,不容任何信仰力量挑戰。其對宗教信徒的逼害,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新疆不時傳來消息,共產黨強逼當地人背棄伊斯蘭傳統,甚至要接受集中營式的「再教育」,虔誠的教徒被視為潛在的「恐怖主義」分子;同樣,西藏受人民愛戴的佛教僧侶是共產黨的眼中釘,中共推出活佛認證,由統戰部宗教局頒活佛證書給那些聽黨的話的僧侶,要求僧侶接受「愛國教育」,就是為了削弱達賴喇嘛和那些依然視他為全藏精神領袖的活佛/僧侶的影響力。然後,又勒令禁止新疆和西藏未成年青少年接觸他們的傳統宗教,美其名是「保護青少年」,實際上是要灌輸「愛國思想」以清洗他們民族的根源,所以也要逐步試圖取諦藏語和突厥語。被中國強行統治的西藏人和新疆人,以至較少人提及的蒙古人,要面臨「種族清洗」的厄運。 

這種強逼別人不信教,強迫別人做中國人的中式一尊與大一統桎梏,說穿了就是「擁護共產黨千秋萬代」的妄想,必然會受到挑戰。既然「共產黨千秋萬代」是一種妄想,必然帶有精神病性質,所謂妄想被逼害症由此而生。一個患有妄想被逼害症的病人是受害者,一個患有妄想被逼害症的政權必然是加害者。從政權動輒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維權律師/人士、抗爭者治罪,就是一種病態。維權律師是行使法律賦予他們替委託人辯護這個基本權利,因為委託人是不受政權歡迎的法輪功信徒、基督徒、西藏人、新疆人、上訪者……,當局就可以恣意剝奪律師和委託人的權利,律師如不聽話就要受逼害,由吊銷律師資格,到拘押酷刑,到控以莫須有罪名;一些發表政見的異議人士在行使言論自由時,亦被控以莫須有罪名,這一切稍為留意中國人權訊息的人都會知道,最近再被重判的秦永敏,人生一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度過,只因為他要實踐結社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這些就是極權/病態統治的「萬象」。

而中共這種病態統治,已開始影響香港的當權者,以病態的心理去解釋言論自由,說什麼言論也有限制,不能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那個原本並不活躍的「一、二人政黨」,香港民族黨,因為中共要進一步打壓香港的言論結社自由,香港警方便以「社團條例」把它拿出來祭旗,說民族黨危害「國家安全」。最可惡的是警方把言論表達自由故意與行動混為一談,警方這種言論等於行動的說法,就是和應中共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霸王病態。其實,為什麼言論出版自由要和結社自由綑綁在一起,因為言論與行動是分不開,也是法律所容許,只要不牽涉暴力,這是為了保障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組織團體、發表政見以至參政是人民實踐其政治信念的不容侵犯權利,道理顯而易見。

至於是否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在一些民主開放程度較高的社會,都會讓人民自行判斷,判斷的方式一是透過選舉 ,二是透過公投,看鼓吹「分裂國土」的鼓吹者/候選人是否獲得選民支持。灰記在此博客已講過多次,加拿大𣁽北克、英國蘇格蘭、日本沖繩,以至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派的議會候選人不會被取消資格,鼓吹獨立的政黨可成為地區的執政黨,例如蘇格蘭執政的民族黨,曾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於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結果反對獨立者較多;又例如加拿大的𣁽北克人黨取得𣁽北克省的執政權後,亦曾單方面舉行加拿大政府不承認的獨立公投,加拿大政府並沒有阻撓。至於今年西班牙中央政府禁制加泰隆尼亞舉行獨立公投,要取締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這種地方與中央的獨統之爭的發生,正正因為西班牙政府並沒有,或礙於民主憲法,不能透過限制加泰隆尼亞人的言論結社等政治權利,把加泰隆尼亞的獨派「消滅於萌牙狀態」。

因此,一些香港的共產黨附庸,特區政府、民建聯、工聯會為首的保皇黨說什麼「港獨有違天理」、說什麼全世界也不容許「分裂活動」,只是欺騙那些受大一統思想洗腦的無知市民。至於說民族黨鼓吹「民族仇恨」和暴力,灰記也明言反對「港獨本土派」的「狹隘的排外民族觀」,也不贊成他們的「勇武」說(其實民族黨只是在「吹水」),但這些言論距離引起即時公眾安全威脅還有十萬八千里,依然是法律容許的言論自由範圍,必須受保障,不同意陳浩天的言論可以如灰記般反駁,但官方不能因此而禁制民族黨。試想想,你香港警方在陳浩天家裡連一件武器都搜查不到,也舉不出民族黨有何具體的暴力行動計劃,怎能「屈」人危害公安和「國家安全」!

想深一層,中國的病態統治,在特區政府和保皇黨刻意逢迎下逐步滲透香港,一些人因「絕望」而萌生「去意」,個人層面是移民,政治層面是港獨去中國,這些心態便不難理解。至於香港的權貴們為何樂於犠牲可能對中港都有利的「香港獨特性」,拼命迎合中共的「融合政策」,那些中港「上層人士」的利益糾纒和交葛,為何要趕緊把香港剝奪殆盡,灰記無從,也懶得去理解。如果說「絕望」是現在一些香港人的普遍情緒,709事件會否對他們有所啟發?

《709彼岸》其中一個受訪者劉巍律師說,在國內時不斷思考中共這種暴政何時可結束,想到很絕望。709大抓捕之所以發生,正正因為人們在做事情,觸動了中共敏感的神經,因而遭受殘酷的打壓。但709發生後,沒有任何人退縮,大家仍舊敢於發聲,這就是希望。

觀看709的觀眾也不只一次談到,佩服他們在「絕境」中的勇毅,但也想不到他們可如何撼動這個頑劣的政權,也不知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作為709的拍攝者,灰記只是一個messenger,憑著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以及中港(民間)命運共同體的認識,會繼續當一個忠實的messenger。其他人同樣會依據他們不同的關注和認識,做力所能及的事。

也在場觀看《709彼岸》的甘浩望神父,早已遊走於中港之間,做著他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結合,與貧苦大眾同行的宗教與政治實踐。因此,對該中年人「恩雨之聲」的疑問毫不在意。反而因政權仍依杖中國傳統的株連暴行,維權律師/抗爭者為了了無牽掛的繼續維權抗爭,往往要付出妻兒遠走他方,長期分離的代價,令他特別有感觸,覺得這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反問是否要抱獨身主義才能當維權律師/抗爭者,還特別提到他們的處境令他想起電影《沉默》,中世紀日本禁制外來宗教,面對酷刑折虐,以至殺之禍的傳教士,要被逼背棄自己的宗教的兩難。

神父以面對宗教試煉/試探來類比中國抗爭者的處境,令人想起「殉道」的艱難問題,的確教人沉重。此刻,灰記不管自己是否無神論者,唯有與神父一起默默的禱告,祝福那些在「絕境」中反抗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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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709遇上「本土派」

在一次《709彼岸》映後談,某位青年提出一連串問題︰拍這影片的動機、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如何立足/保衛香港、行動的優先次序等。有朋友事後告訴灰記,這個「本土派」是來「踩場」。灰記當時也估計他是「本土派」,也想起一些「本土派」的典型思考方式︰「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仲去關心中國做乜嘢」、「唔同中國切割,香港冇運行」,諸如此類。

 

這位「本土派」朋友以提問方式表達,是想挑戰一下灰記這個「左膠」,還是他本人對這種典型思考方法也起了疑問?無論如何,這位「本土派」青年願意來聆聽中國維權律師/人士說話,即使來「踩場」也沒有以往一些「本土派」的氣焰,是不錯的事。

 

其實影片開首已開宗明義講了灰記拍攝的動機,709大抓捕發生了三年,王全璋律師生死未卜(最近已從他妻子李文足發送的消息,得知有律師見過他,有被喂藥和受酷刑的跡象),一些替709受害者辯護的律師如余文生、李昱函相繼被羅織罪名拘押。但中國肅殺的氣氛,並沒有令所有人噤聲,不少受過打壓的人繼續為人權和公義發聲。而選擇避難的人,也有他們的故事和要說的話。影片要說的其實就是這些,或者準確一些,影片是讓他們說話的平台。

 

至於說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同場的影片採訪者江瓊珠答得瀟灑,也懶得理會什麼立足本土、優先次序,除了沒有刻意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因為中共的殘暴要知道的人都會知道,也提供了一個與中國維權/抗爭者的連結方法,「只要你當維權律師/人士是朋友,你就會關心他們,就會想到有何事情可做」。只是,對一些「本土派」人士來說,要超越「民族仇恨」,關懷水深火熱的中國抗爭者,是「左膠」大愛的不切實際。

 

灰記就拿著青年問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這句話,打蛇隨棍上,說既然「本土派」如此仇恨殘暴的中共,怎麼能對那些在中國第一線對抗中共暴政的維權律師/人士,不聞不問。維權/抗爭人士,現在動輒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即是他們的存在對共產黨來說,是威脅它的統治,這不是很符合「本土派」的要共產政權倒台的想象嗎?

 

爭取香港獨立/建國與關注中國人權並沒有內在矛盾,正如不少認同台灣主權、主張台獨的台灣人,都有聲援中國的維權律師/抗爭者,這是基於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共同價值的追求,超越了「民族」認同的界限,大家變了道上的朋友,道理顯而易見。只要懷著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共同價值追求之心,便不會有「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仲去關心中國做乜嘢」的心態。而對中國的抗爭和人權狀況不聞不問最符合中共利益,所以香港的保皇建制人士都對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視而不見。至於「唔同中國切割,香港冇運行」,只是舵鳥政策,「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中港政權正在「溶化」香港,講切割,比民主派要繼續捍衛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更虛無漂渺。

 

因此,灰記繼續回應說,面對中共的同一暴政,中國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香港人站在二、三線。大家有的是「前後方」的關係,有的是聯繫的必要。第一線/前方的抗爭形勢較好,二、三線/後方的情況也會較好,又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一些「本土派」硬要看不過,聽不到,是以虛幻的「民族仇恨」,代替了「理性」的現實思考。

 

最近劉霞離開中國往德國治病,在天津看守所失去音訊一千多日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其妻子終於獲得他仍生存的消息,她們有機會向外界表達心意時,都不忘感謝香港對她們的關注。李文足更特別提到,以往對香港無甚概念,這兩三年香港市民對被逼害709律師的關心與聲援,令她對香港很感恩。這兩位女士所表達的謝意,除了體現江瓊珠的朋友說外,或許正好解釋第一線與第二、三線的關係,香港雖然面臨「中國近了」的龐大威脅,但畢竟還有相對的自由與空間,去做處在第一線的抗爭者不能做的事,向全世界傳遞訊息、向中聯辦抗議、拍攝影片/出版書籍、在網絡發聲、參與聯署等,若不是受「國族仇恨」所「蒙閉」,香港人在為自己發聲之餘,必定會想到「唇齒相依」的中國抗爭者,想到為他們發聲,替他們打氣,因為大家都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當中國真的所有反對/反抗聲音也消失時,香港人離第一線也不會遠。

 

7月13日晚劉曉波逝世一周年追思會,中國抗爭者胡佳錄影講話指出,香港仍存在的空間,香港人對大陸人權的關懷,對中國內地的抗爭者非常重要,他們亦心存感激。而中國的民主對香港而言亦十分重要,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胡佳在今時今日重提很多人忘掉,「自決派」和「本土派」都拒絕承認的「政治現實」,別具意義,也別有一番滋味。

 

因此,灰記也再「苦口婆心」盡一下言職,假如「本土派」因為不安、仇恨而自我孤立,以為自己在草木皆兵中「孤軍奮戰」,看不到比他們勇武和命運悲慘十倍的大陸抗爭者,看不到行禮如儀的七一遊行為「港獨龍獅旗作「掩護」,看不到「泛民」和理非遊行集會也是「本土派」籌款、宣傳的場合,看不到「左膠」/民主派同樣十分珍惜言論結社自由,同樣受打壓,看不到同道與朋友,永遠以最大/唯一政治受害者自居,繼續甘受某些坐在書桌前的「港獨/本土」理論導師迷惑,這樣下去,「朋友」只會愈來愈少,道路只會愈走愈窄。

 

 

堅持到底,甘浩望的在地與本土

今天瀰漫歌頌青春的莫名情緒,老朋友江瓊珠卻選擇訴說一個「老外」的故事, 她導演的《甘浩望巡禮之年》6月28日、7月4日和13日於藝術中心率先放映。灰記是影片其中一個minor攝影師,參與這齣紀錄片製作和宣傳的朋友也有一大堆,無他,甘仔這個「老外」行走香港(90年代後較多留在中國)幾十年,做了很多事情,在傳統社運圈子獨當一面。因著神父的身份(在片中他解釋神父並非一份職業),因著左翼(甚至是毛左)的信念,因著與基層、邊緣社群為伍的實踐,他被不少人認識,甚至尊敬。

江瓊珠被問到為何要拍甘仔,她十分肯定地說,甘仔由上世紀70年代初由意大利米蘭來香港,參與過很多社會事件,例如營救劉山青、協助油麻艇戶爭取上樓、與露宿者親近、積極投入居權運動、到現在仍每逢星期日在金鐘為參與雨傘運動的教友主持彌撒,然後又為難民/酷刑聲請者奔走……,拍攝甘仔就猶如重溫香港的社運歷史,或是探視過去幾十年的某種社會面向。不單如此,甘仔的「中國心」現在雖然被認為不合時宜,卻也值得很多香港人細味。

從甘仔所投入的運動/事件看,絕大部分都並非主流社運/民運的著力點:當年屬「托派」的劉山青因為探訪廣州民運人士,在80年代被囚於中國黑獄十年,主流民主派拒絕關注,甘仔本著宗教和人道精神,與宗教人士、劉山青的同志如長毛等,以及極少數市民(當中包括歌星黃耀明)作出「營救」,十年如一日,雖未能令劉縮短刑期,不過,劉山青於90年代初獲釋回港,主流民主派也要沾光,司徒華和張文光走到紅磡火車站獻花;

油麻地艇戶是社會邊緣人士,當中很多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水上新娘,當年港英政府散布艇戶爭上樓是「打尖」的言論,漠視避風塘環境惡劣及危險,與今日港人內地配偶子女來港是與港人爭資源的論述有點相像,都是分化市民的技倆,但甘仔不會理會社會輿論,堅持到底,終於為他爭取上樓。而他與拍檔神父宋仔為了與艇戶同行,住在艇上,最終自己也獲分配公屋,成了後來他中港兩地走的落腳點;

他參與居權運動更是與「全港市民為敵」,不少民主派政客議員都不敢觸碰這個「燙手山芋」,但甘仔一於少理,到今日仍與居權家長每年紀念129終審庭的勇敢判決,和626的人大釋法;協助難民/酷刑聲請者也是與「主流民意」相違背的活動。只有雨傘運動算是甘仔「回歸」主流民主運動的一次。

但作為身體力行的左翼神父,甘仔走的路其實相當正路,正如他在片中面對身為神父與信仰無神論共產主義的矛盾的詰問時,辯稱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的福音有很多類同之處,最重要是與基層弱小同行,這一點他顯然由青年到現在開始步入晚年都信守著,於他而言,沒有半點矛盾。

甘仔的言行當然不是「石頭爆出來」,作為「七十後」(他今年七十歲),思想啟蒙除了來自傳統的天主教教義,也必然受以1968年作為標誌的歐洲左翼思潮/運動的影響。而歐洲左翼思潮/運動,或多或少被「神秘」的毛澤東「革命理論和實踐」所俘擄。所謂毛的「革命理論和實踐」,就是現在大部分香港人反感,大部分中國人唾棄,以至很多歐洲左翼批判的「文化大革命」。說甘仔始終如一也好,冥頑不靈也好,他從不懷疑毛澤東搞「文革」的「初心」==是要建立一個 「共產主義新社會」,一個他嚮往,人人平等的新社會,只是實踐有所偏差。

到現在他仍然期望中國會有朝一日建立這個「新社會」,因此他與主流民主派和本土派不同,他歡迎一國一制,但他在片中再三強調,這個一國一制是在「新社會」基礎下建立的,與現在的一國和現在的香港一制都不同,更與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同。至於這是否於香港人有吸引力,相信他也不會在意,倘若有人揶揄他「咁鍾意一國一制,移民去中國啦」,他會說「我早就移民中國啦」。事實上,當年他原本打算經香港踏足他嚮往的中國,只是中國不歡迎他這個外國人,於是只能「滯留」這塊殖民地。

當甘仔說一國一制說得興奮,說到死也要死在中國時,江瓊珠突襲,問他「你好唔鍾意香港咩,點解唔可以留喺香港」,面對江瓊珠突如其來的「質問」,他輕聲否認自己不喜歡香港,並道出了他眼中香港的「特質」,「香港是一個基地,一個橋樑」。於他而言,香港是一個來來往往、川流不息、開放包容的地方。事實上,他幾十年來在香港的實踐,也引證了他對香港這個看法,或者確切一點,對香港的期許。無論關心難民、邊緣弱小,還是善待新移民,都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城市要做的事。當然,甘仔的看法在很多香港人,無論本土派還是建制派眼中都不討好。

也許甘仔開放、包容的香港想象已不合事宜,他也不會是時興「本土主義」追隨者所接受的人物,但弄至今日香港如此侷促不安,負面情緒蔓延,除了共產黨、本地權力精英和保皇/建制派等的「民族」壓逼外,香港人集體失卻自信,失卻思考/感受切身以外人與事的能力,變得「目光如豆」,動輒訴諸悲情,忘卻香港原本「基地」、「橋樑」的「特質」,原來川流不息的熱鬧,因而也助長香港的「死水化」。

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觀看《甘浩望巡禮之年》,細味甘仔的人生事蹟,別有一番啟發,至少對灰記這類依然抱有「左翼關懷」的人而言。甘仔由殖民時期的香港到中共操控下的香港,始終如一,堅持到底是他的座右銘。你質疑他的「毛左」思想,你不喜歡他「尊崇」一個獨裁者,但他的宗教實踐和人道關懷卻是實實在在的。於他而言,共產主義理論上的窮人大翻身很合口味,只是共產黨墮落腐敗,騎在人民頭上,正如很多教會和教會上層忘記了耶蘇基督的實踐與教誨,即所謂宗教的初心,變成與權貴為伍的壓逼者一樣,背棄信仰的不是他,而是那些共產黨和宗教權貴。比較他與香港某些「愛國」宗教人士的言行,便知一二。

甘仔,一個比絕大部分香港人更愛中國的「老外」,他愛中國與很多忽然愛國的機會主義者,以及很多「黨性高於一切」的傳統「老左」不同,他愛中國並不是因為「大國崛起」,中國充滿機遇,反而因為中國有比香港多很多的窮人、邊緣人,因而與他們一起實踐共產主義理想的機會更大。他的「中國心」其實源於一種很多人認為過時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精神,而非香港人/中國人所糾纒的國族主義,無論是「香港心」還是「中國心」,這亦是灰記不介意他「毛左」,樂於與他為伍的根本原因。

江瓊珠在片中問一位追隨甘仔的中國殘疾人士,她現在為殘疾人士奔走是否一種「甘仔精神」,她雖受甘仔啟發,卻不拘泥於「甘仔精神」,說這是「助人自助精神」。她說得理所當然,充滿自信,她令我想起中國很多抗爭/維權者,不管客觀環境如何,助人自助,還有甘仔的口頭禪堅持到底,這可能就是現今「惶惶不可終日」的香港人需要重拾的精神和鬥志。

今日人人都要談本土,有人更喜歡切割,由米蘭到香港到中國大江南北,甘仔都是深入社會底層,沒有人比他更在地,更本土。至於他的在地與本土是否不合時宜,他不會在意,他會堅持到底。

(請注意:這並非冗長沉悶的社運片,片中甘仔與人接觸的很多細節都十分有興味)

這四個字

說實在,灰記對自己所題「香港獨立」這四個字完全沒有興趣。沒興趣不是因為什麼大一統觀念,而是對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民族主義都有很強的戒心,民族主義的繼續推演,必然是排他性、反多元的。「你係咪香港人」「你是否中國人」⋯,都是那麼回事。其實,「係香港人又點」「是中國人又怎樣」,難道做了某國人,某國的利益就是至高無上,對外有任何衡突矛盾都永遠要站在某國一邊,不管某國如何無理,否則就是不愛國,甚或叛國?況且,是某國利益,還是某國統治階級的利益呢?因此,倘若民族主義蓋過民主主義,蓋過人權,往往會演變成霸權當道,以國家利益之名,對內鎮壓異己,對外製造矛盾衡突,當然能對外耀武揚威的都是大國,所以大國的民族主義對世界最為危險,所以當今越來越多人提倡人權高於主權。

然而,對主權,對「香港獨立」沒有興趣並非對香港沒有感情,一個自己土生土長超過半個世紀的地方,怎會沒有感情,甚至不能簡單用感情來形容,而是「除了香港,還能在別的地方生活嗎」的那種感覺。對「香港獨立」沒有興趣也並非對鼓吹這四個字的人的憂慮/情緒沒有同感,即自由逐步被蠶蝕,東西多元(如果原來有的話)逐步被「中國化」所取代,香港「獨特」的存在逐漸變成明日黃花等。

對,因為歷史的淵源,香港是有別於中國的「獨特 」存在,這應該是香港的集體共識吧!就算如工聯會和民建聯這些共產黨尾巴組織,他們的組織中人,都會慶幸自己能生活在香港,雖然曾受港英迫害(包括1967年的嚴重迫害),但相比身處中國暴烈政治下的恐懼、折磨,甚至隨時被關被殺,97前在香港生活的委屈算得上什麼,不少曾經投奔祖國的左派人士(包括那些東南亞華僑),受盡苦難後到頭來都慶幸可以回到/來到這塊可喘氣的殖民地。不過,97後香港作為政治避難所的「獨特」之處隨著宗主國的性質不同起變化,先是香港追隨中國嚴格限制中共政權討厭的人物(主要是中國的異議者)訪港,有時甚至主動把此類人士移交中國當局;後有中共有關人員涉嫌越境綁架銅鑼灣書店負責人,以至律政司嚴厲檢控反政府示威者,如向向法庭覆核刑期,令反東北規劃13人和雙學3子被追判6至13個月監禁的重刑 ,卻寬鬆對待親政權的暴力犯案者。這些變化顯示香港這種「獨特」性越來越不可靠。然而,那些身份轉換了的工聯會和民建聯中人,那些遺忘了中共慘烈殘酷政治傳統的左派中人,只懂為政權吶喊,不懂再珍惜香港這「獨特」的存在了!

正是這種「獨特」性不再可靠,灰記特別珍惜這四個本來不感興趣的字。無他,一個說得上政治避難所的地方,必然是有一定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很多人可能會因為「香港獨立」而會感到冒犯,但不要緊,人權自由的意義就是普通人能表達冒犯性的言論,而不會受到政權的制裁或生命受威嚇,因而無所畏懼,道理再簡單不過。如今因為大學出現這四個字,學校當局一是想方設法要消滅這四個字,至少要表態反對懸掛這四個字,為的就是要迎合中共所好,甚至不惜跟隨前任特首梁振英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故意不經大腦的港獨違法論,強詞說這四個字違法,忘記大學本應是最珍惜言論自由的地方,忘記香港還有「一國兩制」、普通法和人權法這回事,沒有一所大學的管理層膽敢捍衛學生的表達自由。然後那個03年曾經為了捍衛人權,反對過董建華政權制訂國安法(23條)的湯家驊,向政權投誠後,竟說得出表達「香港獨立」這四個字犯了「煽動罪」的對上奉承話,然後還有那些梁振英上台後頻繁出現的「愛國」暴烈組織踩場,製造衡突。大學當局和一個又一個民主派向政權附庸的表現,再加上暴烈「愛國」組織的文革式表忠,更賦予這四個字特殊價值。可悲的是,這四個字的價值和意義並非來自它的充分論證和實踐的可能性,而是僅僅因為這四個字冒犯了香港那些對北京唯唯是諾/急於表忠的權力和親權力者。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些中國古語永遠派得上用場。那些親政權親上腦或被中共黨國主義灌輸得頭昏腦脹的人,知不知道「進步、無私的中國共產黨」、「XX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 這些口號,在很多香港人心中也同樣十分冒犯和討厭。這些來自權力的冒犯性的口號,不只是表達意見而已,還要強迫人如圖騰般膜拜,至少在中小學如是。這是政權與人權原本已不對等的關係,即使普通人享有言論自由,也沒有如政權的資源和權力去散播其言論,如今香港人連普通人這種言論自由也受到重大威脅,實在不能等閒視之,除非閣下是那些親政權親到上腦或被中共黨國主義灌輸得頭昏腦脹的人,或甘願附庸政權的人。而這些親權力人士總不願明白,就是那種強制式的大中國統一觀,再加上中共政權在大陸的種種倒行逆施,至令很多香港年青人反感以至不認同中國的所有一切,生出獨立意識,家長式的專制主義是消滅不了的這些思緒和意識的。

如今,灰記這類無權的普通人,在言論自由未被壓扁,在香港的「獨特」仍未消失殆盡前,只能堅決擁抱這原本沒興趣的四個字,擁抱「香港獨立」是因為仍然相信民主自治,相信民主自治才能充分保障人權,相信落實民主自治有中共也不能迴避的正當性,也相信爭取民主自治不會比爭取香港獨立來得輕鬆、容易。 而灰記之所以對「香港獨立」不感興趣,除了憂慮它隱含可發展成極端的民族主義,也對一些倡議者對那些直接面對中共暴政、酷刑的反抗者的冷漠深感遺憾。灰記相信,香港倘有朝一日能落實民主自治,以至成為民主政治實體,必定是與中國抗爭者的勝利,大陸的民主化息息相關(灰記亦相信自己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

最後想講講7月被中共監禁致死的劉曉波的「遺產」《零八憲章》,先不談憲章的經濟部分(因為越來越多人認為私有制自由經濟只是口號,最終只會發展成財團壟斷,剝奪平民百姓生活空間的偽自由經濟),政治部分其實可以成為中港,甚至台灣,不論統獨取向,關注此地區民主及和平發展人士展開對話合作的共識。而劉曉波是中國其中一位,最能體會西藏人、香港人、台灣人自主自決心情,最能接受分離主義主張的愛國者,他的開放與包容其實很值得那些鼓吹港獨的人,以及那些自詡愛國的中港人士學習。

我們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南洋的政治與浪漫,《我們在此相遇》等放映記   

5月14日(周日)早上在茶餐廳用早餐時,避也避不了的香港「中央台」TVB24小時新聞畫面,播放的是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貿易高峰論壇。

那個基本木無表情,笑也笑得特別勉強的習近平,吃力地要模仿比他從容百倍的大獨裁者毛澤東。這次並非如當年出席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三世界團結運動大會」(如不結盟運動)或「社會主義大家庭場合」(嚴格來說當年出席這些場合多是毛的大管家周恩來或毛的副手劉少奇),而是參與世界資本主義掠奪,在和平共處、友好對話、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價值」的套話下,要爭逐經濟以至政治支配地位,若以毛澤東時代的語言來形容,就是競逐帝國主義霸權地位。當年美蘇中的恩怨糾纒,換成了今日美中俄的相互盤算,不變的是資本主義依然是世界規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成了惡夢。

《我們在此相遇》在吉隆坡雪華堂作全球首映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令灰記感慨良多,中國無論以社會主義二哥,還是以資本主義新貴出現,其地區「大阿哥」意識沒有改變。四月灰記與江瓊珠到訪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兩個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去了吉隆坡、怡保、檳城、新山及新加坡做巡迴放映,此舉當然不是受到梁振英開口閉口「一帶一路」的鼓舞,而是「一帶一路」民間/個人往還源來已久,不用習近平和梁振英大吹大擂。這種坦誠,建基於真摯友誼的民間/個人交往,與官方那種互相猜度,各有計算,犧牲民眾利益的合作不同,別有一番風景,好像江瓊珠專誠為南洋朋友首映新作《我們在此相遇》,一齣她形容為很浪漫的紀錄片,也包括順帶放映《709人們》,都是不帶任何計算的文化交流。在紀錄片的內外,中國因素無遠弗屆,而我們亦註定要顛覆官方的「一帶一路」論述。

 《我們在此相遇》的一位最耀眼的受訪者就是華裔馬來西亞「老左」,人稱老闆的張永新,所謂「老左」就是當年一群受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如何希望改變正脫離英國獨立的馬來亞(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直至1965年馬新才分道揚鑣)。這些「老左」大多數是華人,有不少參加了由中共援助以至指揮的馬共,因此馬共與同樣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泰共、菲共以至曾一度統治柬埔寨三分二地區的赤柬有所不同,被認為帶有強烈大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所謂「共產主義」/「中國威脅」,長期被馬來民族主義者利用來壓制華人公民權利的手段,馬來人與華人的隔閡也長時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

左起:陳允中、張永新、江瓊珠、劉嘉美、李凱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永新的「老左」經歷別樹一格。老闆讀中學時已經參加左翼團體主辦的地下讀書會。中學未畢業已投入政治活動--反越戰反對國內的政治黑暗,最終於1968年當局以內部安全法將其拘禁(未經審訊可拘留兩年,還可以不斷延期),其時他未足20歲。老闆在影片說得很輕鬆, 和平示威一關就是8年多,集中營過得很愉快,因為和很多比他年長的政治犯關在一起,學了很多,長了見識。

老闆獲得自由時已是70年代中,他沒有選擇參加馬共打游擊,而是參加人民黨的反對政治。也許在他的心中,跨族群的政治抗爭才適合他的性情。參與了政治反對派20多年後,他感悟到人的改變殊不容易,政治抗爭之外,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深遠,此後便以出版和賣書為志業。

老闆與當地華社的文化人不同,不以中華為核心,出版的書籍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不少書籍講的都是當地、區域以至世界議題,還有走出國門,推動區域文化交流之舉,第一站是印尼文化重鎮日惹,並決定在那裡開書店,除了賣書也希望串連當地文化與政治有心人。由印尼開始,老闆對江瓊珠說,希望可遍及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其他城市。

若沒記錯,江瓊珠在印尼的一個集體觀光活動中問老闆為何要去觀光,老闆回以 “Solidarity奇怪的問題, 故作不解。導演傳神地捕捉了這位「老左」的性情,有著左翼的團結/集體意識,卻不乏個人幽默感。在放映後,老闆不斷「質問」導演為何不逐一依次講述被訪者,講完一個再講第二個,清楚明白,為何要講一下這個又講那個。不知這是老闆獨有的幽默,還是他真的「不懂」電影!  

但可以肯定,老闆既不是本土派(至少不是狹隘的本土派),更不是大中華主義者,而是仍相信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他和香港的長毛梁國雄一樣,最欣賞的是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革命者哲古華拉,他和朋友於吉隆坡開設的左翼書店閣樓有哲古華拉的肖像。他的故事,必會衝擊香港那些淪落到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黨國「老左」,也必會衝擊那些凡事香港優先的狹隘本土派,如果他們有興趣看《我們在此相遇》的話。

影片開首時,老闆與一位州議員在兩年前淨選運動的示威場合相遇,談到馬來西亞政治的小進步。小進步是現在示威不怕被驅趕被抓捕,十年前公開場合穿著反對黨的T恤也會被抓,這是州議員說的;當然要夠人多,人多他們便不敢動你,這是老闆說的。

檳城大山腳,導演、嘉美與凱倫

州議員叫李凱倫,選區在檳城大山腳,是受訪者最建制的一位。江瓊珠比較片中其他幾位受訪者,問他是否選擇了一條最舒服平坦的道路。他隨即回應目前自己有三條控罪在身,視乎檢控官是否決定提控。這些控罪只有威權社會才有,例如聲援一個被捕學生,就以和平集會法被捕,例如他們抗議警方拆除聲援現在仍在獄中的前副首相安華的戶外宣傳版,說警方不專業,便以煽動罪被捕(與香港的反對派動輒被檢控很相似)。

大約二十年前,李凱倫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大馬執政黨分裂,首相馬哈蒂與其接班人副首相安華不和,安華被捕坐牢。李凱倫看到連副首相也不明不白被逼害,覺得很震撼,於是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加入了安華所建立的反對黨公正黨,上次選舉當選了州議員。在影片中,議員的活動相當儀式化與沉悶,當主禮嘉賓,頒獎嘉賓。李凱倫只能利用發言時間講講當今大馬的政治不公。而看清楚一點,他參與的活動大多跨種族,聽清楚一點,他也多以馬來語發言。有別於舊政治人被種族籓籬所束縛,新一代自稱進步的政治人都希望打破種族隔膜,不再局限於自己的族群,例如近年的淨選運動都有馬來人、華人及印度裔共同參與。當然,這一切都只是開始。

作為自稱進步或左翼的政治人,凱倫與嘉美一起布置的住所,客廳也掛了哲古華拉的肖像,不但如此,客廳儼如會議室,有白板有大量座椅,方便與同道開會交流。來自香港基層的太太劉嘉美強調住不慣這類千多二千呎的豪宅。嘉美也是受訪者之一,若嫌老闆一生為同一個理想而不斷奮鬥不夠浪漫,一個香港人與一個馬來西亞人的相遇和結合,應該可以稍稍滿足喜歡浪漫故事的人。

不過,嘉美卻是非一般的太太。「我從沒想過要結婚」,作為女性主義者和崇尚左翼政治的人,嘉美從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檳城與凱倫一起生活。「為什麼一定要我到馬來西亞,為什麼不能他到香港。」 一段長距離,未定棲息地的浪漫,最終因為李凱倫當選了州議員而鐵定移師馬來西亞。嘉美說要移居大馬,有一個身份比較方便,就是由婚姻關係所定義的太太身份。但嘉美始終是女性主義者,再三強調是自己選擇到大馬與凱倫一起生活,不是跟隨丈夫到大馬生活。影片的某一刻,江瓊珠問嘉美有否懷念香港,嘉美想了一下,眼泛淚光,再說不下去,這個鏡頭為嘉美的女性主義多添了一分「美麗與哀愁」。

嘉美拒絕定型的女性角色,活躍於馬來西亞民間活動,聲援及書寫不同的抗爭運動,例如沙勞越原住民的反水霸行動。有次在沙勞越與原住民婦女一起在廚房煮飯,江瓊珠問她是否喜歡煮飯,她特別強調自己平時不煮飯,只有這些集體有如公社般的場合,大家一起勞動她才有興緻。她邊參與活動邊採訪活躍分子,然後寫成書出版,名為《有些人行動,十一個馬來西亞抗爭故事》,雖然角色由從前在香港的勞工和婦女組織者變成現在旁觀的作者,但關注的議題並沒有兩樣。

在沙勞越原住民村落出現的還有陳允中,他是沙勞越人,政治啟蒙在台灣,早年特別關注原住民所受的苛待,甚至為此而哭泣,為此與家人一度冷戰,後來在香港的大學任教,並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抗爭。馬來西亞出生成長,台灣、美國留學,香港生活,他示範了跨國界的經驗。左翼的國際闗懷是一個原因,結識了香港的伴侶也應該是推動他把關注焦點移至香港另一的主因。導演江瓊珠常感嘆,原來希望影片多點浪漫氣息,但政運社運的伴侶開口閉口就是政治社會的大事,很少觸及「兒女私情」,令自己的構思落空。

但導演不必感到失落,若劉嘉美的女性主義實踐與掙扎,陳允中對人類平等的執著與激情不夠浪漫,還有一位比較obscure的受訪者區美寶。 

不少看過《我們在此相遇》的當地朋友都認為區美寶與其他受訪者格格不入,覺得她坐在香港國際特赦辦公室,憶述當年營救被囚禁反對派領袖蔡添強的遭遇及感想,是影片最沒有互動最冷場的部分(可能因為沒有區美寶與蔡添強相遇,沒有兩人的現在式)。但不知怎的,灰記第一次看影片時,卻被Mabel那種看似淡然的表述所觸動,逝去的政治與愛情追憶起來更添哀思,抑制著的記憶更顯淒美。果然,導演江瓊珠透露,聆聽Mabel的馬來西亞故事是她拍攝這影片的最大動力,沒有Mabel就沒有《我們在此相遇》。而電影最開首的設計,在片名《我們在此相遇》出現前,現已貴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的蔡添強在一個淨選運動場合以馬來語發言,和Mabel的追憶交織,差不多有著為影片定調的作用,足見導演對Mabel獨白之情有獨鍾。

美麗的怡保

《我們在此相遇》除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與風情,也有近年香港人熟悉的場面,嘉美參加過的基層婦女與勞工行動,凱倫在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時參加過的反世貿,陳允中參與過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雨傘運動,為朱凱迪與羅冠聰助選等。不但馬來西亞的朋友,香港的朋友也會感到似曾相識。

如果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官方主導的上層政經遊戲,《我們在此相遇》所描述的就是民間/個人自發的「一帶一路」,相互為了民主、人權、公義,為了對抗政權的壓逼而作的連結與交流(當然這種連結與交流絕不會被習近平及梁振英所認可與贊助)。因此,在中國猛烈推銷「一帶一路」之際,選擇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首映,別具意義。事實上,當地的社運/政治活躍分子都異口同聲指中國利用投資欲政治上影響馬來西亞昭然若揭,絕不是習近平所說的互不干涉內政。例如前年禁止梁國雄和黃之鋒等入境參加六四紀念,雖說是馬來西亞政府的決定,但壓力卻是來自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今日中國的干預可能只是驅逐外國人出境,明日可能就是逼害馬來西亞當地人。當年中國以「共產主義」之名輸出革命,今日中國以資本主義之實輸出威權專制「價值」,當然這些「價值」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方與上層與中國官方的共同「價值」。

《我們在此相遇》片末有Mabel參與中國709大抓捕一周年到中聯辦抗議的活動,也有維園六四集會,香港與馬來西亞的民間情誼,也避不了中國因素。因此,在當地放映看似與馬來西亞人無關的《709人們》也有一定意義。有興趣看講述15年7月9日中國當局開始瘋狂抓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影片的,都對中國的強大深感憂慮,除了人道主義的同理心外,專制獨裁的中國坐大,並積極發揮影響力,只會令威權的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政府更肆無忌憚,或更有藉口濫權。有組織放映活動的馬來西亞人告訴灰記,他們這次沒有在華社宣傳放映《709人們》,其中一個考慮是怕中國大使館知道了會作出干預。這是否他們過慮,灰記不得而知,觀乎梁國雄與黃之鋒的遭遇,他們的說法也不無道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放映抗爭電影別具意義。

最後灰記想說說,當梁振英推「一帶一路」獎學金時,大部分的反應都是嘲笑此舉荒謬,為何不鼓勵學生去歐美交流而去貧窮落後的國家,這是十分典型的中產思維。但灰記總覺得,世界不只有歐美,學生多看看不同的世界不會有害,老師和家長要做的是鼓勵他/她看事物要有批判思維,不是照單全收。對關心反對政治的人,即使最高壓的國家,也總有異議者,總有人文關懷的學生。中國不是有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者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實幹著嗎?有心的老師,何不鼓勵學生利用獎學金,在「一帶一路」尋找與官方論述有所不同的故事(或讓多些歐美國家以外的學生來香港交流也不壞)。

好像在我們的「一帶一路」最後旅程,在威權的新加坡,於曾被政府打壓,充滿歷史滄桑的南洋理工大學(前身南洋大學)的一個演講室內,來自香港的有心教授,連續兩日為當地和來自馬來西亞,以至中國的學生與市民,放映包括江瓊珠的《我們在此相遇》、《幾乎是,革命》、《愈抗爭愈美麗》,以及《709人們》等的抗爭紀錄片,也算是民間對官方「一帶一路」的一點顛覆吧!

「特首戰」後絮語

3月26日,泛左翼和自決派往特首「選舉」現場抗議小圈子選舉和中共操控。

2017年3月最後一日, 兩位大陸維權人士蘇昌蘭和陳啟棠,因為2014年曾聲援香港雨傘運動,被拘押兩年多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前者判監3年,後者4年半(之前已有張聖雨、謝文飛、王默被判刑4年及4年半)。3月27日佔中三子及雨傘運動的一些「嗌咪」者及組織者共9人往警署接受拘控,他們被控「煽動妨擾」等罪。前一日則是被視為不受歡迎及作風強硬的林鄭月娥,在中共威迫利誘建制選委歸隊下,比上屆梁振英多88票當選行政長官。把這些差不多時間發生的事情放在一起看,讓人感到異常壓抑。

聲援港人佔中爭取普選、民主,在中共心中等同顛覆,威脅共產黨政權,已是昭然若揭。香港爭取/支持民主的人,不應再存任何幻想,無論如何溫柔非暴力抗爭,只要觸犯刑法,代價只會愈來愈大。已有人估計,這次香港的判刑也不會輕,不像以前判社會服務令或入獄一、兩個月般。中共及其在香港的代理,加強對反對力量的鎮壓,侵蝕公民社會,「扭轉」港人比較西化、自由主義的思想與作風,與一國趨同的主調已定,只是看形勢而調整策略吧了。

其實林鄭月娥這個前港英殖民官僚被挑選當中共在港的大管家,即所謂「公務員治港」再現,替代疑似地下黨員梁振英的「幹部治港」,卻惹起港人極大反感,相當「發人深省」。林鄭與曾俊華背景相當類似,大家都是讀番書大,林鄭由小學到中學都在嘉諾撒聖方濟書院肆業,然後考入殖民地第一大學(港大),1980年畢業後便加入港英政府;曾俊華小學是喇沙仔,中一移民美國,大學畢業後曾在當地工作,1980年在當時被港英保送美國深造的曾蔭權鼓勵下,才回流香港加入政府。換言之,兩人都是港英培植的精英官僚。

如果說曾俊華少年時代在美國成長,有外國生活經驗及聯繫。林鄭也曾在英國工作,丈夫亦長期在英國工作及生活,取得當地居留權。這可能都是很多殖民官僚的共同/類近經驗吧。然後他俩和全體公務員順利過渡97後中國主權下的特區政府;05年,他們的前輩曾蔭權替代董建華當特首,兩人繼續擔任高官,林鄭更是曾蔭權由倫敦調回香港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曾蔭權上台,標誌「公務員治港」替代「商人治港」。曾蔭權獲中共允許07年連任,兩人仕途更上一層樓,曾俊華任財政司司長,林鄭則任發展局局長。

當疑似地下黨員梁振英「突襲」成功,中共改變決定,放棄與本地一線富豪原先「協定」的唐英年,讓梁振英「當選」而進入「幹部治港」,或曰「689亂港」的五年,林鄭和曾俊華依然同樣獲得重用, 同為司長。如果說他倆都要為梁振英的惡劣管治負責,相信沒有人可反對。兩人性格可能十分不同,但能長期擔任高官,意識型態怎會不類近。他們的經濟、民生觀其實很相似,都是主要為財團富豪服務,看不到基層的困苦。政治上也不會忤逆中共這個新主子。但事情的發展卻是,林鄭被視為親中的鷹派,是「惡魔」,曾被視為親民的溫和派,最後甚至成了「民主的希望」。

灰記並非要替林鄭說好話:林鄭這類「能吏」,再加上剛愎自用,很容易成為獨裁者。幾年前她還是曾陰權的發展局局長時,灰記已在此博客以悍官來形容她,想不到她當了梁振英的政務司司長後,變本加厲,長官意志的氣焰更甚。灰記感嘆的是她無論在曾蔭權時代,還是梁振英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都是民望高的官員,風頭蓋過曾俊華。換言之,她的強悍作風和「能言善道」其實曾討過港人歡心,這也許是中共挑選她的一個原因。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忠誠度」問題,但曾俊華不也是北京信賴的財金官員嗎?至於那個被中聯辦「阻止」入閘的葉劉淑儀,23條立法時為共產黨賣命,還不夠「忠誠」嗎?

灰記此刻也無意再猜想為何習近平最終讓林鄭而不是曾當選(表面上若曾俊華當選,泛民的所謂反對陣營可分崩離析,符合中共的盤算。不過,也許中共已看穿主流泛民/港人不願付代價抗爭的心態,不用過於「懷柔」也未定)。反而更好奇中共第二次選擇「公務員治港」的今天(這次小圈子選舉不但由兩個前殖民官僚爭逐,「陪跑」的也是殖民時代已擔任法官的胡國興),公務員,特別是有力更上一層樓的高級公務員的心態起了多大的變化?中共對香港公務員的滲透和「改造」是否已有重大的進展,令中共可以安心把管治權再度交託給一個前殖民地官僚(其實今次無論誰被挑選,都是前殖民地統治精英再被委重任)?是否中共的全方位滲透和操控已布置完成?

灰記至今也搞不懂為何傳統泛民對曾俊華有這麼大的投射。無論是被北京來的中間人誤導,還是太過迷信《成報》和《大紀元》; 無論投曾「對抗西環」,還是寄望建制派對中共「叛變」;以至希望習近平最後揀選曾俊華,都是「美麗的誤會」,到頭來一場春夢。至於有人說曾俊華示範了一場漂亮的選戰,為如果有普選作出了示範,灰記只覺得是「跌落地la番ja沙」而已。曾俊華是溫和泛民/港人一廂情願的南柯一夢,曾俊華既不是什麼典範,也沒有提升任何民主意識,period!

灰記不期望傳統泛民會為自己的錯誤判斷負責。事實上,開口負責的是反對泛民「盲撐」曾俊華的長毛梁國雄,他之所以道歉是因為估錯了,他也認為曾俊華是習近平之選。但無論是誰當選也好,他都認為民主派不能為建制派和小圈子選舉背書,否則會斷送香港的民主運動。換言之,他估算曾俊華會被挑選,並沒有影響他的政治判斷,同意不同意他的政治判斷是另一回事,但必須尊重他的始終如一。

反而一些泛民政客和意見領袖不但對自己的錯誤判斷不發一言,而且林鄭獲選後,泛民更好像要「一笑泯恩仇」,完全忘記之前自己如何嚴厲指摘過她。看看特首選舉日六天前,泛民一則題為「民主派與林鄭沒有互信基礎」的聯署聲明:

「⋯⋯我們在此清楚表明,民主派議員不提名林鄭月娥,非止配票策略,而是經過詳細考慮,反覆考慮討論林鄭月娥的政綱,以及她多年來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行事作風,她漠視程序公義的往績,也比梁振英有過之而無不及,民主派對她無法認同。⋯⋯她民望淨值更是三名候選人中最低,一旦當選將對香港造成巨大傷害,亦可能是首位帶著負民望上任的特首。如此開局,施政將舉步為艱,無助香港團結。

若林鄭月娥成為新任行政長官,勢將延續梁振英路線,令社會更形撕裂。她的政綱列明「在『八三一』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實難令廣泛民主派接受;而香港人已白費了五年來驗證梁振英路線是不會也不能團結社會,更不能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若她當選,只會是另一個五年浩刧的開始。⋯⋯」

灰記記得5年前梁振英在民望比現在林鄭高很多的情況下當選特首,一星期後民間團體和民主派便舉行抗議梁當選,要求其下台的遊行,其中一個口號是「反英抗暴」。據聞民間團體,自決派和民主派正商討舉行抗議遊行,但據《明報》李先知在《聞風筆動》專欄所透露的消息,曾經把林鄭形容得比梁振英更恐怖的泛民,這次卻反對「要求林鄭下台」的口號,說「離地」,但卻早已忘記5年前提「梁振英下台」有否「離地」。然後有人又說現階段要「聽其言,觀其行」,只要林鄭不主動搞批鬥,便會繼續觀望。

李先知的消息更指有民主派議員認為「林鄭衰唔過CY」,又替她說話,說她當發展局局長時與各派別都可溝通,過去5年當上政務司司長才令人失去信心,又說她當選特首後主動提擱置TSA,及修補社會撕裂,「因此我們(民主派)好難在她未正式上任,就打(擊)她」「林鄭這刻有做錯事嗎?無,只是泛民對她有個人信心危機」。隨後4月4日《明報》報道,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CY2.0),該黨對林太「疑中留情」,「即管看看她用什麼方式去修補社會撕裂」。

然而,只是兩個多星期以前,泛民是如此形容她的:「她漠視程序公義的往績,也比梁振英過之無不及」,她「勢將延續梁振英路線,令社會更形撕裂」,「若她當選,只會是另一個五年浩刧的開始」。原來到頭來在泛民心中,當一切塵埃落定,她與梁振英相比,是lesser evil!先前的激烈抗爭語言,原來只是選舉工程,莫太認真?灰記早已不知傳統泛民的底線在哪裡了。

相信要求泛民及擁曾群眾為自己的政治抉擇負責,對抗林鄭月娥,會被他們認為「迂腐」,畢竟他們的最大政治訴求是「休養生息」。而泛民之所以忽然打倒兩星期多之前的我,是否因為北京中間人又「發功」?而這些新訊息是否與被視為習系傳媒的《多維新聞》於3月26日晚的社論有關?社論提出林鄭的八大挑戰,當中又有不少令泛民有遐想之處:

「⋯⋯依照現有選舉機制,認受性低並不妨礙林鄭當選,但她若不能戰勝這個挑戰,勢必如她之前的三位特首一樣,在未來施政中必將舉步維艱。所以,对於林鄭,她當選後的當務之急急,就是必須改善强硬形象,爭取市民信任。」

「⋯⋯現在既然特首選舉已結束,林鄭就必須以香港的特首而非建制派的特首來要求自己,用最大誠意去彌合撕裂,團結港人向前走。」

「⋯⋯民主無疑已經是港人的圖騰。遺憾的是,2015年政改失敗,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之路就陷入窒息。針對港人情緒,林鄭曾在競選政綱表示她“明白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對普選的訴求”,任内將盡最大努力在人大“8·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氣氛。既然如此,林鄭就必須直面挑戰,重啟政改,為港人爭取並守護住民主這個核心價值。」

「⋯⋯今次特首選舉,中央及治港機構以罕見高調姿態強勢介入,公開主張支持林鄭,更是激起了港人逆反心理和政治猜疑。這種情况必須得到改變,林鄭既然深獲中央信任,就應不負所託,扮演好港人和中央的介質角色,以切實行動來彌合陸港矛盾,重建央港互信。」

「⋯⋯一方面許多内地人認為今天中國已經“現代了”、“強大了”,常用“一國”的大棒來檢視“兩制”下香港的不同聲音,上綱上線,甚至有些治港機構和官員將官僚主義習氣帶入香港,讓“兩制”陷入窘境。另一方面,不少港人又以“兩制”來排斥陸港正常交往,試圖將香港自外於中国,挑戰“一國”紅線。⋯⋯作為新特首的林鄭,必須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要完成這個挑戰並不容易。」

對泛民和擁曾群眾來說,這些話釋放了一個傾向「溫和路線」治港的訊息,未知那些中間人3月26日後有否傳話?是否有類同的說法?

灰記在文首已說過,中共以我為主,以一國壓兩制的「治港方針」已定,只不過會按形勢而調整策略,不排除林鄭上台會向溫和泛民招手,擺和解姿態。但觀乎內地極糟糕的人權狀況,習上台後對民間有組織活動的殘酷打壓,再看香港雨傘運動發起者/組織者被秋後算帳,基層民主派、自決派以至本土派被DQ,被檢控被判刑,中共不會讓抗爭/反對力量「休養生息」,即使這些力量如可微小,也會「消滅於萌牙狀態」。對傳統泛民的「和解」姿態,是統戰以孤立「激進」反對力量的技倆。所謂唇寒齒亡,泛民必須謹記這句成語,除非他們願意成為王光亞口中的建制力量!但不要忘記中共「反右」以至「文革」的歷史教訓,中共說變臉就變臉,看看小圈子選舉那些建制派選委的惶恐還不清楚嗎?當然,時局艱困,反對派「識時務者」要轉身乃人之常情。但他們最多只能如張炳良般,做一個吃力不討好的高官,等而下之是兩面不是人的湯家驊⋯⋯。如果他們不再堅守反對派的最後底線,可能最有尊嚴的做法是悄然引退,避免累人累己。

中共統治中國幾十年的血淚與恐怖,東歐共產黨時代、南韓以至台灣獨裁時代血的教訓,在在說明對抗極權/威權/獨裁的代價。「戀殖」只會令人更空虛,往後的路難走,尤其選擇抗爭的人。但港人還有其他選擇嗎?

 

暴動罪「重判」的啟示

去年年初二旺角騷亂,梁振英政府定性為暴亂,三十多被捕者均被控以暴動罪,當中包括「本土」派頭面人物梁天琦及黃台仰,及已解散的學民思潮成員林淳軒等 。去年下旬開始,兩名示威者襲警罪成分別被判監三個月和九個月,然後一名示威者用磚頭擲向警員令其膝蓋受傷,被判十八個月感化令。到了今年三月十六日,暴動罪被正式派上用場,三名示威者率先獲罪判監三年,以後的審判陸續有來。

兩名學生和一名廚師被判監禁三年 ,相信是九七後示威者被判最重的刑罰,因而惹起網上不少批評的留言。最「熱門」的是比較此案和七警案,質疑打人比投擲雜物判得還要輕,政治檢控,司法不公云云。

有法律界朋友跟灰記解釋為何擲物比傷人判得重,主要還是看「罪行」的性質,暴動罪涉及「公眾利益」,是用來阻嚇破壞社會秩序,挑戰統治權威的刑罰,所以量刑比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罪行還要重(前者最高刑罪判監十年,後者三年)。如上文所示,當晚一示威者以磚頭擲傷警員,亦只以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判18個月感化令。

示威者被判重刑,相信不少人會對一向被港人推崇的法治, 法庭成了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最後防線的說法等, 要再三思量。作為左翼,灰記從來都認為法律是統治者的工具,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法律最終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法庭、檢控部門、執法部門都是透過「維護法紀」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䇄立不倒。當然,九七後多了一個中國「極權」之手的因素。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社會因為人民不懈的抗爭,發展了法律保障人權的部分,加上人民爭取得來的普選權,可以選擇不同的執政黨。不過,絕大部分的執政黨都依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不在話下(當然西方的資產階級可以振振有辭,這是人民的選擇),只是在憲法和人權法下,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得到一定保障,但仍然有破壞社會秩序、叛國等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罪行。例如2011年英國騷亂,就有人被控網上煽動破壞公安(inciting disorder),判監四年,比香港這三人參與暴動判得還重。而抗爭一涉及暴力而非和平表達,無論如何民主的資產階級社會,法庭都必定嚴陣以待。

民主社會都尚且如此,從來不是民主社會的香港怎會更容忍暴力抗爭。殖民地時代的香港,說得好聽點是威權統治,難聽點就是總督一人獨裁,儘管可能出現過不少「仁慈」的總督/獨裁者。而公安條例一直是壓制人權的惡法。最近不少人談論的一齣名為《消失的檔案》的紀錄片,講的是六七暴動。而六七暴動,就是港英利用公安法鎮壓香港左派「暴力抗爭」的最活生生例子,當中教訓何其多。

當年有些被稱為少年犯的被判刑者屬未成年的中學生,很多都沒有參與暴動,因為讀左校而無辜被針對,監禁刑期長至一、兩年。幾十年過去,他們依然憤憤不平,覺得港英司法不公,政治打壓云云。如果大家能客觀一點,就可以發覺當年不少左派群眾就像現在那三位被判重刑的示威者一樣,因為嚴苛的法例而獲罪,他們甚至完全不涉暴力,可能只是高喊兩聲「毛主席萬歲」,身上有傳單,或在校內派傳單等,在今天看來完全是正常的意見表達,卻因此而要在監獄待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

當然,當年傳統左派所講的「以暴易暴」,很多非共/反共香港人不會認同,灰記亦非要為傳統左派翻案。左派當年的殺人暴行,對香港社會的破壞當然必須受到譴責,而左派的共產黨領導煽動,甚至強迫很多「無知」群眾以身犯險,然後用完即棄更是邪惡。然而,大家同時也不要忘記殖民高壓統治的性質(有一些左派群眾是被警察活活打死的),只是相比大陸「文革」的恐怖統治,香港人情願接受一個lesser evil統治而已。 而即使後來麥理浩推行改革,公安條例依然嚴苛,警察依然好惡,申請示威未必批准,未經批准的和平示威分分鐘遭殃,例如1978年(?),爭取上岸的艇戶和聲援者坐旅遊巴到中央警署請願,車到銅鑼灣海隧出口已被警察截停,整車人被捕,直接送去中央警署。1970年代初的保釣和平示威,學生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更被寫入香港抗爭史冊。

其實整個港英殖民統治,1980年代以後才算「真正」寛鬆,而人權意識和政治意識較彰顯應是89北京學運之後的事,然後就到了末代港督肥彭十分短命的「民主之春」,香港人在主權回歸中國的陰霾下,不用爭取,而是因為「六四」之後英國對華策略的轉變以及大英帝國「光榮撤退」的需要下,肥彭讓香港人短暫享受類西方民主社會的制度,包括大幅度修改公安法。然後在主權交接的前後,由北京把持的臨時立法會,恢復港英威權時代的公安惡法,以備不時之需。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北京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的確做到深謀遠慮,預期香港人「人心不歸」,預期香港人抗爭不斷。而作為威權/極權統治者,中共絕不願意看到不「聽話」的人民可以如斯不受控制。香港雖不直接受中共統治,但透過可操控的小圈子㨂選他們屬意的行政長官,透過一半功能組別的立法會選舉,因而保證保皇議員佔過半把持立法會,透過公安惡法打壓異見 ,已屬老生常談。

只要留心一下近十年的轉變,一群80後不甘社運/政運無突破,以立足本土作號召,從保育社區/保衛天星皇后開始展開「新型抗爭」,以堵路、佔領等代替以往泛民遊行完散會的傳統示威方式,示威者與警察的衝突日增,不過示威大致仍維持非暴力方式。而警方針對示威者的拘捕與檢控亦增多,特別外號「秃鷹」的曾偉雄擔任警務處長之後。

然後反高鐵運動失敗後,一種更「激進」的本土思潮湧現,在黃毓民、陳雲、練乙錚、李怡等理論導師先後鼓吹下,「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和理非非冇X用」等的示威觀進佔更年輕者心中,因為受理論導師「鼓舞」而「勇往直前」,更不屑和平示威的「軟弱無力」。雨傘運動爆發後,「勇武」派與傳統的抗爭手段更格格不入,而警方對付示威者所施行的暴力亦早已升級,胡淑噴霧被濫用,警棍的使用更頻繁,拘捕和檢控亦到了泛濫的地步,令示威者與警察的矛盾更形尖銳 ,最終爆出去年初的旺角騷亂。旺角騷亂一度令「勇武本土」派氣勢大增,梁天琦藉「暴力抗爭有用」論亦人氣急升,新界東補選挑戰泛民代表楊岳橋,高票落敗。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三人入局。至於兩人被DQ,「本土」派被重挫則是後話。

「本土」派一些頭面人物因旺角騷亂而獲得政治本錢,代價是三十多人被控暴動罪。而提出「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的理論導師,在吹捧「勇武」年輕人「勇往直前」的同時,有否提出過忠告,因為「勇武」的代價並非人人付得起,有否聲援過旺角騷動被捕者?

此刻,灰記又記起《消失的檔案》的其中一位受訪者劉文成。他是當年左派暴動參與者(其實只是參與罷工)最有反省能力的一員,撰寫自傳之餘亦願意向傳媒講述他的六七經歷和反思。他本來是中共地下黨員,因為參與罷工而失去水務局的「高薪厚職」。不但如此,他與數名左派人士後來因離職仍擔任工會理事而被勞工處檢控,本來認罪便可罰款了事,但左派上層要他們堅持「三視」(仇視、篾視、鄙視)港英法例的原則,「坐監便坐監」。劉說:「這是鬥委會和工聯會給我們的任務,理解就執行,不理解都要執行。」劉文成與工友聽從、執行,繼續當理事,結果被法庭判監兩個月,送到芝麻灣懲教所,留有刑事案底。為了成就左派高層的所謂「正義鬥爭」,一生前途盡毀。而當時的鬥委曾承諾,會照顧罷工者的生活,但後來是要求他們自己找尋生計,他深深感覺共產黨過橋抽板的作風,從此不再相信共產黨。

他在自傳寫道:「當年領導鬥委會的左派,包括工聯會的人員,1997 回歸後搖身一變成為立法會議員或商官,是一批工人貴族。他們的言論顛倒黑白,例如:林彬之死不是左派責任、炸彈是港英押贓、今天港人的福利是反英抗暴的成績,好像搞多幾次港人的福利比現在更好。絕口不提復轉改後被遺棄工人悲慘生活和家庭困境,完全表現了他們是一批沒良心的人。」

當年鼓動別人不計代價抗爭的左派領導,九七後轉身成為權貴,統治階級的一員,繼續為當年打壓「自己人」的公安惡法護航,為日趨政治化的警察鼓掌。劉文成的反省,令灰記想起這兩三年鼓吹/慫恿暴力抗爭的人。至於他們會否有朝一日,如陳雲發夢成為香港國元首般,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灰記沒興趣推敲。但作為鼓吹/慫恿者, 有否親身到前線領導抗爭,有否清楚明白告訴抗爭的風險及後果?因為統治階級鎮壓異己的法律「唔係人咁品」,令人知所進退,卻是政治倫理問題。而當晚旺角騷亂,要求別人留下來「讓磚頭飛」的黃洋達,有否作出過風險警告,還是「係勇武就唔好問咁多」?那些理論導師有否想過「今次咁大鑊」,還是認為 「革命」要付出代價,但犧牲者不會是我?那兩位左派過來人李怡和練乙錚,有否想起六七暴動,想起很多左派群眾都是被誤導被煽動而出事,有否想起當年的「反英抗暴」、「革命形勢大好」、「港英不低頭便走頭」的口號,與今日的「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港獨建國」有很多可比較之處?

當然理論導師可以反駁,他們不比當年的左派領導,左派領導與群眾有從屬關係,他們只是評論人,與「本土」青年沒從屬關係。但難道寫文章鼓動別人就沒有半點責任?

此刻灰記再想起雨傘運動期間很流行的沒有大台,沒有人可代表我的說法,但原來暴動罪是「集體負責」,若法庭定性為暴動,即使參與者只是跟大隊,沒有作過任何破壞和襲擊舉動,也一樣要承擔暴動的罪責。換言之,參與抗爭就沒有個人主義,而是一個集體,是要講倫理的。 而以往泛民也好,80後「新型抗爭者」也好,都明白這個道理,即使不涉及暴力,一旦示威集會有機會變成非法(非法集結最高刑罰也要收監五年),他們的大台會作出忠告,不能承受被捕風險的可以離開。這都是起碼的政治倫理。

而即使自己衡量過風險,願意為暴力抗爭付出代價,也不能勉強別人同行,這也是起碼的政治倫理吧。想想直接面對共產黨統治的大陸維權律師/人士,他們很多依法抗爭都是自己付出代價(被關押被酷刑),不涉別人,這是成熟負責任的表現。

未知那三位被判「重刑」的示威者,那其餘三十多位被控暴動罪的示威者,那些覺得判刑重的人,其實有否想過「暴力抗爭」的風險問題?而梁振英上台後,香港的「威權」管治更變本加厲是有目共睹,亦符合共產黨的盤算。預期無論林鄭月娥還是曾俊華上台,這種「威權」管治只是程度上的分別,共產黨要收緊對香港控制的大趨勢不會有改動 。選擇抗爭的人,無論和平或暴力,一旦選擇挑戰法律,代價只會愈來愈大。

而當抗爭代價愈來愈大時,無論政治陳義如何高,為別人負責的政治倫理更形重要。